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理查德·尼克松和亨利·基辛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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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松总统时期：1969—1974

第十二章理查德·尼克松和亨利·基辛格

↘70年代的苏美关系
↘进入尼克松和基辛格时期
↘与尼克松政府进行谈判
↘1970年的华盛顿和莫斯科：观望和怀疑的一年

70年代的苏美关系

　　70年代因缓和的出现而在战后苏美关系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在70年代中期，最高级会谈就限制两国战略核武器增长达成了协议，从而使缓和达到了高潮。
　　苏联和美国的历史学家对如何描述在理查德·尼克松和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年代促使紧张局势得到缓解的国际环境看法不一致。政策专家们在谁迫使谁走向缓和这个基本问题上出现了意见分歧。在美国政治文献中有不少看法都认为缓和的出现是因为苏联对美国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它们推测苏联态度的变化是缓和得以实现的唯一原因。这种推测只对了一部分；美国方面的态度同样也发生了变化。但还是让我首先考查一下苏联对美态度的演变过程吧。
　　苏联的外交政策总是与共产党的哲学和意识形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它对国际局势的看法一直是党的全部政治纲领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1917年革命之初开始，在国家领导人和党的领导层中间就围绕着国家发展的方向及外交政策方针展开了斗争。列宁和托洛茨基分别是这两种不同意见的代表人物。
　　极端主义分子鼓吹说，俄国革命只是世界革命的开始，并且是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无产阶级对全世界资产阶级的胜利——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最后胜利——将证明革命战争是正确的。实际上，在通往最后胜利的道路上，为了实现那些最高目标，甚至可能需要暂时牺牲一些革命成果。想一想党多年来一直在呼喊的一个口号吧，这个口号译成英语就是“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列宁主义者认为他们的基本任务就是要在自己的国家里进行革命，使其变成一个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样一个国家的存在和不断获得成功本身将是俄国履行其对全世界无产者所承担的责任的最好方式。资本主义可以与社会主义和平共处，但是，历史最终将对这两种制度的优劣做出评判。
　　后来，这两种观点在国家领导层和共产党员的脑子里奇妙地结合了起来。尽管列宁主义思想占据着主导地位，但另一种观点从来也没有被完全放弃，因为它表现出一种强烈的革命性，这种革命性显然是该观点能够吸引人的主要原因。
　　1956年，苏联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召开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吸收了新的、不那么好斗的战争与和平概念。但是，昔日的遗产仍然在发挥着作用，其方式是试图保持意识形态的连续性并显示党的革命正统性。因而，战争并非绝对不可避免的这一新的观点，在添加了战争危险仍然存在的这类套话之后便可能为人们所接受了。总之，这种思想观点认为，如果发生战争，它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社会主义的全面胜利，而这一胜利将建立在资本主义的废墟之上。
　　虽然这种赞扬和平共处的观点被承认是苏联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但它是在做出意识形态上的妥协，即把和平共处说成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之后才变得比较受欢迎的。理论家们不得不以某种方式把“国际主义”——其定义是与国外劳动人民反对资本主义压迫的斗争团结一致——和与资本主义世界“和平共处”结合在一起，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劳动人民同梓也在进行斗争。这种新政策强调，它不打算放弃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意识形态的斗争。苏联向全世界宣布，它决不会拒绝向民族解放运动提供全面的援助。
　　东西方的对抗实际上是苏联领导层试图把这两种思想原则结合在一起，并且在两者之间保持某种平衡而造成的结果。但是，这种做法也导致我们毫无必要地与美国在第三世界进行一场超级大国间的对抗。这一切还使得我们一度与中国人展开了激烈的意识形态争论。
　　毋庸置疑，在党的历史上，任何一位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在决定政策方针时总是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勃列日涅夫算不上一名理论家，但是，他经历过一场毁灭性的战争，毫无疑问，他知道我国人民把和平看得重于一切。自从担任总书记职务以来，他花了两三年的时间小心谨慎地观察着国际事务复杂的运作情况。但是，直到约翰逊任职中期，确切地说是到了尼克松总统任期开始的时候，他才开始相当坚定地相信有必要促进同西方国家，特别是同美国的关系，尽管他对当时在意识形态方面被认为是十分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表现出了恰如其分的尊重。
　　促使勃列日涅夫以及党和国家最高层官员调整其外交政策观点的是下列一些因素。
