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赫鲁晓夫的冷战（一个美国对手的内幕故事）
第二十章 “把恐惧抛在后面”
古巴导弹危机之后，尼基塔·赫鲁晓夫将不得不重新考虑和美国人进行冷战的方式问题。按说，到1962年11月，外交政策的恶化局面应该可以结束了。1958年以来，日益恶化的外交形势一直困扰着他。然而，他却面临着一场挑战：要谈判从古巴军事基地体面地撤出导弹的事宜。
到 10月底，赫鲁晓夫和肯尼迪之间的信件交流大大缓解了紧张状态，危机最紧张的时刻已经结束。但是，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协议还未完成。赫鲁晓夫承诺撤出战略导弹，而他的回报就像肯尼迪1962年10月27日一封信上所写的那样，“就我方而言，我们同意通过联合国的适当合排，保证继续实施下述承诺：立即废除隔离措施，保证不入侵古巴。”与赫鲁晓夫的期待相比，肯尼迪总统的语言有很多限定条件，但是，赫鲁晓夫还是接受了这一条件。除这封信中的承诺外，赫鲁晓夫还迫使肯尼迪作出口头承诺——四到五个月内，美国撤出1962年初部署于土耳其的 15 枚朱庇特导弹。这个承诺是 10月27日由罗伯特·肯尼迪转达的。随着危机的平息，克里姆林宫想让美国把这些承诺明确下来。
赫鲁晓夫别无选择，只能让卡斯特罗介入外交谈判。到此时为止，他一直未让古巴人介入危机谈判。但是，在 10月27日的信中，赫鲁晓夫却答应肯尼迪，“要达成协议，以便能让联合国的代表们核实这些武器的撤出”。而要实现承诺，就要让古巴人同意以某种形式来实施现场核查。允许外国核查人员进入苏联境内核查，赫鲁晓夫本人对此极为反感。然而，他却认为，为了以和平方式结束此次危机，古巴人不得不接受其主权遭受侵犯的后果。
赫鲁晓夫从美国人那里得到正式的保证：不入侵古巴，并以条约的形式提交联合国。他还希望美国停止对古巴每天多次实施的高空和低空侦察飞行活动，这侵犯了古巴的领空。之后的几个星期，赫鲁晓夫一直忙于处理这些事情。
卡斯特罗和肯尼迪都不会轻易向克里姆林宫低头。10月28日，卡斯特罗公开声明，在结束古巴危机之前，美国人不得不接受五项要求：美国必须结束对古巴实施的包括贸易禁运在内的经济封锁；美国要停止一切破坏活动；华盛顿必须制止所有来自美国本土和里科港的“海盗式攻击”行为；美国飞机停止侵犯古巴领空和领海；其中最严厉的要求是，美国撤出关塔那摩海军基地，并取消关塔那摩的永久租约。苏联人以为古巴领导人将不得不接受赫鲁晓夫安排的这种外交解决方式，但这些要求却让苏联人颇为棘手。卡斯特罗还补充道，如果要求得不到满足，决不允许联合国核查人员进入古巴。
卡斯特罗猛烈抨击两个超级大国。他感到自己被赫鲁晓夫出卖了，而且根本不信任肯尼迪。10月28日美苏两国的交易公开后，苏联驻古巴大使阿列克谢耶夫拜访了古巴领导人。大使向莫斯科报告，他从未见过卡斯特罗如此沮丧和愤怒。苏联大使还有一种感觉，那就是卡斯特罗认为撤出苏联战略导弹只是第一步，最终，赫鲁晓夫将会放弃对古巴的保护。尽管赫鲁晓夫做过保证，但古巴人仍然担心，美国人将会利用苏联对古巴作出的不实承诺而侵略古巴。让卡斯特罗尤为愤怒的是，苏联竟提议核查撤出导弹的事实。卡斯特罗认为，除非事先和哈瓦那达成一致，否则，赫鲁晓夫不应该兑现他在信中向肯尼迪作出的承诺。
10月31日，卡斯特罗告诉阿列克谢耶夫，“不是一部分古巴人不能理解苏联撤出所有导弹的决定，而是所有的古巴人都这么想。”与此同时，莫斯科从克格勃驻古巴情报站不断收到的情报表明，这种说法并非夸大其词，古巴的愤怒和怀疑情绪已经蔓延到军方和情报部门。毫无例外，古巴官员们都在告诉苏联人，他们太天真了，甚至要接受约翰·肯尼迪的一切交易条件。
为了稳住古巴人， 11月2日，赫鲁晓夫派米高扬访问哈瓦那。主席团委员中，只有米高扬曾经访问过古巴。米高扬的任务非常艰巨，他要以某种方式来反驳卡斯特罗的那些要求，同时还要谋求卡斯特罗支持与美国达成的协议。
就在米高扬飞往古巴的那一天，美国人让局势变得更加复杂起来。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阿德莱·史蒂文森向赫鲁晓夫带去肯尼迪的口信，肯尼迪期望苏联人从古巴撤出的不仅仅是弹道导弹。当赫鲁晓夫在 10月27日答应撤出“你们认为是进攻性的武器”时，就意味着不仅仅指中程战略导弹。史蒂文森解释道，美国政府把伊尔 -28 轰炸机——北约称之为“猎兔”，也视为进攻性武器，因为它们能向佛罗里达南部地区空投核弹。伊尔 -28 并不是苏联最新型的中程轰炸机，与战略导弹相比，其军事价值不大。然而，若要再撤出其他武器，就会让赫鲁晓夫以外交方式解决争端的努力陷入麻烦之中。似乎这也是在无端地加大对他的羞辱。
肯尼迪提出轰炸机问题两天后，赫鲁晓夫试图劝阻肯尼迪，不让他逼迫苏联再作出让步。在给肯尼迪的私人信件中，赫鲁晓夫写道，这个要求“不会改善我们两国关系，相反，只会恶化两国关系”。赫鲁晓夫的努力失败了。11月6日，肯尼迪在回信中写道：“我向你保证，对我们来说，伊尔 -28 轰炸机根本就不是一件小事。”
古巴导弹危机后，仿佛受到鼓励的肯尼迪和被激怒的卡斯特罗还不足以对克里姆林宫构成挑战，但中国已决定要制造些麻烦。在赫鲁晓夫和肯尼迪达成协议后，尽管中国官方难以掩饰其不快，但却一直保持沉默。中国的报刊以不显眼的字体报道了赫鲁晓夫撤出导弹的提议，但却援引中国领导人的讲话，对卡斯特罗反抗帝国主义的行为大加赞扬。
10月31日，中国领导层改变战术，开始在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头版猛烈抨击赫鲁晓夫，称赫鲁晓夫屈服于美帝国主义的企图，妄图以牺牲古巴利益为代价来迫使世界人民作出让步。根据北京的说法，肯尼迪不入侵古巴的保证根本就是“一场骗局”。之后的那些天，中国的报纸一直在批判赫鲁晓夫处理危机的方式，称他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与此同时，北京支持卡斯特罗的五项要求，并把它作为结束危机的唯一可接受的原则。
北京反对解决古巴危机的方案。为引起关注，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北京组织了为期四天的大规模游行示威。每天都有上万人拥到古巴大使馆附近，以示与古巴站在一起。到 11月6日，中国的报纸开始把赫鲁晓夫和二战前夕在慕尼黑取悦阿道夫·希特勒的内维尔·张伯伦相提并论，“企图玩弄慕尼黑阴谋，以此来反对已经站起来的古巴人民，这注定是要失败的”。《人民日报》评论道。在 11月7日十月革命胜利纪念日的聚会上，苏联大使提议为赫鲁晓夫干杯，而他的中国客人们却保持沉默。中国在巴尔干地区的一个小盟友也向苏联施加压力。阿尔巴尼亚官方电台攻击赫鲁晓夫是“当代的修正主义”，并且断言，和帝国主义讨价还价并向他们作出让步，是不可能战胜帝国主义的。
卡斯特罗的义愤、中国的批评，甚至还有华盛顿的新要求，并未动摇赫鲁晓夫要和肯尼迪达成和解的决心。在哈瓦那，米高扬口口声声表示要支持卡斯特罗的五点主张，但却向古巴领导层施压，要他们接受某种形式的核查。11月3日第一次会见卡斯特罗时，米高扬试图粉饰莫斯科要求哈瓦那作出的让步。“我们所说的核查并不是广义的核查，而只是核实美国人从航空照片上发现的那些发射场，就是战略导弹的发射阵地。”他说。米高扬向卡斯特罗保证，苏联并不期望古巴接受任何永久或全面的核查。若在苏联领土从事这样的核查，就连赫鲁晓夫本人都难以接受。
卡斯特罗依旧拒绝这个主张。“我想告诉你，米高扬同志，” 11月5日，卡斯特罗告诉赫鲁晓夫的代表，“我说的是古巴人民的决定，即我们反对这种核查。”对卡斯特罗来说，没有什么比他的政权和人民的声誉更为重要。“我们有权捍卫我们的尊严。”他告诉米高扬。他也希望莫斯科像中国那样支持其五点主张。
卡斯特罗的倔强只是激起了赫鲁晓夫对中国的愤怒情绪，中国似乎已经偏离了他们的方向，正在鼓励古巴人来反对莫斯科的领导。北京的游行示威和大规模宣传报道让赫鲁晓夫感到极为恼火，以至于他迅速决定，改变莫斯科在中印领土争端中所坚持的立场。11月5日，《真理报》宣布苏联改变立场，官方批准的文章不再提及中国声明的合法性。“停火，不设置任何条件的谈判是非常必要的”——《真理报》的编辑如此写道。赫鲁晓夫还决定向印度提供先前订购的苏制战斗机，并履行以前的承诺，向印度提供 150 万吨精炼油。
1962年11月，赫鲁晓夫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要让后者安分守己，而对肯尼迪却采取不同的态度。赫鲁晓夫与美国进行斗争的理念正在发生着重要的变化，在冷战达到巅峰之后，这一迹象首先表现出来。脾气暴躁、缺乏耐心的赫鲁晓夫有理由生肯尼迪的气。由于美国坚持要求苏联撤出轰炸机，在纽约的谈判一直在斟酌不入侵古巴的承诺，进展并不顺利。然而，赫鲁晓夫决定不谴责美国总统，相反，他要对美国领导人做一次更大的政治投资。
1962年11月，赫鲁晓夫精心设计的策略是让美国人在外交上作出让步，尽管这个策略遭到惨败，但是，赫鲁晓夫看到，这场导弹危机或许能在裁军问题，也可能会在柏林问题上与肯尼迪达成一致。赫鲁晓夫的这一希望寄托在1962年11月6日美国国会选举和州长选举的结果上。与通常的中期选举相比，肯尼迪的民主党在众议院并没有失去几个席位，实际上，它在参议院还多得几席。特别让赫鲁晓夫感到满意的是，“我的老朋友尼克松”在加利福尼亚州长的选举中落选。“所有富有挑衅性的美国候选人，”赫鲁晓夫稍后告诉一位英国外交官，“都被聪明的美国选民抛弃了。”选举后举行的招待会上，赫鲁晓夫告诉新任美国驻苏大使福伊· D. 科勒：“我们可能不会相互恋爱，但是，如果这个世界还要存在下去，我们不得不待在一起，甚至还不得不相互拥抱。”
