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日〕藤井一行《社会主义与自由》
第五章 “党性”与精神自由
1．“党性”概念及其适用对象
在今天的苏联，党的领袖在限制人民精神活动时出的绝对原理就是列宁的“党性”原则。但是，列宁的“党性”原理真象普洛克路斯忒斯的床那样吗？[1]在党的最高领导人变更时，这种原理会时宽时狭，或时伸时缩（例如，想想在日丹诺夫和赫鲁晓夫当政时的左琴柯和阿赫玛托娃、赫鲁晓夫及勃列日夫统治下的索尔仁尼琴的命运吧！）吗？
回顾早期苏维埃政权的文化政策就可以知道，无论列宁还是卢那察尔斯基都决没有提出过这种原理，也没有用“党性”原则的名义去肆意摧残作家。但是，鉴于同题的深刻程度，在这里要重新研究一下列宁提出的“党性”概念的内容。
研究列宁提出的“党性”原则的最重要的、而且也几乎是唯一能引为典据的文献，就是列宁写于1905年的《党的组织和党的书刊》一文[2]。因此，在此准备专门就这篇文章来研究一下列宁提出的“党性”问题。
在列宁看来，“党性”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只要虚心地、不掺杂任何先入之见和揣测，不是信口开河，而是按照原文去理解列宁的这篇文章，那就可以看到，在这篇文章中，列宁关于“党性”的主张集中表现在以下一节：
“书刊应当成为党的书刊。……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应当提出党的书刊的原则，发展这个原则，并且尽可能以完备和完整的形式实现这个原则。
这个党的书刊的原则是什么呢？这不只是说，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著述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打倒没有党性的著作家！打倒超人的著作家！著述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一部统一的、伟大的、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著述事业应当成为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社会民主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
[3]
有一种观点认为，列宁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党性”主张是要为无产阶级服务，是一定的世界观的表现[4]。其根据就是列宁在这篇文章结尾热情地阐述“自由的书刊”性质的那一段，即列宁指出只有为“国家的精华”“劳动者”服务的“书刊”才会成为“自由的书刊”的那一部分。这样来认识“党性”概念，那么它所要求的人理所当然地只限于党内著作家。另外一种观点在“党性”中发现了两种意义——广义和狭义。这种看法认为，第一种意义既意味着对党的政治书刊的要求，也是对以党的名义发言的著作家的要求。第二种意义则要求著述活动、著作家公开地与无产阶级事业结合起来[5]。此外，也有人认为，所谓“党性”就是党的书刊服从党组织的监督[6]。但这些理论家们的主张常常被其他理论家扣上“修正主义”的帽子[7]。由于存在着这种种解释，我们有必要重新研究下，列宁是出于什么动机和在什么背景下撰写《党的组织和党的书刊》的。这对于理解对之提出了“党性”要求的著述事业的性质也是必要的。
在这点上，首先应注意以上事实：如列宁在这篇文章的结尾所说[8]，他写此文的目的与改组党的活动有关。列宁在发表这篇文章（“新生活报”第12号11月13日<俄国旧历>）的前后，发表了《论党的改组》（“新生活报”第9、13、14号，11月10、15、16日<俄国旧历>）一文。这篇文章成了同年12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会议关于《党的改组》决议的基础。文章提出，作为第一次俄国革命的结果，党的活动条件发生了变化，在集会、结社出版等方面争得了一定的自由。在这种历史条件下，需要以适应新的政治情况的形式修改党的活动的若干原则。其主要内容是在进行秘密活动的同时开展公开活动，在组织结构上采用民主选举制，提出“到人民中去！”的口号，深入到群众中去，开展公开的 宣传活动等。[9]
《党的组织和党的书刊》一文显然也是根据同一思想撰写的。在这篇文章的一开头，列宁就表明了撰写此文的意图所在。他说：“十月革命以后在俄国造成的社会民主党工作的新条件，使党的书刊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10]。这种“新条件”就是：出版自由获得了一定的保障，党的报刊在这种情况下所表现出来的公开的党性与秘密的“合法性”的不自然的结合，以及当时甚至“合法的”书刊也 十之八九有可能成为党的书刊的条件，等等。因此，列宁说，这种条件迫使我们大家立刻重新安排工作。接着，他从“书刊应当为党的书刊”这句话开始，闸述了前面引用过的那段论述。
这就是说，首先要肯定，为适应可能出现的一定的合法出版 的新局面而对党的书刊以及著述事业进行新的调整、改组——这就是列宁撰写此文的目的所在。
同时，在了解此文背景上还应注意另外一点。这就是围绕着党的组织原则的争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虽然在两年前的第二次代表大会（1903年）上决定了党的纲领，但对于事关重大的党的组织原则却没有取得意见一致，党分成了拥护列宁的布尔什维克派和反对列宁的孟什维克派。在此之后，列宁在组织原则问题上继续反复批判了孟什维克的倾向。1904年发表的《进一步，退两步》一书对这个问题作了全面的研究。
