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1962-1986）
第二十九章 “多做少说”
终于同里根举行了会谈
1983年2月5日下午5时，我来到国务院参加我以为是同舒尔茨举行的例行会谈。他通知我，里根总统要即刻在白宫亲自同我会谈。我感到很突然，但还是立即接受了邀请。
这是一个寒冷、多雾的夜晚，上周末下了一场大雪后，华盛顿的天气尚未恢复正常。我的拜访是在绝密的状态下进行的。我们从地下车库乘舒尔茨的座车驶向白宫，并从东门进入白宫，那里很少被用来接待官方来客。有人领着我们从东门来到了白宫二层楼总统私人住宅，而不是右侧厅的总统办公室。总统私人住宅布置得相当漂亮和舒适，里根喜欢在这里举行非正式谈话。只有我们三人在这儿，而且舒尔茨仅限于偶尔插几句话。
我们相互表达了问候，咖啡送了上来。总统全面听取了舒尔茨与我会谈的情况介绍，还专门了解了安德罗波夫对参加勃列日涅夫葬礼的美国代表团所讲的话，他希望继续按此方式同我保持接触。他表示，首先，为坦率交换意见，越过“官僚机构”的各部门领导人直接同总书记建立个人和秘密的通话渠道是有益的。如同在过去几届美国总统任内时期建立的通话渠道一样，这一渠道可以通过舒尔茨和苏联大使的接触来运作，从某种意义上说，里根懂得这是值得做的。
总统继续说，虽然安德罗波夫曾告诉布什和舒尔茨，他主张同美国建立良好的关系，而且“您，大使先生，也曾代表苏联领导层向舒尔茨做过同样的表示，但是请告诉安德罗波夫，我也主张同苏联建立良好的关系。不用说，我们完全认识到我们的一生不足以解决多年来积累起来的所有问题。然而，有些问题能够并且现在就应该处理。或许苏联人把我看成是疯狂的战争贩子，但我不希望我们之间发生战争，因为我知道战争会带来无穷的灾难。我们应该开创一个清新的开端。”
“我注意到，”总统继续说，“安德罗波夫显然信奉这一格言：‘多做少说’。对一个新人来说，迈出即便是象征性的第一步要容易得多，因为他不承担过去的重负。”
里根提出了一个以不寻常的象征性姿态来表示我们之间关系转变的小建议。他要求苏联批准向自1978年以来一直生活在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地下室的7名圣灵降临会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发放出境签证，他们当时强行通过警卫进入大使馆并寻求庇护。里根总统说，如果允许这些人移民，美国公众会以比达成任何双边协议更大的热情来对苏联表示欢迎。“这听起来有些荒谬，但这是美国。”（在美国舆论焦点集中在私人新闻上的这种特殊情况下，里根总统从他自己方面来讲是正确的。）里根还表示，将犹太移民同贸易挂钩的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是错误的，但这个修正案已获美国会批准，他不能取缔，如果国会取缔了，他不会从中作梗。
里根停顿了一下，好像在等待我发表看法。我说，既然总统和美国政府准备改善我们之间的关系，那有赖于我们作出对等的反应。但是，我们认为，重要的是准确地了解美方怎样去做。
总统提出有关安全和美国仁慈的基本观点作为回答，这曾在其致勃列日涅夫的第一封亲笔信中提及。他问我，苏联是否的确相信美国对苏联构成威胁——美国是否会进攻苏联，并发动一场核战争？他继续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年代，那时美国垄断了核武器，它的军事工业在备战，一切都为美国统治世界准备就绪。那时，除了美国谁能制止苏联？但是，美国并没有利用这个机会。
勃列日涅夫在回答这些问题时提醒里根说，苏联军队在二战刚结束美国人回国之后就曾统治了整个欧洲大陆，但苏联履行了其对战时盟友所承担的义务，未考虑向西欧扩张。我在回答这些问题时详细地阐述了这一观点，我要求里根从我们的角度看一看：苏联周围有无数的美军基地，它们有新型核导弹，而且美国政府正在寻求进行军备竞赛。“至于我们是否认为美国对苏联构成军事威胁的问题，”我说，“请允许我坦率地讲，我们认为美国在我们两国之间存在的政治紧张局势时正在推行重新武装的庞大计划才是对我们国家安全构成的真正的威胁。美国人民需要战争吗？回答对我们来说是很清楚的：他们同其他国家的人民一样不需要战争。至于我们，苏联每一个家庭都知道战争是什么，会给我们大家带来什么样的灾难。我们相信美国总统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里根说，他当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坦率地说，美国人民把苏联的主要政治主张看成是对美国的主要威胁，这种主张是以马列主义关于世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基本学说为基础的。因此，苏联为鼓励和支持其他国家的革命进行辩护，特别是触犯美国利益时更是这样。简言之，苏联认为未来只能属于它，而美国穷途末路，即使美国的社会制度得到美国绝大多数人的支持，并且美国的生活水平是世界最高的。
“我们相信我们的未来，并将为之而奋斗，”总统说。
我对里根说，他的话听起来是真诚的，但不现实。我们不会用武力把我们的观点和信仰强加给别人。让历史成为我们在和平共处条件下竞争的最高仲裁者。“我们不会宣布发动一场全世界反对资本主义的讨伐运动，”我说，“我们准备接受历史的判决，而不会发动战争或者采取可能导致一场特别是在美苏之间进行的灾难性战争的鲁莽行径。避免战争是符合我们两国的利益的。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应该共同努力工作，使我们之间的关系正常化。”
里根表示，这个问题需要经过多次讨论，并开玩笑地说，他在加利福尼亚州一家报纸上看到了所谓列宁征服世界的十戒学说，并在讲话时加以引用，他因此遭到了批评。这种学说实际上并不存在，同列宁毫无关系，而是里根惯于借用可疑的引语来支持他的政治评估，蛊惑公众、新闻界和他的白宫官员，更别说克里姆林宫了。
我告诉总统，我要抓住这一突如其来的同他会谈的机会，来谈谈对未来的一种可同国务卿继续会谈的实际解决办法。里根表示愿意倾听，我便详细地谈了核裁军问题，包括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和欧洲核武器争端。里根重申了美国在欧洲导弹问题上的立场，很清楚，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这个问题上。
“让代表团继续工作吧，”他简洁地说，“最后，我愿再说一次，同安德罗波夫一样，我赞成我们两国建立良好的关系。我愿清除两国关系中的战争威胁。我希望出现一个积极的转折。请将这些话转达给总书记和苏联全体领导人。”
会见持续了近两个小时，对里根来说是相当长的。众所周知，他的注意力是短暂的，但这一次并非这样。舒尔茨和我返回国务院，继续详细地审议我们之间的关系。
这次会见不但是我同里根的第一次私人会见，而且也是他作为总统第一次同苏联高级代表进行有实质内容的会谈，并且——就我所知——也是他反共和反苏长期生涯中的第一次。举行这次会见的决定是英明的，尽管这是里根在其总统任期的第三年才做出了这个决定。这表明他终于想要亲自密切审查苏美关系事务的愿望。
舒尔茨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到，除了里根夫人南希、迪弗和舒尔茨本人，总统的全体幕僚都反对这次会见，但是里根决定无论如何都要进行。对他来说，同“邪恶帝国”的代表进行面对面外交的第一次尝试，显然具有重要意义。里根第一次试图做一个同苏联谈判的人。会见这一事被白宫列为绝对保密。舒尔茨告诉我，这次会见对他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一旦总统自己开始同苏联大使对话，国务卿就能有足够的信心处理苏美事务，可以不用顾忌来自白宫内部和其他方面的反对意见。因此，这次会见成为舒尔茨一直在寻求的重要突破口。
