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赫鲁晓夫的冷战（一个美国对手的内幕故事）
第十章 宏伟计划
随着赫鲁晓夫的访美，冷战也进入了一个快速变化的新时期。回顾历史可以看出，1959年晚秋到1960年冬也许是 50年冷战中关键的一年。毫无疑问，这一年和1946年、1972年同样重要。1946年，美苏之间的斗争首次暴露在世界面前，而在1972年，美苏达成战略缓和。只有随着克里姆林宫档案的公开，我们才能知道，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赫鲁晓夫在为减少战争危险，缩小庞大国防开支而创造着机会。赫鲁晓夫之后，直到戈尔巴乔夫，苏联领导人才再次大胆地开始结束冷战的行动。
1959年9月28日一回到莫斯科，赫鲁晓夫马上就对党的干部和苏联人民发出信号——冷战的转折点已经到来。尽管只有 5 英尺高，赫鲁晓夫还想站得更高些；尽管刚刚结束洲际长途旅行，但他还要显得更精神些。他向人们宣布，超级大国的关系完全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我坦率地告诉你们，亲爱的同志们，我和美国总统就具体的问题进行了会谈和讨论，”在莫斯科伏努科沃机场，赫鲁晓夫向迎接他的一大群官员说道，“我得到一个印象——美国总统真诚地希望看到冷战的结束……对此我充满信心……我们能为和平做许多工作。”离开讲台时，赫鲁晓夫喊了起来，“苏美友谊万岁！”这让台下的一些听众吃了一惊。
赫鲁晓夫的讲话有所变化，这既不是出于一种宣传目的，也不是出于一种礼貌，那是他少有的一种个人性格特征。对于和美国的斗争，这位苏联领导人的看法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我非常高兴访问美国，”离开纽约前，赫鲁晓夫告诉一群美国商人，“在我看来，似乎美国人民很想达成一项协议，他们想过一种和平生活。”访美之前，或许他会说，美国人民的这些愿望注定要被华尔街所破坏。但是，访美之后，他不再像以前一样相信这种观点。尽管警告自己不要“触及灵魂深处”，但赫鲁晓夫似乎对这个看法充满信心，即在内心深处，美国商人更爱好和平，而不是追逐商业利润。赫鲁晓夫相信，在西方，正是那些资本家决定了政治决策。对他来说，这个新的结论有着非常广泛的含义。
从纽约到加利福尼亚的多个城市，赫鲁晓夫已经看出，普通美国人的生活水准几乎让他难以理解。展览会上看看美国家庭厨房的展示是一回事，就像1959年尼克松副总统来访时一样，而从纽约到华盛顿铁路沿线看到一栋栋中产阶级的独立房屋，则又是另外一回事。赫鲁晓夫不得不承认，美国人成功地向其劳动者提供了一种生活方式，这是他想象中的目标，它只有在实现共产主义后才能实现。这次美国之行并没有让赫鲁晓夫变成一个资产阶级，相反，却激发了他的竞争意识。
赫鲁晓夫清楚，要让人民生活得更舒适，苏联必须要更有效率。访问美国让他颇为吃惊，但即使在访美之前，他也清楚，国内的许多事情进展并不顺利。七年计划并没有带来利润，相反，1959年的劳动生产率却大幅下降，从预计的 72 ％降到了 27 ％。来自农业部门的消息更糟。1959年，农业产量实际下降 41 ％。二战后市场因素在美国的繁荣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因为缺乏这种市场的力量，赫鲁晓夫认为，解决苏联经济问题全靠克里姆林宫的英明决策和人民群众对这些决策的落实。回国后的最初几周里，赫鲁晓夫抓住苏联人生活中的各种低效率行为，以此来强化自己的观点。赫鲁晓夫注意到，美国各大城市都大量种植草坪，而不是大规模种花。由此他开始怀疑，建数英亩的温棚来让莫斯科主要大街摆满鲜花的做法是否明智。如果连富有的美国人都不需要这么多花，那苏联人为什么要这么做？同样，他注意到，纽约市的路灯也没有莫斯科大道上的路灯多，“我们并不需要这么多路灯，为什么还要浪费那么多电来点亮我们的城市？”他质问道。如果连纽约著名地产商罗伯特·摩西也不认为每个街区至少需要两盏路灯，那么莫斯科市政当局为何要这么想呢？
在赫鲁晓夫的意识里，他把提高苏联的生产率和与美国保持友好关系直接联系在了一起。赫鲁晓夫一直担心和华盛顿进行军备竞赛将会拖垮苏联。“如果我们被迫这么做，”他告诉儿子谢尔盖，“那我们连裤子也穿不起。”1958年，纳赛尔首次访问苏联，赫鲁晓夫就曾警告他，不要听信那些军事顾问有关国防建设的话。“你加倍给他们，第二天他们会告诉你，我国国防建设还需要更多的钱。”赫鲁晓夫认为，军备竞赛会损坏一个国家的民用事业，如果有将军或元帅不这么想，他告诉纳赛尔，“你应该向他们的头上浇一盆凉水”。
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意图，赫鲁晓夫的信心越来越大，同时，他也颇有信心在经济上赶上美国。这两者缺一不可，它们决定着下一步的重大行动。但是，最后真正促成这些行动的则是苏联在核技术上的突破。回国 3个月后，苏联核科学家给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机会来让他验证，苏联到底能削减多少国防预算。六年前，克里姆林宫下令发展核武器，现在，苏联第一枚洲际弹道导弹 R-7 即将在普列茨克的两个发射基地投入使用。虽然这种导弹早在1957年10月就已用于发射人造卫星，但是，在携带核弹头并投入军事使用之前，还需要对它做更多的技术改进。1959年7月底，在普列茨克进行的第一次发射取得成功。现在，苏联军方报告，它们准备把两枚 R-7 导弹部署在两个发射基地，每枚导弹各携带一个当量为 300 万吨级的核弹头。和美国的核武器比起来，虽然有些微不足道，但它更具有象征意义。苏联最终具备了向美国发射核武器的能力。
赫鲁晓夫希望，一定要有一些核武器基本达到美国核武器的水平。1958年，苏联军方向他提交了建设一个庞大的洲际弹道导弹基地的计划，它将会使苏联的核武器完全达到1960年代美国核武器的规模。但是，他否决了这个建议，而是信任一种所谓的有限威慑的逻辑。为什么要把钱花在苏联无力承担的项目上？赫鲁晓夫认为，只要苏联有一些核武器，那么，那些神智清楚的领导人就不敢冒险向苏联发动战争。现在还不清楚，赫鲁晓夫当时就知道需要多少核武器才能达到核威慑目的，但是，他有一种感觉，即他只需要足够的火箭就能让任何一位美国总统对核战争的代价产生恐惧心理。“导弹并不是黄瓜，”他喜欢这么说，“人们不能吃它，为了遏制战争，人们也不一定需要那么多核导弹。”
凭借莫斯科刚刚具备的核威慑力量，赫鲁晓夫开始加速转变苏联政府对待冷战的态度。苏共中央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有人抱怨，对 12月底即将召开的党的全体会议没有做好准备。但是，赫鲁晓夫想让政府再提供一些议题。军事战略也被增列到 12月14日主席团的一次会议议程中。考虑到主席团委员对此可能会有所反应，赫鲁晓夫决定暂不宣布其新的军事计划，以免让人们吃惊。会议召开的前几天，主席团委员都收到一份长篇备忘录，描述了他的所思所想。