　　第一，核战争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正如古巴危机曾经明确证实的那样。第二，军备开支造成了沉重的负担，尽管在约翰逊刚一担任总统时双方便试图削减军费，但却未能获得成功。第三，如果美国加以阻挠，通过所谓的柏林协议改善苏联与西欧，特别是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关系的进程将会变得极为复杂化，而美国的立场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进展情况。第四，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苏中关系急剧恶化，因此有必要阻止或抵消华盛顿和北京之间进行的任何勾结。第五，改善与美国的关系无疑会巩固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在苏联国内的威望。
　　应该承认，苏联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是根据临时的设想，而不是按照某个宏伟规划制定的。要证明这一点，只需回顾一下自1962年古巴危机到中东战争以及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这一时期内所发生的重大危机就足够了。
　　对于我国的外交人员而言，当时最主要的困难在于不太了解实际情况，没有为进行裁减军备的重要谈判做充分的准备，这样就很难在这个涉及双边关系和国际关系的主要领域中取得突破性进展。美国国务院及其工作人员的准备工作和我们相比要充分得多。他们的外交官和谈判人员与五角大楼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这两种部门中都设有处理裁军问题的专门机构。而我们则没有这类机构。苏联外交部的官员们只能自行其事。他们甚至连一个能够使其在裁军问题发挥专长或施加官僚政治影响的组织或专门机构都没有。起初，这一题目被委托给外交部的美国司的一小部分人来进行研究。但是，他们实际上根本不可能接触到有关我国核武器及其生产情况的任何情报。他们所知道的大都是从美国的公开出版物中看到的。作为大使，我能够与美国官方与我地位相当的人及美国科学家直接交往，所以我的情况稍微好些。
　　这种状况造成了某些不合理的现象。在重要的谈判开始之后，我们的外交官不得不重新提起裁军问题的细节以及在美国军界、外交界及科学界已经反复讨论了好几年的那些极其复杂的概念。在很长一段时间中，我们的人在公开场合或自己人之间一直用美国英语的缩写词来表示美国和苏联的战略系统。最为令人惊讶的是，在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这一协议最终于1975年在符拉迪沃斯托克^[1]最高级会谈中得到了勃列日涅夫和杰拉尔德·福特的批准——的谈判过程中，我们实际上没有主动提出过苏联的军事数据，尽管在适当的时候，反应我方立场的数据将必须成为任何一个协议的组成部分。美国方面不仅对他们的武器装备，而且对我们的武器装备提出限定数额，而我们只是表示同意或提出修正意见。过了相当一段时间之后我们才和我国军方建立起应有的联系，并且在莫斯科成立了适当的合作机构，以便为谈判做准备。与此同时，尽管速度相当缓慢，但我们的最高政治领导层还是在逐步掌握军工生产以及有关裁军问题的详细情况。在政治局成员中，只有我们的国防部长们——格奥尔吉·朱可夫、罗季翁·马利诺夫斯基以及后来的安德烈·格列奇科全都是拥有苏联元帅军衔的军人——对这些问题比较熟悉。但是，甚至连他们了解的情况也不够全面，因为作为一名国防部长通常是不太懂得军工生产的具体情况的，更不必说把他们在这方面的知识运用到裁军过程中去了。只是到了福特政府上台初，由季米特里·乌斯季诺夫——此人早在斯大林时期就开始和兵器打交道——接替格列奇科担任国防部长之后，这一缺陷才得以弥补。然而，季米特里·乌斯季诺夫并不赞成搞裁军，因而他必须时时受到勃列日涅夫——他对军工企业十分内行——的督促。
　　对于美国来说，这个阶段证明是对冷战的政治准则进行痛苦的重新估计的时期。美国与苏联发展比较正常的关系也有着一些客观原因：苏联的核导弹潜力此时已和美国并驾齐驱；以西德和法国为首的西方主要国家越来越寻求实行更为独立的政策，并且试图发展它们与莫斯科的关系；国家在越南进行的冒险活动使美国社会和经济问题严重恶化，美国不可能既拥有大炮又拥有黄油，这一点已经越来越清楚了。此外，尼克松政府显然渴望大肆渲染其在对俄、对华外交政策方面取得的成就，其目的是为了减轻其未能结束东南亚战争所造成的不利影响，从而在1972年的总统选举中增加重新当选的机会。
　　尼克松—基辛格政府试图实现美国外交政策上的某些重要的短期和长期目标。这些目标是：以最小的代价结束越南战争，以可以接受的方式解决诸如西柏林问题这样一些比较具有爆炸性的战后问题；通过限制军备以及建立一个能够使双方在处理某些地区性突发问题时采取克制态度的苏美协商机构来减少苏美之间爆发核战争的危险；重新组合美国和盟国的力量，以便维持现状并满足美国的利益需求；通过实现苏美关系正常化以保证美国能够更为随意地调整与其盟国的关系，进而巩固它在全球性东西方对抗中所占据的协调地位；最后是防止国内出现两极分化和彻头彻尾的和平主义现象。可以想象，所有这一切将会提高尼克松及其政府在国内外的声望和权威。
　　推动这一进程的美国主要领导人当然是理查德·尼克松和亨利·基辛格。这两个人都是美国外交史上的重要人物。他们的力量在于他们能够理性地看待问题，而不是被一些不太重要的枝节问题搞得无所适从。他们两人对全球外交策略和强权政治规则都颇感兴趣。此外，基辛格是一位出色的谋略家，这一点在直接的和受其幕后操纵的谈判（我亲眼目睹过这些谈判）中表现得特别明显。总的说来，他们的政府在冷战时期既为推进苏美关系尽到了责任，又没有忽略美国的利益。
　　但是，当我根据我自己的观察，根据他们两人的回忆录以及评论家们所写的大量书籍及论文，根据我对他们的所做所为进行的全面分析来确切评价他们的活动时，我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实际上并不打算在苏美关系方面取得重大的突破性进展，也不打算结束冷战和军备竞赛。
　　他们的对苏政策基础是威慑与合作的结合，短期考虑和长远打算的汇集。无论是尼克松还是基辛格实际上都没有为限定和苏联进行战略军备竞赛的界限，从而加强对战略武器的控制，限制发展更加尖端的武器而做出努力。他们试图造成一种比较稳定、比较容易控制的战略态势，同时又不削减高水平的武器装备数量；这种做法成为一种本质上依靠军事实力，同时又能根据他们的需要调和国家利益的政策的基础。他们为控制军备而做出的努力因此而成为这种实力政策的伪装，只不过这种伪装几乎没有产生什么效果罢了。从本质上说，无论是总统还是他的亲密助手都没有能够冲出冷战的影响范围，尽管他们比其他几位白宫的冷战斗士表现出更注重实效、更现实的态度。

