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卡特的失败：一份缓和的墓志铭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1962-1986）

第二十六章卡特的失败：一份缓和的墓志铭

选举前的僵局

　　现在业已清楚，莫斯科判断一位美国总统——无论其是在职的或还仅仅是一位候选人——的主要标准是只要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觉得他会推进和加深苏美关系，从而阻止两国重新陷入另一轮的冷战就行。20世纪60年代，林登·约翰逊之所以被看作是比巴里·戈德华特更好的候选人，无疑就是由于这个原因。读者也许还记得，莫斯科出于对以反共作为其政治生涯进身之本的理查德·尼克松深深的忧虑，曾错误地为休伯特·汉弗莱的竞选提供帮助。 1972年，当尼克松出人意料地继续执政时，不为别的，单单为了继续发展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莫斯科也更喜爱尼克松和他的外交明星亨利·基辛格，而不是自由派民主党人乔治·麦戈文。对杰拉尔德·福特来说，其情形也一样。
　　吉米·卡特当选总统对莫斯科也是一个意外，并且是一个不太愉快的意外。如果说我们一开始就看错了他，美国的选民也是如此。在他竞选连任的时候，莫斯科非常不信任卡特，没有支持他同罗纳德·里根竞选。
　　不过，那样做也是由于我们同样也看错了里根。克里姆林宫觉得简直不能相信美国人竟然会反对缓和，回到冷战时代那种充满猜疑、好战、耗费巨额军费开支的状态中去。但是，由于卡特揪住阿富汗问题不放，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了。
　　随着来自缅因州的参议员埃德蒙·马斯基被任命为新的国务卿，我们第一次有机会测定卡特会不会设法使阿富汗问题冷却下来，并使政府面向更广泛的问题。马斯基在1972年选举中曾设法贏得总统提名，在他的党内得到广泛尊敬。我知道他是一个很踏实的人，但对苏美关系知之不多。在马斯基的任命宣布后的那一天，沃森大使打电话给我，并与我讨论了马斯基其人。他说马斯基持自由主义观点，他当然想成为一名好国务卿，但他对到底该怎么做并没有明确的想法。
　　在奥地利国家条约签署25周年纪念会上，马斯基与葛罗米柯在维也纳第一次相见。他们讨论了主要的国际问题。美国政府对苏联的敌意相当明显，尤其是在讨论阿富汗问题时更是如此。马斯基本人还算冷静和克制，他的判断相对于其他大多数政府官员而言是非常正确的。但是他的均衡观点被华盛顿总的消极对苏政策所淹没。葛罗米柯在讲话时赞成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但在我们对阿富汗采取行动的情况下，他的话很难令人信服。在向政治局提交的报告中，葛罗米柯说此次会面进一步证明卡特政府正在使其政策朝着使苏美关系恶化的方向发展。
　　6月16日，我应邀在国务院会见了马斯基。他说他在对其在维也纳与葛罗米柯的会见进行思考后曾通过沃森给葛罗米柯捎去一封信，希望重新改善我们的关系。但他发现葛罗米柯半心半意，其答复令他十分失望。我问他的信件是否意味着美国的立场发生了变化。他想了想后回答说，这封信可以说是对美国立场的总结。毫不奇怪，我们的谈话在阿富汗问题和其他问题上自然没有产生什么结果，一切都是老调重弹。显然，要想使如此专注于阿富汗问题的卡特政府同我们的关系朝好的方向转变根本没有希望。虽然马斯基在观点和感情上都更接近万斯，而不是布热津斯基，他也没带来什么变化。
　　卡特政府同时还在采取“遏制敌人”——苏联——的进一步措施。8月份，白宫透露说，考虑到将来有可能在对苏联的军事目标发动先发制人的持久核战争的同时，也要能对敌人的城市予以大规模的核摧毁，卡特政府已采取了“新的核战略”。由卡特签署的其他指令还为在核战争爆发后确保军事和政府领导人能从加固的地堡中用保密通讯设施指挥战争，并动员经济度过核战争等做了准备。新闻界对这些指令的报道从来没得到过官方的证实，它们把这些举动描绘成核威慑的一部分，意在向苏联显示：美国有能力经受一场持久的核冲突。在模拟的战争条件下还举行了有卡特参加的特别指挥演习。美国政府正陷入军事歇斯底里中。
　　这样，卡特政府最后一刻的主要思想是想增强对苏联的核威胁意识，而不是寻求一致。卡特所说的在合作或冲突之间的选择已演变成核威慑和对抗，并且由于军事预算的快速增长而加深。这就是卡特作为一个总统的变形，你也可称之为演化。换句话说，民主党的卡特留给共和党总统罗纳德·里根一份有关核计划的完整的遗产，为里根的核战略打下了基础。莫斯科采取了相应的对策，我们的军事开支也达到创记录水平。结果，在这种权力游戏中，真正的安全和常识成了失败者。

选举中向莫斯科求爱

　　7月中旬，哈里曼来看我，他似乎很悲观。他第一次谈到他的高龄和他的死（他当时快89岁了），但他渴望最后尽一份力使苏美关系回到更有建设性的轨道上去。他直率地建议苏联在阿富汗问题上做出一个激动人心的姿态，比如宣布开始裁军的声明。哈里曼比当时许多苏联领导人更清楚地认识到，阿富汗战争是没有希望的，只会极大地损害我们之间的关系。他感到自己在改变形势方面孤立无援，他谴责布热津斯基和卡特，后者似乎“被他那过于健谈的助手弄得昏昏欲睡了”。
　　哈里曼说：“当我听说万斯辞职时脑子里涌出的第一个念头便是乘最早的航班飞抵斐济或是其他远离华盛顿的地方，只要能避免在11月份的选举中，在要么选举卡特和布热津斯基，要么选举里根之间作令人心痛的抉择就行。”他说，只是在他得知接替万斯的人是马斯基时，他才决定他可能会投卡特的票。但是，他终究还是拒绝了由白宫提出的支持卡特竞选连任的要求。

