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赫鲁晓夫的冷战（一个美国对手的内幕故事）
导言
在这样的时代，一个人的性格能和意识形态、政府或社会运动一样影响着一些国际大事。这些人物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他们自己国家范围，不但影响着其他国家，而且也决定着大国间的竞争。 20世纪中叶，冷战进入历史上最危险的时期。五个看似毫不相干的危机相继爆发，每一次危机都足以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这一时期的大多数时间里，整个世界的未来都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领导人与普通人一样都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而两大竞争对手——美国和苏联却处于一种没有和平也没有战争的过渡状态，并随时会陷入一场惨绝人寰的核战争。然而，没有任何一个领导人认为自己可以改写历史。
1962年1月8日，尼基塔·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发表过一次讲话，讲话内容保密了40年。尼基塔·赫鲁晓夫告诉其同事，在超级大国的角逐中，苏联处于不利地位，莫斯科毫无选择，只能在国际政治方面树立一个榜样，“我们应该加大压力，我们不能打盹，当我们发展时，我们应当让对手感受到这种发展”，赫鲁晓夫用倾斜的酒杯打了一个比喻，来形容日趋紧张、随时都会进入战争边缘的国际政治形势。“因为我们没有让酒杯倾斜，”他这样解释道，“因此，我们的敌人生活得很舒服。”
美国就是这个“敌人”，赫鲁晓夫不想让它过得“很舒服”。苏联领导人渴望战争吗？杯中的酒——赫鲁晓夫极富个人色彩的形容——不会溢出来，但是，只要苏联处于大国竞争的弱势地位，它就不得不实行战争边缘政策，以此来使其对手失去平衡。历史上，战争边缘政策是一种危险策略。核战争时代，这种策略就是一种潜在的自杀行为。没有哪个国家的领导人曾经这样自负地来阐释它。自从1955年入主克里姆林宫，掌握苏联对外政策大权以来，赫鲁晓夫就一直在以各种形式实践着他在 1962年所宣称的这种战争边缘政策。到底是什么让赫鲁晓夫相信，他能控制苏联施加压力所带来的各种后果？为什么他会相信，美国会知道酒杯里的酒不会溢出来？
和其他总统一样，约翰· F. 肯尼迪总统从不知道赫鲁晓夫在1962年1月发表的这个讲话，或者说这个讲话背后的战略。肯尼迪总统下了很大的工夫来琢磨赫鲁晓夫，他不得不和这个自相矛盾的人物打交道。另一方面，这位苏共的领导人又大谈缓和和裁军。 1962年7月，赫鲁晓夫同意老挝中立宣言，宣言结束了美苏在东南亚的对抗。在苏联国内，他被认为终结了斯大林的镇压政策，释放了大批政治犯，明确反对以前国内实行的血腥政策。然而，也正是这个赫鲁晓夫，发表过许多反西方的强硬讲话，并且似乎常常要把冷战转变为致命的竞争。赫鲁晓夫无休止地夸大苏联核武器的毁灭性，一次次地发布最后通牒，迫使西方接受他在中东、中欧和拉丁美洲问题上所坚持的观点。
再多的情报或地域知识也不能让冷战时代的美国领导人洞悉克里姆林宫，让他们确信掌握着莫斯科权力中心正在发生的一切。那里有过争论吗？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他们考虑过战争吗？以赫鲁晓夫为例，在系列事件中，这位独断专行者的个人性格扮演了何种角色？
对于其中一些问题，赫鲁晓夫也留下了一条破解的线索。“得不到档案材料，我不得不口述我的回忆录。”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留下的一盘录音带上，赫鲁晓夫这样说道。 1964 年 10 月，被解除权力后，他无事可做，由此开始了长达数百小时的回忆录录音工作（赫鲁晓夫回忆录的原始录音带保存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 1970 ～ 1990 年，先后有三本录音带内容的英文译文出版）。结果是，尽管长达两千多页的回忆录非常吸引人，但它也把历史事实和个人错觉混杂在一起，很难找到答案。“等到将来，如果有人对我所说的话有兴趣，都能在我这里找到答案。”赫鲁晓夫在录音带中说，“那些事实都如实记录在会议记录和备忘录中。”
这些记载着赫鲁晓夫时代各种决策过程和争论的会议记录及备忘录，包括赫鲁晓夫 1962 年那次讲话在内，都秘密保存在莫斯科，直到 2003 年夏天才得以开放。尽管柏林墙倒塌的最初几年里，苏联对外开放，但有关赫鲁晓夫的秘密资料仍然保存在一个由俄联邦总统办公厅主管的档案馆里。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其中的部分资料曾被一本有关古巴导弹危机的书所引用。虽然这些资料非常珍贵，然而，它们并未涉及赫鲁晓夫时代的东欧和西欧的各种冲突，如苏伊士危机、伊拉克危机和柏林危机。 2001 年，苏联时代共产党最高决策机构——中央主席团的会议记录和备忘录从机密档案转变为更易得到的非机密档案，直到 2003 年全面开放。俄中央办公厅主任弗拉基米尔·马林负责这项工作，这些记录全面记载了苏联领导人的各种决策、争论和愿望，时间从赫鲁晓夫执掌苏联外交大权一直到匈牙利、苏伊士、柏林和古巴危机。这些颇有说服力的档案详细描述了克里姆林宫的愿望和恐惧，而那时西方的政治人物和记者都在设想一场核大战迫在眉睫。如果中央情报局在 1962 年能够得到这些情报，那么，美国国务院也就能向肯尼迪总统解释清楚其苏联对手的整个计划。
