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十月战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1962-1986）

第十七章十月战争

↘莫斯科，华盛顿和中东
↘战争开始
↘基辛格的花招
↘一场新的危机
↘超级大国增加赌注：美国发出战斗警报
↘战争结束，尼克松道歉

莫斯科，华盛顿和中东

　　1973年10月爆发的阿以战争使两个超级大国卷入了一场近乎于对抗的竞争，同时也使它们展开了一场合作，这一合作实际上就是主要通过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的秘密渠道进行密切的日常接触。这两个国家发现自己被深深地卷了进去，一方面是寻求尽快结束这场战争的伙伴，一方面又是向各自的传统代理人提供武器援助的对手。与此同时，这场危机表明，可以使紧张局势地方化，也可以防止让紧张局势破坏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的关系。这是在缓和条件下出现的第一次严重的国际冲突，它对缓和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尽管两个大国为结束这场战争而进行了合作，但它们（尤其是美国人）都试图操纵事件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扩大自己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双方都不愿意让自己陷入战争的泥潭，同时又要保持两国间的关系。但正如人们后来从基辛格的回忆录中看到的那样，他同时还准备打着缓和的幌子，利用甚至牺牲这种关系来削弱和——如果可能的话——消除苏联在中东的影响。他明确表示，美国不愿为了缓和而牺牲它的地缘政治立场。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人们常常忘记“缓和不是友谊，而是在对手之间建立一种关系的战略。我们的中东政策的首要目标最终是为了削弱苏联的地位和影响，正像苏联也想削弱我们的一样”。^[1]
　　美国在这次战争期间的政策几乎是由基辛格一手制定的，尼克松在此期间完全被水门事件以及由它衍生出的一些问题缠住
　　了。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场战争在美国方面是基辛格的战争。因此，美国外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操纵阿以对立双方，使它们只听美国的摆布，并将苏联置于在和平进程中无足轻重的境地。
　　这就是美国对中东问题的态度，特别是基辛格对解决中东问题的看法与我们大相径庭之处。尽管勃列日涅夫和整个政治局在促进阿拉伯国家及其自身利益的同时也在极力协调苏美之间共同做出努力，但华盛顿实际上却在尽力排斥苏联，正如它在战争结束时及刚刚结束之后所做的那样。与此同时，华盛顿与莫斯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特别是在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其用意是在对以色列最有利的时候和苏联共同倡议实现停火。
　　苏联在战争期间的目的十分单纯：重新赢得阿拉伯国家的信任，防止它们在军事上出现溃败，指望同尼克松政府建立的新的合作关系能够使我们共同参与和平进程。
　　甚至在1973年10月战争爆发之前，苏联政府已数次提醒尼克松和基辛格阿以发生军事冲突的危险性已越来越大。莫斯科认为，对苏联和美国来说，消除这场战争的唯一方式是协商制定出和平解决这场中东冲突的基本原则。当基辛格于5月份为准备最高级会谈来莫斯科时，苏联方面即首先向他提出了这一建议。在6月份举行最高级会谈期间，勃列日涅夫在圣克利门蒂同尼克松进行热烈讨论时又亲自发出了同样的警告。9月份，当葛罗米柯在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与尼克松和基辛格举行例行会谈时再次向他们重复了上述警告。
　　基辛格后来承认，他们将苏联提出的警告误认为是“心理战，因为我们认为以任何理由做出的战争选择都会损害苏联和阿拉伯国家的地位”。换句话说，尼克松和基辛格实际上拒绝了和苏联一道承担缓和紧张局势的责任。谁知道？或许两国政府可以联手采用更有力的手段，强迫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寻找和平解决争端的办法，从而制止战争的爆发。
　　这场战争逼迫华盛顿和莫斯科为解决危机而建立更为密切的联系。但合作过程却很不顺利。从10月6日战争开始直到10月 20日停火，两国根据战斗发展的趋势以及各自对战争进程的判断，一会儿敦促迅速停火，一会儿又采取拖延战术推迟停火。双方重新开始向各自的战争代理人提供武器弹药，以此作为当它们认为时机成熟时逼迫交战双方实行停火的杠杆。
　　在这场战争最关键的阶段，即以色列打破停火的时候，华盛顿命令其武装部队处于戒备状态。人们认为这是对苏联威胁要单方面进行干预做出的反应，但促使华盛顿这样做的原因实际上一方面是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缺乏足够的信任，另一方面是以色列希望凭借着基辛格外交的支持在最后时刻获得额外的领土利益。我们两国最终商定了一项停火协议，并且共同主持了和平解决中东问题的谈判，尽管华盛顿（特别是基辛格）想方设法要将谈判置于它的单独控制之下。
　　在战争期间，华盛顿和莫斯科的所有高层通信往来实际上都是通过基辛格—多勃雷宁秘密渠道进行的。我个人处于一个相当困难的境地，因为出于保守军事秘密或担心美国人破译我们的电报的考虑，莫斯科减少了发给我们驻华盛顿使馆的有关作战以及和这场战争有关的外交活动的情报。缺乏情报使我无法像往常那样对基辛格发表看法。后来，当我从基辛格的回忆录中读到他是如何富有技巧地与我进行谈话时不由得使我忍俊不禁，我们说的是同一件事，但动机却截然不同。他再次证明自己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外交家，尤其是当他为自己和以色列拖延时间时就更是如此。尽管如此，我相信我们彼此间还是非常理解的。
　　叙述这些事情并不是为了描写阿以战争的全面外交史，而只是为了回顾一下我亲自参与的苏美交换意见的情况。这中间包含着以前从未披露过的细节，它将充实其本身即极具戏剧性的许多事件的历史记录。

