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法﹞吉尔斯·达维《从危机到共产化》（2019）
第一章 遗产
第一节 回到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
让我们从一个铁的事实开始：在60年代和70年代，无产阶级没有越过那一线。
福特主义使得工作强度越来越大，此时人们对消费社会的不满开始增加，最终达到了顶峰。这两个原因使工人的骚动和对日常生活的批判相结合，从而发起了漫长的无产阶级浪潮。
当运动失去了批判的锋芒，它就变成了零碎的改造。工作场所被新工会主义占据，尽管几乎没有新的工会产生。武装暴力与社会运动脱节。妇女的行动变为女权主义。对党的批判导致了小团体的兴起，对先锋主义的批判则以阶级和阶级主义结束。位于边缘的叛逆者被吸收到可以接受的街头文化中。对日常生活的批判催生了另类主义和超个人主义。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没有引发反帝国主义和反军国主义，而是迎来了和平主义的全盛时期。
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革命的失败会导致反动和休养生息。
变化在其他地方：没有激进的基层组织从这场世界性的风暴中诞生，即使在处于运动高峰的国家也是如此，而那些出现的组织都是昙花一现，或者与以前的组织（通常是工会）合并。1969年阿根廷的科多巴索（Cordobazo）人民起义并没有产生大规模组织，70年代中期意大利的工人运动也没有产生。新的机构或分裂的工会不断涌现，但在工人阶级中几乎没有立足之地。
这一重大变化在当时颇不为人知，现在也是如此。
以前所有的动乱或起义时期，都会产生新的形式，无论是党、工会还是自治机构。在西方和日本，自1937年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OUM）消亡以来，没有左翼政党能在工人当中扎根并战斗下去。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与20世纪初的社民党、斯大林主义政党或30年代的CIO相比。激进左翼联盟（Syriza）只是能够缓和希腊的动荡：事实证明它无法提出一个替代主流资产阶级政治的纲领。
之所以会这样，一个主要原因是缺乏能够获得工人支持的中间要求，就像二战前的普选权、八小时工作制、工会权利、劳动法和带薪假期那样。无论原因是什么，这都意味着，我们过去所熟知的那种工人运动结束了。这种工人运动后来在失业、去工业化和镇压的多重压力下衰落，比如1984-85年英国矿工的失败，这是一个戏剧性但次要的问题。
但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坚持不懈地实现自治，因此，没有出现新的、永久性的基层组织就更加引人注目了。虽然党和工会的官僚仍然能够在工人和资本之间进行调停，但他们受到批评，有时还受到攻击，这从1918年后的德国统一组织（Unionen）[1]以来还是第一次发生。只有少数人拒绝官僚主义、体制和权威，但这是富有战斗精神的少数派，通常是罢工和暴动的发起者，而且不仅仅出现在西欧或美国。
与1917年不同的是，没有人试图夺取政治权力或占领工作场所。占领工厂是一小部分工人的烦恼，通常是工会积极分子，在意大利，不少占领者宁愿在家里睡觉。
在政治上，如果一个社会主义或人民政府上台，没有人期望它能采取真正不同的政策。从那时起，左派的传统纲领（让穷人更富，让强者更弱）已经失去了信誉，充其量只是被视为最不坏的选择。共产党已经走向了社会民主主义，左派看起来就像过去的共产党——减去斯大林主义的共产党。
传统的解决方案似乎已经过时。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合作和自我管理都只有在老板离开时才会实施，例如1974-75年的葡萄牙，2001年的阿根廷。
另一方面，虽然“老”工人运动没有给自己赋予新的形式，但它也没有激进的方案：没有1919年的德国统一组织（Unionen），也没有以接管和管理生产为目标的工人委员会。
无论那时还是现在，基层活动都是以地方和基础为中心的。先锋党受到嘲笑，列宁的民主集中制被淘汰了，自治才是潮流。前托派声称自己是自下而上的。《号召》（Call）的读者比《怎么办？》更多，不再有政党，这是协会、信息站、网络、NGO的时代......。
同时，资产阶级把持着阵地，强大到足以让人们相信，已经没有所谓的资产阶级了，社会的鸿沟不再是阶级之间的，而只是贫富之间的，这种鸿沟可以通过缓慢的涓滴过程（自由主义）或公平分享财富（改良主义）来弥补。议会民主受到嘲讽，但仍能填补政治真空[2]。由此可见，我们既看不到改良，也看不到革命。
总而言之，激进批判所留下的负面东西多于正面。[3]
第二节：通往资本主义统治的三步
