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1962-1986）
序
作为一名外交官，我的生活和工作经历了我国及世界历史上一个独特而又重要的时期。我们知道，这就是冷战时期。我在苏联外交部门的工作经历开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当时我刚从莫斯科外交学院毕业，进入外交部工作。我的外交生涯，苏联方面是从斯大林时代开始，一直持续到戈尔巴乔夫下台；在美国方面则是从哈里·S·杜鲁门[1]总统任内开始，一直持续到布什总统任内。总起来说，我和苏联外交的关系持续了几乎半个世纪，而且其中有一半的时间是担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驻美国大使。我参与了美苏两国领导人之间的所有最高级会谈——从1955 年日内瓦第一次最高级会谈到1990年布什与戈尔巴乔夫最高级会谈——的准备工作，是唯一完全目睹了国际关系中这些重要事件的外交官。我从1962年开始担任驻美大使，一直到1986年才卸任。这是苏联乃至革命前俄国外交史上担任此项职务最长的任期。我一生中最好的年华都奉献给了这项工作。
在长达1/4世纪的时间里，我们两国的关系始终极不稳定。两国关系通常在最高级会谈之后得到改善，而在世界其他地区发生危机时又趋于恶化。军备竞赛的速度远远快过旨在控制军备竞赛的裁军谈判。地区争端不断爆发。于是，使两国政府最高层人士保持秘密接触就成为我这个苏联驻华盛顿大使的首要任务。我认为我的主要工作是促使两国领导人展开恰当并凡富有建设性的对话，并且尽可能维护两国关系中积极的一面。我竭尽全力地抑制由于外交挫折、相互误解以及我曾亲眼目睹的大量政策上的失败所引发的冲动情绪。
在撰写本部书时，我所依赖的并不仅仅是我个人的记忆。我在莫斯科查阅了苏联外交档案以及我本人的日记，这些材料以前均未公开发表过。我与美国总统、国务卿、国家安全顾问以及政治家、社会知名人士所进行的最重要的正式会谈及私人会谈在本书中均有记载。此外，书中还叙述了我同莫斯科的上级及我国领导人的交往，包括我参加过的政治局会议的情况。我在书中重点叙述了我个人参与过的事情。我还试图尽可能地说明我依据什么得出了对那些我不曾参加过的会议和讨论的看法。
我试图以一种我认为独一无二的方式来反映那个时代的精神以及苏美关系的演变过程，因为无论是白宫还是克里姆林宫的大门都曾向我敞开过。本书除了回忆我早年在苏联外交部、联合国以及驻华盛顿使馆的工作之外，还对从约翰·F·肯尼迪到罗纳德·里根等六位美国总统的情况作亲眼所见的第一手叙述。我曾多次会见过这几位总统。我也认识杜鲁门总统、艾森豪威尔总统和布什总统。这些领导人的气质以及处理国家事务的知识和能力大不相同。其中有几位是出类拔萃的人物，他们给我留下了鲜明的印象。毫无疑问，他们中的每一位都是声名显赫的人物。
在国内，我曾在尼基塔·赫鲁晓夫和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当政的年代仔细观察过他们，也观察了他们的每一位继任者，一直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他在1986年把我召回莫斯科，先是让我担任主管国际事务的中央书记，后来又担任他的美国问题顾问。后来我退休了。但是在1991年8月1日，我又重新回到苏联外交部——后来改为俄罗斯联邦外交部。直到1995年初写作这部书时，我仍在那里担任顾问。
我希望这部回忆录能给所有对苏美关系的复杂历史感兴趣的人提供一些帮助，同时也希望本书能告诫人们提防本世纪令人悲哀的错误再度发生。我还希望本书能成为一部描述白宫和克里姆林宫如何处理国家事务的亲历记。
我的美国对话者们一直怀疑我是否真的相信苏维埃制度。的确，罗纳德·里根不敢确定我是否真的是一名共产党员（我曾经是）。事实上，我是以一个公民、一个爱国者和一名外交官的身份， 尽最大的努力为自己的国家服务。我根据自己的判断尽力服务于国家的现实利益和历史利益，而不是为任何抽象的共产主义哲学概念服务。我将苏维埃制度——包括它的缺点和成就——看作是我国悠久历史中的一个历史阶段。直至今日，我对这一制度的伟大使命仍深信不疑。如果我在一生中有过什么重大追求的话，那就是使我的国家作为一个受到尊重并且享有平等地位的伙伴融合在国际大家庭之中。要实现这一追求，就必须考虑世界和本国的现实情况。