赫鲁晓夫决定在 12月某一天上午来讨论他对苏联未来的看法。“每个公民，”他说，“每个苏联的百姓都应当被赡养，他们的需要应该都能得到满足。”赫鲁晓夫认为，苏联的经济不但不能让苏联公民过上体面的生活，而且也不能实现马克思和列宁所预见的无阶级社会的目标。“当我们为实现共产主义打下物质基础时……哪里有自由，哪里没有自由，就很清楚了。” 12月14日，赫鲁晓夫这样告诫其同伴。但是，访美归来后，对多久苏联才能实现共产主义这个问题，他有一种迫切感。
这次高层秘密会议中，赫鲁晓夫承认，自己几乎从未在其他场合说过这些话。在整个美国之行中，他都一直在夸耀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是，在克里姆林宫的高墙后面，他又承认，他不再完全相信这个说法。美国的所见所闻让他相信，美国人更接近他所期待的那种共产主义制度下的民主社会。美国人已经找到一种保证让权力从一个总统和平过渡到另一个总统的办法，这让他印象深刻。他还认为，苏联可以从美国最近批准的第二十二条宪法修正案中学到很多东西，修正案规定美国总统只能任满两届八年。“当我们实现共产主义时，一个人不可能会永远坐在一个职位上……不可能让一个人一直工作到他无法工作时为止。”赫鲁晓夫警告道，“如果连资产阶级和资本家都不用担心在两届任期届满、总统更换后，他们的社会基础会被破坏，那我们为什么要担心呢？我们不相信自己的社会制度？或者说我们更相信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
让赫鲁晓夫感到沮丧的是，多年来，苏联从未进行过政治改革。他相信，不提高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那么，现行制度就比不上自由投票或权力定期交替的制度。只要苏联人民吃不好，住不好，没有工作，而西方国家的公民则过着优裕的生活，那么，苏联人民就不可能相信共产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赫鲁晓夫建议克里姆林宫的领导应限定任期，他考虑的是一代接班人的成长，要补充新鲜血液，而不是让西方的自由派或保守派来代替共产党的领导。赫鲁晓夫认为，只有当苏联的经济很发达时，莫斯科才敢冒险引进美国式的民主制度。“我们的经济越发达，”他解释道，“民主化的基础才越深厚，越牢固。”
至于如何改善苏联经济，赫鲁晓夫并未在会议上提出具体计划。他只要求经济计划的制定者们要对实现共产主义目标的每一个具体步骤进行详细的阐述，这实际上意味着美国式生活标准在苏联的翻版。赫鲁晓夫提出 15 ～ 20年后的发展目标，届时苏联经济要有极大的转变。1957年，赫鲁晓夫曾声称，到1970年至少要让苏联的肉食品和牛奶产量赶上并超过美国。然而，不像当初那样，现在，他确实不知道到底要多久才能赶上美国，但他仍然相信，赶上美国是可能的。同时，他也想让克里姆林宫向苏联社会各阶层发出一系列信号，莫斯科将会严肃对待这些发展目标，按照精心制定的目标，预计苏联将会取得许多成就。
对改善苏联人民的生活，赫鲁晓夫只提出要减少冷战开支，以便把更多的钱投入民用工业的几条具体意见。按照苏共主席团对苏联政治目标的论述，这个国家最有权力的军事人物都被带到了克里姆林宫的会议室，要参加这次会议。赫鲁晓夫对这些军方领导都很满意，因为，他们都是他精心挑选的。好惹麻烦的瓦西里·索科罗夫斯基元帅下台了，他曾经怀疑过赫鲁晓夫接近中东的政策。尼古拉·库兹涅佐夫海军元帅也下台了，他梦想建立一支庞大的横跨三大洋的海军队伍——他的想法是错误的，如果这么干，国家就会被拖垮。赫鲁晓夫现在的军事骨干都是二战时期和他并肩战斗过的战友，他们是罗季翁·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安德烈·格列奇科[1]元帅和伊万·科涅夫[2]元帅。此外，还有一批新一代的军事将领，他们也是赫鲁晓夫提拔起来的，如基里尔·莫斯卡连科[3]元帅、米·伊·涅杰林[4]元帅，还有苏联军队建设的设计师德米特里·乌斯季诺夫[5]元帅。依靠这些元帅，赫鲁晓夫为苏联设计了一种全新的、可怕的军事策略，他要不费一枪一弹而赢得冷战的胜利。
赫鲁晓夫急于要把超级大国间的斗争从军备竞赛转移到意识形态和经济方面的竞争上来。他认为，冒险和美国达成一项重要裁军协议的机会已经到来。这年早些时候，苏联政府已决定同时进行 R-9 和 R-16 两种洲际弹道导弹的研发工作，这两种导弹比发射人造卫星的 R-7 导弹更轻、更细。赫鲁晓夫也一直想研制出一种可以部署在地下发射井的导弹，以免遭受美国的袭击。早在设计阶段， R-16 导弹就增加了使用固体燃料的功能，这意味着它比使用液体燃料导弹发射所需要的准备时间更短，性能也更稳定。唯一的问题是， R-9 和 R-16 系列导弹的部署长达六年时间，尽管它们不像常规武器那么昂贵，但是对一个经济不宽裕的国家来说，还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苏联人面临着严峻的抉择。苏联的核打击能力已经远远落后于美国，要想在军事上尽快赶上华盛顿，莫斯科并没有多少选择余地。即使美国的火箭计划赶不上苏联，但美国在欧洲的北约基地部署了可携带核武器的轰炸机，它们只要几个小时就可飞抵莫斯科。只要下一道命令，艾森豪威尔就可以打击苏联，使其瘫痪。而要实现这个目标，赫鲁晓夫还需要好多年时间。从公开的资料来看，美国已经着手研制可用于潜艇发射的远程核导弹和普通导弹。在 R-9 和 R-16 部署之前，两国导弹之间的差距很大，而优势则在美国一方。
既受制于苏联的经济发展水平，又想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鉴于此，赫鲁晓夫不想制定一个应急的军备计划或者加速研制下一代导弹。他决定实施外交策略，以此来避免和美国进行代价高昂的军备竞赛。其计划是，在 1月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上，苏联将宣布单方面大幅裁减军队。他建议裁减 100 万～ 120 万军人，大约相当于苏军现役人数的三分之一。西方大国一直抱怨苏军规模过于庞大，对中欧，特别是德国的安全形成威胁。现在，赫鲁晓夫要向华盛顿、伦敦和巴黎表明，莫斯科对波恩并不抱什么军事意图。