第一步是遏制和压制六七十年代街头和工作场所的起义。
没有这一点，就不会有第二步：工作的重新实施和资本的重新洗牌，或者用经济学家的话说，企业再造。
第三步是对第一步和第二步的补充，出现了大量的理论，根据这些理论，工作变得不再重要，资本/劳动关系不再是核心。阶级（和阶级斗争）已经不再是一个根本性的概念。如果要进行社会变革，那就不是让工人阶级反对统治的资产阶级，而是让民众去反对一种无形无名的统治。就像在舞厅跳舞一样，这三个步骤环环相扣：所谓新的社会批判，是无产阶级失败和资本主义重组的副产品。
要理解资本主义如何在四十年前重新取得优势，并在此后设法保持优势，局部的解释是不够的。
工人官僚机构，这个激进主义的百年宿敌，控制了激进主义的发展，因为无产阶级允许官僚这样做。相信工人阶级纯洁性的人或许会对此感到无比愤怒，但事实是，工会和党的领导人只有在工人限制自己，进行集体谈判时，才会扼杀无产阶级的自主权，甚至用激进的、有时是暴力的手段。
抗议和动乱并没有被淹没在消费主义的洪流中。诚然，当代的个人物品（从80年代的个人电脑到现在的智能手机）使人们重新追求自由，这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很典型。但是，在发生大规模运动之前，消费习惯已经全面开花，所以它们不足以防止社会动荡。把消费作为决定性因素，是倒果为因。资本主义不是靠超市购物运转的，而是靠生产获取价值，实现价值积累。事实上，资本主义胜利的标志就是人们把它想象成一个“消费社会”。（一个副作用是把过度消费描述为造成生态灾难的罪魁祸首，暗示罪魁祸首不是别人，正是你和我）[4]。
现代资本家不是“节欲者”，连劳动者也被邀请购物。但是，大众消费总是被积累的“铁律”所统治，富裕的社会中也有贫穷。在德国，这个欧洲“最富有”的国家，约有15%的德国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平均净收入的60%）。
关于从经理人资本主义向股东资本主义的转变，已经有了很多著作。但无论如何，经理人和股东都是把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当私有制难以促进商业，进行有组织的劳动时，经理就开始崭露头角。而在本世纪的最后几十年，股东的权力只是在工人的反抗被压制之后才得以扩大。
同样具有误导性的是用外国削减成本的竞争来解释工人的失败。这是忘了墨西哥、菲律宾、中国和罗马尼亚商人并没有强行进入北美、日本和西欧市场。外包是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民族资产阶级压制工人反抗后发起的。现在老工业区的大部分裁员，不是因为商品在亚洲制造，而是因为西方和日本工厂的生产力提高，可以用更少的劳动力来生产更多的商品。
另一个时髦的学派坚持新的资本主义精神，认为等级森严的福特主义已经被取代了，建立在团队管理、员工主动性和工作自主性基础上的网络型组织成为新起之秀[5]，社会学家以一种居高临下的眼光俯视着无法超越机床和流水线的蓝领工人，解释狡猾的老板们如何恢复了1968年对异化和权威“艺术批判”。二十一世纪的工厂将是一个呼吁创造力、流动性、培训、多任务和个人努力的地方，并以此来控制劳动力。
只要人们忘记了管理学教科书与工厂生活之间的区别，忘记了意识形态与现实之间的区别，这种说法就是有效的。现代工厂是专制的，新泰勒主义在新兴国家占主导地位。但最重要的是，首先要在工作场所和街道上重新引入法律和秩序，然后才能引入新的管理技术并强加给工人。
更深层次的解释是强调资本的内部化（interiorisation）。68年的反叛者想要自由，但由于他们没有质疑资本主义，所以他们获得了资本主义的自由。由于（官僚）社会主义失败了，我们现在将以资本主义的面孔和思想来生活，这就是雅克-卡马特（Jacques Camatte）所说的资本的拟人化，他认为这成功地重塑了我们，并使我们永久地沉迷于消费，这种过度活跃是一种被动的强迫。[6] 这种观点的优点是，强调了资本主义以人类现实为食，资本主义是一个吸血鬼......使其受害者长期存在。这既说明了它的弱点，也说明了它的胜利。最令人震惊的反而是资本虽然非常灵活，但这样一个系统无法变得人道，也不能和自然和谐相处，相反，它的运作会破坏它赖以生存的人和自然物质。资本主义似乎是无限的，直到极限重新体现出来，比如对工人的剥削（会引起反抗），以及对资源的浪费（最终阻碍了盈利）。人类不会变得虚拟。网络生活是迷人的，是一个迷人的神话：无论是世界还是社会都不可能完全景观化。
所有这些解释都有一个共同的误解：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新的资本主义之下。根据这些理论家的观点，社会已经从工厂经济走向了知识经济，交流就是生产，我们都是工人-生产者，剥削就是统治（反之亦然）。
也许有人会问，亚马逊的仓库或集装箱船还有多重要。
