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我给你们讲讲我的浴血兄弟芒柯的故事，人们都管他叫“秃鹰”，其实他的真名叫维克多·莫里分丘。我们为什么以浴血兄弟相称？这其实不是我的主意，而是他儿子小维克多先这么说起来的。我前几天还在瑞士见过他。芒柯现在住在瑞士，他的妻子叫莉迪娅，他们一共生了三个儿子。
小维克多现在约么有二十五岁，身材很魁梧。他们一家住在日内瓦和洛桑之间的一个叫戈朗的小镇，有一次，我去看他们，小维克多早晨起来送我去火车站赶回巴黎的火车。
“你能时常来看看我们，真是太好了，”他跟我说，“这样你和我爸爸就能经常见上一面，你们真应该算得上是浴血兄弟了。”
小维克多这么一说，我觉得他说得太对了。我告诉你们怎么回事。
我第一次见到维克多。莫里分丘是在一九六九年，那一年我才十九岁。他住在马普奇人居住区附近的品达普拉，那是伦考奇附近的一个村子，离圣地亚哥大约有八百公里。是里卡多·莫努斯邀请我去那儿的，莫努斯是住在卡萨胡庄园的农民。卡萨胡离维克多住的品达普拉居住区不远。
里卡多·莫努斯是位农运领导人，一九六八年至一九六九在天主教大学读社会学，我们是同学。里卡多是全国农民联盟的领导人之一。全国农民联盟是一个非常大的农民组织，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这个组织是由进步的基督教民主派人士组织起来的，其组织者之一就是雅克·康克尔，他曾担任全国土地和畜牧开发局的主任，后来在萨尔瓦多·阿连德政府中任农业部长。
农民联盟是许多农民组织的一个联合体，大约有六万成员，其中大多是农业雇工，成员主要分布在圣地亚哥附近的农业地区和智利中部河谷地区。这个组织的领袖人物是安德烈。塔皮亚，里卡多·莫努斯负责通讯工作，为联盟编辑一份简报。
里卡多并不知道如何编辑这样的简报，于是他想应该可以找天主教大学的社会学学院的学生们来帮忙。于是有一天，他走进位于阿温尼达·阿波昆多的东校区的大学走廊的大厅里，想找几个学生来帮助他。我记得我在走廊上看见了他，一脸茫然的样子。我一看就知道他既不是教授，也不是学生，他的样子在大学校园里一看就知道是个农民。我朝他走过去，问他想要什么，想找什么，要不要帮忙。于是我们就走到社会学学院的学生活动中心，要了两杯咖啡，坐下来聊天。
他告诉我他想要找个人帮他编简报。这件事情他感觉无从下手，但他确实又特别想把简报编出来！
就是因为这个，我跟他说：“我来帮你。”
问题是，我也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于是我们决定去他们在圣地亚哥旧城的农民联盟的总部看看。我找了一天上午到了他的办公室。到了一看，我才知道对他来说，编这样一份简报有多么困难，他竟然像刚开始学写字的农民那样用一把尺子来比着写字！
我开始帮他编简报。不知道后来我们出的简报是否算是一份像样的简报，但我记得有一天里卡多。莫努斯郑重其事地来问我：
“你想和我一起去南方吗？我们要接管卡萨胡庄园，如果你要是有朋友能帮忙，也可以叫他们一起去。”
他的这个要求改变了我的一生。我感到一种挑战，面临一个抉择。是继续在学校读书，还是放弃学业到南方去？这个决定可不是那么容易下的。当时我觉得社会学学院的课程挺有意思的。当时学院里来了几位美国流派的教授，其中有结构主义学者，也有功能主义学者，我们当时正在学帕森斯和默顿。我们一边学北美社会学，一边学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当时，一位名为弗郎茨·希克拉蒙特的德国教授正在智利授课，在其周围形成了一种马克思社会学的风气。