在《进一步，退两步》中，列宁批判了孟什维克派机关报《新火星报》的立场，指出：《新火星报》把“部分服从整体和少数服从多数”这个党的组织原则看作是“农奴制”，哭诉中央领导下的分工是要把人变成“小轮子和螺丝钉”，是要“举一些小组溃散时代的例子，小组习气盛行的时代的例子，来替在党性确立的时代保持和赞美小组习气、无政府状态的行为辩护”。列宁把这称作是“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个人主义”[11]。请注意“党性”这个词在这里的意义。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1905年4-5月）声明，只要承认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和党章，服从党的纪律，孟什维克的支持者也可以加入党的组织[12]。列宁认为，只有这一点是不能动摇的组织原则。他在同年7月（即撰写《党的组织和党的书刊》的几个月前）写的《倒退的第三步》也谈到了这个问题。其中论述党的著述事业的地方特别值得注意。列宁对孟什维克举行的第一次全俄党的工作者代表会议通过的章程没有提到党的机关刊物和党的书刊一事十分注意，他指出，这是使著作家处在党外或凌驾于党之上，这是认为党就是党，著作家就是著作家。而关于党的刊物的决议本身，列宁指出“把孟什维克的组织稍加形象化就是：这是一些不负责任和’独立的’、不可缺少和不能更的’党的著作家’的集合体。”，他主张：“革命越是临近……无产阶级政党就要越加严格地遵守’’党的著作家’必须对党绝对负责，必须服从党的原则。”[13]
在同一时期写的《“工人论党内分裂”一书的序言》中，列宁更加具体地阐述了上述观点，举出了同孟什维克合并所必不可少的六条基本组织原则。他举出的第四条原则是：“党的一切报刊，不论是地方的或中央的，都必须服从党代表大会，服从相应的中央和地方党组织，凡是不同党保持组织关系的党的报刊一律不得存在”[14]。
在列宁写下了上述文章后大约三个月，10月份，在工人阶级的全国性罢工的威胁下，沙皇颁布了许诺给人民以言论、集会、结社自由的诏书。
《党的组织和党的书刊》就是针对社会民主工党所面临的、围绕着革命运动内部的这种组织原则和著述事业的情况以及新的政治形势而写的文章。如果把这看作是《党的组织和党的书刊》一文的背景，那么列宁所说的“党的”书刊和“党的”著述事业是在主张什么自然也就清楚了。这使人想起了前面曾引用过的一段话。列宁在那段话中说，“著述事业”应该成为“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著述事业应该成为党的“社会民主主义”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这部“机器”是由“先锋队”开动的。很清楚，列宁在这里把党的全部活动喻为“机器”。不仅如此，列宁还预见到知识分子会提出谴责，他们会把“党性”要求看作是对“绝对的个人思想创造的绝对自由”的否定。在《党的组织和党的书刊》中，列宁进一步详细说明了前面引用过的命题，并这样预先说道：
“安静些，先生们！第一，
我们说的是党的书刊以及党的书刊应受党的监督。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不受任何限制地写他所愿意写的一切，说他所愿意说的一切，但是每个自由的团体（包括党在内），同样也可以自由地赶走利用党的招牌来鼓吹反党观点的人……党是自愿结合的团体，假如它不清洗那些宣传反党观点的党员，它就不可避免地会瓦解，首先在思想上瓦解，然后在物质上瓦解。”
[15]
下一个问题是：应该有“党性”的“书刊”或“著述事业”与哪些精神领域有关呢？这首先是语义的问题。俄文“书刊”的原词литература有三个意思。第一个是“著作物的总称”；第二是艺术形式的语言——“文学”。在特指这个意思时，要加上形容词“艺术的”（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й）；第三个意思是对与特定的学术领域等有关的印刷品的总称，相当于“参考文献、文件”[16]。但是，在这篇文章中，列宁在提到应该有“党性”的思想表现形式时，却一次也没有使用专指“文学”这一艺术形式的词汇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й литература。列宁使用的是多义词литература。因此将其译为“文学”并不确切。它使原词的意义过于狭窄了（但译为“书刊”也 不是十分贴切的）。
虽然如此，仍然存在着列宁在这三种语义中特指哪一个的问题。有的学者指出，列宁是同时在这三种语义上使用литература这个词汇的[17]，然而问题在于列宁在谈到“党性”时，“литература”一词所包含的内容。
在这里，有必要再次回想一下撰写这篇文章的意图。“党性”对“书刊”的要求是根据这样一种观点而提出的，这就是：为适应政治自由得到一定保障的政治局面而全面改组党的活动。这种改组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在“到人民中去”的口号下加强党对群众的宣传。“有党性的书刊”的问题必须和这个任务联系起来考虑。事实上，只要注意在《党的组织和党的书刊》一文中，当列宁主张“书刊”或“著述事业”应该有“党性”的时候，其主张有什么具体内容，这个同题就更加清楚了。列宁是这样说的：