这些理论真正想证明的是，这个完全“新”的资本主义几乎不再是资本主义了，因为资本被稀释成了社会权力机制，每一个社会权力机制都会受到批判性的研究，但只有工资-劳动没有被研究，可恰恰是它形成了整个社会的结构。可能还有工作，但没有工人阶级，而是浮动的无业人口。至于资产阶级，几乎没有人提及，全球化的时代，没有给阶级这样简单化的概念留下空间。他们说，经济权力的掌握者无处不在，无处不有，所以已经不存在资产阶级。除了强调阶级和劳资关系的批判以外，每一种批判都是受欢迎的，人们说它是老式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了，埋在柏林墙的废墟下。
这是与共产化概念同时诞生的心态，也是与之相对应的心态。
第三节：附注
本书中提出的观点来自于个人和集体的经验，如果不讲我们自己的故事，就没有办法讲这个故事。我们所看到的是别人的例子，我们不以自己为榜样。这个出发点会让那些认为可以否定自己的主体性，并把共产主义理论（以及他们自己）视为纯粹的、简单的“阶级斗争产物”的人感到惊讶。
3.1 回到1968
接下来我想说一下参与68年五月风暴的一个小圈子，我也身在其中，它包括左翼共产主义者，自由意志共产主义者，情境主义国际（SI）的读者，无政府主义者... ... 有些人曾是工人力量的成员（它从左翼组织社会主义还是野蛮（Socialisme ou Barbarie）中分裂出来，因为后者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和阶级）。其中有一个人后来参与了RATP（巴黎公共交通）委员会，他曾想过加入情境主义国际或社会主义还是野蛮，但最后没有加入。这里不是讲述情境主义的地方，我们还是回顾一下情境主义国际和社会主义还是野蛮之间的联系吧：1960-61年，居伊·德波（Guy-Ernest Debord）是社会主义还是野蛮的成员，也正是这个组织把工人委员会的主题带到了情境主义国际。弗雷迪-帕尔曼（Fredy Perlman）活跃在雪铁龙委员会中，他曾对美国学术界和主流左派提出批评，经历过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并写过关于商品拜物教的文章。GLAT的成员，另一个继承德国左派传统的团体，也参与了我们将要重述的事件。然而，大多数参与者并不属于任何正式的组织。他们可能自称是革命者，但肯定不是职业革命者[7]。
他们聚集在一起，“自然地”与激进的工人联系在一起，其原因是他们反对党和工会的官僚主义，他们不认为应该用好的领导层取代坏的领导层，而是把党和工会看成是与工人利益和人类解放完全对立的东西。他们显然还把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视为资本主义国家。这在苏联解体二十多年后听起来可能是平淡无奇的，但是当时绝大多数左派人士支持俄国、中国、古巴、越南或南斯拉夫社会主义[8]。
为了说明我们理解的程度和局限性，我可以提一下我写的关于俄国革命的小册子，它是在68年5月前几个月出版的。[9]它的目的是为了证明俄国无产阶级在1917年以后，在布尔什维克党成为新的剥削阶级之前，试图把生产和社会掌握在自己手中，并最终失败。这种委员会共产主义的解释符合我们周围常见的理论框架：工人管理扩展到日常生活的自我管理（最后一点显示了情境主义国际的影响）。
3.2 总罢工使人打开眼界[10]
68年5月中旬，一小部分工人（有时人数非常少，但往往是工厂罢工的发起者之一）意识到他们无法避免工会（通常是共产党领导的总工会）控制罢工。为了与和他们相似的少数派联系起来，唯一的途径就是走出工作场所，到被占领的公共建筑去结识志同道合的人。不少工人（尤其是年轻工人）会离开工厂去见“学生”（很多人并不是大学生），往往无功而返，但有时也会有不错的接触。在两个月的时间内，位于巴黎（拉丁区南端）的塞西尔（Censier）成为一个会议场所，未经选举但有代表性的非正式工人代表（有些来自巨大的工厂）在此进行协调，这是一个正在探索中的工人自治。这种经验与其他地方的其他经验类似，例如1969年后的意大利，或70年代末的西班牙集会运动。[11]
塞西尔并不是反叛的无产者唯一的联络点，但却是极少数能够组织共同行动反对老板和警察，并在一定程度上抗衡工会力量的地方之一。来到这里的工人们并不是在寻找把他们组织起来或帮助他们组织起来的好心人。他们既不需要主人也不需要仆人，既不需要老师也不需要徒弟。他们希望与其他人（工人和非工人）平等地行动。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塞西尔尽管不存在工人主义，但无疑是68年最 “工人 ”的地方之一。我们并不试图与无产者平起平坐，谁与我们平起平坐，我们就与谁说话。
唯一把自己隔离开来的是教条的委员会共产主义者，他们害怕把少数人的意志强加给工人阶级，“信息与通讯组织”（ICO）小组在委员会和塞西尔的大会上只发挥了很小的作用，而且经常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里一起开会。这种行为就像一年前情境主义者所说的那样， 他们“选择消失”[12]。
