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一切权力归苏维埃！（1918—1919年德国革命文献汇编）

从艾斯纳到列维涅

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
埃里希·米萨姆


　　4月13日，当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遭到第一次攻击时，米萨姆被捕了。他被关押在巴伐利亚北部的班贝格（Bamberg）附近的埃布拉赫（Ebrach）的一所监狱里。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覆灭后，他被判处在要塞内监禁十五年。他在1924年12月获赦出狱。
　　1920年9月，当米萨姆被监禁在安斯巴赫（Ansbach）要塞的时候，他写下了这篇文章。他称其为“对1918年11月7日至1919年4月13日这段时间发生在慕尼黑的革命事变的个人记述”，他写这篇文章，是为了“让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缔造者了解情况”，并将其献给“列宁同志”。米萨姆在序言中解释了他的意图。
　　本文于1929年由米萨姆的“烽火”出版社（Fanal Verlag）在柏林出版，并加上了这样的献词：“纪念古斯塔夫·兰道尔，英勇的同志与革命烈士，并纪念慕尼黑无产阶级的全体英雄。”他在序言中还解释了为什么拖了这么久才出版。
　　文中出现了多个在巴伐利亚革命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的苏维埃。最重要的一些是：革命工人苏维埃，它是在11月7日巴伐利亚共和国宣告成立后立即组建的，它大约有五十名委员，都是自我任命的，大多数是独立党员和德共党员——米萨姆称其为“1919年4月之前巴伐利亚革命最强大的力量”；慕尼黑工人苏维埃，它大约有四百名委员，大部分委员都比较接近社民党，由慕尼黑的各个工厂和企业的工人苏维埃任命，革命工人苏维埃也是它的一部分；巴伐利亚中央苏维埃，理论上它应该是巴伐利亚一切工人苏维埃、士兵苏维埃和农民苏维埃的代表，但它实际上是由革命工人苏维埃和慕尼黑的各个社会主义政党任命的；临时中央苏维埃，它是由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创立者在1919年4月成立的，并用它取代了巴伐利亚中央苏维埃。另外，在1919年2月16日到20日，还在慕尼黑召开了巴伐利亚苏维埃代表大会，在库尔特·艾斯纳遇害后，巴伐利亚苏维埃代表大会又在2月24日召开了会议，在几周的时间里，巴伐利亚苏维埃代表大会成了某种形式的人民议会。

序言


　　1919年7月12日，慕尼黑军事法庭宣判我犯有叛国罪。我被判处在要塞内监禁十五年，我已经写了一篇文章，讨论了这个判决的法律意义[1]。一个由社会民主党人任命的、由保皇派军官和法官组成的法庭，根据君主制的法律，大谈共和国的司法。这还不够，它还没有说清楚自己代表的是哪一个共和国：是班贝格小内阁的共和国[2]，还是巴伐利亚工农的苏维埃共和国？
　　1924年12月20日，由于表现良好，我的刑期被减为八年，剩余刑期改为缓刑，所以我在这一天获释了，走出了下舍嫩菲尔德要塞（Niederschönenfeld）[3]。跟判决相反，刑罚不再与君主制有任何关系。在帝国时期，被监禁在要塞内，是对军官和学生的优待。而在共和国里，被监禁在要塞内，成了一种报复手段，它的目的就是从身体上和精神上摧垮无产者及其支持者。对此我已经编写了一本书，是根据我收集到的材料写的。它叫《下舍嫩菲尔德：一部申诉史》（Niederschönenfeld. Eine Chronik in Eingaben）。等我找到出版商，我就会出版这本书[4]。对于我们这些被监禁在要塞内的囚犯的处境，以及导致我们被监禁的事件，当局进行了百般污蔑，我希望这本书能有助于击退当局的污蔑。
　　1928年7月14日，国家大赦法清除了我的犯罪记录，并迫使巴伐利亚司法当局归还它在前几年没收的我的手稿。在检查这些材料时，我找到了本文的一个副本。
　　如果保尔·维尔纳[5]没有出版他那本《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事实与批判》（Die Bayrische Räterepublik. Tatsachen und Kritik）的话，我很可能不会写下这篇记述（而且绝对不会是以这种形式）。我们这些被监禁在要塞内的囚犯——无论政治倾向如何——一致认为维尔纳这本小册子是彻头彻尾的、恶毒的、充满了偏见的宣传品。我现在对这本小册子的怒意已经大为减少，主要是因为我得知它的作者是一位共产主义同志，当时他是德共党员，而现在已经被开除出党了。我认识这位同志，在很多方面都很尊敬他，而且我相信他个人是正直的，尽管他的书里充斥着错误和党派偏见。虽然如此，我还是觉得必须纠正他提出的所谓“事实”，因为这些“事实”完全是根据片面的信息编写的。我还要反驳保尔·维尔纳的“批判”，因为它们错得离谱。
　　维尔纳大笔一挥，就把一些人给一笔勾销了，我只能说，维尔纳对他们根本一无所知。据维尔纳所述，古斯塔夫·兰道尔什么都没做，就是“发表了一些历史著作”——然而这根本不是事实，兰道尔做了很多工作；维尔纳的评价还歪曲了兰道尔的作品的性质。而且，维尔纳还认为兰道尔是“怀着道德—盲动主义的意图”去参加巴伐利亚革命的，而且“陷入了与他自己的原则相悖的冲突”，这也是荒谬的。
　　在革命来临前的十八年里，我一直在参加工人运动，然而维尔纳却说我是“彼得·希勒[6]笔下那些（那些！）流连咖啡馆的诗人的拙劣模仿者”；维尔纳说我是个“政治幼童”，我凭借“幼稚的行动”为自己赢得了一点同情。
　　维尔纳在他那本书里，从头到尾都没写对西尔维奥·盖塞尔[7]的名字，还嘲讽他是经济学上的庸医，可是维尔纳却根本不了解他有什么主张。盖塞尔的理论完全基于普鲁东，而维尔纳又是否认普鲁东的。
　　维尔纳对第一苏维埃共和国[8]的其他参与者的批判，是根据法庭上的陈述进行的。无论是我们——第一苏维埃共和国的主人公——还是德共党员，当时都不知道这些信息，比如说，农民代表居布勒[9]的可耻供述：他说他之所以参加苏维埃共和国，只是为了防止苏维埃共和国落入更加激进的同志之手。维尔纳一定知道居布勒一直表现得非常激进，所以革命派才信任他。
　　德共不愿支持第一苏维埃共和国，为了在无产阶级面前为自己辩白，他们把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分成了“冒牌苏维埃共和国”和他们的“正宗”苏维埃共和国。在一部公开发表的关于苏维埃共和国的记述中提出这种无聊的划分，只能认为是一种蛊惑人心的历史修正主义。工人们把“无产阶级专政”的提法，与这样一个简单的见解划上了等号：被压迫阶级要用革命起义来挣脱资本主义的枷锁，然后才能通过自己的苏维埃，自己当家作主。他们只对这个感兴趣。他们不知道4月7日成立的苏维埃共和国和4月13日成立的、换了个新政府的苏维埃共和国有什么区别。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为了同一个苏维埃共和国而战，并牺牲了自己的自由。这些同志在艾斯纳遇害后（甚至在此之前）高呼“政权归苏维埃！”，在四月初要求成立苏维埃共和国，拒绝把德国北部的资产阶级反动专政搬到巴伐利亚[10]，在4月4日至6日仓促行动，在4月11日宣布信任“冒牌苏维埃共和国”的中央苏维埃，在棕枝主日政变后强攻慕尼黑中央车站[11]，在参加赤卫队战斗时英勇献身，或是惨遭杀害，或是在社民党的模范司法制度的苦牢里度过了漫长的岁月。
　　我有一件事要正告保尔·维尔纳：他那充满偏见的记述，让被囚禁在要塞中的全体赤卫队战士（除了几个由于党纪而不愿发表评论的人之外）感到愤怒万分，还有几个德共的同志催促我尽快写出反驳。
　　1920年夏末，我从我们在要塞中收到的共产党报纸上得知，维尔纳的书是唯一一部获得了广泛读者的——特别是在俄国——关于巴伐利亚革命运动的文件。在此之后，我才下定决心，服从同志们的要求，写一篇文章，至少要纠正维尔纳的一些错误。
　　我当时的处境非常糟糕。我被判决诽谤了巴伐利亚司法部长米勒—麦宁根，而送往监狱关押了两个月[12]。我被转回安斯巴赫要塞监禁后，此前跟我一起住过一年、关系亲密的那些同志已经被转去下舍嫩菲尔德了。我只剩下了四个狱友，其中一个后来被揭发是奸细。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向其他同志说我的坏话，诋毁我，监视我的活动（比方说，我收到的全部信件都得先给这个奸细过目，然后才能转给我），并孤立我。不幸的是，他成功了。剩下的三个狱友当中，有一个现在跟极端民族主义者混在一起，一个进了修道院，剩下唯一一个忠于革命事业的人被迫跟着别人一起孤立我。在这段时间里，我冒着人身攻击的危险，写下了现在这篇报告。我只能完全根据自己的回忆来撰写。
　　我认为，维尔纳犯的主要错误，便是他的写作完全依赖道听途说。所以，他并没有公正地描写各种事件。在我撰写本文时，我就知道，我只能记录那些我亲身经历过的、以及部分是由我发起的那些事。我或许错误地遗漏了许多当时看来并不重要的事情。比方说，我没有提到巴伐利亚革命初期在军事部里发生的事，而这些事在许多方面都能使人大开眼界。我当时在安全部工作，并与社民党籍的军事部长发生了第一次严肃的分歧。
　　在撰写本文时，革命的失败才刚刚过去不久，许多事情我主要都是凭借记忆写的。假如我能有机会编写巴伐利亚革命的真正历史——我希望能够获得其它材料——我保证一定会对此加以充实。我认为，关键是从历史视角来审视各种事件。在这方面，保尔·维尔纳也彻底失败了。否则，他至少应该提到巴黎公社的光辉榜样，巴黎公社与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有着许多明显的共同点。
　　我说过，我无法进行历史比较研究。但是，我想在这篇序言中至少进行一次比对，这对我来说很重要，原因有两个：第一，共产党总喜欢把所谓的“冒牌苏维埃共和国”的错误归咎于无政府主义者——他们所说的无政府主义者，一直都是指古斯塔夫·兰道尔和我；第二，就连许多无政府主义同志，也相信我们的行动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因为德共和它的马克思主义教义的力量太大了。我相信，我可以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话来答复这两种批评：1891年，恩格斯给卡尔·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写了序言，里面谈到了普鲁东派和布郎基派在巴黎公社中的合作：“但是，更令人惊讶的是，尽管如此，〔与前面批评的错误的相比〕由布朗基派和蒲鲁东派组成的公社也做了很多正确的事情。不言而喻，对于公社在经济方面的各种法令，无论是值得称道还是不值得称道的方面，首先要由蒲鲁东派负责；而对于公社在政治方面的行动和失策，则要由布朗基派负责。正如笃信某种学说的人们掌权后通常会出现的情况一样，无论是蒲鲁东派或布朗基派，都遭到历史的嘲弄，做了恰恰与他们那一派的学说相反的事情。[13]”
　　德共和无政府主义者在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中的作用，与这段话完美契合，难道不是吗？在4月4日至5日的那个关键的夜晚，兰道尔和我——违背了我们惯常的信条——做出了决定：无论是否得到了工厂工人的授权，都要成立苏维埃共和国。而且，尽管我们还有一些顾虑，但我们还是决定参加临时“政府”，我们认为这是历史的必需。而另一方面，德共——它基本上都是把集权主义强加给群众——却批评了我们的行动，因为他们坚持认为，苏维埃共和国只能自下而上地建立。尽管如此，到了4月13日那天，在事变的压力下，他们终究不得不做了我们在一星期前就做过的事情。不幸的是，在紧要关头，德共出于党派偏见，拒绝了合作。如果不是这样的话，第一苏维埃共和国的一些错误就不会产生那么严重的致命后果，第二苏维埃共和国的一些错误就能得以避免，在第一和第二苏维埃共和国时期实现的许多成果（至少是在善意的方面）也许就能促成真正的成功。
　　我把这篇记述写成了信件的形式，前面还加上了一个献词：“让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缔造者了解情况，请列宁同志参阅。”现在看来，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会作出这样的举动，似乎是非常奇怪的。但是，人们应当记住，在创作本文时，俄国内战还没结束。我们知道，红军（我们敬仰它的缔造者托洛茨基）正在同高尔察克、尤登尼奇和邓尼金等人的白军交战，我们不知道革命无产阶级的力量正在遭到腐蚀，苏维埃的绝对权力正在被替换成布尔什维克党的专政。对喀良施塔得水兵和工人的镇压——他们只是在捍卫自己的苏维埃的权利——只是在后来才发生的，如果我们听说了涅斯托尔·马赫诺的名字，我们也只知道他正在和布尔什维克结盟，像广大乌克兰无政府主义者一样，同邓尼金和彼得留拉的白军交战。
　　对于我们所有人而言，列宁的名字象征着俄国革命的伟大力量。布尔什维克主义是革命苏维埃思想的公式。俄国革命本身就是燃烧的烈火，是闪耀的明星，是希望的灯塔。1920年的我怎么可能知道1929年的俄国会变成什么样呢？因此，我不会删去我在当时写下的每一个字。我完全没有理由为我的文字感到羞愧。
　　因此，我决定把我当时写下的文稿原样付印。当然，如今我对许多事情有了不同的看法。但是，每一处修改，哪怕是最细微的补充，都会歪曲我在1919年的印象和我在1920年的想法。在事变的十年之后，我并不想把今天的想法告诉全世界。我想让人们知道的是，我在事变刚刚发生之后说了哪些不得不说的话，我当时目睹了什么，我参加了哪些事。我欢迎读者对我的行动和意图进行批评。我并不想装出我知道的要比我实际知道的更多的样子，否则我就会歪曲了事实。
　　本文的手写草稿在1920年秋季被偷运出了要塞。然后又用打字机打了几份副本。其中一份副本是打算通过日常通信寄回给我的，但是它被审查员没收了。后来我拿回了这个副本，现在付印的就是这个副本。
　　1921年，另一份副本被一位同志带去了莫斯科，如果我的消息准确的话，列宁已经读过了这个副本[14]。有人向我保证，列宁读了我的报告后，相信了他的巴伐利亚党的同志们犯了错误，这到底是不是真的，我不敢说。这需要当时的在场者来证实。但是，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关于巴伐利亚革命，此前我们只有一份充满偏见的材料，而在本文出版后，我们终于有了另一份材料。更重要的是——事实上是最重要的——今天和明天的革命无产阶级可以从我们的错误和失败中吸取经验教训，同时，我们在为了使人类摆脱苦难、奴役和国家的不断的解放斗争中所取得的成果，也能给革命无产阶级提供力量和启发。