　　其他方面也有人来访问我。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将军刚被纳入里根外交顾问的名单，他曾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做过基辛格的代表，后来又做过福特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7月2日，他和我一起共进晚餐时对我说，如果莫斯科给卡特一个帮助解决阿富汗问题的机会，卡特很可能获得连任。但是，如果苏联采取中立的立场，静待选举的结果，不给卡特送上一张王牌，那么里根就有相当大的获胜机会。他这是在试探我对发生的一切有何感想。我向斯考克罗夫特指出，由于这两个人都曾发表过敌视苏联的讲话，所以苏联会觉得很难表示更喜欢哪一个。
　　“你是怎么想的呢？”我反问他。
　　斯考克罗夫特说他非常了解卡特：总统有强烈的使命感，往往在对自己的行动方向缺乏正确把握的时候就靠夸张和夸大来行事。起先他赞成裁军，但紧接着他又转向狂热的军备竞赛。他曾认为同苏联达成一项协议是可能的，但随后却迷恋于在各个方面向苏联全面出击的想法。此外，他喜欢从不同的顾问那里寻求“不同的选择”，结果不仅导致国内和外交政策出现波折，而且也在各位顾问之间造成对立。
　　斯考克罗夫特还说，与此相反，里根和艾森豪威尔一样，喜欢从他的主要顾问那里得到大家都同意的、经过协调的建议，免得自己被一些相互冲突的方案弄得手足无措。如果他不喜欢他得到的建议，他会让他们回去再想一想。因此，里根要求挑选专家担当重要职务，并赋予他们相应的权力。斯考克罗夫特把里根描绘成一个很实际的人，而不像他在公开场合讲话时给人留下的印象那样，是一个死不改悔的反苏分子。
　　我向斯考克罗夫特指出，美国选民似乎不太关心哪一位候选人当选，哪一位落选。他同意我的看法。于是我说：“那就让我们等一等，看美国人民更不喜欢哪一位。”
　　我要补充说明的是，这并不是里根的特使第一次向我做出亲近的表示。早些时候，也就是在1979年3月3日，理查德·艾伦^[1]还作为里根的私人代表拜访过我。从艾伦在尼克松的白宫办公室任职起我就认识他。艾伦来看我时里根还没正式宣布他将做总统候选人，但很快他就这样宣布了。艾伦转达了里根的一个私人要求，那就是想到莫斯科会见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如果不成，见见其他苏联领导人也行。我告诉艾伦，我们都很清楚里根是一个极端的右翼政治人物，他想得到什么呢？这仅仅是他的一种选举伎俩吗？难道他想通过这次访问使他获得对苏联事务比较了解的名声，回去后对苏联更加倍努力地进行攻击吗。
　　艾伦对此予以否认。他把里根与尼克松两人作了比较，并提醒我注意后者在当选前后对苏联态度的变化。他说，里根已经到过欧洲许多国家，会见过那里的许多领导人，他最近还得到中国的邀请，但里根更重视苏联，因为苏美关系比中美关系更重要。艾伦说，里根需要改变自己的政治形象以便获得更广泛的选民基础，他正在朝国内和外交政策的中心靠拢。
　　我向莫斯科建议在4月份邀请里根访苏，这也是他提出的日期。在经过一阵犹豫后，莫斯科同意了。但此次旅行被推迟了，后来也未能成行，因为里根在那之前已下决心将反苏作为他参加选举的旗帜。

　　下一个来拜访我的是布热津斯基。7月12日，我们一起在我的寓所吃午饭。我们讨论了阿富汗问题、中国问题、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问题以及中东问题，但都没取得多大进展。从一开始他就声明，他和卡特都认识到，如果我们的关系继续恶化下去，我们就会冒在20世纪80年代回到1947年至1955年那种冷战状态的风险，但这一次会更加危险，因为两国的军事力量已经大大增强了。他说，问题在于两国政府是否能鼓起勇气，尽力消除它们之间的分歧。我回答说他提出了一个极好的问题，但我更愿意让他先向美国政府提出这个问题。
　　尽管说得不太明白，但他显然在暗示他是以卡特的名义向莫斯科讲话。他终于谈到了正题。他说如果卡特继续留任总统，而不是把这一职位让给里根，苏美关系会更好一些。我要求他举例证明这一点。于是布热津斯基表示卡特准备继续进行军备控制谈判。他还提到里根提出军事拨款的“不合理的要求”以及里根反对苏联的长期历史。与此同时布热津斯基也指出，阿富汗问题仍是两国关系中的主要问题。他还对他以前所提出的建议进行了总结，并重复了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问题和中国问题上的官方立场。这一切很难说服莫斯科支持卡特去反对里根。
　　8月中旬，苏共中央政治局就此进行表决。由于政治局既厌倦卡特，又担心里根，所以它决定采取骑墙态度，这实际上也是我们驻华盛顿使馆提出的建议。政治局举行了一次特别会议，听取外交部的通报，这个通报是由我亲自参与拟就的。就在这次会议后，政治局认为，在一场势均力敌的竞赛中，对双方都敞开跑道是明智的。政治局在给我们的指示中要求我们“不得中断由我方倡导的对话，尽量阻止苏美关系的进一步恶化，在不损害我们利益或地位的前提下，保留一些有益的资本以便将来使用。如果里根或他手下的人有意与我们联系，我们不应当回避。”苏联新闻界被告知，应该对两位候选人进行同样的报道，不要有偏向任何一方的表示。
　　勃列日涅夫评论说：“即使是魔鬼自己也分辨不出哪一个更好一些，是卡特还是里根？”