然而，影响赫鲁晓夫今后行为的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对白宫这个对手作出了一种正面的评价。在赫鲁晓夫看来，肯尼迪对危机的处理不仅表明这位美国总统偏爱外交解决方式，而且还表明，他有足够强大的力量来拒绝国内要求使用武力的压力。危机之后的一段时间里，赫鲁晓夫收到的许多情报表明，美国政府差点就在加勒比地区发动了一场战争。11月1日，赫鲁晓夫最喜欢的美国记者沃尔特·李普曼向多勃雷宁大使证实， 10月28日赫鲁晓夫的信在莫斯科广播电台播出之时，一场超级大国间的冲突再有几个小时就要爆发了。李普曼曾误认为肯尼迪已经在 10月29日或 30日下令对古巴发动一场空袭。这与苏联情报人员有关美国国会山的报告正好相吻合，当一直期待的事情并未发生时，国会山松了一口气。
11月的第二个周，赫鲁晓夫觉察出华盛顿方面的一种相似的行为模式。当美国政府坚持要求苏联无条件撤出轰炸机时，莫斯科开始从肯尼迪兄弟那里得到一些绝密情报，情报称总统可能正在寻求某种比无条件从古巴撤出伊尔 -28 轰炸机要求更低的条件。
11月9日赴宴之前，罗伯特·肯尼迪在家中会见了格奥尔吉·博利沙科夫，告诉对方解决伊尔 -28 轰炸机问题的想法。危机爆发前到现在，尽管罗伯特·肯尼迪的一些朋友和同事还和白宫保持着联系，但他已经很久未见到这位俄国掮客了。对博利沙科夫被用来传递有关苏联向古巴提供军事装备的假情报，罗伯特·肯尼迪颇为失望。但是，与苏联驻美大使相比，他仍然更信任博利沙科夫。因为他怀疑苏联大使并不总是把总统的话原原本本地告诉赫鲁晓夫。罗伯特·肯尼迪要求博利沙科夫告诉其上司，美国或许会满足于以下两个条件中的一种：要么和赫鲁晓夫订立君子协定，在合理期限内撤出轰炸机；要么苏联人向美国作出保证，若轰炸机留驻古巴，必须要让苏联飞行员驾驶。此前一天，《纽约时报》的报道称，古巴驻联合国大使卡洛斯·莱丘加告诉其他国家的大使，轰炸机是古巴财产，将不会被归还苏联。
作出这一表示后，白宫或者接近肯尼迪总统的某个人临阵退缩了。见面后一个小时，罗伯特·肯尼迪就给博利沙科夫打电话要求撤销部分已表述的内容。他声称自己做了错误的表述，如果轰炸机处于苏联人的控制下，那么它们可以留驻古巴；和完全从古巴撤出伊尔 -28 轰炸机一样，这也能满足美国政府的要求。尽管苏联人对白宫撤销提议感到失望，但是，罗伯特·肯尼迪的话，让赫鲁晓夫更加相信，尽管面临着美国国内要求撤出轰炸机的强大压力，但是美国总统还在寻求外交解决的途径。
作为一国领导人，约翰·肯尼迪相互矛盾的形象并不是克里姆林宫意外才知道的。通过罗伯特·肯尼迪，白宫在有意识地加深苏联人对肯尼迪总统的这种印象，以此来推进危机遗留问题的解决。“博比（肯尼迪总统的昵称。——译者注）的想法是，美国政府中只有一个爱好和平的人。” 11月，当国家安全顾问麦乔治·邦迪在描述通过秘密渠道向克里姆林宫传递消息时，这样解释道，“而且他完全被军人包围起来了，那个形象并不坏”，白宫希望利用赫鲁晓夫来帮助肯尼迪控制国内的反对派。
赫鲁晓夫同意这一看法——帮助肯尼迪符合苏联的利益。11月10日，博利沙科夫和罗伯特·肯尼迪会谈的次日，赫鲁晓夫告诉其克里姆林宫的同僚，该考虑撤出轰炸机了。尽管罗伯特·肯尼迪收回了处理伊尔 -28 轰炸机的表示，但是，赫鲁晓夫还是相信，当他们不得不从古巴撤出导弹后，肯尼迪兄弟最终会对轰炸机提出额外的交易方案。除博利沙科夫的消息外，莫斯科还收到一些报告称，华盛顿可能会满足于苏联作出不再增加古巴轰炸机数量的承诺，或许也会接受苏联撤出轰炸机的承诺，但不一定要求立即撤出。赫鲁晓夫认为，他和美国就撤出轰炸机的条件进行讨价还价是必要的。如果华盛顿施加压力，肯尼迪准备激化危机，那么，莫斯科将会作出让步。苏联并不需要古巴的这些轰炸机，这些飞机原本计划部署在这个岛国的进攻性军事基地，对赫鲁晓夫来说，这个基地不再具有政治意义。而且，这位苏联领导人还感觉到，这一姿态可能还会强化肯尼迪所坚持的国内立场。在同一天发给肯尼迪的信中，赫鲁晓夫试图恢复前一天被总统弟弟收回的那个提议：“因为你表达了自己的忧虑和担心，即这些武器可能会对美国或其他不具备防御力量的西半球国家构成某种威胁，我们声明，这些飞机由我们的飞行员来驾驶。”但是，他又补充道：“我们将不再坚持在古巴永久保留这些飞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自己的困难。因此，我们提出一个君子协定，尽管不是现在而是以后，但我们将撤出伊尔 -28 轰炸机，以及所有机组人员及与飞机有关的设备。”赫鲁晓夫解释道，条件“一成熟就撤出这些飞机”。
对赫鲁晓夫来说，“条件成熟”意味着古巴人同意作出让步。10月26 ～ 28日，当可能会和华盛顿开战时，赫鲁晓夫一直与卡斯特罗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尽管米高扬面对的困难令人愤怒，但是，赫鲁晓夫能够理解卡斯特罗所坚持的要与之协商的要求。
赫鲁晓夫也暗示过这些轰炸机的价值。联合国秘书长吴丹曾提议在整个加勒比地区建立一套联合国观察哨所，以保证该地区免受侵略。苏联人附和这个提议，并加上一条他们自己的建议。想起苏联1950年代的一条提议后，赫鲁晓夫建议，作为相互裁军第一阶段的一个部分，两个超级大国在美国南部和苏联西部地区的铁路、机场以及其他交通中心设立检查人员。
同一天，为解释其策略，赫鲁晓夫给远在哈瓦那的米高扬发出一封信。他告诉后者，虽然克里姆林宫准备就轰炸机事宜作出让步，但要看看美国是否会接受其他方案。赫鲁晓夫强调，肯尼迪面临的国内压力很大，在轰炸机问题上帮助他，也符合苏联的利益。他相信，肯尼迪将不会主动要求撤出伊尔 -28 轰炸机。
在华盛顿，肯尼迪并未意识到赫鲁晓夫正在试图帮他摆脱政治困境。11月12日，罗伯特·肯尼迪以总统名义给赫鲁晓夫回信。肯尼迪总统不能接受苏联撤出轰炸机的模糊承诺。然而，如果赫鲁晓夫下令在 30 天之内撤出轰炸机，他会感到很高兴。回信也向赫鲁晓夫作出了让步。美国人从情报中得知赫鲁晓夫在哈瓦那也有麻烦， 11月12日，罗伯特·肯尼迪以总统口信方式把这个提议转达给苏联大使。
然后，赫鲁晓夫决定进一步明确争论的内容。11月13日，主席团同意，要告诉白宫，苏联政府可以在 30 天内撤出伊尔 -28 轰炸机，但希望能在两到三个月内撤出。在次日给肯尼迪的信中，赫鲁晓夫称，如果肯尼迪同意苏联的提议，即在整个加勒比地区建立联合国检查机构，包括在佛罗里达和古巴沿岸设立观察哨所，或许他愿意接受在限定的日期撤出伊尔 -28 轰炸机，“甚至比我提出的时间还要早一些，或许甚至比你提出的时间还要早”。
与此同时，赫鲁晓夫正在对卡斯特罗失去耐心。莫斯科设想，只有保证对古巴实施某种形式的现场核查，才能和华盛顿就古巴问题达成外交解决方案。而卡斯特罗则继续反对任何外国的核查行为。在通知米高扬主席团决定和肯尼迪讨价还价时，赫鲁晓夫表现出他对古巴领导人的失望，“因为他太年轻，”赫鲁晓夫抱怨道，“（卡斯特罗的）行为不可能中规中矩”，而且“不可能理解克里姆林宫正在设法解决的那些难题”。
莫斯科收到的情报表明，肯尼迪将要失去对美国军方的控制，苏联和美国的讨价还价很快也要中止。11月15日，赫鲁晓夫读到克格勃纽约情报站的报告，报告收入了《纽约时报》驻联合国记者托马斯·汉密尔顿与《纽约先驱论坛报》一个记者的谈话。两位记者都声称，在 11月12日白宫的一次会议上，“五角大楼的头头们”要求肯尼迪向苏联发出无条件的最后通牒，要求撤出伊尔 -28 轰炸机，还要求联合国对苏联在古巴的导弹基地和空军基地进行核查。如果这些要求得不到满足，五角大楼想立即入侵古巴。莫斯科对这份报告极为重视， 11月16日要求克格勃纽约情报站核实这一消息。
美国军方确实准备开战。11月16日，空军总参谋长李梅告诉肯尼迪，空袭可以轻而易举地摧毁苏联的伊尔 -28 轰炸机。“行动极其简单，”他告诉肯尼迪，“只要几分钟就能完成。”美国情报部门已经在古巴西南部的奥尔金机场发现 9 架轰炸机，在古巴西部的圣胡安发现 32 架飞机。美国要出动 48 架飞机，其中 24 架为轰炸机，其余则用于压制对方火力或对付米格飞机的进攻。同样，美国海军也准备收紧封锁圈，要阻止任何石油或工业用润滑油运入古巴。“我们随时都准备给他们施加压力。”海军上将乔治·安德森说道。但是美国军方仍处于文职人员的严格控制下，若无总统授权，他们不可能发动空袭。而肯尼迪还没有下令发动任何形式的军事进攻。
尽管还不太确切，但这条来自美国的消息却非常令人担心，它改变了赫鲁晓夫对等待肯尼迪接受谈判方案以撤出伊尔 -28 轰炸机这一风险的估计。来自古巴的报告称，卡斯特罗准备向美国挑战，这也改变了赫鲁晓夫对风险所做的评估。尽管莫斯科和华盛顿双方交换信件后紧张关系有所缓和，但美国继续在进行低空飞行侦察活动。为了迫使美国减少低空侦察活动，卡斯特罗指示操纵防空武器的古巴士兵， 11月17日或 18日，他们将有权对美国间谍飞机开火。苏联人仍然控制着萨姆导弹，导弹可以打到 U-2 飞机的飞行高度，但是，古巴控制的防空部队则可以威胁低空飞行的美国侦察机。为了向华盛顿传达其决心，卡斯特罗也警告联合国秘书长吴丹，他准备向侵犯古巴领空的飞机开火。