那些军方首领都是他提拔的，对赫鲁晓夫的提议，他们只是唱赞歌。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后，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了赫鲁晓夫提出的苏联单方面裁军计划。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称赞裁军计划，并向主席团保证，总参谋部已经仔细核算过这些数字，可以实现这个目标。华沙条约组织武装部队总司令科涅夫元帅也对裁军计划拍手称好，他强调，随着核武器的发展，裁军已经不会影响苏联的安全。那些年轻将领也纷纷表态支持裁军。为了显示自己发展核导弹武器的决心，赫鲁晓夫计划建立一支核武器部队，想让涅杰林元帅来指挥这支部队。涅杰林元帅也对赫鲁晓夫的新战略和裁军计划表示支持，这一点也不让人们感到意外。涅杰林选择基里尔·莫斯卡连科元帅当他未来的副手，即担任苏联战略火箭军副司令。1941年，他们俩就在同一个反坦克旅并肩作战，现在他们已经开始认识到苏联最尖端的军事技术。“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站在克里姆林宫老板前的涅杰林说道，“您的建议不仅很有必要，而且早就应该实施了。”莫斯卡连科元帅也称赞赫鲁晓夫，这是一个“鼓舞士气的，也是对民族和历史负责的计划。和平的主动权掌握在我们手里”。涅杰林未来的副手接着又列举了一些常规武器，它们也可以被当成过时的武器，包括 T-34 坦克，还有陆军的大多数火炮。
苏联领导层明白，赫鲁晓夫正在迫使这个国家冒一种巨大的战略风险。这些决定的后果是，它们将暴露出苏联脆弱的一面。即使对核武器充满热情的莫斯卡连科也不得不承认，为防备美国首先发动核攻击，苏联也要进行核反击，但是，苏联可靠的核反击能力仍然落后美国两年。如果限制火箭的研制和生产，不增加苏联常规部队的开支，赫鲁晓夫确信，到1960年代初期，比起美国，苏联的军事势力将会更加弱小。他只能拥有作为一个大国应该拥有的一定数量的导弹，但是，他却无法保证实施核反击，这是为了防备美国首先通过陆地、空中和海洋发动的核打击。因此，要对这段困难时期保密是必要的。他不仅要掩饰苏联脆弱的一面，同时，还要设法利用裁军谈判来化解美国的军事优势。
对赫鲁晓夫来说，计划本身也有一定的政治风险。这次大会前散发的备忘录几乎没有掩盖住他的担心，即这种做法会让他无法避免一些政治攻击——他对美国过于温和。“也许我不能预见到每件事情，但是，对我来说，这些方案如果得到实施，将不会对我们国家造成任何损失，也不会对我国国防造成威胁。相反，方案的实施可以提高我国的国际形象，增强我国的实力。”赫鲁晓夫提道，这次会议本来就需要展开一场运动，要让军事指挥人员和克里姆林宫的各个军事委员会都接受这个计划。他预计有人会反对这个计划，特别是那些即将失去职位的军官和退休军官。为了坚定军方和领导层的意志，或许也为了掩饰其不安，赫鲁晓夫发誓不会同情军队中的那些鹰派人物。“让我们收回他们的那些大话……把他们从党的队伍中清理出去，要对反抗行为采取行动。”
如果中情局报告赫鲁晓夫现在想清除军方鹰派人物的大话，艾森豪威尔或许会以其惯有的方式微笑一下。多年来，赫鲁晓夫一直是他们中最善于说大话的人，他声称苏联在军事上占有优势。人造卫星上天后，又常常夸耀其导弹的研发速度，声称可以打到美国本土。1959年2月，赫鲁晓夫告诉来自苏联各地的党政领导干部，“已经安排生产系列洲际弹道导弹”。1959年11月，他还告诉记者，“现在我们拥有许多导弹，还有许多原子弹和氢弹。如果有人入侵我国，我们能把潜在的敌人从地球上消灭掉……一年内， 250 枚可携带氢弹弹头的火箭将从我们访问过的这家工厂装配线上制造出来”。
艾森豪威尔识破了这些大话，“他们还说自己发明了飞机、汽车、电话和其他东西呢。”他向一群记者挖苦道。对苏联的实力这个话题，艾森豪威尔不想当一个危言耸听者。“如果我们对每一项新成果，像人造卫星，都作出激烈反应的话，”后来他向肯尼迪政府建议道，“那么，我们就被打败了。”艾森豪威尔在军队服役多年，知道军事开支到底有多大。因为莫斯科已经首先发射一枚远程导弹，他不想让美国再在此投入巨资。重要的是，苏联人是否真正拥有他们所宣称的这些导弹，中情局的情报或其他消息来源都不能让艾森豪威尔信服。
艾森豪威尔并没有其竞争对手所面临的难题——要完善政权轮替制度。1959年初，艾森豪威尔仔细研究了赫鲁晓夫制定的苏联经济七年发展计划。中央情报局指出，克里姆林宫所确定的经济发展速度是不现实的，劳动生产率是个“大问题“。显然，莫斯科得不到足够多的肥料和机械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实现其计划。对赫鲁晓夫来说，要实现其宏伟粮食生产计划的唯一办法就是改变农业的投资办法，提高劳动生产效率，或者增加劳动者的数量。艾森豪威尔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对克里姆林宫来说，苏联要在国内实现那些华盛顿的灾难预言家所宣称的这些目标——也是赫鲁晓夫所吹嘘的目标，同时还要建立一支庞大的核武器队伍，是不可能的。
艾森豪威尔总统对国家安全反应冷静，但这并不代表美国公众的看法。尽管赫鲁晓夫访美有积极的一面，但是，因为苏联发射人造卫星而让人们第一次绷紧了神经，现在对美国军事的脆弱仍然十分敏感。对许多美国人来说，甚至那些对艾森豪威尔的防卫态度抱有好感的人来说，1950年代后期军事力量的整体平衡主要取决于每个国家核武库中所拥有的洲际弹道导弹的数量。艾森豪威尔政府曾经因为决定削减开支、争取在导弹技术上超越对手的措施而招致批评。军方只买了不多的宇宙神导弹和大力神导弹，以等待新型的固体燃料导弹——民兵导弹被研制出来。后者是一种杀伤力更大的洲际弹道导弹。预计到1962年才部署第一代民兵导弹，而人们担心在这几年时间里，苏联人将会比美国拥有更多导弹。白宫不采购更多的宇宙神导弹的这个决定一直饱受争议，特别受到通用动力公司的非议，后者是宇宙神导弹生产合同的主要承包商。他们不失时机地想引发公众争论，迫使政策制定者改变艾森豪威尔的吝啬做法。
等待部署民兵导弹的明智之处似乎取决于这种估计，即到1961年苏联到底会有多少枚导弹。艾森豪威尔面临的问题是，批评者能言善辩，颇有影响力，而且声称他们知道这个重要问题的答案。政府内部负责指挥全国远程轰炸机和洲际弹道导弹的战略空军司令部（ SAC ）主张增大宇宙神、大力神和民兵三种导弹的比例。他们认为，到1961年，苏联人将会拥有 150 枚洲际弹道导弹，正好可以摧毁美国的 30 处洲际弹道导弹基地，以及包括华盛顿特区在内的 20个重要军事目标和民用目标。战略空军司令部特别注意让一些有影响的鹰派人物，如报业辛迪加的专栏作者约瑟夫·艾尔索普[6]也知道这些估算结果。在一封写给他的朋友、已退休的卢修斯· D. 克莱[7]将军——柏林受封锁时美军的指挥官——的信中，艾尔索普赞许道，战略空军司令部的高级官员们“并不认为，我也不认为，那些估计根本就是错误的。他们只相信，就像我认为的那样，可能会出错，而这会导致我所描述的三个、四个或者五个可怕的结果中的一个”。
对美苏两国在导弹数量上的差距，国会最强烈的反对来自密苏里州的民主党参议员斯图尔特·赛明顿。杜鲁门执政时期，他曾任空军部长。1960年，赛明顿把自己定位为鹰派人物，以争取被提名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当艾森豪威尔政府平息公众和国会对苏联人造卫星的过度反应时，赛明顿指责政府不负责任，对国家安全选择了平衡预算的办法。“政府到底为什么认为钱比国家安全更重要？”1959年9月他如此质问。同年秋天的国会听证会上，他信心十足地预测，到1962年，苏联人将会拥有 3000 枚洲际弹道导弹，并强调，这种毫无根据的推测是“创造了纪录”。事实证明，记录显示，赛明顿参议员所声称的这个数字与实际相差了 2938 枚。赫鲁晓夫访美期间，赛明顿说，不要交莫斯科的朋友，如果杜鲁门敢邀请斯大林访问美国，他将会被国会弹劾。“今天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认为赫鲁晓夫先生的访美是有益的？”
