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言论自由与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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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直接行动派）

第十一章言论自由与怠工

　　1908至1915年间，存在着两个均名为世界产业工会（或I.W.W.）的全国性劳工组织，虽然宗旨与策略不同，但会徽的设计相同，规模与结构也大致相同。谈到这两个组织，或世界产业工会主义时，很难避免混淆。在美国，曾被大肆宣扬的是芝加哥世界产业工会，或“直接行动派”，或“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或“反政治的”，“游民分子的”，或“红色的”世界产业工会。积极参与劳伦斯、马萨诸塞、惠特兰、加利福尼亚等许多地方的罢工，及斯波坎、弗雷斯诺与圣迭戈等地的“言论自由”斗争的，就是这个世界产业工会。他们是西部的“瓦布利”。在这一章中，他们被看作世界产业工会。这样做绝非出于对底特律派的教条主义者公认的更为“正确”而且一贯的立场怀有偏见。教条主义者是社会主义的、赞成政治的、“黄色”的世界产业工会。
　　在这几章中准备描绘芝加哥组织从1908年迄今发展的主要方面，并指出其每年活动的特点。1912及1913年第七届与第八届大会时，在分散权力问题上所进行的重要而且尖锐的斗争，当尽可能忠实地描述。要谈及世界产业工会与社会党的关系，尤其是有关社会党在1912年印第安纳波利斯大会上通过有名的怠工条款的情况。还将描述世界产业工会的宣传与组织工作的新面貌，言论自由斗争及非技术与流动劳工中日益展开的斗争。本书在此处除大致谈谈各次罢工及言论自由斗争外，不打算详加列述。这并非作者低估其重要性。作者认为“瓦布利”的实际斗争是他们历史上最重要的一部分。为了实际斗争，世界产业工会在宣传、组织与广告上所花费的人力物力，按比例而言，要大于国内任何其它劳工组织。但世界产业工会的事业中，较为突出的事件如：劳伦斯的罢工、惠特兰的骚乱，都曾在杂志上大量出现，学术论文及政府报告中也有记载。与此相反，世界产业工会作为一个工人组织，它的事业的兴衰起伏迄今尚无人触及。
　　1908年的分裂使直接行动派处于和教条主义派几乎一样孱弱的处境。后者的积弱由来已久。前者却是可以发挥巨大力量，因为他们对自己的理论已经作了必要的修改，以便在实际经济生活中能在较大程度上付诸实践。他们面临一些情况，而以放弃观点的一贯性作为代价来应付这些情况。他们是不自觉的实用主义者，结果，他们的影响远远超过教条主义者。作为牛虻，他们取得了显著的成功——刺痛并震动了资产阶级，使他们不得不进行改革。如果把“无政府——工团主义分子”的世界产业工会称为成功的组织，不太恰当，但至少可以说，它远非教条主义派那样不成功的组织。
　　1908年分裂后的一段时间内，世界产业工会已经是奄奄一息。会员大为减少，分会成批地消失。1908年9月至1910年5月间，仅发出六十六张新分会执照。①1911年，数字开始回升，但也只是昙花一现的进展。列文写道：世界产业工会“力量大减，只剩下少数几个有革命精神和革命理想，并且在行动上坚持不懈的领导，以及为数不多的、分散的、朝三暮四的追随者，还有一个不称心的管理机构。”

　　① 参见附录三，表A。其中59个分会的产业分布情况如下：

采石工人	1	旅馆工人	2	汽车制造工人	5
面包工人	1	装罐工人	2	运输工人	1
金属及机械工人	3	服装工人	1	木工	1
建筑工人	8	玻璃工人	1	纺织工人	1
伐木工人	2	煤矿工人	7
公用事业工人	2	港务工人	1	混合分会	15
		炼钢工人	5