11月16日的主席团会议上，赫鲁晓夫宣布，应立即撤出伊尔 -28 轰炸机。这次他没有指责肯尼迪应为加勒比地区日益加剧的危险状况负责，而是把其愤怒发泄到威胁要打下美国飞机的卡斯特罗身上。“这只是在叫嚣，毫无道理。”赫鲁晓夫说道，抱怨卡斯特罗对结束加勒比地区冲突所持的立场。10月28日以来，这位古巴领导人的行为已经表明，和赫鲁晓夫过去的想法比起来，根本不值得信任。他认为苏联不值得对古巴人保持耐心。“现在已进入紧急关头，要么他们合作，要么召回我方人员。”赫鲁晓夫最不愿看到再出现 10月底的那种紧张状态。但是，主席团委员们劝他，在同意撤出伊尔 -28 轰炸机这件事上给卡斯特罗最后一次机会。苏联宣布要向肯尼迪作出让步的声明被推迟。
鉴于古巴和美国之间的冲突，赫鲁晓夫作出了另一个重要的决定，以帮助缓和局势。苏联将撤出所有此前运至古巴的防御性核武器。最初，苏联军方曾计划最后至少要把已装备核弹头的“月神”导弹交古巴人控制。出于对卡斯特罗的愤怒，赫鲁晓夫甚至取消了这一小规模的核扩散行动。就像 FKR 巡航导弹一样，“月神”短程导弹仍将留在古巴，但不配备核弹头。
克里姆林宫对古巴显示出的耐心开始有了结果。11月17日和 18日，卡斯特罗并未下令古巴士兵击落美国低空侦察机（ U-2 高空侦察机只能由萨姆导弹来对付，而导弹处于驻古巴苏军的控制下）。然后，卡斯特罗和其顾问们开了一整天会。11月19日，卡斯特罗告诉米高扬，古巴政府将承担轰炸机的损失，但是，不能对古巴实施任何不受约束的核查活动。
11月20日，多勃雷宁大使通知罗伯特·肯尼迪，伊尔 -28 轰炸机将在 30 天内撤出古巴。在得到苏联作出让步的消息仅仅过了几个小时，作为回报， 11月20日，美国总统就宣布取消海上封锁行动。美国和苏联谈判代表还未就肯尼迪不入侵古巴的保证达成协定。莫斯科无法劝说卡斯特罗接受现场核查，使得协定难以达成。为了消除美国人对导弹事实上即将撤出的疑虑，苏联人修改了核查制度，新的核查并不需要古巴人的参与。运载 R-12 中程弹道导弹返回苏联的船只，会被要求揭开罩在导弹上的帆布，以便让空中拍照的美国飞机看到它们。次日，苏联军方降低了警戒等级，而美国的武装部队也开始遣散。古巴导弹危机终于结束了。
奇怪的是，伊尔 -28 轰炸机问题解决并未动摇赫鲁晓夫的基本判断，即从全局来看，导弹危机特别是双方 10月底所共同经历的一场将要爆发的核灾难，已经让美国人相信，他们不得不认真对待苏联的需要。在此氛围下，赫鲁晓夫对未来超级大国通过谈判方式来降低冷战的成本和危险充满乐观。
11月12日，在与即将卸任的英国驻苏大使弗兰克·罗伯茨[1]话别时，赫鲁晓夫试着抛出了一些新想法。他告诉罗伯茨大使，美国民众的意见显然在左右摇摆，他认为全面禁止核试验是可以实现的。同时，为了应对肯尼迪对美国国内问题的担心，赫鲁晓夫将允许国际核查人员监督设在苏联境内的自动地震检测站的运行情况。他还提到苏联人准备结束他们最近所实施的大规模系列核试验。赫鲁晓夫还认为不再需要进行核试验。未向罗伯茨披露的是，为使这个协议更受欢迎，他甚至开始考虑允许对可疑的地震活动进行具有象征意义的现场核查。
这一举动激起了英国大使的兴趣，赫鲁晓夫就提出了柏林问题。他重申，在通过禁核试验和永久裁军来改善东西方关系的道路上，柏林问题依然是个障碍。他并未施加压力而只是强调，对他来说，此事仍然非常重要。他认为目前有三个问题的解决条件“已经成熟”，而柏林就是其中之一。另外两个问题，一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赫鲁晓夫认为中国进入联合国是必然的；二是签订北约和华约互不侵犯条约。
赫鲁晓夫未向英国大使提及正在和中国进行的内部斗争。然而，苏联领导人非常清楚，为了实现和平共处的目标，他所做的任何努力都会惹怒中国人。对他来说似乎这并没有多大关系。肯尼迪取消封锁古巴行动的次日，赫鲁晓夫就在东南亚抛出一个新政策，那无疑会加强和华盛顿的关系，但却有损于中苏友谊。11月初，巴特寮击落一架向梭发那·富马中立政府运送补给品的美国飞机。11月21日巴特寮正式发布了此次攻击的声明，这正好与克里姆林宫正在商议的另一项请求——老挝共产党要求提供秘密援助，在时间上巧合了。若提供援助，则会违犯1962年7月达成的老挝中立协定的精神， 7月以来，赫鲁晓夫一直在寻求其他援助途径。巴特寮在与中国、越南交界的边境地区维持着一支未公开的部队，从 20 世纪 60年代末以来，中国和苏联一直在为这支部队提供给养，却并不告诉中立的老挝王国政府首相梭发那·富马。现在，赫鲁晓夫认为，他需要结束苏联违犯中立协定的行为。1962年7月的老挝中立协定可以作为各国在西柏林问题上相互合作的范本。即使不是一个有效的范本，但是，苏联未能履行其在老挝的义务这件事至少会被苏联在西方的敌人所利用，以此来破坏以后将要达成的柏林协议。
11月21日的主席团会议上，当读到巴特寮要求提供更多秘密援助的文件时，赫鲁晓夫火冒三丈：“我们不愿意这么做！”他向委员们发出了这个指示。多年来，苏联一直试图劝阻巴特寮不要采取不必要的冒险行为，这些劝告与老挝共产党从支持他们的河内和北京方面听到的却不一样。对苏联告诫政策的唯一例外发生于苏联在外交上实施施压政策期间，当时，赫鲁晓夫对当年5月中国和北越支持巴特寮入侵南塔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次入侵导致美国在泰国部署军队，并且几乎要对老挝实施军事干预。导弹危机后，赫鲁晓夫不再对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采取的那些冒险行动坐视不管。“和平（现在）最重要。加勒比海已经实现和平，那里既没有赢家，也没有输家。如果我们继续奉行同样的政策，”赫鲁晓夫说道，“那么，它将不符合左派的利益。”他想让苏联驻越南大使阿布拉莫夫的继任者警告巴特寮，如果他们不理睬莫斯科的指示而与梭发那开战，那也将是他们独自开打的一场战争。赫鲁晓夫相信眼下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因而他准备不再理睬老挝共产党，“我们做了我们所能做的一切。”
11月29日从哈瓦那回国途中，米高扬在华盛顿停留。赫鲁晓夫想让这位克里姆林宫的使者来强调他的看法，即现在正是推动超级大国达成更多实质性协定的时候。米高扬也想强调赫鲁晓夫对古巴危机发生的原因所作出的新解释。“苏联不应该被谴责。没有人会相信在古巴集结的是进攻性武器，而且针对的是美国。”米高扬一直反对在古巴的行动计划，他很清楚，赫鲁晓夫当初就是把这些导弹视为进攻性武器。在古巴部署这些导弹是赫鲁晓夫冒险采取的威慑手段，即对美国施加压力。米高扬曾经痛恨这一策略，但是，在肯尼迪总统面前，他却很痛快地把这种情绪掩饰起来，并且装作从未有过类似的策略。
因为其他原因，这场谈话显得颇为重要。在削减苏联在古巴军事力量方面，肯尼迪迫切需要赫鲁晓夫的帮助。虽然美国情报机构严重低估了苏联在古巴的实际军事规模，但是，肯尼迪仍然认为 1.7 万人的兵力还是太多了。中央情报局也认为赫鲁晓夫在古巴部署了过多的兵力。苏联方面的会见记录表明，当时肯尼迪说：“我知道赫鲁晓夫在写给我的信中并未作出这一承诺，但是，我还是希望苏联方面撤出这些部队。”米高扬的回答非常简练：“我们将兑现我们的承诺，不多也不少。”米高扬的话同时见诸美苏两国的会谈记录。
米高扬回到莫斯科后，整个高层为他在古巴所做的不屈不挠的努力而欢呼。米高扬回国后，赫鲁晓夫召开了一次主席团会议，就古巴导弹计划向委员们做了事后的剖析。他声称导弹计划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古巴一直被当成革命运动的一个中心。”他断言道。比这更重要的是，危机彻底证明，美国尊重苏联的利益和实力。“美国被迫承认，在西半球我们有自己的利益。”而且，赫鲁晓夫得意洋洋地说道：“我们是世界俱乐部的成员。他们自己也感到害怕了。”
在超级大国间制造对等威慑一直是赫鲁晓夫在古巴部署导弹的主要动机。现在他认为，即使撤出这些导弹，他也已经达到了这一目的。面对米高扬和主席团委员，赫鲁晓夫炫耀说自己知道何时该撤出导弹：“如果我们再坚持我们的立场，或许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赫鲁晓夫并未在 12月3日的会议上正式宣布，根据美国对苏联实力的尊重，苏联将实行新的外交政策。但是，会议结束之际，他又暗示，在可预见的未来，苏联再使用威慑策略将不会产生任何效果。莫斯科将尽可能在各个方面与华盛顿寻求妥协。当米高扬报告，肯尼迪要求苏联撤出留驻古巴的军事人员时，他作出了这一暗示。既未敦促，也未抱怨，赫鲁晓夫向委员们宣布，他和国防部长将考虑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12月的第一周，赫鲁晓夫继续在考虑如何把美国引入严肃的讨论中。他很清楚，首先要撤销 7月发出的威胁：就柏林问题再发布一个最后通牒，其次要向肯尼迪提出一些可能达成全面禁止核试验协定的提议。
自从1961年5月罗伯特·肯尼迪和格奥尔吉·博利沙科夫第一次秘密接触以来，肯尼迪兄弟让赫鲁晓夫对现实有了更多的认识：核试验状况只有能被独立核查，美国参议院才会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按照美国法律，所有的条约都须经参议院批准。实际上，这意味着要按一定比例对每年监测到的苏联境内一些难以解释的地震活动进行现场核查。1961年1月，美国坚持一年要进行 20 次现场核查。到古巴导弹危机发生时，这一要求已降至一年12 次。