柏林—布里茨[15]，1929年2月，埃里希·米萨姆



同志们！
　　 我亲爱的俄国同志们，关于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有太多充斥着偏见的、刻意误导的报告，作为一个从革命的第一天起就在慕尼黑经历了整个过程的人，我认为我有义务记载这段历史，让人们能够看得更明白一些。当然，我很清楚，作为革命的一个直接参与者，我的记述难免主观。但是，我绝不是要掩盖我们犯过的错误。同时，保尔·维尔纳的记述《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事实与批判》一直被当作可靠的消息来源，所以我认为必须另起炉灶。在我看来，维尔纳这本书是对德共的作用的吹捧和自我粉饰，又是对不由德共主导的一切的污蔑。我希望能用我的记述，让外人了解那段时间里在巴伐利亚发生的一切——或者是纠正他们已有的印象。
　　我并不打算以居高临下或责难的态度来谈论——我认为的——德共领导犯下的重大错误。每一个人都犯了重大错误。我相信，我们革命派的任务应当是自我批评，而不是对那些并非敌人、仅仅是与我们意见不同的人提出站不住脚的指控，以此来自我辩护。同时，我也找不出不去反驳那些错误的指控的理由，而且我认为我肩负重任，必须为我的良师益友、已在1919年5月2日被白匪军残杀的伟大的革命者古斯塔夫·兰道尔洗清不白之冤。
　　在本文开头，我要专门澄清一件事：本文仅能让读者对整个事件有一个最基础的了解。在无产阶级革命被打败后，我被慕尼黑的一个战地军事法庭判处十五年徒刑。我的刑期马上就要满一年半了。我对德国（包括巴伐利亚在内）的革命发展充满信心，所以我很乐意把撰写一部详实的、精确符合历史的、关于1918年11月7日至1919年4月13日的巴伐利亚革命的报告的任务，推迟到我获得自由后、能够查询完成这个任务所必需的一切文件的时候去进行，而不用把我的作品交给审查员。出于同样的理由，我并不想跟维尔纳或其他历史学家进行论战，只想把我的纯粹的、粗陋的个人意见，提交给您——列宁同志，您认为有必要的话，也可以把转给任何人。
　　下面这些信息也许可以帮助您了解我是什么样的人：我在二十二岁的时候（1900年）开始涉足德国的革命政治运动，参加了由古斯塔夫·兰道尔领导的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运动。我一直忠于这个运动。刚开始的时候，由于我的脑子还比较糊涂，所以我比较倾向于施蒂尔纳[16]，后来，在兰道尔的影响下，我开始转向普鲁东。在认识到不妥协的和无条件的阶级斗争的必要性之前，必须克服这一点。在阶级斗争的手段这一方面，我始终赞成米哈伊尔·巴库宁，而在阶级斗争的目标这一方面，我始终赞成——虽然是略有保留地——彼得·克鲁泡特金。
　　1909年，在巴库宁主义的影响下，我试图把慕尼黑的游民无产者组织起来。结果，我在1910年被送上了法庭。但是，检方援引的“密谋”文章被证明为无效，没有一条法律适用于我的案子，于是我被无罪释放[17]。我试图通过月刊《该隐》（Kain）（1911年创刊）传播革命思想，主要是在青年知识分子和游荡四方的艺术家当中。我想让知识分子意识到自己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战争爆发时，我让这份刊物停刊了，因为我不愿让自己的思想接受军事审查。
　　战争期间，我与许多革命者保持定期接触。1916年，我试图把所有革命的社会主义者联合起来，抛开理论教条，组成一个地下的联盟，准备采取行动。我的尝试失败了，但它也使我在4月16日那天去了柏林，与谨慎的、但却抱有同情态度的卡尔·李卜克内西讨论了这个主意。我并不是孤立无援的——支持我的人有兰道尔，还有后来的同志维斯特麦耶尔（斯图加特）[18]。我认为，我的尝试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我打算拉拢的一些独立党领袖从中作梗。
　　1917年，我给弗兰茨·梅林写信，提出了重组第二国际的建议。我认为，中止执行1896年伦敦决议（这个决议把无政府主义者和反议会派赶出了第二国际）[19]，会使整个谢德曼派退党，从而唤醒革命精神。
　　从1917年春季开始，库尔特·艾斯纳每周都在慕尼黑组织学习班，在学习班上，他从民主主义—和平主义的立场出发，对最近的政局进行分析和讨论。他的几个年轻听众请我去参加学习班，于是我就在学习班上用社会主义思想去猛烈反驳他的民主主义思想，用革命的国际主义去猛烈反驳他的偏向协约国的、沙文主义的战争投机主义。艾斯纳自称“饶勒斯派”[20]，实际上他只是在重复爱德华·伯恩施坦的观点[21]。围绕俄国革命的分歧，使他和我公开决裂。由于艾斯纳心向资产阶级，所以他赞赏克伦斯基[22]。他认为六月攻势是新时代（威尔森时代）的开端[23]。布尔什维克取道德国回国，被他认为是列宁和托洛茨基卖国求荣，充当鲁登道夫的傀儡的证据[24]。与他相反，我表示厌恶克伦斯基的政策，这种政策让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为西方帝国主义效劳；我厌恶克伦斯基，因为他为了取悦法英帝国主义而处决了革命的逃兵。我为你们的起义计划进行了顽强的辩护，并自称“最高纲领派”[25]，艾斯纳因此对我感到非常恼火，从十二月中旬开始，他就不再欢迎我参加学习班了。
　　一月工潮开始时[26]，艾斯纳在慕尼黑发挥了领导作用，他希望让工潮引发革命，但他的第一个命令就是禁止我发言。这本来应当成为一场无产阶级革命，但它的主旋律却是“前线反对左派！”艾斯纳的走卒忠实地执行了这个命令。所以，起初我得以避免艾斯纳和他最密切的同志的命运——被捕[27]，但是，几个月后，由于实行了戒严，我（在四月）被关进了特劳恩施泰因[28]。直到德军崩溃我才获释。（在成立共和国之前，巴伐利亚并没有“预防性拘留”的法律。）
　　我把这些个人情况写进这篇报告里，是为了反驳所谓第一苏维埃共和国的创立者缺乏政治经验的说法。这种说法并不符合我的情况。我前面讲过，从克伦斯基时期开始，我就同情布尔什维克主义。当时，我甚至还为了给布尔什维克主义辩护，而跟俄国人进行过论战：在我被关押在特劳恩施泰因的时候，我的（地下）社交活动，主要是跟被关押的俄国公民打交道，他们全是孟什维克，而我，一个德国人，却是唯一一个为布尔什维克主义辩护的人！
　　1918年11月7日，就在你们的胜利的周年纪念日那一天，革命在慕尼黑爆发了，比柏林还早两天[29]！它的政治动力学，使它远远超出了艾斯纳跟反革命社会爱国主义者奥尔[30]一起制定的一切计划。他们两人原本只想通过群众示威，迫使政府颁布“纯粹民主的”宪法。他们根本不想推翻君主制。他们只想让一个“社会主义”内阁上台，至少让几个自命社会主义者的人参加内阁。他们做出了跟以往没什么两样的承诺：实行遗产税、解散上议院、对战争利润征税，等等。只是到了特蕾西娅草坪的正式游行结束后[31]，艾斯纳发现群众的情绪已经革命化，他才在当天晚上，也就是几个钟头后，力主成立工人苏维埃。示威群众越来越多，整个慕尼黑卫戍部队也违抗了在兵营内留守的命令，参加了游行。早在那天下午，我已经宣布巴伐利亚为共和国，并要求成立工人士兵苏维埃。只是在工人苏维埃成立、并选举他为主席之后，艾斯纳才宣布巴伐利亚为“社会主义共和国”。当天晚上，奥尔要求军事当局派出五百名“可靠的”士兵，镇压革命运动。但是，“可靠的”士兵已经哪儿都找不到了。那天晚上，我都在街头进行鼓动，一直到大半夜，所以我没有参加工人苏维埃的成立，我到了第二天早上才在邦议会听说了这件事。
　　我要插入一段简短的历史介绍，强调一下第一个工人苏维埃的特殊性质，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它将发挥重要的作用。它是由大约五十个积极参加革命的无产者自发成立的。艾斯纳当时声望极高，这些无产者就围绕着他，聚集了起来。他们成立的这个革命工人苏维埃（Revolutionärer Arbeiterrat）一直是巴伐利亚革命中最强大的一股力量，直到1919年4月为止。它的章程中包括有权开除不可靠的委员，有权任命他们自己选择的同志。
　　在11月9日那天，艾斯纳成立了一个“社会主义”政府，由他担任总理，叛徒奥尔担任内务部长，就在这一天，革命工人苏维埃立即开始了工作。到了第二天，它就利用自己的权力，召集我加入它——这完全违背了艾斯纳的意志。不久后，我们又让古斯塔夫·兰道尔加入了革命工人苏维埃，他在革命爆发的几天后来到了慕尼黑。在革命工人苏维埃的倡议下，各工厂举行了选举，成立了慕尼黑工人苏维埃。革命工人苏维埃还在巴伐利亚各地组织了工人苏维埃的选举，并准备把巴伐利亚的所有苏维埃，包括士兵苏维埃和农民苏维埃在内，纳入一个以巴伐利亚中央苏维埃为首的组织体制之内。在慕尼黑工人苏维埃当中，革命工人苏维埃的五十名成员占据了核心地位，我们还出席了全体苏维埃组织的第一次立宪大会。
　　慕尼黑工人苏维埃由四百人组成。我们的第一个决议是不允许社民党或工会的正式代表混入我们的行列。我们辩称：为了保持自己作为工人代表机构的本色，这样做是必要的。但是，这些反动工会的领导仍然出席了慕尼黑工人苏维埃的第一次公开大会，所以我们直接把他们赶了出去。我们五十人面对的是四百人，但我们说了算。
　　由于动摇分子不断被清除出去，坚定的革命派不断涌入，所以革命工人苏维埃的革命精神也越来越强大。艾斯纳虽然在形式上仍是革命工人苏维埃的主席，但他实际上根本指挥不动革命工人苏维埃，他很快就发现革命工人苏维埃是他最危险的敌人。他虽然是革命工人苏维埃的主席，但他只被传唤过一次：在一月，革命工人苏维埃传唤了他，叫他为他的高度暧昧的政策作出解释。
　　在革命初期，不同的政治倾向之间的分歧是十分模糊的。革命工人苏维埃的大部分成员都是独立党员。兰道尔、我和另外两三个工人是无政府主义者，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政党。还有几个同志——而且他们绝不是最差的人——形式上仍是谢德曼的社民党的党员。我们从来不问谁是哪个党的党员。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他们的个人表现。我们唯一的要求，就是他们必须为革命效力，直到以苏维埃思想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为止。德共当时还没有成立。斯巴达克斯同盟仍是独立党的左翼，但巴伐利亚没有他们的组织。
　　到了十一月底，我成立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组织。为了让您了解这个组织，我在这里附上11月30日发表的一张传单。它对革命无产阶级的先锋产生了重大影响。

革命的与国际主义的共产主义工人与士兵们！男人们和女人们！

不是每个人都对革命的进展感到满意的。
　　革命的要求被局限在日常的政治目标之内，这让我们感到很不满意。我们要求把目前的人民运动进行到底，实现社会主义。
　　世界大战的结束与世界革命的开始，意味着资本主义的覆灭。在旧世界的废墟上，我们不是要恢复旧世界，而是建立新世界。我们在乎的不是方法，我们只在乎目的。革命的手段就是革命。这指的不是杀戮和屠杀，而是怀着宏伟目标的劳动与建设。我们要利用这些手段，建立公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像俄国同志那样，为国际的兄弟们树立榜样。我们跟俄国同志一样，都把人类之爱当作自己的行动方针。
　　首先，我们要启蒙人民，并把一切承认拯救世界的关键在于复兴一个激进而不妥协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际的力量团结起来。我们号召巴伐利亚和全德国的人民帮助我们，与世界各国人民联合起来，粉碎国际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让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成为自身劳动的受益人。
　　人民自由万岁！世界革命万岁！社会主义国际万岁！

　　巴伐利亚革命国际主义者同盟
　　埃里希·米萨姆约斯·梅尔希尔德·克拉默 F·A·菲斯特[32]