进入尼克松和基辛格时期

　　尼克松1968年当选总统引起了苏联相当大的警惕。政治局一致认为，他一贯坚持的反共态度预示着苏美关系将进入一个困难时期。我国驻华盛顿使馆最初也持有类似的看法，而且理由非常充分，这是无需隐瞒的事实。尼克松入主白宫时已经是一位重要的政治人物。机会主义在美国政界根深蒂固，尼克松也不例外。他的经历中充满着反苏、反共和好战的色彩。他非常善于对他的政治对手以及另外一些他认为有懈可击的人进行不负责任的煽动性攻击，借此来实现他的政治野心。
　　作为美国政治生活一个重要特征的反共运动是冷战的产物。在冷战时期，苏联及其思想理论被看作是对美国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直接威胁。但是，使我一直感到惊讶的是在美国出现的这场反共斗争的规模和狂热程度，虽然这场斗争的对手显然是根本不存在的。上至拥有庞大情报网的强有力的联邦调查局，^[2]下至大群志愿坐探和真诚的爱国者都在全国各地一从好莱坞到华盛顿、从时代和生活大厦的高层人物到遍布东海岸的码头装卸工人工会——到处找寻颠覆分子。这场声势浩大、规模空前的搜捕共产党人的行动除了发现极个别共产党人在密谋推翻美国制度之外, 可以说是一无所获。
　　然而，与欧洲相比，当时的美国共产党人为数并不太多。一些欧洲国家的共产党拥有大批的追随者，政治上很有势力。即使在缓和的年代里，美国共产党也不过拥有1万或1.5万名党员，而且莫斯科对美国共产党领导层提供的这一数字甚至也表示怀疑。我们认为他们人数最多也只能是这个数字的一半。我可以向读者保证（因为我在莫斯科担任过两年负责国际事务的共产党中央书记），在整个战后时期，莫斯科从未把美国共产党真正看成是一支政治力量。莫斯科对美国共产党领导人在我们的党代表大会上发表支持我党政策的强有力的演说感到非常满足，这是我们要求它承担的唯一责任。作为大使，我一年里总要有两三次在纽约我国驻联合国使团设午宴或晚宴款待他，这并不是什么秘密；他总是避免不谈美国共产党员的准确数字，我觉得他试图夸大美国共产党在劳动人民中的影响作用。虽然我从未就党的事务向他提出过建议，但我很有兴趣听他对国内形势和这个国家的精神状态进行评价。
　　在苏联领导层中，没有一个人——包括共产主义最热忱的支持者——曾经认真谈论过共产主义在美国到底能发展成什么样子。不用说，我根本不相信共产主义在美国能有什么发展，其原因主要是我在美国生活了许多年。即使做最大胆的设想，我也仅仅认为在遥远的将来我们两国的社会制度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相互融合起来。尽管当代人所持有的这种观念在一定程度上由于以庞大的公共机构为中心的现代社会组织的出现而得到了公众的认可，但当时它在莫斯科仍然属禁忌之列。
　　然而，尼克松究竟是真的认为美国存在着共产主义的威胁，还是仅仅把宣扬这种威胁当成爬上政治阶梯的便利手段？在我想来，后者的可能性更大。在他走上权力顶峰的过程中，他渐渐地不再把共产主义的威胁看成是存在于美国国内生活中的现实情况，而把它看成是与反对共产主义世界，首先是反对苏联和中国的斗争的外交政策有关的因素。于是，反共便从一个国内问题逐渐转化成一个国家间关系问题。这种变化的出现确实提供了与新总统展开对话，甚至同他达成协议的某种可能性，尽管情况是非常复杂的。
　　这就是1969年尼克松就任总统时我的想法。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59年，当时我担任外交部美国司司长，而他作为副总统来莫斯科主持一个美国家庭展览会的开幕仪式。就在这次展览会上，他同赫鲁晓夫就两国社会制度各自具有的长处进行了著名的“厨房辩论”。当时，赫鲁晓夫正因美国国会刚刚通过的一项有关东欧各国“被控制民族”的反苏决议案而恼怒不已，而且这位总理把他的不满情绪毫无顾忌地发泄了出来。辩论结束后，赫鲁晓夫陪同尼克松乘坐摩托艇游览风景如画的莫斯科河。那天是个周末，摩托艇停靠在一片沙滩上，赫鲁晓夫把尼克松介绍给在沙滩上晒太阳的普通公民。随后他以开玩笑的口吻大声问他们是否觉得受到了压制。回答当然是一片哄堂大笑。在整个游览过程中，他一直在教训和取笑尼克松。尼克松被这位虚张声势的主人搞得很不舒服。