10月30日，美国裁军谈判大使阿瑟·迪安[2]留在日内瓦会谈中给苏联副外长瓦西里·库兹涅佐夫留下最深的印象是，华盛顿可以降低现场核查的次数。确实，美国的立场一直在改变。肯尼迪想达成禁核条约，已在私下考虑要把核查次数降至每年8 次。但是，库兹涅佐夫没有理解迪安的话，或者迪安说错了话。无论如何，库兹涅佐夫对这次会谈的理解是，只要苏联人一年接受 3 次现场核查，那么，美国参议院就会接受这个条约。
从苏联外交部得到这一消息后，赫鲁晓夫决定授权美国在苏联境内实施 3 次不公开的现场核查，以核实一些无法解释的地震活动。“当我们同意这么做的时候，”他后来解释道，“我们认为它有象征意义。考虑到肯尼迪的处境，这是为美国总统作出的让步。”
12月初，赫鲁晓夫向一位重要的外国客人披露，他之所以愿意和肯尼迪妥协，以达成禁止核试验条约，中苏大辩论在其中起了一定的作用。1962年12月初，著名和平人士诺曼·卡曾斯[3]带着罗马天主教皇致赫鲁晓夫的信来到莫斯科，卡曾斯的正式职业是《星期六评论》文学杂志的记者。从赫鲁晓夫的核心圈那里，卡曾斯得知这位苏联领导人有意要向中国证明，和平共处的政策可以缓和局势，且有益于苏联和东欧集团。几天后，赫鲁晓夫本人也向卡曾斯表达了这一观点。“中国人说我害怕了，”在一次私人会见中，赫鲁晓夫告诉美国客人，“我当然害怕了。不害怕那是神经病。我担心我们的国家，或你们的国家，或所有其他的国家可能会发生的——他们将会毁于一场核战争。如果感到害怕，那说明我阻止了这种愚蠢行为，那么，我为我感到害怕而高兴。今天世界面临的问题是对核战争感到恐惧的人并不多。”然后，赫鲁晓夫作出一个惹人注目的姿势，以表现他所认为的两类领导人，至少和他一样清楚核武器所具有的毁灭性。盯着办公桌看了一会，赫鲁晓夫拿出一些文具，然后，用他那颇有特点的潦草笔体，分别给约翰·肯尼迪和教皇写了圣诞贺卡。
会见卡曾斯后的那一周，赫鲁晓夫又向肯尼迪发出两封密信。他信中明确撤销了要发布新的柏林最后通牒的威胁，并就达成禁核试验条约向肯尼迪总统提出一项新建议。苏联军方启动其早先计划的系列大气层核试验之后，他才能就禁核试验作出让步。在克里姆林宫，面对主席团委员，赫鲁晓夫声称，允许实施三次现场核查是“一个非常大的让步，因为那会把间谍放进来”。但是，他认为，他需要“部分地”满足肯尼迪。赫鲁晓夫认为，1963年将会在国际事务方面有所收获，而三年前，即1960年5月，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的 U-2 间谍飞机被击落则让苏联的努力都付诸东流。
1963年1月，约翰·肯尼迪发表第三次国情咨文演讲，演讲突出了他对国际局势走向所具有的自信。肯尼迪永远都是一个水手，他用航海术语来比喻美国人民在冷战中将要面临的任务：“我的朋友们，我怀着希望结束我的演讲。我们不会被海洋瞬间的平静和头顶上晴朗的天空所迷惑，我们知道水下还有暗流，暴风雨已经露出地平线，现在，风有所变化，在共产主义世界以及我们的世界，它似乎比以前刮得更加猛烈。175年来，伴随着身后的这些风，还有我们所喜欢的人类自由的潮流，我们航行在海上。我们驾驶着航船，满怀着希望，就像托马斯·杰弗逊所说的那样，‘把恐惧留在后面’。”这位美国领导人已经意识到，赫鲁晓夫对世界的评估已经发生某种变化，或苏联领导层似乎至少已在国际事务中放弃了战争边缘政策。自从解除对古巴的封锁以来，赫鲁晓夫已经给肯尼迪发出几封密信，后者肯定是从信中得出了这个结论。在重申这一看法的前一周，肯尼迪正好收到来自莫斯科的第三封信。肯尼迪提醒听众，世界正在经历一个“暂时停顿”的时期，因而没有必要沾沾自喜。“自鸣得意或沾沾自喜都可能会使我们的安全以及我们对手的武器陷于危险之中。暂时的停顿并不一定就会带来和平。从古巴到南中国海，依然还有许多棘手的问题。为治疗这个世界的顽疾，开出的处方并不是要休息一年，而是要在这一年中承担责任、寻求机遇。”
肯尼迪把中国和苏联的日益疏远视为国际格局中最大的变数。“现在，我认为我们应当记住中苏间正在发生的一切。” 11月，他曾对其外交顾问说：“确实，人们攻击赫鲁晓夫实行慕尼黑式的绥靖和姑息政策，而且他受到中国的猛烈批判。我不知道这是否会导致他们之间关系的破裂。”肯尼迪也注意到，赫鲁晓夫在柏林问题上讲话的语气有所变化。“在柏林问题上，他比几天前更坦率，”肯尼迪对助手们说，“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是，我认为我们应当……我完全同意他是一个撒谎者，而且卡斯特罗也很讨厌。而且我不认为赫鲁晓夫比苏联的其他人都好，我也不认为，因为他正受到中国的批判，我们应当对他慷慨些。但是，至少我们应该记住，现在正经历着一个大冲突，我不知道它会导致何种结果，是否对我们有利。”此时，肯尼迪越来越乐观，他有理由相信，两个共产党大国的紧张关系可能会使冷战走出危机——缓和的危险模式。他就任总统以来，每年都是如此。
肯尼迪概括了美国所面临的现状。次日，赫鲁晓夫在柏林也发表了几乎同样重要的讲话。这就像肯尼迪所定义的那样，这位苏联领导人已经得出结论，1963年将是“充满责任和机遇”的一年。利用这个机会，赫鲁晓夫公开撤销了要就柏林问题再发出一个最后通牒的威胁。一个月前，在给肯尼迪的密信中，他就已经撤销了这个威胁。赫鲁晓夫指出，1963年不会再发生一次柏林危机。相反，他把1961年修筑柏林墙称为“最重要的一步”。而且，他还称，采取这些保护性措施之后，现在苏联和东德签订和平条约已“不再是个问题”。赫鲁晓夫重申了其愿望，即美军应在联合国的旗帜下驻扎西柏林，但是，这被说成是一个愿望而不是一种要求。
苏方一下子变得主动起来。次日，克里姆林宫发表了赫鲁晓夫 12月致肯尼迪的信。一周后，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会见了美国驻苏大使福伊·科勒[4]，要后者告诉肯尼迪，苏联领导层准备继续就柏林问题展开会谈。葛罗米柯的语调并不急切，也未承诺苏联已改变立场。提出这一要求的方式仍然象征着一种不同于1962年夏天以来的氛围。
赫鲁晓夫还认为，向中国伸出橄榄枝的时机到了。出于某种原因，他已经让自己相信，他能说服毛泽东，并且同时和北京、华盛顿保持良好关系。1963年12月，他呼吁北京停止其报纸每天批判克里姆林宫的宣传。他还说道，苏联报纸将采取同样的行动。他提议缓和中苏关系，并不意味着一切都可以原谅。对毛泽东和中国领导人，他仍然心怀不满。1月底，赫鲁晓夫对其克里姆林宫的同事这样直率地评论道。然而，他向后者竭力鼓吹一种谅解精神，现在他想看到苏联的外交政策能反映出这种精神。“应该有包容的心态，不一定非要把他们拉到……我们要让他们摆脱错误立场，帮助他们克服其缺点……”
对苏联焕然一新的和平攻势，美国人既感到失望也看到了希望。除了受欢迎的语气外，赫鲁晓夫 12月的信并无新意。那封提及柏林的信还是老调重弹，而对于禁核试验，只是重提艾森豪威尔在位后期苏联所坚持的立场，美国仍然难以接受这一立场。
然而，肯尼迪把苏联禁核试验立场的变化视为再次反思美国官方立场的理由。肯尼迪是美国政府中最积极的禁核试验支持者。他艰难地劝说其顾问，要把现场核查的次数降至 6 次。他承认，把美国过去坚持的每年核查 12 次缩减为 6 次也有风险，或许那样做不能发现苏联最隐秘的核试验。但是，在1963年2月8日与其主要裁军谈判助手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肯尼迪提出了禁核试验谈判中向苏联人作出让步的理由。他坦率地承认，估计苏联人又在骗人。他解释道，其设想是，这种欺骗可能会造成危险，但美国人会从中受益，即让莫斯科帮助他来促成一个世界范围内全面禁止核试验的条约，以此来阻止中国发展核武器。能否向参议院兜售每年6 次的现场核查，对此他确实心存疑虑，但是，他决心再试试。然而，他清楚，不能提一年实施 3 次现场核查。
当赫鲁晓夫和肯尼迪寻求在超级大国间达成一致时，世界也在发生着变化。1963年2月8日，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推翻了卡希姆政权，并杀死卡希姆。从1950年代末以来，中央情报局一直在谋划推翻卡希姆政权。但在1963年的政变中，中情局到底扮演了何种角色仍是一个谜。“我们没有策划这次政变……（虽然）我们一直对此保守秘密。”其时负责中情局中东事务的詹姆斯·克里奇菲尔德[5]回忆道。但是，伊拉克方面的重要参与者、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总书记则把美国中央情报局描述成另外一种角色：“我们是搭乘中情局的列车上台的。”除使用巴格达的美国大使馆与政变领导人联系外，中情局显然还在科威特启用一部秘密电台以发送其指示。政变策划者中，肯定有中情局的情报人员。然而，最积极的策划者、后来成为伊拉克总统的阿卜杜勒·萨拉姆·阿里夫[6]不在其列。中情局在政变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但美国只对政变结果感到满意。卡希姆的尸体被扔进底格里斯河，不再能威胁美国在中东的利益。
