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纪德《从苏联归来》及《为我的〈从苏联归来〉答客难》(1936-1937)
一
同劳动者民众直接接触,在作场,在工厂,在休养院,在花园或在“文化公园”,我都感受到深刻的快乐。我觉得在这些新同志中间一种友爱迅速建立起来,我的心花怒放了。所以我在那里所照的相,现出更多的微笑,以至更多的笑,这是我在法国所不常见的。而且在那里,有好多次由于过分的快乐,我的眼睛充满了眼泪,爱和柔情的眼泪;譬如在索契附近,顿巴斯矿工的休养院……不,不,那里并没有什么先期准备,什么矫饰;我是有天晚上突然到那儿的,未曾预先通知他们;但立刻我就同他们亲密起来了。
还有那次出其不意的探访波尔宗附近儿童营地的事情。这营地很朴素,几乎简陋,然而小孩子表现何等的幸福,健康,好像要把他们的快乐奉献给我一般。说什么才好呢?语言是没有能力来表现如此深刻又如此简单的一种情绪的……但为什么说到他们,而不说到其他的人呢?格鲁吉亚诗人们,大学生们,尤其做工的人,我对于他们当中好多人发生了热烈的感情,我不断地惋惜我不懂得他们的话。但在微笑中,顾盼中,已经表示了多情的雄辩了,我怀疑,即使用语言说出来,是否能增加更多的感情。应当说,那里,我到处都被人看作一个朋友;一切人的眼光而且还表示别的东西,还表示一种感激。我愿意再领受这个感激;这点也就推动我起来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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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最情愿引你去看的,都是最好的成绩;这是没有什么可说的而且十分自然的事;但我们也有好多次突如其来地进入乡村学校、幼稚园、俱乐部,那里人们并未曾想到引我们去看,然而那里与其他地方并没有什么多的不同。我所最钦佩的恰是这些地方,因为那里并没有一点准备给人参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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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看到的一切儿童团营地,小孩子都是漂亮的,营养很好(每天五餐),照料很好,可说是受优待的;他们都是快乐的。他们的眼色是明亮的,信任的;他们的笑没有狡狯,没有恶意;外国人,在他们看来也许有点可笑的,但我从未曾在他们中间任何一个人发现一点讽刺的痕迹。
比他们年纪大些的,那些青年身上,我们也常常见到这种欢喜幸福的同样表情;他们也是漂亮的,健壮的。他们傍晚,工作做完以后,就聚集在“文化公园”,而这“文化公园”都是不能否认的成功;尤其是莫斯科的“文化公园”。
我时常到那里去。这是一个娱乐的地方,有巴黎“月园”(Luna-Park)那么宽大。人们一进园门,仿佛到另一个世界。在这群青年人、成年人和妇女中间,到处都是认真的,端谨的;没有一点愚蠢的和庸俗的行为痕迹,没有狎昵,没有放浪,甚至没有戏谑。人们到处感到一种欢乐的热情。这里,游戏组织起来;那里人们跳舞;普通,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指挥着,监督着,一切都按照完全的秩序进行。宽阔的圆圈形成起来,无论何人都可以参加进去;但旁观者总比跳舞人多得多。此外还有民间的跳舞和歌唱。大部分都只有一个简单的手风琴伴奏着。这里,在这栅栏围绕着的,然而可以自由进入的地段,一些人在练习种种武术;一个训练员传授人,指点人跳绳索的技术;稍远一点有器械体操的种种设备;人们耐心等待轮流到自己的时候;人们在锻炼身体。另外一个宽大地方划出来,作为球队的地盘;游戏者的健壮、温雅和漂亮,是我百观不厌的。再远一点是安静的游戏:战棋,象棋,以及好多比赛灵巧和耐性的小游戏,都是做得非常之巧妙的,其中某些我还不认识;那些比赛体力、敏捷和灵活的多种游戏也是我在别处未曾见过的,我不能去描写它们,但其中有些一定可以在法国大受欢迎的。