　　1909年该组织即积极参与一系列的罢工。最重要的一次为麦基洛克（宾夕法尼亚）的罢工，汽车钢材压制公司六千名雇员参加了为期两月的罢工。那一年举行罢工的还有：萨默斯及卡利斯佩尔（蒙大拿）的伐木工人；尤内卡（加利福尼亚）及亲王鲁伯特（地名）的伐木工人；纽卡斯尔及申喃戈（宾夕法尼亚）的马口铁制造工人；沃特维尔（华盛顿）的农业工人。特拉特曼书记认为，“这些经常不断的骚扰性罢工”使得缴纳会费的人数不到会员总数的三分之一。他说，在一年内有半数会员卷入罢工。
　　同年，世界产业工会展开了言论自由的斗争，在监狱及街头，都以好战的姿态展现在公众的面前。早在1906年4月，警察与“瓦布利”之间就发生过小冲突。三年以后，该组织的言论自由斗争才具有全国性的规模。自1909年以来，世界产业工会与各地市政当局在言论自由上的争执，富于戏剧性，所引起的注意不亚于它所进行的罢工斗争。1908年分裂后的几年内，这种言论自由斗争变得日益频繁。太平洋沿岸是滋生这种斗争的最肥沃的土壤。那里的劳工流动性较大，当组织员在某城市因为宣传革命被捕时，号召“自由自在的瓦布利”进行一次“冲击”易于得到更多的响应。在太平洋沿岸地方，成百的“瓦布利”几乎是直截了当地冲进监狱。他们来是要讲道理，但他们知道不等话讲完，警察就会把他们抓起来，他们干脆挤在监狱里不走。这样一来就妨碍了市政管理机器。一个城市要招待这么多客人，对真正的主人——纳税人，是不小的负担。这就是“瓦布利”的打算。世界产业工会的书记兼司库圣约翰最近对美国劳资关系委员会说：“任何分会卷入言论自由斗争时，即通知总部，由总部通报所有分会……并请派出可以走开的会员前往该地。”圣约翰说，总部并不以任何方式津贴或经管言论自由斗争，除非分会提出请求，才尽可能予以支援。这样的斗争完全由分会或有关分会自行处理。几乎每次事件都采用同样的战术——在世界产业工会方面是阴沉的不抵抗政策，在当局方面是大规模的关押。事端的引起通常是由于讲演的内容，或表达他们观点的语言，或由于内容和语言，使得地方当局感到恼火——或者，至少可以说，精神紧张。那些言论被说成是煽动性的、蛊惑人心的、不爱国的、不道德的等等，或者，不论以上罪名是否合适，被指控为亵渎的、粗鄙的，并已达到不可容忍的程度。照作者看来，把后一罪名加之于世界产业工会，较之前者更为有理。文雅不是“瓦布利”的特长。他们怎能文雅？城市的议员先生们对他们的缺乏文雅应该稍加容忍，在他们所处的条件下，这多少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对他们所处的条件，议员先生也有部分责任。
　　至于前一部分指责，我们应当记住，压制当局所谓的颠覆和煽动言论，其效果毫无例外地会和堵塞一座火山的效果完全一样。观点谈出来了，加上企图压制的人也被烧着，这就显得更为尖锐。当然，要确定到什么程度语言即由挑衅转化为暴力，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这些事件中，往往并未超过官方所能容忍的极限，而当地官员的实际作为显示已经超过。纽约的警察局长阿瑟·伍兹说：“如果讲话的人批评现存制度的一切，或介绍他相信对事物会有改善的变革，前者不论如何激烈，后者不论如何热情，都不得视为直接挑起暴乱。”当乔治·克里尔担任丹佛警察局长时，他也采取同样立场，并按这样的理论进行工作：一切主张均可听取，不必有所顾虑。据说当世界产业工会委员会向他申请“街头演说准许证”时，他的答复是：“讲吧，年青人！愿意讲多少就讲多少。只要求你们在这一点上帮个忙。我希望你们不要紧挨着军营去大放厥词。并不是他们太重要，而是他们太幼稚。如果你们去了，他们可能给我带来许多麻烦。”结果是，当矿工们说矿工联合会的领导人应当抓起来枪毙时，并未发生任何事故。有言论自由，但无斗殴。
　　由于有了斯波坎、弗雷斯诺及圣迭戈的经验，该组织某些成员至少已认识到，尽管他们绝对有权从各个方面攻击现行制度，但为了成功地宣传革命的产业工会主义，有必要把话题说得更集中一些。1913年9月，总执行局成员埃瓦尔德·凯特根，在第八届大会上向代表们提以下意见：