我向莫斯科发回了这次会见的报告，建议我们继续耐心地工作，来约束里根极端主义的观点。我指出，渐进地迈出同里根建立私人关系的小步子，在最初阶段较之任何重大计划更能起到积极的作用，因为我认为里根尚未对重大计划作好心理准备。我建议，作为第一步，我们应该了结圣灵降临会人员问题，不管怎样，这是早应该解决的问题。
一个月之后，舒尔茨告诉我，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报告说，苏联政府朝着允许圣灵降临会人员移民的方面迈出了第一步，尽管他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完成这件事。然而，更重要的是，当舒尔茨转达这一消息时，里根表示很满意。这件事虽小，但从心理学角度来讲是令人感兴趣的。对里根总统来说，他的请求是他本人对苏联政府是否有诚意的试探：莫斯科的共产党人会对他的请求（哪怕是小问题）作出反应吗？对苏联领导层来说，里根的请求看起来显得很奇怪，甚至可疑。执政近三年之后第一次会见苏联大使时，里根总统实际上只提出了一个具体问题——圣灵降临会人员，似乎这是我们之间最重要的问题。这一请求令他们相当失望，并未得到莫斯科的热情欢迎。但是，这是个态度和心理的问题。
以后的几个月里，包括布什和舒尔茨在内的美国高级官员多次提到，这个案子是对总统认为不可能同俄国人打交道信念的第一次象征性的突破。
在华盛顿长期居住期间，我越来越把心理因素看成是两国领导人关系中最重要的方面。不幸的是，领导人自己并不像对地缘和意识形态冲突那样对心理因素给予足够的重视，而且经常是极其武断的。
从舒尔茨在白宫会谈及以后长期接触中的表现来看，里根很明显是真正的老板，国务卿则执行他的指示。舒尔茨几乎没有干预我们的谈话，而且很显然完全赞同里根所讲的话。我甚至得出一个也许是错误的印象：国务卿有些怕总统。从舒尔茨的回忆录来看，很清楚，他在任职初期不能经常私下会见总统，而只能通过里根的助手同他保持接触。在白宫会见时，我仔细观察了里根和舒尔茨，感到与勃列日涅夫和葛罗米柯的关系相比，他们之间并无密切的私人关系。
关于秘密渠道，我认为当时里根并无怎样使用它或甚至怎样让它发挥作用的想法。他从尼克松那儿得悉，这个渠道在确保两国领导之间进行私人对话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我们在白宫会谈时，舒尔茨随声附和了里根总统的话，但是他对秘密渠道也表现出无多大兴趣，并未做什么事以让它启动。看来，这有好几个原因。舒尔茨也许怕这一渠道可能受总统助手的操纵。然而，他也不愿意单独掌管这个渠道，因为只有在一方利用渠道进行私人对话来揣摸对方在具体问题上是否有达成妥协办法的意图时，这个渠道才能真正发生效用，而且舒尔茨尚未准备做这种探讨。不同于基辛格，舒尔茨是受到一定的约束的，在刚上任时尤其如此，他几乎每次同我会谈前都要事先请示总统。此外，舒尔茨尚未掌握裁军会谈的具体内容，这是在过去使秘密渠道得以继续存在下去的主要问题之一。
不管舒尔茨何时想同我讨论武器谈判的进展情况，他总是带着一些熟悉情况的官员和专家参加，甚至在他已经掌握了问题的实质时也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下，进行任何秘密对话都是不可能的。我同他的私人会谈远比同万斯、基辛格、或者腊斯克少得多，尽管我敢说我同舒尔茨个人关系是相当友好的。总的来讲，舒尔茨是里根政府的真正代表，他不断地、固执地为美国立场进行辩护。
回首往事，并参阅舒尔茨的回忆录，我认为舒尔茨很清楚有比较大的持久力和坚忍不拔的精神，耐心地推动里根及其幕僚接受他有关达成妥协的思想。他谨慎地寻求制定一项对苏联的长期政策。在里根固有的相互矛盾心理及其对苏联漂乎不定的情绪和里根政府内在对苏政策上无休止争吵的情况下，这是一件不容易做的工作。他们很难制定出一个完整的政策。里根总统时不时地批准一些局部行动的做法却很盛行。只是在两年以后戈尔巴乔夫掌握了莫斯科大权，而且里根在舒尔茨的支持下准备向苏美关系注入新的活力的时候，这项政策才具有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苏联担心美国发动核进攻吗？
里根讲话的主要内容之一是，他因有人提出美国是否对苏联构成军事威胁的问题而感到其清白受到了沾污。难道每个人都认为美国会对苏联发动一场核进攻吗？他在白宫会见我时提出了这个问题，因而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原则性问题。
我可以作证，与美国进行核战争的可能性确实曾被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康斯坦丁·契尔年科（最后一个守旧派领导人）认真考虑过。这些领导人和他们的同事们都认为，从长远来看，美国的确对我们的国家安全构成了真正的军事威胁。因此，我们的军事计划是以一种压倒一切的防御战略为基准而制定的，这种战略是建立在遭到严重破坏而进行反击的可能性之上的。然而，或许除了安德罗波夫，他们认为可以预料这场进攻会随时发生，就像希特勒进攻苏联，或者日本人1941年进攻珍珠港一样。这种恐惧在我们这边不大，因为我们了解美国现存的政治和社会结构是防止对我们实施无缘无故的第一次打击的最佳保证。我们清楚，两个超级大国没有导致军事冲突的对抗历史，可能除了 1962年古巴危机以外。这场危机本身帮助确定了实际防止公开战争的界限。总之，我个人从不认为任何一个美国总统会制定对苏联发动核进攻的计划。这一信念随着我多年来在华盛顿的居住而植入我心中。
莫斯科对军事对抗恐惧心理的增加，不是因为害怕已占据美国历史意识的偷袭，而是因为在古巴所发生的事情——紧张的政治冲突，这在未来不可预见的某个时候可能发展并不可预测地升级。考虑到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无休止的政治、军事争夺和紧张局势，还有像里根这样的冒险总统，莫斯科不得不对美国的好战和简单的人为失误造成的致命结果表示担忧。安德罗波夫有一次在私下谈话时对我说：“里根是不可预测的。你应预见到他所能作的一切事。”大体上讲，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是认真对待里根的——或许远比他对其古怪行为更认真，因此，他们越来越警惕地注视着里根的言行。我们的情报部门也比在其他美国总统任内更加警惕地去捕捉美国发动军事行动的预兆。
当安德罗波夫还是克格勃主席时，他确实认为里根政府正积极备战，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持同他一样的看法。他们说服政治局批准在苏联历史上和平时期最大的军事谍报战计划，这就是众所周知的“赖恩作战计划”，它取自俄语“核导弹进攻”词组每个单词的第一个字母缩写。1983年，所有克格勃驻外人员都接到了紧急和详尽的指示去收集美国进行第一次打击计划的证据。仅在第二年，当里根的政策开始转变时，莫斯科才对邪恶帝国、星球大战等做出不带偏见的解释说明。外交部完全被排斥于这个作战计划之外，我还是从一位克格勃驻华盛顿人员那里得悉这一计划的。我们两人对此持怀疑态度，但是仍然提供了我们所知道的一切情况，因为莫斯科的疑心可能是基于我们所不知晓的一些重要情报。