　　10月初，工业家阿曼德·哈默也来拜访了我。他告诉我，他刚在卡特的办公室与总统和一群商人吃过早饭，他们多数是犹太人。卡特的竞选总管罗伯特·斯特劳斯也在座，他也是犹太人，是当时华盛顿最有权势的捎客之一。
　　哈默说，卡特显然对横在竞选道路上的许多障碍感到担心。里根已赢了好几分。由白宫发起的对里根的人身攻击非但未能奏效，反而使自身大受其害，它从根本上损害了卡特作为一个正派人的名声。卡特承认自己的竞选活动正陷于停滞状态，他号召商人们作出贡献，买下广播时间。他特别强调犹太人社区的重要性。由于他们的组织性，犹太人可以在关键的州内，比如在纽约、加利福尼亚、佛罗里达、宾夕法尼亚，还有其他一些州使选举结果朝有利于卡特的方向倾斜。卡特抱怨犹太人社区没有充分感谢他为以色列做的贡献，是他促成了戴维营协议并给予以色列人大量的军事和经济援助。总之，卡特要求工商界人，尤其是哈默应当带头对犹太人社区施加影响，让它们支持卡特。
　　哈默为此来问我，苏联领导人是否能增加犹太人移民人数。犹太移民数量主要是由于卡特攻击苏联国内的人权状况，在近几个月内大大减少了。
　　哈默说：“卡特如果重新当选，他一定不会忘记这一帮助。”他暗示将保证让卡特知道这一点。
　　不能说莫斯科对他的要求没有做出反应。我认为卡特在选举中陷入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在自己的党内未能得到可靠的支持。他是作为一个局外人而不是作为他所在的党的领袖来竞选总统的。在他任总统的最后一段时期，对在华盛顿的许多有影响的民主党领袖来说，他都是一个局外人，尤其是对国会的本党人士来说更是如此。
　　这里我还要谈谈已故的阿曼德 · 哈默。我与他保持着定期联系，就像和美国商界其他许多头面人物一样，这已不是什么秘密。但是，因为他与苏联的联系（他生在俄罗斯，年轻时来到美国，他是第一批同新生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做生意的美国人中的一个）他一直未能摆脱关于他是苏联间谍的谣言。但他不是。^[2]他同克格勃没有联系，他们也许曾试图与他接触，但他不是间谍。如果他是间谍，那他一定不是个好间谍。
　　比如，你要是和他讨论政治和其他问题，他总是把所有的问题混在一起，然后就如何改善苏美关系提出初步看法。这是他最喜欢的话题，我想这也是他最感虔诚的主题。很多美国总统竞选时都得到过他的慷慨捐助，他把他与总统们的谈话告诉我们，试图想主动充当一个秘密的中间人撮合高级别的对话。但是，据我所知，美国政府从未让他做它的代表，我们也一样。葛罗米柯尤其不喜欢这种业余外交家；作为外交部长，他有时也在哈默访问莫斯科后不知不觉地在包括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内的听众面前解释哈默的思想。但我们从来没有让哈默代表我们给美国政府带去什么信息。
　　苏联人对哈默的尊敬完全是出于另外的原因，这就是他与列宁相识的传奇故事。在莫斯科，人们在介绍他时，总是说他认识列宁，这就为他打开了方便之门。对我们的一些领导人来说，与他谈话是很有趣的。勃列日涅夫就喜欢与他谈论美国的生活、华盛顿的政治传闻以及他与美国总统及其他著名美国人的谈话。他常常夸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奉承他的苏联听众。
　　我们也很尊敬作为商人的哈默。柯西金总理很喜欢他的处事方式。我亲眼目睹过哈默和柯西金为一个价值70亿美元的化学工程举行的一次两小时的谈判。哈默提出一个具体的建议，精确地说明他打算投资的钱数，双方又能各赚多少。经过一番讨论后，哈默拿出一张纸，草拟了一份“谅解框架”，上面只有四五个数字，柯西金改了一两个，哈默表示同意，交易就算做成了。所有的细节问题留待助手们去处理，他们的工作以哈默手写的框架为准。哈默对商业非常精通，我想他在与我们做生意时一定赚了很多钱，也捞取了不小的名望。

　　选举前两个星期，布热津斯基来我们大使馆拜访我。他谈到如果卡特仍留在台上，他就会改善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这让我很吃惊。很难说这是不是想在选举前从莫斯科那里获得一些积极的表示，或者是不是布热津斯基已意识到对抗已走进了死胡同？不管怎样，任何人听到他要给予的东西都会感到出乎意料的。
　　布热津斯基向我保证，卡特的第二届政府将会在他们所认为的三个重要方面做出努力，为两国关系“逐步正常化”开个好头。第一，将恢复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谈判，并通过削减军费开支放慢军备竞赛速度；第二，布热津斯基说伊朗和伊拉克的战争有变成一场消耗战的危险，他建议如果这两国有一方崩溃，莫斯科或华盛顿都要抵制住诱惑，不要去填补空白；第三个重要变化将发生在阿富汗：美国政府将不再把苏联撤军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联系起来，卡特也将不再要求撤换巴布拉克·卡尔迈勒，尽管把他调换到更受尊敬的其他职位，由一个新总理来取代他也许更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布热津斯基还说了一件让人想不到的事。他说卡特政府已改变了美国把苏联当作许多与美国敌对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幕后支持者的外交理论。他列举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为例。我欢迎这种改变，并且说美国迟早会承认这一点，现在虽然迟了点，但总比不承认强。他说，在选举后，只要美国人的情绪一平静下来，政府就计划扩大与安哥拉、越南和古巴的联系，甚至会同它们建立外交关系。他最后说，尽管华盛顿仍打算继续发展与中国的双边互惠关系，但它决不会卖军事装备给北京，中美结成军事联盟是“绝对不可能的”。
　　布热津斯基没有把里根与卡特作直接的对比，但他的谈话强烈暗示：如果重新当选，卡特就能使苏美关系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当然这一过程不可能一帆风顺。他的意思很明显：莫斯科在竞选活动中不应当做减少卡特重新当选机会的事，如有可能甚至可以帮助他一把。
　　那次会面的时间是10月16日。10月31日，也就是在11月4日选举前几天，布热津斯基再次打电话给我。他承认卡特正在失势，竞选就要结束，一切只好等到选举那一天见分晓了。我真没想到，布热津斯基竟开始谈论起苏联对他个人的态度。他说很多著名的美国政治人物从苏联官员那里带回了许多对他的批评性评价。那些苏联官员在私人谈话中把他对苏联敌视的原因解释为他是一个波兰人。他还补充说，甚至最伟大的俄罗斯诗人亚历山大·普希金也有过类似的反波观点！
　　布热津斯基由此把话题说开。他说历史的确使波兰人和俄罗斯人的关系复杂化了，过去的悲剧仍未结束。他承认有些潜意识的偏见在作怪，但是他认为他主观上不是这样想的。他对这样一个事实很清楚，即波兰的命运同苏联及俄罗斯不可分割地连在一起。在反对德国统一的大背景下，波兰只能同莫斯科结盟，没有其他的选择。否则，德国就会摧毁波兰，“作为前波兰人”，他认为波兰别无选择。
　　“当然，”他说，“我的确一点也谈不上喜欢苏联及它的政策。但我并不像莫斯科想象的那样反对苏联。在这件事上我与基辛格没什么两样，但基辛格比我幸运。从一开始，尼克松就派他去莫斯科与勃列日涅夫、葛罗米柯及其他苏联领导人会谈。尽管他们对他的人格和观点并不存在什么幻想，但基辛格还是设法与他们建立了某种个人联系。而我是由形势所迫，背着百分之百的反苏名声被推到这个吃力不讨好的职位的。苏联领导人甚至都不愿和我谈话。”
　　我向他指出，是美国政府而不是我们在挑选谈判代表。我们愿接受卡特作出的任何选择。从谈话中可以明显看出，如果卡特重新当选，布热津斯基一定会采取较为温和的态度，同苏联高层官员建立更多的直接联系。我相信这比让可厌的总统助手在幕后继续操纵更有利于我们之间的关系。但这却成了我与他在其任职期间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谈。