作为大使，我的日常工作是向政治局全面汇报情况，当然是直接向葛罗米柯[2]汇报。我常常以他作为外交部长而不能采取的方式，代表他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与美国的一大串国务卿、国家安全顾问有密切的联系，他们当中包括迪安·腊斯克[3]、威廉·罗杰斯[4]、亨利·基辛格[5]、赛勒斯·万斯[6]、埃德蒙得·马斯基[7]、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8]、亚历山大·黑格[9]、乔治·舒尔茨[10]以及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11]等。我们看到过很多争执的产生，也看到了它们得以解决， 这中间不可能没有紧张的谈判、要求和反要求以及激烈的争论。尽管如此，我们总是尽力保持良好的、事务性的关系；在某些情况下， 我们甚至有着密切和友好的关系。
想起我的大部分美国伙伴，我的心中总是充满了温情。我也怀着喜爱和深深的感激之情冋忆了我在使馆工作时的同事尤里·沃龙佐夫、亚历山大·别斯梅尔特内赫[12]、格奥尔吉·科尔尼延科[13]、 乔治·马梅多夫[14]、弗拉登·瓦谢夫、奥列格·索科洛夫[15]、维塔利·丘尔金[16]、维克多·科姆普雷托夫[17]、维克多·伊萨科夫[18]——他们中的 许多人后来成为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驻外大使或高级外交官——以及其他一些在华盛顿与我们共同承担艰难工作的人。
我们大家一直在尽力使彼此间的联系渠道保持畅通，尽管我们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因两国关系的变化起伏而有所不同。苏美关系从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的危险状态演变为理查德·尼克松和亨利·基辛格倡导缓和时期的友好、福特[19]和卡特[20]执政时期的不稳定和混乱、入侵阿富汗之后和里根搞军备扩充时期的僵冷。尽管如此，我幸运地发现，在冷战时期我本人受到双方领导机构的欢迎，并且能向双方提供帮助。在华盛顿，我可以接近上层人物。在他人看来，苏联大使享有这种特权是令人不可思议的。在莫斯科，我们的政府给了我前所未有的自由行动权利，尽管我必须说明我能够获得这种权利的一个原因是我本人常常要求得到它，而且我的上司显然对我的做法感到满意。
写作这部回忆录的另一个重要目的是通过回忆向读者及我本人展示我的工作方式。从这种工作方式中得出的教训之一是，人和实实在在的人际关系如何深刻地影响着事情的结局。外交毕竟不仅仅是一种公开的职业技能，它还是一种非常隐蔽并且富有个性的技能。
我相信我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的一个原因是他们打算与我交往，甚至可以说是他们乐意与我交往。我也乐意与他们交往，而且我公开表现出了这种愿望，这一点是最重要的。不论我们在政治上和哲学上有什么分歧——请相信这种分歧是很大的——我都把他们当成普通的人来看待。不过，我很想了解他们与我交往的动机，而且在讨论利害攸关的问题时，我决不会表现出可能会赞同他们的意图的样子。
从职业标准衡量，我从未想过应特别注意自己的言行，尽管我总是尽力做到谨慎从事。这样做的结果是克里姆林宫越来越相信我的判断，虽然它并不一定总是采纳我的意见。在一个国际关系异常紧张的世界中，我试图成为一名能够消除双方疑虑的人物。
然而，读者在阅读本书时可能会感到纳闷，美国政府内外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人愿意同这样一个政府的代表进行坦率的交谈——这个政府毕竟是美国在世界上的主要对手。这里面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秘密。建立密切的私人关系一般说来靠的是个性、相互尊重、职业作风以及良好的人际关系。有一点儿幽默感也是有帮助的。
我从一开始即决定打破葛罗米柯留下的惯例，同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发展不太拘泥于形式的关系。从斯大林时代起，会见外国人时要有一名见证人在场已成为一个传统，而我在拜访包括美国总统在内的美国官员时，却常常不带任何使馆人员。我认为单独举行会谈可能有助于增加相互信任，有助于抛开往往是僵化了的官方立场去探求新的看法。与此同时，我希望避免同我的美国对话者发生不必要的争执，特别是不要发生意识形态领域的争执，以便建立良好的私人关系，进而营造出一个较好的——不论是在两国关系稳定时还是在出现麻烦时——工作环境。