作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竞争者，绝不是赛明顿一个人意识到了要在导弹数量差距上大做政治文章。所有的总统竞选人谈起这个问题时，似乎都觉得那是事实，即从1960 到1964年，苏联的核导弹数量将会大幅超过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来自得克萨斯州的林登·贝恩斯让人们对导弹数量的差距产生恐惧心理，以显示自己精通外交事务。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约翰·肯尼迪则加剧了美国人的这种恐惧心理。早在1958年年中，肯尼迪就发出警告，美国很快就要进入这样一个时期，“届时我们导弹的进攻和防卫能力都将远远落后于苏联，以至于我们会处于一个极度危险的境地。”
艾森豪威尔可以被谅解，如果他对这场孤陋寡闻的辩论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四年前，就是这一伙人曾就苏联人是否拥有比美国更多的远程战略轰炸机而展开过辩论。事实证明，这是些危言耸听的话，但是，这些话却会让人们产生疑问。为挽救其声誉，这些人声称，赫鲁晓夫突然决定，要把更多的钱投在导弹的研制上，而不是生产更多的轰炸机。
1956年，在戳穿苏联轰炸机优势的神话中， U-2 飞机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然而，1959年， U-2 飞机的侦察飞行却没有获得有关苏联导弹生产和部署的更多情报，未能平息有关两国导弹差距的辩论。1958年，出于担心侵犯苏联领空而带来外交风险，艾森豪威尔因此停止了 U-2 飞机的侦察，只是在1959年年中进行过一次对苏的侦察飞行。与此同时，美国间谍侦听截获的苏联情报都不足以搞清苏联导弹的生产和部署情况。其结果是，两年中，美国情报分析人员不得不向决策者们承认，他们无法搞清赫鲁晓夫导弹计划的进展状况。情报分析人员听到了赫鲁晓夫的大话，但当他们派出 U-2 飞机拍摄导弹发射场，或者截获其导弹试射的电子信号后才发现，这与赫鲁晓夫谈论的那个庞大导弹计划一点也不相符。为了达到每月生产 6 枚弹道导弹的速度，美国实施了 115 次导弹发射试验。而从1957年夏天到1958年5月，中央情报局只探测出苏联的 6 次导弹试射，而从1958年5月以后到1959年，也没有探测出大规模的导弹试射。中情局在克里姆林宫内部没有间谍，也无法监听克里姆林宫的通信，他们不知道赫鲁晓夫的决定：跳过 R-7 导弹而发展 R-16 和 R-9 导弹项目。
对于苏联战略导弹的规模和能力，虽然美国情报部门缺乏可靠情报，但是人们还期待着发布一个年度核武器评估报告，以便帮助五角大楼获得导弹生产的预算。20 世纪 50 ～ 60年代，中央情报局长负责有关苏联军事力量的国家情报评估（ NIEs ）工作，主要由中情局官员来撰写这些评估报告。艾森豪威尔的第二任期内，中情局提供了一份被认为立场中立的评估报告，评估介于美国空军对苏联导弹力量的过高估计和美国陆军的过低估计之间。1958年，评估报告称，到1959年底，苏联人将拥有 10 枚 R-7 导弹，一年后将达到 100 枚，到1962年某个时间其总数将达到 500 枚。尽管国家情报评估在最后告诫人们，这些数字是“随意选择的，旨在对苏联的生产能力作出评估”，“其出发点不是对苏联可能的需求或者核武库作出评估”，但它们成为讨论苏联近期核武器制造能力的参考标准。采取中间路线被认为是对“天将要塌下来”的这种态度的理智回应，而战略空军司令部、约瑟夫·艾尔索普和那些有望成为总统的民主党人则抱着这种态度。但是，即使这是一种温和的评估，它也夸大了苏联的核武器制造能力。
1960年1月14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一次公开会议上，赫鲁晓夫宣布，苏联单方面裁军。就像赫鲁晓夫所希望的那样，它引起了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注意。给艾森豪威尔的印象是，声明是严肃而积极的，但不是所有的总统顾问都同意这个观点。但是，艾森豪威尔相信，赫鲁晓夫正在努力减少国际紧张局势。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同一天举行的一次会议中，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贬低了赫鲁晓夫这个声明的重要性。“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讲话，”情报局长坚持其说法，“从军事角度来看更是如此。”在艾森豪威尔的眼中，赫鲁晓夫这个举动引人注目，是一次真正的裁军，和他在戴维营的谈话是一致的。这可以被视为他迈出的富有建设性的第一步。
一周后，中情局提出的看法是，赫鲁晓夫的目的就是要进行一次大规模的裁军。中情局一直监听着克里姆林宫官员有关裁军问题的公开谈话。他们发现，苏联军方强烈反对裁军。至少有 25 万军官将被迫提前退休，许多人对此都不满意。1月21日，在战略空军司令部的一次会议上，中央情报局局长杜勒斯的说法更令人吃惊。他告诉总统，我们正在见证着冷战的一次巨变。他声称，赫鲁晓夫决定大幅裁减常规部队，“似乎是要把常规战争排除在外”。赫鲁晓夫的声明也迫使中情局调低其对苏联军队规模所作出的评估。三年来，情报部门一直拒绝接受苏联公开发布的其常规部队的数量，认为这个数字过小。但是，考虑到中情局围绕赫鲁晓夫讲话所得到的相关数据，赫鲁晓夫正在裁减 120 万人，而其军队的现有规模似乎要比他们原来预计的要小。
艾森豪威尔和中情局对赫鲁晓夫的计划满怀希望，但对这个计划的解读与白宫之外的传统看法截然不同。苏联的裁军声明对围绕美苏导弹数量差距所展开的激烈辩论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事实上，赫鲁晓夫 1月14日讲话中的其他一些内容实际上已经对他产生不利的影响。宣布裁军时，赫鲁晓夫再次肯定，他相信核武器的威慑作用，夸耀苏联的导弹技术很先进。如果仔细读他的讲话稿也能发现，他说的是，如果双方都拥有导弹和轰炸机，那么要想在第一波核打击中取胜是不可能的。一个细心的分析家或许也会明白，赫鲁晓夫的语言旨在平息因突然提出单方面裁军而在国内引发的愤怒情绪。但是，美国国内那些游说导弹数量差距的人却没有看到这一点，也完全忽视了裁减常规军队的事实。他们印象更深的是，赫鲁晓夫讲话发表四天后，苏联成功发射了一颗带有模拟弹头的 R-7 导弹，导弹飞行七千多英里，从苏联的中亚某地打到夏威夷以南的太平洋水域。这是该型号导弹的首次试射，适逢国会召开有关1961年国防预算的重要辩论会前夕。