苏联政治领导人和最高军事司令部感到他们没有任何选择, 只能认真对付爆发核战争的可能性，因为他们肯定，如果苏美之间发生一场严重军事冲突的话，那么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使用核武器。尽管作了许多爱国主义宣传，但是他们相信一场核战争是不能够真正取得胜利的，他们深切地希望华盛顿最高军事领导人持有同他们一样的看法。然而，他们毫不认为他们潜在的对手真是这样看问题的，相反，使他们感到恐慌的是美国连续不断地谋求战略优势。因此，我们决心不改变我们已取得的核均势。
美国公众对核威胁的反应要比苏联人民强烈。美国人经常被沉迷于核战争恐怖的传播媒介和好莱坞所提醒，因而记住了这种威胁的存在。然而，苏联人民却经历过更深痛和长期的危险感，在二战中亲身遭受了悲惨的损失。如果在当时能对苏联人民进行民意测验，问他们谁最有可能第一个按动核电钮是勃列日涅夫，还是里根，那么回答很可能是一致的——是里根，如果问美国人同样的问题，大部分人会说是勃列日涅夫——但是相当一部分人会对他们自己的总统感到担忧。这就是我的印象，虽然我从未搞过任何民意测验，但是我同许多美国人谈过这个问题。
关于这种担忧，苏联军队总参谋长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元帅在80年代期间曾讲过一个具有实际战略意义的重要事例。他是我所认识的最聪明和博学的军事领导人之一，他后来访问美国时给五角大楼的对手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次我回莫斯科时，他建议我们一起审议同美国的关系。我对这个主意表示欢迎，因为我对军队总是有一种好奇心。谈话是在他那挂满地图、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办公室里进行的。
我请元帅简要概括了我们针对美国的军事部署。他手执教鞭，沿着地图上的苏联边境画了一个圈，特别是在西方接近苏联的北约国家。他边指边说，在这一段，我们有足够的军事力量，但是在另一段，我们需要三四个师作为增援部队，还要建立一些要塞。在一些地点，我们的部队必须要坦克、飞机、机械化步兵等部队来增援。“你不可能在一个晚上做到这一切，”他说，“我们缺乏资金。我们将不得不再次要求政治局增加资金。总参谋部认为我们应全线做好准备。”
我直率地问他：“您确实相信美国和北约组织会在某一天向我们发动进攻吗？”
“相信还是不相信，不是我的使命，”他强调说，“我不能依靠你们外交官和你们的一切会谈，或者是您愿称谓的任何东西。今天，您似乎在某点上同意华盛顿的看法，但是明天世界上或苏美关系中爆发新的敌对将使时钟拨回冷战时代，或者甚至造成一场军事冲突。只要记住1973年的阿以冲突就足够了，当时美国针对我们使其武装部队处于最高战备状态。顺便说一句，在尼克松政府时的缓和时期也发生过这种敌对行动。现在，难道里根总统就能使我们产生更大的信心吗？这就是我作为总参谋长的名言为什么是‘全方位的国家军事安全’的原因。我们从不得不同美国、它的西欧盟友或许还有日本打仗的、可以想象到的最坏情景来考虑问题。我们必须准备好打使用各种武器的各种战争。苏联军事思想可以归纳如下：1941年发生的事情将永远不会重演。”
在维也纳裁减常规武器谈判上长期争论的主要问题是关于我们为什么要在中欧大量集结苏联机械化部队，听阿赫罗梅耶夫回答我提出的这一问题也是令人感兴趣的。他简要讲述了历史背景。在杜鲁门总统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后不久，我们同美国的关系就开始紧张起来。莫斯科接到的情报说，杜鲁门考虑一旦同苏联发生严重冲突，就使用核武器，当时美国显然拥有核优势。在当时的情况下，苏联制定了反击计划，并得到了斯大林的批准。在欧洲中部（我们的军队仍然驻扎在那里），我们组建了一支有许多装甲师组成的强大部队，这支部队能够以闪电战的打击摧毁美国的欧洲盟友，并一路占领它们的领土直至英吉利海峡和西欧大西洋沿岸。斯大林相信装甲威胁能与美国的核威胁相抗衡，这就是装甲部队在那里所做的一切——尽管西方认为这是随时准备用来征服西欧的潜在侵略先锋。苏联甚至在已达到了同美国均等的核力量之后依然继续以这种方式进行军队部署，部分是因为纯粹的惯性，但也是为了维护东欧的稳定，因为那里的民主运动开始发展。
阿赫罗梅耶夫极其秘密地表示，他相信裁减我们驻中欧军队和武器是可行的。一年之后，他向戈尔巴乔夫递交了他的建议，强调我们应坚持美国方面做出相应的让步来作为交换。当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外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在积极寻求同西方修复关系时，阿赫罗梅耶夫经常参加部际辩论，他反对在裁军谈判上向美国做出过于性急的让步。他强调在这方面应有步骤地进行，这使他处于反对戈尔巴乔夫的境地。他支持1991年的政变，并在政变失败时自杀了。他的惨死是他忠实地坚持这一信念的结果，即他认为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所推行的政策使我们的军队力量耗尽，威严扫地。
我毫不怀疑阿赫罗梅耶夫元帅在五角大楼的美国对手们也考虑到“可以想象的最坏情景”。几乎不能想象，如果这一情景真的发生的话，那么将给人类带来什么，尽管曾任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托马斯·沃森向我吐露，他曾调查过美国军人的思想，发现他们也同样地悲观。
当沃森领导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时，卡特总统曾邀请他参加研究美国准备进行核战争的美国工业家委员会。他们研究了美国海、陆、空核导弹的各个方面和五角大楼的指挥机构。在同五角大楼的将军们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议上，沃森请将军们告诉他的委员会，美国如何发动一场反对苏联的核战争。面对着四周墙壁上挂着的巨大地图和带指示灯的图表，将军们向他显示了在战争发生的头几个小时里所要摧毁苏联国土上的一千多个目标。苏联的伤亡达一亿多人。
“那么我们的伤亡有多少？”沃森问。
他们回答说，美国伤亡大约8000万人，而且同苏联一样有许多重要工业将被摧毁。
“几乎所有的一切都被毁灭后，你们将怎么办？”沃森继续问到。
他告诉我，将军们相互看了看，几乎无言可答。
几天后，沃森向卡特总统递交了他的报告，主要结论是，核战争问题不应交给将军们去处理。他解释说，他们可以发动这场战争，但他们认为有关人类（或者幸免于核战争的东西）在战后的情形如何不是该他们关心的事。
邪恶帝国和星球大战、选举和最高级会谈
对我们来说，似乎最难以琢磨的是，里根在公开激烈地谴责苏联的同时，又秘密地发出——口头的或通过他的私信——完全不同的信号，以寻求关系正常化。我们在白宫首次会谈时，里根似乎在努力建立同苏联领导层的工作关系，可会谈后不到一个月，也就是3月8日，他公开把苏联描绘成“邪恶帝国”，这是个既令人难忘又臭名昭著的词组。这个词组直接引自电影制作大师乔治·卢卡斯[1]制作的好莱坞系列影片《星球大战》，卢卡斯的电影片名很快进入国际政治，但是带有讽刺意味。里根使用这个词组的场合是其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全国福音派基督教协会上发表的讲话，这个协会包括了许多支持保守派的死硬分子。讲话的初衷并不是将这次讲话当做外交政策上划时代的事件。据舒尔茨讲，白宫以外无人，包括他自己，有机会事先审议这篇讲话稿，但这个词组很快传遍了整个世界。
