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生态与人类自由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2002）

第四章　生态与人类自由

　　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有理由说存在着生态完全毁灭的可能性，这与核军备批评家们经常说到的彻底核毁灭实际上具有同等意义。我们知道，人类社会和地球生态目前都正面临着危险。
　　但是，与这种危险相抗衡的社会行动却进行得非常缓慢。拯救地球的任务时常被视为一种代价高昂的负担。目前虽然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全球生态的质量还在下降，但社会只在有限的方面愿意承担责任。
　　要弄清问题的原因，我认为有必要借助人类自由这一重要概念。几个世纪以来，我们的社会一直把自由视为技术支配自然的机械结果，是一种社会安排的结果。在这种社会安排中，鼓励个体追求他／或她的个人兴趣却毫不顾及对范围更广的自然与社会的影响。提倡环境保护，恐怕要限制人们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自由以及限制个体追求自身直接物质利益的自由。这里提出了生活质量的问题，它超越了我们以往一直从数量方面判断人类进步和自由的方式，而这恰恰威胁到我们所有利己主义者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体制。
　　我们现在的社会秩序已陷入人类自由和人与自然关系的机械论圈套，这与生态规律直接形成冲突。我们文化中的机械论观点可以追溯到16、17世纪伴随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出现的现代科学世界观。伟大的物理学家戴维•博姆曾论述说：

　　现代观就是机械观。将宇宙比作一台巨大的机器，像一架时钟，后来又像原子结构。这种观点一直将人类看成是一台机器并与人工智能的发展联系在一起。所以，笛卡尔说一切事物都是机器——所有的动物、身体等等。

　　尽管技术进步导致了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但这种看待世界的方式却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博姆认为：

　　价值在其身后有着重要意义。如果宇宙代表机械并且价值蕴含其中，那么个体就必须自我照料自己。对机械而言，个体是独自分离的并且必须首先自我照料。我们都在相互争抢，并且人人都想成为赢家。作为整体的意义则是所有事物都与其他事物存在着内在联系，因而从长远的观点看，人们忽略他人的需求对自身也毫无意义。同样，如果我们把世界看作是由众多微小单位构成，我们将努力开发每个单元，那么我们也将以地球的毁灭而告终。目前，我们还未充分认识到我们与地球是一个整体，并且我们的存在和物质基础都源于地球。^[1]

^[1] David Bohm，“Science，Spirituality，and the Present World Crisis”，ReVision，15：4，（Spring 1993），pp．148—9．

　　如今，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盛行的机械论及其派生出的支配自然的世界观对生态所构成的威胁。在物理和生态等科学领域的发现已大大削弱了牛顿力学，只是后者尚未被任何其他具有同等意义的世界观所取代。正是从这些众多的观点中，一种不很机械的科学观（有些人会说是反科学观）有望最终解决环境问题。
　　但是，我认为承认不是科学（也就是说，物理学和自然科学）而是经济学才是构成我们文化中机械观特征的主要源泉至关重要。自由市场的个人主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自由概念，不愿承认“个人忽视他人需求”是非理性的，不愿承认世界不是“由众多微小单位组成的”，这是问题的核心所在。
　　确实，在人类自由和自然的问题上，如果我们能够寻找到一种现代的思维模式与机械和简化论假想相结合的话，我们只能求助于经济学。“经济人”的概念就是分散单一的个体互相争夺有限的资源。正如社会生态学家默里•布克钦告之我们，

　　物理学的语言在这里十分恰当；杜会被简化成一种机械的布朗式分子运动，在产品和服务交换过程中相互碰撞。似乎没有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发展与关系深化，只有数量的增加。

　　劳动力和土地被视为商品。人们被简化成生产者和消费者。获取商品的欲望可以说是欲壑难填。自由被狭隘地理解为在竟争事物中进行选择的权利。这种概念下的进步是通过不断的劳动分工和所谓的“征服”自然而取得的，这里的“征服”自然称之为“分割”自然可能更合适。从中我们被告知，通过自由市场这只无形之手将出现人类优化的社会结果。^[1]