起初，莫斯科对伊拉克新政权和美国的联系一无所知，而且还对此抱有希望，即政变将不会意味着苏联在伊拉克的所有投入都化为乌为。卡希姆并不是一个完美的救济对象。虽然他曾接受苏联的大量援助——仅次于古巴和埃及，伊拉克是苏联的第三大受援国，但与苏联人的期望不同，他对伊拉克共产党持更强硬的立场。1960年4月，克里姆林宫派米高扬赴巴格达并提醒卡希姆，伊拉克共产党是其最坚定的支持者。而伊拉克则非常礼貌地回应了苏联，劝告后者不要介入伊拉克内部事务。克里姆林宫很清楚，伊拉克新政权将会修复与纳赛尔的关系，但是，一个标榜为中立的、民族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和反共产主义的政权是否有别于埃及，还是一个现实问题。1955年以来埃及就与莫斯科保持着密切关系。政变刚过数日，苏联愿意利用这次机会，来和西方大国共同承认新政权。
然而， 10 天后，莫斯科听到一个可怕的消息——新政权血腥镇压共产党。伴随着街头坦克制造的恐慌，阿里夫政权在全国各地搜捕共产党员。7000 人被捕，他们被指控为共产党员，估计他们都被杀害了。对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进攻，克里姆林宫显得束手无策。2月19日，苏联红十字会呼吁国际红十字会“利用其影响力和权威来制止这种屠杀行为”。苏联作曲家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7]、诗人伊里亚·爱伦堡[8]，还有苏联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也都要求国际红十字会抗议这种屠杀行为。莫斯科卢蒙巴大学（最初称为“自由大学”）的大学生们也打出谴责“伊拉克法西斯”的标语，抗议这种暴力行为。这些呼吁并未引起注意。
困扰莫斯科的是，当阿拉伯复兴社会党迫害伊拉克共产党时，埃及却无动于衷。2月23日，伊拉克指责“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企图煽动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人，以推翻伊拉克政权。次日，伊拉克人逮捕了伊拉克共产党第一书记萨拉姆·阿德勒以及另外两位领导人，第四位领导人因拒捕而被杀害。伊拉克共产党员被大规模屠杀，纳赛尔俨然成为一个帮凶，赫鲁晓夫的中东政策荡然无存。
赫鲁晓夫未曾料到伊拉克会发生屠杀行为，外交政策在那里的失败，要过段时间才能看得出来。2月9日，他似乎还很轻松，那天他接受媒体大亨罗伊· H. 汤姆森[9]（后来的汤姆森勋爵）的采访。汤姆森送给赫鲁晓夫一块电子手表，送给他夫人一条钻石项链，赫鲁晓夫就此开起玩笑：“谢谢你。它看上去像是资本家妄想炸毁共产主义世界的某种该死的机器。我会告诉我妻子，让她先用。”然后他又说道：“南斯拉夫人有个说法，他们都支持男女平等。因此，当他们经过雷区时，会让妇女先走。”然而，赫鲁晓夫私下里却对来自伊拉克的报告感到恶心。“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从希特勒那里借用了这些手段，”赫鲁晓夫后来告诉来访的埃及军事代表团，“在伊拉克，他们不仅迫害共产党员和其他进步人士，而且还迫害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和爱好和平的人士。”回想起苏联当初支持卡希姆政权的目的，赫鲁晓夫有些伤心：“我们曾希望以一种进步的方式来搞革命。”
赫鲁晓夫通常会以攻击美国或国际秩序的方式来对第三世界的重大事件作出回应。1956年、1958年他再次在中东挑战英美，既为埃及，也为伊拉克的革命提供某种保护。1960年，他曾威胁华盛顿，并要求联合国进行大规模改革，以此来保护卡斯特罗和卢蒙巴政权。1962年，美国在老挝附近部署军队，让他颇有一种被包围的感觉，或许这也是他决定在古巴部署导弹的最直接原因。然而，1963年2月伊拉克革命变质后，赫鲁晓夫并未以过去的行为方式来作出回应。伊拉克丢失了，可疑的纳赛尔还在帮助阿里夫摆脱莫斯科，若在以前，这一切或许都会激怒赫鲁晓夫采取行动，然而，这次克里姆林宫却有些被动接受的迹象。
1963年冬春时节，国内有人提醒赫鲁晓夫，现在还不是展开反美攻势的时机。1963年的前几个月，新的数据表明，苏联经济甚至比克里姆林宫1962年底所预料的还要差。2月27日，赫鲁晓夫在莫斯科西北加里宁市的一次公开讲话中再次要求苏联人民作好心理准备，他们的生活水平可能不会像先前承诺的那样很快就会得到改善。他还暗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追赶美国而付出的冷战成本。他要求苏联公民“给我们时间”来生产更多的日用消费品。3月初，苏联政府发表赫鲁晓夫有关农业生产的讲话文集，其中并未收入1957年“大跃进”的内容。只是发布了一组数据，数据表明，1962年的肉类产量仅达到1960年代初应达到产量的 40 ％。这个目标是赫鲁晓夫先前提出的。克里姆林宫并无意于提醒对苏联人民所做的承诺。3月中旬，赫鲁晓夫撤换了农业部长。
对政府无力满足国内需求而造成的后果，赫鲁晓夫深感忧虑。1963年前 3个月，就意识形态问题他发表过三次重要讲话。在公开表达资产阶级对苏联生活影响的忧虑时，他一定会对北京、地拉那，以及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集团其他地方的极左派进行批判，向他们保证，寻求和华盛顿的妥协并不意味着共产主义力量的削弱。但是，他工作的重点还是在苏联国内。
突然改变航天计划的立场，最能体现出赫鲁晓夫的这种忧虑。年初，他向来访的罗伊·汤姆森表示，苏联可能已经在太空竞争中落后了。针对汤姆森提出的苏联何时把人送上月球的问题，赫鲁晓夫非常坦率地答道：“实话实说，我要说的是，我不知道，我不想装腔作势，或者说空话……这还不可能。这也不是我们生活的主要内容。让那些在地球上过得不如意的人们先上月球吧。我们还无意于此。”因为苏联经济下滑，把资金投向登月计划并非明智之举。
3月，赫鲁晓夫断定，不管付出多大成本，苏联人民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都需要鼓舞士气。在航天领域，苏联和美国旗鼓相当。而且正值中苏关系紧张之时，也是向中国炫耀的好方式。若干年内，毛泽东将不会拥有其自主的航天项目。“停止研制人造卫星是错误的。”在 3月21日南行之前的主席团会议上，赫鲁晓夫说道。他还坚持要在1963年的苏联航天项目中吸收一位女航天员，她将是第一位进入太空的妇女。
尽管国内面临重重困难，还有来自伊拉克的外部挑战，赫鲁晓夫还是决定要在古巴问题上继续努力，以缓和和美国的紧张关系。3月中旬，正如他承诺的那样，苏联军方从古巴撤出了另外的驻军。赫鲁晓夫想帮助肯尼迪，但这并非是撤军的唯一原因。古巴人已经在抱怨，一些军人纪律松弛，醉酒意外事件已经上升到一个惊人的数字。但是，苏联人清楚，这有利于肯尼迪，而且也需要减轻右翼施加给他的压力。最近来自克格勃的报告也传达着人们所熟悉的美国总统的形象——他正在承受着继续开战、推翻卡斯特罗的压力。苏联人也想让肯尼迪兑现其承诺——从土耳其撤出朱庇特导弹。
3月底，赫鲁晓夫对肯尼迪的信心似乎将要得到报答。自从罗伯特·肯尼迪 10月代表肯尼迪总统作出表示后，苏联政府就一直在密切关注着部署在土耳其的朱庇特导弹。2月，克格勃曾报告，土耳其政府强烈反对撤出伊兹密尔附近部署的导弹。然而，到 3月底，所有的导弹都被撤走，而且美国政府还通知莫斯科，它已兑现承诺。土耳其人也特意邀请苏联驻土大使参观废弃的导弹基地。“那里空空如也，只有山羊出没，”苏联大使后来回忆道，“残存的混凝土建筑物已被当地农民拆走。”和武官一同参观现场的苏联大使，仍然对现场遗留的一些金属杆感到忧虑。那些东西在这个被拆除的美国导弹基地可能还起着某种作用。当天夜里一回到土耳其首都，大使就质问土耳其总理，那些金属杆是否表明，以后你们还要再次引进这些弹道导弹。次日，土耳其政府下令摧毁了那些金属杆。
3月底，赫鲁晓夫到南方的皮聪达别墅休息。临行前，他给中国人准备了一些东西。3月9日，北京最终对赫鲁晓夫伸出的橄榄枝作出回应：建议赫鲁晓夫访问北京。那将是时隔 4年后苏联领导人的首次访问。如果毛泽东来苏联，赫鲁晓夫准备在莫斯科会见中国领导人。但是，赫鲁晓夫不想去北京。赫鲁晓夫指示苏联外交部长，认真回复中国提出的建议。“不要用争论的方式。”赫鲁晓夫告诫他。即使他们在信中提议休战，但中国似乎还想就苏联对南斯拉夫的政策挑起争端。毛泽东认为苏联过于迁就已违背马克思主义信念的铁托。赫鲁晓夫想在自己的信中客气地提醒中国，莫斯科把贝尔格莱德视为盟友，北京应该接受这一事实。
在皮聪达最初的几天里，赫鲁晓夫又签发了一封给肯尼迪的信。朱庇特导弹撤出土耳其后，赫鲁晓夫决定向美国总统施加一些压力，以让他留意两个超级大国间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这并不是要回到1962年的战争边缘政策上，而只是提醒肯尼迪注意 12月的提议，并以此激发华盛顿的新意。赫鲁晓夫直来直去，意味着这封信的语气最终似乎比他所坚持的更具有威胁性。尽管如此，赫鲁晓夫决心不和肯尼迪发生另一场危机。
1963年春，肯尼迪政府很想知道 69 岁的赫鲁晓夫是否将会退休。3月底，中情局来自莫斯科的报告称，赫鲁晓夫将在其生日那天—— 4月17日辞去部长会议主席职务。报告解释说，“赫鲁晓夫的同事们感到，由他来亲自主持即将与中国进行的谈判是一件尴尬事”。美国政府认这个情报极为重要，应该让英国知道此事，但后者并未表态。“对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内部事务，我们一无所知。”一位英国官员在送给首相麦克米伦的文件上这样写道。