战争开始

　　对我来说，这场战争是在10月6日一大早开始的，当时我被基辛格于6时40分从纽约打来的一个电话唤醒了。他要我立即向莫斯科转告他即将告诉我的有关以色列面临着战争威胁的消息。他代表总统向苏联领导层保证，美国和苏联一样非常想阻止中东地区爆发又一场大规模军事冲突。美国人不是在做戏，他强调说，而是想立即采取有效行动，阻止中东地区发生的情况失去控制。
　　基辛格的电话令人非常惊讶。自从6月份勃列日涅夫在圣克利门蒂对尼克松谈到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发生军事冲突的危险正在日益增长以来，我还没收到过莫斯科就此问题发来的电报。我知道中东地区局势紧张，但我不知道战争已经如此临近。我们使馆没有收到有关安瓦尔·萨达特^[2]在战争前夕与我国驻开罗大使进行谈话的消息，在这次谈话中这位埃及总统明确暗示了战争将要发生，但没有说出具体的日期。我们也没有收到苏联人的家属已从埃及和叙利亚撤离的消息。
　　几个小时之后，基辛格告诉我埃及和叙利亚已经沿苏伊士运河和戈兰高地停火线向以色列发动了全线进攻，这条停火线是沿着以色列在上一次中东战争，即1967年的六日战争期间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建立的。基辛格已经到纽约参加一年一度的联合国大会去了，他希望召集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他希望苏联和美国的代表都能得到采取一致立场的指示，而不要袒护各自的传统上的代理人。他说，美国打算提出一项决议案，呼吁双方停火并返回原先的位置，组成一个专门委员会来解决这场冲突。
　　莫斯科迅速做出了答复：“苏联政府与你同时收到了有关中东地区爆发冲突的报告。我们正在采取一切切实可行的措施弄清楚这一地区发生的真实情况，因为我们收到的报告是非常矛盾的……我们像你一样正在考虑采取可行的措施来挽回局势。我们希望迅速与你取得联系以协调我们的行动。”
　　从10月6日到8日，莫斯科和华盛顿通过秘密渠道一直在紧张地交换着意见。勃列日涅夫极力反对在以色列这个长期以来的侵略者数年来一直霸占着阿拉伯领土的情况下召开安理会会议。他反对让阿拉伯国家从它们刚刚占领的土地上撤走，因为它们实际上只是赢得了本来就属于它们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勃列日涅夫在写给尼克松的信中说道，“在我们看来至关重要的是，如果以色列表示愿意从阿拉伯被占领土上毫无保留地撤出去，那么以色列和这一地区其他国家的安全将得到保障。以色列为什么不可以接受这一建议呢？”
　　在这场战争的最初几天，莫斯科受到了开罗和大马士革的强大压力，由于它们在战场取得了优势，因此它们不想让联合国进行干预。勃列日涅夫最初答应了它们的要求，尽管不是十分情愿，因为我们总的说来是反对这场战争的，此外，我们不相信阿拉伯国家最终能够获胜。就在此时，尼克松向勃列日涅夫表示他希望中东战争不要破坏苏美关系的成果。正是在这一关键的时刻，他不敢肯定以色列能够迅速取得最后的胜利，并且希望通过莫斯科保持同阿拉伯国家的联系，如果这些国家认为需要的话。
　　从10月10日至13日，莫斯科和华盛顿一直在通过秘密渠道频繁地交换着意见，与此同时，它们还通过秘密渠道紧张地讨论着安理会决议。莫斯科试图扩大这项决议的内容，即规定分阶段撤军，要求以色列军队在严格的期限内从它在1967年占领的所有阿拉伯领土上撤出。华盛顿根本不同意提到以色列撤退的事。
　　10月12日，基辛格让我通知莫斯科，美国不打算向中东派兵，除非苏联这样做。我向他询问有关美国援助以色列的军用物资正在急剧增加的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对此矢口否认。但在10月13日，基辛格通知我他得到报告说萨达特强烈反对达成一项停火协议。因此，尼克松将不再支持我们在安理会做出共同努力：让一切听其自然——此时以色列已开始重新获得优势。基辛格说总统将被迫修改有关限制给以色列提供补给的承诺，并将美国给以色列的援助调整到和苏联给阿拉伯国家的援助相等的水平上。由于轻易地拒绝尽早实现停火，显然萨达特犯了一个巨大的政治和战略错误，因为这种做法导致了几天后出现的军事灾难。
　　10月13日深夜，基辛格用保密电话和我通话。他说白宫仍认为应该实现就地停火（此时以色列人已夺回了某些领土）。我们仍然在强调阿拉伯国家提出的要求，即以色列必须撤到它在1967年战争前占据的边界上，但基辛格说他最多只能同意参照联合国第242号决议。战后通过的这项决议规定了以色列撤出它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以换取同它的阿拉伯邻国和平相处的政策。基辛格说美国只能退让这么多，“即使这意味着要同阿拉伯国家和苏联发生一场冲突也罢”。
　　那天早些时候我参加杰拉尔德·福特的就职宣誓一一他接替因财政丑闻而被迫辞职的斯皮罗·阿格纽^[3]担任了副总统-——仪式时，总统把我拉到一旁。他说他想让我转告勃列日涅夫，为了破坏缓和进程，四面八方都在对两位领导人进行煽动。许多人都想看到缓和失败，尼克松说，“但我们不应当上他们的当，因为两国人民的命运依赖于缓和。告诉总书记，我不会屈服于压力，并将遵守我和苏联领导人达成的协议。”就在总统说他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煽动”的时候，他的国务卿却明显倒向了一边。
　　10月15日，富布赖特参议员来拜访我。富布赖特赞成与苏联建立良好关系，并且支持阿拉伯国家。他说，在白宫向国会领导人提供的一份简报中，五角大楼做出的秘密估计是阿拉伯国家在军事上获得胜利已达到顶峰，用不了多久得到大量美国军援的以色列就会展开反攻，将阿拉伯人赶回苏伊士运河对岸。富布赖特认为有必要让“目光短浅的”萨达特相信，对他来说，最好的出路是接受安理会的停火决议并开始谈判。这将使美国和苏联能够采取联合行动，反过来，这样做又会进一步巩固——而不是削弱——缓和政策。亲以色列和反苏的势力已经联合起来竭力破坏缓和政策。
　　我认为这个判断是准确的，所以向莫斯科做了汇报。与此同时，苏联和美国都开始向各自的保护国大幅度补充武器弹药。
　　10月16日，基辛格通知我们美国正在开辟一条空中补给线向以色列运送物资，随着战争的继续，运送物资的规模还将扩大。停火协议一旦生效，白宫即中止空运行动，苏联也应照此办理。实际上美国的空运是在10月22日开始的，而我们的空运更是在此前两天即开始了。美国向以色列空运了价值22亿美元的军事装备，我相信苏联提供给阿拉伯国家的也不会少于这个数。