　　如果你们把话题严格限于宣传产业工会主义，他们要是禁止你们使用街头，你们就大有道理可讲。许多人……攻击每一个人：警察、城市官员、宗教、政治等等。他们什么都谈，这就被用来作为借口把他们撵走。而在许多城市，组织员可以去宣传产业工会主义，而且可以停留很长时间……。

　　1909年秋世界产业工会进行了不少于三次重要的言论自由斗争。这些斗争是在蒙大拿的米苏拉、华盛顿的斯波坎及宾夕法尼亚的纽卡斯尔展开的。1910年春季及夏季，在华盛顿的韦纳奇及沃拉沃拉有过小规模的斗争，秋季在加利福尼亚的弗雷斯诺进行过重要得多的斗争。这一次斗争一直持续到1911年3月。自此以后直到1913年底，在美国某些地区，“瓦布利”与市政当局之间，几乎每个月都要发生规模大小不等的言论自由的纠纷。在1909——1913这五年间，在世界产业工会领导下，至少有二十次重大的斗争，持续时间少则几天，多则超过半年。最重要的一次于1912年2月1日发生于圣迭戈，一直持续到次年夏季。从1913年以来，对世界产业工会来说，言论自由成了次要问题，这类斗争的次数也较少。稍微重要一些的斗争仅见于新泽西的帕特森，南达科他的阿伯丁，宾夕法尼亚的奥德法奇及华盛顿的埃弗雷特。最严重的一次发生于埃弗雷特，终于导致1916年12月的致命性悲剧。
　　在开展言论自由斗争的那些城市中，居民们自然采取了极端敌视的态度。在工商界，这种态度更为明显，而且理所当然地反映在报纸上。斗争期间，圣迭戈的报纸几乎毫无例外地接二连三地发表社论，猛烈攻击世界产业工会会员。《论坛报》说：“对于他们，绞刑不是好办法。他们最好是不存在于人世。因为他们在人类组织中毫无用处；他们是造出来的废料，应该像其它排泄物一样被清除掉，排放到被人遗忘的阴沟中，在冷冰冰的管道中腐烂。”读了这篇责难的文章以后，再看看州长海勒姆·约翰逊派出的调查圣迭戈骚乱的特派员所写的报告，我们会感到有趣。特派员温斯托克不仅向世界产业工会会员，而且向那些直言无讳替他们说话并被指称为教唆协助他们的人，耐心地了解那个自封为公民治安维持委员会所指控的野蛮与残忍的事件。温斯托克先生说：当他了解事实真相以后，他坦白地承认，他很难相信他在此小住并进行调查的地方，不是在俄罗斯，而是在这个被认为是“自由之国与勇士之家”。
　　1909年该组织未召开大会，但于1910年5月在芝加哥召开第五届大会。第一天有二十二位代表出席代表下列各州的四十二个分会：加利福尼亚、科罗拉多、蒙大拿、罗得岛、明尼苏达、俄亥俄、伊利诺斯、俄勒冈、华盛顿、宾夕法尼亚、亚利桑那、印第安那、英属哥伦比亚。根据能找到的零星纪录来看，会上未讨论任何重大问题。代表们通过一项决议“重新肯定1905年原有的〔产业工会的〕宣言……”后即散会。
　　十五个月以后，即1911年9月，举行了一次较为成功的会议。就规模而言，世界产业工会第六届大会与前一次的相比，同样无足轻重，只有来自十一个州的三十七位代表出席。除正式代表以外，还有三位来自木材工人兄弟会的“兄弟代表”。有二十一个分会派代表出席，这不包括世界产业工会的纺织工人全国产业工会——当时该组织惟一的全国性产业工会——的所属分会。大会气氛和谐，因此，没有什么可记载的。“大多数代表都是生气勃勃、满怀激情的青年。”“因为没有‘知识分子’他们反而受到注意。”关于该组织的基本法没有什么改动，但提案却有好几十个。会议记录的附件中有一张表，列出向大会提出的七十个提案。政治问题没有触及。一个反议会主义的提案，未经讨论即被否决。这就是说，大多数代表无疑都是非议会主义的，对政治与立法不感兴趣。登在《产业工人》上的一份大会正式报告说，总书记特拉特曼的报告将刊登在《团结》上，并说该项报告