　　在这个很宽泛的行动号召里面，一个字都没有提到最基本的共产主义要求，即苏维埃专政，而且它也只暗示了我们对你们布尔什维克怀有同情的态度。但是，它仍然代表了当时慕尼黑最激进的左派的要求。
　　我们每天都要组织群众大会。我们只能通过这种方法，去从事急待完成的任务：驱散人民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深切疑虑；艾斯纳向人民保证，可以通过议会道路获得解放，而我们要破除这种迷信；推广“共产主义”的概念；以“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为口号，把革命力量集结起来。
　　没过多久，革命国际主义者同盟（Bund Revolutionärer Internationalisten）就赢得了革命工人的广泛支持。它的会议成了反对艾斯纳的资产阶级民主政策的核心；这种反对日益强烈。我敢说，我们的组织能够日益壮大，主要是因为我们抛弃了政党的组织体制。我经常对工人们说：“如果你们愿意，你们可以写记录，写多少都行……不写也行。我们不想争论组织问题。革命国际主义者同盟要把一切想把革命引向共产主义、把一切想要知道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的人，都集结起来。在你们的党里面，在你们的工会里面，在你们的工厂里面，在你们的朋友圈里面，宣传我们的思想吧！”
　　我们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党员”。鼓动之类的工作，都是靠募捐来筹钱的。我们在无产阶级当中努力开展工作，收到了很好的效果。12月6日晚上，我发表演说，怒斥媒体的堕落与叛卖，然后听众几乎是逼着我带头，叫我率领他们向一家特别遭人痛恨的教会报社进军。一路上有大约一千名士兵加入了我们，最后我们在一夜之间几乎占领了慕尼黑全部的资产阶级报社。艾斯纳总理马上收到了反动势力的诉苦，他亲自带着城防司令和警察总监来找我们。当时，他在工人当中依然享有极高的威信，所以工人结束了占领。而那些被他解救的报社，则用一场异口同声的诽谤运动来回报他，最后导致他在2月21日被安东·阿尔科伯爵刺杀[33]。
　　革命国际主义者同盟每天都在一家小旅馆的一个小房间里开会。它的许多成员也是革命工人苏维埃的成员。在这些会议上，我们写记录，制作传单和海报，讨论原则和策略。
　　十二月底，马克斯·列文同志找到我们，他想让我们成为斯巴达克斯同盟的当地支部。我反对他的建议。（兰道尔当时住在外地，偶尔才来慕尼黑一趟，所以他不是革命国际主义者同盟的成员）。我担心的是，如果我们变成了政党，那就会重蹈德国其它政党的覆辙：让无产阶级革命的意志屈从于党派的私利。而且，斯巴达克斯同盟的纲领中有一条，要求建立统一的、集中的全德苏维埃共和国，这也是我所反对的。巴伐利亚和整个南德意志加入德意志帝国才五十年。普鲁士一直主宰着德意志帝国，而在1866年，德意志各邦国还跟普鲁士打了最后一仗。巴伐利亚的分离主义情绪很重；而“民主”政府和两个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追求的“统一”在巴伐利亚是非常不受欢迎的。我解释说，反动势力在巴伐利亚的高涨（在我写下本文的时候，巴伐利亚已经成了德国的旺代），主要是因为巴伐利亚农民——也有一部分无产者——对“普鲁士化”抱有本能的厌恶。我向列文解释了巴伐利亚的特殊情况，并得到了他对革命国际主义者的支持。同时，在争论中，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情况：许多同志急于加入一个革命政党组织。因此，我建议参加布莱梅的德国国际共产主义者集团。际共团的同志们跟我一样，都想维持德国的联邦主义性质[34]。革命国际主义者同盟的同志们批准了，于是我们参加了国际共产主义者集团。我个人想寻求妥协：一方面，我想保持我作为无政府主义者的正直；另一方面，我又要表示我与其他同志完全一致。因此，我加入了际共团，但仅仅是作为观察员加入的。不过，我在自己的杂志《该隐》（我在十一月重新办起了这份杂志）上，用了几期的篇幅来讨论跟际共团有关的问题。尽管革命国际主义者同盟参加了际共团，但它依然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
　　一月初，斯巴达克斯同盟脱离独立党，并与际共团合并为德共之后，在我的倡议之下联合起来的革命派（我会在下文中对此进行更详尽的阐述）就变成了德共慕尼黑支部，受列文同志领导。
　　一开始，列文和我合作得很密切。我们有着强烈的同志情谊。我们的合作很有建设性。在许多号召举行群众大会的海报上，都有德共当地支部和革命国际主义者同盟的共同签名。列文和我一起出席了许多大会，并在会上发言。我们还事先商量好了发言内容，然后分头到同时举行的几个会议上讲话。革命国际主义者同盟渐渐地变得没有必要了。德共给我提供了向群众发言的大量机会。在许多会议上，我被德共委任为发言人，当列文无法出席时，往往由我代替他出席。党甚至派我到慕尼黑之外举行巡回演讲。我相信，列文和我同样受革命工人喜欢，尽管大家都知道我不是党员。
　　我相信，正是因为决定抵制国民议会和巴伐利亚邦议会的选举，慕尼黑无产阶级才会迅速革命化。抵制议会选举的决定得到了德共和革命国际主义者同盟的支持。在社会民主党的教义中，对议会制的鼓吹占了核心地位，因此，对社民党感到幻灭的工人，也会对议会政治感到幻灭。我们鼓吹用苏维埃共和国取代议会民主制，赢得了无产阶级当中最革命的部分的拥护。
　　艾斯纳曾在11月8日承诺尽快举行邦议会选举。迫于工人不断激进化的压力，反动势力现在要求艾斯纳兑现承诺。支持还是反对邦议会，成了区分资产阶级和革命无产阶级的界线。我毫不怀疑，假如德共决定参加选举，党——至少是慕尼黑支部——一定会瓦解，因为参加了德共的绝大多数工人都强烈反对议会政治。哪怕是议会制度的坚定信徒艾斯纳，也不得不承认他的政策遭到了越来越强烈的反抗，特别是在革命工人苏维埃内部。要知道，在艾斯纳眼中，苏维埃仅仅是某种“辅助议会”，只拥有一些监督权，所以他会承认这一点，并不让人感到多么惊讶。
　　艾斯纳想拖延时间。他许诺，要等到最后一批陆军部队返回后，甚至要等到战俘返回后，才举行选举，企图以此来抚慰资产阶级。但是，反动军队在十二月底举行了武装示威，迫使艾斯纳宣布将于1919年1月12日举行选举。
　　由于艾斯纳害怕我方干扰选举，所以他决定在1月10日动用武力手段。1月10日清晨，他逮捕了德共和革命工人苏维埃的领袖。总共有十二人被捕，其中包括列文和我。但是，这一举动却引火烧身，艾斯纳失去了群众对他的最后一丝同情；由于他在一月罢工中的勇敢表现，由于他在十一月宣告成立共和国，群众才会同情他。群众自发举行游行，到外交部门口去要求释放我们。而这正是艾斯纳竭力避免的，他甚至不肯同游行队伍的发言人谈判。最后，水兵鲁道夫·艾格尔霍菲尔——后来的红军总司令[35]——翻过围墙，径直进入艾斯纳的办公室。艾斯纳发现群众已经怒不可遏，只好下令释放我们。在邦议会里，群众以雷鸣般的掌声迎接我们归来。艾斯纳一败涂地：他彻底失去了革命工人的信任，反动势力也已经积蓄了足够的力量，向他发动进攻，并用随时准备以一切手段对付无产者的奥尔替换他。
　　资产阶级如此仇恨艾斯纳，除了他们恐惧激进社会主义之外，还有另一个原因。这个原因来自民族主义。艾斯纳采用了协约国批驳“德国鬼子[36]”的话语，尽管他根本不想同资本主义作斗争，但他却反对军国主义（我得说这是正确的），反对报界的堕落（尽管他从来不敢向报界的权力发起真正的挑战），反对僵化的官僚机构，反对秘密外交，反对沙文主义。在正统的民族主义者看来，这些举动都是可耻而危险的。艾斯纳在当上总理后的第一个宣言中，向“伟大的爱国者”克莱蒙梭致敬，后来，他又因为同情威尔森而公布了巴伐利亚的档案，揭露了德国的战争责任。但是，巴伐利亚资产阶级根本没有必要害怕作为社会主义者的他。艾斯纳上任后刚过几天，就发表公告，向资产阶级保证，他们的剥削所得不会受到侵犯。艾斯纳指出，既然没有什么可以社会化的，那也就没有必要制定社会化的方案。艾斯纳的立场是：必须恢复已在战争中垮台的资本主义制度，让它重新繁荣起来，然后再让它“长入”社会主义。
　　总的来看，资产阶级应当对艾斯纳感到满意才对。他通过了一个决议，让已被群众赶走的一切军官和公务员官复原职。在同布尔什维克主义作斗争时，他让控制了警察的内务部长奥尔放手行动。结果，我们的海报被查禁，散发我们传单的人被抓起来了，而反布尔什维克同盟[37]却能自由地煽动屠杀。另外两个社民党部长忠实地协助他们的同党奥尔。司法部长蒂姆先生利用旧的君主主义法律里的条文去对付革命派，而军事部长罗斯豪普特先生则积极地协助旧王朝的军官，帮他们对付士兵苏维埃[38]。
　　在选举中，艾斯纳的党遭到惨败，“奥尔派”——我在各种会议上喜欢这样称呼社民党人——赢得大量席位[39]，因此，革命群众变得越来越焦躁了。有两件事使群众的不满达到了顶点。
　　首先，罗斯豪普特恢复了旧王朝的军官的权利，迫使士兵苏维埃服从旧军官；他还宣称他准备解散全体士兵苏维埃，因为军管马上就要结束了，士兵苏维埃也就变得没有必要了。奇怪的是，最拥护这些决定的反而是中央士兵苏维埃。二月初，慕尼黑工人苏维埃的激进派派出代表，参加中央士兵苏维埃的一次会议，要求解除罗斯豪普特的职务（我是联络员），遭到了中央士兵苏维埃的坚决回绝。但在士兵当中，在工人当中，对革命的这一攻击却引发了剧烈的忧虑。
　　另一件事跟列文同志——当时他已经加入了革命工人苏维埃——在慕尼黑工人苏维埃上的发言有关。他号召大家同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斗争，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结果当局援引旧刑法中的“煽动”条款逮捕了他。革命工人苏维埃召开了慕尼黑工人苏维埃特别会议，这次会议一致决定，当局必须无条件释放列文。会议派了一个代表团去见邦检察官。他们被告知邦检察官看电影去了，就两手空空地回来了。于是，革命工人苏维埃又选出了三位代表，去见司法部长蒂姆，扬言要在第二天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这三位代表是兰道尔同志、哈格麦斯特同志[40]和我。蒂姆躲在他的下属——邦检察官背后，而且不肯做出保证。但是，列文还是在当天下午获释了。蒂姆先生肯定清楚，要是他不肯释放列文，他——实际上还包括整个艾斯纳内阁——都会陷入危机。
　　那天是2月9日，巴伐利亚革命中值得纪念的一天。慕尼黑工人苏维埃准备在那天晚上在德意志剧场举行大会。那天下午，革命工人苏维埃在邦议会讨论了目前的形势，并决定在慕尼黑工人苏维埃大会上提交提案，建议组织大规模示威游行。在争论中，刚刚离开监狱的列文同志径直走进了会场。在兰道尔的提议下，我们决定打着红旗，一起向德意志剧场进军，参加慕尼黑工人苏维埃大会。然后我们就这么做了。
　　由于这次大会非常重要——言论自由的基本权利已经受到了威胁——慕尼黑所有企业和工厂的工会代表都被邀请参加。他们挤满了楼下的两层，而德共党员则挤在阳台上。由挥舞着红旗的列文率领的革命工人苏维埃入场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这次大会的过程极具戏剧性。列文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说，他强调指出，他能获释，是因为统治者害怕无产阶级的革命义愤，但是针对他的法律行动还是没有中止。同时，两个同志给我看了预审法官的传唤令。法官要起诉我，便传唤他们充当证人。显然，政府正打算为两个月以前，也就是12月6日那天的占领报社那件事，而以“扰乱社会秩序”的罪名起诉我。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大会，许多代表要求举行示威游行，逼迫政府保证以后再也不会使用旧的刑法去对付革命派。
　　这次争论非常激烈，当我们激进派要求奥尔、蒂姆和罗斯豪普特辞职，并暂停邦议会选举时，发生了一场混战。最后，在慕尼黑工人苏维埃中占大多数的社民党工人离开了会场，以示抗议。大会主席的座位空了出来，兰道尔就站了上去，号召各企业和工厂的工会代表以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的身份，占据空出来的席位。在看台上传来的雷鸣般的掌声中，当我在讲台上挥舞着红旗的时候，工会代表们占据了退场者留下来的空位。等到会场恢复平静后，大会一致决定，在2月16日举行示威游行。示威游行的目的应当是中止政治法律。此外，还要向政府和人民宣示无产阶级的革命决心。
　　就在同一周，全巴伐利亚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慕尼黑召开了。它的主要任务是确定邦议会的权力。邦议会准备于2月21日召开。革命工人苏维埃派出十名代表参加了苏维埃代表大会，我就是其中之一。
　　艾斯纳刚刚从伯尔尼返回，他去伯尔尼参加了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在大会上，他当着协约国代表的面，发表了谦卑的演说，乞求允许德国参加国际联盟[41]，并允许德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者重返国际联盟的社会主义附庸——第二国际。他赢得了雷诺德尔及其同党[42]的同情，却激起了德国民族主义者的怒火——最后导致了他的死亡。
　　反动报刊——尽管我们曾多次发出警告，他却从来不敢触犯反动报刊的“自由”——对他大肆污蔑，说他支持法国继续扣留德军战俘（事实正好相反）。各种大学生和军官的团伙公开叫嚣要刺杀他。就连他的内阁里，也出现了反对他的狡诈阴谋：他从伯尔尼返回巴伐利亚后，发现奥尔和罗斯豪普特（他们俩都是被他任命为部长的）已经成立了一个影子内阁。奥尔自任总理，而艾斯纳和他的两个独立党帮手——社会福利部长恩特莱特纳和财政部长雅菲（当时他是艾斯纳政府中最革命的部长）却被抛弃了[43]。艾斯纳一怒之下，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揭露了这个计划。罗斯豪普特亲自出席了大会。但是，到了第二天，内阁虽然召开了会议，却没有取得任何结果。当兰道尔痛斥罗斯豪普特是“诺斯克的猴子”时[44]，艾斯纳还为“他的朋友”罗斯豪普特辩护。于是，我要求解散整个内阁，用一个革命机关代替它。
　　与此同时，革命工人苏维埃也在紧锣密鼓地为2月16日的示威游行做准备。我们要让这次游行具有鲜明的革命特色，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已经得知，社会民主党人也想参加这次游行，为“民主”、“秩序井然”和议会而摇旗呐喊。但是，政党和工会的大多数领袖早就发现了群众对他们不满，所以他们决定，其他社会民主党人应当留在家里。而艾斯纳却早就想破坏这次游行，他知道自己在无产阶级中的威信已经摇摇欲坠，便决定亲自率领这次游行——主要是为了抵消它的革命性质。他企图通过这种做法，一次达到两个目的：一是把反政府游行变成对他表示信任的游行；二是恢复他在群众中的威望。从内阁中的社民党人的动向来看，他很快就会被赶出政府，所以，为了在被赶出政府之后同激进反对派结盟，他必须恢复他在群众心目中的威望。
　　艾斯纳遭到了彻底的失败。2月16日，当群众聚集在特蕾西娅草坪，准备参加慕尼黑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示威游行时，艾斯纳乘着敞篷汽车登场了。然而事与愿违，他并没有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却从拿着革命工人苏维埃散发的各种横幅的群众身上感受到了无产阶级的不满。显然，唯一一种能被示威群众接受、用于表达他们的决心的符号，就是红旗，成千上万的群众正打着红旗前进。群众打出了各种各样的横幅：

　　“铭记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
　　“一切权力归工人、农民和士兵苏维埃！”
　　“享有主权的人民绝不允许邦检察官阻止革命！”
　　“列宁和托洛茨基万岁！”
　　“不要让清谈家代表你们，人民要通过自己的苏维埃来管理自己！”
　　“工人苏维埃和士兵苏维埃不能按照邦议会的调子跳舞！”
　　“不能再让工人流血了——解除白卫军的武装！”
　　“这样的日子再持续八天，嗜血猎狗诺斯克就要在巴伐利亚大开杀戒了！”
　　“打倒资本主义专政！社会主义专政万岁！”

　　在游行队伍经过的地方，慕尼黑所有的公共建筑物和许多私人住宅的房顶上都飘起了红旗。大约有一万五千人参加了这次游行。德共自己组了一整个方队。慕尼黑卫戍部队有好几个团也组成了一个方队。残障者乘着卡车参加了游行。苏维埃代表大会的许多代表也参加了游行，许多工厂也派代表参加了。这次游行的组织者革命工人苏维埃举着一面巨大的革命标志，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呼。但是，在游行队伍最前头乘着汽车的艾斯纳，却觉得自己格格不入，因为他率领的是一场反对他自己的政策的游行，所以他在半路就离开了，去了德意志剧场，跟恩特莱特纳和雅菲会合，准备迎接群众代表团。兰道尔作为代表团的发言人，在德意志剧场发表讲话，提出了无产阶级的要求。与此同时，游行队伍一边为苏维埃俄国和布尔什维克欢呼，一边嘲讽诺斯克、奥尔、谢德曼、罗斯豪普特、报界和资产阶级，穿过了慕尼黑的主要街道。在挂着巨幅红旗的军事部面前，可以听见群众的愤怒吼声，主要是士兵喊出来的：“打倒罗斯豪普特！”这句口号在罗斯豪普特自己的军事部办公楼里收到了善意的回应。
　　当天下午晚些时候，游行队伍返回了特蕾西娅草坪，参加游行的群众得知了兰道尔同政府会谈的结果：艾斯纳已经同意，不再对列文和我采取法律行动，并保证会在内阁会议上提出废除政治法律。因此，这次游行只取得了不大的实际成果。群众对此很不满意，表示要向艾斯纳的政府办公楼进军。但是，革命工人苏维埃和德共的一些成员开了个短会后，我们得出了结论：这样做会引发无法预料的危险，我们不想破坏这次游行的最大成果——我们已经向资产阶级和消极的市民们发出了强烈的讯息。因此，我们叫大家解散回家。列文和我做了闭幕致词。我们强调，必须继续同艾斯纳政府作斗争，并赞颂了世界革命。
　　几天后，苏维埃代表大会闭幕了，它决定把全部权力转交给邦议会，而邦议会将于2月21日在同一栋楼里召开。我们的同志向艾斯纳提出质询，要求让工人苏维埃继续掌握政权，艾斯纳回答说（我记得那天是2月18日，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他），他想让所有的餐馆都做同样的菜色，工人苏维埃可以对此进行监督。我对他说，我想让所有的餐馆都能做出女王宫饭店[45]那样的菜色，但我们革命派更想改善慕尼黑的经济形势，而不是开玩笑。听众对我报以掌声，我向艾斯纳提出了这样的要求：艾斯纳应当同苏维埃俄国建立外交关系，并进行经济合作，不要在乎柏林的意见。艾斯纳没有回答。
　　我写这些，是为了让大家明白这个具有重大影响力的独立党领袖的思想倾向：从一开始，艾斯纳就想削弱苏维埃的影响力，限制苏维埃的活动，使其彻底丧失意义。从克伦斯基时期开始，他对苏维埃俄国的态度就没有变过。我在一月当选为革命工人苏维埃的发言人，代表革命工人苏维埃，质问艾斯纳是否打算同俄国建交时，他是这样回答的：“我不想跟一个要跟成百上千万人打交道的政府建立外交关系。”托维亚·阿克塞尔洛德[46]同志写了一个报告，记录了艾斯纳是怎样痛骂布尔什维克的，想必你们俄国同志已经收到了这个报告。
　　苏维埃代表大会于2月20日正式闭幕。由于我确信这次大会不会产生任何重要结果，而且各个革命组织也都同意不去阻挠邦议会召开，我便应曼海姆和海德尔堡的斯巴达克斯派之邀，在2月19日那天去了巴登，准备发表几次演讲。就在这一天，反动势力向革命发动了第一次公开的武力进攻：从德国北部招来的一群水兵，打着“保护邦议会”的旗号，发动了反对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政变，企图占领议会大楼。这次政变失败了。有明显的迹象表明，这次政变的幕后主使不是别人，正是内务部长、社会民主党人奥尔。但是，那天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我不想多谈，因为我不在场。我前面讲过，我只想写我亲眼目睹或参与的事情，这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
　　2月21日，我得知了艾斯纳遇刺的消息。当时我在曼海姆。我立即动身返回慕尼黑，但是由于铁路系统的紊乱，我到2月24日早上才回到慕尼黑。慕尼黑一片混乱，我甚至没法通过电话安排汽车或飞机。不幸的是，兰道尔当时也不在慕尼黑，所以，在悲剧发生后，我们未能立即对事态产生影响。
　　你们或许已经了解了事态的大致经过。但是，我还能提供一些可能会引起你们重视的额外信息：艾斯纳是在从办公室前往邦议会的途中被枪杀的。后来我们才知道，他当时正打算辞职，把他的全部权力移交给反革命的议会。尽管凶手阿尔科声称这是他的个人行动，法庭也做出了这样的判决，但这次刺杀绝非孤立的行动。阿尔科只是一个规模宏大的阴谋的一部分。除了艾斯纳之外，兰道尔、列文和我也是他们的目标。就在艾斯纳遇刺前一天，一个士兵找到我妻子，向她发出了警告。他是传令兵，他在军官食堂里偷听到军官们在商量：第二天（2月21日），一个军官将换上士兵的军服到我家去——这肯定不是什么好事。他们还为兰道尔和列文制定了同样的计划。那个士兵没有提到兰道尔，但他说出了那个准备来找我的军官的名字。由于我和兰道尔都到外地去了，而列文并没有固定的住处，很难找到他，所以受害者就只有艾斯纳一个人。阴谋集团可能早就发现我们去外地了。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艾斯纳和我们共产主义者存在巨大分歧，但阿尔科所属的那个小集团却没有把艾斯纳和我们区分开来。这在阿尔科受审时表现得尤为清楚，他总是把艾斯纳和我相提并论，显然他把艾斯纳和我当成了最密切的同志。
　　这次刺杀是直接针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如果艾斯纳没死，他就会把无产阶级革命推入万丈深渊；但他死了，使革命避免了覆灭。
　　艾斯纳之死，自然使他赢得了无产阶级的同情，使他变成了巴伐利亚革命的象征。实际上，那些对他的政策批判得最厉害的激进无产者，也是最强烈地要求为他报仇的人。报仇雪恨的强烈愿望，自然也就变成了对议会、特别是对奥尔的仇恨。人人都知道，奥尔想要搞垮艾斯纳，为此他全力争取资产阶级的拥护。他在内务部长任上的所作所为证明了这一点：他把农民中的反动派组织了起来，还给他们发放武器。其实，他还跟社民党的司法部长蒂姆一起签署了请愿书，要求成立“民卫军”（Bürgerwehr）——其实就是镇压无产阶级的白卫军。在请愿书的签名中，奥尔和蒂姆的名字排在最前面。
　　有人怀疑，奥尔就是刺杀艾斯纳的幕后主使，不过这不太可能。但会有这种怀疑，也是可以理解的。在12月26日那天，也有人想枪杀我，但没有成功，我相信这次刺杀就是受奥尔指使的。这个“社会主义者”在镇压革命派时会不惜动用一切最卑劣的手段，这在后来充分暴露了出来：在林德纳[47]同志受审时，揭露出了这样一个情况：有个中尉的妻子会定期来访问我，她其实是奥尔派来的奸细。
　　自从革命的第一天起，林德纳就参加了革命工人苏维埃，他是个非常单纯、却很可靠的无产者，对共产主义事业无比忠诚。他比较冲动。在邦议会开会、虚伪地对艾斯纳被害一事表示谴责时，他打断了会议，并向奥尔开了枪，这是革命的应激反应，也是阶级敌人的深思熟虑的暴力行动导致的后果[48]。值得注意的是，资产阶级法庭认为林德纳的行为是普通的刑事犯罪，而阿尔科经过事先预谋、从背后枪杀艾斯纳的行为，却被这个法庭视为出于可敬的理想而采取的行动。林德纳同志现在正在监狱中服刑，而阿尔科却被判处拘禁在要塞内[49]。阿尔科在要塞内的生活条件远比革命派好——为了对付我们，要塞专门制定了全新的规矩。
　　我在2月24日回到慕尼黑时，我本以为革命工人苏维埃已经成立了临时政府，它将执政至重新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为止；以新的革命企业代表会和革命工厂代表会为基础，新的苏维埃代表大会将从怯懦的邦议会议员们手中接过被他们抛弃的国家，并决定接下来该怎么办[50]。革命工人苏维埃在刚开始时确实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它宣布巴伐利亚进入紧急状态，发动总罢工，占领了多家报社（这些报纸必须接受最严格的审查才能出版），并把工人武装了起来。然而，不幸的是它并没有解散旧的巴伐利亚中央苏维埃。结果，巴伐利亚中央苏维埃重新召开了旧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于是，整个情况基本上没有变化：在工人、农民和士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在巴伐利亚中央苏维埃里，社会民主党人依旧占据着主导地位，他们把自己当作资产阶级议会和政府的临时代替品。由于内阁已不复存在，苏维埃代表大会成了巴伐利亚唯一的权力机关，这就使情况变得更加令人担忧了。
　　为艾斯纳举行葬礼的那一天，是巴伐利亚历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天。在每一个城镇、每一个村庄里，都响起了教堂的钟声，都举行了悼念他的活动。资产阶级也怯懦地参加了悼念活动。在慕尼黑，从特蕾西娅草坪直到城东墓地（Ostfriedhof），红旗招展，花圈不断，在城东墓地举行了纪念仪式，并将他的遗体火化。独立党也从柏林派来了一个代表团，由露易丝·齐茨[51]、哈泽、考茨基和巴尔特组成。不幸的是，齐茨夫人返回柏林后，曾参加过谢德曼政府的那三个人却留了下来，混入了苏维埃代表大会，为日后的一切悲剧埋下了种子。
　　苏维埃代表大会现在掌握了整个巴伐利亚的立法权，但它却证明了自己的彻底无用与彻底不知所措。它不敢实行任何正确的措施，甚至不敢贯彻自己的决议。接下来我要讲的这个事例，充分暴露了它的无用。
　　在1918年11月，有个姓阿申布雷纳[52]的人自命为中央火车站的指挥官。他利用城防司令、社会民主党人迪尔[53]手下的共和国安全部队（Republikanische Schutztruppe）的一个班，建立起了真正的恐怖统治。散发共产主义传单的人，都会被当成窃贼抓起来，严刑拷打。艾斯纳死后，阿申布雷纳依然没有改变这种做法。有一天，两个曾在车站警卫室里遭到毒打的年轻人找到了苏维埃代表大会。他们掀开衣服，露出自己的胸膛，上面满是拷打留下的伤痕。苏维埃代表大会派了一个代表团去找阿申布雷纳。代表团回来的时候，一个代表团团员瓦德勒[54]博士同志带回了一件刑具——一条鞭子的握把，里面的线圈露了出来。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们被激怒了。他们决定免去阿申布雷纳的职务。这个决定本来应当由巴伐利亚中央苏维埃来执行，但是它却暴露了自己根本无力执行。阿申布雷纳传来了一个傲慢无礼的口信，叫苏维埃代表大会派人去抓他。但是什么都没有发生，他的职位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只有两个集团拥有某种计划：一个是社会民主党，他们不惜动用一切手段，也要恢复“秩序井然”，也就是说，他们打算建立一个“正当的”、由他们主导的民主政府；另一个是少数激进派：革命工人苏维埃的十名代表，还有失业工人的代表和退伍军人的代表，他们是强迫苏维埃代表大会允许他们参加的。我们人数虽少，但我们立场坚定，我们的发言经常获得满堂喝彩，而且我们还能获得街头的支持——街上总是在召开群众大会，大多是失业工人组织的。这些群众大会几乎每天都派代表前来参加苏维埃代表大会，提出革命的要求。在苏维埃代表大会里，我们还能获得一些独立党人和少部分农民苏维埃代表的支持。但是，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绝大多数代表都是不坚定的独立党人和农民，他们只是半心半意的革命派。士兵苏维埃几乎全是反动的。
　　艾斯纳遇害后，我在《该隐》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它表达了由街头的无产者大会提议、并在我们的帮助下提交的各项要求的目的：