　　不用说，当我在尼克松高就新职后首次和他会谈时是不会向他提起我们过去的那次会见的。1967年2月17日，在宣誓就职大约四个星期之后，尼克松在白宫的椭圆形总统办公室里接见了我。自约翰逊离职后，这间屋子已经彻底装修过，地毯和窗帘都换成了金黄色的。墙上挂着总统女儿制做的一幅漂亮的绣制品，上面绣着美国的国徽。办公桌两旁摆放着国旗和不同颜色的军旗，它们象征着总统拥有军权和行政权。总统说他特别喜爱这张办公桌，因为自第一次被选举担任公职以来，他就一直在使用着它。
　　感谢尼克松总统，是他使我们对那间椭圆形办公室仍旧保留着一种家庭般的温馨记忆，那就是我三岁的孙女带着一种煞有介事的神态坐在总统办公桌前留下的一张绝妙的彩色照片。照片上有尼克松总统亲切的题词。拍摄这张照片最难的是让她安安静静地坐着，并且不能让她一心只顾着拉开美国最高级官员的办公桌抽屉并把手伸进去。
　　我受命向尼克松阐述了我国政府对苏美关系以及国际关系中的某些重大问题的看法，以此方式来建立我们与这位新总统的关系。莫斯科对他仍持有戒心。
　　我告诉他，苏联赞成和平合作，如果美国也愿意遵循这一原则，那么解决紧迫的国际问题将大有可能。在我们看来，主要的目标是实施防止核扩散条约，寻找一种能导致美国从越南撤军的政治解决办法，双方为解决中东争端而交换意见，将我们对欧洲的行动和政策建立在保持战后现状的基础之上，继续使苏美就战略武器问题交换意见，以便使两国的军备竞赛得到控制。
　　尼克松表示原则上同意这些目标，并且认为改善同苏联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虽然他意识到两国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他必须防止这些分歧达到尖锐化的程度。他还希望避免在苏美关系面临的主要问题之外，即在第三世界和其他地方因地区性冲突以及类似的问题——我们称之为“边缘问题”——而发生对抗。
　　尼克松建议举行一次最高级会谈，但是他说这需要做全面的准备，需要有时间比较全面地了解国际事务以及一些特殊问题的细节。我本人对他提出的召开苏美最高级会谈的建议表示欢迎，虽然我知道莫斯科要接受这个想法也要花些时间。第一次举行最高级会谈是两年多以后的事了，但是在此后的三年中——1972年、 1973年和1974年——又史无前例地接连举行了三次最高级会谈。
　　接下来，尼克松总统又谈起了通过他的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博士建立一条秘密渠道的事。后来的情况表明，这条秘密渠道被使用的广泛程度在我的经历中，或许在外交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除了我同国务卿威廉·罗杰斯进行例行的官方接触之外，总统还希望能够和苏联领导层紧急、秘密地交换意见，而且他想通过我和基辛格之间的联系来做这一工作，基辛格将与我保持直接联系，并且只向总统汇报情况。
　　尼克松似乎想尽力证明这种双重联系的安排具有某种非同寻常的意义。他说，通过罗杰斯——虽然他“非常信任这位国务卿”——进行联系的不利条件是双方交换意见的情况将会被一大批官员知道。这种情况有时可能会引起意想不到的泄密。但有些问题只能让极少数人知道，有些事情则只能让总统一人知道。总统将通过基辛格和多勃雷宁的渠道获得情报，这样做主要是因为我们两人可以不用翻译而进行秘密谈话。
　　我表示愿意重新开通这条秘密渠道。尼克松已经得知早在其他几位总统任职期间，这条渠道就曾以各种形式而存在。他对苏联使馆从未泄露过有关秘密渠道的情况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总的说来，他表现出友好的态度，没有提出任何有争议的问题。这次会谈坚定了我的信心——我们可以和他开展对话。

　　四天以后，即2月21日，基辛格提议我们在他的白宫办公室举行会谈。像我与尼克松所进行的大多数会谈一样，我和基辛格所有会谈都是单独进行的，没有翻译和秘书在场。这意味着除了我们自己保留的笔记之外，会谈没有留下正式记录。尽管这样做常常会导致对实际说过的话以及真实的意思做出不同的解释（因为与会者都可能禁不住想把自己的表现描绘得尽量好一些，特别是日后在他们的回忆录和自传里），但是，在实际谈话和谈判过程中没有因前次会谈中到底说过些什么而产生异议和争论。我们对在正式场合所说的话总能达成明确的谅解，它和我们在一种比较随意的情况下所说的话截然不同。在这种场合，我们可以在个人的基础上探索新的观点和见解。这使得我们能够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坦率地交换看法，并且在谈判中保守秘密。这就是我们建立的联系渠道对两国政府具有极大价值的原因所在。它的重要性不可低估。
　　按照尼克松的指示，基辛格强调说总统希望进一步改善我们两国政府间的关系，其中包括解决我已经提出的一些具体问题。至于更为紧迫的越南问题，基辛格说，新一届美国政府准备根据两项原则进行谈判：第一，美国不能接受一个看起来象是军事失败的解决方案；第二，尼克松政府不准备接受一个会直接导致越南政府更迭的解决方案，因为这样做将会使政策发生突然性变化，虽然他们不反对循序渐进的变革。
　　他还表示，尼克松认为不应该改变战后欧洲关系的格局，莫斯科和华盛顿应该继续就中东问题交换意见。
　　我提出了——莫斯科也同样提出了——一个被遗漏的问题，即基辛格忽略了我们提出的重新开始就限制战略武器问题交换意见——自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以来，它已中断了数月——的建议。当我向基辛格指出这一问题时，他说尼克松政府稍后准备讨论这一问题，但没有做详细说明。
　　这次会谈使我对基辛格产生了一个良好的印象。他谈话有条有理，不含糊其词或回避某些具体问题。当我们后来着手进行认真的谈判时我体会到，虽然他能把你搞得非常头疼，但他很机敏而且极为内行，从未表现出头脑迟钝或官僚主义的样子。在此后几年中，两国领导人之间的这条秘密渠道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一直发挥着作用。我们通过相互邀请私下共进早餐或午餐的方式来利用这条秘密渠道，但大多数情况下是我通过供工作人员进出的大门进入白宫拜访基辛格。我们举行会谈的地点通常是在和总统办公室相邻的他的办公室里，在就越南问题和限制战略武器问题展开旷日持久的谈判之后，会谈地点则换到一楼庄严、宁静的地图室里，富兰克林·罗斯福战时常常是在这里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的。后来，由于我们的接触变得更加频繁，几乎每天都要举行会谈，所以总统下令在白宫和苏联使馆之间架设一条保密的直接电话线，供基辛格和我专用；我们不用拨号，只要拿起电话筒就可以谈话。
　　多亏这条秘密渠道才使苏联领导层与尼克松总统建立了稳妥且可靠的联系。在政治局内部，由于讨论和会议记录绝对秘密，所以更能够保守秘密。这条渠道还能使尼克松和基辛格在某些时候摆脱国会和公众舆论的压力。因此，白宫不仅制定美国的政策，而且能够在不受国会和公众——它们根本不知道这条秘密外交渠道的存在——干扰的情况下直接将其贯彻实施。
　　回顾过去，我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这条秘密渠道，就一些复杂而且有争议的问题达成许多关键性协议是决不可能实现的，围绕柏林、古巴或中东问题而形成的严重的紧张局势也不会很快地缓和下来。就限制战略武器达成的基本协议以及最后为准备最高级会谈而进行的最为敏感的谈判全都是通过我们的秘密渠道进行的。这条秘密渠道是我们与尼克松和基辛格政府之间的独特关系的起点。在许多问题上，我们既是对手，又是维持和平的伙伴。
　　与基辛格建立的良好私人关系的基础是我们都愿意倾听对方的意见和相互谅解，愿意为解决我们之间的分歧而寻求某种令人满意的办法或妥协方式，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克服或减少我们在正式接触或谈判中遇到的困难。当然，我们也曾就某些问题争论得面红耳赤，但是这种争论从未变成私人间的对抗。我一直认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亨利极富幽默感，对此我总是尽最大努力以同样的方式做答。幽默毕竟有助于打动你的伙伴的内心情感。