基辛格的花招

　　与此同时，美苏之间仍在就联合国决议草案的措词进行协商。由于谈判和整个局势均已进入关键性阶段，因此基辛格向我暗示他或许有必要飞往莫斯科讨论一下呼吁停火的那项联合声明的文本。第二天，勃列日涅夫做出了答复，向这位国务卿发出了邀请，而尼克松也正式表示基辛格被授予全权。
　　不仅如此，基辛格抵达莫斯科（他是10月20日到达的，我陪他一同前往）之后又收到尼克松的另一封密电，尼克松让他把电报内容口头转达给勃列日涅夫。这封电报标志着美国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尼克松说，他同意勃列日涅夫6月份在圣克利门蒂发表的意见，认为代表着两个伟大国家的两位领导人“必须进行干预，为实现公正解决而确定一个恰当的行动方针，然后向各自的盟友施加必要的压力，要求他们接受一项最终能给这一动荡不安的地区带来和平的解决办法”。这项极端重要的建议如果得到贯彻，未来和平解决中东问题的整个方针都会发生变化。但基辛格根本没把这一信息转告给勃列日涅夫，因为它彻底打乱了他的安排。
　　在基辛格动身赴莫斯科之前，他显然将就拟订一项联合国决议展开谈判的时间拖延了一两天，目的是为以色列军队向前推进赢得时间。以色列军队已经在苏伊士运河西岸建立了一个桥头堡，并开始对困守在西奈半岛东岸的埃及军队展开翼侧包围。完成这次战场上的翼侧包抄行动将能够增加他在谈判中进行讨价还价的力量。但是，尼克松最近发出的这项要求同莫斯科合作强行解决中东问题的明确指示完全打乱了基辛格的战略部署。“它将彻底破坏我目前掌握的那点讨价还价的力量，”基辛格在电报中对他的副手斯考克罗夫特说。随后他又打电话向黑格发牢骚。黑格此时已从五角大楼调回来接替霍尔德曼担任白宫办公厅主任。但黑格不愿干预此事，他对基辛格说他自己也遇上了麻烦。刚刚晋升职务的黑格将军正是进行着一场星期六夜晚大屠杀：尼克松解除了司法部长以及司法部其他一些级别较低的官员的职务，因为他们拒不解雇水门事件检查官。
　　基辛格故意无视总统的指示，尽管他没有直接承认这一点。他在回忆录中表示，他遵循了早在他前往莫斯科之前总统即已批准的那项有关联合国决议的计划，但他只字未提有关向勃列日涅夫阐述美国新的立场的事。我不记得他在同勃列日涅夫和葛罗米柯进行的数小时谈话中曾说过这样的话。
　　令基辛格感到惊讶的是，苏联领导人异常迅速地同意拟订一项妥协性停火决议草案。该决议草案呼吁立即实现停火并依从第 242号决议（这一决议基本上是美国人起草的）。莫斯科接受了这一决议草案，它认为它将是一个公平的文件，同时它也知道军事形势已经不可逆转地朝着有利于以色列的方向转变（萨达特这时祈求我们赶紧达成一项停火决议）。这就是勃列日涅夫为什么向基辛格建议由我们两国立即共同在安理会提出一项决议案的原因。
　　但基辛格显然想拖延一些时间。他说他需要时间进行磋商。在他从莫斯科回国的途中，他打算在以色列停一下，说服以色列人同意实现停火。勃列日涅夫无奈只好同意延迟。勃列日涅夫不可能知道的是，当基辛格说服以色列人的时候，他们将意识到他们可以利用停火刚生效后几小时的混乱，包围在苏伊士运河东岸的埃及第三军团。实际上这是从一开始即预谋要违反协议。后来，基辛格以赞同的口吻描述了以色列的行动。唯一不清楚的是尼克松是否知道他的国务卿所耍的花招。
　　10月22日深夜，安理会采纳了一项重要的决议，即第338号决议，宣布达成了一项停火协议。不管两个超级大国的对立有多么严重，但这项决议是它们共同倡议的。