　　现在已经没有退路了。现在正是掐死反革命、让它再也不能抬头的时候。必须立即宣告成立苏维埃共和国。再也不能向资产阶级议会制度作出任何妥协了。再也不能让为资本家的利益效劳的报刊享有毒化我们的灵魂和煽动谋杀的“自由”了。必须动用人民专政的最极端手段，彻底扑灭军官和学生的阴谋。必须剥夺大地主，夺走资本的权利，在城乡开展社会化，要有把世界打个天翻地覆的革命决心。必须把旧制度的所有代表统统赶下台，不管魏玛的掣肘，并迅速同社会主义革命的天然盟友——世界解放在俄国的光荣先驱建立联系……

　　 苏维埃共和国！在艾斯纳死后，这句话就成了一切集会上的核心口号。在无产阶级内部，出现了立即成立苏维埃共和国的强烈呼声，而德共更是将其作为自己的要求。
　　你们或许已经发现了，我一直都没有对德共着笔太多。在此之前，德共的活动主要是在群众中进行鼓动，并发展自己的队伍。他们遭到了资产阶级的仇恨——资产阶级把他们叫做“斯巴达克斯分子”——这证明了他们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但是，德共巴伐利亚组织的力量仍很弱小，不足以独立行动。所以它把具体的政治工作交给了革命工人苏维埃去处理，列文自己就是革命工人苏维埃的委员，德共党员至少有百分之五十都参加了革命工人苏维埃。党通过革命工人苏维埃参加了苏维埃代表大会。此外，乡村地区的一些工人苏维埃的代表也是德共党员，但他们并没有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组成自己的党团。
　　由于巴伐利亚反动派的活动越来越猖獗，尽快成立苏维埃共和国的要求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理解。首先，武装无产阶级的工作遭到了阻挠破坏。虽然城防司令迪尔已经下令把枪发给企业和工厂的工人，但他并没有采取实际行动去落实这个命令。下发的少量武器也都落入了特意选出的一小撮社会民主党人之手。也就是说，这些武器最终还是会被反动的工会头目控制。
　　此外，艾斯纳死后，由于社民党把两个工会官僚安插进了巴伐利亚中央苏维埃，巴伐利亚中央苏维埃的权利进一步扩大了。为了同他们抗衡，革命工人苏维埃也把两个同志——列文和哈格麦斯特[55]——任命为巴伐利亚中央苏维埃委员。但是，他们俩马上就被驱逐了，因为社民党已经把巴伐利亚中央苏维埃变成了一个充斥着双重标准的政治机关。
　　来自柏林的三个独立党领袖在暗地里搞的小动作，是无产阶级必须尽快夺取政权的主要原因。比方说，艾米尔·巴尔特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发言，说必须建立新的国家秩序。他还参加了革命工人苏维埃的会议，企图劝说我们放弃建立苏维埃共和国。他辩称，必须善用外交手腕，我们才能走得更远，等等。我坚决地反驳了他，没有一个人支持他。但是，有人也在偷偷地策划阴谋。由于独立党慕尼黑组织举行了一次重要会议，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一次会议不得不中断——后来得知，哈泽、考茨基和巴尔特也参加了这次独立党的会议。独立党还跟社民党举行了联合大会。气氛越来越紧张了。
　　争取成立苏维埃共和国的共产主义鼓动，让反动势力大为紧张。2月27日，几架飞机飞过慕尼黑，撒下了签有纽伦堡城防司令施奈本霍斯特[56]和埃文格[57]博士（后来他成了上巴伐利亚的独裁者）大名的传单。这批传单主要是冲着列文和我来的。就在同一天，还发生了另一件事，大大激怒了无产阶级。在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一次会议上，共和国安全部队的头头进入了会场，挥舞着枪，大喊“举起手来！”他们把列文和我赶出会场，殴打我们，还把我们从楼梯上推下去。刚刚进入议会大楼的兰道尔也被他们抓了起来，瓦德勒博士、失业工人的代表克洛瑙埃尔（Cronauer）、退役士兵的代表马库斯·莱赫尔特（Markus Reichert）（德共党员）也被抓走了。后来得知，他们抓走我们，是打算在同无产阶级发生武装冲突时，拿我们当人质，作为谈判的筹码。但是，他们的计划没有得逞，这主要归功于保卫议会大楼的共和国安全部队。这支部队始终表现出了强烈的革命精神，这可能是因为它与革命工人苏维埃的成员始终保持联系。现在他们过来保护我们，与他们的同行互相对峙。当时的形势一触即发，暴力冲突似乎不可避免（机枪已经准备开火了），就在这个时候，城防司令下令撤退，我们获释了。
　　然后，革命工人苏维埃决定——在德共的赞同下——要求苏维埃代表大会采取断然措施。我接到任务，要在第二天提出动议，要求成立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动议要求苏维埃代表大会把自己从临时机关转变为正式机关，同时要让无产阶级活跃起来，掌握武器，从反革命分子手中夺取一切政府机关，重新选举工厂苏维埃，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下的苏维埃制度。我在2月28日提交了这个动议。在表决中，70名代表赞成建立苏维埃共和国，234人反对。我不得不把我的朋友兰道尔的名字写入反对者的名单中。他不愿意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公开解释他为什么要采取这个立场，但他在私下里给出的理由，跟德共在五个星期后反对成立苏维埃共和国的理由很相似。他的主要顾虑是成立苏维埃共和国的时机还没有成熟。
　　在计票时，群众的意见变得很清楚了。大批群情激奋的工人聚集在议会大楼外面，等待着计票结果。气氛十分紧张。最受欢迎的革命人物之一兰道尔想向工人解释，为什么现在不是成立苏维埃共和国的好时机，试图安抚工人，但他却被工人赶下了台。群众要列文和我讲话。很难劝说群众散去。群众已经准备冲入议会大楼，驱散代表大会，尽管他们手无寸铁。后来，我非常后悔，我们不该在那一天阻拦群众的。如果我们没有阻拦群众的话，无产阶级就会用自己的英勇行动建立苏维埃共和国，我们也就能够让巴伐利亚工人避免内斗——正是内斗导致了我们的活动的失败。
　　巴伐利亚的气氛依然十分紧张。几天前，瓦德勒博士同志在慕尼黑工人苏维埃里提交了一个动议，证明了成立苏维埃共和国的主张即使是在社民党工人中间也是非常受欢迎的。尽管慕尼黑工人苏维埃的代表大多是社民党工人，但他们还是通过了瓦德勒的动议：立即成立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任命人民全权代表；成立革命法庭；实施戒严，镇压反动势力。
　　苏维埃代表大会虽然驳回了成立苏维埃共和国的动议，但这并不能让反革命势力感到满足。他们不停地进行诽谤污蔑。3月1日，慕尼黑上空又撒下了更多的传单，这次在传单上签名的是慕尼黑城防司令迪尔、警察总监施泰纳（Stainer）（独立党人）和社民党及自由工会的代表。传单上写着：

　　你们还要忍受街上的恐怖到什么时候？你们愿意让列文、米萨姆、哈格麦斯特、克洛瑙埃尔和他们的匪徒骑在你们头上，用手枪顶着你们的胸膛吗？不能！反革命资产阶级会把我们重新推下深渊，而斯巴达克斯派和他们的走卒，劫掠者，也会把我们推下深渊。所以，一切工人和士兵都必须摆脱掉这些好战的少数派，挣脱掉他们强加给你们的不可容忍的枷锁，在统一的社会民主党提供的秩序下，一起建立真正的人民统治。我们必须立即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内阁！
　　我们一定要结束斯巴达克斯同盟和越来越多的游民无产者的危险游戏。工人们！士兵们！该行动了！聪明一点，留在家里！把街头留给士兵，而士兵的命运就是建立社会主义秩序！一切都危在旦夕！革命的一切成就危在旦夕！苏维埃免于街头恐怖威胁的权利危在旦夕！统一的社会主义危在旦夕！士兵们！向你们命中注定的领袖靠拢！只遵守你们信任的人的命令！到兵营去！在兵营里，你们选出的兵营苏维埃和你们的领袖将会指引你们，让你们明白怎样做才符合人民的利益。

　　这是公开宣战。
　　当天晚上，我当着迪尔和施泰纳的面，公开要求解除他们的职务，向他们摊牌了。他们企图用“神经过敏”来为自己开脱，而慕尼黑工人苏维埃——几天前还通过了瓦德勒的激进的动议——现在却通过信任投票，表示信任警察总监和城防司令——而这两人刚刚还号召血腥镇压革命！这次会议开到夜里很晚才结束。由于革命工人苏维埃的朋友们担心我的安危，他们便强迫迪尔和施泰纳用他们的汽车送我回家，所以，尽管城防司令和警察总监在下午还想逮捕我——而且很可能还要处死我——却在十二个钟头之后，把我送回了我家。
　　苏维埃代表大会驳回了成立苏维埃共和国的动议后，便决定重新承认一月里选出的邦议会为合法机构，尽管邦议会的议员们在第一次开会时就怯懦地逃跑了。但是，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一切措施都是半心半意的，它现在又做出了一个半心半意的决定：推迟召开邦议会。它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只是因为它害怕遭到无产阶级的敌视。在做出这个决定后，社民党的代表便匆忙提出了一个动议，宣称他们愿意“参加社会主义内阁”。同时，他们要求按照比例代表制，改选苏维埃代表大会。这样就会使召回代表的权利失去意义——没有了这种权利，整个苏维埃制度就都会失去意义。社民党的提案还会严格限制苏维埃的权利，最终让苏维埃变得毫无权力。
　　在争论当中，社民党图穷匕见：他们的主要目的就是消灭革命工人苏维埃。奥尔派的发言人宣称，他的党绝不会在行动委员会（Aktionsausschuss）中与革命工人苏维埃的委员合作。因此，他要求把革命工人苏维埃委任的三名委员驱逐出行动委员会。兰道尔做了答复，他指出：刚才那位发言人能在这里讲话，完全是因为他受到了革命工人苏维埃的邀请，而他现在却想把革命工人苏维埃赶出去。在这次发言中，兰道尔说出了那句后来经常被引用的话：“在整个自然史上，社会民主党是我见过的最令人恶心的造物。”
　　与此同时，革命派与“社会主义”反革命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城防司令竟敢把那支曾在邦议会保护过我们、并享有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完全信任的共和国安全部队给调走了。他甚至把一些革命士兵赶出了部队。被赶出部队的士兵去找苏维埃代表大会，苏维埃代表大会保证会为他们主持公道。苏维埃代表大会还要求把那支部队调回议会大楼。然而，巴伐利亚中央苏维埃再次未能贯彻执行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决议。没人遵守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命令。
　　苏维埃代表大会里的争论，基本上都是围绕着细枝末节而进行的毫无意义的长篇大论。重要的问题总是被推迟讨论，最后被彻底遗忘。比方说，我和农民苏维埃的一个激进代表提交了一个动议，要求解散乡村地区现有的行政机关，将它们的权力移交给农民苏维埃和城市的工人苏维埃，但这个动议却从未被讨论过。
　　此时，在柏林赶来的几个独立党领袖的撺掇下，社民党、独立党和农民协会的一部分妥协派在纽伦堡举行联合大会，并在3月7日由农民苏维埃中最反动的代表之一向苏维埃代表大会提交了“纽伦堡妥协”（Nürnberger Kompromiss）。由于这个协议引发了一系列事件，所以我要把它全文抄录：

　　1．立即召开邦议会，举行短期会议。由两个社会主义政党联合组成内阁。成立农林部，在与工人、士兵与农民苏维埃行动委员会商议后，由一名农民苏维埃委员担任农林部部长。农林部的成立，将得到已选出的邦议会的核准；还要起草临时宪法。
　　2．把邦议会的广泛权力移交给负责管理政府事务的部门。
　　3．扩大情报部门。
　　4．在过渡期间，由内阁独揽立法权与行政权。每个工人、士兵和农民苏维埃都可以派一名代表，以顾问的资格参加内阁会议。
　　5．立即成立由工会工人组成的志愿民卫军；立即废除常备军。
　　6．工人、士兵和农民苏维埃有权派出代表，参加社区、地区、县和行政部门的代表机关的具体工作。在内务部里成立一个负责苏维埃组织的处级单位，它的人员必须同行动委员会商议后才能任命。
　　7．工人、士兵和农民苏维埃有权派出一名代表参加邦议会和政府的会议，提出申诉、请愿与立法提案。新选出的苏维埃有权向影响到全部人口的邦议会决议提出上诉。（全民公决。）
　　8．尽快在全邦范围内按照比例代表制重新选举苏维埃。关于选举的积极与消极权利，内阁将与行动委员会共同制定专项规定。
　　9．将制定专门法律，并参照第6项与第7项的规定，立即确立苏维埃的各项权利。