尽管华盛顿的中情局情报分析专家和驻苏使馆的外交官们不相信赫鲁晓夫即将退休的传言，他们认为赫鲁晓夫不是一旦处于守势就会选择离开的人，但是白宫收到的各种不同来源的情报表明，“苏联正陷入一种静悄悄的深层危机之中”。由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沃尔特·罗斯托撰写的一份内容充实的高水平报告展望了后赫鲁晓夫时代的苏联。然而，罗斯托并不是苏联问题专家，而且肯尼迪政府的克里姆林宫首席观察家对此也不乐观。卢埃林·汤普森担心，为了回应中方施加的压力，赫鲁晓夫可能会采取对西方强硬的路线。“我越来越担心，” 4月初，他在给腊斯克的信中写道，“苏联人或许会被引诱去击落一架我方在苏联周边地区飞行的飞机。”
正当华盛顿在讨论赫鲁晓夫的未来问题时，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意外要求在 4月3日秘密会见罗伯特·肯尼迪。当天下午，带着赫鲁晓夫的信——信夹在一张报纸中，多勃雷宁来到司法部。不仅送信方式极不寻常，而且信件竟有 25 页，也没有领导人之间通信惯用的格式。俄国把它称为“谈话文件”，而且文件明显采取了谈话的方式。罗伯特·肯尼迪看完信后颇感忧虑。“这是一派胡言。”事后他向肯尼迪总统透露道。这封信似乎又在重申赫鲁晓夫一贯口气强硬的论调：反对美国在柏林问题、禁核试验和古巴问题上的立场。两年来，他和肯尼迪总统一直和赫鲁晓夫打交道，而苏联人对美国立场的变化却知之甚少，对此，罗伯特·肯尼迪颇感吃惊。“这仿佛是一个来自火星的人写的东西。”肯尼迪说道。
在咨询其他官员之前，肯尼迪兄弟俩秘密讨论了这封信。肯尼迪总统认为，信再清楚不过地说明，冷战一触即发。早在1962年11月，他就曾要求顾问们考虑这种可能性：因中苏关系紧张，赫鲁晓夫是否会在与西方对抗和和平共存之间作出选择。现在，肯尼迪考虑要以一种高姿态来影响赫鲁晓夫。他和罗伯特·肯尼迪商量，派后者立即访问莫斯科，会见赫鲁晓夫。罗伯特·肯尼迪的任务就是要尽力纠正苏联领导人对白宫意图的误解。
访问未能成行。三天后，在与外交政策顾问的讨论中，肯尼迪总统提出了这一主意，却无人附和。腊斯克和邦迪客气而又坚决地劝阻司法部长从事这项特殊的使命。肯尼迪总统费尽口舌说服他们，罗伯特会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使者，但是，后来他还是作出让步，同意腊斯克的建议，由美国前驻苏大使埃夫里尔·哈里曼作为特使出访莫斯科。哈里曼计划在当月底出访。
独立和平人士诺曼·卡曾斯计划几天后重返莫斯科。肯尼迪决定请他捎给赫鲁晓夫一封私人信件。“迪安·腊斯克已经和你说过，我们希望能扫除禁核试验的障碍。”卡曾斯出发前夜，肯尼迪告诉他。肯尼迪想让赫鲁晓夫明白，美国不愿意接受只进行 3 次现场核查的协定。“我认为确实有误解。看看你能否让赫鲁晓夫接受这个误解的事实。” 4月10日，卡曾斯离开美国。
“不管何时下蛋，”赫鲁晓夫告诉美国客人，“我都要来这里。” 4月12日，卡曾斯只在莫斯科住了一夜，赫鲁晓夫就把他带到皮聪达。他告诉卡曾斯，此前他曾在这里起草过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讲话稿，还有苏共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建议。现在，他说：“我有一些别的想法。”他说，他计划在 5月中旬党的全会上宣布这些想法。
“我来这里下蛋，这就是我所做的一切。”赫鲁晓夫告诉卡曾斯，他已经在皮聪达待了三周，只会见了三位贵宾。他的生活遵循一种安逸的计划：早上锻炼身体，和教练或医生打羽毛球，然后去做按摩、散步，在游泳池游上一会儿。“之后我会思考片刻，再回来口授我的想法。累了就出去一会，再回来口授。”到这天结束，赫鲁晓夫又做了一次按摩。
卡曾斯是一个训练有素的运动员，他很留意赫鲁晓夫的身体状况。莫斯科传说他的血压很高，卡曾斯不能肯定。“我只能说，”后来他告诉肯尼迪总统，“打 10 ～ 12 分钟的羽毛球，对他一个 69 岁的人来说，似乎并不是上气不接下气。他动作灵活，反应敏捷，皮肤似乎富有弹性。坐下来谈话时，精力相当集中。”卡曾斯认为不同寻常的是，赫鲁晓夫似乎很能喝酒。“对其酒量，我感到很吃惊。”午饭时，这位苏联领导人喝了两杯伏特加、两杯葡萄酒，还有一杯半白兰地。
赫鲁晓夫向卡曾斯透露，他准备结束与西方进行的禁核试验条约的谈判。他重复了自己的看法——他已经给了肯尼迪在参议院通过这个条约所需要的东西，之后，他阐述道，不能再做让步。“我们伸出手，但没有被接受……现在我不得不关心国家的安全。”赫鲁晓夫宣称，科学家和军人们一直在向他施加压力，要求继续进行核试验。而且，他们说美国实施的核试验要比苏联多 70 ％。如果赫鲁晓夫要控制国内的反对派，他将不得不签订一个无损于苏联安全的条约。因此，他不会再作出让步。“相信我的话，我在尽力而为。对我来说，已经到头了。”
赫鲁晓夫计划一周左右返回莫斯科。他给卡曾斯留下的印象很深：苏联人可能会收回现场核查的提议，继续进行核试验。“主席先生，”卡曾斯说，“你让我很伤心。如果错失良机，可能永远也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这位苏联领导人回答道：“说得对，或许 20年，或许我们将会这样再持续 20年，但是，告诉总统，我尽力了……伤心的不止是你一个人。”他向卡曾斯透露，也是向华盛顿发出信号， 5月中旬他有些话要说。
赫鲁晓夫并未密谋在第三世界给美国制造压力，但是，1963年4月，数千英里之遥的老挝发生的事件让他对诺曼·卡曾斯说过的话似乎显得更加可信。当月初，在那个动乱之地费尽周折达成的停火局面已经瓦解。一个亲巴特寮的派别脱离了贡勒的控制，现在，他们正在进攻梭发那政府军。然后，到 4月8日，巴特寮的领导人苏发努冯亲王离开老挝首都万象，前往巴特寮控制的地区，这加剧了联合政府的分裂。虽然华盛顿对苏联人是否实际控制着巴特寮还有疑问，但是，肯尼迪政府确信，北越和其老挝的盟友已经在这个地区发动了攻势。
4月19日、 20日、 22日，肯尼迪和其外交政策顾问一起讨论了如何向莫斯科和河内施压以限制其老挝盟友的行为。肯尼迪总统担心，随着老挝中立派武装力量的瓦解，有关老挝的日内瓦协定也会落空。
因为不知道如何在外交和军事上作出回应，肯尼迪要求五角大楼提出美国的军事选择方案，包括再次派出海军陆战队（1962年已撤出），对北越采取某种形式的军事行动，或者甚至对古巴施压以引起赫鲁晓夫的注意。与此同时，肯尼迪还想让埃夫里尔·哈里曼直接向赫鲁晓夫提及他对老挝问题的关注，后者已计划访问莫斯科。肯尼迪仍然相信，苏联的对外政策只是一种倾向，还能被左右。
因为肯尼迪颇重视赫鲁晓夫在东南亚问题上将要作出的选择，卡曾斯向肯尼迪汇报了他与赫鲁晓夫的会谈情况。在设置秘密录音设备的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卡曾斯告诫肯尼迪，赫鲁晓夫或许会在 5月的苏共中央全会上发表一个强硬声明，还主张美国应采取某种措施来阻止此事的发生。卡曾斯就此提出两个建议。首先，他建议美国接受一个为期 6个月的、试探性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件，肯尼迪否决了这个建议。卡曾斯又建议肯尼迪发表一个有关和平问题的重要讲话。肯尼迪总统曾在1961年9月25日的联合国代表大会上发表过一次讲话，提及要以和平竞争取代军备竞赛，考虑到这个背景，卡曾斯主张现在正好提醒苏联人注意美国对和平所做的承诺。肯尼迪对此颇感兴趣。卡曾斯承认，他最担心的是，如果克里姆林宫的强硬派坐大，那将会“影响和平，帮尼克松的忙”。（尼克松时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译者注）
5月的第一个星期，总统首席撰稿人特德·索伦森打电话告诉卡曾斯，肯尼迪已经采纳其建议，就和平问题发表一次讲话。对白宫来说，肯尼迪似乎将于 6月10日美利坚大学毕业典礼上发表这次讲话。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这个大学位于华盛顿特区。索伦森让卡曾斯把其想法告诉他。
4月20日，皮肤晒得有些棕黄、神情也明显放松的赫鲁晓夫回到莫斯科。三天后，他会见了美国驻苏大使科勒和英国驻苏大使汉弗莱爵士[10]。他们带着各自政府关于禁止核试验的建议，两份建议内容相同。“这个建议的理由不足。”赫鲁晓夫对两位大使说。华盛顿和伦敦仍然坚持要求进行三次以上的现场核查，并就此达成协定。“你们想利用这个机会来安插你们的间谍，他们会从情报机构得到指示。”赫鲁晓夫说道，“我们不赞成这个主张。我们不会容忍任何间谍行为。”再次提及柏林问题时，赫鲁晓夫提醒美英两国政府，若柏林问题毫无进展，那么，也无法就军备控制问题达成一致。“你们不想对德国问题作出决定，但是，这是最重要的问题。若你们不想解决这个问题，军备控制问题就不重要，重要的是德国问题。”这是他最后一次阐述苏联的对外政策。
约翰·肯尼迪一直把1963年春视为冷战的转折点。4月25日，尼基塔·赫鲁晓夫请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参加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这位苏联领导人想为莫斯科制订一条新的路线，准备让马利诺夫斯基来劝说军方，这条新的路线将无损于苏联的国家安全。