一场新的危机

　　尽管这场危机表面上得到了和平解决，但它的高潮事实上还没有过去。停火仅几个小时，协议便遭到了破坏。以色列军队违背承诺向苏伊士运河推进，企图包围并粉碎仍然留在苏伊士运河东岸、具有大约2.5万人的埃及第三军团。
　　第二天，尼克松接到勃列日涅夫生气地通过热线发来的一封电报：“总统先生，以色列已经全面违反了有关在中东实现停火的安理会决议。刚刚于两天前才达成的协议被以色列领导人的这一行动给蓄意破坏了，我们为此感到震惊。您所处的地位可以使您更清楚地知道以色列为什么会采取这种背信弃义的行动。我们看出只有一种办法能够挽救局势和实施这项决议。唯一的办法是强迫以色列立即贯彻联合国安理会的决定。情况万分危急，这不仅是针对中东局势，而且也是针对我们两国的关系而言。”
　　尼克松答复说，美国“将承担全部责任，保证让以色列中止军事行动”。但他在答复中还说，根据他掌握的情报，应该承担破坏停火的责任的是埃及。“您和我达成了一项历史性的解决办法”，他写道，“我们不应使它遭到破坏。”
　　在这一天当中，白宫和苏联使馆进行了积极的接触，以协调我们在安理会为讨论停火而召集的另一次会议上的立场。勃列日涅夫通过热线再次向尼克松表示：“我很高兴地通知您，埃及方面愿意立即停火，如果以色列军队也这样做的话。您可以明确告诉以色列政府这封电报强调了苏美在安理会采取一致立场的必要性。
　　当时我正在莫斯科参加讨论这次危机的政治局会议。我听到安瓦尔·萨达特用特殊电话给勃列日涅夫打电话，这位埃及总统请求“救救我和埃及首都，它已经被以色列坦克包围了”。当勃列日涅夫给我国驻开罗首席军代表打电话问及此事时，这位军代表回答说开罗尚未面临直接的威胁，但他又说，当萨达特获悉几辆以色列坦克越过苏伊士运河，正在向开罗挺进时，“他完全丧失了信心”。事实上这只不过只由三四辆坦克组成的侦察部队，它们不久便撤了回去。
　　但是，事态发展的真正核心问题是埃及的第三军团，它目前被以色列人包围在苏伊士地区。除非停火立即生效，否则第三军团将被粉碎。由苏联和美国共同倡议的另一项安理会决议，即10月 23日的第339号决议，很快就获得通过。它要求双方退回各自的停火位置并派出联合国观察员。
　　第二天早晨，勃列日涅夫气愤地通知尼克松，“当第二个呼吁立即停火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刚刚生效后几个小时”，以色列军队即在苏伊士运河西岸和东岸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他表示相信总统将能够向以色列施加影响，停止其违反这项新的决议的做法。苏联领导层本身当时几乎没有什么办法来影响事态的发展，这使克里姆林宫感到十分恼火。克里姆林宫对以色列和美国政府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因为它坚信以色列至少和白宫达成了默契，否则它不可能采取行动。
　　苏联政府就“以色列背信弃义地”向埃及军队和人口密集区发动进攻发表了一项公开声明。声明说：“苏联政府提醒以色列政府注意继续向埃及和叙利亚实施侵略行动将造成的极为严重的后果。”紧接着，莫斯科收到了我国驻埃及首席军事代表发来的另一封急电。电报说以色列人仍在进攻，埃及第三军团已被包围，除非停火协议立即生效，否则它将被歼灭。我国驻开罗使馆报告说萨达特的统治即将崩溃。