我们在大学里成立了一个小组。一九六八年到一九六九年是披头士和切·格瓦拉的年代，那是段快乐的日子，当时的社会风气非常活跃。在社会学学院的最初几年，日子过得非常有意思、非常愉快，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组织了很多次非常不错的聚会。此外，我们还在雅米·古兹曼的领导下进行了一系列反对“企业代表派”的活动，以此对法律学院的那些右翼保守主义分子展开斗争。另外，有一群阿根廷人遭到胡安·卡罗斯·翁哥尼亚将军领导的军事政府的迫害，来到了智利，他们的政治斗争经验比我们当时要丰富得多。
里卡多·莫努斯的要求让我颇感为难。我记得有一天，我看着挂满毛澤东和披头士式样的Ｔ恤衫的衣柜，我突然决定关上它，从此再不打开。我决定了：去南方。我和社会学学院的三四个同伴说了这件事，其中有一个玻利维亚人、一个墨西哥人和两个智利人。
我说：“嘿，兄弟们，如果你们想和里卡多·莫努斯一起去南方接管卡萨胡庄园，那我们今天晚上在中央车站集合，一起坐火车去。”
我们九点钟坐上了开往南方的火车。火车很破旧，我们睡得却很好。早上九点钟醒来的时候，火车已经到了伦考奇。
里卡多·莫努斯说：“我们分头下车，这样就不会有人看见我们在一起了。然后我们坐小巴去卡萨胡农场。但我们得先在辉斯卡皮下车，以后的路得步行。”
辉斯卡皮离伦考奇大约有十五公里，我们到了那儿之后，径直走进卡萨胡庄园。我还记得当时走进农场大门的情景。我们又走了大约五公里，才到了里卡多家，他的妻子在家。我们开始讨论各自都干什么。那天晚上，在一个农场仓库有一个农民组织在开会。这个农民组织的领导很激动、也很紧张地向农民们解释为什么我们要占领这个庄园，因为这个庄园的主人奥斯卡·施拉耶尔实际上将庄园荒废了。
这个庄园很大，也很漂亮。这一带的庄园先是由智利殖民者占据，其后又被德国殖民者占据，他们不断地把马普奇土著赶往土地比较贫瘠、土质差、沟壑也多的地方。相比之下，卡萨胡庄园（施拉耶尔和瓦格纳）的土地比较平整，作物生长得也很茂盛，可以放养很多的牲畜，收获很多的麦子。
但施拉耶尔几乎让土地半荒着，所以农民们希望占领这个庄园。我们仔细地听着，但没有完全听懂。尽管如此，我们决定加入接管活动。我们接管卡萨胡庄园的过程是这样的，我们占领了大门，庄园主就跑了，满腔怒火地去找政府和伦考奇市政府寻求帮助。
因为发生了意外，占领卡萨胡庄园却不是那么顺利。施拉耶尔前两天就觉察到可能有人来占领他的庄园，事先已经把警察叫了来，在辉斯卡皮设置了岗哨。施拉耶尔请警察来他的庄园来吃烧烤，一番大吃大喝之后，警察们都有点醉醺醺的了。他们第二天才发现了我们组织的占领行动，于是他们就乘庄园主的一辆汽车出发，在路上，有个警察的枪走火，打中了自己的喉咙，死了。这个事件改变了一切。我们意识到我们可能被指控对这个警察的死负责，因为我们看见好几辆满载警察的汽车来追赶我们，于是我们决定放弃接管行动。
我记得我和那几个从社会学学院来的同伴一起走了很长的路，才到了伦考奇，我们从那儿分坐几辆公共汽车去特木科。在特木科，边防大学（当时还叫天主教大学）的奥马尔·温图雷利接待了我们。温图雷利是个牧师，后来还俗成了左派革命组织积极分子，军事政变之后被杀害了。
在那儿，我们成功地联合了一个重要的卡萨胡农民组织，我们解释了我们不应该对那个警察的死负责，警察当局后来也发现确实不应该由我们来负责。
最后，卡萨胡的土地被智利农业改革部征用了，这样也就算达到了我们当初要接管的目的。我记得卷进这场斗争几个星期之后，大约在土地被政府征用的时候，我在里卡多·莫努斯家里和他聊天，他对我们表示感谢。
他这么说：“好了，朋友们，谢谢你们，你们回大学去读书去吧。我们会留在这儿的乡村接着受罪。”
这几句话让我受到了很大的震动，使我久久不能忘记。
我和同伴们回到了圣地亚哥，可里卡多的话五日无夜，不管是在梦中是清醒的时候，总是在我的脑海中萦绕不去，直到最后我跟自己说：“这样不行。在这个时候，在这种环境下，我不能眼看着别人忍受各种社会问题给他们带来的苦难，却在这儿继续学社会学，把自己培养成一个靠解释各种社会问题来谋生的社会学家。”