和马利诺夫斯基一同从皮聪达回来后，赫鲁晓夫带来两个新观点：第一，柏林问题不应当再成为美苏达成一致的拦路石；第二，如果不能就全面禁核试验和西方达成一致，莫斯科应该接受部分禁止核试验——禁止在大气层、太空和水下进行核试验，只允许进行地下核试验。11月以来，赫鲁晓夫回避了向西方施压的策略。1958年以来，施压一直是他的外交策略。4月25日，在主席团会议的讨论中，赫鲁晓夫有意要把这一想法确定为对美外交的策略。
赫鲁晓夫告诉主席团委员，与英美大使的谈话没有结果。之后，赫鲁晓夫提出一条新的军备控制政策。军事顾问告诉他，苏联将不再需要在大气层进行核试验，并就此做了解释。赫鲁晓夫建议不附加任何条件，争取在部分禁止核试验方面达成一致。9月，他曾向肯尼迪提出过部分禁核试验条约，但有附加条件，即美国人也要同意签订一个为期五年的禁止地下核试验条约。他还表示，五年后若达不成永久禁止地下核试验的协定，届时苏联将考虑废除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这次赫鲁晓夫并未提起地下核试验，而是强调，消除水下和空中的主要辐射源有利于宣传。在宣布莫斯科应准备向西方提交这个方案时，赫鲁晓夫对柏林问题的谈判只字未提。若不会为柏林问题付出代价，肯尼迪和麦克米伦将会达成部分禁核试验条约。
正如1962年10月25日所做的那样，当时赫鲁晓夫要求主席团委员批准和肯尼迪进行交易以结束导弹危机的方案，他自己则保留择机向美国和英国提交方案的权利。“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我们有可能马上达成协议……这只是一个拟订方案的问题……现在我们只是形成这个策略并选择时机——最有利于我们的时机。”
次日，赫鲁晓夫会见了肯尼迪的特使埃夫里尔·哈里曼，并与之讨论了老挝问题，但并未披露苏联对外政策的这一重大变化。赫鲁晓夫只想向华盛顿转达这一看法：尽管他仍然信任日内瓦方案，但是，比起老挝这个小问题，超级大国实际上还有更大的问题需要关注。他告诉哈里曼，因为只有 200 万人口，老挝“实际上也没有产生严重的问题”。他认为，美国和苏联应设法“忽略这个问题”。赫鲁晓夫的美国客人发现，他无意利用东南亚近来发生的令人疑惑和滑稽的事件再和肯尼迪挑起争端。“赫鲁晓夫不耐烦地大声嚷嚷道，他不了解这些愚蠢的老挝人的名字，也分不清这些名字。”随行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迈克尔·福里斯特尔后来报告了白宫。然而，大约一周后，赫鲁晓夫要利用一次意想不到的机会向肯尼迪和世界宣布其他需要优先解决的重点问题。
1963年5月底在波恩召开的一次外交招待会上，西德总理把苏联大使带到一旁。再过几个月， 88 岁的康拉德·阿登纳就要退休了。但是，在此之前，他还想促成一些事情。阿登纳告诉苏联大使，他希望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实现和莫斯科关系的正常化。西德总理解释道，他一直希望作出这种安排，但是因为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的原因，这一目标还未实现。
阿登纳向苏联人转达的是，为改善两国关系，他经常不得不孤军作战。1955年，他决定要和莫斯科恢复外交关系，不仅遭到外交部长，而且还有负责外交事务的国务秘书，以及政府其他人物的反对。然而，外交部长和国务秘书还继续反对他的东德政策。也正是这两个人确定了驻莫斯科的首任大使人选，那个人后来证明极不适合这一位置。第二任大使汉斯·克罗尔成功地和赫鲁晓夫建立了直接联系，反对和莫斯科保持密切关系的那些人千方百计召回了他。“最后，就被弃置不用，不可能再回到莫斯科就任大使职位。”阿登纳说道。在召回大使这件事上，阿登纳称他完全是被动的。“当然，若没有我们的盟友出主意，也不可能使用这种手段。”
阿登纳决心要让他的话对苏联人产生最大的效果。他告诉苏联大使，苏联不应过分关注他要在 10月退休的消息。“我的退休时间只取决于我，”他说道，“我没有停下来，而且为争取实现我的计划，我不准备停止斗争。”他也赞扬了前驻苏大使汉斯·克罗尔一直和苏联驻波恩大使进行的建设性讨论。
4月～ 5月初，经阿登纳允许，汉斯·克罗尔拜访了苏联驻西德大使。在会谈中，汉斯·克罗尔不仅抱怨西德外交部亲美派的游说活动导致了他的退休，而且还试图鼓励克里姆林宫利用阿登纳时代行将结束的时机来做一些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情。汉斯·克罗尔解释道，阿登纳暗示他应当回到莫斯科。“难道你平时不到苏联休假吗？”西德总理曾这样问他。这位前驻苏大使告诉苏联大使，除非苏联人提出一些新主张，否则，他不会回到莫斯科。他也暗示，阿登纳或许不会在1963年退休，如果莫斯科作出一些姿态的话。
西德总理决定直接和苏联会谈，把汉斯·克罗尔的试探行为变成了一次重要的机遇。赫鲁晓夫从来都认为，和西德结盟是可能的，尽管意识形态不同，但两国是邻国且有经济方面的利益。虽然他并未期待过阿登纳会成为一位承认这些共同利益的西德领导人，但是，他并未打消这种可能性，即这位西德总理最近已经作出了改变。1955年，尽管多年来许诺不与苏建交，但阿登纳和苏联的建交，却让美国人大吃一惊。
6月4日，阿登纳和汉斯·克罗尔一起讨论如何引起苏联的关注。6月11日，苏联大使会见了汉斯·克罗尔。阿登纳并无新的提议，但是，退休前他准备派汉斯·克罗尔去莫斯科进行某种形式的谈判。他提及实现“民众的和平”，并且告诉莫斯科，他能接受冻结目前局势 30年的方案，即保持两个德国、一个分裂的柏林、不改变战后波德边界的现状。
阿登纳秘密接近苏联人的同时，肯尼迪政府也在准备 6月10日在美利坚大学发表超级大国间要保持和平的演讲，这是一件意义深远的事情。5月底，就总统助手向西奥多·索伦森提供写作材料一事，麦乔治·邦迪询问了阿瑟·施莱辛格和其他一些富有思想的自由派人士。索伦森一直和诺曼·卡曾斯保持着联系。索伦森找出了1962年春肯尼迪准备在苏联发表电视演讲的一些片断想法。由于肯尼迪决定继续进行核试验，而赫鲁晓夫也在施压，两国领导人的这次电视演讲最终落空。比起一年前曾考虑过的双方有共同利益的说法，肯尼迪总统的想法走得更远。古巴导弹危机认可了一种新的辞令。“1963年以前，或许他非常相信他在美利坚大学演说的一些关键内容，但是，他不觉得他能公开讲出来。”邦迪后来回忆道。冷战持续近 20年，美国人民对声称苏联人是恶魔的政治人物产生极大的怀疑。对共产主义镇压的本性，肯尼迪并不是不知道，但是，过去的一年里，他知道了赫鲁晓夫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古巴导弹危机中，当其欺骗手法曝光后，赫鲁晓夫对美国的实力表现出非常谨慎的尊重，非常担心发生意外事件和误解。总统任期最后一年，艾森豪威尔曾试图就苏联的威胁问题来教育美国公众，但最终也未达目的，艾森豪威尔让位给一位年轻人，后者之所以取胜，部分是出于对这位二战老英雄的担心，担心当他打高尔夫球的时候，已经让狡猾的赫鲁晓夫悄悄地从身旁溜了过去。执政近千日后，这位年轻人才明白，对于苏联的威胁，他做了错误的判断。他也相信，因为在古巴导弹危机上取得成功，作为总统，他赢得了公众的赞誉。
面对1963 届毕业生，肯尼迪暗示，比起其父辈所处的1930年代，他们将要进入的这个时代可能会更幸福。他相信，实现持久和平是可能的，但是，它不是一方强加的。肯尼迪说：“不是美国强权之下的和平——不是靠美国战争武器强加给世界的和平……不仅仅是美国人的和平，而且也是全人类的和平；不仅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和平，而且也是永久的和平。”肯尼迪的讲话已经超越了大学生的范围，他在对全美国、全世界讲话：“有人说，提世界和平无用……直到苏联领导人采取一种更加开明的态度。我希望他们这么做。我相信我们能帮助他们这么做。但是，我也相信，我们必须要重新审视我们的态度。”在其就职演说中，肯尼迪曾经激励美国人，为了国家的正义事业和世界的自由，他们“要承受任何负担”。现在他号召美国人抛弃他们头脑中的孤立主义意识，好好想想竞争对手的想法。我们的目的并不是绥靖姑息，而是理解。“让每个国家自己选择其未来，只要那种选择不会干涉其他国家的选择”。肯尼迪接受了这样的假设——两个超级大国能够和平共处。“归根到底，我们之间存在着最根本的联系，这就是我们都生活在这个地球上，都呼吸着同样的空气，都关心着孩子们美好的前程。况且，我们之中谁都不能永生。”承受着国家的希望，肯尼迪把自己投身于结束冷战威胁的工作之中。“满怀信心，毫不畏惧，我们辛勤努力——不是为了毁灭的战略，而是为了和平的战略。”
三天后，赫鲁晓夫也召集会议制定自己的和平战略。虽然他未提及肯尼迪刚刚在美利坚大学发表的演讲，但是，演讲对这位苏联领导人产生了极大影响。他告诉工作人员，从罗斯福总统以来，这是历届美国总统发表的最好的一次演说。向主席团解释实现缓和的原因时，赫鲁晓夫并未提及美国出现的新情况，而是谈到了阿登纳秘密行动的意义。
1955年以来，苏联人一直希望西方有如此举动。虽然有理由怀疑阿登纳的真诚，但是，西德的主动最终成为赫鲁晓夫撤销失败的柏林政策的一个借口。“让我们来改变战术。”在 6月13日主席团的一次正式会议上，赫鲁晓夫说道。“我们将不会得到美国人的同意。”他回忆了柏林危机失败的原因。美国手上常常握着贸易禁运的大棒，这已经严重损害了东德的经济。因此，赫鲁晓夫不能对美国人长期施压。现在，西德人提出了一个绕过美国人的方式。