　　是对劳联骗子与自称为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客之间那种罪恶联盟的猛烈抨击。正如报告所指出的，他们一再协同一致破坏罢工、而不愿看到工人用世界产业工会的方法取得罢工的胜利，因为这些方法的成功就意味着那些吮吸工人阶级血液的政治与行业工会运动的彻底破产。

　　特拉特曼先生后来转变了立场，投向社会主义工人党那一派。《人民周刊》（社会主义工人党机关报）于1913年7月26日刊登了特布特曼①致德布斯的一封信，其中说：

　　① 校对者注：此处原文中即为‘特布特曼’，但校对者认为是原书笔误，此处应为‘特拉特曼’。——呵呵君

　　1911年世界产业工会大会上：我的报告中有一部分猛烈地攻击了反政治的政客和从不干活的清道工，他们装腔作势，充作该组织的组织员与代言人。大会决定将该项报告付印……但圣约翰及其亲信把报告收藏起来，没有印出。
　　大会正式报告声称，世界产业工会的士气、财力及会员人数均逐渐上升。这一提法不能由可能找到的数据完全证实。分会数目如有增加，也为数甚微。1911年，发出的入会执照少于1910年，解散的分会却多于1910年。关于会员人数，书记兼司库提供的数字与巴尼特提供的不一致，前者少一些。②圣约翰说，1911年11月该组织缴纳会费的会员人数大约为一万人。他说：
　　我们不要求别的，只要求会员缴纳会费。总部在过去十八个月内实际上发出六万份会费本，但只有大约十分之一的人按期缴纳会费。这种情况是由于大多数会员所从事的工作性质造成的。他们从事建筑、收割、伐木等项工作。这就意味着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因为他们正在工作或因在乡间流动寻找工作而与组织失去联系，当然无法按时缴纳会费，当他们流入城市后，才又缴纳会费。附带说一句，如不包括西部矿工联合会的会员在内，上述会员数字，是世界产业工会成立以来最高的数字。我知道第二届年会报告声称有六万会员，但这个组织的会员名册不能证实这一数字。事实上，第一年，这个组织缴纳会费的会员包括西部矿工联合会在内，人数平均为一万四千人。

　　②见附录三，表A。

　　这个时期，在某些产业，如金属、铁路及建筑，取得很大进展。这一进展可以从表一中看出。这张表显示1910——1913间该组织在各特定产业中的平均会员人数。

表一**（芝加哥）世界产业工会1910——1913平均会员人数**
（按不同产业）
产业	1910	1911	1912	1913
纺织	4300	4397	9637	1550
伐木	1200	800	1227	650
海运	……	……	……	2100
金属	200	2000	144	300
汽车制造	300	500	83	150
旅馆与餐馆	150	100	151	50
建筑	150	600	204	1200
铁路修建	1000	1800	2366	1755
烟草	100	400	200	450
装罐	100	75	69	50
公用事业	……	……	……	1700
煤矿	200	200	207	250
铁路运输	……	……	……	100
有轨电车	……	……	……	50
农场工人	……	……	……	100
石油		50	61	50
檢胶	……	……	……	150
家具	……	……	……	100
电力	……	……	……	150
藤器	……	……	……	100
娱乐	……	25	130	50
乐器	100	200	226	450
皮革	……	150	150	……
混合分会	1300	1537	3532	2800
	9100	12834	18387	14305