虽然我们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这些事件对身处塞西尔的激进分子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因为我们相信工人委员会是实现日常生活自我管理的一种手段，所以只要工人民主是真实的（不受官僚或政治家的操纵），我们就会支持它；只要自我管理是普遍的，我们也会支持它。这确实是塞西尔委员会的普遍情绪。但是，当它在我们眼前展开时，罢工的现实却与这种信念背道而驰。
最初，在许多工厂里，在没有任何正式决策会议的情况下，激进的少数人把停工强加给了多数人。后来，随着罢工的进行，工会官员利用辩论和多数表决来消耗运动的力量。民主的标准，如集体意志的适当表达、行动前的讨论、少数服从多数等，对理解罢工的发起毫无用处，更不用说对罢工做出贡献了。面对少数人的行为，没有任何正式的标准可以确定它究竟是对多数人的限制，还是一项得到普遍支持的行动。同样的姿态（例如，焊接工厂大门）根据不同的情况具有不同的意义。
当我们大多数人（包括我自己，我在研究失败的俄国革命时抱有这种观点）坚持工人民主时，并不是为了革新议会制，而是因为自我管理的斗争是走向自我管理生产的必要步骤。因此，当我们重新审视民主，我们开始怀疑，是否应当把管理问题放在第一位。
此外，在总罢工结束后，警察重新占领了塞西尔，工人协调以一种非常不同的方式持续了一年多。在68年5月至6月，由于它的位置，它一直被称为 “塞西尔委员会”。当它给自己取名“企业间委员会”时，这反映了一种不可避免的倒退：它的主要职能现在是联系工厂的斗争（无论如何，这个任务远远超过了它的能力）。这种后退和以工人为中心的革命愿景，体现了大家隐藏的委员会共产主义，我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开始质疑这种理论。
3.3 成熟
我们对工人权力提出异议，并发现自己是少数中的少数。
1969年初，塞西尔委员会的参与者之一弗朗索瓦-马丁（François Martin），从他在阿尔及利亚一家自我管理的鞋厂中获取的工作经验出发，开始写下他的著作，经过辩论、修改，在三年后得以出版。[13]他质疑了委员会共产主义理论，这种理论认为要不断地以自我管理的方式进行抗议和罢工，让量变产生质变，先是针对老板，然后不断深入，攻击警察、工会、政治家和国家，最后消灭雇佣劳动。他认为，在爆发真正的罢工或社会动荡的时刻，都存在一处空白，是什么推动它前进？它打开了怎样的突破口？当罢工结束时，又有什么被封闭了？从最初的突破中诞生的（有时是短暂的）自我组织，取决于自身以外的其他东西。换句话说，革命不是组织问题。自我管理的组织是不可缺少的，但自治的能力和意志来自于其他东西，而这个“东西”就是共产主义理论的核心。
“当一个身为社会革命利益汇集中心的阶级起来斗争的时候，它就会直接在自己的地位中找到自己革命活动的内容和材料：它消灭敌人，采取适合斗争需要的办法，而它自己行动的后果就推动它继续前进。它并不从理论上研究本身的任务。” （《1848-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850年）
马克思的这句话是我们演变过程中的里程碑：“革命纲领”在阶级当中，无产阶级既不需要被教育，也不需要自我教育。
这就需要重新审视激进批判的一个基本原则。在斯大林主义下出生和反对斯大林主义的一代人已经形成了一种反官僚主义的倾向。第一期《社会主义还是野蛮》宣布，“我们时代的根本问题，是工人官僚主义的性质”。在分析俄国官僚资本主义时，社会主义还是野蛮认为，它的资本主义性质没有它的官僚形式重要，因为官僚形式据说能够改变其基本性质。反资本主义已经演变成反官僚主义，它优先考虑自我管理、自治和民主。
为了避免轻率的批评，让我们明确一点，我们既没有想也没有说：“只要目的是正确的，只要能摧毁资产阶级的权力，利润，商品，谁会在乎少数人的决定，甚至可以反对多数人的决定。”想要实现这个目的，只有像《共产党宣言》所说的那样，通过“绝大多数人”的自愿行动。国家和经济的消失永远不会自上而下地完成。我们不是“波尔迪加主义者”。波尔迪加以世界革命的名义，为布尔什维克对俄国无产阶级的专政辩护，他希望布尔什维克能以俄国为据点推动革命，而实际上列宁和他的党却导致革命失败。我们拒绝接受专政和民主这两种政治形式，并认为社会革命可以取消这两种形式。
弗朗索瓦-马丁最早指出，在68年5月几乎所有人都支持民主，包括强调委员会民主的情境主义国际。当然，直接的、横向的、普遍的民主不同于资产阶级议会制（或其当代形式：参与式民主、一元制民主等等）。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民主是一种组织形式，它无法创造组织的内容，传播思想、促进辩论、创造决策程序、控制代表，这些确实都不可或缺，是民主的重要目标，但只有组织的内容才能使这些目标真正实现。