“……著述事业必须无论如何一定成为同其他部分紧密联系着的社会民主党工作的一部分。报纸应当成为各个党组织的机关报。著作家一定要参加党的组织。出版社和书库、书店和阅览室、图书馆和各种书报贩卖所，这一切都应当成为党的机构，都应当请示汇报。”
[18]
“工作吧，同志们整个社会民主主义的书刊应当成为党的书刊。一切报纸、杂志、出版社等等都应当立即进行改组工作，以便造成这样情况，使他们根据这些或那些原则完全加入这些或那些党组织。”
[19]
与此相反，苏联的大部分理论工作者都认为，列宁在这篇文章中所说的“书刊”不仅包括文学，而且也包括艺术。特别是一部分文艺理论家和艺术理论家甚至认为，列宁直接把“党性”概念应用 在艺术上，并将其作为一个公式[21]。这些理论家们没有指出литература这个概念有包括文学在内的多重含义，他们认为列宁自己仅仅是对文学或一般艺术提出了“党性”要求，但却没有为这种解释提出什么根据。如果说还有与能够进行这种解释的根据类似的东西，那就是列宁在文章中批判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部分。列宁在这部分中指出，在资产者的自由下，艺术实际上不过是隶属于资本的。这一部分有这样一句话，这是列宁预见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将要发出的牢骚因而率先说出的：“使工人们按得票的多少来解决科学、哲学、美学的问题呀！”。[22]在这一段的后面，列宁指出：“资产阶级的作家、艺术家和演员的自由，不过是他们依赖钱袋、依赖收买和依赖豢养的一种假面具（或一种伪装）罢了。”[23]。最后，列宁声明，我们揭露这种资产阶级自由的伪善不是为了得到“非阶级的书刊和艺术”[24]。但是，难道能够认为在这些话里，列宁对科学、哲学、美学以及画家、女演员和艺术提出了“党性”要求吗？倘若注意到逻辑和文章的脉络，就难以这样理解。不可能想象在1905年的时候，甚至会发生向艺术提出“党性”要求的事情。
与此相联系，有必要指出一个重要事实，这就是象前面所说的那样，在早期苏维埃政权的思想政策、特别是文艺政策中未曾提出过“党性”的原则。如果认为列宁把“党性”作为文化艺术政策的重要原则的说法是正确的，那么为什么列宁在担任国家领导人时不正面提出这个原则呢？为什么列宁在其他文章中不曾重申这主张呢？总之，在列宁看来，所谓书刊的“党性”就是自愿入党的人在撰写社会主义的政治著作时要接受党的监督。
2．“党性”与表现自由
无论“党性”要求的对象是否只限于党的作家，也无论著述事业是否只限于政治书刊，都无法否认在这里出现的表现及创作（在不仅仅局限于艺术创作的广义上）自由问题。在对没有加入党组织的人提出“党性”要求的情况下，这个间题就变得越发深刻。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退出组织以避免受约束的道路也没有了。列宁究竟是如何认识“党性”与精神自由的关系的呢？
在这个问题上首先要注意这一事实：列宁在提出“党性”要求的同时也论述了精神活动自由的绝对必要。
“无可争论，
著述事业最不能作机械的平均、划一、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
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
有思想和幻想、
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
[25]
但是，对于精神活动自由和“党性”的关系还存在着各式各样的看法。其原因之一就是在这篇文章中，列宁在多种意义上使用了自由这个字眼。列宁这样写道：
“我们要创办而且我们一定创办自由的报刊，这个自由不仅是指摆脱了警察的压迫，而且是指摆脱了资本，摆脱了名位主义，甚至也是指摆脱了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个人主义。”
[26]
在文章的末尾，列宁说，在从上述桎梏中获得解放的意义上，自由出版物所应具有的内容、所应致力的目标就是要成为“真正自由的书刊”。这也就是说，列宁在这里提倡“书刊”与社会主义理想和劳动者产生共鸣。他指出，“书刊”将会由于为作为“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的劳动者服务以及它在社会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的运动中发挥的作用而成为“自由的书刊”。严格地讲，从这些话的真正意义上看，它们是脱离了自由这一概念的，应该把它们看作是列宁所做的比喻。但大体上它仍可以算作是第四种意义上的自由。
象已经说过的那样，在列宁提出的包括多种内容的自由概念中，首先应该注意的就是那种把第二种意义之后的各种意义上的自由，特别是把第四种意义上的自由与“党性”等量齐观的倾向。只要注意到文章的脉络就可以知道，列宁这些关于自由的理论或者是作为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的批判，或者是作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的对立面而提出的命题，它虽然与列宁提出的“自由”概念有关，但却不是与“党性”有关的命题。每个研究者在如何“创造性地发展”列宁的“党性”原则方面虽然是自由的，但却应该完全按照列宁的思想去努力忠实地理解列宁提出的命题。把列宁的“党性”原则理解成“为人民服务”的世界观式的原则，这既会忽略了作为党的组织原则的“党性”，也包含着可能将这一原则不受限制地应用于所有创作活动的危险。