作为一名职业外交官，我总是试图在每位总统身边找到这样一名合适的人物，尽管不可能同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建立起良好的私人关系。罗伯特·肯尼迪[21]与其兄长的关系当然很密切，但与他打交道并非易事。他带来的总是总统表示不满的信息，仅此而已。于是，我试图找到一位像我一样热衷于通过相互妥协来解决那些使我们产生隔阂的棘手问题的人。这样，我们在必要时就可以分别向总统和政治局汇报我们已经做了些什么。在这方面，肯尼迪政府的苏联问题专家卢埃林·汤普森[22]，特别是后来的基辛格和万斯做得比较好。罗伯特·麦克纳马拉[23]在担任林登·约翰逊[24]的国防部长期间曾经邀我到他家中共进午餐。我们先下象棋，然后才进行会谈， 并且在没有得到任何官方授权的情况下逐渐开始坦率地讨论起裁军问题。他对这一问题有一些非常新奇有趣的想法。
我和美国政府其他部门的人也有着良好的私人关系，此外还广泛结识了商人、国会议员、新闻界人士——这一切都有助于克服冷战期间我们在使馆里体会到的孤立感。斯大林留下的沉重遗产使驻其他国家使馆的外交部同事们不大敢这么开放。我还参加华盛顿的社交活动和外交使团的活动。由于有长期供职的经历，我最终成为外交使团的团长。
但是，善于交际在我的大使生涯中并不占最重要的地位。同莫斯科的政治机关，首先是政治局以及共产党总书记（我曾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保持良好的关系也是很重要的。我认识主管政治和军事情报机关的官员；我当然也知道我国外交部就苏美关系正在讨论着的问题。我可以同他们中的每一个人进行坦率的交谈。
我与之建立起信任关系的那些华盛顿官员懂得，他们告诉我的事情将通过恰当的渠道送往克里姆林宫。他们告诉我的并不是国家机密，而是基本的政治情况、个人意见以及解决问题的一些想法。反过来，我也必须以同样的方式提供令他们感兴趣的话题。如果你只是提问题，而不告诉他们一些情况作为回报，那人家就不会再次邀请你了。
所以，我准备向他们透露一些将会令国务卿、国防部长或副总统感兴趣的我国的情况，这样他们就想再次会见我。我也因此可以自由地——尽管有一定的限度——探寻新的见解，这些见解可能被带到正式的谈判中并且对双方都有帮助。在和基辛格打交道时，我就成功地运用了这种方法。
莫斯科从未有人告诫我收敛言行，与美国人保持距离——我所认识的克格勃历任首脑都没有这样做，甚至连政治局主管意识形态的米哈伊尔·苏斯洛夫[25]也没有这样做。通过我充满诚意的会谈，他们得到了来自华盛顿最高层领导人的信息。我同美国人建立的这种关系在其他国家的首都是很少有的，因此也就无法从那里得到类似的信息，几乎没有几位苏联大使准备冒险去做超出交换官方情报范围的事情。虽然我也有些谨小慎微，但我知道我在国内的地位是相当稳固的。除此之外，我不是政治家，不打算在莫斯科取代任何人的位置。我对做一名大使相当满意。我的上级知道这一点。
我认为，作为大使，我的行为也合美国人的意。同我交谈的美国官员们常常希望通过我的渠道，把他们的想法和建议以非正式的方式传达给苏联领导层屛也们知道，每当我回莫斯科休假时，我不会只去克里米亚半岛，而是要在莫斯科停留，与政治局委员以及克里姆林宫其他高级官员谈话。亨利·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中以开玩笑的口吻责备说，每当他想通过我传递某些紧急信息时，我准在莫斯科。他非常清楚，我频繁地回国参加磋商，参加党的会议或者休假有助于替他向克里姆林宫传递信息。我们两人都清楚，我们可以坦率地、相互间完全信任地探索解决我们之间存在的那些纠纷的途径，而且我们总是力求减少而不是增加这些纠纷。
我尽力使华盛顿明白，不论什么时候，只要美国政府通过我提出某项建议，那怕是非正式的建议，我肯定会将它报告上去，而且我有办法让外交部和负责决策的政治局获悉这一建议。我当然不能保证所有的建议都将被采纳，但他们知道，如果他们提出了某项建议，而且我们在华盛顿已经事先研究过这项建议，那么我至少可以有机会将它提交给莫斯科的高层领导，并且会得到正式的或非正式的答复。即使这种答复不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但它通常会为我们继续进行对话留有余地。
这一切都是我们最终称之为秘密渠道这一重要方式的一个组成部分。通过这种方式，华盛顿和莫斯科为解决冷战时期发生的争端做出了积极的努力。直到今天，这种方式所起的作用仍然未被如实地详细披露出来。如果我同总统、国务卿或国家安全顾问会谈时有他人陪同，那么交换情报、为谈判打基础以及事实上是替两国政府讨价还价等工作就很难做了。
当着基辛格手下人的面，我不能说——我确实对基辛格说过——这样的话：“得了，亨利，这是讹诈，是胡扯。你打算干什么？”当着我的人的面，他也不可能说出同样的甚至是更强硬的话，而且也不会议论我的上级，很久之后，我发现在我和罗纳德·里根总统的国务卿乔治·舒尔茨会谈时，他的一帮助手总是坐在一旁。我纳闷为什么我们两人不能单独会谈呢。过了不久我就明白了，在他任职初期，他无权同我一道探求促进我们两国关系的新思想，因为总统当时对这种做法不感兴趣，其表现就是舒尔茨不愿单独和我进行秘密会谈。在里根第二届任职期间，我和舒尔茨合作得非常好。
