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共产党创立二十五周年纪念——

国领伍一郎现在如果活着，是四十五岁，所以死在堺刑务所时，是刚过四十岁不久。直到停止呼吸前四五天身体完全不能动弹的时候，他对当局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在市谷时代我也认识的K刑务官，把国领君死去的事通知了拘禁所的N教导官。

他出生在京都的西阵织物工的家庭，他自己也是个织物工。关于此事发生过一段笑话：我们只要一看“三·一五”、“四·一六”两事件关系者中主角们的预审口供或检察官起诉书，便发现一个共同点。就是多数供称自己的职业是著述家，只有德田供称是律师，我供称是杂志记者，国领同志供称是织物工，毫不含糊。这些著述家们的几乎全部，对于警察署及检察处或预审推事的审问，是信口胡云的。但等到准备公审开始后，锅山君从著述家一变而为旋盘工，三田村君一变而为印刷工（他大声喊叫的样子，现仍历历在目），福本君一变而为杂志记者。本来这是无关重要的事，但这是俗话所说是否抱有决心的问题。总觉得所谓著述业是高尚的职业，甚至工人出身的党员也忘掉了阶级意识，因而糊里糊涂地想出这种主意来。国领同志极为自然地回答说是织物工和由著述家返回工人的诸君态度，实在是个绝妙对照。（近来在《自由国民》杂志写类似腐化知识分子的中伤记者的锅山君，仍然不是旋盘工而是著述家。）

对于警察署的拷打坚不吐实，对于检察处拒绝陈述，在预审庭上始终保持党的秘密的，都是国领同志。后来警视厅的一个特务课巡查部长曾指着嘴佩服地对我说：“国领这个真硬。”据国领同志说：“这个部长在由筑地至月岛的警察署中，做了不胜枚举的暴力行为。”根据他在法庭中的陈述，知道他从十六岁起便参加了革命运动，二十六岁被投狱，在十年内被投入警察署的拘留所达三百六十余次之多。

从和国领同志初次会面时，便感到他有一种在初见的人只从外表看来难以觉察到的内在的深沉。“在京都有个名叫国领的年纪小而头脑好的工人革命家。”这句话在党创立以前便听到了。二三年夏因龟户事件被杀的河合义虎同志，曾给我写了介绍信，但没有会到他，到了十一月左右才在总同盟京都联合会上见面了。那时他正在一个乡村工厂制造简单的木{拴}（录入者注：原文如此）。在一同沐浴的澡堂里，他也是沉默寡言，漠不关心地摩擦着身体。二十三年三月，我和浦田武雄君一同归返九州的途中，曾在京都下车小住，等我晚上躺在床上以后，他偷偷来到我的枕边，拿出一本英文小册子，询问他所不明白的地方。在他那时候的态度和表情中，令人感到他的优点从深处透露出来。过了六年以后，锅山君在狱中曾对我这样说：“和猪俣君论争时，{alumniate}（录入者注：原文如此）这个字不明白，也不愿意问人，于是置之不理，后来查了查字典。”无意中说明了二人性格与人物的不同。

在第一审时，我和国领同志乘同一护送汽车及在同一临时监，能够时常谈话，知道他是个冷静、沉着、临事不惧的人，我对他表示非常的敬意。后来我们渐渐熟悉起来，越发了解了他的为人。

国领同志的性格还有另外一面。在临时监时，德田、国领、志贺三人也常在一块，国领同志称我们为“雄辩家集团”，但国领同志是最能辩的。而且他在理论方面也很精通，也可以说恐怕在工人同志中直到今日还没有像他那样的人。当春日正一同志关于“批评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评”（马克思）提出种种质问时，他马上给了个明快的解释。对于《三一年纲领草案》，他也有明确的立场。

在三四年十二月市川、德田、国领、志贺四人被送往北海道的前几天，住在市谷第十二监房二层楼的我从浴室出来时，大概是看守们正在一个屋子里吸烟吧，看不见影儿。于是，我赶紧跑近楼下浴室附近国领同志的监房问他说：“喂！国领同志！施行脱肠手术后的经过还好吗？好像不久便要把咱们送往北海道去，反正是日本帝国主义玩弄战火的结果是要被打倒的，咱们要奋斗到底呀！”他在房中回答：“对！加油吧！让您多费心了。”这是我们二人最后的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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