运用这些档案和其他资料，我们在本书中试图重构赫鲁晓夫如何看待冷战以及他在冷战对抗中惯常使用的策略和方法。同时，使用比较历史研究等方法来探索赫鲁晓夫在一系列重大事件中应承担的个人责任。 1956 ～ 1962 年，整个世界都见证了发生在中东、中欧和加勒比海的危机，然而，世界大战并未在两个超级大国间爆发。世界为什么如此幸运？到 1963 年，当赫鲁晓夫还大权在握时，两个超级大国在诸多方面达成共识，似乎要来防止类似危机的发生。在综合赫鲁晓夫时代国际局势的基础上，我们也想揭示两个超级大国相互间行动、互动的过程，还有一些小角色的独立行为，它们也有助于事情的解决。
揭去包装和公开秘密后，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赫鲁晓夫是一个最富有挑衅性、最有胆量的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也是克里姆林宫里最愿意和任何美国人达成持久协议的人。和那些斯大林时代活下来的领导人一样，赫鲁晓夫残酷无情，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假如这个个性鲜明的人物是一个小国的领导人，那么，他特有的个人风格很值得编成故事。但是，这些风格不会成为理解世界大事的主要因素。然而，不同的是，赫鲁晓夫是美国所面对的强大对手的核心。这个国家地跨 11 个时区，面积几乎达到 800 万平方英里，人口近两亿。除苏联外，克里姆林宫还控制着许多卫星国家。 1945 年第二次大战胜利之际，苏联军队占领了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还有德国的三分之一国土，其中也包括东柏林——纳粹德国的半个首都。截至 1945 年 8 月 14 日日本投降之日，莫斯科还占领了中国东北、日本北方四岛和朝鲜北部。然而，苏联也为此付出巨大代价。没有哪一个二战的胜利者像苏联一样遭受如此惨重的损失。据估计，纳粹摧毁了苏联 1700 个城市、 7 万多个村镇，全国将近三分之一的国民财富，人员伤亡更是难以计数。战场伤亡比纳粹德国高两倍，达 700 万；平民的伤亡更大，估计在 1700 万～ 2000 万。
然而，占有如此庞大的领土似乎促使苏联跃居到了世界舞台上。二战结束后的 5 年里，苏联制造出自己的原子弹，以此来威胁邻国。同时，也参与了朝鲜战争。其势力的急剧扩张引发了人们对苏联的恐惧和担心，不仅对其全球影响力，还有它那无止境的军事野心。
赫鲁晓夫不过是领导这个帝国的一匹黑马。 1894 年，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他只受过 4 年教育，然后进入乌克兰的一家金属工厂做工。 1917 年布尔什维克革命后，分布广泛的布尔什维克党组织为这个新国家富有雄心和精力的人们提供了许多机会。 1929 年赫鲁晓夫去莫斯科之前，靠着保护人、当地有势力的人物，还有自己的才能，得以在克拉克夫和基辅党的组织中稳步升迁。他最突出的特点是，工作非常努力，因而掌握了农业和机械工程的许多知识。他效忠于斯大林，此时，斯大林已发动了第一次大清洗运动。斯大林也开始注意到赫鲁晓夫。 1938 年，斯大林派赫鲁晓夫重回乌克兰。在那里，赫鲁晓夫参与了抵抗纳粹德国的战争，经历了乌克兰从防卫到收复的全过程。 1949 年，斯大林又把赫鲁晓夫调回莫斯科任党的书记。此时，后者已是政治局委员，被视为斯大林的心腹之一。
尽管战后初期斯大林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但他过于偏执，无意培养自己的接班人。确实，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这位独裁者还发出了强烈的信号，要把他身边的一些人清洗掉。 1953 年 3 月，当斯大林在莫斯科郊外别墅因中风而去世时，他的继承人显然是别人，而不是赫鲁晓夫。
斯大林生命垂危时，一个领导国家的四人小组成立了。格奥尔基·马林科夫[1]是四人中最年轻的一个，也是最富有行政经验的人，他成为政府的首脑，即部长会议负责人。围绕在他周围的是拉夫连季·贝利亚[2]（他是克格勃（KGB）的负责人，秘密警察头子，也是内政部长），还有长期担任政治局委员和外交部长的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3]，最后就是这位尼基塔·赫鲁晓夫。斯大林死后，他成为苏联党的第一书记。没有人被称为总书记，这是斯大林过去的职务。