我还知道，我接近华盛顿的上层人物使美国驻莫斯科的大使们很恼火，因为很多非常重要的交易都是越过他们进行的。作为外交官，我同情他们的处境，但对此我也无可奈何。葛罗米柯根本不会透露那种可能为双方坦诚交换意见奠定基础的信息。而美国大使又能告诉沉默寡言的葛罗米柯哪些可能会令他感兴趣的美国情报呢？所以，大使们只能递交来自华盛顿的照会，并且当着双方在场的担任翻译、记录和观察会谈情况的众多官员的面，解释照会的内容。由于克里姆林宫有着极强的保密观念，由于我们处理外交事务时的形式主义，想在莫斯科通过秘密交谈来交换内部政治情报是根本办不到的。
苏美关系的性质是很奇特的：它们是对手，因为它们竞相宣称自己代表着人类的未来；它们又是伙伴，因为它们对我们这个星球上一切生灵的命运共同负有责任——它们中的任何一方一按电钮便能够毁掉这个星球。回首往事，我感到遗憾的是，在我担任驻华盛顿大使的1/4世纪中，苏美关系大多处在对立甚至敌视的复杂状态中。如果当时能为我们两国之间打下一个相互信任的牢固基础的话，那么双方可以为两国间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做多少事，并且还将可以做多少事啊！
虽然我们不能用今天发生的事情来评判过去，但过去留下的教训却应该记住。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数十年或许是几个世纪以来，我们第一次遇到没有强大的敌对势力对和平，对世界文明的存在形成威胁——本世纪大部分时间里都存在着这种情况——的形势。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去维护这种形势。然而，我们这个世界仍然动荡不安，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混乱和危险应该被看作是双方正在为冷战而付出的代价中的一部分。
[1] 哈里·杜鲁门（Harry S. Truman，1884年5月8日——1972年12月26日），美国政治家。1935—1945年任美国密苏里州参议员。1945年1—4月任美国副总统。1945—1953年任美国总统。
[2] 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葛罗米柯（Андре́й Андре́евич Громы́ко，1909年7月18日——1989年7月2日），1931年加入联共（布）。1939年任外交人民委员会美洲国家司司长。1939—1943年任苏联驻美国大使馆顾问。1943—1946年任驻美国和古巴大使。1946—1948年任苏联常驻联合国和联合国安理会代表。1946—1949年任外交部副部长。1946—1950年、1958—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2—1953年任驻英国大使。1952—1956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53—1957年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1956—1989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7年支持赫鲁晓夫打倒莫洛托夫“反党集团”。1957—1985年任外交部长。1958—1987年任《国际事务》杂志主编。1964年参与了推翻赫鲁晓夫的活动。1973—1988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83—1985年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85年因病放弃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转而支持戈尔巴乔夫。1985—1988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88年退休。1989年逝世。