与尼克松政府进行谈判

　　根据尼克松、基辛格及其他一些美国谈判人员的回忆录判断，尼克松在担任总统职务的最初阶段并没有把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看成是极为重要的事。在美国安全委员会1969年春准备的一份备忘录中，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并不是美国最优先考虑的问题。美国当时优先考虑的是越南问题、中东问题及军事政策问题，所有这些都得到了总统的认可。这种情况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直到1972年限制战略武器协议在莫斯科最高级会谈达成的全部协议中成为最关键的协议，它才逐渐成为比较重要的问题。
　　促使尼克松政府采取不慌不忙的前进步伐的原因是莫斯科给人留下了比华盛顿更急于达成一项协议的印象。由于尼克松和基辛格迫切需要争取时间协调他们的谈判立场，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人为地拖延了开始会谈的日期，希望通过把会谈和其他一些问题联系起来的办法迫使莫斯科做出让步。至少，我的印象是这样的。
　　7月10日，葛罗米柯向最高苏维埃提交了一份外交政策报告，强调苏联希望改善与美国的关系。这位外交部长照例提到了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深刻的阶级矛盾”，但是他也说：“就维护和平而言，苏联和美国能够找到一种共同语言。”然而，新政府在这一问题上保持着沉默，于是莫斯科决定尽力与华盛顿展开对话，其主要原因在于有确切的迹象表明尼克松政府正在主动向中国做出姿态。
　　10月20日，我拜访了尼克松总统，告诉他苏联政府已准备就限制战略武器问题进行正式讨论。与此同时，我含蓄地暗示我们反对美国试图利用苏联和中国之间的分歧，当时这已经成为一个实际问题。尼克松理解了这一暗示，并且向我保证美国的对华政策“并不是针对苏联的”。这话并不是完全真实的，因为总统的对华政策——在基辛格的推动和积极执行下——使美国能够在由莫斯科、华盛顿和北京组成的战略三角关系中占据主动灵活的位置，而中国牌则是这种战略三角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个人认为，由于我们向新政府显示出对中国的忧虑，所以我们从一开始就犯了错误。
　　会谈结束时，总统表示同意就限制战略武器展开讨论。10月25日，双方宣布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将于1969年11月7日在赫尔辛基举行。国务卿公开强调说，美国不打算把在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方面取得的进展与其他方面的政治发展状况联系起来。这番话据说是在我们逼迫下迫不得已才说的，然而，这项连锁政策——这是它后来得到的称谓——在一直延伸到福特和卡特政府时期的此后若干年中实际上都是美国战略和策略的一个组成部分。
　　为什么尼克松同意开始进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呢？我认为除了探索这一生死攸关的问题对美国安全具有内在的重要意义之外，还因为尼克松已经认识到可以将这些谈判用作与苏联在其他领域展开外交活动的重要手段。他就职已经整整一年了。在这一年当中他不曾坐到谈判桌前，这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好处。此外，时间变得越来越紧迫；他已经渡过了他的第一个总统任期的四分之一，而苏联领导人在任的时间比他可能会长得多。
　　我们两国之间就限制核武器展开的长期会谈就此开始了。在多年当中，这些谈判成了我们同美国关系的晴雨表。尽管这些会谈经历了上下起伏，并且经常延期、耽搁或休会，但它们毕竟是我们两国一直在直接参与的一项重要工作。
　　在尼克松—基辛格政府执政期间，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谈判结构是前所未有的。会谈是在两个层次上进行的，11月公开宣布的只是双方正式代表团构成的那一个层次。赫尔辛基预备会议从 1969年11月17日开始到12月22日结束，共持续了五个星期。经过短暂的休会，历时30个月的另外7轮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接着又在赫尔辛基和维也纳轮流举行，直到1972年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举行最高级会谈为止。
　　通过基辛格—多勃雷宁秘密渠道进行的谈判是在1969年初开始的，几个月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才开始在欧洲正式举行。与此同时，我们在华盛顿以极为秘密的方式也在进行着谈判。不管是普通公众，还是美国国务院和苏联外交部的外交官，甚至包括在赫尔辛基和维也纳举行会谈的谈判者们都丝毫不知道这些秘密交谈正在进行着。除了政治局的高级官员、葛罗米柯和苏联外交部美国司司长之外，没有人知道这些情况。在美国也只有总统和基辛格属于知情者之列。
　　通过秘密渠道交换意见使两国领导层能够越过正在进行的谈判，干预并解决很多重要而又争执不下的棘手问题。另一方面，在两个不同层次上同时举行的谈判在进行过程中有时会造成某种混乱和偶尔的误解。美国代表团发现他们比我们更难应付这种状况，因为谈判正式说来是由国务院主持的，但美方的一切事务实际上都是由基辛格在幕后操纵的。尽管他具有出色的外交才能，精通为官之道，但他却不可能切实掌握所有的细节和谈判中出现的细微的差异。
　　苏联代表团的处境大体也是如此，但我们监督和指导谈判的方式却截然不同。莫斯科单独有一个小组向我们的谈判代表和秘密渠道提供帮助。但是，单独操纵谈判的基辛格却不得不处理所有的复杂事务，通过严格限制使用秘密渠道的情报而将参与谈判的所有外交和军事人员置于严密的控制之下。美方代表团团长杰勒德·史密斯^[3]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他是偶尔地发现存在着这条秘密渠道的。他和负责在谈判中与苏联密切联系的代表团成员雷蒙德·加特霍夫^[4]对这种平行谈判方式即使没有表示愤怒，肯定也会感到不满。不论是苏联外交部还是像国防部等参加正式谈判的部门，没有一个人乐意让这条秘密渠道成为两国政府间主要的谈判途径。但是，由于用高度集中和保密的方式来操纵谈判是尼克松和基辛格的主意，所以莫斯科也就接受了这一主张并付诸实施。