列宁就这样至少在四种意义上使用了自由这个字眼，但重要之处在于每个意义上的自由的性质和范围是不同的。因此，在研究列宁提出的“党性”与精神自由的关系时应该极其慎重。不言而喻，我们所探讨的精神自由是从第一个范畴的限制中争得解放。但是，苏联的理论家们却不考虑列宁的这种多义的自由概念以及其区别，恣意将其同一般的精神自由混为一谈。特别是由于列宁使用了“真正自由的书刊”这个字眼，因而认为只有第四种意义上 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的倾向是十分强烈的。能够区分出列宁的自由概念的多重含义的柯尼琴本人也是如此[28]。而顺理成章，把“党性”理解成为劳动者服务的理论家们反过来也就总是把真正的自由理解为“党性”[29]。也有的研究者把恩格斯哲学观点中的自由概念与列宁的“党性”概念扯在一起，提出：“共产主义的党性原则体现在社会历史发展必然性的思想上，因而创作的真正自由是与社会发展必然性的思想结合在一起的”，等等。按照这些研究者的 看法，在社会主义社会，普通意义上的自由问题就不存在了。这些研究者们完全丢掉了列宁的自由概念中有关第一个意义的自由观点。当列宁说在著述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个人爱好和个人创造，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自由时，他显然是在与党的监督的关系上考虑自由的保障的。无视在这个意义上的自由，只把第四个意义上的自由，即比喻意义上的自由作为“真正的自由”，结果就会造成理论上的偷梁换柱，就会造成对列宁命题的歪曲。
那么，列宁自己如何具体地考虑这种著述事业的“党性”与（第一个范畴的）自由的关系呢？列宁在阐述了保障著述事业自由的绝对必要后继续说道：“可是这一切只证明，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的著述部分，不能同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的其他部分刻版地等同起来……即著述事业必须无论如何一定成为同其他部分紧密联系着的社会民主党工作的一部分。”但列宁的这段话并没有否定前面的话。既充分保障个人著述事业的创作自由，又使著述事业与无产阶级党的事业结合起来——这就是列宁的思想。如果肯定这一点，那么在这里最成问题的就是如何使这两者统一。在这篇文章中，列宁没有明确地回答如何使两者统一的问题，刻板地等同这句话指的是什么也不清楚，然而列宁的下面这段话却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我们远没有想宣传什么清一色的制度或者用几个决定来解决任务。不，在这个领域中是最不能来一套公式主义的。问题在于使我们全党，使俄国整个觉悟的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都认识到这个新任务，明确地提出这个新任务，到手解决这个新任务。”
这就是说，列宁最希望党的作家主动地、自觉地根据自愿，使自己的著述工作与无产阶级的事业融为一体。
虽然如此，由于“党性”意味着接受党的监督，因此仅仅指望自觉性显然是不够的。所以应该明确著述事业“接受党的监督”这组织原则的性质和范围以及它与党内表现自由的关系。这也是前面提到的大多数苏联理论家们不注意的问题。
在《党的组织与党的书刊》中，列宁说：“党内的思想自由和批评自由永远不会使我们忘记人们有结合成叫做党的自由团体的自由。”[30]，这段话反而告诉我们，列宁承认党内的思想自由和批评自由。同时，列宁在这篇文章里还谈到了监督的标准。换句话说，就是党内自由的界限。这段话是这样的：
“为了确定党的观点和反党观点的界限，应该按照党纲，按照党的策略决议和党章，最后是按照各国社会民主党、各国无产阶级自愿结合的团体的全部经验”
[31]
列宁在其他文章中进一步详细地研究了党的组织原则与表现自由的关系。在1906年写的《国家杜马和社会民主党的策略》一文中，列宁联系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合并谈到了党内思想斗争的应有形态的问题。列宁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原则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在作出决定后少数可以保留批评的权利。
“在统一的党内，决定党的直接行动的策略应该只有一个。这一个策略应该是大多数党员的策略：当多数已经完全形成的时候，少数在自己的政治活动上必须服从多数，同时可以保留在新的一届代表大会上进行批评和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的权利。”
[33]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1906年召开了统一大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大会上，孟什维克占了优势。大会选举的中央委员中，布尔什维克为三人，孟什维克是七人，而中央机关报的编辑部成员则全部是孟什维克分子[34]。在这次统一大会后，列宁作为过去的“布尔什维克”派的大会代表起草了《前”布尔什维克”派出席统一代表大会的代表告全党书》。这意味着成了少数派的列宁派的党员们第一次行使批评权利。在这个告全党书中，列宁指出：“在这样的革命时代，党在理论上的任何错误和策略上的任何偏差，都要受到实际生活的最无情的批评，因为实际生活正在以空前的速度启发和教育工人阶级。”同时，他提出了这样的主张：