^[1] Murray Bookchin，The Limits of the City（New York：Harper and Row，1974），pp．60－1．

　　与经济生活相关的现实分割经常归因于人类自身追求功利和利益最大化的本性，其天然乘性就是“交易、交换和买卖”。根据生态经济学主要代表尼古拉斯•杰奥尔杰斯库－洛根的看法：

　　虚构的经济人剥掉了人类行为的每一种文化特性，等于说人在经济生活中机械式地行动。然而，经济科学的机械论原罪比这种批判暗示的意义还要深刻。全部的真实情况是，正如经济学通常表白的那样，该学科在很大程度上是机械主义的，与我们通常熟知的只有经典力学才具有的含义无二。^[1]

^[1] Nicholas Georgescu—Roegen，The Entropy Law and the Economic Process（Cambridge，MA：Ha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p．1．

　　经典力学很少或从不强调质量状态。它“只知道动力，并且动力是可逆的和无质量的”。现代新古典经济学正是被它的创始者以其原始的含义精心设计成一种纯粹的机械科学。杰奥尔杰斯库－洛根继续论述说：

　　这些创始者在他们宏伟的计划中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以致经济过程类比为机械运动的观念从此完全统治了经济思想。在这种表述中，经济过程既没有引起任何质量变化，也没有受到身居其中的环境质量变化的影响。它是一个孤立的、自给自足的历史过程，就像小学课本描述的那样，是一个在生产和消费之间没有进口和出口的循环过程。经济学家确实也偶尔提到自然资源。但事实是，纵览众多现存的经济模式，自然对其所作出的永恒贡献都占据着不可动摇的地位。^[1]

^[1] 同上，第2页。

　　人们在当代主流经济学中所能找到的极端机械论版本，其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它未能把“熵”作为一种基本现象与其对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的理解结合起来。因此，在理解自然质量状态的变化方面，经济学甚至无法迈出最初几步，而这种状态正是整个经济世界最终依赖的基础。主流经济思想的发展未能超越原始机械论，其原因最终还要迫溯到它所反映的社会经济条件。当代世界中社会控制的中心机构是市场。因此，社会中的个体主要是根据他们在市场中的角色来区分，而且市场本身是以社会中具有支配作用的所谓“自然”力量出现，从其自我调节的意义上讲，据说它超越了人的控制。经济人类学家卡尔•波拉尼写道：

　　市场经济是一种由市场独立调控引导的经济体制；商品生产和销售的秩序被交给这种自我调节的机制掌控。这种经济源于一种期盼：人类如此行为是为了获得最大化的金钱收益。

　　至多我们的社会可以把人类归人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的“快乐机器人”的状态。^[1]在这种体制化的秩序中，生产具体表现为供市场销售的商品。主导生产的纯粹数量指标就是增加的利润。这可以通过竞争、投资和提高生产率来实现。因此，经济增长是该体制的固有特征。这种增长的收益不均匀地分布在不同阶层的个体之中，具体取决于他们与生产的关系状况。少数资本所有者和经理所占财富份额的增长伴随着全球更多人口中相对贫穷的增加。同时，自然在一种对自然的再生产几乎毫无益处的体制下遭到了完全掠夺式的开发。一位环保主义者最近评论说，“在一种将所有东西都分解成某种商品形式的体制控制下，地球受到了侵犯。随着土地变成房地产、森林变成木材、海洋变成渔场和污水池，活生生的地球被肢解得七零八落。”^[2]

^[1] Karl Polanyi，The Great Transformation（Boston：Beacon Press，1944），pp．67－73.178；C．Wright Mills，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9），p．175．
^[2] Andrew Bard Schmookler，Fool's Gold（New York：Harper Collins，1993），p．176．