　　如果数字容易出错，有关“瓦布利”的数字更是如此。此处提供这些数字，因为它们仍说明一定问题。说明该组织肯定已逐渐恢复。1910年发生过多次世界产业工会的罢工，该组织曾积极参与的至少有九次。4月，俄勒冈州北雅希尔的农场工人，他们“曾经分发大量有关革命工会主义原则的粗糙宣传资料”，他们的某些会员因被解雇而举行罢工。8月，加利福尼亚南部的煤气厂工人，主要是墨西哥人，为要求提高工资罢工两星期。据报导，解决办法是把每小时工资定为二点二五美元，并规定将来只雇用世界产业工会会员。普罗维登斯的擦窗工人为工资举行罢工，据报导，也赢得只雇用该工会会员的规定。从这些事例中，可以大致看出罢工的性质和哪些工人参加罢工。1910年此界产业工会参加的罢工为数极少。能查到的罢工次数均已搜集编入附录八。
　　虽然1911年在罢工方面不够活跃，但该组织不象过去那样几乎处于毫无希望的境地。《团结》的评论员说：

　　尽管仍处于困难时期，但世界产业工会已得到它自己的六份周报的支持……。世界产业工会已远远不象1907年那样孱弱无力，它正在加利福尼亚的克雷斯诺为言论自由与集会自由进行一场蓬蓬勃勃的斗争；而且使纽约州制鞋工人联合会的斗争富有生气——这是雇主方面第一次与一个企图把工厂变为工人集体所有的斗争……。

　　另一力量的象征是世界产业工会的出版物有所扩充。第四届大会闭幕时，该组织只有一份报纸，《产业工会公报》。该报于1909年初停止发行，其位置由《产业工人》（Ⅱ）（斯波坎）填补，但于1913年9月再度停刊。《产业工人》（Ⅰ）的发行时间是1906年2月至1907年夏季。《产业工人》（Ⅲ）（西雅图）于1916年4月开始发行，现仍继续出版。1910年7月2日《团结》说，那一年世界产业工会拥有七种以不同语言出版的报刊。
　　第六届大会（1911年9月）前十二个月内，组织了七十个分会，解散的分会则为四十八个。各产业中成立的与解散的分会数见下表：

表二
产业	新组织的	解散的
金属与机械	11	10
食品（面包烘制）	2	2
征集分会	13	8
烟草	1
建筑	4	4
制鞋	1	1
公用事业	8	4
服装	3	3
家具	1
矿工（煤矿）	4
运输	7	2
冶炼	1
伐木	9	4
农业	2	2
汽车制造	2	4
钢铁	1	4
	70	48