　　相比之下，基辛格对中东和平谈判表现得并不积极。他显然认为在中东地区取得实际进展的时机尚未成熟，因此他不愿意将自己卷进去。从本届政府执政之初，他就很策略地将这一荣誉让给了罗杰斯国务卿。我猜测基辛格肯定知道在那一阶段举行的谈判将不会给任何人带来声望，于是他的机会将之来临。负责外交政策事务的这种双重结构——即罗杰斯掌管的正式机构与基辛格和我之间的秘密渠道——在华盛顿名人基辛格和说话很中听的企业律师罗杰斯之间造成了长期的对立和摩擦。每当基辛格知道我去过国务院之后，他总要提醒我记住罗杰斯还不知道这个、那个，或者正在讨论的问题的其他某些方面，而我确实不会告诉罗杰斯这些情况。
　　美国政府在中东问题上有着双重的考虑。它一方面加强对以色列的援助，一方面却试图阻止苏联对阿拉伯国家提供大规模的军事援助，并防止苏联在今后政治解决中东问题时扩大影响。我们主要向埃及——它的军队在1967年中东战争中几乎丧失了所有的军事装备——提供援助，在送去物资的同时还派去了顾问，甚至派去苏联飞行员驾驶我们的米格战斗机。我们应纳赛尔的请求前去保护开罗和其他主要城市免遭以色列的空袭，但他们并没有飞过以色列和埃及军队互相对峙的苏伊士运河。
　　尼克松和柯西金就这些情况交换了意见。3月25日，罗杰斯建议我们重新开始举行秘密谈判，并提出谈判应在我和负责中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约瑟夫·西斯科^[5]这一级举行。秘密谈判从4月1日开始，就我所知，从未出现过有关这些谈判的报道。这项复杂的工作进展得十分缓慢，但是在数周之后，我们还是设法通过了 12项条款。由于以色列通过西斯科指责埃及利用谈判为其军事行动进行辩护，谈判工作突然停止了。（纳赛尔不明智地单方面将他的防空炮兵部队向前推进了两三公里，进入了非军事化区。）
　　7月19日，西斯科通知我说，美国打算采取新的主动行动，即建议阿拉伯国家的代表和以色列的代表在“某个城市或某座建筑物中”举行间接会谈，由瑞典大使贡纳尔·雅林^[6]充当会谈的中间人。我问我们在以前的会谈中所取得的成果该怎么办？他犹豫了一下回答说，这个问题以后再处理。第二天，罗杰斯向埃及、叙利亚、约旦和以色列加上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和苏联发出呼吁，要求给予支持。这一建议被吹捧为“罗杰斯计划”。与此同时，美国推迟了苏美就中东问题进一步展开谈判的时间。
　　当我应邀去罗杰斯的寓所吃晚饭的时候，他说莫斯科无法想象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7]的政府给美国施加了多么大的压力，梅厄认为苏联空军飞行员出现在埃及意味着苏联决心要摧毁以色列。她恳求华盛顿不要让以色列“和苏联进行面对面的较量”。这位国务卿显然急于从我们这里得到我国的军事人员将不会过分靠近苏伊士运河的保证，因此我告诉他我们的飞行员已经得到不要飞越运河区的命令。

　　这种权力分割的状况使葛罗米柯非常恼火。我当时正在和西斯科打交道，此人精明、博学同时又极为固执。他从躲在幕后的基辛格那里接受了所有的命令，尽管从表面上看他是为罗杰斯工作的并尽可能迁就罗杰斯。当葛罗米柯来出席一年一度的联合国大会时，我向他报告说，西斯科和我在拟定一份可供发表的中东问题声明的文本时陷入了困境。葛罗米柯决定在吴丹为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外交部长安排的午餐会上直接和罗杰斯商谈这一问题。葛罗米柯事后对我说，他发现罗杰斯是一个相当通情达理的人，因此肯定能够找到一种妥协办法。他想把这种好印象报告给政治局。
　　我建议他不要匆忙给莫斯科发电报，至少要等到第二天已经安排为罗杰斯、葛罗米柯、西斯科和我四个人在那天共进午餐——再说。他勉强同意了推迟发报的时间。
　　在午餐会上，葛罗米柯率先解释他的立场，罗杰斯表示“基本上”同意。
　　我非常清楚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我将不得不和西斯科单独坐下来正式起草协议——这时将会真的开始出现分歧。
　　所以，当着葛罗米柯和罗杰斯的面，我转过身对西斯科说到：“乔，我们今天的工作非常简单。我们只要坐下把我们的部长已经同意了的事写出来就行了。”接着，我把葛罗米柯说过的话概述了一遍。西斯科急忙说到：“我的印象是葛罗米柯先生并没有完全理解罗杰斯国务卿所说的话。”
　　我看了看葛罗米柯。
　　葛罗米柯十分生气：“我到这儿来是和国务卿谈判的。我不想听你的。”
　　午餐结束后，葛罗米柯问我：“我们现在怎么办？我们向莫斯科报告些什么呢？”
　　“现在什么也别报告，”我回答说，“让我们等着和总统进行会谈吧。”
　　这时，葛罗米柯真的动了肝火。“这是什么国务卿？”他说。
　　第二天，葛罗米柯和尼克松进行了会谈，他很自然地发现罗杰斯对他说过的话既不反映总统的政策，又不反映基辛格的政策。他事后对我说：“你建议不发电报是对的，但我对整个事情很不满。我首先和国务卿谈话，然后同基辛格和总统谈话，然而，他们的观点和罗杰斯的却截然不同。”
　　不用说，就中东冋题发表声明的协议没有达成。后来，当我对基辛格谈起此事时，他笑了笑，但什么也没说。我正在学着适应美国政府内部这种反常的状况，但葛罗米柯却不是这样。他想知道：“我回国后应该给华盛顿的哪个人写信？是罗杰斯，还是基辛格？”