我对大学的生活变得越来越漫不经心，同时也感到我父母对我放弃学业感到的焦虑和悲伤。
我又回到了南方，找到了里卡多·莫努斯，问他我能为农民斗争做点什么。
他说：“应该提高农民们的教育水平，因为如果农民不识字，不会写字，不能分析身边发生的事情，不能对我们发现的这些问题和解决方法有长远的眼光，我们就只能倚靠那些知识分子。我们羁留在农村地区，而这儿又没有什么学校能让我们受点儿像样儿的教育。”
他说，应该办一所学校。
他说：“你来当老师。我认识这儿的几个人，有庄园里的，也有附近地区的，我们一起来办所学校。”
我记得到了一九六九年，学校成立了，校园在考汀山区的卡布鲁嘎地区，学校周围湖山相映，景色很不错。
他召集了几个人来讨论这件事，其中包括维克多·莫里分丘。我们讨论了两三天。至于上课所需的阅读材料，我准备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还有毛澤东早期著作中关于中国农村阶级斗争的一篇分析文章。我不知道这些材料是否和马普奇人以及智利南方农村中农民的实际情况有关，但我觉得这些材料很有用。
我很快就注意到维克多·莫里分丘非常积极。他有一次说了一句很有份量的话，对我们几个人都很有启发，并且产生了很重要的作用。
他说：“问题在于，我们这里根本没有正义可言·所以我们应该做的是为正义而斗争。”
学校开办了一段时间，后来关闭了。后来的计划是让我回到圣地亚哥，继续完成我在社会学学院的学业，我也确实回去了。但南方在不断地呼唤我，我也越来越希望和农民和马普奇人的现实生活联系起来，所以我最后又回到了伦考奇。我住在哲楚迪丝·朱拉夫人的家里，她家在伦考奇郊区有一所很简陋的小房子。朱拉夫人做旧衣服生意，她把旧衣服卖到马普奇，当地很多人都认识她。马普奇人来镇上卖猪或磨面的时候，会到她家来看看，买一两件衣服。因此她家总是少不了马普奇人，或其他的农民，她会给他们炖加了辣椒的饭菜，当然还有必不可少的马黛茶。午饭的时候总是有七八个农民，多的时候甚至有十个。我总是和他们一起吃饭。我问哲楚迪丝夫人，能不能租间小房间给我，让我住在她家里。
我在那儿也认识了维克多，他也从哲楚迪丝夫人那儿买旧衣服。有一天，吃午饭的时候，我跟维克多说：
“我想找机会和你多聊聊，想看看你住哪儿。来这儿这么久了，我还没有出过这个镇子呢。”
“我住在品达普拉，”维克多说，“那儿离伦考奇大约有十五公里。如果你赶得上送牛奶的那辆卡车，九点钟的时候就到我们那块地了。”
第二天九点整，我就到了他说的地方，走进了他家那片地。
维克多家非常穷困。他兄弟姐妹很多，但却几乎没有什么地。他家靠做“奇澈”来维持家用。“奇澈”是一种用苹果做的酒精饮料，附近的莫里分丘人都喜欢喝这种饮料。维克多已经结了婚，有个女儿，他们一家住在这片地的另一头，家境也非常困难。
我记得他家屋地下有一个烧木柴的炉子。维克多的妻子和他的妹妹正在做饭。我永远忘不了那顿饭，我们每人有两个红蛋黄的鸡蛋、辣椒、一种用欧芹做的酱，叫“普尔”，非常好吃，还有维克多的父母给我弄的马黛茶。
为了欢迎我，他弹起了吉它，唱起了维克多·朱拉的歌，此外还唱了《没有土地的胡安》，《二月二十三，我们的墨西哥》 （是关于维拉被处死的），还有“太阳之子”，“五个做梦人”，以及维奥列塔·佩拉的歌，都是他喜欢的。
我在他们家住了下来。他们把我安排在楼上的一间屋子里。一家人非常热情地招待我，对我却一无所求。除了帮帮忙，我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报答他们，什么也不能给他们。不过我倒是帮着维克多干了些农活。