整个事情表明里根无疑是一个前后矛盾的人，他的言行不一极大地激怒了莫斯科，而且因里根自己好像从来看不到这一点而更加如此。在他的头脑里，这种不一致可以完全和谐地共存，但是莫斯科当时认为，这种行为是蓄意欺骗和敌视的表现。苏联领导层有时脸皮极薄，忘记了他们也是这样时不时地进行反美宣传的。里根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接下来再谈谈星球大战本身，里根总统提出时它被正式称之为“战略防御计划”。该计划出台时正巧是我3月23日拜会舒尔茨的时候，我向他递交了安德罗波夫关于敦促里根加快中欧裁减常规武器日内瓦谈判的信件。当会见快结束时，舒尔茨出乎意料地给我了一份里根即将在电视上发表的讲话文本。他说他要赶紧去见总统时，我还在阅读讲话文本。里根在讲话中表示以发展一项长期的研究计划给予世界以“反对核武器威胁的希望”，这个计划最终能研制出激光制导和其他尖端的防御性武器，在高空之外摧毁导弹而使之不能发挥效用。
我立即问舒尔茨，这是否意味着美国政府准备中止美苏两国已达成的限制反弹道导弹设施的协议。他再次“正式”地向我保证，美国政府将履行该协议规定的义务，美国这项研究发展计划将在反弹道导弹协议框架下进行。我回答说，虽然我还有待于读完讲话文本，但依我看，美国在一个新的领域内，即外层空间又发动了一轮武器竞赛。里根在全国电视上以他那特有的激烈言辞讲话宣布了这项研究计划。
星球大战计划——批评家们起了这个名字，认为这全是科幻小说——被著名物理学家爱德华·特勒[2]领导的美国军事科学家和逐渐兜售里根这一思想的五角大楼的高级官员们勾划出其轮廓。独特的是，仅几天前，国务院和舒尔茨才被通知有关这篇讲话及其主题的情况。事先无人同他们磋商，他们只是争取到将有关反弹道导弹协议的词句加进了准备好的讲话文本中，白宫和五角大楼的撰稿人干脆就忘记了他们的存在。
一些美国历史学家写到，这一新的计划是里根幻想的产物，但更重要的一点是，他简直不能够接受这一个事实，即美国——动用了购置所有军事装备所花的一切资金——竟然没有防御苏联导弹的系统。他很容易地相信美国的独创性能克服巨大的技术障碍。因此，里根错误地认为，美国能保护自己免受核攻击。导弹防御系统成为里根在白宫时期困扰他的几个新问题之一。
里根的讲话引发了美国和全世界的争论。大多数美国人表示欢迎，但科学家和一些国会议员持怀疑态度。欧洲人担心，如果美国最终藏匿在“战略防御计划”的盾牌之后，美国会牺牲欧洲的利益来保护自己——确切地说是担心使美国新式潘兴导弹免遭打击的“核爆炸余波”。从军事竞赛和稳定方面来讲，自约30年前开始的军备控制谈判以来，战略防御计划形成了对军备控制正统观念的最为澈烈的挑战。该计划成为美苏争论的主要原因，我们之间的关系因此而深受影响。
莫斯科把里根的决定看成主要是一项旨在破坏战略形势稳定并在美国本土建立一个大型的反导弹防御系统的行动，以不给苏联一旦爆发核战争而进行反击的机会。安德罗波夫立即宣称，这一新概念将使军备竞赛扩展到外层空间，并警告美国正踏上一条非常危险的道路。当然，莫斯科不可能立即估价“战略防御计划”可能产生的一切军事和政治影响，但是担心美国已取得技术上的突破，无庸多言，我们自己的军事设计师们随即要求迎头赶上，并得到了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的大力支持。由我国科学院院士叶夫根尼·弗利赫夫[3]领导的物理学家同他们的美国同行一样对此持怀疑态度，但他们的观点在那个易动感情的年代几乎没有什么影响。我们的领导人深信，美国的巨大技术潜力再次占了上风，并把里根的讲话看成是一个真正的威胁。
3月26日，里根总统的密友迈克尔·迪弗在一次外交晚宴上找我交谈时，我开始看到美国政界对里根这一新计划的一些看法。我知道他是在同苏联关系上采取务实立场的里根总统密友之一。迪弗一开始就向我这个苏联大使提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问题：根据我长期生活在美国的经验，我是怎样评估里根明年再次当选总统的可能性的呢？
我回答说，我认为这有赖于三个因素：第一，美国经济形势；第二，民主党被提名人；第三，苏美关系状况。我又说，里根总统推行的对抗路线几乎无助于他。而且新的“战略防御计划”又是如何造成新的争论的。
迪弗表示在一般的招待会上讨论所有这些细节是困难的，但是对他显然是在我同里根会见之后采取这种方式谈话，我感到很奇怪。我对迪弗关于“战略防御计划”的观点很感兴趣。他把这个计划看成是一场竞选运动，因为它给予美国投票者以核威胁会被制止的希望，并挫败民主党关于里根是战争贩子的攻击。
几天之后，我同副总统布什进行了一次更为生动的、有关选举的谈话。他向我吐露，里根决定竞选连任总统，估计他可能于6月或7月宣布这个决定。他带着一丝痛苦的声音承认说，他将不得不调整他本人的计划，但是如果里根因任何原因而改变他的决定的话，他将最有可能成为共和党被提名人。麻烦的是，布什遭到了右翼保守派的反对，他们认为他太自由主义，但是他依然认为，如果里根决定不再参选，他作为副总统将处于赢得提名的最佳地位。
我说，里根那时可能会支持他。布什回答说，不一定。“我不期待里根给予我有力的支持。我所期待的最佳情况是他那仁慈的中立立场。他可能对其保守派朋友说我一些好话，但仅此而已。这也不碍大事，一切有赖于在选举当天美国国内总的气氛。”
布什继续说，虽然里根总统完全了解经济对他再次当选的重要性，但是很显然他并未看到同苏联改善关系的重大意义，因为美国投票人被里根总统讲话吓住了，并且他继续追求重新武装美国的主要目标。尽管里根看来是自相矛盾的，但是他在好几个场合中告诉布什，他愿意同安德罗波夫达成妥协，并至少缔结一项正在日内瓦谈判的核武器协定，这可能就是最高级会谈的主要内容。
但是，布什说，里根却有另一个固执的想法，即苏联领导人不会向他作出任何让步，哪怕是非常微不足道的让步。“对苏联政府来说，这可能有些希奇古怪，但是里根非常重视圣灵降临会的案子。这个案子虽已取得一些进展，但尚未完全解决。对里根来说，此案已成为一种测试苏联领导层对他个人的要求持何种态度的试金石。我建议，你应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案子虽并不那么重要，可它或许有助于改变里根对苏联的固执看法。”
副总统感到，最重要的事情是要让里根改变他的看法和他带到白宫来的几乎无法想象的观点和偏见。当布什在里根任总统的最初几个月同里根更加接近时，他惊奇地看到里根在很大程度上受好莱坞的陈词滥调和他那些富有而保守的、未受过良好教育的加州朋友们的思想所支配。不幸的是，许多根深蒂固的旧框框依然扎根于总统的头脑里，并因受其白宫幕僚中保守分子的影响而强化。
“噢，他很顽固，确实非常顽固，”布什重复地说里根，“但我认为，如果苏美关系成为总统竞选的焦点，他不会一点儿也不改变。”
4月，英迪拉·甘地公开建议各国政府首脑在联合国会晤，来讨论军备竞赛问题。安德罗波夫在写给她的一封私人信件中表示拒绝，因为他虽主张苏美最高级会谈，但里根政府显然尚未就真正的会谈做好准备，况且，他担心里根可能把最高级会谈变成谋取他个人政治目的的“小会谈”，这只能使苏联受到民主党关于苏联支持里根总统的批评。甘地总理接到这封信后表示谅解。
然而，里根在未征询我们意见的情况下公开表示准备会见安德罗波夫，企图以此诱使他出席联合国大会。莫斯科对此保持沉默。经过一段长期沉默后，里根出乎意料地决定给安德罗波夫发一封私人信件。我发现很难说这一姿态是受选举考虑的驱使，还是真心愿改善关系，但是他亲笔写了这封信，放入密封的信封里，于7月21日作为绝密件通过美国驻苏联大使发出。
里根的信力求使安德罗波夫确信美国就许多问题提出的各种建议是有道理的。这封信典型地反映了里根的作风，它表面上看很友善，且无他通常公开使用的谴责言词，但是除了一般性地表示准备经常地秘密交换意见外，这次还是没有什么新建议或者可能做出的让步。
我后来得悉，里根信件的原稿曾提议举行导致全面销毁核武器的会谈，这个提议被他的那些可憎的顾问们给删掉了。信里表现出里根自相矛盾的特点：在考虑大幅度削减核武器的同时，又开始从事一项庞大的新军事计划。里根信件定稿的最后文本以下面的结论结尾：
