|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1987～1994年韩国现代集团的工人斗争 一、绑架事件 工人无权组织独立的工会，更不用说罢工了。这是朴正熙和全斗焕政府一直的政策。朝鲜战争后，工人的斗争史是地下的隐蔽斗争。斗争中，工人们反对管理部门的过度管理及其在公司“工会”中的勾结者，因此经常遭逮捕、折磨和判刑入狱。朴和全政府下的警察残酷无比，任何工人反抗的迹象稍有显露，他们便决心粉碎它，而且也正是这样做的。现代集团从郑周永到最底层的管理人员集中体现了这种态度。即使按南韩人的标准，它也是镇压性的。郑在内心里认为工厂工人应象建筑工地的工人一样无知觉地盲目服从。该行业里，工人只要胆敢回嘴，在工地就会被解雇，更不用说发牢骚了。 工人们直到卢泰愚政府的五年民主之时，才能实际上进行大规模的公开示威，类似于多年来每到春天汉城和其他城市里激进学生进行的示威行动。在卢执政期间，几个因素激发了劳工公开动乱——受约束的自由、南韩工业的新兴发展，以及工人们知道了公司的主人正是靠他们而暴富起来。工人长期受压迫。这期间，现代集团的对峙是最明显、最猛烈的。对郑周永而言，对付暴力的合适办法是以暴制暴。郑的这种反应在“财阀”董事成员中并不独见。其他公司的态度也很强硬——特别是中小规模公司，它们既能够孤立地镇压持不同政见者，而又不会被频繁曝光。现代集团的蓝领工人要比其他机构多而且还集中，因此，它看起来更容易受到大运动的冲击。 无疑，对工人的压迫并不总是一件贪婪和残酷的事。它还在于韩国领导者和计划者笃信这一美德，即为了企业的利益必须坚持不懈地勤奋工作。企业与国外竞争的每一个胜利都是民族的胜利。现代集团和三星公司都决定扑灭持不同政见者工会的活动。尽管有罢工和静坐，三星公司以施加压力与奖励刺激交相呼应的方法制止工会成立，结果胜利了。而现代集团因其战略性错误和如此众多的公司和工人集中在一个社区而失败了。在前民主时期，现代集团尽其所能地铲除工人中的持不同政见者，并在现代重工业公司组建了民兵。民兵的主要成员是忠实的工人、雇佣的打手和安全保卫人员组成的“拯救公司小队”。公司走两个极端，今天殴打持不同政见者，第二天又对他们行贿。 现代集团和其他公司相信法律站在他们一边，所以做这一切都肆无忌惮。韩国工会联盟是由许多公司工会组成的保护其利益的伞式集团，它与政府联系密切。只要有名义上代表工人的另一工会正式注册，工人们就不能合法地组织起来，也就没有有效的手段来商谈解决争端。只要政府愿意，便可拿国家安全法律来对付工人，就像对付学生一样。在1979年10月，朴被刺几星期后，现代重工业公司的一名工人因借给朋友一本有关美国劳工运动崛起的书而遭逮捕。法庭宣判其无罪，但现代重工业公司却强迫他辞职了。现代重工业公司第一位激进的组织者叫权永茂。他被称为“蔚山造船厂的瓦文萨”。按他的说法，这件事标志着“现代集团工会的开始”。 像现代重工业公司当时那样对其工人权利的侵犯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是不可能发生的，在1990年以后的韩国也不会发生。权企图在现代重工业公司组建工会，结果入狱四年。他在一系列文章中记叙了事件的一些发展过程。他写道：1986年，现代电子工程公司决定不论工人实际工作多久，它只能获得每周工作50小时的工资。提出异议的人被调至汉城。那时，当公司不能解释为什么一些工人能得到月工资500％的年红利而其他人则只能得150％时，持不同政见者就会贴出告示，要求郑周永下台。郑周永却还梦想着将这种政策作为一项奖励刺激计划呢！权说：“我们没有任何成功，但我们向工人同事们显示了统一行动的巨大作用。” 工人们意识到，现代集团在韩国不平衡的繁荣时期内获取了巨大利润。这促成了工人们的联合。“现代集团的年增长率是30％，而我们的工资增长率却总是3％或4％左右。”