这些足够使你好几个钟头应接不暇。有一部分给大人的,有一部分给小孩的,又有一部分地盘给最小孩子的;那里,他们找到小房屋,小火车,小船,小汽车,以及好多同他们身段相配称的小东西。在一条宽阔道路上,接着静的游戏之后(爱玩这种游戏的人多得很,有时需等待很长久,才有一个空的桌子轮到你坐下去),又有些木牌,上面贴些谜语之类。我再说一遍:所有这些都没有一点俗气;这个广大的人群,都是端谨,正直,尊严和守礼;可是没有受一点拘束,一切都是自自然然的。这个人群,除了小孩子以外,几乎都是工人组成的,他们来这里锻炼身体,休息,娱乐或学习(因为这里也有教室、讲演厅、电影、图书馆等等)。莫斯科河上还有溜冰场。这里,那里,在这广大公园之内,又有一个临时教授站在小木台上讲学;那是常识,历史或地理的功课,并有种种图表以为讲学之助;那又是应用医学、生理学、陈列着人体解剖模型的画板等。人们一本正经地听着。我说过了,我从未发现一点讽刺的痕迹。[1]
可是这里还更好些;一个露天小剧场;大约有五百个观众在台下拥挤着(没有一个空位),在宗教般静穆当中,听着一个演员吟诵普希金(《欧根·奥涅金》里面的一首歌)。在公园的一角,近进门之处,是降落伞区域。这是那里十分流行的一种运动。每隔两分钟,三张降落伞,就有一张从四十米的塔上高处脱落下来,将一个初试的人颇为残暴地抛落在地面。这样,谁肯去冒险呢?可是人家趋之若狂;人家等待自己的轮次;人家排了长队等待。我还不曾说起草地上的大剧场哩,那里有几次演出,观者将近两万人。
莫斯科文化公园是最广大的,其中各种游戏也设备得最好;列宁格勒文化公园则是最美丽的。但现在,苏联每个城市都设有文化公园,此外还有儿童花园。
自然,我也参观过好多工厂。我知道,而且反复地说:要工厂的工作进行顺利,得依赖于一般生活的舒适和快乐。但这方面事情,我的说话并不在行。其他的人负责说这一方面的事情,而我是同意于他们的赞美的。惟有心理上的问题才是我分内之事;这里,我所注意的就是这类问题,特别是并几乎唯一是这类问题。倘若我从侧面牵涉到社会问题,那我仍是立足在心理学观点上去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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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华愈大,我对于自然风景愈少兴趣,少得很多,无论这风景是如何美丽;但对于人类的兴趣,则是与年俱增了。在苏联,人民是可钦佩的:格鲁吉亚、卡黑底、阿布哈兹、乌克兰的人民(我只说到我所见过的),在我看来,尤其是列宁格勒和克里米亚的人民。
我参加过在莫斯科的青年节,在红场上面。克里姆林宫对面房屋,悬挂彩布和绿叶,掩盖了它们的丑陋。一切都是壮丽的,甚至(这里我赶紧添加一句说,因为我不能时时刻刻说)都是十分美妙的。可赞美的青年人从四面八方来这里给人检阅。行列经过足有好几个钟头之久。我想象不到有如此华美的景致。显然,这些完美无疵的人物,都是训练好、准备好的,从一切人中选择出来的;但能够产生这些人物的国家和政制,怎能不受人赞叹呢?
那是以前几天,当高尔基下葬时候,我也见过红场。我看见这同一的民众;同一的民众,然而完全不同的,在我想象中宁可说是与帝制时代俄罗斯民众相似,他们排成长队,长久地,无穷无尽地在那“大柱厅”里面高尔基灵柩面前经过。这次可不是这些苏维埃民众中最美的最强的和最快乐的代表人了,而是要来就来的悲伤的人,其中有妇女,尤其小孩,有时还有老人,几乎都穿得不好,有时而且好像很贫苦的。一条静穆的、忧愁的、沉默的长行列,好像从过去时代来的;他们秩序井然地好久才过尽,比那容光焕发的行列一定长久得多。我自己留在那里很久,观察他们。高尔基是这些人的什么人呢?我不大清楚:一个导师?一个同志?一个兄弟?……无论如何总是一个死者。一切人,甚至最年幼小孩的面孔上,都可以看出一种凄惨的表情,但也有,而且尤其有一种向外放射的同情力量。这里说不上什么肉体的美了,但我看见面前经过的极大数量的可怜人,拿着比美更可钦佩的一种什么东西献给我的眼光;他们当中有多少的人,我愿意抱来紧压在我的心胸啊!