赫鲁晓夫相信，和西德人达成协议是有理由的。长期以来，他一直认为，经济纽带能密切两国的关系。他喜欢回忆魏玛共和国和苏维埃在拉帕洛条约名义下开展的全面经济合作。这个条约是德苏两国领导人于1922年签订的。后来，西德和苏联的贸易额大幅增长，到1962年，苏联转而向德国制造商购买钢管。“我们确实是合作伙伴，” 13日的会议上，赫鲁晓夫向克里姆林宫的与会者解释道，“美国人、英国人，还有法国人，他们都是竞争对手。”赫鲁晓夫认为和西德保持特殊关系是可行的。“拉帕洛对联邦德国和苏联都有利。”
赫鲁晓夫下令苏联外交部拟定和西德方面谈判的内容。究竟以官方代表团的名义还是以在苏联度假的名义——就像汉斯·克罗尔一样——来访，由西德来决定。赫鲁晓夫告诉主席团委员，他期望美国人接受西德和苏联保持密切关系这一事实。两国关系的发展将不会威胁他们。他预料只有法国会反对，若失去和波恩的特殊关系，后者将会感到不安。
3月底朱庇特导弹的撤出，阿登纳的主动，还有肯尼迪在美利坚大学发表的演讲，都增强了赫鲁晓夫的信心：在实现与西方的缓和方面，1963年是他进行最大政治投资的好时机。4月，赫鲁晓夫曾提到，克里姆林宫应做好准备，在莫斯科选定的时机向美国人和英国人提出一项部分禁止核试验的方案。现在，他认为时机已经来到。
1963年7月2日，赫鲁晓夫宣布，准备接受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在一个极为合适的场所——东柏林的一个会议室，他发表了这一声明。实施四年之久的柏林策略的终结激活了禁止核试验条约。
华盛顿和伦敦热烈欢迎这个声明。两国马上派出谈判代表前往莫斯科。三周后，条约拟定，三国政府在条约上签字。条约的签署标志着冷战缓和时期的开始。肯尼迪和麦克米伦可能有所不知，赫鲁晓夫已经耗尽了为建立信任而准备的种种想法。在全面裁军问题上，或者在柏林问题上，苏联都没有表现出新的灵活性。同意达成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后，赫鲁晓夫还在竭力和西方在世界各地以及工业化国家为争夺新盟友而竞争，意识到此，甚至更令人失望。1955年以来，一直都有这种竞争，赫鲁晓夫的目标是仍要为竞争保持一种更好的氛围，竞争的武器将是观念，主要的利益将是军备预算的削减。这就是赫鲁晓夫经常宣扬的和平共处的理念。
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签订将会对中苏关系产生何种影响，对此，赫鲁晓夫并不抱任何幻想。除在意识形态上厌恶与美国达成一致外，中国还想拥有自己的核武器，而面对国际社会禁止核试验的压力，这个计划将更难实现。但在赫鲁晓夫看来，从年初以来，他试图改善中苏关系的努力并无任何收获。因此，也无所谓损失。1月，他曾告诉克里姆林宫的同事，如果莫斯科听任和中国的分裂持续下去——他所谓的断绝关系，只会助长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民族主义思潮。“断绝关系不是共产党的做法。”他认为，苏联应该显示出一个世界领导者应有的耐心，“我们在为未来开辟道路……而且我们应该有一种宽容的心态”。之后，在1963年5月卡斯特罗访苏期间，赫鲁晓夫承认，他确实不理解中苏关系为何紧张。“瞧，我在问自己，”他告诉卡斯特罗，“分歧何在？我们主张和平，他们也主张和平。我们主张和平共存，而他们也一样。问题出在哪里？”
确实，他承认中国不满苏联在共产主义阵营中的独断行为。“他们想坐头把交椅。”赫鲁晓夫说道。北京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这不可能。因为中国领导人说过，他们追随列宁，赫鲁晓夫设想，在列宁主义的发源地——莫斯科的庇护下，任何意识形态的分歧最终应该都能解决。在其有生之年，赫鲁晓夫从未意识到帝国主义有这种本能。
赫鲁晓夫在东柏林发表讲话，主张实施部分禁止核试验。其间，中苏两党在莫斯科举行了双边会谈。双方取消了以后几个月会谈的议程。最后，赫鲁晓夫和毛泽东都不打算互访。与会的双方代表分别为米哈依尔·苏斯洛夫、苏共中央委员会对外联络部部长和邓小平率领的中国代表团。会谈失败。邓小平首先做了长达 4 小时的讲话，双方代表团立即陷入唇枪舌剑之中。尽管结果并未出乎预料，但是，会谈让中苏关系进入一个更加艰难的时期。“和中国人的争论已经公开化。”中国代表团回国后，在克里姆林宫首次召开的会议上，赫鲁晓夫说道。
古巴导弹危机之后的 8个月，国际政治发生了剧烈变化，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赫鲁晓夫国际战略的变化。1963年仲夏，苏美关系远好于苏中关系。在一系列单边行动中，赫鲁晓夫不再把柏林问题视为要优先解决的国际问题，而1958年以来，他一直把柏林问题置于首位。面对1963年春遭遇的一系列国内外挫折，赫鲁晓夫选择了退让和和谈之路，而不是制造紧张局势。尽管现在这位克里姆林宫领导人不得不担心，苏联东欧集团的存在似乎只是一种理论，而不是事实，但他还是让自己改变了思维，而且世界变得更加安全。
[1] 弗兰克·肯扬·罗伯茨爵士（Sir Frank Kenyon Roberts，1907年10月27日——1998年1月7日），英国外交官。1930年进入外交部工作。1939—1940年任英法最高战争委员会英方联合秘书。1945—1947年任驻苏联公使。1949—1951年任驻印度高级专员。1951—1954年任外交部副国务秘书。1955—1957年任驻南斯拉夫大使。1957—1960年任常驻北约代表。1960—1962年任驻苏联大使。1963—1968年任驻西德大使。
[2] 阿瑟·霍布森·迪安（Arthur Hobson Dean，1898年10月16日——1987年11月30日），美国外交官。
[3] 诺曼·卡曾斯（Norman Cousins，1915年6月24日——1990年11月30日），美国政治记者、作家。
[4] 福伊·大卫·科勒（Foy David Kohler，1908年2月15日——1990年12月23日），美国外交官。1931年毕业于俄亥俄大学，随后进入外交部工作。1945—1946年任外交部近东事务司副司长。1962—1967年任驻苏联大使。1967年退休。晚年在大学任教。
[5] 詹姆斯·哈德斯蒂·克里奇菲尔德（James Hardesty Critchfield，1917年1月30日——2003年4月22日），1939年毕业于北达科他州立大学。二战期间服役于美国陆军。1948年加入中央情报局。1959—1969年期间担任中央情报局近东部门负责人。1963年参与策划了推翻伊拉克卡希姆政权的政变。1974年退休。
[6] 阿卜杜勒·拉赫曼·穆罕默德·阿里夫·贾马利（ʿAbd al-Rahman Mohammed ʿArif al-Jumayli，1916年4月14日——2007年8月24日），伊拉克资产阶级政治家。1937年毕业于巴格达军事学院。1941年参加了反英起义。1948年参加了巴勒斯坦战争。1958年参加了“七·一四”革命。伊拉克共和国成立后，于1958—1962年任装甲兵参谋长。1963—1966年期间历任萨拉赫丁省装甲团团长，第六装甲旅旅长，第五师师长等，并于1964年代理陆军总参谋长和地面部队司令。1966—1968年任总统。1967年5—7月任总理。1968年7月17日在政变中被推翻下台，随即流亡土耳其。1979年萨达姆上台后回国。2004年移居约旦。2007年死于安曼。
[7] 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肖斯塔科维奇（Дмитрий·Дмитриевич·Шостакович，1906年9月25日——1975年8月9日），苏联音乐家。
[8] 伊里亚·格里哥里耶维奇·爱伦堡（Илья Григорьевич Эренбург，1891年1月14日——1967年8月31日），苏联作家。1906年加入布尔什维克。积极参与革命活动。1908年流亡法国后脱离革命活动，专心从事写作。二月革命后回国，十月革命后曾在苏维埃政府任职。1921年后以苏联报刊记者的身份长期旅居国外。1936年曾参与对西班牙革命和内战的报导。1939年在法国被捕，后获释返回苏联。1941年参与对卫国战争的报导。1949年被解除一切职务。斯大林死后成为“解冻文学”代表人物。1967年在莫斯科逝世。
[9] 罗伊·赫伯特·汤姆森，第一代汤姆森舰队男爵（Roy Herbert Thomson, 1st Baron Thomson of Fleet，1894年6月5日——1976年8月4日），英国报刊业大亨。
[10] 汉弗莱·特里维廉，特里维廉男爵（Humphrey Trevelyan, Baron Trevelyan，1905年11月27日——1985年2月9日），英国外交官。1953—1955年任驻中国临时代办。1955—1956年任驻埃及大使。1958—1961年任驻伊拉克大使。1962—1965年任驻苏联大使。1967年任亚丁高级专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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