　　然而在我们的文化中市场机制已成为具有如此支配性的理念，以致它在对待地球生态危机时，要求我们接受进一步延伸市场关系会给所有环境问题提供技术解决这样一种观念。我们经常被告知，在不改变我们人人都置身其中的生产方式的主要特征的情况下，仍然可以实现经济与环境之间的和谐。如此一来，突然不再与环境要求有任何冲突的自由市场体制仍将保持以下显著特征：利润、竞争、不断提高的生产率、经济增长、经济回报不公、高消费以及日常生活中个人自由地追求自身的点滴利益，而对更广领城的社会与自然需求漠不关心。这就是对“可持续发展”思想主流含义的准确阐述。
　　这种对待环境的方式不过是对危及环境和把人类最初归类为“快乐机器人”的机械主义开发过程的进一步合理化，这一事实通过研究世界商业界最具影响的可持续发展的倡导者之一、可持续发展商业委员会主席、瑞士亿万富翁实业家斯蒂芬•施密德黑尼的观点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委员会成员级囊括了顶级跨国公司的高层领导，如：谢夫隆石油、大众汽车、三菱重工、日产汽车、新日铁、美国庄臣、陶氏化学、布朗宁－费里斯实业、美国铝业公司、杜邦、荷兰皇家壳牌等。该组织代表了全球最大公司的一个横截面，其观点在施密德黑尼的《改变经营之道》一书中有简要的阐释。该书的发表对1992年的里约地球峰会造成了很大影响。
　　《改变经营之道》强调了五个鲜明的观点。第一，它认为自由市场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最好手段，并且可持续发展取决于市场机制的进一步放活。环境退化的原因不是自我调节的市场本身，而是政府以及政府在人口压力下的社会选择。施密德黑尼写道：“大自然的利用、开发和退化还没有发出资源匮乏的信号^{[也就是说，自然资源仍处在合适的价格水平]}，因为拥有自然及其服务（即，社会）是通过政府表达他们的希望和意图的，已趋向于无偿提供环境资源和服务。”该书还认为，如果市场未能考虑环境退化相关的全部成本，那么其主要原因是各国各地政府和人口共同干预造成了他们所称的“市场缺陷”。
　　第二，环境成本如污染通常被企业处理为外在成本，即成本没有落到企业自身而是落到了整个社会上。施密德黑尼告诉我们，可持续发展要求这样的外在成本能在某种程度上由公司内化：“谁污染谁付费的规则就是污染者应该承担因生产或服务造成破坏的全部费用。”这些费用应该以更高的价格转嫁给消费者，迫使消费者寻找更干净的替代品。从这种意义上讲，破坏环境的真正源头是消费者而不是企业。
　　第三，认为公司正在推行全面质量管理，这也延伸到了降低废料和提高能源效率这样的领域。成本的内化由此也与市场效率的更高发展形式结合了起来，这一方面正得到最先进公司的大力推进。
　　第四，在国际水平上，各项环境规则彼此之间以及与自由贸易的需要应“和谐统一”。施密德黑尼说，“或许前进的最佳途径是提高GATT^{[关贸总协定]}的能力，并尽量减少由环境规则引起的贸易干扰。”^[1]

^[1] Stephen Schmidheiny，Changing Course：A Global Business Perspective on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Boston：MIT Press，1992），pp．14—9．32—3，74；Pratap Chatterje and Matthias Finger，The Earth Brokers（New York：Routledge，1994），pp．115—29．

　　第五，可持续发展最好通过企业的竞争性自我调控来实现，政府则应通过调整经济手段的方式介入，以便提供更清晰的经济和环境匮乏的市场信号。
　　跨国公司提出的这种可持续发展的美好设想根植于一种观念，即市场是一个运行顺畅的机制，只要不受错误干扰，它就可以保证经济和环境效率。毫无疑问，在工业效率中的某些边际改善，尤其是能源利用方面与现存体制相辅相成，确实能产生更大的环境和经济效益。但是，按照这种思路进行的生态现代化不能解决更大的环境问题，因为它源于适应资金密集型和能源密集型生产的一种社会秩序，必须对自然进行机械主义的开发，保持经济的不断扩张。正如英国主要商业杂志《经济学家》环境专栏编辑弗朗西斯•凯恩克罗斯所言：“许多人希望经济的增长可以实现环境的改良。从真正意义上讲这一点永远也不能实现。大多数的经济活动都是将资源和原材料用光；反过来，又产生了地球必须吸收的废料。所以，绿色增长只能是痴人说梦。”而且我们距离持续发展但又不对环境产生很大影响的社会状态还相差很远。^[1]