　　最后，基辛格本人也来看我了。在叙述这次谈话的情况之前，我必须先提一下我们上一次的会面。那是在1979年11月，离此刻差不多有一年了。我在那次谈话时批评了他抛弃自己在任职期间所奉行的政策，在公开讲话中反对苏联，从而向右翼靠拢的机会主义行为。我问他想从中得到什么。基辛格辩解说他对苏美关系的基本观点并没有什么改变，但他不得不考虑公众的情绪，尤其是在选举临近的时候。他正忙着为共和党工作，似乎想在共和党获胜后重新回到政府任国务卿，那样他就可以回到他注重苏美关系的政策上去。因此，他很希望与每一个潜在的共和党候选人保持良好关系，而不是与他们对抗。虽然他不会站出来反对里根，但他确信里根是唯一一个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把他吸收进政府的人。
　　将近一年过去之后，基辛格在10月22日再次来找我谈话。他说他正在进行的访问是得到里根本人的完全同意的，前一天他还与里根进行了长时间的私人谈话，这让我很吃惊。基辛格说，里根阵营对胜利相当有把握（当然不排除卡特阵营最后一刻会出人意料地获胜），前景看好。基辛格向里根提出了一些与苏联发展关系的建议，里根便授权他就此与莫斯科进行秘密联系。
　　基辛格还告诉我，如果里根当选，他最好不要沿续他在好斗的竞选演说中阐述的方针，因为这不仅会导致与莫斯科关系的持续紧张，也将使美国与其盟国之间的关系不和。基辛格解释说，他知道苏联领导层是不会在他们认为极端重要的事情上被欺侮的，苏联人也清楚美国的根本利益所在，尽管他们不愿当众承认。因此，让新总统认识到他的短处，让莫斯科了解哪些是美国的真正利益是很重要的。
　　基辛格继续谈到，如果里根赢得选举，他就会有机会把这一切向克里姆林宫阐明。在就职前他就会派一个私人特使去莫斯科在两国有可能马上求得一致的领域，包括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等提出大致的规划，并在里根和勃列日涅夫之间建立起一种长期的私人联系渠道。基辛格说他自己不会成为担负这一使命的合适人选，不过他若无其事地提到，如果里根打算挑选他，他很可能会同意的。他告诉我可以把这一切连同里根直率的承诺都告诉莫斯科。但他让我注意，不要把它理解为可以立即开始同里根对话，那要等到选举结果出来以后。基辛格满有把握地认为到那时里根会同意的。他答应在选举后继续和我联系。
　　这次不同寻常的谈话给我留下了奇怪的印象。很难相信里根突然准备在选举后转变立场。难道他想利用基辛格使莫斯科相信，他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疯狂反苏的右翼分子？还是希望预防莫斯科在最后一刻采取什么措施帮助卡特，从而破坏他的选举？这实在令人生疑。我相信基辛格为了回到政治高位，完全可能在与里根谈话中就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提出一些方案或建议，就像他在尼克松手下所做过的那样。里根在选举前的紧要关头，显然不会介意基辛格跟我们谈谈他的个人看法，借此也许还可以试探一下苏联对与可能当选的新总统最初的接触有何反应。不过，这毕竟只是基辛格的主意，而不是里根本人的。总之，基辛格是过于精明了，他相信里根会倾向于他和他的思想。这就是为什么他还建议我们等待选举结果并看一看里根会做些什么的原因。我给莫斯科的建议是暂时不要以任何方式对此作出反应，耐心等待选举的结果。基辛格从未成为里根的顾问。