我们的思路来自意大利、德国、荷兰的左翼共产主义者，既来自波尔迪加，也来自哥尔特和潘涅库克。马丁的角度一直是阶级斗争的具体过程。1969年，我们的《极左主义意识形态批判》想知道左翼共产主义者的遗产与我们的经验相比有多大的有效性。[14]它希望说明共产主义不是由被雇佣者管理的雇佣劳动。假设自发组织起来的群众接管了生产力，但这还不足以使这些生产力失去资本主义性质。
3.4 葡萄牙和波兰。绕不开的问题和解决办法
我们所参与的活动，使一个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就悬在我们头上的挑衅性问题再次出现：阶级。
几年后，欧洲的两个著名事件帮助我们进一步思考。在葡萄牙（1974-75年），虽然工人自治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它并没有直接与资本对抗，而是在自治之下偏离了轨道。缺乏的不是更多的自治，而是与资本主义基本法律和规范的决裂。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在十多年的时间里，波兰工人阶级是推翻官僚政权的主要历史推动者。这生动地表明了工人在现代社会中仍然处于“中心地位”。同时，波兰的阶级行动使一些已经被宣判死亡的东西复活了：民族、人民（在19世纪民主革命中的意义上），以及能够改造国家的民主。
在德国，1919年，大多数无产者至少消极地支持了社民党领导的反革命。但在葡萄牙和波兰，工人们摆脱了工会和政党控制，是他们自己选择了改革。无论官僚主义多么强大，它都不是第一大障碍。官僚们只是因为无产者逡巡不前，才阻挡了革命的大门。
葡萄牙和波兰等国的情况，迫使人们认识到，工人阶级既是问题，也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从那时起，有些人就得出结论说，无产者将永远是资本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
另一些人，像我们一样，认为无产者是一个历史矛盾，只有无产者自己能够解决这个矛盾......如果他们能解决的话。
如果没有这个背景，我们是无法理解共产化的。
[1] 参见Denis Authier and Gilles Dauvé, “The Communist Left in Germany 1918–1921,” https://www.marxists.org/subject/germany-1918-23/dauve-authier/index.htm
以及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mia-chinese-german-revolution-far-left-1920s.htm 中的后两节
简而言之，统一组织试图打破政党和工会这种使政治和经济相分离的斗争模式。奥托·吕勒是主张建立这种组织的代表人物，并建立了德国工人总工会（Allgemeine Arbeiter Union Deutschlands）。——译者注
[2] 关于民主，参见Gilles Dauvé,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Autonomy,” libcom, 2008, https://libcom.org/library/implosion-point-democratist-ideology；另见，The Implosion Point of Democratist Ideology, from Le Brise-Glace, no. 2–3, Spring 1989, http://www.oocities.org/~johngray/impltitl.htm
[3] 这种描述没有考虑到亚洲发展起来的巨大工人运动。那么拉丁美洲和非洲呢？目前的分析所研究的是老工业中心地带，包括西欧、美国和日本，直到它们最近还是世界资本主义的动力，也是无产阶级斗争的重心。历史的力量和运动中心现在可能正在向亚洲转移。然而，从“全球”无产阶级的角度来看，中国或印度目前的工人经验与欧洲工人在工业化初期几十年所经历的情况，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我们将在第五章中再谈这个问题。
[4] 《资本论》第一卷第22章：“积累啊，积累啊！这就是摩西和先知们！...... 为积累而积累，为生产而生产——古典经济学用这个公式表达了资产阶级时期的历史使命。”
[5] Luc Boltanski and Eve Chiapello, The New Spirit of Capitalism （New York: Verso, 2007）.