据权所说，“我们得出结论，我们要求工资增加15％。”现代电子工程公司经理们则申辩说：“现代集团似乎在赢利，但实际上却总是入不敷出。”工人们没有成功。于是，连续两天在中午足球赛时，他们唱激进的歌曲，然后每次都迟到30分钟回工作岗位。活动家们认为时机到了，要成立工会，要正式提出申请，从污染特别津贴到夏日假期工资。权写道：“因为郑周永的政策不允许有工会，所以我们认为罢工和示威是我们唯一的解决办法。” 1987年6月29日，卢泰愚的上台带来了民主改革。它结束了汉城和其他大城市轰轰烈烈的示威运动。组织者们认为他们有了更好的机会被公司认可。几天后，在蔚山闹市区的一个结婚礼堂，100多名工人聚会，并在蔚山市政厅举行仪式，散发传单。在工人们举行了一系列集会后，现代电子工程公司终于于7月14日接受了工会，从此蔚山的工人斗争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但现代集团其他较大公司的经理们，却不准备就这么轻易地接受工会。他们企图阻碍尾浦造船厂工会的登记。他们偷走了书面文件，并在最终集会发生前阻挠集会。 权的下一个目标是在现代重工业公司成立一个拥有20000多名工人的大工会。现代重工业公司的战斗实际上于7月28日开始。当时权领着持不同政见的工人们进入厂区大院，高喊：“要民主工会，不要公司工会。”罢工四天后，资方作出了许多让步，并同意在8月14日进行新的工会主席选举。激进派候选人李亨昆轻松当选。权说：“对经理们所称的‘未受过教育的粗鲁劳动者’来说，这是一个全面的胜利。”如果现代重工业公司的经理们从未公开使用过这类字眼，那么该引文便揭示了公司如何向工人中灌输自卑感——反映了严重的阶级差别和悬殊的收入不平等。该引文和激发工人革命热情的其他东西一样，也是一个刺激因素。 权在现代重工业公司厂区大院的行动从现代电子工程公司开始，并与现代汽车公司类似的运动遥相呼应。当时现代汽车公司有大约和现代重工业公司一样多的工人参加。“我们一听说现代工程公司成立了工会，我们便坚信我们也能成立自己的工会。”李尚范写道。他于7月24日成立了现代汽车公司工会。资方却已经先成立了其自己的公司工会。当这一消息传开后，现代汽车公司的工人们群情激愤。李说：“大约有20000名工人在午饭前聚集。我们决定停工，并告诉他们现代汽车公司是如何成立公司工会的。”现代汽车公司的经理们被李质问时，想借用“法律程序”来搪塞。“随着时间的推移，依然没有任何可信的回答，”他说，“聚集的工人们变得更加愤怒，并开始砸附近的窗户和汽车。” 然而，经过紧张的12小时后，现代汽车公司的经理们明智地作出让步。他们让安插的现代汽车公司工会的傀儡领导辞职，并允许进行选举。新的工会领导很快就让资方同意了一些次要的条件——提供假期工资，取消强制加班，流水线按适当速度运行，不能为增加生产而加速。甚至同意工人不必像经理们所要求的蓄部队士兵式的短发。李没有被要求增加工资的示威失败所吓倒。他写道：“我们显示了工人们可以团结起来为胜利而战”。 在毗邻的现代精工厂区大院，当经理未能出来与新的工会代表谈判时，一场大混乱爆发了。“愤怒的工人占领街道，设置路障。国民警察开始施发放催泪弹。”权写道，“许多工人受伤，后来有三人被捕”。“鉴于现代精工工作条件最差”以及“那里的工人不得不拿着最低的工资处理有污染的物质"，权认为这场暴力是“合情合理的”。就在现代重工业公司和郑周永妹夫的高丽合纤公司的对面，在钻石酒店和现代百货公司的业主——金刚开发产业公司，工人们几乎同时成立了工会。 1987年夏天，尽管蔚山的工人们基本上无阻碍地设法成立了自己的工会，但现代集团仍不打算接受现实。当工人组织工会联盟来抗衡现代集团的威力时，真正的麻烦出现了。这些工人预先品尝了之后几年的艰辛。经理们拒绝会见新的联盟代表，于是六家现代集团关门了。