^[1] Frances Cairncross，Costing the Earth（London：The Economist Books，1991）,p．15．

　　即使大多数生产的环境成本可以在市场上内化（这还很值得怀疑，正如伟大的环境经济学家威廉•卡普所言：“必须把资本主义视为尚未支付成本的经济”），这也只会给人类更充分地支配自然提供舞台。哲学家威廉•莱斯说：“陷阱已经布下，将环境质量问题纳入无所不包的经济运算将成为这一陷阱的牺牲品。”更糟糕的是，只要我们的社会经济秩序把追求个人财富增长作为个体自由的手段，那么增加效率只能意味着对环境更有效的开发，并给生态系统的生存带来灾难性的威胁。^[1]
　　在施密德黑尼及其他一些人提出的上述主要观点中，可持续发展取决于公益事业的私有化和赋予从前没有或几乎没有评估价值的部分环境以货币价值，也就是所谓的“给地球估算成本”过程。但是，这不应该与真正的可持续性相混淆。真正的可持续性关注整个生态系统的再生产，而给自然的某一部分——比如独立于河流之外的淡水鱼类——赋予货币价值，这实际是错误地假定任何事物都可以分解成个体部分，个体部分也可以简单地拼凑起来。正同经济地理学家戴维•哈维的论断所言：“这种迫求货币价值的方式趋向于分解，而我们看到的环境是一个有机的、系统的或辩证的结构整体，并不是可以简单拆分的笛卡尔式机器。”^[1]

^[1] William Leiss，The Domination of Nature（Boston：Beacon Press，1974），pp．xiii—xiv；K．William Kapp，The Social Costs of Private Enterprise（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p．231．
^[2] David Harvey， “The Nature of Environment”，in Ralph Miliband and Leo Panitch，eds．，Socialist Register 1993（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93），pp．6—9．卡尔•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淡水鱼的基础是河水，但当河水用于工业，被染料和废料污染，用于航运或被引入运河，仅排水就剥夺了鱼的生活基础，那么河水也就不再是鱼的生活基础了。”The German Ideology（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76），p．66．

　　因此，在上述解决环境问题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表述中，其反讽意味是它继续把人类自由和进程看成是，作为具有自助能力和强烈占有欲的个人主义者的人类的工具主义组织的同义语，尽管这是我们社会中导致环境破坏的主要根源。激进哲学家马克斯•霍克海默尔解释说，机械主义的阶级社会选择了一条“支配自然进而控制人类”的道路：

　　经济和社会力量具有盲目的自然力特征，人类为了自我保护必须通过适应它们进而达到支配目的。作为该过程的最后结果，我们一方面使自己——即抽象的自我——摆脱了所有物质内容，只留下把天地间的一切都转化成自我保护手段的企图；而另一方面，把空洞的自然贬低为被占有的物质，被随意支配的东西、而除了这种纯粹的支配以外就别无他图了。^[1]

^[1] Max Horkheimer，The Eclipse of Reason（New York：Continuum，1992），pp．93—7．

　　当然，对上述所有问题的答案就是摈弃这种广为流行的关于人类自由的机械主义观念，并构建一种基于“普遍自由”的社会和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种自由不是把其他生物从纯粹的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生命可能性的充分发展中排除，而是作为有机社会的一部分与所有生物分享生命的发展。我们必须摈弃要求割裂所有生物的社会制度，并由促进整体发展的制度取而代之。如果我们想要拯救地球．就必须摈弃这种鼓吹个性贪婪的经济学和以此构筑的社会秩序，转而构建具有更广泛价值的新的社会体制。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则是另外一个问题。^[1]

^[1] “普遍自由”的概念出自Karl Marx，On Freedom of the Press and Censorship，Saul Padover，ed．（New York：McGraw Hill，1974），p．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