[6] 《不变论》（Invariance）始于1968年。卡马特的部分文章可在英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查阅。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camatte/.
消费者资本主义理论，参见伯纳德-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的分析。
[7] 关于社会主义还是野蛮（Socialisme ou Barbarie）这个组织，参见Marcel van der Linden, “Socialisme ou Barbarie: A French Revolutionary Group 1949–65,” Left History 5, no. 1 （1997）, http://www.left-dis.nl/uk/lindsob.htm。关于弗雷迪-帕尔曼（Fredy Perlman），他的妻子罗琳（Lorraine）写了一本传记，Having Little, Being Much: A Chronicle of Fredy Perlman’s Fifty Years （Detroit: Black & Red, 1989）。从60年代初到1978年，工人行动联络小组（Groupe de Liaison pour l’Action des Travailleurs）办了一份报纸，对理论进行研究，十分透彻。
[8] 它可能并不像看起来那样平庸。在21世纪，关于“苏联性质”的辩论听起来像渡鸦一样死气沉沉，前斯大林主义者早已不再是祸水。法国共产党经常把总部租给时装表演和媒体。随着国家资本主义的消亡，一般的官僚主义，特别是工人官僚主义已经离开了中心舞台。然而，这并不是故事的结束。在反官僚主义理论中，官僚代表着取代资产阶级的新剥削阶级，但重要的是由此衍生出的观点：工人管理、自我组织、自主斗争。在工人官僚制与工人民主的对抗中，最后一个词才是至关重要的，在工人民主的要求中，民主是第一位的：当然不是议会民主，而是基层行动，一切权力归大会，集体决策等等。现在的委员会共产主义者谈论自主斗争多于工人民主，是因为后者包括前者。另外，由于党和工会的官僚机构已经衰落，所以反官僚的话语空间就小了很多，批判的对象已经扩大了，包括漏洞和强加给我们规则和规范的手段，换句话说就是统治的形式。
[9] 《Notes pour une analyse de la Révolution réusse》（俄国革命分析笔记）于1968年春出版，当时用的是我的笔名 “Jean Barrot”。它对事件没有影响，只是后来才被几个人所知道。
[10] 关于塞西尔委员会，参见Fredy Perlman, and Roger Grégoire, Worker-Student Action Committees. France May 68, 1969, https://libcom.org/library/worker-student-action-committees-france-1968-perlman-gregoire
[11] Miguel Amoros，“关于集会运动的报告”，libcom，1984年，https://libcom.org/history/report-assembly-movement-miguel-amoros
[12] ICO自己对五月风暴的分析，La Grève généralisée. Mai–juin 1968，似乎没有英文版。ICO现在叫交换和流动（Echanges et mouvements），官网mondialisme.org。情境主义国际对ICO的批判，刊载在1967年第十一期《情境主义国际》。
[13] François Martin, “The Class Struggle and Its Most Characteristic Aspects in Recent Years,” 1972, in Eclipse and Re-emergence of the Communist Movement （《共产主义运动的消失和重现》）（Oakland: PM Press, 2015）, 67–89.
[14] “Critique of Ultra-leftist Ideology” in Eclipse and Re-emergence of the Communist M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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