[3] 大卫·迪安·腊斯克（David Dean Rusk，1909年2月9日——1994年12月20日），美国政治家。1934年起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任教。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入伍，在缅甸战场作战。1945年2月起在国务院工作。1949—1951年任副国务卿。1952—1961年任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席。1961—1969年任国务卿，在任期间和平解决古巴导弹危机，但积极参与越南战争。1969年退休。1970年起在佐治亚大学任教。1984年以后赋闲。1994年逝世。
[4] 威廉·皮尔斯·罗杰斯（William Pierce Rogers，1913年6月23日——2001年1月2日），1938年起担任助理检察官。1942年加入美国海军，参加了冲绳岛战役。1953—1957年任司法部副部长。1957—1961年任司法部长。1969—1973年任国务卿。1986年主持了对“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失事的调查。2001年逝世。
[5] 亨利·阿尔弗雷德·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1923年5月27日—— ），出身于德国犹太人家庭。1938年流亡美国。1943年入伍。1950年毕业于哈佛大学。1969—1973年任国家安全顾问。1971年秘密访华。1973年获诺贝尔和平奖。1973—1976年任国务卿，在任期间在拉丁美洲推行“肮脏战争”和“秃鹰计划”，大肆迫害当地左翼活动者。此后在多家大学任教。2000—2006年任艾森豪威尔奖学金董事会主席。
[6] 赛勒斯·罗伯特斯·万斯（Cyrus Roberts Vance，1917年3月27日——2002年1月12日），早年参加美国海军，参加了塞班岛战役、关岛战役、菲律宾战役等。1957年发起成立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1961—1962年任国防部总法律顾问。1962—1964年任陆军部长。1964—1967年任国防部副部长。1974—1976年任纽约市律师协会主席。1977—1980年任国务卿。1980年因苏联入侵阿富汗，情报收集不利而被迫辞职。1991年任联合国秘书长克罗地亚特使。1993年任联合国秘书长波斯尼亚特使。1995年任联合国秘书长马其顿特使。2002年逝世。
[7] 埃德蒙得·西克斯图斯·马斯基（Edmund Sixtus Muskie，1914年3月28日——1996年3月26日），1940年参加美国海军。1945年退役。1946—1951年任众议院议员。1955—1959年任缅因州州长。1959—1980年任参议院议员。1968年、1976年获民主党副总统提名。1972年参加总统竞选，但在尼克松指使的抹黑活动中落败。1980—1981年任国务卿。1981年退休。1996年逝世。
[8] 兹比格涅夫·卡其辛斯基·布热津斯基（Zbigniew Kazimierz Brzezinski，1928年3月28日——2017年5月26日），美国波兰裔政治家、政治学家。1958年获美国国籍。1960年任肯尼迪总统竞选顾问。1964年支持林登·约翰逊连任。1968年任汉弗莱外交政策顾问。1975年任吉米·卡特外交政策顾问。1976—1981年任国务卿。1985年担任总统化学战委员会委员。1987—1988年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1990年公开反对海湾战争。1999年支持科索沃战争。2003年公开反对伊拉克战争。2017年逝世。
[9] 小亚历山大·梅格斯·黑格（Alexander Meigs Haig Jr.，1924年12月2日——2010年2月20日），1947年毕业于西点军校。1966—1967年期间参加越南战争。1969—1970年任基辛格军事助理。1970—1973年任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1973年1—5月任陆军副参谋长。1973—1974年任白宫办公厅主任。1974—1979年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驻欧洲部队司令、欧洲最高盟军司令。1979年遇刺后离职。1981—1982年任国务卿，1982年辞职。1988年参加总统竞选，但在初选中即败选。2010年逝世。