我记得非常清楚，那个时候我还常咬指甲。有一次，维克多的母亲罗萨夫人跟我说： “去菜园子里帮我弄些土豆来吧。” 我到菜园里一看，却找不到土豆在哪儿，只好空着手回来了。她笑了。 “要吃土豆，你得用手到土里挖呀。”
从那以后，我学会了挖土豆，再也不咬指甲了。
我和维克多还一块儿烧过炭。这活儿非常难干，因为得用大锤砸中劈柴的一个合适的地方，才能把劈柴劈开。好几次我都砸在了自己的腿上，而且我干不了一会儿就累了，不过，我算是学着干活了。我和维克多总是一边干活一边聊天。我们半天半天地聊生活，聊马普奇人的处境，聊将来。
与此同时，我也开始和圣地亚哥和特木科的一些革命者建立联系。在特木科的智利大学和学生宿舍，已经有了第一个由佩拉多·马里诺负责的左派革命组织基层组织。另外一位积极分子叫戈维兰，绰号叫“老鹰”，他是学生宿舍那边的领袖。我只要去特木科，就会住在那里。他们给我安排了一张床，我去了之后，他们会给我弄点汤，我也会趁这个机会洗个澡，洗洗衣服，擦擦鞋，去趟圣地亚哥，再回来参加特木科的最初那些左派革命组织小组会议。这时我们活动比较积极的成员不超过十个。
渐渐地，我们有了个“挪篱笆”的主意。我们计划占领一些土地，然后再保卫这些土地。我们是听马普奇讲话的时候产生的这个想法·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们在和莫里分丘一家一起喝马黛茶的时候，我问起他们的祖父，或许是叔祖，所有人都默不作声。
过了一会儿，维克多，他的妹妹多娜·罗萨、兄弟唐·圭勒莫和维克多的父亲跟我说：
“祖父被人杀了。”
“谁杀的？”
“殖民者。”
“谁？”
“智利人和那些英美人。以前一直到那边，都是我们的土地，我们的部落。”他们指着卡萨胡庄园中一棵很大的苹果树，跟我解释，再往那边就是卡萨斯·维耶斯庄园，那儿也有苹果树。
“那些苹果树都是我们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它们能证明这些土地本来是我们的，因为我们以前都做奇澈苹果酒。我们的土地一直延伸到更远处的那条小河，但从一九一○年一直到一九三○年以后，殖民者从我们的手里夺走了我们的土地，烧毁了我们的房子，那种马普奇草屋，杀光了我们的牲口·他们把我们赶了出来，还杀死了我们的祖父。”
在考汀这个地方，两千多个马普奇殖民地或部落都有这样的故事。很显然，在最近的一八八一年马普奇起义之后，殖民者在智利政府推行的殖民政策下大肆掠夺马普奇人的土地，所有的马普奇人都未能幸免。马普奇人与殖民者进行了长达三个世纪的斗争，他们最开始反抗西班牙殖民者，十九世纪又和智利政府进行斗争，一八八一年的那次起义是他们最后一次抗争。在那次起义中，马普奇人占领了维拉利卡和特木科，最北打到了考里普里。因为当时智利政府正在和秘鲁人、还有玻利维亚人进行所谓的太平洋战争。
太平洋战争之后，智利军队最终打败了马普奇人，他们占领了马普奇人的土地，然后智利政府给每个马普奇部落一份土地证书。依照当时的殖民政策，智利政府也给智利殖民者和外国殖民者（有德国人、法国人和西班牙人）的庄园一份土地证书。不过，马普奇人得到的是最贫瘠的土地。
随着城镇的兴起，铁路系统也发展起来，这更加剧了殖民者对马普奇的土地的掠夺。
马普奇人向印第安人事务法庭要求归还他们被占领的土地，但这些法律诉求无一例外地都失败了。有几例案子，法庭判决归还土地，但警察并不执行裁决。
所以马普奇人不断地被推向更加贫困的境地，被驱赶到最贫瘠的土地上。他们的子女越来越多，但却没有可能获得更多的土地。与此同时，那些大庄园随着进一步的掠夺而不断扩大。
这么聊过几次之后，我们就逐渐产生了简单而明确的“挪篱笆”的想法。一九七○年三月至四月，我们首先在考汀北部的劳塔洛的几个县开始组织这样的活动。
一九七○年萨尔瓦多·阿连德获胜的那次选举期间，我们获得了必要的时间和政治机会来进行我们的“挪篱笆”运动。当时埃德瓦尔多·弗雷的基督教民主政府任期将满，不愿再承担镇压民众的罪名，因此他们就没有派警察来镇压我们的行动。