成千上万的工人在现代重工业公司厂区大院外游行示威，大门被混凝土阻隔，1000吨的船身也被起重机吊起来。第二天，示威规模扩大到40000人。他们向体育馆进发，在那里工人们举行了集会。会上工会领导与劳动部副部长达成协议，共同商议于9月1日前进行谈判。不肯让步的郑周永最后承认了联盟，并同意在同一天与示威者在汉城的现代集团总部进行谈判。 8月19日，在现代重工业公司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开此协议时，这位老人显示了他对家庭和现代集团的支配权。他的第六个儿子郑梦准在前排与工会领导李亨昆并肩而坐，而他的父亲则在第二排看着。因为梦准几天前才刚刚研究生毕业，回家就接受了新给予的现代重工业公司董事长一职，所以他回答问题时略显犹豫。权说，不论何时只要他不能回答，他父亲便说话，以显示其“仍然是现代集团的最高领导者”。老郑的回答并没有激发信心。不知为什么，该协议“种下了对工会领导极为不信任的祸根”——因而“对在9月份举行的现代重工业公司的罢工有重大影响”。 谈到1987年夏天的示威游行，权的文章中充溢着兴奋的气氛。“尽管后来我们意识到书面的妥协是多么没有价值”，但成立真正的工会以及让现代集团重新承认工会联盟“在那时却是我们的胜利”。它“不是几位联盟成员，而是所有劳动者的努力及他们家庭的支持所取得的”胜利。陶醉在胜利的回忆中，他写道：“他们不怕牺牲自己”。他深情地回忆起从现代重工业公司延伸到体育馆“长达16公里的工人队伍。”这场面证明了“只要是我们真正想要的东西一切都是可能的，因为我们团结如一人。我们已经赢得了工人们第一场有代表性的战斗”。 光荣的日子是短暂的。一次又一次的谈判要么中止，要么达成的协议结果大多数工人不予接受。当郑周永任命李铉泰代表现代重工业公司进行通宵谈判时，这场谈判注定要失败，因为李铉泰是汉城最冷酷无情的金融家。在资方拒绝从3月份开始增加工资后，战斗爆发了。现代重工业公司被怀疑在集会期间雇佣打手在体育馆打碎玻璃，破坏设施。“他们煽动人们使用暴力。”权说，“当工人们怀疑时，便抓了其中的五个，发现他们并非现代集团的工人。审问后，他们被送交警察，结果马上就被释放了”——这显然是当局和业主之间相互勾结的老一套故事。 局势很快恶化了。“到此时，问题不再是增加工资，而是释放所有被捕工人。”权说。这次，现代重工业公司不但关闭工厂，而且还切断水电，关闭食堂。“家庭成员在精神和物质上给工人以帮助，每户不同的家庭还帮助其他陷入困境的家庭”，这使权看到了未来的希望。令他欣慰的是，他看到了“一个重要问题，家庭不仅是在参与，而且还引导了生存斗争。”当时警察冲进入群，逮捕了许多示威者，他们被审讯了五天五夜，既没吃也没睡。权说：“他们被要求签署一份文件，声明是他们点火烧的汽车，但工人们拒绝了这一切。”情况变得更糟。“只要有人言辞激烈就会遭到警察逮捕”，还“出现了被警察追捕的工人自杀的情况”——但有人怀疑是警察杀了他们。 对权来说，最糟糕的事情来了。在权正准备发表新的号召时，他便于1988年4月被捕。在现代重工业公司大门内进行一场混战后，警察在搜捕工会领导人时抓住了他。法庭判他四年监禁。“他是一名非常老实的人，”汉城的一名劳工运动组织者斐钟善说，“所以他得到现代集团工人的广泛支持。”对现代集团的老板们来说，工人们提出的每一个挑战，每一项要求无疑都是对抗。他们大多数针对工会的斗争都是私下里进行的，通过掩盖和贿赂手段进行，但一旦暴露后公司尴尬万分。这解释了工人们为什么一如既往地竭力战斗。其中最发人深省的事件之一发生在汉城，而不是蔚山，发生在现代集团汉城总部的一名白领工人组织者身上，而不是一名蓝领工人身上。他的故事公开后，标志着现代集团与其雇员关系的转折点。 时间，1988年5月6日晚10点30分，一个气候温和的夜晚。地点，汉城江南区。