　　书记兼司库圣约翰把四十八个分会解散的原因作了一个有趣的分类。他分类如下：

因缺乏兴趣	22
因罢工	6
因其它组织的阻挠	6
因工厂关闭	5
因会员离开当地	2
因书记无能	2
因内部不和	1
会员离美赴墨西哥	1
无纪录	3
	48

　　在此次会上，世界产业工会第一次认真地讨论了总部对普通会员有何权力的问题。提出了许多修改会章的建议，大部分是明确地要或多或少地缩小，或者至少是在某些方面限制总执行局负责人及其他成员的权力。这些修正案主要是落基山地区及西海岸各州的分会提出来的。辩论持续了好几天，还彻底讨论了该组织各部门之间的关系。所有提案均未获通过，可能是因为代表们认为没有必要改动会章。
　　在此次会议上（1911年），福斯特报告了他作为世界产业工会的代表参加8月在布达佩斯举行的国际劳工书记处会议的经过。他不能提出使人赞扬的报告。这一国际会议对接纳世界产业工会的问题，经过一整天的讨论后，一致拒绝，尽管它的要求获得法国总工会代表的支持。大约就在那时，法国工团主义者正面临严重的危机，也存在着全面分裂的危险。那时虽避免了分裂，但从那以后即发展为法国总工会内的两个集团：“红色”（革命的）工团主义者及“黄色”（保守的）工团主义者。
　　考茨基引用拉加德尔的话在1911年承认，“现在的危机迫使我们对工团主义的实践与观点进行全面的修正。一般来说，我们发现我们已处于强行军以后，精疲力尽的境地。”
　　1908年以前，世界产业工会与法国工团主义无直接接触。而且，它与法国工团主义运动的关系在任何时候也没有过象一般所想象的那样密切与明确。实际上，世界产业工会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产物。所采用的战术部分来自世界产业工会会员阅读普格、索雷尔、拉加德尔及其他法国工团主义学派名家的著作。这种思想意识的传染也通过个人接触的渠道。1908年海伍德赴欧，他遇到法国总工会的某些领导人。1900年他又参加哥本哈根举行的国际劳工与社会主义者大会。名义上，他代表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但他也以非正式的方式支持世界产业工会所经营的那种美国工团主义的事业。
　　两年一度的国际（劳工）书记处会议于1911年8月10日至12日在布达佩斯召开。第一天开会时，整天都用来辩论接纳世界产业工会代表福斯特的问题。他的代表权最后遭到否决，因为他只得到法国总工会的支持。美国劳工联合会主席冈佩斯在同年该组织召开的大会上作报告时提及布达佩斯会议拒绝接受所谓世界产业工会。他说：“这个小得可怜的世界产生工会的所谓代表，宣称支持法国总工会的政策与纲领，所以他的要求也得到后者的支持。”出席布达佩斯会议的美国劳工联合会代表邓肯报告说：“一个误入歧途的人，名叫福斯特，来自芝加哥，自称代表一个名叫世界产业工会的美国劳工组织，曾在巴黎停留一个时期……”，并且已明显地说服法国总工会，承认他在布达佩斯会议上的代表权，而不承认美国劳工联合会的代表。邓肯说：“讨论时，福斯特控制不住自己的火气，甚至以殴打相威胁……——露出了世界产业工会的本来面目！……但法国人并未因他们的三色旗被世界产业工会抹黑而惶惑不安。”
　　于是，法国工团主义进入世界产业工会，授予某些具有特色的罢工战术和一套关于总罢工的模糊不清的哲学概念，如“坚强的少数”等。在这个范围内，世界产业工会是一个工团主义工会。结构上，它是一个权力分散的团体（所属机构均系分权），而法国总工会肯定是权力集中的。它在自己的组织上及其对待国内劳工组织的态度上，也与法国总工会的不同。在美国，法国的观点系由北美工团主义者同盟以更为明确的形式来体现的。
　　工团主义者同盟是一个宣传机构，而不是一个劳工组织。它的矛头主要指向世界产业工会一一用工团主义来反对美国劳工组织的产业工会主义。它相信从内部对美国劳工联合会进行改造是可能的，并谴责世界产业工会的双重工会主义。关于行业工会，它是乐观的。威廉·思格里斯·沃林说：“它知道要在这些组织中取得革命的多数，不论在性质上是社会主义的还是无政府主义的，都是不可能的，但它为了应付这种情况，已经输入了法国工团主义关于‘坚强的少数’掌握权力的理论。”许多无政府主义者倾向于支持工团主义者同盟，因为他们对世界产业工会的“中央集权的政府”怀着恐惧。①

　　① 这一解释系哈里·凯利提出的。参见福斯特及福特：《工团主义》。该书精辟地指出了某些作者试图立即引入美国的法国总工会的半无政府主义、半保守主义与世界产业工会的产业社会主义二者之间的区别。