在有关1961年国防预算的国会听证会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内森·特文宁和国防部长的指定人选托马斯·盖茨[8]都对国会持怀疑态度，他们否认美国的导弹数量和苏联有巨大差距。他们解释说，即使苏联人拥有更多的洲际弹道导弹，美国也依然在远程轰炸机和潜艇项目上保持着优势。或许在导弹数量上和苏联有差距，但在核威慑方面，没有任何差距。而决定战争还是和平的正是核威慑。然而，国会的设想不会轻易被晾在一边。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来自佐治亚州的参议员理查德·拉塞尔[9]代表了许多国会议员的观点，他告诉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国防负责人，“我不能接受不存在导弹数量差距的这个说法，我认为有差距。”
一个由民主党把持的国会肯定会怀疑共和党政府。对艾森豪威尔来说，真正的问题是，和其对手赫鲁晓夫一样也面临着军方内部意见分歧的问题。赫鲁晓夫发表公开讲话仅仅过了四天，战略空军司令部司令托马斯· S. 鲍威尔[10]将军就在“纽约经济俱乐部”发表与艾森豪威尔政府观点相左的讲话。他称，未来苏联人“或许会积累足够多的导弹，在美国实施核反击的导弹发射或远程轰炸机起飞之前就会摧毁它们”。然后用一组数字来说明苏联所需要的导弹数量，如果他们在第一次核打击中取胜：“只要有 300 枚弹道导弹，苏联几乎就能在 30 分钟内消除美国所有的核反击能力。”鲍威尔也呼吁战略轰炸机一直要在空中值勤，一旦赫鲁晓夫首先发动核攻击，能实施核反击。其时美国空军估计，如果要在任何特定的时间内保证美国的安全，将不得不安排 50 架轰炸机在空中值勤。新任国防部长盖茨试图降低鲍威尔的评估。“那是不现实的。”盖茨告诉国会，但是，他不能说服那么多人。
赫鲁晓夫从美国报纸上看到了相关报道。在导弹差距问题的辩论中，最令人不安的就是约瑟夫·艾尔索普发表的系列文章，其影响颇大，他似乎要把有关导弹差距的所有主流说法都浓缩到一次性打击的说法上。从 1月23日起，艾尔索普在 6个专栏上讨论这个问题，他认为苏联人在导弹技术上领先。在鲍威尔的假设基础上，他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凭借 150 枚针对欧洲目标的洲际弹道导弹和 150 枚中程导弹，苏联人能摧毁北约所有的核武器。然后，他解释道，如果苏联的导弹工厂和生产宇宙神导弹的美国工厂一样有效率，那么，赫鲁晓夫可以在 10个月内生产出 150 枚洲际弹道导弹。艾尔索普指责艾森豪威尔政府拒绝加速军备竞赛，这是在和俄国人赌博，因为他们不相信苏联人拥有许多他们可能会拥有的导弹。“对于苏联这个可以运用所有经济资源而又封闭的社会来说，情报确实不能绝对肯定苏联还没有生产出和美国一家工厂同样多的核武器，而这家美国工厂只有 10个月的生产能力。”在不知道敌人的生产能力的情况下，艾尔索普认为，不得不对其生产能力和意图做最坏的设想。不幸的是，对美国和世界来说，事实证明，艾尔索普的观点比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平静更有影响力。
赫鲁晓夫每天都能看到美国最有影响的专栏或文章的译文，艾尔索普的专栏文章和其他美国记者的反应让赫鲁晓夫感到既愤怒又失望。赫鲁晓夫怀疑，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幕后指使人们对他的公开讲话进行恶意评论。“记者不会写他们自己，”赫鲁晓夫说道，“但是他们会写政府想写的东西。”他相信，美国政府无法或者无意接受他要裁军不要战争的说法。
艾尔索普这样的危言耸听者发动的这场舆论战也让赫鲁晓夫看清了核恐吓的严重后果，三年来他就是靠核恐吓和美国人打交道的。如果他不声称苏联可以像生产“香肠”一样制造导弹，如果他不夸大袭击美国大城市的能力，又会怎么样？当然，这都是胡说八道。从1960年1月起，美国主导着所有核领域的竞争，甚至在影响颇大的导弹生产方面也是如此。至于艾尔索普提到的苏联有 150 枚洲际弹道导弹，赫鲁晓夫清楚，他仅有 4 枚洲际弹道导弹，而美国已经拥有多达两倍的洲际弹道导弹。
因此，赫鲁晓夫感觉到，他不得不找出一种富有想象力的办法来打消美国大众对苏联导弹的看法，他要提议销毁苏联所有的洲际弹道导弹。“他们对我们裁减常规军队的主张横加指责，”艾尔索普的系列文章发表几天后，赫鲁晓夫在苏共主席团的一次会议上说道，“现在让我们来呼吁，在他们认为我们领先的领域裁军。“如果苏联提议销毁其所有的洲际弹道导弹，那么艾尔索普和那些声称苏联导弹领先的人还会继续怀疑裁军吗？”
冷战初期，但凡苏联提出裁军，美国都会怀疑其真实性。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已经习惯了只为达到宣传目的而提出一些建议。1960年代初期，赫鲁晓夫的做法却与此不同。他认为，既然他要销毁一些洲际弹道导弹，那么，他可以谈论销毁所有战略武器的发射装置。这将会淡化美国人热议的导弹差距问题，或许还会密切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
赫鲁晓夫的这个想法来自法国。那年秋天，法国日内瓦裁军谈判代表在裁军大会上提出了裁减战略武器的可行性。还不清楚是赫鲁晓夫碰巧想起这件事，还是受到了来自法国政府的情报的启发——至今法国仍然是苏联从事间谍活动的重要国家。这个来自法国的主意确实很吸引人。1959年12月底，西方大国邀请赫鲁晓夫参加 5月将在巴黎召开的四国高峰会议。赫鲁晓夫自己本来就计划要在 3月访问法国。如果一切顺利，苏联的这个提议可能会以法国的名义提交与会的西方国家。
在1960年2月1日克里姆林宫主席团会议上，赫鲁晓夫披露了这个战略。赫鲁晓夫所说的“我们最崇高的理想”，就是解散所有的西方联盟，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中央条约组织。他把这些组织视为侵略性的军事组织，它们也是他实现其目标——把超级大国间的军事斗争转化为两种不同社会制度间的经济和政治竞争——的障碍。
赫鲁晓夫的策略过于简单了。他向主席团委员解释道，要向西方提出一些真诚的建议，以此迫使它们接受裁军建议。主席团对这个策略唯一的分歧就是赫鲁晓夫应该在何时、以何种方式来宣布这个提议。支持者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认为，应该在 3月和戴高乐见面时再宣布这个提议。葛罗米柯似乎对此不感兴趣，要求克里姆林宫再看看国际社会是否会支持赫鲁晓夫先前提出的全面、彻底的裁军倡议。赫鲁晓夫的军事顾问们似乎并不关心他何时来宣布这个建议，只要它在苏联国内宣布就行，显然要避免留给人们一种印象，这是西方强加给他的。散会时赫鲁晓夫还没有作出决定。他最不想在 5月的四国峰会上宣布这个提议，似乎还想早些宣布。