相对而言，这是较新的一个区，位于汉江以南，到处是时新的百货商场和办公大楼，夜总会和饭店——离市厅广场几英里远，古老的宫殿，市中心旅馆，高耸的建筑群及现代集团大楼，都在江的南面拥挤不堪。徐廷威是在现代集团工作10年的老雇员，釜山大学经济系的毕业生。他现在被贬到现代集团总部大楼当办事员。此刻，他正站在一家酒吧的外面。“我上司暗示我同他们一起喝点什么。”徐说。 对一名雇员来说，这是不能拒绝的请求。这表明今晚不仅有公款报销的美酒佳肴，而且还是消除一些“误会”的机会。因为徐是现代工程和建设公司工人工会的创始人和主席。这是现代集团第一个由办公室工作人员而不是工厂和建筑工地上的建筑工人组成的工会。“我讨厌命令式的管理。”徐后来告诉我，“我们的雇主都是工头监工。我们公司董事长李明博是管理方面的专家，但他却不遵从劳动的一般原则。我讨厌这样。”自然地，“当我试图建立工会时，公司便企图让我打消这个念头”。 预料到将有幕后平静的交涉，所以，当徐到达约定地点看见6个他不认识的人时，他没有丝毫怀疑。他们看起来更像城里另一个地方的打手。猜想他的“上司”会马上就来，所以当打手们用手推他的背部和肘部叫他上一辆等着的豪华轿车——现代集团同大宇公司竞争而生产的一辆黑色皇家沙龙轿车时，他就更奇怪了。“他们把我按倒在地板上，用脚踏在我身上。现在我身上还有块伤疤”——露出左腿上的一块青紫的瘀伤，他解释说是“座位摩擦相撞”所致。连续五个小时，他都保持着那种姿式，汽车在高速公路上疾驶向西南的港口城市木浦。巧合的是，木浦是激进反对党领袖金大中的出生地。 当徐到达木浦时，他发现自己“在一幢私宅的小房间里”。在那里，“他们起先蒙住我的眼睛让我吃东西”。当他拒绝进食时，“他们拿去遮眼布，我吃了一丁点儿，大概只有两匙就再没吃了”。他吃东西时，抓他的人缄默不语。之后，其中一人说，“要用刀杀死我”。徐被扣留了四天。这四天当中，“他们催我向公司写辞职信。我不得不写了这样一封信，因为他们威胁要杀死我。” 接下来，“我被推进一只大手提箱”。徐继续说道，“我拒绝进去，但其中一人说他们不会把手提箱锁上，所以我同意了。”然后，他们的头目走出去要找一个更大更好的手提箱——显然想用一个隐秘的方法来运送徐而不引人注意——，把他和其他人留在了屋里。“没了头儿，其他人都一声不吭。”他说，“我感觉到要被杀死的威胁”。这完全可以理解，“我还感觉到恐怖”。最后，头儿回来了，没拿手提箱，却带来令人更高兴的主意，喝一些烧酒。一种传统的朝鲜酒。 “喝醉以后，他说他们会在很远的地方放了我，”徐说，“我跟他们讲述了我的生活。”他还为了劳工运动和工会做了一些策反工作。他说，他不是第一个被绑架的工会成员。事实上，他比一些遭毒打、家庭受到威胁或完全“消失”的人要幸运。“我劝说其中的一个流氓向头儿请求，别再干绑架的事了。”徐说。同时，他还为劳工运动做了一些宣传工作——并相信他使这些流氓及他们在工厂工作的朋友们信服了劳工运动的价值。 徐慢慢地说：“我告诉他们工会帮助工人。没有工会，工人就会受苦。”绑架他的人一边喝着威士忌，一边把他带到一种男人旅行时住的旅馆里。显然他们意识到是放弃任务的时候了——管它究竟是什么。是不是起初雇佣他们的人在指挥他们的每一步行动？可能是吧，但徐简直都不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5月11日，我很早就醒了，但我不知道我在哪儿。” 发现只有他一个人时，徐便离开了旅馆。他没有向地方当局打电话或联系，而是叫了一辆出租车直接回到了汉城。“我直接回到家里，”他说。他一到家就明白了绑架者让他走的原因。“警察在我家门前。看到他们在那儿我很奇怪。他们正在找我。他们说在绑架期间他们还成立了一个特别小分队找我。”当徐重获自由时，警察要围捕绑架者吗？难道他们的调查只会如此简单，只在他的住所进行监视，在现代集团进行常规询问？ 和许多发生在其他地方的问题一样，这一问题引出了警察和当局间关系的更深层问题。