　　在这一方面，可以提一提1912年10月在纽约市成立的，由希波赖特·哈夫尔任书记，哈里·凯利任司库的无政府主义者教育同盟。听说这“是一个积极宣传者的组织，成立的目的是在已经组织起来和尚未组织起来的美国工人中传播工团主义，直接行动及总罢工的思想。”
　　1911年麦克纳马拉兄弟因《洛杉矶时报》大楼爆炸案受审一事轰动全国。世界产业工会不遗余力地营救被告，《旧金山纪事报》为此写道：“……现在，所有社会主义鼓动家以及所有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暴徒都来了，并且宣称，即使逮捕被告也是一种‘暴行’。那个自称为世界产业工会的流民集团号召‘总罢工’，以抗议对被告的所谓‘绑架’。”
　　几天以后，《产业工人》在封面上用大写字母刊出下列文告：

世界产业工会公告

　　“起来！准备捍卫你的阶级！”
　　“必须举行所有产业的总罢工，作为工人对主子们挑战的回答！使一切产业瘫痪！停止一切生产！永远警惕就是自由的代价。”世界产业工会1911年4月25日发。

　　1912年第七届大会时，总执行局宣称麦克纳马拉案件“说明工人阶级中的任何一员，如因阻挠雇主对工人进行无限制的剥削而引起雇主的仇视时，他绝无可能得到法律的保护。”而且，它指控美国劳工联合会“没有尽到援助被告的应尽的责任……美国劳工联合会保证给予工人阶级这些成员道义上的支持，实际上是空头支票。”
　　世界产业工会这些好斗的语言，引起了社会对该组织的更多的仇视。反对的矛头指向世界产业工会主义的方法与战术，而不是它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评、它的形式或组织、或它对未来社会性质的想法。总的来说，社会主义者反对直接行动的整套哲学，更具体地说，反对直接行动的某些方面——即普遍使用怠工与暴力。
　　世界产业工会一位负责人给直接行动下定义时说：“怠工是从进行生产的地点或对象，撤出劳动力或减低劳动效率。”一位有名的无政府主义者戈德曼把直接行动描述为“有觉悟的个人或集体通过系统地表现工人的经济力量以抗议或改进社会情况的努力。”法国工团主义中的知识分子之一拉加德尔教授解释说：“直接行动与民主的、议会的及政党的非直接的和立法的行动是对立的。它意味着工人阶级决定自己采取行动，而不是把行动的职责委托给别人。”英国知名的工团主义者汤姆·曼对怠工的解释是，“为个人或阶级的利益而弄虚作假。”普格说：“怠工这种实践所遵循的原则是，工资低，工效也低。”当它以最温和的形式出现时，怠工实际上就是工会行之已久的老办法——限制产量。《社会战斗》的编辑埃弗，主张用怠工作为一种革命操练，或为革命而进行的训练。这种革命，许多社会主义者都相信，可能在资本家戒严的幌子下用暴力来促其突然发生。为了方便起见，可以把直接行动看作一个概括性的名词。它可能采取协同一致的不干工作的形式，或者采取“一种对老板有害的方式”工作而成为一种怠工。
　　1913年夏，世界产业工会洛杉矶分会发行了一个半官方的周刊，名叫《木鞋》，这为我们提供了世界产业工会对怠工和直接行动进行宣传的一个有趣的范例。该刊命名为《木鞋》是因为Sabotage（怠工）一词来源于Sabot（木鞋）。传说法国一个工人因为怀恨在心，把他穿的Sabot（木鞋）扔到机器里，卡住了机器，停止了生产，所以造出了Sabotage这个词。这一类的直接行动，在该刊每期的封面上都有声有色地加以宣扬。下列加花边的格言与口号就是该刊使用的围绕木鞋的标题：

　　“及时的一踢省去踢九次”
　　“从工资奴隶制度下踢出白己的路”
　　“我们的徽章：跃起的鞋”
　　“票箱前踢十次，不如干活时踢一次”
　　“迫切要求：所有工作对穿木鞋的开放”
　　“穿木鞋的脚可以动搖世界”
　　“一人受害，大家关心”