卡特的失败

　　里根以压倒多数战胜了卡特，并且彻底打败了包括参议员弗兰克·丘奇在内的自由派国际主义者。我们不久就得到了如何与新总统打交道的明智建议。提出这个建议的不是别人，而是前总统尼克松。这位前总统出人意料从纽约赶到我们驻美使馆，出席在 11月6日选举后两天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他说他的来访具有特殊的目的，他准备与我谈谈里根，并请我把他的观点提请勃列日涅夫注意。
　　尼克松说长期以来他对里根有很深的了解（他们都是加利福尼亚州人）。一方面，他的观点的确很保守，他也的确是个反共分子；另一方面，他希望美国强大，最重要的是，他相当有头脑，是一个注重实际的政治人物。尼克松相信，从长远来说，苏联领导人将会与里根建立起像当年与他之间具有的那种友好关系，但是这需要时间，也许需要很长时间。苏联领导人千万要记住不要过早地让他接触古巴或其他敏感问题，那样做只会使里根变得更加固执。
　　尼克松继续说道，他同里根保持着私人联系，里根经常就不同的问题与他商量。他希望他们能够继续保持联系，他也愿意利用自己长期的经验，帮助里根更好地理解苏联及其政策。尼克松说他还愿意在里根挑选内阁成员后再与我会面，并提出一些与里根政府打交道的实质性建议。
　　这位前总统看起来气色不错，他显然受到新总统上台的鼓舞。虽然里根也曾公开证实他在某些问题上与尼克松商量，但仍不清楚尼克松的影响究竟有多大。不过我得承认尼克松对里根在长时间内将会如何行动的预言相当准确。
　　在莫斯科，我们对里根应首先采取何种政策成为苏联领导人之间激烈争论的话题。我们仍不能确定里根未来的对苏立场，里根要在下一年的1月20日才就职。11月17日，苏联领导层指示驻华盛顿使馆同里根的下属接触，“好好观察一下这些官员，了解他们的看法”，尤其是他们对外交政策，当然也包括对苏美关系的看法。苏联领导层还指示“此事要悄悄进行，应当谨慎小心，不要急躁，更不能唐突，要考虑到他们有进行接触的愿望”。但是里根的助手此时正忙于就职大典，尽享他们的胜利，没有显示出这样的愿望。
　　在华盛顿，我惊讶地发现，美国大多数新闻媒介对总统的态度变得可真够快的。自从杰克·肯尼迪死后，新闻界中许多本已变得玩世不恭、十分轻浮的人士都把里根当成英雄来看待。他们曾把约翰逊看成是一个残忍的家伙，尼克松是一个骗子，福特是个糟老头，卡特无能。但他们一定是支持新总统的。

剥下缓和的外衣

　　1981年1月20日，罗纳德·里根宣誓就任总统。他继承的是一份苏美关系遭到破坏的缓和遗产及冷战的一个新时期。我是这些变化的目击者，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对过去20年来美国外交政策所经历的值得注意的演变的目击者。从肯尼迪和赫鲁晓夫的充满巨大活力、富有戏剧性甚至是危险的时期到约翰逊时代——那时他专注于越南，我们则被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搞得焦头烂额，再到尼克松和福特时的缓和与最高级会谈时期。后来美国外交政策的钟摆就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与苏美关系正常化的时代急剧摆向极右的方向。
　　但我把缓和也看成是一个失去机会的时代，对此我们大家都有责任。在尼克松和卡特之后仍有一个问题没有得到解答，即苏美关系的历史本质是什么。是缓和还是对抗？制约我们关系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虽然缓和是短命的，但不应低估建立伙伴关系的这次失败经历的重要性。首先，它向世界表明，两种社会和政治制度之间的持续对抗不一定是不可避免的，核冲突的危险可以大大降低。尽管受到犹犹豫豫、议而不决的阻碍，两国还是就军事问题达成了认真的协议，军备控制逐渐提到两国关系的主要议事日程上。只要这种政策继续下去，无论是对美国还是对苏联的外交来讲，它都是一项成功的政策。但它却不幸被证明是短命的，不完善的，未能坚持下去。
　　谁应当对缓和的失败负责，是苏联还是美国？美国历史学家把它归咎于苏联实行扩张主义外交政策和保守的国内政策。共产主义时代的苏联史学家则几乎一致把责任推到美国奉行的侵略政策上。俄罗斯联邦新一代历史研究者则走向另一极端，他们极力颂扬对前苏联的一切进行根本性的修正，把一切罪过都加在前苏联政权头上。他们中间只有很少一部分人，例如格奥尔吉·阿尔巴托夫^[3]在其最新著作中试图为两国关系的历史描绘出一幅更完整的画面。
　　但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冷战结束时，我们那一时代的人没有谁利用自己对那些事件的亲身感受和直接认识来回答这些问题。我将从我个人的角度对这些事件进行总结并予以评价。
　　缓和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苏联和美国对缓和有着相互矛盾的概念且难以调和，而双方精英人物没有能够调和这些矛盾最终毁灭了这项政策。苏联精英人物与尼克松、福特及卡特政府一样，从来没有对双方在缓和政策上所持的哲学、政治设想进行真正的审查和透彻的分析。
　　斯大林之后的苏联领导人只满足于把缓和当作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他们把它当作政治生活中的一种自然现象，而不是当作一场与资本主义世界不可避免的战争。因此，他们在寻求缓和的同时，又卷入第三世界的军事和外交活动，以帮助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斗争而自豪，并试图引导他们沿着熟悉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他们认为，用不着诉诸毁灭性的核战争就可以最终取得对资本主义的胜利。
　　美国政府对缓和主要成就的看法则完全不同。对他们来说，缓和是一种在全球范围内对付苏联影响的工具。华盛顿和莫斯科都希望实现缓和，但美国以一种完全不同的阶级斗争观点去影响他国，通过对共产主义的遏制寻求同苏联的全球对抗，并继续对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国家施加压力，指望借助缓和最终搞垮东欧。
　　严重影响缓和及作为其镜子的军备控制进程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两国在对待可能发生的核战争问题上存在着军事错觉。他们都把军事计划定在最坏的基础上，想在第一轮核打击中就对敌人造成毁灭性破坏。但是，由于不了解对方的目的和打算，于是就在彼此互不信任、相互怀疑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不稳定的局面。这就延缓了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步伐，甚至当谈判还在进行的时候，由于武器制造技术上的进步，已使得协议没有什么意义了，我们的核战略也笼罩在模棱两可之中。多年后，也就是1994年5月，在佐治亚州的圣西蒙岛由布朗大学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发起的一次会议上，真相才大白，我与其他一些亲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士参加了会议，在美国一方，万斯，布热津斯基和哈罗德·布朗向出席会议的俄罗斯人证实，卡特政府并没有以第一次核打击理论为基础来对付苏联（尽管卡特像他的前任一样也考虑了当苏联在欧洲发动大规模常规力量的进攻时对苏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在冷战时参与了核战争计划制定的两位俄罗斯高级将领尼古拉·德特洛夫和维克托·斯特拉诺杜波夫也证实，苏联政府和总参谋部从来没有执行过第一次核打击的理论，因为他们相信核战争将给两国带来难以承受的破坏。这与他们在20世纪60年代的公开声明正好相反，用赫鲁晓夫的话来说就是：“生者将会嫉忌死者。”
　　然而，就在双方都花费成百上干亿美元去消除对另一方发动一场突然核打击的忧虑的同时，任何一方对这种战略连想都没有想过，因为他们都知道这对双方都意味着巨大的灾难。当然这一切我们也是到现在才知道。缓和正好可以缓解此种担心，但是，对缓和所持的矛盾的态度不可能使之成为两个超级大国都接受的思想。每一方实际上都在遵循自己的缓和观，每一方都在实行有利于实现自己的目标的双重标准，并以此评判另一方的行为。同时双方领导人也未能向公众解释清楚缓和的希望和局限。