徐廷威的故事如此令人难以置信，这并不在于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而是他是什么身份——一名白领工人，经常用白色衬衣、条纹领带、灰色便裤和花呢茄克打扮的大学毕业生，不是典型的朝鲜“拿薪水”阶层打扮。徐认为郑周永的左右手李明博“指挥了这次针对他的行动”。他为什么要这样分析呢？ 现代工程和建设公司董事会成员崔在东和公司常务主管姜明九，他俩因下令绑架并支付给六个流氓价值27000美元的钱财而遭逮捕。这是徐确切知道的。后来两人都被判刑入狱一年。至于那些流氓，他们却令人惊奇地逃脱了处罚。作为受雇佣的人，没有对受绑架者进行任何身体伤害，所以被判缓刑。半退休状况的老人崔在东提前出狱，只剩下姜在狱中。有报道说姜威胁如果他们不帮他，他就要打破把他与现代集团束缚在一起的像黑手党一样的永远忠诚，让他的高层老板在事件中扮演的角色曝光。不久，姜也因医疗原因而获得释放。 “所以公司不得不设法释放了姜。”徐说，哪怕郑周永“宣布把他解雇了。”然而，这件事还没结束。李明博董事长和他的人事部长全永燮因压制徐的工会而被控犯有不正当的劳工行为——一种除了处罚低得让人可笑外，听起来却相当严重的犯罪行为。在全被罚款200万韩元，约2850美元的同时，李董事长也被迫支付500万韩元，约7100美元的罚款。这点数额还比不上“董事会成员们在汉江以南一家豪华奢侈的舞女俱乐部一夜的消费。” 徐认为他的经历给了现代集团一些高层人物一些教训。他回顾起这些教训时很自豪。“资方企图不接受工会，但这次事件后，他们的态度改变了许多。”像现代集团总部的许多职员一样，当他回忆事件的影响时，对现代集团的自负充满了怨恨。“我指望劳动政策会有许多改观。自从绑架后，他们改变了对工会的看法。”他承认曾告诉过他的老板他“对管理部门印象极差”，但现在他说他“不会再针对他们说三道四”。什么改变了徐？显然现代集团的高层认为，只有对他表示理解，或是悔悟，才能阻止他成为一名英雄——阻止他在各阶层传播不满。 现代集团发言人使用“令人尴尬”来描述整个事件。这位发言人依然坚持说：“管理人员和工人都是现代集团的家庭成员”，并把这次错综复杂的事件称为“一场悲剧”。现代集团通过在报纸上登广告，公布了现代建设总裁郑勋沐，而不是在法律上“有罪”的董事长李明博的个人“道歉”，在国人面前掩饰事件的真相。发言人用哲学家的口吻说：“工会的存在从长远观点看对公司有利”。在政府放松对工会活动控制一年后，对一个有着尽其所能阻止工会有效发挥功能记录的公司而言，这种评论如果是真诚的，便代表着惊奇的内在变化。 徐相信，“在发现了事实后，郑周永试图解决一切”——这一决定意味着他个人的考验“成了一个转折点。“在公司对劳工运动的态度还没有“一个全部的改变”时，他承认，“一大部分已经改变了”。他表示，在与管理人员就新合同进行谈判时，他已经感觉到一些变化。他遭绑架一年半后，公司增加了满足其白领追随者的要求，“加上一些新的福利，我们的工资也增加了20％”。其中包括：“工人的一些教育费用”和“在董事会享有席位的权利”。 徐试图告诉郑周永和李明博，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工人和管理人员，他将“重组工会”。然而，郑却根本不想与他打交道，因为这位办公人员爱惹麻烦，曾让郑和郑的手下丢尽脸面并带来如此众多的尴尬。“我无法找机会见到郑先生，”徐说，“我告诉了他的秘书。”所有的宣传、法庭申诉和交涉的一个回报是：1989年6月，在现代集团总部大楼，“我们得到了一间工会办公室”。 所有这些只是表面的变化。现代集团的观点依然是，工人和经理、业主及其孩子和继承人一样都应该愿意并准备每周至少工作50个小时，在节假日上班，并且为了公司的利益乐意接受任何指派。郑世永逐渐发展了这一理论。