我们双方对维护世界的稳定共同承担着巨大的责任。我相信我们能完成这一使命，但是为了完成使命，就需要我们进行比以前更为积极的交往。关于东欧和南亚局势，特别是本半球以及诸如军备控制、我们两国间贸易和扩大东西方接触的其他方面的问题，都有许多值得商谈之处。从历史上看，当我们的前任私下并友好地相互通话时，事情就取得进展。如果您希望进行这种通话，您会发现我将随时恭候。我期待着您的答复。
这封信在莫斯科引起了不同的反应，对写信的动机争论不休，但是安德罗波夫决定以同样的语气做出答复。他的复信装在密封的信封里，于8月1日发出并交给了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克拉克。该信强调“在平等的基础上”限制欧洲核武器从而避免地区性核武器竞赛的具体建议。该信结束时说：
我力求不在此信里提出许多问题，但是只选择了我认为我们可以讨论的焦点问题。我对在这些和其他问题上同您进行具体而坦率的交换意见表示欢迎。如果我们的交往需要的话，我同意秘密地进行。我谨提议，通过苏联驻华盛顿大使和您为此目的而指定的任何人之间进行这种接触。
接下来是手写的词句：“总统先生，我真诚地希望您能极为严肃认真地对待我的意见，并以建设性的精神做出反应。”
安德罗波夫想恢复秘密渠道的意图是产生于我定期回国度暑假时我们在莫斯科进行的谈话。他问我对重开秘密接触渠道有什么想法，我回答说，里根政府似乎不在意，因为他无意同我们达成任何协议。总之，美国方面究竟有谁能承担起秘密渠道的工作呢？几乎所有白宫助手们对我们可能取得的事情知之甚少，克拉克也提不出什么建议。虽然我说舒尔茨“不是没有希望的”，但他“不能坚持他的观点”，尽管他不反对建立良好的关系。我建议，如果可能的话，可同舒尔茨密切合作，尽管他完全不同于他的前任——基辛格和万斯。
安德罗波夫发现里根是个谜。“他是在玩弄阴谋，当个伪君子，还是真正认识到，尽管我们之间存在着意识形态分歧，但在核时代不可能实现对抗？”由于里根总统自相矛盾的行为，我不敢冒险作明确的答复。然而，安德罗波夫总结这次谈话说：“我们应继续保持同里根的合作。我们应保持警惕，因为他是不可预测的。同时，我们必须重视他准备改善我们之间关系的任何迹象。我们应该使秘密渠道畅通，但我们不应该做得太过分。”
矛盾的外交手法
对我来说，探测里根政府的真正石蕊试纸，将在欧洲导弹和军备控制的争议中找到。这些问题涉及了熟悉而有效的领域，甚至2 月里根在其白宫二楼起居室里私下做了一切友好表示之后，依然可以透过这个领域探测里根的真正意图。
欧洲导弹的争议不仅起源于华盛顿或莫斯科，而且还起源于欧洲。美国潘兴导弹和巡航导弹不仅作为主要的军事武器，而且还作为政治武器，先是被卡特，后是被里根供应给美国的盟友，作为美国愿保卫他们的真诚表示。在里根政府推行对抗政策时期，欧洲在其本土上是否愿意接受这些导弹，成为其是否像里根领导下的美国一样有骨气坚定地与苏联对抗的政治试金石。然而，里根自己的行为引发了横跨欧洲的广泛和平浪潮，这使他赢得人民支持的工作更加难做，相应地我们反对他的努力更容易一些。
里根政府关于零点选择方案的谈判立场是很吸引人，但在遭到我们拒绝后，里根于1983年3月底在洛杉矶的讲话中提出了被称之为中间选择方案的东西。为采取更加灵活的立场来驳斥对他的批评，里根提出一项新计划，规定苏美双方在欧洲的中程导弹装有相同数量的核弹头，但未提具体数字。在向欧洲北约国家驻华盛顿的大使们解释时，里根表示，莫斯科不可能在北约国家于12月份部署导弹的这个最后期限之前同意任何事，这样北约国家或许可以先走一步，直到1984年固执而现实的俄国人为了阻止部署美国所有导弹而接受里根的中间方案——而这有可能导致最高级会谈。（在这一点上，他是正确的。）
然而，对我们来说，里根的中间方案归结起来只能是同一件事：我们将拆除我们的一些导弹，而美国却有权部署自己的导弹——美国空军基地和英法核武器都不计算在内。我告诉舒尔茨，这其实意味着要美国扩军，而要苏联裁军。
这件事说明了在那段时期苏美双方提出的裁减核武器建议的特点。这些建议以大张其鼓的宣传、自吹自擂并由领导人亲自向盟友、新闻界进行解释等方式公布于众，而不是通过秘密渠道进行讨论，或者两国代表团在工作会议期间周到细致地予以审查。苏美军备控制的争议变成了两位最高领导人个人之间的一场公开的战斗——这与举行最高级会谈的主要思想即要求相互而秘密地探讨只有达成一致意见之后才能公布的协议的思想恰恰相反。
我必须承认，克里姆林宫发现它正在处理非常令人烦恼的新事物，这就是里根总统直接提出的、明显一边倒的一整套目标：军备控制必须导致对苏联核武器库自上而下地全面检查，以改变美国通过其防御计划不能实现的核均势。苏联认为，军备控制是限制军备竞赛并达成均势的一种手段，这是把连续性同秘密外交相结合的过程。因此，我们相信里根对军备控制的态度不严肃，在西方，甚至在美国有许多人持有相同的看法。当然，里根政府渴望消除这种看法，而且舒尔茨在同我们接触时变得特别积极。
4月17日，莪去国务院参加一次非同寻常的会议。除了舒尔茨自己以外，他所有的高级助手们都出席了，他们是劳伦斯·伊格尔伯格、肯尼思·丹姆[4]、理查德·伯特[5]和——真令人感到惊讶——温伯格，他刚从五角大楼过来。陪同我的是苏联使馆参赞奥列格·索科洛夫。显然，我们的人没有他们多。
温伯格第一个发言并提出了一些具体和实际的建议：使热线现代化，把两国国防部连接起来，这样可以跟踪对方的军事演习和导弹发射情况；交换恐怖分子活动的情报，特别是抢夺核材料的情报；在美苏驻对方首都的大使馆之间建立更加有效的通话渠道。温伯格谈话简洁明了，但是在提出建议后，他实际上未参加我们的谈话，好像他对谈话不是非常感兴趣。
然后，舒尔茨提议，日内瓦军备谈判人员现在华盛顿休会，我应同他们见面。由于葛罗米柯已经拒绝了美国最新建议，我立即问：“他们到底要同我讨论什么问题？是讨论原来的建议，还是准备讨论新的想法？”舒尔茨未作具体回答，只是提出完善1976年和 1979年协议条款的可能性——这两个协议早在很久以前就已签署。他建议就南非、阿富汗和中东问题进行磋商，但未作具体说明。
然后，他转向里根喜欢谈的话题——圣灵降临会人员。莫斯科已经批准一人离境前往美国。舒尔茨暗示，随着更多的人获准得到出境签证，美国政府将会把1976年渔业协定延长一年，并缔结一项长期粮食协定（因此而取消了 1981年波兰实施军管后里根自己宣布的禁运）。
在莫斯科，对这次不寻常的会议有不同的反应。一方面，他们对有两位高级部长参加的这次会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另一方面，他们不可避免地注意到讨论本身集中在一些小问题上，并谨慎地避开有关军备限制的一些重要问题的实质内容。政治局决定按程序办事，希望出现转机。政治局还同意开始就温伯格提出的两个建议进行磋商，即使热线设备升级和交换反恐怖分子的情报。其他两项建议受到我们秘密警察保守主义的阻挠，他们敏锐地意识到美国设备具有更高的质量。
但是，当舒尔茨4月14日邀请我参加一个有关裁减战略武器的长会时，事情未取得任何进展，因为舒尔茨未表示出做任何让步的迹象。继尔又召开了同样毫无成果的欧洲导弹会议，同时美国公共关系机器——美国政府用一个虚拟的矛盾修饰词“公开外交”来称谓它——开始运作。有关国务卿和苏联大使私下会晤的报道被披露给华盛顿新闻界和外交使团，给人们留下了双方都真心愿意解决僵局的印象。然而，秘密渠道实际上被阻塞了，而且我也是直率地向沮丧的舒尔茨的副手肯尼思·丹姆这样讲的。我解释说，他的老板把这个渠道当作一个必要的途径，通过这个途径提出与日内瓦谈判多次讨论相同的问题，而不是如同我们在过去几届美国政府做的那样去寻求新的解决办法。