　　在美国方面，随着尼克松和基辛格的上台，缓和即已开始。那时的问题是这位老政治家是否像他在竞选中说的那样变成了“新”的尼克松。这是一个错误的问题。尽管他仍然是一个保守派，但他毫无疑问也在用新的眼光看待与苏联的现存关系。然而，尽管尼克松和基辛格对缓和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不容置疑的贡献，但我通过自己与他们多次密切接触得出的结论是，他们上台后根本没有全面考虑他们的缓和思想，更不用说想出一种方法以结束冷战。我相信他们那时也没有把缓和作为最终目标，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想得那么远。
　　在他们刚上台一年左右，尼克松和基辛格对苏美关系根本就没有明显的积极性，他们面临的最迫切的外交问题是尽快结束越南战争。这——不是抽象的缓和外交思想——才是他们希望同苏联改善关系的主要动机，简言之，缓和的思想是与一个更紧迫的短期任务，即结束越战紧紧相连的。
　　但把每件事都与越南战争联系起来则未免太简单化了，也是不能接受的。当尼克松和基辛格开始考虑美苏战略平衡时，他们一定考虑了长期的影响，这当然是美国安全的基本问题。所以，他们希望通过谈判达到战略和常规武器之间最有利的平衡。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美国政府想通过加强与苏联的联系来控制其西欧盟国的行动，因为它们正试图独立地与苏联发展关系。前面我已谈过选举上的考虑对苏美关系的影响，但那只是一种策略上的，而不是战略上的影响。
　　尼克松的继任者福特，尤其是卡特没有执行一贯的缓和政策。他们的缓和思想是前后矛盾、模棱两可的。这只要回忆一下白宫在 1973年秋阿以战争达到高潮时让它自己的军队作好对付苏联的准备就行了。这件事直接而有力地说明，不管我们在签署的协议中如何常常使用“伙伴”一词，美国领导人根本不准备在诸如中东之类的地区把苏联当作一个平等的伙伴。
　　同样重要的是，在美国国内，尽管在商界、宗教组织及许多公共政策和外交关系协会中有着强烈的支持缓和的情绪，但支持缓和的运动从来没有作为一支统一的力量而发挥作用。两国都未能将缓和的深厚政治基础建立在国会与公众的广泛联系上。商业、文化和科学交往不足阻碍了巩固的物质和社会政治联系的形成，这又进而妨碍我们在高度情绪化的人权领域找到解决办法，从而阻碍了淡化冷战色彩的进程。
　　与此同时，反对缓和的人却相当有组织，活动也频繁。一些就苏美关系向政府施加压力的有影响的集团组成了现实危险委员会，该委员会起了相当大的消极作用。犹太人集团、新保守主义集团及其支持者也是如此。最后到里根时期，美国政治中最保守、最沙文主义、最好战的代表也走到了前台，鼓吹要在越南战争失败后重新树立美国的世界领袖地位。
　　在安哥拉、埃塞俄比亚、索马里、也门和阿富汗等第三世界国家发生的事对缓和也造成了相当的损害。当基辛格和尼克松及其继任者发现，缓和根本没有能保证维持世界社会和政治现状时，由基辛格和尼克松发展起来的缓和思想就极大地动摇了。莫斯科也从错误的假设出发参与对它的破坏，它认为苏美关系可以脱离世界其他地区的事务而独立发展。
　　美国对此采取的对策是，通过在它认为对我们至关重要的地区施加压力来协调它与苏联的各种关系。比如，它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过程中就是这样做的。连锁原则是由基辛格提出的，虽然这与他寻求同苏联达成苏美之间限制核武器协议的目标相矛盾。由于基辛格的自相矛盾就导致在1976年选举之前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被冻结了。结果，福特决定用以实力促和平的口号取代缓和的这个词。“苏联扩张主义”成为一个新的警语。到卡特和布热津斯基时期，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成为连锁原则的长期抵押品。
　　水门事件极大地削弱了尼克松和福特执行一项连贯的苏美关系方针的能力，但在卡特时期，苏联严格的犹太移民政策和对持不同政见者的迫害对这一方针造成的破坏更大。把缓和与苏联国内情况联系起来标志着同尼克松和福特时代完全决裂。苏联领导层把它看成是即使不是想改变，至少也是想削弱自己的政治基础的一种尝试。苏美关系越来越集中到了一个问题上，并因此依赖于过于狭窄的基础，即限制战略武器的增长。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情况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截至1972年，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几乎完全集中在核武器问题上，它们通过订立条约来禁止核试验、限制核扩散和限制反导弹防御体系。
　　但是，在1972年至1974年间，两国政府有意将它们的联系扩大到另外三个领域，但没有一个取得了特殊的成就。首先，两国政府进行了其他形式的军备控制谈判，特别是在维也纳就削减欧洲常规军事力量问题进行了商谈，但没取得多大进展；其次，我们又试图在1975年1月扩大两国的经济关系，但美国国会对此给予了沉重打击，后来我们又努力达成妥协来消除对苏联的贸易歧视，但结果还是一无所获；再次，我们努力为我们两国在危机时刻的行为和关系制定规则，但是从1972年到1974年，两个超级大国在各种情况下所进行的活动都是我行我素，好像它们从来没有签署一份名为“苏美关系的基本准则”的文件似的。这份文件是在1972年莫斯科美苏最高级会谈时签署的。莫斯科对自己在非洲无视这些原则负有责任，而华盛顿在中东的行为也应受到谴责。
　　莫斯科也有它自己的连锁观。1972年，苏联的战略是把最高级会谈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成功连在一起。事实证明，这种战略是错误的。在最高级别的会议上全面及早讨论苏美关系也许有助于为签订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议，并取得更多的谅解铺平道路。由于维持双边关系的主要渠道——限制核武器谈判——因政治形势的恶化已被封死，缓和也就走进了死胡同。此外，造成缓和失败的另一个原因是美国国内对缓和缺乏政治上的一致支持。因此，不难得出下面的结论：没有政治上的缓和，军事上的缓和是不可能的。