[10] 乔治·普拉特·舒尔茨（George Pratt Shultz，1920年12月13日——2021年2月6日），美国商人、经济学家。1942—1945年期间服役于海军陆战队。1948年起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1962—1968年任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研究生院院长。1969—1970年任劳工部长。1970—1972年任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1972—1974年任财政部长。1982—1989年任国务卿。1989年退休。2021年逝世。
[11]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1925年3月19日——2020年8月6日），1947年参加美国空军。1972—1973年任总统军事助理。1973—1975年任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1974年升中将军衔。1975年退役。1975—1977年、1989—1993年任国家安全顾问。2001—2005年任总统情报顾问委员会主席。2020年逝世。
[12]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别斯梅尔特内赫（Александ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ессмертных，1933年11月10日—— ），1957—1960年任苏联外交部新闻部讲师。1960—1966年任联合国秘书处翻译。1963年加入苏共。1966—1970年任外交部长一秘。1970—1983年任驻美国大使馆一秘兼参赞。1986—1988年任外交部副部长。1988—1990年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1990—1991年任驻美国大使兼苏共中央委员。1991年任外交部长。苏联解体后曾任俄罗斯外交政策协会主席等职务。
[13] 格奥尔吉·马尔科维奇·科尔尼延科（Георгий Маркович Корниенко，1925年2月13日——2006年5月10日），苏联外交官。出身于农民家庭。1943年加入格别乌。1948年进入外交部工作。1959—1960年任外交部美洲国家司副司长。1960—1964年任驻华盛顿大使馆二秘。1964—1975年任外交部美国司司长。1975—1977年代理外交部第一副部长。1977—1986年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1979—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1—1989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6—1988年任苏共中央国际部第一副部长。1988年退休。1989—1996年任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国际问题首席专家。2006年去世。
[14] 乔治·恩维多维奇·马梅多夫（Георгий Энверович Мамедов，1947年9月9日—— ），苏联和俄罗斯外交官。1977—1981年任苏联驻美国大使馆三秘、二秘。1981—1989年在外交部美国司和加拿大司工作。1990—1991年任外交部美国和加拿大司司长。1991年、1997—2003年任俄罗斯联邦外交部副部长。2003—2014年任驻加拿大特命全权大使。
[15] 奥列格·米哈伊洛维奇·索科洛夫（Олег Михайлович Соколов，1937年4月20日——2016年2月25日），苏联和俄罗斯外交官。1987—1990年任苏联驻菲律宾特命全权大使。1990—1992年任驻韩国大使。1995—1999年任常驻维也纳国际组织代表。1999年退休。
[16] 维塔利·伊万诺维奇·丘尔金（Виталий Иванович Чуркин，1952年2月21日——2017年2月20日），1974年起在苏联外交部工作。1982—1987年任驻美国大使馆二秘、一秘。1987—1989年任苏共中央国际部助理。1989—1990年任外交部长新闻秘书。1990—1991年任外交部信息司司长。1991—1992年任俄罗斯联邦外交部新闻司司长。1992年3—7月任驻智利大使。1992—1994年任外交部副部长。1994—1998年任驻比利时大使。1998—2003年任驻加拿大大使。2006—2017年任常驻联合国和联合国安理会代表。2017年因心脏病发作逝世。