“在这样的时期内，每一个社会民主党人的职责，就是力求使党内关于理论和策略问题的思想斗争
尽可能公开、
广泛和自由进行，但是，要设法使这种思想斗争
不致破坏和妨碍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的
革命行动的统一。”
[35]
“我们认为代表大会的这些决议是错误的，我们应当而且一定要在思想上同这些决议作斗争。同时，我们向全党声明：我们反对任何分裂行为。我们主张服从代表大会的决议。我们反对抵制中央委员会，并且珍惜合作；我们同意选派与我们思想一致的人参加中央委员会，即使他们在中央委员会里占很少数。我们深信，社会民主工党组织应该是统一的，但是，
在这些统一的组织里，应当
对党内问题广泛地展开自由的讨论，
对党内生活中各种现象展开自由的、
同志式的批评和评论。”
[36]
接着，列宁又出版了他研究大会讨论的著作《关于做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列宁根据实现民主集中制的观点，述了“讨论自由、行动统一”这个两面原则的必要性。特别是关于讨论自由，列宁认为，“对大会的决定进行最广泛的讨论”、“要求全体党员以十分自觉的、批判的态度对待这些决定”、由所有工人组织表明其是否赞成这些决定以及“在报刊、 集会、小组和团体中”进行讨论等是十分必要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下面一段：
“但是，最广泛地、自由地讨论和指责我们认为有害的措施、决定和倾向，这不是行动一致的范围以内的事情。
只有进行这样的讨论，
通过决议和提出抗议，
才能形成我党的真正舆论。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会有一个善于随时发表自己的意见，用正确的方法把已经确定的
意见变成下一次代表大会的
决定的真正的党。”
[37]
一、任何人都有充分自由在党的刊物和党的会议上发表自己个人的意见和坚持自己特殊的观点；
二、党员不得在广泛的群众性政治集会上进行违反代表大会决定的宣传鼓动工作；
三、在这种会议上任何党员都不得号召进行违反代表大会的决定的活动，也不得提出与代表大会的决定不一致的决议案。[38]
对于中央委员会的这个指示，列宁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意的。他在自己这一派的报纸《浪潮报》上发表了批评这个中央委员会决议的文章，这就是号召全党来讨论决议的文章《批评自由和行动一致》（1906年5月）。列宁认为，这个决议错误地理解了“党内的批评自由同党的行动一致的相互关系”，对批评自由作出了过于狭窄的不正确规定。相反，对行动统一却作了过宽的不正确规定。列宁对这个决议的反驳可以归纳为以下两条：
一、在党的纲领所规定的原则范围内，批评可以是针对大会决定的，这种批评不但在党的出版物和党的会议上是完全自由的， 在广泛的集会上也应该是完全自由的；
二、但是，破坏已经确定的行动统一的号召不要说在广泛的集会上，就是在党的会议和党的出版物上也是不容许发表的。[39]
下面，举一个具体例子来看看列宁是如何看待这个行动统一问题的。在列宁看来，所谓行动统一就是在起作用的行动已经开始或正在进行的时期保持行动上的一致。在《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列宁以地主领地的“市有制”和武装起义等行动为例做了说明。例如“市有制”问题，按照列宁的说明，由于其实践行动还是将来的事情，所以可以不必顾虑破坏行动而对这个间题进行讨论、批评；至于武装起义，在战斗期间需要无条件的行动统一，不允许任何批评，但是“在还没有号召采取行动以前，可以进行最广泛的和自由的讨论，可以对决议及其根据和个别的原理进行估价。”[40]。在《批评自由和行动一致》一文中，列宁向大会说明了参加国家杜马选举这一行动事例。他指出，在选举时，既不允许党员号召抵制选举，也不允许党员批评关于参加选举的决定。但是，在“选举的日期还没有确定”时，党员可以在任何场合对参加选举的决定提出批评[41]。
显而易见，列宁是如何考虑在广泛的范围内保障党内表现自由的。这超出了我们的意料。在列宁看来，“党性”与党内表现自由的关系至少并没有使党的作家的表现活动由于接受党的监督的原则而负有应该表现什么这种积极意义上的组织义务。如前所述，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应该如何推进表现活动的问题不是组织上的同题，而是作为党的一名成员的主动性、自党性的问题。作为组织方面的义务，应该根据党纲的各项原则，在大会决定的行动方针已转入实施阶段时不得有反对的表示。而只要不与这个原则抵触，党内的表现自由和批评自由对党的生命就如同血液一样，就应该使这种自由得到保障——这就是列宁的原则。这种原则与斯大林掌权后的“党性”理论相比有着天壤之别。
十月革命后（到斯大林体制建立前），在布尔什维克党的生活中一直贯穿着这个批评自由与行动一致的组织原则[42]。
3．“党性”与精神活动的使命
“党性”原则在三十年代后逐步在苏联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政策中占据了核心地位。卢那察尔斯基对此也不能不负一部分责任。这是由于卢那察尔斯基本人也曾试图独自继承和发展列宁的“党性”理论。《列宁与文艺学》（1932年）就是其最有代表性的作品。