　　在苏联，勃列日涅夫外交政策的主要因素至少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其中一些早在赫鲁晓夫时代就已形成，其中包括对西方的缓和；保卫东欧现状；对中国的遏制；卷入第三世界事务等。在卡特当政时期，苏联领导人追求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回到缓和的主要轨道上去，这一政策在1972年尼克松与勃列日涅夫最高级会谈取得最初的巨大成功后，由于各种困难的积累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失败了。
　　尽管存在国内政治、意识形态或军事方面的阻碍，我们在外交上仍一直致力于缓解国际紧张局势，限制和削减武器储备。我们的外交政策过分受意识形态的左右，为了“履行对其他民族的国际义务”，我们卷入了地区冲突，从而造成了长期的对抗。莫斯科相信它这样做是在帮助第三世界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这种情况由于苏联领导层的大国抱负以及与美国发生的不可避免的——尽管是不必要的——冲突而复杂化了。在古巴首开危险的先例，然后又蔓延到了非洲，这就破坏了我们极力建筑的缓和基础。
　　当苏联领导人试图把缓和与他们所说的在世界范围进行的阶级斗争相调和的时候，他们错误地估计了华盛顿的反应，认为这样的地区冲突只是些次要问题，莫斯科以某种方式可以把它们同诸如军备控制等基本问题分隔开来。公正地讲，同样的批评也适用于华盛顿，适用尼克松、福特和卡特政府在中东所奉行的政策。在中东，美国外交一直把这一地区划为禁区，极力消除我们的影响，把苏联排除在外。在卡特离任前，美国还在三大洲的阿富汗、索马里和安哥拉以及萨尔瓦多、尼加拉瓜等地利用代理人进行战争。
　　至于苏联境内侵犯人权，这完全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它涉及到犹太移民问题、对持不同政见者的粗暴对待、苏联对以色列和中东的政策、最后还有与此毫不相干的美苏贸易关系等，这一切全都缠绕在一起。
　　我仍然认为，如果我们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考虑问题，解决与美国犹太人社区的争端也许会极大地促进缓和的进程。我不止一次向勃列日涅夫和葛罗米柯提出过这个问题，但他们的态度总是毫无理性；他们的答复也是含含糊糊，不得要领。他们甚至说：“不能屈从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压力，让他们来干涉我们的国内事务。”很难向他们解释清楚我们的人权政策受到了美国公众的普遍憎恨，我们的使馆人员也越来越憎恨极端主义组织的恐怖行径。
　　苏联领导层还低估了美国国会在制定外交政策方面的重要作用。这首先是由于他们自己对我们的国会——最高苏维埃人民代表大会缺乏尊重，苏维埃对党的领导人所作的所有决定也是顺从地一味予以批准。莫斯科据此认为同美国总统达成协议是首要的、实实在在的事情，对美国国会的情绪就不去考虑了。结果，国会总是有惊人之举，往往给苏美关系以重大打击。
　　勃列日涅夫那一代人所受到的意识形态束缚由于苏联与世界的隔离而增加了。这也许是斯大林留下的最大遗产，从我们对美国政策缺乏经验和无知中可以反映出这一点。苏联领导和人民不懂得美国及其政治权力的源泉，错误地把尼克松也当成苏联那样的美国总书记。直到1973年我们的人民才开始认识到美国国会至少也和美国总统一样有权。克里姆林宫也明显低估了美国公众舆论的影响。这种隔绝的另一个严重后果是，它最终滋生出一种对这个模糊的世界，首先是对美国的怀疑和敬畏之情。美国因此仅仅被看成是罪恶和具有扩张野心的国家。当然，美国反过来也是如此，它对我们国家同样知之甚少。
　　苏联领导人常常用意识形态的语言来讲话，甚至他们之间的交谈也是如此。这种语言也成了官方报纸《真理报》和《消息报》的语言。他们表达思想的方式和格式无疑也影响到其内容，他们用的都是些政治、哲学方面的专门术语，对他们中的某些人来说，这是掩盖其对外交事务一无所知的最简便的方法。
　　苏联军工企业联合体的影响日益增长也是逐渐破坏缓和的主要因素之一。这不仅是因为它同美国一样对尖端技术有着日益增长的需要，而且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安全机关的所有活动都是高度保密的，其程度西方人连想都没法想，因此，苏联议会和公众舆论对国家的军事政策和国防计划实际上无力控制。甚至连大多数的政治局委员也不完全知道，因为国防部长和国防工业部长只对总书记负责，党的总书记同时也是三军总司令和国防委员会主席。勃列日涅夫同他曾经领导过的军工企业联合体有着长期的密切联系，他也比较偏爱军事。由于他参加过伟大的爱国战争（虽然并不怎么出名），他总自以为自已是军事方面的最高权威。
　　总之，军人及军事工业的领导作为勃列日涅夫在党和政府内的可靠支持者，自然可以使自己的计划在他那里畅行无阻，但这些人对外交政策是一点也不懂，也很少承担责任。这些军事计划没有经过严格的审查，也不受总书记办公室外的公民控制，甚至不受最高苏维埃、政府乃至政治局的审查。政治局这个所谓的国家最高决策机构有时只是简单地收到通知，而不是向它征求意见。
　　这一切造成了不受控制的军备竞赛，而这种竞赛与特定的外交政策目标或缓和的一般思想并无关联。两国在尼克松任职期间采纳的军事平衡原则被苏联最高军事领导人解释为授权给他们去发展他们的美国对手所拥有的各种武器，而且质量上还要更好一些。赫鲁晓夫向整个国家和国民经济提出的陈旧口号“赶上美国并把它甩在后面”也被军队理解为允许其进行扩张。这种平衡思想实际上剥夺了我们确定自己的军事政策的可能性，因为它意味着我们必须遵循美国为实现它自己的目标而确定的路线，而不是走我们自己的路。结果，尽管我们在装甲部队、火炮、自行发射装置的数量上已远远超过美国，仅在一些战略武器上落后于美国的时候，苏联又开始了新一轮战略武器和常规武器的军备竞赛。
　　保密方式也引起国外的疑虑。除了葛罗米柯本人之外，包括我在内的每一位苏联高级外交官对苏联的军事扩张计划都是一无所知，却还与各自的外国对手按照一些过时的数字讨论这些事情。有时，我们也按照莫斯科的指示，装作不知道而不说实话，如在用作太空目标跟踪的克拉斯洛亚斯克监测雷达事件上就是如此。我们只是重复了官方的立场，坚持这项计划是在与美国签署的导弹防御协议的范围内，但实际上我们已违反了这个协议，负责雷达系统建设的陆军参谋部在一封给勃列日涅夫的备忘录中承认了这一点。我要指出的是——不是为苏联领导人辩护，而是澄清事实——他们自己也并不总是相信美国会在遵守军备控制协议方面做得那么光明磊落。
　　这一切使西方公众对苏联的意图持消极态度。这样做的结果也使得我们不知不觉地帮助了美国某些热衷于捏造一个“邪恶帝国”敌人的假象的人，他们鼓吹要想和这个敌人作战必须全国团结一致，做好战斗准备，花销多大也在所不惜。
　　但是，军费开支的增加大量消耗了苏联的资源。停滞的迹象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即已初现端倪，并逐渐损害到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反过来这又刺激美国领导人尽可能施加政治、经济、心理和军事压力来迟滞苏联的全面发展，削弱我们的国际地位。使情况更为复杂的是，克里姆林宫任凭苏联外交政策遵循一种过度扩张的帝国模式，而这种模式在十几年前便让美国吃尽了苦头。
　　最后但并不是最不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本人。在1970年至1974年间，西方政治家把勃列日涅夫描绘成比较值得赞扬的名人，说他能处理国际事务和谈判，渴望和平与秩序。事实也的确是这样。但是70年代后期见过勃列日涅夫的西方领导人则把他看成是另外一个人，我们这些苏联外交官回莫斯科时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对世界的发展越来越不关心，渐渐地，他只是间接参与制定我们在重要谈判中所采取的对策，包括在限制战略武器中的立场。虽然他也主持会议，对我们的政策予以最后的批准，不过却是以一种非常敷衍塞责的态度。勃列日涅夫个人不再给缓和以任何推动，这也对它的失败起了一定的作用。不要忘记，由苏联总书记和他的美国对手的个人抱负和魄力促成的缓和决不是微不足道的，这也是最高级个人会谈显得如此重要的一个原因。他们还是拥有对最重要的事务作出最后决定权的大人物。不幸的是，自尼克松以后，两国领导人都低估了这些会谈的必要性。这些会谈可以公开交换意见和相互评估对方的观点，并在制定政策中吸收这些意见。
　　让人感到可悲的是，虽然勃列日涅夫和卡特两人原则上都赞成缓和和放慢军备竞赛速度，但是事情却朝着另外的方向发展，克里姆林宫没能从潜在的对手卡特身上看出他赞成那个目标。相反，苏联领导人把卡特政府相互矛盾的外交政策看成是反对苏联利益的阴谋，而卡特本人在制定外交政策时感情用事和朝三暮四则更是于事无补。
　　过分拖延批准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议（美国方面从未批准）；军备竞赛；在非洲、中东和古巴的争夺；在人权问题上的公开对抗以及中美在反苏基础上建立友好关系，这一切降低了苏美关系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优先地位，与此同时，卡特政府还宣布增加对苏联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压力，以此促使其外交尤其是国内政策的变化。毫不奇怪，卡特的行动自然会引起莫斯科的特别不满，双方也就不再试图去理解和调整它们在许多对立问题上的态度。
　　所有这些因素和1977年至1979年在这个变化中的世界发生的动乱加在一起，使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对抗变得更加激烈。最后，苏联干涉阿富汗使缓和政策的外衣被彻底剥掉，两国又重新回到了冷战状态。