我和维克多·莫里分丘一起开始对伦考奇地区的马普奇人挨家挨户地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号召年轻人起来加入我们的行动，我们多次召开会议，年轻人会这么告诉父母：
“你们应该帮助我们重新夺回我们的土地，我们必须去夺回祖先留给我们的这片土地。这片地是我们的。”
这些老一辈的人就去特木科还有圣地亚哥的土著人管理局，去争取智利政府在世纪初的时候赋予他们的土地所有权，那些地契上面明确地标明了地界，清楚地说明了殖民者的庄园以前是马普奇人的土地，换句话说，那些殖民者的土地都是掠夺来的。
我们到殖民庄园周围的马普奇部落四处察看，目光逐渐集中在卡罗斯·塔拉德利兹所有的卡萨斯·维耶斯庄园，这个庄园被几个马普奇部落包围着。
和比拉色诺、洪图拉夫、卡里兰卡以及莫里分丘等几个部落交谈之后，我们组织了第一次“挪篱笆”行动。维克多从一开始就是行动的领袖人物。
“挪篱笆”行动特别令人激动。我们提前几个月就开始进行准备，开了几次会，不断找人征求意见，这样就能将男女老少全部都动员起来。所有人都同意之后，我们就选定了一天，其实应该说是选定了一个晚上，我们就会把所有的篱笆都推倒，夺回被占领的土地。
我记得我们和维克多组织的那次挪篱笆运动是在一个漆黑的夜晚进行的，那天下着小雨，没有月亮，这样庄园的主人就不会看见我们。我记得我是和提丁一起从特木科出发的。我们从伦考奇走到维克多家里，到他家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我们和罗萨夫人聊了一会儿，她对这件事情特别认真，开始的时候，她甚至于不想把农民们集合的地点告诉我们，这可能是因为她不认识提丁，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但因为信任我，她还是让维克多的弟弟维南西奥陪我们一起去集合的地方。
我们到的时候，发现已经有一百多农民在树林中静静地等着。看到我们来了，维克多很高兴。
“我们现在就要开始挪篱笆了。”他说。
我们一直等到后半夜，拂晓之前，行动开始了。
行动队伍中都有什么人？我们组织了几路小分队。我们这个分队负责把篱笆上的铁丝网和桩子弄下来，然后装在牛车上拉走。牛特别适合干这样的活，因为牛不爱叫，不会弄出什么大声响来，也比较驯顺。第二个分队负责把铁丝网和桩子拉到马普奇的地契上标明的地界。老人们都很清楚以前的地界在什么地方，也知道各部落以前的边界。第三个分队就沿着这些地界带着牛车一边走一边重新挖坑，埋桩子。另外的一个分队就重新把铁丝网安在桩子上。我们就这么把新篱笆修起来了。不到一个小时，我们就夺回了土地。
天亮以后，庄园主发现他的土地已经就剩下他的房子周围的那一小块了。他的第一个反应是抓起枪，一通乱开火。那个时候我们已经跑到树林里躲起来了。庄园主对篱笆被挪动大为光火，于是就到八、九公里之外的伦考奇去找警察。我们都到小山顶上去等着看会发生什么事。如果看见拉着警察的卡车扬起满天尘土一路过来，我们就放弃这次行动撤退。但如果尘土扬起得不高，那就说明只是来了一辆小吉普，他们不是来追我们的。那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安然地站在我们立起的篱笆旁边了。
一九七○年那一年我们和考汀的马普奇的一起进行了三十多次这种挪篱笆行动，几乎没有警察来管过我们。我前面说过，智利民主政府不准派遣国家武装力量来处理此事。这样我们就成功地夺回了大量的土地。我们夺回土地之后，就立刻把猪、牛、羊等赶到地里去吃麦子，地里有什么就吃什么。这样做是为了表明这些土地已经是我们的了。
这就导致警察和庄园主之间产生了很大的矛盾，另一方面和马普奇人之间也产生了矛盾。维克多自然非常善于争辩。