1970年的华盛顿和莫斯科：观望和怀疑的一年

　　事实表明整个1970年是坐以观望、小心谨慎的一年。虽然旷日持久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仍在进行之中，但是美国政府在国际事务和苏美关系问题上没有采取任何重要的主动行动。它表现的既消极——例如在阻止召开欧洲安全会议问题上，又不合作——例如在中东问题上。它正在向中国发出信号，试图同它建立关系。总统还接待了德国、法国及英国的总理（首相），同他们重新建立了私人关系，并且表示希望抑制他们与苏联进一步扩大合作关系的愿望，尤其是在维利·勃兰特^[8]总理提出与德国战时的敌对国改善关系的新东方政策的情况下。
　　必须结束越南战争自然是尼克松政府在国际事务方面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尼克松政府实际上已放弃了用政治方式解决越南问题的想法。自1970年5月29日美国入侵柬埔寨起，美国政府便强调要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包括打着“越南化”的旗号，让南越人自己承担主要的作战任务。
　　尼克松对苏政策的主要特点是它包含着两种相互对立同时又密不可分的思想观念。一种是为了削弱苏联的国际地位而一贯坚持的敌视态度；另一种则是避免冒使两国关系极度恶化的风险，以便保持接触，寻求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尽管他们在具体问题上从未表现出打算这样做的明确愿望。这种政策只能把两国关系搞得更僵。但同时值得注意的是，1970年苏美关系没有出现过一次重大危机。尼克松认识到与苏联关系的极大恶化以及实行对抗政策将有悖于美国的利益，并可能使这个国家陷于惊恐之中。这就是他为什么要重申他的格言——“是谈判而不是对抗的时代”，但是，和1969年相比，他在1970年公然宣称“谈判不一定意味着达成协议”，从而使那条格言的含义更加清楚了。
　　苏联领导层准备等待尼克松的下台，因为他的政府的真实倾向尚不明朗。莫斯科为此采取了措施。4月6日，葛罗米柯向政治局提交了一份秘密备忘录，概括说明了我们与美国新政府的关系。其主要观点是：对我们有利的做法是让美国意识到实行与苏联对抗的政策是没有希望的，也是无利可图的，同时还应让它认识到我国准备在相互都可以接受的基础上发展苏美关系。一年来我们与尼克松政府交往的经验表明，这一方法是正确的。政治局批准了这项政策。
　　在尼克松政府执政的头两年里，我同基辛格接触时多次涉及举行一次最高级会谈的问题，但是，只是到了下一年，即1971年中期，它才成为一个引起争议的问题。基辛格在回忆录中声称，苏联方面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它对在1970年期间举行一次最高级会谈提出的条件是莫斯科和华盛顿结成事实上的反华同盟，召开一次欧洲安全会议以及按照苏联的条件签署一项限制战略武器协议。他写道，尼克松不愿意答应任何一项要求，因此苏联“一无所获”。
　　我不记得苏联提出过任何有关建立反华同盟的要求，我也不记得他根据什么做出了“串通起来共同反华是苏联为举行一次最高级会谈而提出的实际条件”这种耸人听闻的结论。苏联领导层并没有那么天真。我们不可能设想与美国，特别是与以坚持反苏立场而闻名的理查德·尼克松领导下的美国结成反华同盟。至于达成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双方在1970年，甚至在1971年都没有做此准备；直到1972年举行最高级会谈时才达成了这样的一份协议。
　　我还知道当时不可能就举行最高级会谈做出决定，因为谁——勃列日涅夫还是柯西金——将代表苏联领导层参加会谈仍
　　不明确。在尼克松担任总统的头两年中，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之间的斗争一直在继续，直到勃列日涅夫凭借他作为总书记——柯西金从未想过担任这一职务——的权力，利用党获得了突出地位之后，他们的内讧才告一段落。柯西金也不准备为取得掌握我国高层外交活动的权力而同勃列日涅夫进行斗争。
　　尼克松政府令他的支持者们感到迷惑不解。戴维·洛克菲勒^[9]告诉我说，总统给他的银行伙伴们留下的印象是他“一心想着在全球范围内与俄国人竞争”，而且尼克松认为我们正在“以一切可以想象的方式”向他挑战。亨利·福特二世^[10]——1964年他陪同我参观底特律装配线时我第一次同他见面——路过莫斯科曾和我一同进餐。他打算在卡马河畔建造一座汽车厂，但他回国后才知道这个项目已经被政府否决了，其原因可能是苏联对美国入侵柬埔寨做出了强烈反应。
　　哈里曼也告诉我说，基辛格和尼克松因我们向埃及提供军事援助而觉得受到了不友好的对待，他们对苏联海军在古巴周围进行活动感到忧心忡忡，他们认为坚持反对莫斯科的强硬立场无论如何也不会对共和党在11月国会选举中的结果产生不利影响，虽然他们并不打算挑起一场直接冲突。总而言之，美国政府在1970年并没有真的把发展苏美关系当成一项需要优先考虑的外交政策。明显的证据就是除了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之外，基辛格在这一领域几乎没有采取过积极行动。秘密渠道也没有充分发挥作用。