舒尔茨肯定在形式上得到了这一信息（如果不是在内容上的话），因为两个星期后他邀请我同他私下会见。事情发生在5月19 日，这是我们第一次无旁人参加的会见。他表示需要私下谈谈，以使苏联方面确信里根已充分认识到苏美关系的巨大意义，但他想知道莫斯科是否真的这样认为。我说，美国、苏联和全世界人民都深信，20年来里根是最反苏的美国总统，而且他的观点近似疯狂。舒尔茨争辩说，苏美关系并不像表面上看来那样危险。我以嘲讽的语调表示了肯定，并说事情可能会变得更坏，也更危险，但是我想知道他能否例举出在里根政府的头两年发生了哪些有利关系好转的变化。经过慎重考虑后，他只讲了两件事：我们对圣灵降临会人员所做的决定和达成了恢复向苏联出口粮食谈判的协议。其他事情他就记不得了。这几乎不是震撼世界的事件。虽然他做了最大努力，但是显然并无实质性变化。
6月18日，我们又参加了一次礼仪性的会议。经里根总统批准，会议被设计成分三阶段进行：首先，舒尔茨和我就欧洲导弹问题举行私下会谈；接着，舒尔茨的主要助手丹姆、伊格尔伯格、伯特和我的两个参赞维克多·伊萨科夫与索科洛夫参加我们就人权、武器控制和双边协定举行的会谈；最后，回到就中东和中美洲问题举行面对面的谈判，而他的三个助手向我的两个参赞进一步提供有关我们双边关系的情况。日内瓦军备谈判两个主要人员也参加第二阶段会谈，这样，参加会谈的人相当多。
很明显，这种流行的外交方式意在展示更加灵活的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对直到那时还要进行对抗的政府来说是一种发明。然而，最近的这次会议却像一场三幕外交戏，使我茫然不知所措。国务卿没有提出基本战略，或选择任何基本方向。他只是提出了（却未进行深入讨论）一系列建议和具有不同重要意义的问题以及达成一致意见的各种可能性。但是，我却深受这一切行动的鼓舞，或许这就是这些行动的目的之一。不幸的是，美苏关系很快进入了新的低潮，但同这次精心策划的外交小舞步毫不相干。
KAL007航班事件：痛苦的回忆
大约在8月31日午夜，苏联驻美使馆临时代办奥列格·索科洛夫接到助理国务卿理查德·伯特打来的紧急电话。伯特通告说，韩国航空公司007号航班在自纽约飞往汉城的航线上在萨哈林岛[6]地区某地失踪，机上载有包括一位美国众议员在内的269名旅客。他说，飞机可能偶然侵入了苏联领空，并做紧急着陆。当时美国监侦部队未能得到进一步消息。
这一事件如同电影一样迅速展开。这件事发生时，舒尔茨刚好是当时在华盛顿的唯一一位政府高级官员，而里根及其助手正在加利福尼亚州的牧场里休假。9月1日早晨6时30分，舒尔茨从家里被叫醒并告知韩国民航班机失踪，或许被苏联人打下来。舒尔茨立即忙起来。他同美国情报部门和日本官员通话。（日本北部有一个拦截苏联无线电信号的秘密设施，并由美日联合管理。）
上午10时45分，舒尔茨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并激动地宣称对苏联攻击的反应是一种厌恶的感觉。他说，人员伤亡惨重，无人能为这种恐怖的屠杀行为进行辩护。舒尔茨尚不知苏联官方反应，也没有任何带定论的证据。虽然他通常较谨慎且迟钝，但这次他却很急切。他那大动肝火的记者招待会为美国官方的反应和新闻媒介的愤怒定了调。
9月2日，索科洛夫会见伊格尔伯格，递交了一份苏联政府照会，谴责韩国飞机“严重侵犯了苏联的国界”，并抗议有美国官员参加的、“在美国发动的诋毁苏联的运动”。我认为，苏联政府这种倒打一耙的行为铸成了严重的大错。它无足够的勇气公开而迅速地承认，即使飞机侵犯了我们的领空，但飞机毕竟在苏联领土上被击落，并对此深表遗憾。莫斯科试图给人以这种印象，即苏联不知道失踪的飞机——这完全不是事实。苏联政府一直等到10月6日才最后由塔斯社发表了一项声明，承认韩国民航班机被一架苏联战斗机错误地击落。但是，到那时，苏联长远利益已经受到了巨大的破坏。在西方始终存在的反苏运动的种子随即生根发芽并迅速生长。 里根总统很快加入进来。他在电视上发表讲话时宣称，苏联飞行员知道这是一架民航班机，但还是把它击落。这不是事实，因为我们的飞行员真的认为这是一架美国侦察机。苏联政府发表一项声明说：“尽管美国总统发表了虚假的声明……。”先是里根，后是安德罗波夫发现他们自己没有必要亲自卷入这场相互公开谴责的激烈斗争中。
简言之，这一事件发展成美苏关系中的一场重大危机。乍看起来，这种说法有些失之偏颇，因为飞机不是美国的，而且它无可争辩地飞入苏联领空，偏离了航线。但事实证明此事是在里根总统任期内华盛顿同莫斯科之间关系中内在的愤怒趋势的催化剂。它还说明了我们之间关系的困难和苏联文职领导人与我们的军事部门之间缺乏沟通，将军们较之政治家们甚至更加孤陋寡闻。
我正在克里米亚休假，安德罗波夫紧急召我回莫斯科。当我进入他的办公室时，他看上去有些憔悴和忧虑。他说我必须提前结束休假，并命令我：“立即返回华盛顿，并尽最大努力一点一点地淡化这一不必要的冲突。我们的军队因击落韩国民航班机而铸成大错，这或许需要很长时间才能使我们摆脱这一困境。”他当着我的面给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打电话，并命令他做出向我介绍情况的安排。在同我谈话时，安德罗波夫咒骂“那些一点儿也不关心政治大问题的傻瓜将军们”使我们同美国的关系处于全面崩溃的边缘。“想想我们为改善这一关系所做的一切努力，他们把整个事情都搞糟了，”安德罗波夫说。在这点上，他真诚地相信，这一事件始于美国秘密警察企图探测我们在这一地区的雷达设施，并且他对里根的公开辩护感到气愤，因为他认为这是一种挑衅。但是，他说，即便是这样，对我们的空军指挥部来说也不是击落飞机的借口，相反应把班机迫降在我们的机场上。安德罗波夫实际上准备公开承认错误，但是我的同事，葛罗米柯的副手格奥尔吉·科尔尼延科后来告诉我，乌斯季诺夫说服了总书记。安德罗波夫犹豫不决很可能至少是部分因为他身体有恙，但是当时苏联政府能承认错误也是罕见的事。这意味着承认政府和最高军事司令部是不负责任的。
当我来到国防部乌斯季诺夫的办公室时，我发现他正在严厉地斥骂从远东召来的高级将领们。除了别的事外，引起他生气的是我们的雷达防御系统中出现的疏漏。在鄂霍次克海以西的堪察加半岛和萨哈林岛正在建造追踪外国飞机的雷达综合系统。虽然乌斯季诺夫下令要紧急完成，但是工期还是被推迟了。这时，刚好韩国民航班机悄悄地飞越了尚未安装好的雷达，并在雷达的盲区飞行了近一个小时。因此，当飞机越过堪察加半岛飞向萨哈林岛附近的中立水域时，远东空军司令部紧张不安，命令拦截飞机，因为飞机已飞越了特别禁区。我们的战斗机飞行员在他的报告中称，那天夜里能见度很差，他错把民航班机当作美国侦察机，因为它们的侧影很相像。我对我们自己的五角大楼的这次造访未能使我对我们的最高司令部产生好感。乌斯季诺夫显得很慌乱并非常气愤。
第二天，我返回了华盛顿。我认为双方处理这一事件及讲话的方式近似于有些疯狂。舒尔茨在情感上已滑到危险的境地；他甚至在尚未搞清美国情报部门是否卷入（很有可能卷入）的情况下提出指控。我简直永远弄不明白他极为愤慨的原因。
9月8日，伊格尔伯格正式通知我，作为对击落韩国民航班机的惩罚，美国采取了制裁措施：根据美国政府指示，将关闭苏联航空公司驻华盛顿和纽约的办事处。在随后进行的非正式谈话中，伊格尔伯格表示想知道到底是谁发出击落飞机的命令的，当时是否向总书记安德罗波夫作过汇报。我答复说，根据苏联军队的有关规定，地方军区空军司令部可以在事先不向莫斯科请示，特别是在时间来不及的情况下，作出阻止外敌入侵苏联边境的决定。所以这次入侵事件事先未向克里姆林宫报告。
伊格尔伯格表示很奇怪，并“严格地以个人名义”问道——我们已相识多年并在两国关系好的时候进行过坦率的谈话——有关莫斯科苏联领导层总的情绪和对我们同里根政府关系前景的看法。我坦率地告诉他，莫斯科越来越相信俄罗斯的一句俗语，“同人熬粥都熬不到一块儿”。他表示，因为发生了韩国KAL007航班事件，在以后的几个月里将会是这样的，但是他依然期待看未来会出现好转。