比方说，庄园主可能这样说：“走开，这块地是我的。”
维克多就会这样回答：“不对。我这儿有地契，上面说那边才是你的。”
“对，但我买了这块地。”
“问题是你没有问清楚，你买的这块土地是偷来的。你买的东西是赃物。”
“怎么会？我在这块地上劳动，我种了苜蓿，我装了篱笆，修了路。”
“种这些苜蓿的不是你，修这些路的人也不是你。干这些活的的是农民，你剥削他们。这块土地不是你的，是我们的。我们在这片土地上已经劳动、生活了好几百年了。”
庄园主就不再和他争了，抬腿走了。警察能做的就是记录当时的情况，我们则可以继续拥有我们夺回的土地。这样我们就在这个地区建起了第一个居住点，叫做考波里坎。这是伦考奇地区第一个由年轻的、没有土地的农民管理的居住点。
通过这种斗争，维克多和我找到了行动的方向，可以使我们取得丰硕成果。维克多后来成了农民革命运动的领袖之一，这个组织是由左派革命组织活动者和马普奇的领导者建立的，目的是发动广大农民，包括马普奇和很多不是马普奇的男女老少、佃农、季节农工和流动农工，还有那些没有工作的农村人口都参与到这个社会阵营中。
我们后来决定给这个组织起名为农民革命运动，这个组织是我们在一九七○年召开的一个大集会上成立的，当时阿连德已经被选举为总统。我们提出的目标是夺回被占领的土地。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需要继续占领其他的庄园，因为我们相信这些庄园都是殖民者从马普奇人的手里不断掠夺来的，马普奇人才是这些土地的合法所有人。我们的口号是：“进行一次从山脚到海边的挪篱笆行动。”此外，我们还宣布：“没有人能够阻挡我们前进的道路，不管是庄园主还是萨尔瓦多·阿连德政府。”因为萨尔瓦多·阿连德政府当时已经开始限制我们进行的土地改革。
在整个考汀省，我们占领了一百多个庄园，造成了很大的社会影响。马普奇人占领了很多庄园，并在省内各个城市举行游行示威活动。特别是在省会特木科，我们进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行动。
后来我们的行动从考汀转到了位于中部河谷的林纳雷斯，我们在那里也组织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维克多总是积极发言，阐明农民革命运动和左派革命组织的农村政策。
然后他会回品达普拉住一段时间，巩固他和当地人民的关系，当然最重要的是增进和妻子莉迪娅之间的感情。
直到一九七三年的军事政变之前，我们一直在一起。
政变之后，我们失去了联系。他没有回到伦考奇，而是到了考汀省北方的一个小镇躲了起来。
他在那儿躲了六个月。我则一直待在南方的特木科，试图保护那些社会活动的领导者和我的同伴；然后我去了圣地亚哥。一九七四年四月一日上午十点，空军情报局逮捕了我。
和我一起被捕的同伴中，有一个人的口袋里有一张纸条，上面记着芒柯藏身之处的地址。这张纸条是给另外一个要到南方去的同伴的。根据这张纸条，情报局很快找到了芒柯，并布置下了陷阱。两个情报人员装扮成革命者，走进他藏身的农舍。维克多和往常一样，热情地招呼他们进屋来。他们喝马黛茶的时候，他意识到他们不是自己人。他借口要到仓库去取东西，趁机逃跑了。情报局的那两个人追上来，在一个开阔的地方朝他开了枪，打中了他的大腿。维克多流着血倒下了，那两个人逮捕了他，把他带回空军情报局在特木科的总部。
我被他们从圣地亚哥转到了特木科，为的是让我说明左派革命组织渗透到特木科的空军基地的事。他们非常担心革命者可能会知道空军基地的安全方案。他们想让我说清楚我们是怎么获得这些情报的。
实际上，我从不知道我们是怎么得到这份安全方案的。我曾经见过这份方案，因为地方委员会的负责人曾经计划在军队中策划一次行动，并会见了几名军官。其中几个人反对进行军事政变的计划（就是这个计划导致了一九七三年的军事政变）。