如前所述，卢那察尔斯基曾经指出，列宁撰写《党的组织和党的书刊》的动因是“希望对党的政治书刊、政论、学术刊物等进行调整”[43]。但他同时又认为，列宁这篇文章的“客观意义”超出了这个范围，完全可以适用于文学，因此，这篇文章是列宁为“战斗的有党性的艺术”而斗争的明证。卢那察尔斯基说，“为世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服务的文学的党性的基本原则在今天也是至关紧要的”，列宁的这篇文章包含着党的文学政策的方针[44]。但是，在卢那察尔斯基的《列宁与文艺学》中，列举列宁的“党性”的（第八章《列宁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大半内容是大段地引用《党的组织和党的书刊》的论述，几乎看不到对“党性”原则的分析、研究，也几乎看不到对这个原则应用于文学艺术有什么具体意义问题的论述。 但是，看了卢那察尔斯基在同一时期写的其他论文就可以得知，卢那察尔斯基对当时已经拍头的、贬低和歪曲列宁的“党性”理论的倾向采取了极严厉的批判态度。1931年，卢那察尔斯基共产主义科学院作了关于别德内依的报告（6月）和关于高尔基的报告（7月），在这些报告中，他谈到了“党性”的问题，指出在“党性”问题上，列宁的“党性”原则不是被消极地继承的，而是由卢那察尔斯基作了独立的“发展”和“详尽地解释”，与后来日丹诺夫式的“发展”在本质上有相当的不同，他的这种发展毋宁说是来自别林斯基式的思想。
在关于别德内依的报告中（这就是在今天以《论杰米扬·别德内依的创作》为题而收入他的著作集的文章），卢那察尔斯基从“党性”、“群众性”、“艺术性”等三个角度研究了党员诗人别德内依1912年以来的创作活动。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他根据“党性”观点的发言。卢那察尔斯基认为，别德内依的“党性”是“作为其志愿的无可非议的党性”。这意味着，别德内依是自觉地运用艺术武 器将党的口号传播到群众中去的诗人[45]。当然，卢那察尔斯基此时是在广义上使用党的口号这个词的。接着，卢那察尔斯基论述了这种“党的口号”与文学事业的关系。他极力反对那种把文学的“党性”的口号看作是为党的口号准备文学图解的主张。他认为，列宁所设想的不是在结束战斗后作家才赶到战场去了解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是要作家乘飞机飞在前面，去观察军队还未看到的情况，去了解准备占领的阵地的地形图和敌军配备。换个说法就是：不是党中央写口号，作家和诗人做图解，而是“让作家阅读斯大林、中央委员会收到的来自四面八方的情报资料，用斯大林和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和口号启发他们的灵感”，这样做十分必要[46]。因此，那种认为别德内依总是跟在中央委员会后面，仅仅是把中央委员会交给他的东西从政治形式转变为艺术形式的看法是很愚蠢的。别德内依有着“创作的主动性”，他立志不断前进，即使在前进的道路上犯了错误，也毋宁看作是他的功绩。卢那察尔斯基就这样做出了结论，认为在“党性”这一点上，别德内依极其出色地履行了自己的责任[47]。
这实际是从“党性”的观点分析一个作家的工作，这一点是使人很感兴趣的。可见，卢那察尔斯基决没有把“党性”原则看作是与普洛克路斯忒斯的床相似的东西。不仅如此，卢那察尔斯基甚至还认为：文学能够比政治先行一步，完成自己的认识使命，所以能够帮助党。
艺术家高尔基的报告进一步从理论上阐述了党性的原则。
“由于没有十分深入地研究列宁所说的著述事业应该是有党性的这句话，所以在我们中间常常有人说，作家主要应该是党的口号的图解者。不，
作家并不是只适于作图解者，作家并不是黑格尔所说的那种在自昼消逝后才起飞的密湿发
[48]的猫头鹰。不，作家不是在所有社会争论都已解决后才登上舞台的，作家出现在 辉台上也不是为了说，我现在开始为大家唱一支赞歌，歌唱一切社会争论都已正确解决了。
作家是开拓者，
是实验者，他走在我们
大军的前面，深入体察、并用自己独特的方法——形象思维来总结无产阶级的一切经验和生活。在我们的周围进行着怎样的过程？在包围着我们的生活中沸腾着哪些辩证的斗争？什么正在胜利？它在朝什么方向发展？这一切，作家都应该用鲜明的、大众化的方式告诉我们。尽管是在形象思维领域，但作家只要眼界开阔，耳聪目明，只要用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自己的丰富经验进行加工，那么他就不仅仅
是给党的既定只号作解说员，而且是在
为党的领袖、
党中央、
党的大会以及與论提供优良的半成品。这样党就能够更容易、更严谨、更正确、更深刻、更确切 地得出自己的表现在口号上的结论。作家不仅是解说员，作家也是侦察兵。”
[49]
“用自己的作品图解我们纲领既定命题的艺术家是糟糕的艺术家。艺术家的可贵正因为他是在
开垦处女地，是在以他的直观去查明普通的统计和理论所难以摘清的领域。”
[50]
“判断艺术家是否忠实于真实，是否把真实与共产主义基本目标正确地结合起来决非轻易之举。恐怕只有
在每个批评家以及读者的意见交锋中才会作出
真正的判断。”
[51]
在1930年写的《论讽刺》一文中，卢那察尔斯基论述了讽刺这种体裁的批评作用，并由此主张应该有批评这种社会批判的自由。卢那察尔斯基提出了关于作家的重大使命的问题，甚至谈到了作家因此有犯错误的权利。
“
作家有探索新问题和提出新间题的义务。作为艺术家的文学工作者决不能落在新闻杂志和政治评论的后面……
作家可以提出新问题，作家也