我作为这一事件的见证人可以作证，苏联领导层深信韩国民航班机侵入苏联领空是美国策划的一次侦察行动。后来，韩国飞机上的黑匣子被苏联潜水员从海里打捞起来，但此事作为绝密未向外公布。直到1993年，俄罗斯政府把飞行记录器交给了国际民航组织，以供由俄罗斯、美国、日本和韩国政府发起的专家调查之用。在这场悲剧发生10年后，国际民航组织公布了其调查结果，但未得出结论：为什么具有现代导航设备和训练有素的飞行员的韩国民航班机竟神秘地偏离了从安克雷奇到汉城的航线，并溜进苏联领空达数小时之久。没有证据表明，当苏联战斗机飞行员那天夜里在苏联领空上向KAL007号航班开火时，他是否真的知道他在攻击一架民航班机。
可是，正是认为苏联有预谋地攻击了一架民航班机的想法成为里根总统和国务卿进行公开谴责的根据。他们是根据什么原因急切地作出这一危险的谴责的呢？至于莫斯科，我们当时并且现在仍然相信华盛顿对这一事件的了解远比他们承认的要多。
这一悲惨事件在我们同美国和里根总统个人的关系上留下了永久而痛苦的记忆。我们的领导人深信，里根蓄意、无条理地利用这一事件来反对他们，而且美国特工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卷了进去。安德罗波夫认为，里根的反应是“歇斯底里的”。9月，葛罗米柯和舒尔茨在马德里举行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开至最后阶段时举行了首次会晤。气氛是爆炸性的，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舒尔茨提出了敌视苏联的指控。葛罗米柯对他的指控进行了驳斥。两人讲话后，马德里会议的紧张气氛达到了顶峰。
第二天，舒尔茨与葛罗米柯举行了在KAL007航班事件发生前就已安排妥的会谈。会谈开始时是在小范围内进行的，舒尔茨一开始就先谈了苏联的人权问题。葛罗米柯拒绝讨论，并像以往一样坚持说这是苏联内政。然而，舒尔茨再一次几乎是逐字逐句地重复了他刚才说的话。为了使他的话更加可信，他又说是总统授权他在会议开始时发表上述这番讲话的。葛罗米柯再次拒绝讨论。这样，他们不得不到另一间房子，当着两国代表团的面又继续会谈。
舒尔茨在桌边一落座就开始大声谈论起韩国班机事件，他知道有许多人在听。他不理睬葛罗米柯要求按程序进行会谈的建议，而是大谈这一事件，再次提到里根总统的授权。双方相互进行严厉的谴责。有时，葛罗米柯甚至失去了他特有的冷静，把眼镜甩在桌子上，几乎摔碎。双方既无时间，也无心思讨论其他问题。
葛罗米柯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到，这次相互谴责是他在其外交生涯中同14位国务卿进行的最激烈的一次。会后，葛罗米柯对我们这些最亲密的助手们说，他认为舒尔茨也许企图向他挑衅，以求得里根的欢心。我不能证实上述猜测，但是我可以作证，国务卿在外长级会议上感情用事已超出了正常的界限，也远远超出了他一向对自己要求的自控能力，尽管他可能确实是非常气愤。
这种情况仍在持续。9月18日，莫斯科宣称，当葛罗米柯到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时，美国有关当局未向他提供安全保证。纽约和新泽西两州州长以葛罗米柯应该乘坐普通民航班机为借口，拒绝准许他的专机降落在两个州的机场上。政治局取消了葛罗米柯的访问。虽然葛罗米柯看上去有些生气，但我认为他从内心深处欢迎这一决定，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访问美国不是好兆头。
安德罗波夫：幻想破灭了
9月29日，《真理报》发表了安德罗波夫的一项声明，他强烈批评里根关于欧洲核武器的政策并谴责美国政府在击落韩国民航班机后掀起反苏浪潮。声明的关键之处是，“如果有人对美国现政府的政策有可能向好的方面发展抱有任何幻想的话，那么现在这些幻想完全破灭了。”“完全”这个词还专门做了强调。苏联领导层达成一致结论，即同里根达成协议是不可能的。安德罗波夫代表政治局发表了这一看法，也许是因为他自己的幻想破灭了。但是对整个政治局来讲，这项声明形成了一种态度，其势头持续了一段时间。
当然，安德罗波夫的声明引起了里根政府和其他人的注意。10月1日，基辛格告诉我，他应邀去白宫参加了磋商。他们对安德罗波夫关于幻想破灭的讲话给予特别的注重，显然他们已懂得了安德罗波夫的意思。基辛格向里根建议，除非他希望进一步恶化两国关系，否则他必须表现出最大的忍耐，并将他谴责苏联的讲话降温。他在白宫时把苏联比作“一个沉重的飞轮，很难启动；然而它一旦启动就难以制止”。
伊格尔伯格后来私下告诉我，白宫和总统本人得出了一个结论，即苏联领导层由于某种原因，不愿意在一些重大问题，特别是核武器问题上达成协议方面同里根打交道。因此，两国关系的前景是暗淡的。我回答说，这看来是受嫁祸于我们的观念所驱使；安德罗波夫的声明讲得很清楚，我们需要缓和紧张局势并限制军备竞赛——“但是里根总统却又是怎样做的呢？”伊格尔伯格说，前些时候，基辛格告诉里根，他深信秘密外交和秘密渠道在同苏联领导层打交道时非常有用，里根看来愿意尝试一下。但是这一想法在里根分别同舒尔茨和克拉克讨论时不知丢失在何地了。
里根对世界的独特看法继续影响着其政策。沙特大使班达尔·宾·苏丹[7]王子代表沙特国王会见了里根，当时沙特国王在黎巴嫩各武装派别之间进行斡旋以实现停火。这位大使惊奇地发现，里根仅凭苏美争夺这个三棱镜来看待那个地区发生的一切事情。里根相信，叙利亚总统哈菲斯·阿萨德[8]在黎巴嫩做的每件事都受莫斯科驱使，或者甚至是授意的——“几乎都是安德罗波夫自己做的，”班达尔王子说。甚至阿拉伯兄弟之间的争吵都被里根看成是莫斯科搞的阴谋，或者是苏联以牺牲美国的利益而获取好处的机会。其他大使对白宫的政策也持相同的看法。
10月28日，我应邀同舒尔茨共进午餐。他表示，单独同一个外国大使共进午餐还是头一回。（如果我说20年来我同他的前任像这样共进午餐已有数十次的话，那将是不策略的，而且是一种失态。）他想“从哲学的角度”来谈谈两国之间的关系。他说，双方正在从事一场意识形态的斗争，并将继续这样做，但是总统仍然认为我们应该在可能的情况下求大同。
我请国务卿坦率地告诉我，是谁公开地并在官方场合中竭力恶化两国之间的关系。这一事实甚至在美国都无人否认。我例举了里根总统刚刚在几天前的全国电视中发表的讲话，这篇讲话谴责苏联在黎巴嫩和格林纳达制造麻烦。是什么使他企图愚莽美国人民，使他们相信苏联在这两个国家发挥邪恶作用的神话？那里甚至没有苏联人存在。
最后，他对秘密渠道及其重要意义发表了一通哲学说教，但是怎样利用秘密渠道他未作具体说明。他询问我的看法。我回答说，我们之间的问题依然很简单：一切有赖于这一渠道的内容——即通过它来传送什么话，双方是否真正使用它来达成妥协。舒尔茨说，他将在11月9日至15日随同总统访问远东时同里根谈谈秘密渠道的事。
我纳闷他为什么要推迟至访问远东时，而不是立即就同里根总统讲清楚这个问题。国务卿出乎意料地说，他通常在陪同总统到国外访问时才更容易有机会同里根讨论政策问题，因为在国外访问时他们不受国内紧迫问题和白宫工作人员的干扰。我相当惊讶地听到舒尔茨坦白承认，他在华盛顿时同总统讨论重要政治问题的机会是受到一定限制的——他必须等待最适宜的时间，以得到总统对他建议的首肯，特别是关于苏美关系这种重要问题。
我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写到，舒尔茨虽担任国务卿已一年多了，但他依然未做好充分准备使自己成为讨论重要问题的权威人士。与其说他对问题细节的无知，不如说是里根总统显然尚未决定进行具体谈判。我又说，美国选举年日益临近，虽然尚未感到有对竞选的考虑，但无疑在一定的时候会有这种考虑，我们应观察美国政府的行为以寻找机会。或许美国政府会开始玩一场更加灵活的游戏。
在欧洲部署美国核导弹和谈判出现的僵局使莫斯科进退两难。如果我们继续就限制欧洲军备进行会谈，就会使世人抱有达成协议的幻想。然而，如果我们退出谈判，那就无法阻止华盛顿部署全部导弹。很清楚，苏联利用谈判和公众压力来阻止美国部署导弹的战略未能成功。不用说，克里姆林宫对里根的忿恨已达到极点。总之，苏联领导层已经得出了这样一个基本结论，即根本无法同里根达成协议。