　　显而易见，苏维埃代表大会将会通过这个自贬身份的协议，这激怒了革命少数派。但是，他们无法阻止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这个协议。协议中的每一项都经历了激烈的争论。在成立内阁的那一项获得通过后，立即选出了内阁。无需多言，两个社会主义政党早就达成了一致。社民党人霍夫曼[58]被任命为总理。他在艾斯纳内阁里担任文化部长，但他一直消极无为，没有什么人注意到他。在登上他政治生涯的巅峰之后，他才露出了真面目。虽然他当上了总理，他仍然占着文化与教育部长的位子，尽管苏维埃代表大会已经通过表决，决定任命左倾的社民党人尼基什[59]——巴伐利亚中央苏维埃主席与苏维埃代表大会主席——为文化与教育部长。霍夫曼还兼任外交部长。
　　退伍军人事务专员塞基茨[60]被选为内务部长，恩德雷斯[61]先生被选为司法部长——这两人都是社民党员。在艾斯纳内阁中担任社会福利部长的独立党右派分子恩特莱特纳继续担任原职。工商部长由纽伦堡的独立党右派分子西蒙担任[62]。雅菲教授被一致选为财政部长，他是唯一一个毫无异议的候选人。在艾斯纳内阁中担任部长时，他就已经证明了他是最有革命精神的部长。上文讲过的那个施奈本霍斯特被提名出任军事部长。然而，由于他在慕尼黑撒过传单，所以就连改良主义派也对他心存疑虑，独立党反对他担任军事部长。社民党让步了，独立党右派分子沙伊德被任命为军事部长[63]。
　　内阁成立后，大会便开始讨论纽伦堡妥协的其它内容。当每一项内容都讨论完毕后，只有一个人数很少的少数派知道这个协议会对巴伐利亚造成多么可怕的威胁。当大会宣布通过整个协议时，我大喊：“主啊，宽恕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64]”然后苏维埃代表大会就解散了。它叛卖了革命。
　　但是，工人群众依然忠于革命的理想。他们充满疑虑地、精神地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并决心用一切手段捍卫自己的革命权利。
　　邦议会在议会大楼重新召开，而革命工人苏维埃却被赶到了以前的王宫。2月21日的“英雄们”严格遵守纽伦堡妥协，在滑稽可笑的军队保护下举行了会议。他们的第一次会议召开时，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就都被彻底忽视了。他们修改了下一次大会的议程，参加了纽伦堡妥协的各个政党和巴伐利亚中央苏维埃一起改动了他们的“清一色社会主义”内阁，把两个主要是由于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决议才得以上任的部长给赶出了内阁。
　　首先是雅菲教授，他在艾斯纳内阁中就按照独立党左翼的精神开展工作，现在他被赶出了内阁，尽管他是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被一致选为部长的。但他是犹太人，而且还被人认为是激进派。财政部长的职务由一个公务员临时代理，日后再重新任命财政部长。另一个独立党员、军事部长沙伊德也被赶走了。他只是临时担任军事部长的职务，在反革命的“社会主义者”看来，他恐怕也过于激进，尽管他在3月1日那份鼓吹内战的传单上签了字。接替沙伊德的是施奈本霍斯特，尽管他被苏维埃代表大会一致否决了。他现在要扮演巴伐利亚的诺斯克的角色了。
　　邦议会通过了一项荒唐可笑的法律，规定在巴伐利亚不得使用贵族头衔，企图以此来显示自己的民主意图。兰道尔和我曾向苏维埃代表大会提交过这样的提案，但苏维埃代表大会根本没有对其进行讨论，而邦议会不过是在模仿我们罢了。以前有条法律，规定使用虚假的贵族姓氏和头衔要挨罚，我们就想废除这条法律，达到废除贵族特权的目的。邦议会通过的这项法律仅对巴伐利亚贵族有效，而这项法律涉及到的贵族全都声称他们的贵族头衔已经成了他们的姓名中的不可分割的部分，所以这项法律根本没有起到任何效果。
　　群众的意志是非常明确的。一天晚上，社民党召开了五场群众大会，让新上任的部长们在群众面前亮相。全部五场大会都变成了共产主义的集会，所有的发言人都遭到了群众的强烈反对。群众明确表示反对新政府。他们还提醒政府注意：反动势力正在多方活动，准备成立白卫军。一切无产者的语言和行动，都以一个共同的要求为基础：苏维埃共和国！
　　 柏林的三月暴动，白匪军犯下的累累暴行，让慕尼黑工人大受震惊[65]。他们要求政府作出保证，避免此类暴行在巴伐利亚发生，还要求政府取缔反动军事组织“东方边防军”（Grenzschutz Ost）的一切军事行动，并取缔一切反布尔什维克活动。他们甚至迫使施奈本霍斯特先生下令逮捕征兵军官。此举导致了埃普[66]上校不得不转到巴伐利亚之外开展活动；埃普上校一直梦想成为巴伐利亚的高尔察克[67]（后来，在施奈本霍斯特的支持下，他的梦想成真了）。他跑到图林根（Thuringia）的奥尔德鲁夫（Ohrdruf），拉起了一支反布尔什维克的自由军团。
　　不出所料，邦议会在干完了政府需要它干的任务之后，就结束了会议。从那以后，邦议会就只有在巴伐利亚中央苏维埃需要召集它的时候才会开会——不难预料，下一次开会将是五月底。与此同时，政府的大小事务都被部长们彻底掌握。不过，一切具体事务都是由艾斯纳遇害后上任的国家专员们负责的。其中有些人干得不错。
　　行政工作的中心之一是退伍军人事务国家专员办公室，那里的部门首长是保卢库姆（Paulukum），他是独立党人，也是革命工人苏维埃委员，致力于保卫工人的利益。瓦德勒博士同志是住房专员，他努力工作，招来了资产阶级的仇恨。他没收了一切用于投机的财产，将其用于建造住房，他还对一切大型公寓楼登记造册，并把资本家的房子转给工人家庭居住。他亲自跑遍了全邦，掌握了居住在大型工厂附近（比方说彭茨贝格﹝Penzberg﹞矿山一带）的工人的糟糕的住房条件，并采取措施改善住房。
　　出于团结的精神，我认为我有义务为这位同志多写几句：瓦德勒是在革命爆发后才信仰社会主义的。他原来是个律师，在战争期间担任军官，完全接受了大德意志思想的熏陶。在比利时的时候，他在强迫驱逐比利时工人的活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是按照上级的意识形态去执行任务的，在军事法庭上披露出来的他的报告和提议，确实揭露了战时德国军事独裁的反社会性质。
　　德军瓦解时，瓦德勒擦亮了眼睛。他发现自己过去居然如此盲目，现在他决心把全副身心都献给革命。跟他共事过的人，都不会觉得他是投机革命的假革命者。革命工人苏维埃高兴地接纳了他，他在每一种情况下都证明了自己的忠诚。后来军事法庭拒绝承认他的民事权利，判处他八年徒刑。军事法庭宣称，他在战争中的表现，证明了他的革命信仰和他对共产主义的忠诚全都是假的，以此来证明这个可耻的判决的正确性。然而，这个判决，是律师们和军官们为了报复这个改换门庭的律师和军官而做出的。这个判决，也是资产阶级对于这个给了工人住房的人的报复。瓦德勒让工人获得了住房，就是侵犯了对资产阶级来说无比神圣的私有财产观念。维尔纳利用反革命军事法庭的论据，来玷污瓦德勒的荣誉，进一步毁谤这个不曾参加德共的人，这样做是不道德的。
　　政府非常清楚群众的情绪，它知道它不能限制这些深受群众喜爱的国家专员的权力。它不得不满足——至少是装装样子——无产阶级的一些最重要的要求，比如剥夺剥削者的财产。全面的社会革命——不仅仅是形式上的苏维埃专政——越来越迫切，政府必须竭力阻挡全面社会革命的要求，因此，它普遍使用了——不如说滥用了——“社会化”这个字眼。
　　就在这个时候，政治经济学家诺伊拉特博士抵达了慕尼黑[68]。他以前曾在莱比锡主持过一个国民经济研究所。这个智力卓绝、知识渊博的人开始公开授课，介绍社会化，提出了对经济生产实行国有化的宏伟计划。他主动向革命工人苏维埃介绍自己，慕尼黑工人苏维埃邀请他去发言，受到了工人的热烈欢迎。但是，他向任何愿意倾听他的人介绍他的主张，哪怕是最反动的资产阶级圈子也不例外，这引起了人们的怀疑。
　　他的基本观点是：应当为了满足人的基本需求，而安排整个经济生产。他认为住房、粮食、衣物和娱乐都属于基本需求，应当平等地提供给所有人，让每一个人的基本需求都能得到充分的满足。他想消除奢侈品工业，消除投机倒把，他相信这样就能保障能源和动力的充分供应，将其用于生产粮食、布料、工具等等。他还想尽快把大企业和大地产转交给人民，而不给原主任何补偿。
　　这些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要求，无产阶级欢迎这些要求。然而，唯一的问题在于：诺伊拉特天真地以为，他这些措施能在不改变国家的政治体制的情况下贯彻执行。他老是说，他愿意跟任何让他开展工作的政府合作，不管是专制君主国还是苏维埃共和国。他出于纯粹的机会主义，参加了社民党。他以为，有了这个看似全国最强大的政党的支持，他就能利用自己的外交手腕，利用他的主张的有效性和必要性去说服资产阶级。他赢得了贸易、商业与工业部长西蒙先生的支持；西蒙先生出于极其机会主义的独立党的头脑，竟然真的以为能够通过颁布几道法令就能在巴伐利亚实现社会主义。在西蒙的帮助下，诺伊拉特当上了社会化专员，获得了政府内阁授予的重大权力。
　　3月21日，匈牙利成立苏维埃共和国的消息，像炸弹一样震撼了巴伐利亚[69]。绝大多数无产者都对此感到欢欣鼓舞。每一个无产者都谈起了库恩·贝拉的名字，把他跟列宁和托洛茨基相提并论。在游行中，在集会上，发言人只要鼓励工人仿效匈牙利的榜样，就会获得热烈的赞同。而在资产阶级看来，苏维埃共和国的鬼影已经开始变成现实。
　　政府忧心忡忡，它对诺伊拉特寄予厚望。诺伊拉特说服了内阁，让内阁发表宣言，宣布进行“全面社会化”。它还劝说萨克森的社民党政府仿效自己，但是德雷斯顿（Dresden）的格拉德瑙尔先生对此毫无兴趣[70]。诺伊拉特的计划甚至还赢得了教权派农业资产阶级的领袖施利腾鲍尔[71]博士先生的支持，从这件事可以看出资产阶级有多么绝望。施利腾鲍尔很可能以为共产党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显而易见，他以为只有跟革命力量达成协议，才能拯救他自己，拯救他代表的大地主。但是，诺伊拉特在试图达成一些实际成果的过程中，越来越明显地察觉到资本主义的力量要远远强于西蒙部长那点力量。没过多久他就降低了自己的目标。
　　人民逐渐失去了耐心，并要求采取革命行动，于是，巩固自己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便成了霍夫曼政府的主要问题。它再次向诺伊拉特求助。在三月的最后一周，革命工人苏维埃举办了一次群众大会，我在这次大会上发表了主要讲话，诺伊拉特突然要求发言，他提出了一个纲领，震惊了几千名听众，他在这个纲领中要求政府提供具体保障：巴伐利亚邦应当给共产党人提供一片宽广而肥沃的土地，足以供养几千人。还要给共产党人提供一切必要的工具，并提供一百万马克的资本，让他们按照自己的原则去耕种土地。这样就能让他们证明自己的主张是可行的。
　　诺伊拉特把他的计划吹得天花乱坠，还保证政府会提供全面配合，让人选择土地，政府会慷慨解囊，政府愿意合作，解决一切细节问题。大会不知所措了，或者说不知该怎么回应了。兰道尔建议接受他的提议，并建议仿效俄国式的公社，还强调指出这样的一颗革命种子能产生巨大的榜样效应。
　　接下来，没有一个发言人谈到诺伊拉特的提议，这也可以看出工人对他的计划充满了怀疑。我在发表闭幕词时，往诺伊拉特的酒里掺了不少水。我同意考虑这个计划，但这只是为了避免人们怀疑我们害怕共产主义试验。但是，我向诺伊拉特解释说，工人不想被动地接受政府的施舍。他们要作为平等的伙伴参加谈判，这才是关键。这就是说，必须提出严格的条件，不让政府产生这样的想法：把几千个共产党人送到乡下，他们就不会反对政府了。
　　我让诺伊拉特转告政府：只有满足以下条件，我们才会考虑他的建议：共产主义试验区被承认为政治自治区，其居民不受巴伐利亚的资本主义法律管辖，社区可拥有自己的外交代表（不仅要往慕尼黑和柏林，还要往俄国和匈牙利派驻外交代表），所有人都要配备武器以保卫自己与共产主义制度，政府不会干涉他们在巴伐利亚其它地区的鼓动。我的发言得到了大会的坚决赞同。然后就再也没有人提起共产主义试验区的问题了。
　　消息源源不断地从布达佩斯传来——匈牙利苏维埃政府立即在慕尼黑设立了一个联络处——这极大地鼓舞了共产主义者的活动。几乎每一天都会举行群众大会，讨论无产阶级革命的前途，前来参加的人多得都站不下了。大会在结束时总是号召成立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
　　这些大会几乎都是由德共组织的，一些是由失业工人组织的，有几场（非常少）是由革命工人苏维埃组织的。列文和我被一次又一次地请去讲话。由于列文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加强党组织和党报《慕尼黑红旗报》（Münchner Rote Fahne）的工作上，所以往往是我去讲话。他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群众总是会来找我，而他又非常忙。在整整一周里，我每天晚上都要演讲。有一天，德共组织了一连串的大会，我一口气在四场大会上发表了讲话。
　　三月底的一天，这一切戛然而止。我得知柏林党总部派来了一批特别组织者，所以慕尼黑党组织现在有了足够多的演讲者。这并没有让我感到烦恼，因为我已经操劳过度，而且我完全忽视了自己的经济情况。从那时起，我就打算以后只在工厂大会上发言，并与工厂苏维埃和全体工人保持最密切的联系。但是，由于我不断地在一个又一个大会上演讲，所以没能做到这一点。4月1日，我参加了复员委员会，担任保卢库姆同志的副手。我担任这个职位，一方面是为了维持我家的生计，另一方面也是想亲身观察瓦解战争经济、将其转为和平经济的过程。这是一个困难而复杂的问题，但我没能从中学到太多东西，因为就在4月4日那一天，发生了一系列出乎意料的事件，彻底震撼了巴伐利亚革命——巴伐利亚革命的结局就此开始了。
　　尽管许多事实已经众所周知，但在这些事实后面隐藏着什么，人们至今仍不清楚。也就是说，现在还不能对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做出可靠的评价。我只能记下自己的亲身体验——希望我的记述能够使人们全面地、更好地理解这些事件。我之所以只记录自己的亲身体验（我在前文中还介绍了一些我没有亲自目睹或经历的事情，下面我就只讲自己的经历），是因为我相信未经修饰的主观体验，要比没有切身体验过的、被扭曲的客观事实包含着更多的真实。所以，从现在起，我就只讲自己亲自目睹过的事情。
　　4月4日星期五下午，工厂苏维埃邀请我参加了一次工厂大会。我就工人中的意识形态分歧发表了讲话。下午6点，革命工人苏维埃按照议程，在维特尔斯巴赫王宫举行了一次会议。我正要进入王宫时，在正门前的花园里见到了一些同志，其中有几个是革命工人苏维埃的委员，包括兰道尔、尼基什和一些独立党员。他们叫我跟他们到外交部去，因为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马上就要成立了。我一开始还以为他们在逗我，但我很快发现他们是认真的。
　　在前往外交部的途中，他们向我做了简报：尼基什刚从他居住的奥格斯堡过来。奥格斯堡的工人举行了总罢工，要求巴伐利亚中央苏维埃宣告成立苏维埃共和国、解散政府、并立即将一切权力移交给无产阶级。但是，仅凭这些要求，还不会引发影响如此深远的决定。更重要的是，反革命正在准备反攻倒算的证据越来越明显了：政府违反了它与苏维埃代表大会及巴伐利亚中央苏维埃签订的协议，企图在4月8日召开邦议会，这主要是为了给资产阶级提供法律保障，安抚被诺伊拉特的“社会化”计划吓得魂不附体的资产阶级。我被告知，如果我们不想向资本家投降，我们就别无他法，只能立即行动起来，实现奥格斯堡工人的要求。
　　这一小批人的精神是如此高涨，我不否认我也受到了感染。无产阶级的梦想马上就要实现了，这让我的心跳得更快了。但是，当我走进外交部后，我的乐观情绪很快就消散了。内务部长塞基茨接见了我们。他被认为是社民党最正直、最诚实的领袖之一。他了解事态的发展，因为尼基什已经跟部长会议开过会了。除了塞基茨外，在场的部长还有西蒙、恩特莱特纳和施奈本霍斯特，我跟他们是头一次碰面。另外，城防司令迪尔和警察总监施泰纳也出现了，巴伐利亚农民协会[72]、独立党和工会的几个领导也出现了。房间里总共有三十来个人。在尼基什准备召开会议时，我想确定德共是否派来了足够分量的代表。我得知列文随时会赶到，就算他不来，这个会议也要开始。
　　所有人一致认为目前的情况非常紧急，情绪激动的迪尔解释说，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成立苏维埃共和国是保卫革命、击退反革命进攻的必要措施。他保证此举会得到军队的支持。有了他的保证，成立苏维埃共和国的过程似乎就轻松了很多，于是我们开始讨论具体内容。会议让兰道尔和我起草宣言，准备在第二天早上向人民宣读。宣言中应当列出取代了部长的人民委员的姓名。如有可能，人民委员的职位应当由社民党、独立党和无党派社会主义者平分。
　　看来，必须使巴伐利亚中央苏维埃激进化，于是我们便打算让革命工人苏维埃和德共派一些代表参加巴伐利亚中央苏维埃。从这时起，尼基什仍继续担任主席。会议根据兰道尔的建议，决定强调一切措施都是临时性的。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宣言上的落款应当是“临时中央苏维埃”和“临时人民委员会”，因为一切最终决议和任命都必须得到苏维埃的批准。
　　我对这次会议的结果并不满意，而临时人民委员的选举就更加让我生气了。我并不反对任命塞基茨为内务人民委员——按照匈牙利的榜样，他的党理应在政府里拥有代表。但是，当西蒙和恩特莱特纳也留任的时候，我就开始怀疑了。我表示了自己的疑虑：仅仅是把“部长”的头衔改成了“人民委员”，这样的苏维埃共和国恐怕不能让工人感到满意。于是，会议决定由兰道尔负责教育部。我进一步提出要求：三个最重要的职位——外交、司法和军事——应当交给共产党人。