赫鲁晓夫面临的直接问题是，他提议要销毁的那些导弹最易受到攻击。现在苏联的导弹工程师正在为下一代洲际导弹 R-16 和 R-9 建设发射井或非常“坚固”的发射阵地，预计几年后可以完成。与此同时，不让美国发现这些导弹的准确位置也很有必要，因为他并没有多少导弹，只能靠这四枚 R-7 导弹来保卫整个苏联。因此，在销毁导弹之前，赫鲁晓夫不能接受任何形式的核查。一旦美国和苏联销毁其各自的火箭，那么让北约来看普列谢茨克和丘拉塔姆的发射台就没有什么危险了。赫鲁晓夫同时还希望这种先进的裁军形式将会迫使美国自己也要冒险接受全面核查。
1960年2月初的艾森豪威尔也在考虑裁军问题。他正在忙于和英国讨论如何提出一个现实的建议来禁止所有形式的核试验。英国迫切要求尽快禁止核试验，艾森豪威尔也有同感。1958年以来，世界上三个核武器大国分别是英国、美国和苏联，它们都已经看出要暂停大气层的核试验，这主要是对核试验危害性的回应。1954年3月，美国在比基尼岛上进行核试验，其尘埃落到日本渔民身上，后来他们都得了癌症。当在欧洲各地的牛奶中发现了核试验的尘埃——放射性物质锶 90 时，人们开始普遍关心起这个问题。
艾森豪威尔无意让美国和苏联违犯禁止在大气层进行核试验的要求。然而，他并不准备签署一个正式禁止核试验的条约，除非它可以被核实。对他来说，美国能监督苏联停止核试验和美国情报部门能准确地统计出苏联导弹的数量同样都很重要。1960年2月2日上午，艾森豪威尔总统告诉赫脱国务卿，“裁军问题上几乎没有任何对双方都很公平、他能接受的方案，除非禁止试验能被核查。”对艾森豪威尔来说，关键是核查。他并不担心世界没有核武器，而最担心苏联人可能会欺骗美国以赢得核优势。
如果中央情报局或克格勃任何一方能知道对手的想法，那么，克里姆林宫和白宫就会发现，1960年2月，世界两大巨头都有着同样的想法。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都认为需要消除核武器，而且双方也都意识到，如果要把核导弹当成威慑力量，那么，他们可以不必拥有更多核导弹。在 2月4日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艾森豪威尔概括了其想法：“你想要的已经够了，一种威慑就够了。威慑物并不能增强实力。一旦它完全可以强迫任何潜在对手重视你，那么，就让他谨慎行事吧。”半个世纪后，直到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在雷克雅未克举行峰会，美苏两国领导层才最后结束了销毁核弹头的谈判。截至1986年，美苏各自拥有 9000 枚核弹头，而1960年只有 10 枚。
向主席团委员们介绍有关裁军的新想法一周后，赫鲁晓夫试图要把这个想法转达给艾森豪威尔。他利用了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亨利·卡伯特·洛奇访问莫斯科的机会。上一年9月访美时，洛奇一直全程陪同他。现在，他要为艾森豪威尔总统 6月访问莫斯科提前作准备。这是戴维营会谈的一个副产品，那次会谈时，赫鲁晓夫邀请艾森豪威尔访问莫斯科。
对洛奇来说，赫鲁晓夫在访美期间说了一堆大话。但赫鲁晓夫在加利福尼亚时放松了警惕，披露苏联的经济并不太好。离那时还不到半年，这位苏联领导人甚至想更坦率地承认苏联远远落后于美国。当洛奇提及对苏联住宅印象深刻时，赫鲁晓夫根本不理会这种称赞，“要赶上你们，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洛奇说苏联人在许多方面已经超过美国，战略导弹就是其中之一。此时，赫鲁晓夫的内心活动表露无遗，直截了当地说道：“没有，我们确实没有超过美国。”
美国情报部门未能从赫鲁晓夫直率的谈话中察觉到某种暗示。洛奇把赫鲁晓夫的话报告给国务院，也未能引起华盛顿的注意。艾森豪威尔关心的是，如果他知道这是交流看法，那么，赫鲁晓夫和洛奇的谈话根本就没有什么新意。美国总统已经相信，美国走在了前面。竞选中领先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理查德·尼克松也持同样观点。艾森豪威尔和艾伦·杜勒斯在私下交谈中都同意，美苏在导弹方面存在差距的说法并不可靠，其实那是时事评论员和游说国会的军方制造的一种有害氛围，否则，这场有关美国受到威胁的辩论就不会发生。许多重要人物，如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空军将领、军火承包商、“国家安全”专栏的作者很可能都会从所谓的“导弹差距”中获利，而这种说法仅仅在逻辑上就站不住脚。
3月，赫鲁晓夫得了感冒，未能如期访问巴黎。那时他一直想试探西方国家是否对他仍然保密的核裁军计划感兴趣。于是，将访问时间调整到 3月底、 4月初。一到巴黎，赫鲁晓夫和戴高乐总统就合演了一出好戏。就像 2月初在克里姆林宫解释的那样，赫鲁晓夫将会利用法国的裁军计划。会谈中，他让戴高乐提出“他”的削减核导弹的方案，然后再接受这个计划。法国人对裁减常规部队没有任何兴趣。他们有数千部队驻扎在阿尔及利亚，还有一些驻扎在非洲热带丛林和老挝。此外，法国还信守不让西德遭受苏联入侵的承诺。1960年2月13日，法国在撒哈拉进行了核试验，刚刚加入有核国家行列。其核武器远远落后于两个超级大国，也没有任何战略轰炸机或导弹。因此，核裁军将会让它马上受益。
赫鲁晓夫也把这次访问作为一次预备会议，以便为 5月即将召开的四国峰会讨论柏林问题创造条件。虽然其新和平战略将围绕核裁军展开，但还是不离开德国问题。赫鲁晓夫和戴高乐交换了自己关于签署临时协议的想法，还想再给西方国家两年时间，以便他们在西柏林的未来问题上达成一致。他向戴高乐解释道，西方国家应该明白，这次让步表明，他在这个问题上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如果阿登纳那个古怪老头多活两年还不达成任何协议，那么，苏联人将会结束三国对西柏林的占领。
赫鲁晓夫向戴高乐披露，其在柏林问题上的底线没有改变。西柏林将会变成一个自由城市国家。它不能通过公民投票或任何其他形式，以一部分国土或一个省的名义来加入联邦德国。西方将不得不从西柏林撤军。这个自由城市国家的防卫将由联合国来承担。所有进出西柏林的通道，包括陆路或空中通道，都将要和东德进行协商。
赫鲁晓夫对法国的访问达到了预期效果。当西方国家准备应对苏联在峰会上提出的方案时，他们一再询问有关情况，戴高乐也成了信使。他首先访问伦敦，会见麦克米伦。然后，在华盛顿会见艾森豪威尔。出访每一站，他都称，苏联领导人已接受法国的裁军建议。他也提及可以就柏林问题达成一个为期两年临时协议，那将会把另一次柏林危机至少推迟到1962年。