[17] 维克多·格奥尔基耶维奇·科姆普雷托夫（Виктор Георгиевич Комплектов，1932年1月8日——2020年9月1日），1955年起参加外交工作。1963—1965年任驻美国大使馆二秘。1965—1967年任驻美国大使馆一秘。1967—1968年任驻美国大使馆顾问。1970—1978年任外交部美国司副司长。1978—1982年任外交部美国司司长。1982—1991年任外交部副部长。1986—1990年任苏共中央审计委员会委员。1991—1992年任驻美国大使。1994—1999年任俄罗斯联邦驻西班牙大使。1996—1999年任驻安道尔大公国大使。1999年退休。
[18] 维克多·费多洛维奇·伊萨科夫（Виктор Фёдорович Исаков，1932年12月12日—— ），1956年起在苏联驻美国大使馆工作。1977—1978年任外交部美国司司长。1978—1983年任外交部美国司副司长。1983—1986年任驻美国大使馆参赞。1986—1988年任驻巴西大使。1988—1991年任驻印度大使。1996—1999年任俄罗斯联邦驻马耳他大使。1999年退休。
[19] 小杰拉尔德·鲁道夫·福特（Gerald Rudolph Ford Jr.，1913年7月14日——2006年12月26日），早年担任橄榄球运动员。1941年参加海军。1946年退役。1949—1973年任众议院议员。1963年参加了旨在调查肯尼迪遇刺情况的沃伦委员会。1965—1973年任众议院共和党领袖。1973—1974年任副总统。1974—1977年任总统，在任期间特赦了尼克松，国内通货膨胀加剧。1977年总统选举失利后下台。2006年逝世。
[20] 小詹姆斯·厄尔·卡特（James Earl Carter Jr.，1924年10月1日—— ），1946年入伍。1953年退役。1963—1967年任佐治亚州参议员。1971—1975年任佐治亚州州长。1976—1980年任总统。1981年卸任后积极参加外交活动。2002年获诺贝尔和平奖。
[21] 罗伯特·弗朗西斯·肯尼迪（Robert Francis Kennedy，1925年11月20日——1968年6月6日），1944年参加美国海军。1946年退役。1961—1964年任司法部长。1965—1968年任参议院议员。1968年参加总统竞选，并赢下多个州的初选，6月4日在洛杉矶发表演说后遇刺，6月6日伤重不治而死。
[22] 小卢埃林·E·“汤米”·汤普森（Llewellyn E. "Tommy" Thompson Jr.，1904年8月24日——1972年2月6日），美国外交官。1941年任驻苏联大使馆二秘。1952—1957年任驻奥地利大使。1957—1962年、1967—1969年任驻苏联大使。1972年逝世。
[23] 罗伯特·斯特兰奇·麦克纳马拉（Robert Strange McNamara，1916年6月9日——2009年7月6日），1940年起在哈佛大学任教。1943年参加美国空军。战后进入福特汽车公司工作。1960—1961年任福特汽车公司总裁。1961—1968年任国防部长。1968—1981年任世界银行行长。2009年逝世。
[24] 林登·贝恩斯·约翰逊（Lyndon Baines Johnson，1908年8月27日——1973年1月22日），1935—1937年任德克萨斯国家青年局局长。1937—1949年任众议院议员。1949—1961年任参议院议员。1951—1961年任参议院民主党领袖。1961—1963年任副总统。1963—1968年任总统。1968年新罕布什尔州初选失利后放弃连任总统。1973年逝世。
[25] 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苏斯洛夫（Михайл Андреевич Суслов，1902年11月8日——1982年1月25日（或26日）），绰号“灰衣主教”。1920年加入共青团。1921年加入俄共（布）。1938—1939年任联共（布）罗斯托夫省委第一书记。1939—1945年任联共（布）斯塔夫罗波尔省委第一书记。1949—1950年任《真理报》主编。1956年参与镇压了匈牙利革命。1964年参与推翻赫鲁晓夫的政变。1979年参与发动阿富汗战争。1947—1982年任苏共中央书记。1955—1982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主管意识形态工作，推行“新斯大林主义”政策，大力镇压持不同政见者。1982年在莫斯科逝世。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