　　在过去几年内，世界产业工会即使不是愈来愈多地使用这些手段，也是愈来愈多地谈起这些手段。的确，可以说实际运用“瓦布利”所认为有效的那些直接行动的方式逐渐变得越来越普遍。当社会党人于1912年5月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开会时，该党对世界产业工会，特别是对它那种“直接行动”的宣传应采取何种态度问题，曾引起激烈的争论。当时提出一项动议要在社会党党章内添上这样一条（第六章第二款）：“任何反对政治行动或宣扬犯罪、怠工或其它暴力手段以协助工人阶级取得解放的党员均应开除党籍……。”讨论就是围绕这一条进行的。经过长时间辩论以后，修正案以一百九十一票对九十票获得通过，这闻名的第六章第二款就成为党规。①讨论中，对直接行动与暴力曾提出激烈的批评。代表盖洛德说：“我们不要它（直接行动与暴力）。一点也不要！我们就不愿意接触它，不愿意和它有任何联系。我们从内心深处对它深恶痛绝。”伯格着重地发表了他对“怠工条款”的看法。他说：

　　① 根特在分析这次投票时说，反对这一条款的代表百分之六十七至七十五“是非无产阶级”。

　　我想要说的是：世界产业工业的机关报，斯波坎的《产业工人》上的那篇文章和莫斯特所写的东西一样，唱着同样的无政府主义者的调子。同志们，我想告诉你们，就我来说，我就不相信喑杀可作为宣传的手段，不相信偷窃可作为没收财产的手段，也不相信持续的骚乱就是鼓动言论自由。如果我说：那些认为我们可以用“哈里露亚，我是个游民”来代替马赛曲和国际歌的人应该去成立一个他们自己的“游民组织”，每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一定会同意我的意见。（会场大笑并大声欢呼）

　　世界产业工会并非仅仅由于提倡“直接行动”而招致社会党人的仇视。1908年，世界产业工会抛弃“政治行动”时，后者已感到那是对社会党宣战。很明显，社会党不能始终一贯地支持底特律世界产业工会，因为该组织实际上听命于一个对立的政治组织，社会主义工人党。世界产业工会创始人之一欧内斯特-昂特曼，在社会党前一次大会上说“当我们组织世界产业工会时，我们希望它将成为既是政治的又是经济的组织……。与我们的愿望相反，从外部钻进来的力量带来了分裂，今天的世界产业工会已退回到工团主义。”他还说，世界产业工会欠了社会党很多的债，因为它忘恩负义地阻挠了该党的工作。他说：

　　我们支持了世界产业工会在斯波坎展开的言论自由的斗争，以及在滨海各地争取工人阶级权力的斗争，但当我们的讲演员〔在旧金山〕收集款项……援助世界产业工会时，该组织的打手聚集在会场外面，敲打……。他们还派出打手到海湾对面的奥克兰分会，公开宣称要摧垮那个分会，并破坏社会党的活动……。我将忠于产业工会主义，但世界产业工会，让它见鬼去吧！（欢呼）

　　1913年2月，当海伍德从社会党全国执行委员会被召回时，最后联系世界产业工会与该党的纽带终于破裂。①

　　① 本章写好以后，颁布了好几种法令，都是或多或少地针对世界产业工会的。澳大利亚率先于1916年H月由自治领下议院通过了“非法会社法案”。澳大利亚法案通过后三个月内，美国的明尼苏达州及爱达荷州通过了“解释犯罪的工团主义及禁止其宣传”的法案。1918年2月，蒙大拿州议会召开特别会议并通过了同样的法令。（这三州的法案见附录十）
　　根据报纸报导，加利福尼亚世界产业工会阴谋案的四十六名被告，于1919年1月16日在萨克拉门托受审，联邦地区法院判决他们犯有违反美国宪法与间谍法及企图破坏政府战争行动的罪行。所有被告均系世界产业工会会员，或指称为该会会员，这一案件也与191B年芝加哥审讯的案件相似。据报导，法官拉德金已于2月17日分别判处四十三名被告一年至十年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