圣地亚哥情报局的头目卡贝泽斯司令急急火火地来到特木科来接管对我的审讯，因为他觉得审讯我的那名军官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我决定什么也不说，因为我根本就没有什么好说的，所以他们不可能得到任何进展。特木科的左派革命组织已经被空军情报局完全摧毁。其实，在我被空军逮捕之前，我就已经在特木科的《南方日报》上看到过乌比拉上尉的非常全面的报告，详细介绍了整个组织结构和犯人名单。
卡贝泽斯司令进来之后告诉我的事，是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的事情之一。
“听着，”他说，“我们已经逮捕了芒柯。他受了伤，流了不少血。这个印第安人实在是太固执了，他甚至不愿承认他就是芒柯。问题是这样不行。如果我命令给他止血，我的部下就会说我可怜他了，我就会在他们面前丢面子。所以这个印第安人要么去下地狱，要么就得承认他是芒柯，可他到现在还不承认。我现在来叫你过去，你要做的是说你是何塞，我来看他的反应。如果你敢多说一个字，我一枪就在你脑袋上钻个窟窿。”
那天晚上他们把我从牢房带到审讯室，给我戴上眼罩，双手铐在背后。卡贝泽斯司令从后面用手枪顶着我的脑袋。
进屋之前，他跟我说：“我现在把眼罩给你摘下来，你就会看见他了”。接着又警告我说：“你只能说一句‘我是何塞’，多说一个字，我就毙了你。”
他给我摘下了眼罩，灯光刺得我有点睁不开眼，但我还是一眼就看到了芒柯。他脸色蜡黄，看上去像是不行了，可能活不了几个钟头了。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卡贝泽斯用枪顶了顶我的后脑勺。
“我是何塞，”我说。
他们重新给我戴上眼罩，把我带出去了。他们把我带回牢房，这天晚上我一夜没睡。我陷入了绝望之中。“我说‘何塞’这个字的时候念对了吗？”我一遍一遍地问自己。“他听出我的声音来了吗？”
第二天早晨，他们给我端来了一杯速溶咖啡，我问那个士兵：
“有芒柯的消息吗？”
“有，”他回答说，“他被拘禁在另外一间牢房。”
那是我这一生中喝过的最好喝的速溶咖啡。芒柯还活着，这太让我高兴了。
但事情还没有结束。那天上午，他们又给我们蒙上眼罩，用跳伞训练飞机抑或伞兵运输机？把我们转押回了圣地亚哥。卡贝泽斯司令决定在特木科再多呆几天，所以就让一个上尉来监管我们。我觉察到芒柯也在飞机上，而且还有另外几个乘客，其中有几个空军中拒绝参加政变的低级军官。后来我们知道他们逮捕了一些不想参加军事政变的基层的空军军官。
这名上尉经常殴打我们。他把我铐在了飞机的椅子上·为了整我，他把一个图钉放在眼罩的下面，然后把眼罩勒得紧紧的。几秒钟之后，我就感觉我的头疼得像要炸开似的，实在是太疼了。上尉让飞行员飞到大海上面，然后他打开了飞机的舱门。然后他解开我的手铐，把我朝舱门那儿推。他不断辱骂我，说要把我从飞机上推下去·我感到冷风抽打在我的脸上。我说：“卡贝泽斯司令跟我说，到圣地亚哥他还要问我几个问题。”上尉立刻朝我大喊大叫地让我把要对卡贝泽斯司令说的话告诉他。我告诉他我不能，因为卡贝泽斯司令亲自告诉我说那些话除了跟他，跟谁都不能说。
我不知道我怎么突然会想起这种办法，而且我的喊声盖过了飞机的声音。上尉用力把我推回去，又把我铐在椅子上。我感到安全多了，好像我的这条命就系在这只手铐上·几个小时之后，我们降落在圣地亚哥的军用机场。
几天之后，我又见到了芒柯，他告诉我说，当他听到我叫他的声音之后，就决定承认自己就是芒柯。然后，他们就给他止住了血，然后把他关到我旁边的牢房。
这就是为什么说芒柯和我是“浴血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