无论在何处,都没有像在苏联,那般轻易,直接,深切和热烈,去同一切的人和任何的人相接触。强烈的同情线索,立刻,——有时看一眼就够,——就纠缠起来。是的,我不能设想,苏联以外其他地方,人们能够那般深切那般强烈觉到人类的感情。虽然语言不通,我在别处还未曾感觉到有这么繁多的同志和兄弟的;为了这,我宁愿拿世界上最美丽的自然风景去交换。
自然风景,我以后还是要谈的;但我要先叙述我同一队青年团员初次交接的经过。
这是在那送我们从莫斯科到奥尔忠尼启则(从前叫做符拉底高加索)去的火车上。旅程颇远。弥雪儿·柯尔佐夫以苏联作家协会名义给我们交涉到一个很舒适的专用车厢,我们出于意外地得到这样安逸的位置,我们六个人:耶夫·拉斯特,季友,赫巴,雪夫灵,达比和我;还有我们的翻译兼游侣,忠实的女同志波拉。除了我们的设有睡床的房间以外,我们还占有一个大厅,我们就在那里吃饭。没有比这还好的了。但有一点使我们不高兴的,便是不能够同火车上其他的人相往来。起初几次停车时,我们都走下月台来,结果发现有一队特别可爱的游伴正占据着隔壁的车厢。这是一队青年团员,放了暑假,到高加索旅行去,希望攀登卡斯贝克高山。我们交涉结果,终于打开隔离的门,立刻就同这些可爱的邻居攀上交情了。我从巴黎带了好多灵巧的小玩具来,与苏联所有的完全不同。这些玩意儿可以给我机会,去同语言不通的人交往。这些小玩具从这个人手里传到那个人手里。青年男子和青年女子玩弄着,没有解决玩时发现一切难题,他们是不肯罢休的。“一个青年团员从不自认失败,”他们笑着对我说。他们的车厢是很狭小的;这天天气特别地热;这些人同那些人拥挤在一起,人们窒息着;这是很好玩的。
我应当补充说:“对于他们当中好多人,我并不是一个陌生人物。有些人读过了我的著作(多半是《刚果旅行记》),而且由于高尔基下葬那日我在红场演说,一切报纸都登载过我的肖像,他们立刻就认识我了,并非常敏感接受我对他们的注意;但没有比我更敏感接受他们的同情表示。不久就举行一场大辩论。耶夫·拉斯特很懂得俄国话,而且能说,他给我们解释说:我拿出来的那些小玩意儿,他们觉得极好玩,但是他们自问:安德烈·纪德自己爱玩这玩意儿,这事是适宜的么?耶夫·拉斯特解释说:这类小游戏可以休养他的脑力。因为一个真实的青年团员,念念不忘服务,总是拿事物的用处去判断一切事物。哦,无需说什么大道理,这场时时给笑声打断的辩论,本身就是一种游戏。但他们的车厢内缺少一点可呼吸的空气,我们于是邀请其中十几个人到我们的车厢里来,这天晚会就在这里延长下去,人们歌唱民间曲子,甚至跳舞,在大厅所能容许的范围之内。这个晚会,对于我的游伴和我,都是这次旅行最好的纪念之一。我们怀疑:在其他国家是否能有这样突兀和自然的友谊;在其他国家青年人是否这样可爱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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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过,我对于自然风景很少兴趣……。然而我还愿意说一说高加索的可赞叹的森林,卡黑底入境处的,巴敦附近的,尤其波宗上面巴枯良尼的森林;我没有见过,我也想象不出有比这更美丽的:任何初生的树都现出大树的胚胎;神秘的小径穿过森林,那里白天没有过完就到黑夜了,人们想象得到那个小“大拇指”也要在那里迷困的。我们穿过了这个奇妙的森林,走到一个山湖去,人们恭维我们,说这里以前没有一个外国人到过。没有这点,已足够使我赞美这个山湖了。湖滨没有树林的地方有一个奇异的小乡村(塔巴茨枯里),一年当中有九个月埋在雪下;我是很高兴来描写它……多么可惜我不是纯为游玩风景到这里来!或者当作一个博物学家来此探险,那时发现这里有好多新的植物,发现这高原上面也有我的花园内的“高加索轮锋菊”,将多么快活!……但这不是我到苏联来所要寻找的。我所关心的,是人、是众人、是人所能做的和人所已做的事物。吸引我的,使我迷困的那个非常繁密的森林,乃是社会问题的森林。在苏联,这些问题煽惑你、迫逼你、从各方面挤压你。
[1] “那么,你以为这是好的现象么?”我的朋友X喊道,当我向他说这意见时候。“讽刺,反证,批评,是有相互联系的。小孩不会讽刺,大了就是易信和驯顺的,那时,你,讽刺家,又要批评什么‘附和主义’了。我是喜欢法国西式嘲谑的,即使是拿我做嘲谑对象。”
[2] 在苏联,青年期延长非常久,这一点,我也很喜欢。这点,我们是不大习惯的,尤其在法国(但我相信,一切拉丁国家都是如此)。青年时代是富于期望的;在我们国内,一个青年人很快就使人不敢对他期望什么。过了十四岁后,什么都固定了,对于人生的惊讶再不现在他的脸上,也看不见一点天真。小孩子不久就成了青年人。游戏的事情也就丢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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