　　当天晚上，勃列日涅夫召集了一次政治局紧急会议。作为葛罗米柯的助手随同他参加这次会议的瓦西里·格鲁比亚科夫^[4]后来告诉我，国防部长格列奇科提出了极为过分的意见。他坚持要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地“显示我们在埃及和叙利亚的军事存在”，他的观点得到了波德戈尔内的支持。柯西金明确表示反对，葛罗米柯对他表示支持。态度谨慎、试图在阿拉伯国家和美国之间玩弄平衡策略的勃列日涅夫也反对让我国军队卷入这场冲突。
　　于是，经过激烈的争论之后，他们最终同意给尼克松发一封电报，电报的措词非常强硬，但不包含任何单方面采取行动的威胁。然而，当这封电报发到华盛顿，电文中出现了一段有关我们要卷入这场冲突的较强硬的话。没有人能够猜出这段话是如何以及在什么时候被塞进电报中去的，因为这次会议的主要参与者已经不在世了。最后的决定可能受到了萨达特通过电话发出的最后呼吁的影响。
　　结果，这封电报提醒尼克松注意，由于以色列破坏了停火，因此它在“公然向苏联和美国进行挑战，因为安理会决议是根据两国的一致意见达成的”。勃列日涅夫建议派遣苏联和美国部队进驻埃及，他直截了当地警告说，“如果你们认为在这方面与我们合作是不可能的”，他愿意单独采取行动。勃列日涅夫最后说：“让我们在这一特殊的问题上和在这种复杂的形势下共同履行这项协议吧。这将成为我们两国为了和平利益而采取一致行动的典范。”正如最后这段话所显示的那样，苏联领导人此时仍希望与美国政府进行某种合作。
　　为了进一步施加压力，苏联空军在外高加索地区举行了几次象征性的演习，有一两架苏联运输机飞抵开罗。但正如我后来从莫斯科了解到的那样，华盛顿根本不必真的感到惊恐，因为苏联政治局从未打算干涉中东。这样做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上都是不可行的，因为当时苏联没有对这一地区进行大规模干涉的力量。即使我们有这个力量，这样做也将把这场阿以间的战争变成苏美间的直接冲突。莫斯科没人想这么做。
　　基辛格在其回忆录中声称华盛顿担心苏联进行干预。事实也许如此。但致使美国人产生这种担心的一个主要因素是他们不同意苏美联合采取军事行动以监督或观察由联合国主持的停火，这种推测显然更接近于事实。在美国政府看来，那样做等于允许苏联向中东地区进行军事渗透，对此基辛格是不会接受的。
　　当我于10月24日傍晚通过我们的保密电话线向基辛格宣读勃列日涅夫的来电时，基辛格说话的声音听上去显得很紧张。他把电文又向我复述了一遍，以便弄清楚他的理解是否正确，并答应立即向总统报告此事。
　　晚上10点15分他回电话说，尼克松已命令总统顾问和白宫助手们召开一次会议。总统希望能够等到会议结束，在此期间苏联不要单独采取行动，以免造成严重局势。
　　尼克松在答复中表示同意勃列日涅夫的意见，即我们共同采取协调一致的维和行动是极为重要的。然而，他拒绝了勃列日涅夫提出的联合向埃及派出苏美军事力量的建议，认为“在当前的环境下这样做是不合适的”。尼克松说，华盛顿没有得到以色列明显违反停火决议的任何情报。因此，他强调说，苏联发出单方面采取行动的警告造成了极大的忧虑并可能产生难以估量的后果。尼克松表示他愿意增加人力和设备，加强联合国监督停火部队的力量，并宣布他本人同意让某些美国和苏联非战斗人员加入联合国监督停火部队，如果勃列日涅夫所说的向中东地区联合派遣部队就是这种含义的话。

