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律师的记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1956年匈牙利工人代表会（摘译）

一位律师的记录

I.V.

　　我在匈牙利律师革命委员会那里头一次听说了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这个名字。那时我根本没有想到，我会同这个机关发生如此之深的纠葛，最后不得不仓促逃离故国。

　　不过，这件事发生的时候，我正在律师委员会里，讨论着匈牙利知识分子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最新消息，然后执行委员会决定派我去中央工人代表会，打听消息，并协调双方的活动。我接受了这个任务，第二天我就去了奥卡茨佛大街上的运输公司^[1]总部，中央工人代表会就设在那里，这也是我第一次去那边。

　　那栋楼像蚂蚁窝一样繁忙。门前停满了各个工厂和公司的车子。楼里面，每个办公室都在开会，新闻、经济、文化和其它委员会都在开会，二楼的会议厅里，代表们也在开会。矿山、企业、工厂的代表不停地赶来，然后马上提交他们单位的文件，同时接受指示。我马上就明白了，全国各地的工厂都发表了宣言，支持布达佩斯。但是它们还声称，尽量同知识分子协作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我却以律师们的名义指出，我们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毫无共同之处，我们认为应当按照革命的十六项要求，根据神的律法所衍生出的人道主义理想来建设国家。我们赞同中央工人代表会领导人的意见，即匈牙利人民在这个问题上应当拥有最终决定权。

　　我提交了关于这些讨论的报告后，我们的执行委员会也举行了会议，中央工人代表会的代表也参加了。他详细介绍了工人代表会的作用与活动，并介绍了他们同俄军司令部的谈判的情况。他还说，工人阶级不想要任何特权，只想同农民和知识分子分享权力。

　　我们的执行委员会对此表示赞同，它正式宣布支持中央工人代表会的目标，并建议由我担任中央工人代表会的法律顾问。

　　后来，在我工作的过程中，我在奥卡茨佛大街上的运输公司总部里工作，那里是我国真正的心脏。卡达尔团伙的“政府”躲在国会大楼里面，依靠着俄国坦克的保护，他们最关心的是躲开人民的义愤。换句话说，在苏联占领匈牙利后的一段时间里，匈牙利人民是没有政府的。也没有一个得到合法承认的国会。或者说，国会和政府都存在着，但实际上真正有决定权的是中央工人代表会。

　　我负责的任务也是由中央工人代表会的领袖分派的。

　　中央工人代表会主席拉茨·山多尔——贝洛扬尼斯工厂的一位工人——跟我说，我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起草中央工人代表会的组织章程与办事规则。全会已经对这方面做出了具体的规定，我收到了跟这些规定有关的会议纪要。

　　从一开始，拉茨·山多尔就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大概是32岁，是个高大、“伟岸”的年轻人，是典型的、享誉世界的匈牙利技术工人的代表^[2]。他的眼中闪耀着智慧的光芒，他的声音亲切却又深沉，他具有独特的语调，听起来像是在恳求，但在必要的时候，又能具有力量和坚定。他的声音，他的整个人格，打动了、甚至可以说是俘获了他的听众。在这种时候，他周身散发着一种使人着迷的魔力。这种魔力当中并不含有任何私欲，只有坚决为人民事业效力的赤胆忠心。

　　他和中央工人代表会的其他领导人非常关心我，他们要我时刻都在“身边”，随时给他们提供法律建议。他们想避免无意中触犯法律的情况，主要是因为他们想让自己得到尊重。所以我很快就成了委员，有权参加这个工人“议会”从早到晚的全会的讨论。在全会上，委员们轮流发言表达意见，首先讨论最紧迫的任务，然后讨论用什么样的措施建设未来。有一段时间，卡达尔的代表——一个又矮又胖，大概35岁的年轻人，叫山多尔——也定期参加这些会议^[3]。有他在场是很有用的，因为他能提供一些他的主子的反人民措施的消息。我记得，他每次发言时，都是这样起头的：“我不是要为卡达尔辩护，但是……”，然后他就强调政府的善意。这个“中间人”回到国会，向卡达尔汇报会议的情况，然后又为晚上的谈判做准备；卡达尔和中央工人代表会主席团会在晚上谈判。我本人没有参加过同“政府”的谈判，但我总是能收到一些报告。

　　在这种情况下，我起草了《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的组织章程与办事规则》。其中第三条规定了中央工人代表会的目标：“整合在大布达佩斯地区内当选的各个工人代表会的经济要求、文化要求与政治要求，并与社会主义及我国的民族雄心结合起来，将其提交给我国人民及立法机关和执行机关。”