　　米隆[73]博士被提名为外交人民委员，他是和平主义者，在战争期间披露了一些有损德国政府脸面的事实，并因此出了名。他的书是根据他担任克虏伯企业[74]的经理时的经历而编写的。由于米隆——对了，他当时还不在慕尼黑——既公开鼓吹苏维埃制度，同时又得到了协约国各国政府的尊敬，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就认为他既能同俄国和匈牙利建立密切的联系，同时又不会过多招致协约国的抗议。我是唯一一个反对者。至于司法人民委员，我们打算让德共提名一个党员来担任这个职位，可能是来自巴伐利亚北部的某个党员。我建议由列文担任军事人民委员。但是社民党却要求获得两个人民委员职位，因为独立党和无党派社会主义者都已经得到了两个。由于塞基茨还不一定会参加政府，所以这样做就似乎更有必要了：塞基茨坚持要求，如果他的党没有明确的批准，他就不会接过这个职务。让我大吃一惊的是，独立党员西蒙居然建议由前任军事部长施奈本霍斯特担任新任军事人民委员。
　　这引发了我跟施奈本霍斯特的激烈争论。我强调指出，军事人民委员必须把无产阶级武装起来，并成立一支足以保卫苏维埃共和国、击退一切内外进攻的红军。但是施奈本霍斯特却享有“巴伐利亚的诺斯克”的名声，群众根本不信任他。这首先是由于传单事件，其次是由于他曾下令把纽伦堡军队调往慕尼黑。
　　施奈本霍斯特非常冲动地反驳了我。他以有人给他提供了假情报为由，来为传单事件开脱。他说，有人告诉他，如果苏维埃代表大会拒绝建立苏维埃专政，列文和我就要用暴力解散苏维埃代表大会，亲自建立苏维埃专政。当他得知这是假情报后，他就对他的草率行动感到后悔了，他还向我们道歉了。关于纽伦堡的部队，他解释说他调动这些部队并不是为了对付慕尼黑。这完全是误会，这次调动是完全无害的。事实是他接到报告，说慕尼黑的共和国安全部队在连续执行了好几周的警戒任务之后已经筋疲力尽，所以他只是要从纽伦堡调来一部分士兵，把慕尼黑的一些士兵换下去休整。这些士兵甚至没带武器，而且最后也没派出去。施奈本霍斯特为了证明自己忠于无产阶级，还强调他阻止了军队在巴伐利亚征兵，甚至还逮捕了征兵军官。
　　施奈本霍斯特的如簧巧舌对与会者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我回答说，我无法验证他的话是真是假，但就算他是完全真诚的，我也不认为他适合担任军事人民委员。我指出：在考虑这个重要职位的人选时，首先要考虑无产阶级的情绪，而工人根本不信任他。结果还是只有我反对这个任命。
　　会议一致决定，农业人民委员的人选由激进的农民协会提名[75]。
　　革命工人苏维埃的委员们坚持要求：关于苏维埃共和国的最终决议，必须得到德共的批准，才能通过。但是，尽管会议多次邀请列文前来陆军部，但他还是不来，所以大家决定在晚上再举行一次会议，邀请更多的人参加。会议决定在4月5日早上宣告成立苏维埃共和国。
　　兰道尔和我躲到了一间偏僻的旅社里，起草了宣言。我向兰道尔坦白，说我担心无产阶级会对人民委员的名单感到不满，特别是对施奈本霍斯特不满。兰道尔对此的看法要乐观得多。他认为，匈牙利的事态，让革命工人相信无产阶级的团结是可行的和必要的。社民党人会参加我们的计划，就已经证明了他们已经意识到——就像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人一样——除了采纳我们的原则之外，他们已经无路可走。至于人民委员的职位，反正无产阶级很快就会撤换他们，所以也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谁也没有想过德共可能会反对我们的计划。我们全都知道，慕尼黑的无产阶级激烈地要求成立苏维埃共和国，所以，像我们这样随便地成立苏维埃共和国会招致什么样的危险，却被我们忽视了。我相信我们得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无产阶级通过奥格斯堡总罢工，明确提出了立即成立苏维埃共和国的要求；资产阶级跟苏维埃代表大会达成的协议遭到了破坏；匈牙利事态给人民留下了鲜明的印象；布伦瑞克和图林根发生了起义，明确要求建立布尔什维克式的苏维埃专政；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夹在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和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之间的奥地利鲍威尔和阿德勒[76]政权就可能垮台，使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跟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连成一片；布伦瑞克和德国中部存在着一些“孤岛”，所以我们的行动可能会引发全德革命，粉碎艾伯特—谢德曼—诺斯克的统治。出于这些原因，我相信在巴伐利亚成立苏维埃共和国，是推动世界革命的必要步骤。
　　到了晚上，大约150人聚集在军事部的会议厅里。参加会议的有：革命工人苏维埃的许多委员——其中有不少人现在已经参加了德共；社民党、独立党和工会的正式代表；三个部长——施奈本霍斯特、西蒙和（农业部长）施泰纳[77]；农民苏维埃的一个强大的代表团；士兵苏维埃的代表们；城防司令；警察总监；等等。尽管人们一再邀请，但德共并没有派出正式代表参加会议。
　　尼基什以主席的身份发言。大多数人认为我们的行动是必要的。农民代表甘多尔菲尔[78]提出了一些条件，只有满足这些条件，他的朋友才会参加。农民最关心的要求是暂时不要将1000塔格维克[79]以下的地产社会化。由于我们暂时还不打算对农民开展工作，我们就只好接受了这些要求。（4月13日后，德共也接纳了这些要求。）我认为，必须让社民党党员们和半心半意的独立党党员们彻底明白，宣布成立苏维埃共和国并不等于改造几家企业，而是要改造整个社会制度。我进一步解释说，我们必须从匈牙利的事例中吸取经验教训，并宣布我们坚决致力于共产主义。在我概述下一步措施——包括成立红军、任命革命法庭、立即将银行国有化等——的时候，突然有个工会领导大喊一声，打断了我：“我很害怕，但我要加入！”在我看来，这既表明了这些人的软弱，又表明了他们的善意和真诚，会使他们接受不可避免的一切。
　　过了一会，三个我没见过的人走进了会议厅，主席通知我们说，德共代表团请求发言。
　　首先上台发言的是舒曼（Schuhmann）[80]同志。他的话让大家大吃一惊：他的党反对成立苏维埃共和国。此外，他还宣称，成立苏维埃共和国的决定不能由这样一个会议来做出，只有苏维埃代表大会才能做出这样的决定。我自己站起来，对他的发言做了答复。（那天晚上，我对所有德共发言人的发言都做了答复。）我先是重新介绍了一遍要求我们迅速采取行动的各种理由，并提醒大家注意，苏维埃代表大会已经证明了它自己是一个没有远见的反动机关，现在只有巴伐利亚中央苏维埃拥有制定临时措施的进取心，因此它也具有制定临时措施的提案权，不过，以后还是要重新选出各个革命苏维埃，在此基础上召开新的苏维埃代表大会，对临时措施加以追认。
　　德共的第二个发言人迪特里希[81]同志宣称，群众反对成立苏维埃共和国。他的发言引来了哄堂大笑，我指出他的发言暴露了他根本不了解巴伐利亚的现实：自从艾斯纳遇害后，苏维埃共和国就一直是无产阶级的要求。我还提醒大家注意，就在2月28日那天，群众差点就要驱散苏维埃代表大会了。
　　最后发言的是一个根本没人认识的“尼森（Niessen）同志”。几天后，我们才知道他的真名叫欧根·列维涅。他的发言比前两人更不值得认真对待。列维涅讲的主要是反对同社民党合作。他历数了社民党在柏林、在汉堡、特别是在布莱梅的叛卖策略。然后他猛烈攻击了军事部长施奈本霍斯特和城防司令迪尔，遭到了在场的社民党员的猛烈反击。施奈本霍斯特差点就跟他打了起来。
　　我答复他说：我跟他一样，对社民党同样怀有强烈的疑虑，但是，把柏林的社民党跟德国其它地方的社民党混为一谈是不对的；而且，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也不能随意污蔑别人是叛徒。我还说，今晚成立的临时中央苏维埃和临时人民委员会绝不能束缚无产阶级。我希望在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群众会聚集在特蕾西娅草坪上，把我们全都赶跑，让他们真正想要的人上台，去担任他们的代表。但是，我又认为无产阶级会欢迎一切社会主义政党与运动的联盟，因为匈牙利的事态已经证明了这样的联盟是可能成立的。在我解释完这一切后，德共代表团就离开了。
　　这个完全出乎意料的事件，造成了巨大的混乱。就连革命工人苏维埃中的德共党员也认为，这三个根本没人认得的人（尽管我跟德共关系非常密切，但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三个人）不能代表慕尼黑的共产主义工人的意见，只能代表与无产阶级没有联系的党领导层。我猜测，他们之所以反对成立苏维埃共和国，是因为他们心里有自己的打算，想等到德共可以单独成立苏维埃共和国的时候，再这样做。一个又一个问题冒了出来：在下午开会时，尽管我们一再催促，但是他们就是没有派人过来，这是为什么？德共为什么不派列文，或巴伐利亚人民熟悉的其他党员过来，偏偏要从德国北部把这三个没人听说过的人派过来？他们到底是什么人？谁给他们授权的？不过有一件事是确凿无疑的：如果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了，德共的基层党员就会站在支持和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的最前线，而不顾党领导层的态度。我至今依然坚信，如果我们在4月5日早上成立苏维埃共和国，无产阶级就会团结一致地支持我们——我并不否认德共的批评是正确的，但我想等一会再详谈。
　　德共的立场马上产生了影响。社民党解释说，现在工人的团结受到了威胁，我们面临着完全不同的局面。工人的团结是他们参与成立苏维埃共和国的前提。到了半夜，社民党要求会议暂停十五分钟，让他们自己开个小会讨论一下。但是，过了整整一个钟头，他们还是没有回来，于是，谈判就在没有他们参加的情况下继续进行。最后他们终于回来了。大家当时都以为他们要退出了。如果他们退出，兰道尔就会立即以革命工人苏维埃的名义宣告成立苏维埃共和国。然而社民党并没有完全退出。施奈本霍斯特宣布，巴伐利亚北部的反动军队可能会发动进攻，所以他们必须让全邦做好准备，因此，他们要求把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推迟四十八小时。施奈本霍斯特想要先去纽伦堡一趟。他说，由于巴伐利亚第二、第三营完全受他的控制，所以他能保证巴伐利亚北部一定会完全忠于苏维埃共和国。
　　社民党推迟成立苏维埃共和国的要求，遭到了我们激进派的强烈反对——尤其是兰道尔，他反驳说，只有出其不意，打资产阶级一个措手不及，才能预先阻止反动势力的反扑。看来，兰道尔对施奈本霍斯特失去了信任。兰道尔提醒他说，你可不能自食其言。施奈本霍斯特以生命起誓，他去纽伦堡完全是为了苏维埃共和国的利益。他拼命地想让我们相信他是忠诚的。
　　农民苏维埃的一位委员、编辑居布勒强烈支持立即成立苏维埃共和国。他发表了出色的演说，要求迅速果断地采取行动。但是，社民党却得到了独立党右翼的支持。瓦德勒博士建议，考虑到目前的形势，应当把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推迟几周，而不是几天；他是唯一一个这么想的人。没有一个人支持他。
　　我们举行了表决。大多数人同意推迟四十八小时成立苏维埃共和国。我认为这是非常危险的举动，考虑了兰道尔刚才的建议后，我提出：革命工人苏维埃应当退出会场，同德共联系，并在早上与德共一起宣告成立苏维埃共和国。不幸的是，兰道尔跟我讨论之后，我放弃了这个主张。如今我认为，这是摆脱困境的唯一方法，因为这是真正的革命行动：如果我们当时这么做的话，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就能携手并进，阻止背叛。然而，我们却接受了表决的结果。
　　人民委员的名单现在得到了批准。会议决定，充分利用这四十八小时的时间，让全邦为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做好准备。要尽快向农村地区派去代表，社民党的西蒙部长要跟施奈本霍斯特一起去纽伦堡，而我则要去跟德共纽伦堡组织谈判，邀请他们参加，如有可能，还要请他们提名一人出任人民委员。
　　会议在凌晨结束了。有几个同志住得比较远，我还得开车送他们回家。我们只有一辆轿车可用。然后我还要到警察局办通行证，并通过电话订票。我到早上五点左右才回到家。到了早上八点，我登上了前往纽伦堡的特快列车。我跟施奈本霍斯特和西蒙坐在同一节车厢里。还有一些代表跟我们坐同一趟车，其中就有哈格麦斯特同志和绍贝尔[82]同志，他们都是去维尔茨堡的。我们并没有认真讨论政治问题。但我记得，农民提出的条件，遭到了施奈本霍斯特的批评。他认为甘多尔菲尔提出的不对少于1000塔格维克的地产实行社会化的条件太自私了——甘多尔菲尔刚好拥有800塔格维克的地产。
　　到了纽伦堡后，我一整天都在跟同志们开会。我住在一个同志的公寓里，他有电话。德共当地支部委员会准备在那里开会，也请我一起参加。我先问了施奈本霍斯特的情况。听了他们的报告后，我立即给革命工人苏维埃打电话，叫他们千万不要让施奈本霍斯特参加苏维埃共和国。我不得不宣称，如果让他参加，我就不会参加苏维埃共和国。然后，在我的帮助下，纽伦堡的同志们起草了参加苏维埃共和国的最低要求。这些要求，与恩斯特·托勒尔后来为独立党提出的要求几乎完全一致。我保证会亲自提交这些要求。
　　托勒尔当时正好也在纽伦堡，于是我跟他一起动身，在晚上我们一起回到了慕尼黑。我向他介绍了最近的事态发展。我现在得到了证据，能够证明德共纽伦堡组织并不赞同慕尼黑的德共领导的意见。纽伦堡的德共同志保证会在第二天派两个代表来慕尼黑。
　　等我赶到维特尔斯巴赫王宫时，已经是深夜了，我发现不少同志已经聚集在那里了。我被告知，瓦德勒已经在一次群众大会上宣告成立苏维埃共和国，并得到了群众的热烈响应。
　　睡了一小会儿后，我在4月6日早上参加了革命工人苏维埃的会议。革命工人苏维埃与德共党员的情绪都很高涨。我发现德共同时也在举行党员大会。我跟德共的一个老同志一起赶去参加。虽然我不是德共党员，但哨兵却高兴地向我问候，把我放进了会场。参加大会的大概有六百人。当列维涅同志发言的时候，我走向讲台，请求列文准许我发言，因为我要代表德共纽伦堡组织的同志传达重要的口信。出乎意料的是，列文不让我发言，还声称这次大会只允许党员参加，我不该闯进来。我便要求让党员们来决定要不要听我发言。
　　列维涅讲完后，列文向大会宣布：虽然我不是注册的党员，但我还是来到了会场。“米萨姆是我的私人朋友，但我们在政治上是对手，”他的话震惊了所有人。与会者强烈要求让我发言。于是我就介绍了我的纽伦堡之行。我介绍了我得到的关于施奈本霍斯特的情报，宣读了德共纽伦堡组织的要求，并解释说，只有满足这些要求并免去施奈本霍斯特的职务，我才会参加苏维埃共和国。我的发言赢得了热烈的掌声，这让我相信，德共基层党员的意见，与前一天晚上参加了军事部会议的无人认识的德共代表的意见并不一致。
　　我的发言结束后，列维涅同志再次发言。他对我进行了猛烈的攻击。他声称，虽然我现在攻击施奈本霍斯特，但就在一天前，我还跟施奈本霍斯特相勾结，并跟施奈本霍斯特一起去纽伦堡进行鼓动。我试图反驳他，并大声抗议，但是他却用更恶劣的形式重复他的指控。我气得不知所措。我觉得，就在我最亲密的同志们面前——其中有不少还是被我争取到革命政治一边来的——我的善意遭到了践踏，于是我怒气冲冲地离开了会场。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如果当时我留了下来，我一定会得到为自己辩解的机会，那样我就可以就施奈本霍斯特的问题作出澄清，而且我相信，我一定能让列维涅同志明白，他得到的情报是错误的，我并没有跟施奈本霍斯特勾结（我跟施奈本霍斯特坐同一节车厢完全是巧合）。毕竟我到纽伦堡是去跟列维涅自己的党的同志们协商的。说到底，我们之间只有意见分歧，由于我在德共党员中间享有威望，所以，不管我们能否达成一致，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的矛盾都会小得多。但是，由于过度劳累，我却任由自己被愤怒掌控，离开了会场，这就会给大家留下一种印象：我自己心里有鬼，不敢对列维涅的指责做出答复。我当时没有发现自己的行为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正好相反，由于德共党员对我的发言予以积极回应，而不赞成列维涅同志与列文同志的发言，所以我就觉得，由德共组织起来的共产主义无产者群众不愿接受他们的领导的策略，他们会迫使自己的领导参加苏维埃共和国。
　　到了晚上，参加过4月4日星期五那天的会议的那批人（除了少数几个人之外）又回到了维特尔斯巴赫王宫（确切地说，是在前王后的卧室里），准备对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予以最终批准。前社民党部长们一个都没有露面。在此之前，社民党在慕尼黑举行了紧急会议，就是否参加苏维埃共和国进行了表决，结果僵持不下。究竟是因为这个表决结果而使塞基茨和恩德雷斯举棋不定，还是他们早已像他们的同事施奈本霍斯特一样投靠了反革命，这都不重要了。现在代表社民党参加会议的只有一些二流党员，他们始终保持沉默和谨慎。与此同时，独立党派出了他们最活跃的领袖，而托勒尔——他曾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发言反对纽伦堡妥协，并在独立党慕尼黑大会上提交了反对纽伦堡妥协的议案——成为了他们的主要发言人。革命工人苏维埃几乎全都参加了会议，一个隶属于德共的革命工人苏维埃委员宣布，他们决定参加苏维埃共和国，哪怕这样会违背党的决议。德共纽伦堡组织的两位代表出现了，但他们却跟我说，在跟慕尼黑的德共领导层商量后，他们决定撤回对苏维埃共和国的支持。