“当国家富裕的时候，”他告诉我，“他们一天工作10小时，但当国家发达的时候，他们便说每天8小时，每周有两天休息。”然而，南韩的经理们认为他们的国家既没有到“富裕”的水平，也没有到“发达”的水平。郑世永说“我们不处在这一阶段”时，他是在政府和行业的高层为他的同僚们说话。此时，他还认为一周工作50小时以上且没有假期完全是必要的。 显然，郑世永缺乏对工人的压力和需求的理解。他们忙碌于单调的工作，却不能全面分享使韩国社会整整一个阶层富起来的“经济奇迹”。甚至可以说郑家的全部成员也没有享受过。工人们“一年可以法定休息20天，即使这可怜的几天也未能得到执行”。世永说，在现代集团，“他们有法定的节假日，如果他们在那20天工作，将得到双份的工资。”当他用他在美国学习三年所获得的有点蹩脚的英语描述时，他意识到“管理部门和工会没有很好地实行”。他仍然高兴地说：“我哥哥很开明，并不独断专行。”并建议现代公司的总裁们要让工会有“更多的说话权利”，比现行政策所赋于他们的权利要多。 绑架雇员事件也许并没有改变根本的态度，但它却的确使一些经理更加明白，在与总部办公室雇员打交道时，公然违反法律是危险的。现实是现代集团仍然相信以暴制暴的策略——无论何时何地，只要经理们确信为抵制工人们的要求和满足业主们的需求，他们必须这样做时，他们还会毫不犹豫地采取这种策略。类似于徐的故事很普遍——在民主改革席卷韩国之前，新闻检查机构却阻止它们见诸于报端。在“财阀”崛起成为巨人的这段时间里，工人被殴打和绑架事件可谓家常便饭。如果现代集团学会注意自己在汉城的言行，那么该集团依然会在其帮助建设的城市——蔚山雄霸一方。工厂和生产设施成了工人和老板之间主要战斗的场所。 当检察官在汉城对徐的绑架者进行审讯时，3000多名工人便在蔚山现代精工公司的两座工厂进行罢工。1988年5月27日，工人们占领了其中的一个工厂。此时该公司董事长，郑周永的二儿子郑梦九，这位在集团中权势仅次于郑周永的人物，还坐在他的办公桌前。在工人们因受到厂区外警察进攻的威胁而变得软弱下来之前，梦九和其他10名高层老板已被扣留了整整5天。在现代汽车公司隔壁，有20000多名工人于5月30日罢工，要求增加48％的工资。现代集团为了瓦解罢工封闭了工厂，把所有人都拒之工厂大门之外，包括那些想报到上班的人。当郑（周永）被由经理组成的方阵硬挤着拥入办公大楼时，他遭到了工人们的谩骂。看来，郑本人也陷入危险。并且，工人们具有一个战略优势——他们知道，临近9月份的奥运会是他们的有利条件。政府在为劳工争端而烦恼时，公司还需要满足美国市场。 22天后，当现代汽车公司打开大门时，工人们又在现代汽车和现代精工那儿出现了。现代汽车公司工会主席李勇福实际上在为罢工致歉。“对在谈判过程中造成的不便和经济损失，我深感惋惜。“他说道，并承诺要“尽可能全面努力解决争端”。然而，工人们却没有道歉的心境。在工会要求增加28％的工资和支付26天罢工期间的工资的方案得到同意之前，罢工又持续了3天。“这种解决方案并非百分之百的令人满意。”李说，“但我确信，大多数工人会知道我们得到了什么。”现代集团因罢工使汽车销售减少了近70000辆，其中40000辆用于出口，价值高达49000万美元。 在围绕奥运会给国家带来的荣耀中，问题的解决避免了给公司和国家招致更多的难堪。然而，激进分子走出了由工会领导召开的集会——这是将来发生更糟糕事情的不祥之兆。1988年春天的罢工，像徐廷威案件一样结束了，但事情依然在发展。罢工和绑架浓缩了业主和工人之间的矛盾。但资方仍然不能摆脱惩罚肇事者便能解决问题的陈旧思想。由于奥运会，业主、经理和工人们压抑着彼此的敌意，共同溶入爱国主义的建设中，但之后便升级为更多的冲突——对这个新兴的工业化国家未来起决定作用的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