超级大国增加赌注：美国发出战斗警报

　　收到尼克松的电报后不久，我们使馆即从收音机里听到消息，美国武装力量正在进入战备状态。官方没有对此消息加以证实，最初报道中也未提及苏联。但接下来我们又从广播中听到苏联蓄意威胁要向中东派兵以强制实现停火，即便美国不参加也罢。广播报道说苏联飞机正在靠近这一地区，并强调白宫拒绝屈从苏联的压力。“白宫采取的”坚定立场是——广播中说道——“阻止苏联对这一地区进行军事干涉。
　　坦率地说，和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时相比，我听到这些报道时并没有过分地感到惊讶。但我感到极为气愤。我用专用电话给基辛格打电话，并且以在我们的私人关系中极不寻常的声调要求他做出解释——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在我们私下谈话时，基辛格丝毫没有暗示美军进入战备状态的可能性。我强调指出，这种做法显然是和他最近在莫斯科谈判的精神背道而驰的，我看不出美国政府极力制造一场危机即将来临的印象的理由何在。
　　基辛格为自己辩解说，莫斯科不应将白宫命令进行有限的战斗准备看成是美国政府采取的一个敌视行动，这样做主要是出于“国内的考虑”。他向我保证第二天即会取消这道命令，与此同时，我可以极其秘密地紧急向勃列日涅夫做出通报。的确，这道命令在 10月26日即被取消了。
　　基辛格没有特意说明他所谓的国内考虑指的是什么。我这方面则强调美国发出战斗警报是和我们一直在尽力促进的两国关系的总体水平是完全不兼容的。那天晚上，当我们两人因在肯尼迪剧院观看一出新歌剧的首场演出（在一场“严重危机”期间！）而不期而遇时，我们又进行了一次类似的紧张谈话。唐纳德·肯德尔^[5]碰巧也去看戏，他纳闷究竟发生了什么。我对他说：“噢，那只不过是亨利耍的一个花招。”

战争结束，尼克松道歉

　　我当然没有出席10月24日夜里举行的那次白宫重要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下达了进入战备状态的命令——但两个星期
　　之后，我在副国务卿拉什的住所与他共进午餐时从他那里听到了有关这次会议的详细情况。这次午餐会是在两个星期前即安排好的。（尼克松曾一再暗示他有可能任命拉什担任国务卿，但他最后还是任命了基辛格，而让拉什做了他的副手。这件事显然刺伤了拉什的感情。）尼克松没有出席这次会议，其原因拉什也不清楚。
　　后来官方解释说总统被水门事件拖住了，但我认为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如果白宫认为苏联真的像基辛格后来所写的那样要对中东进行干涉——那很可能引发一场冲突——的话，那么总统肯定要参加这次会议的。但他为什么没有在那里？难道他还不如他的某些助手那样担心吗？后来他为什么就发给勃列日涅夫的电报表示歉意？
　　根据拉什所说，参加那次会议的有国防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6]、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托马斯·摩尔^[7]海军上将和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柯尔比^[8]。他们得到了有关苏联空军行动的情报，并讨论了发生对抗的可能性，但未能就苏联是否真想同美国进行较量达成一致看法。与此同时，他们知道以色列已经违反了安理会星期天的决议，利用停火尽可能多地占据了埃及的领土。
　　根据拉什所说，基辛格在他主持的这次会议期间一直表现得焦虑不安。他宣称弄清楚俄国人——他们打算向中东派出军队以巩固苏联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的真实意图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基辛格强烈反对向中东派去一支苏美联合部队的的原因——俄国人肯定会利用这一机会重新确立他们在埃及和该地区其他国家的实际地位。他接着建议让美国武装力量立即处于临时战备状态，以此来显示华盛顿坚决反对苏联军队介入中东地区的决心。
　　并不是所有的与会者都当即同意了这一计划。有人建议必要时可警告莫斯科，如果苏联开始实施单方面向中东地区派兵的计划，美国将命令其军队处于戒备状态。但基辛格的意见最终占了上风，几个小时之后，总统批准了那项决定。拉什认为基辛格在那次会议上表现出深刻的亲以倾向，即使因此损害苏美关系也在所不惜。但我认为像往常一样是在追求他的主要战略目标，这就是使美国在中东地区具有影响力并占据主要地位。