有犯错误的权利。不能认为，检查官坐在办公室的桌子前就能预见到一切错误，不能认为演出委员会是没有错误的。错误人人会有。在进行批评时是不必客气的。批评是必要的。与其禁止在演出委员会的耳边响起新的声音，道出挑战意味的言辞，不如容许更大胆的批评。
我国的广泛與论应该成为解毒剂。”
[53]
“在删节这种体裁的某些作品前，应该作七次、七十七次的考 虑。无论是多么出色的机关，与其在那里磨去讽刺作品的棱角，室息它的生命，不如由经常进行着的社会批评在作品发表后的讨论这种社会事业中纠正它的错误。”
[54]
认识真实与提出问题本身是重要的，但比它更重要的是，不仅文学，其它精神活动也要求有这种使命以及从这种使命产生的精神自由。实际上，卢那察尔斯基在《马尔克·科罗索夫》的评论中，曾以统计学家和政论家为例谈到过这个问题。
“丰富多彩的具体的生活经验本身是决不能嵌入某些理论或纲领所预见的形式中的。理论或纲领是抽象的，当然，对于我们党这样一个有生命力的党来说，理论既不是不加提炼的抽象，也不是凭空捏造的抽象。然而尽管如此，理论毕竟是一定生活素材的抽象。甚至在统计学家（政论家更是如此了）把握现实，揭示其变化时，不但不能，也没有权利按照必定有利于现存理论路线的样子去描写事实。”
[55]
“自称马克思主义的人不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前些天在国立出版所的一次会议上提出了这个问题，并由于应由谁来作审判官而发生争吵。谁能够决定哪个人可以算作‘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呢？实际上目前无法明确回答这个问题。让每个人都按照自己选择的方向去工作、去争鸣，等待党的决定吧！我们还年轻，党同意我们完全自由地去讨论。等到我们长得更大一些，党就会告诉我们谁是正确的、谁是错误的。我们应该创造为
自由交换意见所不可少的气氛。这样一来，我们就会
开始得到滋养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那种素材。在这里面当然也会有不少折衷主义或形式主义的工作。我们需要记住：马克思就是利用唯心主义者和机械唯物论者的著作做出科学的结论的。积累素材总是先于科学成果。我们应该发表在我们看来是错误的研究，我们之所以说不要缩小这方面的出版，是因为我们也需要那些说起来不过是半成品的著作。”
[56]
注释：
[1] 普洛克路斯忒斯是希腊神话中的强，开设黑店，拦劫行人。店内设有一床，投宿时，将身高者截短，身矮强行拉长，使与床的长度相等。——译注
[2] 作者在后文中指出，苏联大部分理论工作者认为列宁的这篇文章谈的是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的问题，这是不正确的。被理解为“文学”的俄文词汇литература除了文学的意思外，尚有著述、文献、文件、印刷品、书刊等含意。作者分析了这篇文章的写作背景后认为，此文谈的恰恰不是文学问题，而是党在政治方面的著述、党的书刊。为了准确表达作者的思想，同时照顾前后行文的一致，故将本章中引自列宁全中译本《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一文中的“文学”一词按作者之意分别改为“书刊”、“著述”，“文学家”改为“著作家”，特此说明——译者
[3] 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25页
[4] 伊巴诺夫《苏维埃文学的思想、美学原则》第482页
卢基恩《列宁与社会主义艺术理论》莫斯科1973年版，第302页
卡甘《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讲义》列宁格勒1971年第二版，第59页
[5] 梅伊腊夫《列宁与饿国文学问题》列宁格勒1970年第4版，第143-146
耶兹伊托夫《列宁与文学的党性》、《列宁与文艺学问题》莫斯科-列宁格勒1961年版，第77页
希切尔比钠《列宁与文学问题》莫斯科1967年第2版，第165-166页等
[6] 柯尼琴《出版物的党性与列宁关于自由的理论》第104页
托布罗宾“自由喜悦地创造……”《列宁的美学遗产与艺术同题》1971年版，第153页
但是，柯尼琴在其他地方也表现出互相矛盾的论点。
[7] 梅伊腊夫“列宁著作中的文学与文艺批评问题”《俄罗斯批评史》第2卷，莫斯科-列宁格勒1958年版，第470页
[8] 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29页
[9] 列宁《论党的改组》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10页
[10] 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24页
[11] 列宁《进一步，退两步》列宁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386页
[12] 《决议汇编》第1卷，第117-118页
[13] 列宁《倒退的第三步》列宁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515页
[14] 列宁《“工人论党内分裂”一书的序言》列宁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152-153页
[15] 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列宁中文版，第10卷，第27页