贝利亚引发了同事们对稳定的权力共享斯大林安排计划的担心，他的问题暴露出来了。要么是这个秘密警察头子杀死大家，要么是大家先把他清除掉。最初的 3 个月里，贝利亚就被处置。赫鲁晓夫在其中扮演了一个领导者的角色。此后的一年半时间里，剩下的三个人组成一个并不稳定的联盟（被称为的“三驾马车”）的实施着所谓的“集体领导”。
本书内容始于 1955 年，此时赫鲁晓夫刚刚走出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的阴影，开始步入世界政治舞台。他对苏联政策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到 20 世纪 60 年代，苏联已经完全退回到一个人当政的斯大林时代。在那 10 年里，赫鲁晓夫开始执掌大权，决定着世界上许多事件的进展，陷入一场和两位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的势力对抗中。富有雄心、进攻性而缺乏耐心的赫鲁晓夫试图给世界打上自己的印记。本书记述了赫鲁晓夫实施这一计划的全过程。
[1] 格奥尔基·马克西米连诺维奇·马林科夫（Георгий Максимилианович Маленков，1902年1月8日－—1988年1月14日），1919年加入红军。1920年加入俄共（布）。1939—1957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39—1946年任联共（布）中央人事部部长兼中央委员会书记。1941—1957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43—1947年任苏联雷达辐射委员会主席。1944—1946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49—1950年参与捏造了“列宁格勒案件”。1946—1953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48—1953年任苏共中央书记。1946—1957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斯大林死后，于1953—1955年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1955—1957年任苏联电站部长。1957年同莫洛托夫等人领导了“反党集团”，企图推翻赫鲁晓夫。阴谋泄露后被解除一切职务。1961年被开除出党并勒令退休。晚年抛弃共产主义，皈依东正教。1988年逝世。
[2] 拉夫连季·巴甫洛维奇·贝利亚（Лаврентий Павлович Берия，1899年3月29日——1953年12月23日），生于格鲁吉亚苏呼米附近的一个农民家庭。1917年3月参加布尔什维克，1920年进入契卡工作，1926年担任格鲁吉亚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1931年11月至1938年8月担任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38年8月至1945年12月担任内务人民委员，1953年3月5日担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内务部长，同年6月26日被捕，12月23日被判处死刑。
[3] 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Вячеслав Михайлович Молотов，1890年3月9日——1986年11月8日），原姓斯克里亚宾（Скрябин）。生于维亚特州库卡尔卡镇一个店员家庭。中学时期投身革命，1906年参加布尔什维克，1906年至1912年曾担任《火星报》和《真理报》编辑。1915年被捕后，被流放西伯利亚，一年后逃回彼得格勒，并担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俄国局委员。1920年当选为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同年9月担任乌共（布）顿涅茨州委书记，1921年当选为俄共（布）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7年至1928年担任联共（布）莫斯科市委书记，1930年担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1939年至1949年担任外交人民委员（外交部长），1949年改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总理，1953年至1956年再次担任外交部长，1957年因参加“反党集团”而遭到谴责，被开除出苏共中央委员会，调任驻蒙古大使，1964年被开除党籍，勒令退休。1984年恢复党籍，1986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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