^[1] 即海参崴（俄罗斯海港城市）。——译者

^[2] 基辛格有一次对我开玩笑说，美国政府从财政上维持着美国共产党的运转, 因为其50%的党员是联邦调查局的线人，他们用从联邦调查局得来的钱缴纳党费。

^[3] 杰勒德·科德·史密斯（Gerard Coad Smith，1914年5月4日——1994年7月4日），美国律师、辩护专家。1935年毕业于耶鲁大学。1938年毕业于耶鲁法学院。二战期间在海军部工作。1950—1954年任原子能委员会委员。1955—1957年任国务卿原子能事务特别助理。1957—1961年任政策规划总监。1969—1972年任军备控制与裁军署主任。1973—1977年任日本—西欧—北美三边委员会主席。1977—1981年任总统核不扩散问题特别代表。此后经营私人咨询公司。

^[4] 雷蒙德·莱昂纳德·“雷伊”·加特霍夫（Raymond Leonard "Ray" Garthoff，1929年3月26日—— ），美国外交官。1951年毕业于耶鲁大学。1957—1961年任中央情报局国家估计办公室分析师。1961—1969年任国务院特别助理。1969—1970年任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美方代表团执行秘书。1970—1977年任国务院政治军事局副局长。1977—1979年任驻保加利亚大使。1980—1994年任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

^[5] 约瑟夫·约翰·西斯科（Joseph John Sisco，1919年10月31日——2004年11月23日），美国外交官。1942—1945年期间服役，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1950年进入中央情报局工作。1951年进入国务院工作。1965—1969年任国际组织事务助理国务卿。1969—1974年任近东事务助理国务卿。1974—1976年任政治事务助理国务卿。1976—1980年任美国大学校长。1980年起担任CNN专栏作家。2004年去世。

^[6] 贡纳尔·瓦尔弗里德·雅林（Gunnar Valfrid Jarring，1907年10月12日——2002年5月29日），瑞典外交官。出身于农民家庭。1940—1941年任驻安卡拉外交事务专员。1941—1945年任驻伊朗代办。1945—1946年任驻巴格达大使馆代理一秘。1946—1948年任驻埃塞俄比亚参赞兼代理代办。1952—1956年任外交部政治系主任。1956—1958年任常驻联合国代表。1958—1964年任驻美国大使。1964—1973年任驻苏联大使。1965—1973年兼任驻蒙古大使。1973年退休。

^[7] 果尔达·梅厄（Golda Meir，1898年5月3日——1978年12月8日），以色列政治家。出身于一个乌克兰犹太人移民家庭。1906年移居美国。1915年加入锡安工人，自此支持犹太复国主义。1921年移居巴勒斯坦。1928—1932年任工人总联合会女工委员会书记。1934—1938年任犹太工人总工会执行委员会政治部部长。1948年参与签署《以色列独立宣言》。以色列建国后，1948—1949年任驻苏联大使。1949—1974年任国会议员。1949—1956年任劳工部长。1956—1966年任外交部长。1966—1969年任工党总书记。1969年参与创立以色列工党。1969—1974年任总理。1974年第四次中东战争战败后被迫退休。1978年病逝。

^[8] 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1913年12月18日——1992年10月8日），原名赫伯特·弗拉姆（Herbert Frahm）。1929年加入社会民主工人青年团。1930年加入社民党。1931年退党，参加了社工党。纳粹党上台后流亡挪威，领导社工党青年组织德国社会主义青年协会。1936年秘密回国，与转入地下的社工党成员取得联系。1937年赴西班牙报道内战情况，支持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1940年挪威沦陷后短暂被捕，获释后流亡瑞典。1945年回国，并返回社民党。1946年参与报道纽伦堡审判。1949—1957年、1961年、1969—1992年任联邦议会议员。1950—1971年任西柏林市议会议员。1955—1957年任西柏林市议会主席。1957—1958年任联邦委员会主席。1957—1966年任西柏林市长。1964—1987年任社民党主席。1966—1969年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1969—1974年任总理，在任期间推行新东方政策。1974年因间谍丑闻被迫辞职。1976—1992年任社会党国际主席。1977—1980年任国际发展问题独立委员会主席。1979—1983年任欧洲议会议员。1992年逝世。

^[9] 戴维·洛克菲勒（David Rockefeller，1915年6月12日——2017年3月20日），美国银行家。1940年毕业于芝加哥大学。1940—1941年任纽约市长秘书。1941—1942年任美国国防、健康和福利服务办公室助理区域主任。1943—1945年期间服役。1945年任驻巴黎大使馆副武官。1946年进入大通银行工作。1955年参与筹建摩根大通银行。50年代加入共和党。1969—1981年任摩根大通银行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1970—1985年任对外经济关系委员会主席。2017年逝世。

^[10] 亨利·福特二世（Henry Ford II，1917年9月4日——1987年9月29日），1940年毕业于耶鲁大学。二战期间服役于美国海军。1945—1960年任福特汽车公司总裁。1960—1980年任福特汽车公司主席。1969年获总统自由勋章。1982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