[16] 《现代俄国文章用语词典》第6卷，莫斯科、列宁格勒1957年版，第262-263页
[17] 米雅斯科夫《列宁的文章”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与二十世纪的美学思想》 见《列宁的遗产与二十世纪的文学》俄罗斯1969年版，第37页
[18] 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26页
[19] 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29页
[20] 《卢那察尔斯基文集》第8卷，第460页
[21] 《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基础》莫斯科1960年版，第161页
多依西兹《反对歪曲列宁的美学思想》，见《列宁的美学遗产与艺术问题》第206页
[22] 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27页
[23] 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28页
[24] 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28页
[25] 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26页
[26] 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217页
[27] 柯尼琴《出版物的党性与列宁关于自由的理论》第102-108页
[28] 柯尼琴《出版物的党性与列宁关于自由的理论》第108页
[29] 龙尔布诺夫《列宁与社会主义文化》莫斯科1972年版，第73页
库尔希科夫《列宁的美学原则》，见《列宁与艺术》莫斯科1969年版，第28页
多依姆西兹《反对歪曲列宁的学思想》，见《列宁的美学遗产与艺术问题》第190页
希切尔比纳《列宁与文学问题》莫斯科1967年第2版，第190页
[30] 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28页
[31] 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27页
[32] 列宁《论党的改组》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12页
[33] 列宁《国家杜马和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88页
[34]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502页
[35] 列宁《前”布尔什维克”派出席统一代表大会的代表告全党书》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280-281页
[36] 列宁《前”布尔什维克”派出席统一代表大会的代表告全党书》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284页
[37] 列宁《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349页
[38] 见列宁的《批评自由和行动一致》一文，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411页
[39] 见列宁的《批评自由和行动一致》一文，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411页
[40] 列宁《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0 第349页
[41] 列宁《批评自由与行动一致》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412页
[42] 参照1921年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决议《关于党的建设的几个同题》（第十九条）与《论党的统一》（《决议汇编》第2卷，第210、220页）
[43] 《卢那察尔斯基著作集》第8卷，第460页
[44] 《卢那察尔斯基著作集》第8卷，第463页
[45] 《卢那察尔斯基著作集》第2卷，第503页
[46] 《卢那察尔斯基著作集》第2卷，第504页
[47] 《卢那察尔斯基著作集》第2卷，第505页
[48] 密涅发：罗马神话中的智之神，即希神话里的雅典娜
[49] 《卢那察尔斯基著作集》第2卷，第123-124页
[50] 《卢那察尔斯基著作集》第8卷，第12页
[51] 《卢那察尔斯基著作集》第8卷，第12页
[52] 《卢那察尔斯基著作集》第2卷，第279页
[53] 《卢那察尔斯基著作集》第8卷，第186-187页
[54] 《卢那察尔斯基著作集》第8卷，第187页
[55] 《卢那察尔斯基著作集》第2卷，第354-355页
[56] 《卢那察尔斯基著作集》第2卷，第437-4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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