英国对他们所称的“苏联的灵活性”非常欣赏。麦克米伦首相认为，从赫鲁晓夫在柏林问题上的表态来看，他正在回归到1959年日内瓦四国外长会议上就已达成的那个立场上。“或许赫鲁晓夫先生准备同意这样一个协议吧，”英国首相向来访的法国客人建议道，“如果他亲自来谈判的话。”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当法国总统告诉他苏联有关核裁军的新立场时，英国首相备受鼓舞。此时，英国要着手实现其核战略部队的现代化，面临着艰难的抉择。要想当一个核游戏的玩家，就得付出高昂代价。戴高乐说，他希望峰会各方能达成一个限制战略轰炸机和导弹数量的原则，然后根据这一原则成立一个常设的委员会来研究这个问题，“这将会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与此同时，华盛顿正面临着一种要求反驳约瑟夫·艾尔索普和斯图尔特·赛明顿说法的压力，即美国和苏联在导弹数量上存在巨大“差距”。艾尔索普声称苏联有 150 处导弹发射场，而美国情报部门没有一个人能找出发射场的位置。中情局情报分析人员刚刚完成苏联导弹的年度报告，承认他们没有掌握“任何有关苏联洲际导弹部署方面的证据”，或者“有意用于军事目的的导弹发射场”。然而，美国情报机构也发现了 11 处可能会部署洲际导弹的位置。他们拍摄了这些地方的照片，发现那里有很长的铁路线，这都是为何会把这里视为导弹发射场的原因。
空军主导的美国情报部门内部也有一些危言耸听者，他们认为，除非有这 11 处发射场的照片，否则不能说它们将来就是苏联洲际导弹的发射场。情报分析人员特别想拍下苏联中亚北部地区的照片。1959年，美国情报机构已经发现普列茨克附近的一个新洲际导弹基地。中情局在考虑对这处地点拍照的两种方案。从格陵兰起飞的 U-2 飞机可以在新地群岛附近进入苏联领空，然后向南飞行，在返回前拍摄普列茨克的照片。另外一个方法很大胆。U-2 飞机从未直接飞越苏联领空。到那时为止，所有飞行都是中途进入苏联，然后再掉头离开。计划中的“大满贯行动”将始于巴基斯坦，然后对苏联中亚地区以至北部芬兰湾附近的摩尔曼斯克进行拍摄。
1959年底到1960年初，一直有人劝说艾森豪威尔总统使用 U-2 飞机。总统国外情报咨询委员会的詹姆斯·杜利特尔将军敦促他尽力派出更多 U-2 飞机对苏实施侦察。艾伦·杜勒斯也同样认为中情局之所以不能对苏联导弹发展现状作出准确评估，就是因为总统拒绝使用 U-2 飞机。从1960年初开始，艾森豪威尔已经两次批准飞行计划。面对压力，他同意在 3月底再飞行一次。作出这个让步时，他要求情报顾问不要让这次侦察破坏其对高峰会议所做的努力。“在峰会上，我有另一个很有价值的东西，”他说，“……那就是我诚实的好名声。我们显然正在考虑一些问题，如果其中的一次飞行失败，可能就会被莫斯科利用，我的努力将会付诸东流。”
到底实施格陵兰飞行计划还是大满贯计划？艾森豪威尔把这个选择权交给中情局。中情局副局长理查德·比斯尔[11]负责计划的实施。他一直负责 U-2 飞机的研制。比斯尔的团队后来决定实施航程较远的那个计划。苏联北方的防空力量很强，要从北方进入苏联领空，风险更大。3月底到 4月初，大满贯行动计划制定出来，其设想是，苏联南方的雷达不能跟踪入境的 U-2 飞机。当苏联北方的雷达发现 U-2 飞机时，它就要返航了。
决定作出不久，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会见了英国首相麦克米伦。总统对可能在巴黎达成协议非常乐观。已经证实，四国峰会将在 5月16日召开。他有个主意，那就是向苏联保证，将继续把奥德河和尼斯河作为东德的东部边界。他相信，如果向赫鲁晓夫保证，重新复活的德国不可能再把普鲁士争取过来，那么，苏联对西方在西柏林的地位问题可能不再强硬。二战结束时，普鲁士被移交给波兰。麦克米伦称，他正准备考虑把西柏林建成一个自由城市国家。艾森豪威尔却不同意，他认为，即使建立西柏林自由城市国家，它也将会很快被东德吞并。相反，他希望赫鲁晓夫信守1959年在戴维营所做的承诺，以及最近在巴黎向戴高乐作出的两年内冻结柏林问题的承诺。至于裁军，艾森豪威尔正想提出一个苏联可能会接受的核查计划。他想修改1955年的天空开放计划，计划把美国、苏联和欧洲分成几个地域，这个计划可能会让赫鲁晓夫接受现场核查的建议。
比斯尔被要求在 4月19日之前完成 U-2 飞机的侦察飞行。但因为坏天气，计划被耽搁。与此同时， 4月9日，一架 U-2 飞机飞越哈萨克斯坦和乌拉尔部分地区，安全返航。苏联没有提出抗议，这坚定了华盛顿的设想，即苏联将会容忍 U-2 飞机更多架次的飞行。比斯尔请求推迟实施“大满贯行动”。艾森豪威尔下令：“如果在 5月1日前实施，那么可以再增加一次飞行。”白宫清楚，若在 5月1日——他们最重要的节日——那天侵犯其领空，一定会冒犯苏联。然而，这道命令因为措辞不清，以致让比斯尔误解为，如果需要，他可以在五一节再安排一次飞行。
[1] 安德烈·安东诺维奇·格列奇科（Андрей Антонович Гречко，1903年10月4日——1976年4月26日），1919年加入红军。卫国战争期间曾任南部阵线第12军团司令、第47军团司令、沃罗涅日部队副司令。1945—1953年任基辅军区司令。1953—1957年任苏联驻东德部队总司令，期间参与镇压了东德1953年6月起义。1957—1960年任苏联武装力量总司令。1957—1967年任苏联第一国防部副部长。1960—1967年任华沙条约组织联合武装力量总司令。1967—1976年任苏联国防部长，1968年参与镇压了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1961—197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73—1976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76年在莫斯科逝世。
[2] 伊万·斯捷潘诺维奇·科涅夫（Иван Степанович Конев，1897年12月28日——1973年5月21日），1916年入伍。1918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和红军。1921年参与镇压了喀琅施塔得叛乱。1938—1940年任远东特种红旗军司令。1940—1941年任跨贝加尔湖军区司令。1941年1—6月任北高加索军区司令。卫国战争期间曾任第19军司令、西部阵线司令、草原方面军司令、第二乌克兰前线司令、第一乌克兰前线司令。1944年被授予元帅军衔。1945—1946年任苏联红军驻奥地利部队司令兼奥地利高级专员。1946—1950年任苏联武装力量副总司令兼国防部副部长。1950—1951年任苏联陆军总督察兼战争部副部长。1951—1955年任喀尔巴阡军区司令。1955—1956年任苏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兼武装力量总司令。1955—1956年任华沙条约组织联合武装力量总司令，期间参与镇压了1956年匈牙利革命。1961—1962年任苏联驻东德部队总司令。1962年退休。1973年在莫斯科逝世。