　　看来，德共是不会支持苏维埃共和国了，所以，我相信，必须超出原先跟德共纽伦堡组织商量好的条件，提出更高的要求，才能巩固苏维埃共和国。仅仅赶走施奈本霍斯特是不够的。我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不让一个社民党人，不让前内阁的所有成员——包括独立党的部长在内——参加人民委员会。众所周知，我对革命工人苏维埃具有强大的影响力，而没有革命工人苏维埃的同意，任何革命行动都无法开展，所以，尼基什勉强承认，继续为了个人问题而争执是没有意义的，我的要求被接受了——但有一个要求例外：我要求允许农民苏维埃选出自己的代表，但这个要求没有被接受。
　　临时中央苏维埃的人选也发生了改动。尼基什继续担任主席，但是，由于革命工人苏维埃的六个成员的加入，临时中央苏维埃变得彻底左倾了。新的人民委员的选举进行得非常困难，如果我们没有强调自己的一切决定都是临时性的，就无法得出结果。米隆再次被提名为外交人民委员。我带头反对这个提议，所以他被驳回了。我指出，外交人民委员必须是一个能得到俄国和匈牙利的无条件信任的人。于是，革命工人苏维埃提名我出任外交人民委员。反对提名我的人担心的是，我反对柏林中央政府的立场过于尖锐。由于我重申了自己一旦当选就会无条件反对艾伯特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立场，所以提名我出任外交人民委员的提议也被驳回了。独立党提名的人选，是他们的党员利普博士同志，而这个人在独立党外几乎无人认识[83]。由于他在国际政治方面的知识获得了人们的高度赞誉，由于他自称坚决拥护苏维埃制度，由于我们再也找不出其他候选人，由于独立党的极力推荐，他当选为外交人民委员。独立党员索尔德曼当选为内务部长，因为他有左倾的名声[84]。尽管保卢库姆同志是独立党员，他却是革命工人苏维埃最激进的委员之一，所以他被任命为运输部长，取代了艾斯纳内阁成立后就一直占据着运输部长的资产者冯·弗劳恩多菲尔[85]先生。由于没有更合适的人选，所以司法人民委员的职务就只能由农民苏维埃代表居布勒担任——他在军事部里的发言，使他赢得了革命派的信任。雅菲教授强烈拒绝担任财政人民委员；事实上，他根本不愿意参加苏维埃共和国。兰道尔和我建议由重农学派经济学家西尔维奥·盖塞尔[86]出任财政人民委员，他在财政方面具有广博的知识，而且我们都知道他忠于无政府主义。另外，他的自由货币理论[87]如果能够实现，再跟银行的国有化配合起来，似乎能成为对抗剥削和高利贷的有效手段。就连社民党也赞同这个任命，但这恐怕是因为社民党在这个时候什么都赞同。还没有从维尔茨堡返回的哈格麦斯特同志被选为福利人民委员，古斯塔夫·兰道尔同志被选为教育人民委员。军事人民委员的选举是最为困难的。我坚持要求，必须由一个绝对可靠的共产主义者革命者来执掌军队的指挥权。我指出，军队总是朝着左派开枪，所以必须由最左的人来执掌军队。在这个时候，我还希望列文能被说服，接下这个职务。但是，总得找个人来充任。于是我们选举基勒（Killer）同志为军事人民委员，尽管他是独立党员，他却是士兵苏维埃中最激进、最可靠的同志之一。
　　在这次会议上，列文同志作为德共的正式代表出场了。但他没有提出任何提议。他只问了一些问题，大家耐心地回答了每一个问题。会议结束后，我把列文拉到一边，向他介绍了目前的形势。我向他指出，我们已经把社民党赶出了政府，他们在临时中央苏维埃里只是少数派。我提醒列文注意群众的渴望，注意匈牙利的情况，注意目前的政治形势，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只要露出一丝一毫的犹豫，就会极大地助长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我强调指出，如果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消极无为，却让冒牌的共产主义者去执行共产主义的政策，就会造成巨大的危险。我向他解释说。如果他能出任军事人民委员，亲自成立红军，就会极大地加强群众的革命意志。列文似乎并没有全盘反对我的意见，但他解释说他得先请示党。他离开了，再也没有回来。
　　我们继续为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做准备。我们起草了写给工人的宣言，我记得这个宣言是尼基什写的。他请我在宣言上签字，我照办了。这个宣言里有一些很糟糕的句子，给我们造成了一些麻烦，而我们的麻烦原本就已经够多了。我们宣布4月7日星期一为“国庆日”。此举立即遭到了德共的批评，他们说这样做违背了我们一直标榜的国际主义。另外，我们还宣布全邦进入紧急状态。这个要求是兰道尔提出来的。但是，兰道尔明确表示，这是为了向资产阶级宣示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紧急状态仅用于镇压资产阶级。在宣言的终稿中，这个说明被删去了，结果，到了第二天，工人以为自己受到了军管。
　　其它方面的准备工作还包括向布达佩斯和莫斯科发送无线电报。我负责起草电文，并以临时中央苏维埃的名义，与利普博士一起在电报上签名。进一步的准备工作还有：占领报社；下达命令，要求当发言人在中午时分在广场上向人民发表讲话时，巴伐利亚的所有教堂都要敲响钟声；宣布苏维埃共和国成立的日子为工人假日。不幸的是，在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之前，新政府中就已经有人叛变了。到了早上，我们把上一次会议的参加者名单提交审阅后，名单却不见了，尽管搜了每一个人的包，名单却还是没有找到。
　　我亲自负责发送无线电报，我在早上7点抵达了无线电台。电报发出后，电台的负责人把工作人员召集起来，我向他们发表了讲话，赢得了热烈的反响。早上9点左右，我总算回到家里。但是，到了中午，我又到慕尼黑的主要广场之一——施塔胡斯广场[88]去演讲。我承认，目前的事态发展，并没有使我感到过度兴奋。当我察觉到慕尼黑无产阶级的情绪后，我就变得彻底悲观了。虽然生活确实变得比平时更有活力了，但是，空气中却还是弥漫着不安的情绪，令人惶恐的沉默揭示了群众的怀疑和缺乏信心。
　　在施塔胡斯广场上，我登上了讲台。我身边围着一大群人。我听到的第一句话是一句反犹的辱骂。反动势力知道无产阶级没有团结一致，所以，尽管宣布了戒严，他们仍然敢于公开宣扬自己的信条。我马上发现人群里有一个德共的同志，他也是革命工人苏维埃的成员，但他却在一群民族主义学生的热烈拥护下，无情地反驳我的发言，还叫大家不要接受苏维埃政府。我不是在为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而庆祝，反倒是在为它辩护。
　　在我之后登场的发言人都反对我：先是刚才的那个革命工人苏维埃的同志，然后又是一个年纪比较大的人宣称，我在战争期间写过称颂德国皇帝的诗。我叫他拿出证据，他拿不出来。我叫他至少要为他的指控做一些辩解，在听众的强烈压力下，他才勉强辩解了一番。最后他全部收回了他的指控。
　　整个情况都非常不乐观。当然，我得到了大量听众的拥护，当我被护送回轿车上时，我赢得了高声喝彩。但是，我却产生了这样的苦涩印象：我参加了一次糟透了的、愚蠢的冒险，但我还是不明白我哪里做错了。我将其完全归咎于德共。
　　到了下午，临时中央苏维埃在议会大楼开了会。我们讨论了把无产阶级团结起来的问题。大家普遍认为，德共的行动，表明了他们企图建立党的专政，而不是苏维埃专政。我们想尽快举行选举，重新选出一切工人、士兵和农民苏维埃，巩固苏维埃共和国，但是德共——表面上是在坚持原则——却企图破坏一切不是由它带头发动的行动。一些发言人建议，索性抛开德共，如有必要，就算遭到它的反对，也要继续行动，但革命工人苏维埃却非常明确地表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同德共达成一致。如果同最强大的革命力量发生冲突，后果是我们无法承担得起的。
　　我们得知德共正在另外的地方举行群众大会。会议授权我前去同德共交涉，就德共参加苏维埃共和国的条件进行谈判，我就跟着革命工人苏维埃的两个同志一起乘车前去。我以为，德共会提出这些要求：把一切社民党人和工会领袖赶出临时中央苏维埃；改选人民委员；也许还要立即召开新一届苏维埃代表大会。我决定，要把德共的这些要求当成我自己的要求。
　　当我抵达会场时，我走向讲台，列维涅同志正在讲话。当听众发现我时，他们一下子炸了。大家冲着我大喊“叛徒！”、“恶棍！”、“暗算者！”等等。我还被痛打了一顿。幸好还有几个同志没有完全丧失理智，在他们的保护下，我好不容易才逃出了会场，没被撕成碎片。跟我一起来的一个同志——他自己就是德共党员——被打得很惨。这件事对我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因为我根本没有预料到工人会对我怀有如此强烈的敌意。后来我得知，这次大会的目的，就是为了让群众相信，我跟施奈本霍斯特一起去了纽伦堡，帮助他煽动巴伐利亚北部的驻军对付慕尼黑无产阶级。
　　现在，同德共领袖交涉的一切尝试都失败了。他们没有参加4月4日下午的会议，如果当时他们参加了那次会议，他们只需要说一句话，就能中止成立苏维埃共和国的全盘计划。在4月4日那天晚上，他们派来了三个我们根本不认识的代表，这三个代表提出的意见是如此的错误，以致于我们根本不相信他们能够代表群众的意愿。在4月7日的那场关键的会议上，他们派出了列文同志，但是他带来的不是决议，而是问题。现在，当我们已经不能回头时，他们却在向群众灌输仇恨，叫群众仇恨我们这些参与苏维埃共和国的革命派。自从我在他们的群众大会上遭到那种对待之后，我差点就想抛开一切，撒手不管。为苏维埃共和国工作再也不能使我感到快乐了。但是，我还是明白，我不能在这个时候当逃兵。
　　在其它问题上，兰道尔与我几乎总是一致的，但是，他对德共的态度却完全不同。他跟德共合作的时间没有我长，他不认为德共能享有革命工人的拥护，所以他并不太在意德共的行动。
　　德共的立场，甚至帮助了社民党和独立党，给他们提供了加强临时中央苏维埃的改良主义立场的论据。与此同时，他们又利用德共拒绝支持苏维埃共和国一事，来推卸自己的责任。他们宣称，他们之所以支持苏维埃共和国，完全是出于无产阶级团结的立场，然而，既然德共不支持苏维埃共和国，所以他们也就不受任何约束了。这在社民党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一些社民党员已经准备发动公开叛乱了。我相信，如果德共采取了不同的立场，这些人就不会造成那么大的损害，也就不会违背他们此前曾支持的一切决议了。
　　德共拒绝支持苏维埃共和国，此举导致的影响随处可见。在此之前，革命工人苏维埃（Revolutionäre Arbeiterrat）一直是团结精神的有力象征，可是，由于德共要求党员退出革命工人苏维埃，导致了它的分裂。一些德共党员不肯服从，导致了德共内部的剧烈冲突。群众当中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许多德共党员宣布不赞成党的正式立场，他们有的退党，有的跟领导的命令对着干。全国各地都传来了相似的消息。比方说，德共纽伦堡组织分裂成了两派。这种做法导致的最严重的后果，便是造成了革命无产阶级的分裂，对士兵产生了不利的影响。比方说（这件事我是事后才知道的），在纽伦堡有一个军，拥有两千名士兵，这个军的领袖曾无条件地支持苏维埃共和国。但是，过了一天，他就宣布，他和他的士兵决定收回他们的承诺，因为德共反对苏维埃共和国。施奈本霍斯特还以德共不愿支持这种“骗局”为借口，利用士兵去镇压苏维埃共和国。这是他在从事反动勾当时的典型手法。
　　尽管事态的发展呈现出了这样的走向，但我还是决定要继续为苏维埃共和国效力，这让我感到一丝宽慰。我觉得，我有义务按照真正的共产主义思想，去影响事态的发展。我还觉得，用一切方法促使德共参加进来，仍是我的职责。我甚至还想逼迫他们用暴力把我们赶走，这样他们就得亲自接管一切了。对于我遭受的污蔑，我选择用公开发表声明的方式来澄清事实[89]。
　　4月7日晚上，基勒同志在临时中央苏维埃会议上提出辞呈，要求辞去军事人民委员的职务。他认为，在没有德共支持的情况下——更糟糕的是，甚至可能还要跟德共对着干——不可能组建赤卫队。我们花了好几天的时间，才说服中央士兵苏维埃委员威廉·莱哈特（Wilhelm Reichardt）接替他的职务。莱哈特曾是德共党员，但由于纪律问题而被开除出党。（但是，在德共接管苏维埃共和国后，仍然保留了他的职务。）
　　不仅是慕尼黑一地，而且整个巴伐利亚的工人群众当中都出现了分裂。巴伐利亚南部几乎全都拥护苏维埃运动。但巴伐利亚北部只寄来了寥寥几封拥护苏维埃运动的电报。由于德共内部发生了分歧，苏维埃运动在巴伐利亚北部的重镇纽伦堡已经不再可靠。奥格斯堡工人曾是实际推动苏维埃共和国成立的功臣，但是，才过了几天，苏维埃共和国就失去了奥格斯堡的支持，这是特别可惜的。
　　临时中央苏维埃要求我协助外交人民委员，主持俄国与匈牙利司的工作。我下达的第一个命令，就是释放仍被关押在巴伐利亚的一个集中营里的俄国战俘。除此之外，我什么都没做。在人民委员利普博士身边转了一天之后，我发现我是不可能跟他共事的。他的职务显然对他的头脑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似乎达到了病态的程度。他的政策要么极具破坏性，要么荒谬得令人难以置信[90]。我向兰道尔指出了这一点，由于其他人也发现了利普的政策太不靠谱，所以人民委员会就迫使利普辞职了。人民委员会又想让我出任外交人民委员。我不想继续加深我跟德共的同志们的裂痕，所以我拒绝了。我仍然认为，德共的同志们是我思想上最亲密的盟友。我真正想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解决战俘问题，但我已经没有时间了。我在临时中央苏维埃接待了一个俄国战俘代表团，我们经过商讨，一致同意将在4月15日为他们举行一次大会。这次大会将明确宣布，必须把俄国人当作客人，给他们提供合适的食宿与工作，直到有条件把他们送回国为止。但是，由于我被抓走了，这次大会没能开成。
　　苏维埃政府的工作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一方面，德共激烈地反对我们；另一方面，社民党表面上赞成一切决议，暗地里又在阻挠一切决议的落实。由于兰道尔忙于他的工作，所以，起草和通过必要的革命决议的任务，几乎都落到了我头上。在临时中央苏维埃里，只有革命工人苏维埃的几个成员坚定地支持我。独立党完全消极无为——达到了令人绝望的程度。
　　当德共找到临时中央苏维埃，要求无限制地使用无线电台同莫斯科和布达佩斯联络时，我感到很高兴。帮他们弄到许可很困难，但我还是办成了。我希望莫斯科能说服德共积极参加苏维埃共和国。
　　武装工人仍然是革命工人苏维埃的核心要求。由于重新任命军事人民委员花了好几天工夫，所以这项工作又被推迟了。当我们得知前任总理跟他的同党聚集在班贝格，准备建立一个对立政府，并准备向慕尼黑发动进攻时，这个任务就变得非常迫切了。有人告诉我们，在慕尼黑一杆枪都不剩了。这个明显的假消息让工人更加难受。到了这一周的周末，我建议派一个坦克排到上弗兰肯的安贝格[91]的军火工厂去，用武力来帮助工人获得武器。苏维埃共和国的政治机关批准了一切——但什么都没有做。
　　在资产阶级的棕枝主日政变之后，慕尼黑城里突然多出了成千上万的枪支。只是在政府里的少数几个革命派成员的支持下，革命工人才自己动手，进行了唯一一次的武器发放。
　　革命法庭的情况也是一样的。农民苏维埃代表居布勒什么事也没有做。苏维埃共和国覆灭后，他在受审时声称，他之所以接受这个职位，只是为了避免让它落到激进派手中。他被宣判无罪。因此，革命工人苏维埃组织了自己的革命法庭。这个法庭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干得很不用心；即使是在德共接管苏维埃共和国之后，这种情况也没有改变。
　　临时中央苏维埃的会议上充斥着毫无必要的扯淡。诺伊拉特的社会化计划遭到了农民的反对，这个问题占据了大部分的会议时间。
　　我不得不承认，尽管革命派是出于好心，尽管我们得到了大多数慕尼黑工人的支持，但由于我们让自己陷入了一片混乱，在我们掌权的六天时间里，我们只做了为数不多的几件实事。兰道尔在大学里推行了几项激进措施，是最明显的成就之一[92]。兰道尔在这个职位上只干了六天，所以他没能把中学和小学革命化——事实上，兰道尔卸任后，尽管他给自己的继任者提出了一套详实的计划，但在接下来的三个星期里，学校也还是没能革命化。
　　阿克塞尔洛德同志来访后，我才认识到，我们草率成立苏维埃共和国，是一个大错。阿克塞尔罗德向我解释说，他反对成立苏维埃共和国，是因为这样做太草率了，没有进行充分的准备。没有合格的内阁，成立苏维埃共和国的方式也不正确，更没有组织起一支有效的军队。但他坚持认为，必须首先解决这些问题。然后才能行动，而具体的形式就不那么重要了。
　　如果有人能在4月4日提出这些意见，我敢说后面发生的灾难就都能得以避免。我问阿克塞尔洛德，现在还有救吗？他说，已经太迟了。但他仍然不认为德共有义务参与进来。
　　这次对话，以及德共对我们的指责——说我们成立的是“冒牌苏维埃共和国”——在工人当中引发的疑虑，促使我给无产阶级写了一个声明，由兰道尔在4月9日发表：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共产党宣言》的最后一句话已经成了国际的战斗口号！现在我们要向本国的革命人民直接呼吁：巴伐利亚工人，联合起来！