^[1] 理查德·文森特·艾伦（Richard Vincent Allen，1936年1月1日—— ），美国政治顾问。1966—1968年任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1969年任副国家安全顾问。1977—1980年任里根的首席外交政策顾问。1981—1982年任国家安全顾问。1982年因索贿丑闻被迫辞职。

^[2] 哈默亲口告诉我，他与罗纳德·里根的妻子南希关系不错，她曾给他看过一些从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理查德·艾伦那里得来的私人备忘录。备忘录告诫里根不要与哈默保持密切联系。艾伦确信哈默是克格勃间谍，尽管他并没有证据来证明。据南希·里根说，她的丈夫对艾伦的怀疑一笑置之。而且，他还任命哈默为从事癌症研究的医疗机构的白宫协调员，这是一个荣誉极高的慈善职位，算是对哈默为他的竞选所作贡献的一种回报。

^[3] 格奥尔吉·阿尔卡季耶维奇·阿尔巴托夫（Георгий Аркадьевич Арбатов，1923年5月19日——2010年10月1日），苏联历史学家。1939年加入红军。1943年加入联共（布），参加了卫国战争。1949—1953年任外国文学出版社高级科学编辑。1953—1957年任《哲学问题》杂志主编。1957—1959年任《新时报》主编。1959—1960年任《共产党人》杂志顾问。1960—1963年任《和平社会主义问题》杂志专栏作家。1963—1964年任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1964—1967年任苏共中央委员会顾问。1967—1995年任美国和加拿大RAS研究所所长。1971—1976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74—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76—1981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81—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5—1997年任联合国援助协会主席。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苏联解体后，于1991—1996年任俄罗斯联邦外交部外交政策委员会委员。2010年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