　　就在同一天，联合国安理会又通过了一项决议。这项决议通过向中东地区派出一支维和部队而结束了这场战争。值得注意的是，这项决议将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军队排除在维和部队之外。第二天，即10月26日，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都公开表示支持建立一支联合国监督维和部队。战争结束了。
　　尼克松还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声称中东调停是值得称赞的——他的确需要得到一次赞扬来抵消水门丑闻的影响。他把美国政府成功地避免了一场对抗归结于他和勃列日涅夫之间良好的私人关系，并把这一切比做古巴危机。第二天我给基辛格打电话说这两件事几乎无法比较，这样比较根本是不正确的。两小时后他给我回了电话，告诉我总统同意我的看法，认为这样比较是牵强附会的。
　　对结局感到极为不满的勃列日涅夫第二天，即10月28日，给尼克松发来了一封十分气愤的电报。电报说“正如我和我的同事们所看到的那样，一场信任危机出现了”。他说，美国在一个多星期以来对莫斯科和开罗做出的所有有关实现停火和履行安理会决议的保证仅仅证实了它直接“支持以色列的军事行动，而以色列的挑衅性军事行动一直具有明显的，或者可以说是赤裸裸的目的”。他说，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总统得到的是错误的，甚至是带有欺骗性的情报，某些人捏造这种情报的“目的是鼓励侵略，损害苏美关系以及……削弱我们个人之间的相互信任”。
　　勃列日涅夫没有掩饰他本人及他的同事们的怀疑，即基辛格是这场麻烦的始作俑者。勃列日涅夫的电报显然给尼克松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因此他请我于10月30日到戴维营和他私下讨论一下这件事。他用一种和解性的，甚至是道歉式的态度和我谈话。他强调他打算继续奉行改善苏美关系的政策。他说他把上个星期发生的事看作是两国关系中发生的一个不愉快的插曲，并请我亲自转告勃列日涅夫，他不会允许以色列人消灭被包围的埃及第三军团。他还表示愿意与我们合作，通过安理会解决这次危机。
　　“请告诉总书记，”他最后说，“只要我活着并担任总统职务，我就决不允许同苏联进行实际对抗。”他承认在危机期间他可能有点儿不冷静，但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可归结于他的政敌和与他有私人恩怨的人对他进行的围攻，这些人想借水门事件削弱他的权力。坦率地说，他说，他现在处于十分艰难的境地。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尼克松承认因水门事件他在国内遇到了很大的麻烦。谈话时基辛格不在场，尼克松或许不想把自己和国务卿在危机期间的某些行为联系在一起。对此我不敢加以肯定。
　　基辛格本人及时地发现——出于其自身考虑——有必要为发出战斗警报表示歉意。11月初，他向我承认“白宫下令让它的军队处于高度戒备状态是犯了一个错误。总书记事实上比总统还紧张。现在我们可以看出我们采取的是一个损害美苏关系的轻率的举动。这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对我们大家来说，主要的问题是不要因为进一步相互指责和攻击而加深这种损害，其原因就在于我们已经承认我方可能犯了一个大错误”。
　　许多美国历史学家认为，这场中东战争和古巴导弹危机一样，在我们两国的关系中形成了一场致命的危机。尽管这场战争的确是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对我们两国的关系产生了令人相当不快的影响，但它没造成两国间产生直接军事冲突的威胁。至少莫斯科当初是，现在也是这样估计的。我们没有仅仅因为美国的行动而采取措施，让我们的军队也处于高度戒备状态，而且我们肯定没有像美国人那样向我们的战略核力量发出战斗警报。人们不禁要想，参与处理这些事件的美国高级官员是不是为了替他们在这次危机期间所扮演的相当不光彩的角色进行辩护才制造出他们使中东地区免遭苏联武装入侵的神话。
　　然而，旷日持久的阿以冲突的确是由于莫斯科和华盛顿积极的幕后干预才告结束的。合作与对立交织在一起构成了这次干预的特点。两国共同努力解决了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的这场危机，并且通过联合国安理会达成了停火协定。尽管是处在缓和年代，但这场冲突清楚地表明，两国不一定会有相同的目标和利益。和古巴危机相比，中东战争从未演变成苏联和美国之间的直接军事对抗，其原因就在于苏美关系明显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此外，使这场冲突得以结束的直接原因是苏联和美国11月在日内瓦共同主持达成的一项阿以协议。这一切都说明缓和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是成功的。特别是两国政府在这场冲突期间及此后都没有对缓和进程提出疑问或否定它的作用。与此同时，中东战争的发生表明缓和是极为脆弱的，它的不稳定性损害了两国领导层之间的相互信任。
　　战争结束后，政治局立即讨论了十月危机及美国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尼克松和基辛格的中东政策真的表明，当事情确实和苏联有关时，他们不打算和它进行合作吗？他们真想和我们发生军事冲突吗？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应如何看待两国间的缓和？这一切都是实实在在的问题，它们使最高级会谈之后在莫斯科盛行的那种对缓和感到兴奋的情绪稍微冷却下来。然而，这次全面而热烈的讨论所得出的结论是再次肯定缓和是一项有益和重要的政策，同时它也承认在某些领域——如中东问题——-里要弥合两国之间的分歧是非常困难的。对立仍将存在。缓和是有限度的。