经过一场激烈的辩论，政治局决定退出欧洲导弹谈判，同时发动一场巨大的宣传运动来说服欧洲人，部署新的美国导弹只能使核威胁升级。在第一枚美国导弹于11月23日运抵欧洲后的第一天，苏联新闻媒介发表了安德罗波夫的声明，谴责华盛顿发动了一场反对社会主义的讨伐运动。他说，为保持军事均势，苏联中程导弹将部署在俄罗斯的欧洲部分，并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部署中程战术导弹。他又说，如果北约组织撤走导弹，苏联亦将如此。莫斯科无人相信北约组织会改变主意，这只不过是说给大众听听而已。
我深信，我们犯的最严重错误是未能在北约组织决定部署美国导弹之前抓住机会相互达成妥协。在北约组织采取决定前的两年中，机会之窗是存在的。早在1979年夏天，西德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9]专程在莫斯科机场逗留并会见了柯西金，以表示作出妥协的可能性：苏联应向西方保证，新式SS-20导弹携带的核弹头数量不会超过苏联即将退役的老式SS-4和SS-5导弹携带弹头数量。
柯西金向政治局报告说，施密特的建议值得考虑，但是乌斯季诺夫极力反对。国防部长不想向西方暴露他计划部署的SS-20导弹数量，更别说削减弹头数量的可能性了。勃列日涅夫通常是反对柯西金提出的建议的，但这次他拿不定主意。他看着葛罗米柯。但是，外长保持沉默，他不想同乌斯季诺夫争吵，并且不敢肯定施密特的让步是否能起作用。我们错过了那次机会。在苏联未能对施密特建议作出回答后，北约组织于1979年12月作出了决定。
1983年12月8日，苏联方面在日内瓦又宣布了一项决定。苏联拒绝为下一轮军备谈判确定日期，莫斯科仍旧谨慎地不说军备谈判实际上被中止的话。苏联代表称，美国的建议旨在使美国战略核武器（把潜艇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计算在内）数量上的优势翻番，并以削减苏联重型导弹的数量来摧毁苏联战略部队的中坚力量，而根据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达成的协议，苏联重型导弹数量是被冻结的。这种形势鼓励重新武装，而不是裁军，这正中里根的下怀，因为美国国会正就里根提出的大幅度增加军费开支进行投票表决。
如果稍有区别的话，那么苏联政府第一次决定中止限制核武器会谈是我们同里根政府之间关系的最低点。总的来说，1983年——安德罗波夫之年——成为苏联外交政策困难的一年，对他本人亦是如此。
[1] 小乔治·沃特森·卢卡斯（George Walton Lucas Jr.，1944年5月14日—— ），美国电影导演、编剧、制片人。代表作《星球大战》。
[2] 爱德华·特勒（Edward Teller，1908年1月15日——2003年9月9日），匈牙利裔美国理论物理学家，绰号“氢弹之父”。
[3] 叶夫根尼·巴甫洛维奇·弗利赫夫（Евге́ний Па́влович Ве́лихов，1935年2月2日—— ），苏联理论物理学家。1970年加入共青团。1970—1978年任共青团中央委员。1971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78—1991年任苏联科学院副院长。1980—1983年任苏联科学院主席团“物理、化学与表面力学”程序委员会主席。1980—1985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1983—1988年任苏联科学家保卫和平与反核战争委员会主席。1984—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4—1991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委员会能源委员会主席。1986—1989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89—199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89—1992年任库尔恰托夫研究所主任。苏联解体后，于1991—1996年任俄罗斯科学院副院长。1992—2015年任库尔恰托夫研究所所长。2005—2014年任俄罗斯联邦公共商会秘书。2012—2014年任国际热核实验堆项目理事会主席。
[4] 肯尼思·W.丹姆（Kenneth W. Dam，1932年8月10日—— ），1954年毕业于芝加哥大学。1957年起开始担任律师。1960年起在大学任教。1971—1973年任管理和预算办公厅国家安全和国际事务项目副主任。1973年任白宫经济政策委员会执行主任。1982—1985年任副国务卿。1985—1992年任IBM副总裁。1991—2001年任阿斯彭战略小组联合主席。1999—2000年任德美学术委员会主席。2001—2004年任财政部副部长。
[5] 理查德·R.伯特（Richard R. Burt，1947年2月3日—— ），美国商人、外交官。1977—1980年任《纽约时报》国家安全记者。1981—1983年任国务院政治军事事务主任。1983—1985年任欧洲和加拿大事务助理国务卿。1985—1989年任驻西德大使。1989—1991年任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谈判美方代表。
[6] 即库页岛。——译者
[7] 班达尔·宾·苏丹·阿里·萨义德（Bandar bin Sultan Al Saud，1949年3月2日—— ），沙特阿拉伯外交官。出身于王室。1978年任沙特国王驻美国私人特使。1983—2005年任驻美国大使。2005—2015年任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2012—2014年任情报局局长。2015年退休。
[8] 哈菲兹·阿萨德（Hafez al-Assad，1930年10月6日——2000年6月10日），叙利亚政治家。1946年加入阿拉伯复兴党。1950年入伍。1963年参加军事政变。1964—1966年任空军司令。1966年再次参加军事政变。1966—1972年任国防部长。1969年发动二月政变，取得复兴党的领导权。1970年发动政变，接管政权，建立独裁统治。1970—1971年任总理。1971—2000年任总统兼复兴党总书记。2000年去世。
[9] 赫尔穆特·海因里希·瓦尔德马尔·施密特（Helmut Heinrich Waldemar Schmidt，1918年12月23日——2015年11月10日），出身于教师家庭。1937年入伍。1941年参加了列宁格勒战役。1945年被英军俘虏，后获释。二战结束后返回西德。1946年加入社民党。1947—1948年任德国社会主义学生会英国占领区主席。1953—1962年、1965—1987年任联邦议会议员。1958—1961年任欧洲议会议员。1961—1965年任汉堡参议员。1965—1967年任社民党议会党团副主席。1967—1969年任社民党议会党团主席。1968—1984年任社民党副主席。1969—1972年任国防部长。1972—1974年任财政部长。1974—1982年任总理，1982年兼任外交部长。1987年退休。1993年创办德国国家基金会。1995—1999年任德意志波兰研究所主席。2015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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