　　第五条规定了哪些人可以成为拥有投票权的代表会委员。它规定布达佩斯每个市区有一名代表——每个州也有一名代表——再加上各种全国性组织与机构（邮局、铁路等等）的代表，还有拥有大量劳动力的“第一等”工厂（比如切佩尔）的代表，都拥有投票权。所以，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在法律上和实践中都代表了全匈牙利的工人阶级。但是，除了工人代表之外，它还邀请知识分子和农民的领袖参加，并做了大量的安排，协调各方的活动。组织章程为此提供了两种方法。一是由代表会书记给某人提供许可，准许其参加讨论（参见5.I.2段）；二是由书记安排作家、经济学家、教师和其他知识分子参加某些专项委员会。（这些委员会的任务，是在代表会召开会议之前，准备材料，为会议提供专业的建议！）

　　经济委员会提交了最早的一批提案——国家银行革命委员会的两位代表起草了匈牙利宪法草案中的经济部分，建议设立工业院和生产者代表会。我经常跟中央工人代表会的领导人讨论宪法。根据他们给我的指示，我召集了一批律师开会，当时能找的人我都找来了，还请来了最专业的经济学家参加这项工作。起草宪法的准备工作刚一开始，就能感觉到《中央工人代表会组织章程》的影响。本质上来说，它想表达出整个国家的心声。其主要原则如下：在中立的匈牙利里，工人阶级要选择一种既符合社会主义、又具有本国特色的新经济制度，工人阶级会放弃它先前的领导地位，也就是说，它会同农民与知识分子分享权力。恢复多党制后，将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一个参议院，一个众议院，它们受权行使国家的主要权力。这样一个两院制的国民议会，应该能够捍卫国内的社会成果，并保卫我国的中立地位。

　　通过中央工人代表会的独立工作，工人阶级的代表会制度已经为此做好了准备。农民也正在仿效工人阶级，从个体农民开始，逐步发展自己的组织，最终建成最高级的农民代表会。知识分子也已经有了一个领导机关，但是，虽然他们的目标与工人阶级和农民一致，然而他们的组织却在一定程度上落后了。

　　为了给中立的匈牙利制定组织制度，各个委员会不停地开会。同时，中央工人代表会也批准了组织章程的细则。还同工会领导人讨论了有关工人代表会的权力及罢工权的问题。

　　各种讨论当中，只有跟卡达尔团伙及俄国人的讨论收效甚微；同他们的讨论变得越来越困难。在12月5日各个地方代表会被破坏之前，中央工人代表会一直在向它们发表一系列的新闻公报，通报关于这些谈判的情况。地方代表会遭到破坏之后，中央工人代表会马上在第二天早上举行紧急会议，决定对此作出全面的回应，也就是那个著名的12月6日备忘录。中央工人代表会怀着最大的政治上的克制和责任感，起草了这个备忘录。它要求政府在次日，也就是12月7日晚上8点，通过广播对全国人民的全部要求——也就是中央工人代表会提交过的要求——作出明确的答复。在12月7日早上，这个备忘录在我国大多数工厂里宣读了。匈牙利人民等待着答复。……但是，在时限到了之后，卡达尔却没有发表任何声明。于是，中央工人代表会的委员们在12月8日再次碰头，严格按照组织章程中关于组织总罢工的规定，坚决地、一致地宣布：为了进行抗议，将于12月10日午夜发动为期48小时的全国总罢工。

　　卡达尔团伙毫不迟疑，立即在12月8日通过广播宣布取缔中央工人代表会。明尼奇的“公安部队”席卷而出，迅速向匈牙利人民发动了进攻。苏军出动了约12个装甲师的兵力，支援他们的行动。

　　星期六晚上，公安部队占领了中央工人代表会的办公地点——罗若·费伦茨文化宫，搜出了一大批文件——也包括宪法草案，并派重兵在那里设防。换句话说，过去那套斯大林主义手段死灰复燃了。

　　12月9日星期天中午，我正在赶往中央工人代表会，在高尔基大街上，我在波伊佐街（Bajza utca）拐角遇到了几个中央工人代表会委员，了解到了正在发生的一切。他们是从总部过来的。他们劝我不要在那个市区露面。他们劝我立刻逃走，不管逃到哪里都行，最好是逃到国外，因为他们听说大搜捕已经开始了。

　　到了今天，他们中的一个人说的话，依然在我耳边回响：

　　“你在我们中间生活过。你了解我们的立场。如果你流亡国外，请记得把我们的理想一起带走——讲给全世界工人听。不要讲给外国政府，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向它们要求什么，也不指望得到它们的帮助。把真相告诉各国人民。……”

　　我一回想起来，就深感羞耻——虽然这是由于我无法控制的原因导致的——直到现在，这个任务我完成得还是很差。

《真理》（Igazság），第2卷，第2期
伦敦，1958年8月

^[1] 全称“布达佩斯市运输公司”（Budapest Székesfővárosi Közlekedési Részvény Társaság，BESZKÁT）。——原注

^[2] 这段对拉茨·山多尔的描写都是正确的，但说错了他的年龄。其实他只有23岁，但这个错误，或许是由于他的人格给许多人造成了错觉才产生的。——原注

^[3] 山多尔·约热夫是卡达尔政府派驻中央工人代表会的联络代表，他从1951年起就是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从1957年起担任新建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并且是卡达尔政权的重臣之一。——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