^[1] 亨利·基辛格：《动乱年代》，波士顿小布朗出版社1982年版，第600页。

^[2] 穆罕默德·安瓦尔·萨达特（Mohamed Anwar al-Sadat，1918年12月25日——1981年10月6日），埃及政治家。1938年入伍。1939年参加“自由军官”小组，两次被英国当局逮捕。1950年加入自由军官组织。1952年参加七月革命，参与推翻了法鲁克王朝。1954—1959年任国务部长。1959—1964年任总工会书记。1960—1968年任埃及国民大会主席。1964—1966年、1969—1970年任副总统。1970—1981年任总统，在任期间于1971年发动政变，大规模逮捕纳赛尔的支持者，复辟伊斯兰文化。1973年发动第四次中东战争（即十月战争）。1974—1975年期间签订《埃及—以色列和平条约》。1978年签订《戴维营协议》，承认以色列合法地位，同年获诺贝尔和平奖。1981年在十月战争八周年阅兵式上遇刺身亡。

^[3] 斯皮罗·西奥多·阿格纽（Spiro Theodore Agnew，1918年11月9日——1996年9月17日），出身于一个希腊移民家庭。1941年应征入伍，二战期间曾在英国和德国作战。1945年退役，参加了民主党。1947年参加共和党。1951—1952年期间参加了朝鲜战争。1955—1956年任巴尔的摩县法官。1956—1957年任巴尔的摩县分区上诉委员会委员。1957—1960年任巴尔的摩县分区上诉委员会主席。1960—1962年任巴尔的摩县巡回法院法官。1962—1966年任巴尔的摩县县长。1967—1969年任马里兰州州长。1969—1973年任副总统。1973年因财政丑闻被迫辞职。1974年被吊销律师资格，转而经营商业咨询公司。1996年去世。

^[4] 瓦西里·费多洛维奇·格鲁比亚科夫（Василий Фёдорович Грубяков，1911年5月5日——1992年10月7日），苏联外交官。早年参加了联共（布）。1943—1945年任驻土耳其大使馆雇员。1945—1947年任驻伊斯坦布尔总领事。1947—1953年任外交部长助理。1953—1956年任常驻联合国高级顾问。1956—1957年任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副司长。1957—1962年任外交部长高级助理。1962—1964年任外交部第一欧洲司司长。1964—1967年任外交部人事司司长。1967—1969年任驻比利时大使。1969—1974年任驻土耳其大使。1975—1984年任外交部第五欧洲司司长。1984年退休。

^[5] 唐纳德·麦金托什·肯德尔（Donald Mcintosh Kendall，1921年3月16日——2020年9月19日），出身于一个奶牛场主家庭。1942—1945年服役于美国海军，参加了莱特岛战役、马尼拉战役等。1947年进入百事可乐公司工作。1956—1963年任百事可乐公司营销副总裁。1963—1965年、1971—1986年任百事可乐公司首席执行官。2020年去世。

^[6] 詹姆斯·罗德尼·施莱辛格（James Rodney Schlesinger，1929年2月15日——2014年3月27日），美国经济学家。出身于一个犹太人家庭。1956年毕业于哈佛大学。1963—1969年期间在兰德公司工作。1969—1971年任预算局副主任。1971—1973年任原子能委员会主席。1973年2—7月任中央情报局局长。1973—1975年任国防部长。1977—1979年任能源部长。1995—2002年任美国国家公共管理学院主席。2002—2004年任国土安全顾问委员会主席、国防部顾问兼国防政策委员会委员。2004年任审查国防部拘留行动独立小组主席。2006—2007年任军备控制和不扩散咨询委员会委员兼国防科学委员会国防部能源战略研究联合主席。2007年任国家天基定位、导航和授时顾问委员会主席。2014年去世。

^[7] 托马斯·辛曼·摩尔（Thomas Hinman Moorer，1912年2月9日——2004年2月5日），出身于牙医家庭。1933年入伍。二战期间参加了荷属东印度群岛战役。1964—1967年任太平洋舰队司令兼大西洋舰队司令。1967—1970年任海军作战部长。1970—1974年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1974年退役。

^[8] 威廉·埃冈·柯尔比（William Egan Colby，1920年1月4日——1996年4月27日），1941—1945年期间服役于美国陆军，二战期间在挪威和法国作战。二战结束后进入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工作。50年代进入中央情报局。1959—1962年任中央情报局西贡站副站长。1962—1968年任中央情报局远东分局副局长。1968—1971年任中央情报局越南站副站长。1971—1973年任中央情报局执行董事。1973年3—8月任中央情报局副局长。1973—1976年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此后从事律师工作。1996年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