[3] 基里尔·谢苗诺维奇·莫斯卡连科（Кирилл Семёнович Москаленко，1902年5月11日——1985年6月17日），出身于农民家庭。1920年加入红军。内战期间服役于第1骑兵军，曾与弗兰格尔白军和马赫诺黑军作战。1926年加入联共（布）。1939—1940年期间参加了苏芬战争。卫国战争期间历任西南方面军第6军副军长、第6骑兵军军长、第38集团军军长、第1坦克集团军军长、近卫第1军军长、第40集团军军长等，曾参与斯大林格勒战役、库尔斯克战役等。1946—1985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48—1953年任莫斯科防空军区司令。1953年6月26日指挥了逮捕贝利亚的行动。1953—1960年任莫斯科军区司令。1955年晋升元帅军衔。1956—1985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7年支持赫鲁晓夫解除朱可夫一切职务。1960—1962年任战略导弹部队司令。1960—1983年任国防部副部长。1962—1983年任国防部总督察。1983—1985年任国防部总监察组监察长。1985年在莫斯科逝世。
[4] 米特罗范·伊万诺维奇·涅杰林（Митрофа́н Ива́нович Неде́лин，1902年11月9日——1960年10月24日），1920—1923年期间服役于红军。1924年加入俄共（布），同年重服现役。1939—1940年期间参加了苏芬战争。卫国战争期间历任南高加索和北高加索前线陆军副总司令兼炮兵总司令、西南阵线和乌克兰第3方面军炮兵司令等。1945—1946年任南方集团军炮兵司令。1946—1948年任苏军炮兵参谋长。198—1950年任国防部炮兵总局局长兼苏军炮兵第一副司令。1950—1952年、1953—1955年任苏军炮兵司令。1952—1953年任军备部副部长。1952—1960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54—1960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5—1959年任国防部副部长。1959—1960年任苏军战略导弹部队总司令。1960年在拜科努尔发射场测试R-16火箭时因爆炸身亡。
[5] 德米特里·费多洛维奇·乌斯季诺夫（Дмитрий Фёдорович Устинов，1908年10月30日——1984年12月20日），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1918年进厂做工。1922年加入红军。1923年参与镇压巴斯马奇叛乱。1927年加入联共（布）。1941—1946年任军备人民委员。1946—1953年任军备部长。1946—1950年、1954—198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2—1984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3—1957年任国防工业部长。1957—1963年任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军事工业问题委员会主席。1963—1965年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65—1976年任苏共中央书记兼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67—1984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1976—1984年任国防部长兼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84年逝世。
[6] 约瑟夫·赖特·艾尔索普五世（Joseph Wright Alsop V，1910年10月10日——1989年8月28日），美国记者。
[7] 卢修斯·杜宾根·克莱（Lucius Dubignon Clay，1898年4月23日——1978年4月16日），美国将军。1918年入伍。1946—1947年任盟军驻德国军队副司令。1947—1949年任柏林美占区司令。1949年退役。1950—1962年任大陆制罐公司（Continental Can Company）董事长。1962—1973年任雷曼兄弟投资银行高级合伙人。1973年退休。
[8] 小托马斯·索弗宁·盖茨（Thomas Sovereign Gates Jr.，1906年4月10日——1983年3月25日），美国共和党政客。二战期间在海军服役。1953—1957年任海军部副部长。1957—1959年任海军部长。1959年6—12月任国防部副部长。1959—1961年任国防部长。1962—1965年任摩根大通银行总裁。1965—1970年任摩根大通银行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1976—1977年任驻中国联络处处长。1983年去世。
[9] 小理查德·布雷瓦德·拉塞尔（Richard Brevard Russell Jr.，1897年11月2日——1971年1月21日），美国民主党政客。1919年加入民主党。1921—1931年任佐治亚州众议院议员。1931—1933年任佐治亚州州长。1933—1971年任参议院议员，在任期间于1951—1953年、1955—1969年任军事委员会主席，1969—1971年任临时议长兼拨款委员会主席。1971年去世。
[10] 托马斯·萨斯菲尔德·鲍威尔（Thomas Sarsfield Power，1905年6月18日——1970年12月6日），1928年进入陆军航空队服役。二战期间屡立战功。1945—1946年任太平洋战略空军副参谋长。1946—1948年任空军副助理参谋长。1948—1954年任战略空军司令部副司令。1954—1957年任空军研发司令部总司令。1957—1964年任空军司令部总司令。1964年退役。
[11] 小理查德·默文·比斯尔（Richard Mervin Bissell Jr.，1909年9月18日——1994年2月7日），1947—1948年期间服务于马歇尔计划。1954年进入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并于1954—1962年期间负责U-2间谍飞机计划。1958—1962年任中央情报局计划副局长。1960—1961年期间参与策划并实施了旨在推翻古巴卡斯特罗政权的“猪湾入侵”计划，阴谋失败后，于1962年被解除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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