　　俄国人民已经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无产阶级的联合必须建立在一个原则之上：苏维埃共和国！

　　巴伐利亚已经成立了苏维埃共和国！

　　尽管劳动人民的领袖之间存在分歧，但劳动人民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决心，却是团结一致的！

　　邦议会已被驱散。小资产阶级的社民党内阁已经不复存在。临时人民委员会和革命的临时中央苏维埃现在已经接管了巴伐利亚的大小事务。在这些机关中，没有一个拥护战争的社会党人[93]的领袖，所以它们一定会为革命效力，而绝不会考虑资本家与资产阶级的利益。

　　无产阶级专政已成为事实！

　　红军将马上成立！

　　马上就会与俄国和匈牙利建立外交关系！

　　即使德意志帝国换上了共和国的面具，社会主义巴伐利亚也不会与它统一。

　　一切反革命煽动行为，都将受到革命法庭的严惩。报刊将不再享有说谎的自由。报刊的社会化将保障革命人民的真正的言论自由。

　　临时中央苏维埃将尽快举行选举，在革命的基础上重新选举工厂苏维埃。根据工厂苏维埃重选的结果，将自下而上地建立苏维埃制度。权力将转到劳动人民手中，并且只属于劳动人民！资本家将被排除出决策过程。

　　在苏维埃制度中，财富最终归其生产者所有。将要建设社会主义。新生的巴伐利亚将与革命俄国和革命匈牙利一起组成革命国际，为世界革命铺平道路！

　　无产者们！不要彼此相斗！我们只有共同的敌人：反动势力、资本主义、剥削和特权。一切自由与社会主义的战士都要联合起来，共同与它们作斗争。

　　去工作！所有人各就各位！

　　自由的巴伐利亚人民万岁！苏维埃共和国万岁！

　　我在这个宣言后面加上了一段解释：

　　德共慕尼黑组织的领导层出于原则，不愿支持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但是，我们希望能尽快克服双方之间的分歧，工厂苏维埃的重新选举将极大地促进这个过程，因为它将一劳永逸地巩固无产阶级政权。至于我个人，我宣布：在工人的大联合实现之前，我不会接受苏维埃共和国的任何正式职务。没有那些至今都在斗争中同我最密切地合作的同志的同意，我不可能担任这些职务，而且我仍然相信，我跟他们具有共同的愿望。

　　——1919年4月9日，埃里希·米萨姆


　　德共在工人的强大压力下，在4月9日作出了第一次妥协。他们派革命代表参加工厂苏维埃的选举，并派这些代表以顾问资格参加了临时中央苏维埃。我记得这些代表共有十人，其中包括列维涅同志和迪特里希同志。他们参加的第一次临时中央苏维埃会议乱成一团。一切有关的利益集团的代表团都把自己的鸡毛蒜皮的小事拿出来没完没了地讨论。没有任何实际行动，只有混乱。德共严厉地批评了这种做法。但是，当我请求他们负起一些责任，把秩序带给乱局时，他们却拒绝了。
　　第二天，我跟列维涅谈了很久；这是我和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私下谈话。列维涅同志向我保证，他完全相信我的行动是真诚的。但是，当我请求德共积极参加苏维埃共和国的工作时，却遭到了他的严词拒绝。他说，他个人认为，政府的工作是毫无希望的。我就说，“可是马车现在陷进泥地里了，我们不能就这样撒手不管！”他简短地回答道：“那就丢下它。”不过他承认，绝不能把巴伐利亚交给霍夫曼政府。我建议列维涅用武力把我们赶走，这样就能结束这种无望的局面，让革命工作能够继续开展下去。当时列维涅并没有考虑过这一点，但他承认，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恐怕只能由他的党来领导。尽管我们没能达成共识，但在分手时，我们握了手，超越了个人分歧，这让我产生了有可能达成政治共识的希望。
　　巴伐利亚各地传来的消息都让人泄气。苏维埃共和国似乎正在巴伐利亚南部站稳脚跟，但在北部却遭到了严重挫折。在维尔茨堡——德共党员魏贝尔[94]当时正好在那里进行鼓动，他就地宣布成立苏维埃共和国，而且整个运动都是由德共领导的——发生了巷战，最后革命派失败了。魏贝尔同志，还有在4月5日从慕尼黑赶去维尔茨堡的哈格麦斯特同志与绍贝尔同志（独立党的士兵苏维埃主席），都被抓走了。为了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我们立即决定扣押人质。
　　反革命在维尔茨堡的成功，对巴伐利亚北部的形势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它使霍夫曼士气大振，使他开始认真地考虑向慕尼黑发动武装进攻。埃普上校忙于组建自由军团和白卫军，而社民党的符腾堡共和国也派了援军。诺斯克建议，以中央政府的名义，派兵进入巴伐利亚，但是，由于巴伐利亚农民普遍反感普鲁士，所以他的建议被驳回了。允许诺斯克派军队进入巴伐利亚，就等于侵犯了巴伐利亚的军事独立。巴伐利亚有权拥有自己的主权军队——即使是在世界大战期间，这项权利也没有受到丝毫侵犯。到了四月下半月，革命工人终于团结了起来，用武力保卫苏维埃共和国，巴伐利亚自己的军队尽管得到了符腾堡的援军，却根本打不垮革命工人，只是到了这个时候，霍夫曼政府才请求诺斯克把他的职业杀手匪帮派来干预。为此付出的代价就是牺牲了巴伐利亚的独立。
　　对我们而言，成立红军的紧迫性日甚一日。莱哈特同志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我们身边到处都是叛卖，下面这个事例就可以证明这一点：中央士兵苏维埃的一个重要成员、社民党人西蒙（不是那个当过部长的西蒙）向莱哈特提交了一个成立红军的详实计划。但是，开始出现流言，说西蒙偷偷地跟霍夫曼政府保持联系。在临时中央苏维埃的一次会议上，兰道尔突然向西蒙发难，直接质问他对这种指控有何意见。西蒙向我们保证，他是忠诚的——然后他又宣布，他会立即辞去一切职务，回到纽伦堡去重操参军前的旧业。显然，这样做就能消除一切疑虑。兰道尔和我要求拘留他，不让他离开慕尼黑，但我们的要求被否决了。西蒙离开了慕尼黑，一周后，施奈本霍斯特和霍夫曼发表了宣言，扬言要对工人进行大屠杀，西蒙的姓名赫然出现在了签名人的名单上。在我受审时，西蒙也作为证人出庭了，他承认就在大家都以为他正在组建红军的时候，他其实正在同霍夫曼政府联系。
　　农业人民委员施泰纳的情况可能更有说服力；他是由农民提名的。他早就跟霍夫曼秘密勾结，要求出任霍夫曼内阁的农业部长。因此，施泰纳在出任苏维埃共和国农业人民委员时，同时又是霍夫曼政府的部长。当然，这个情况是后来才曝光的。
　　工人群众明白，这种混乱不堪、前途渺茫的局面，是由于工人中间的分裂，由于德共不承认苏维埃共和国而造成的。最后，各工厂苏维埃决定亲自接手。4月11日星期五晚上，慕尼黑所有工厂苏维埃派出代表，到霍夫布洛伊萨尔[95]啤酒馆开会。社民党和独立党的领袖，以及参加了苏维埃共和国的最出名的同志，不分党派，全都应邀出席。号召人们参加大会的声明中有一句话：“不参加就是犯罪！”
　　参加大会的人数太多，啤酒馆里都挤不下了。社民党的一个发言人首先宣称他忠于民主。他只得到了工人的嘲笑。然后另外一个社民党发言人没有理睬他的同志的发言，宣称无条件忠于苏维埃共和国。托勒尔——他已经取代尼基什担任临时中央苏维埃主席——代表独立党发言。他为现政府辩护，并强烈抨击了德共。然后轮到兰道尔发言，他公开承认，他上了施奈本霍斯特的当。但他依然支持成立苏维埃共和国，并呼吁工人团结起来。然后轮到我发言了。我承认我现在理解了德共为什么会对成立苏维埃共和国持保留态度，但我依然质疑德共至今不肯参加苏维埃共和国的立场，这是因为，无产阶级不团结的情况，只会让反动派受益——反动派正在利用这种局面，准备发动进攻。我再次呼吁德共改变立场，积极参加苏维埃共和国。我强调指出，只有这样才能让无产阶级专政名副其实，让它获得巩固。
　　兰道尔和我赢得了热烈的掌声，这表明我们说出了无产者的心里话。代表德共的列文同志不愿做出任何让步。德共里有少部分人赞同他，而大多数人都明确表示愿意达成一致。列文得到了一个来自柏林的德共党员的支持，这个人不愿考虑任何不以德共为基础的无产阶级团结，引得会场一片喧哗。大量发言人要求抛开一切分歧。列文耐心地答复了每一个人，但依然坚决反对参加苏维埃共和国。
　　我再次发言。我宣布，现在举行的革命工厂苏维埃大会是唯一能够代表无产阶级的合法机关。因此，它必须就以下问题作出决定：现任苏维埃政府是否能够真正代表无产阶级专政，是否得到了无产阶级的信任。我说，欢迎对我们投不信任票，这样就能让我们卸下全部重担，迫使德共采取行动并承担责任。我还说，如果对政府的不信任案获得通过，各工厂苏维埃就应当立即选出新一届临时中央苏维埃，并从中选出一些同志，为接下来的措施做准备。但是，如果各工厂苏维埃信任本届临时中央苏维埃，那么我们就会尽力履行自己的职责。但最重要的是，谁也不能继续说我们是“冒牌苏维埃共和国”。
　　在场的所有临时中央苏维埃委员都宣布承认革命工厂苏维埃大会为无产阶级的代表机关，并服从它的任何决定。工厂苏维埃大会随即提出动议，要求支持现任苏维埃政府。这个动议获得了绝大多数人的赞成，只有十几票反对，其中一票反对票就是我投的。就在大会对现任苏维埃政府表示信任之后，列文仍然明确宣布，德共的立场不会改变。
　　4月12日星期六，形势变得非常严峻了。霍夫曼政府在农村人口中间散播了最荒谬的指控，可耻地挑唆农民反对慕尼黑。在这些指控中，有一条是我们要搞共产共妻——任何布尔什维克都能随便挑选女人——这对天真幼稚的人产生了特别强烈的影响。失去奥格斯堡后，虽然慕尼黑还没有直接受到威胁，但军事形势已经岌岌可危。虽然解除资产阶级武装的工作进行得还算可以，但工人缺乏武器的情况依然令人担忧。人们特别不信任社民党，几天前，它的党员和工会领袖就不再出席临时中央苏维埃的会议了，这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它的怀疑——不过，还应该补充一句：他们不参加临时中央苏维埃的会议，反倒提升了临时中央苏维埃的办事效率。
　　我们无法确定，社民党在那个时候是否另有图谋。但是，人们普遍怀疑社民党早已跟慕尼黑等地的资产阶级达成了秘约。资产阶级急于行动。尽管苏维埃共和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它已经改变了国家秩序。占领银行、限制提款、公开银行秘密，这些措施让资本家特别担心。警察的武装也被解除了，这也让资产阶级觉得害怕，而且革命法庭也对他们的反革命阴谋构成了威胁。他们把房产当作自己的神圣产权的一部分，但是住房专员瓦德勒的辛勤工作却使他们的房产陷入了危险。另外，盖塞尔宣布的打击投机资本的措施，以及诺伊拉特关于关闭一切不必要的工厂的宣言，像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悬在资产阶级头上。这些理由足够使资产阶级考虑发动致命打击了。
　　这次打击是由社民党领导的，它发生在4月13日凌晨，那天正好是棕枝主日。凌晨4点，共和国安全部队的人把我从床上抓走了，而在几天前，他们还向我们保证，他们是忠诚的。我被带到了中央火车站。整个早上，又有十二个被捕的同志被押送到那里。城里贴满了海报，以军队的名义宣布推翻苏维埃政府，并宣布霍夫曼政府为合法政府。一些同志，包括人民委员索尔德曼在内，被从维特尔斯巴赫王宫抓走了；前一晚他们都在通宵为人民工作。其他人，包括瓦德勒博士同志在内，是在家中被捕的。还有一些同志是在抓人质的时候被捕的。
　　我们被扣留在车站里，期待着无产者来解救我们，但是，到了中午，我们在重兵护卫下，被押上一辆专列，运往巴伐利亚北部。我们被押走后，过了几个钟头，工人才向车站发动反攻，成功夺回车站，赢得了一次辉煌的胜利，工人在德共领导下，重新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
　　后面发生的事情，我都没有亲身经历过，所以我不能对它们发表意见。但我想提醒你们注意的是，就在前一届临时中央苏维埃解散后，兰道尔立即发表声明，宣布他欢迎这种新局面，承认了德共的苏维埃政府，并愿意为新政府效劳。
　　在德共接手后的两个半星期里，他们遇到了跟我们一样的困难。唯一的区别是，阻挠他们的工作的不再是社民党，而是独立党。德共最了不起的成就，便是在极短的时间里建立起了一支有效的红军。即使是在德共接手后，对资本主义的专政措施都没有达到应有的严厉程度，这可以解释为必须集中一切力量去武装保卫苏维埃共和国。在最重要的职位的人选上也还是犯了不少错误。叛卖无处不在。这些错误只能解释为缺乏革命经验，以及形势紧迫，不得不采取一切措施。我很清楚，第二苏维埃共和国面临的许多困难，都是由于我们在四月初草率行动而造成的。因此，我没有资格指责德共做错了什么。
　　这篇报告的目的，是从心理上解释我们的行动；为我们自己辩解，反驳那些扣在我们——特别是兰道尔和我（他和我承受了大部分指责）——头上的荒谬指控：我们在餐馆里不着边际地空想，炮制了一个冒险计划，然后狂妄地将其付诸实施；并解释我们的许多行动都是迫于外部条件而不得已为之。我承认我们犯了好多错误。但是，我要以下面这些情况来为自己辩解：奥格斯堡工人在总罢工中提出的要求；霍夫曼政府破坏了协议；匈牙利榜样的鼓舞；我们希望为奥地利和德国北部树立一个榜样；德共的秘密外交也是重要原因：此前，德共一直与我们（特别是我）密切合作，但在最关键的那几天里，他们却没有要求我们同他们讨论，尽管我们一再发出邀请，他们却始终不肯参加4月4日下午那次重要的会议，最后还让几个在本地根本无人认识的人提交了他们的决定，还利用根本站不住脚的理由来为这些决定辩解。
　　我公开承认：在原则上，德共的同志们是对的，我们是错的，但我至今仍相信：在第一苏维埃共和国的那几天里，他们采取了悲剧性的错误策略。我至今还相信，如果德共能早点支持苏维埃政府内的革命力量，革命的发展就会顺利得多（虽然它可能还是会失败）。
　　巴伐利亚北部的德共党员对我们的支持，证明了并不是所有德共党员都把我们的行动当作闹剧。由德共慕尼黑领导层的命令导致的混乱，是反革命能够迅速反击、而没有遭到多少抵抗的主要原因之一。假如德共参加了第一苏维埃共和国（就算他们依然持批评立场），就会极大地鼓舞革命无产阶级的团结精神，在第三天——霍夫曼在班贝格组织对立政府的那一天——社民党员就会被免除一切职务，被当成资产阶级一般对待。简单来说，工人和士兵就能摆脱迷茫困惑，从而避免棕枝主日政变。
　　在本文的结尾，我想提醒你们注意下列事实：


　　我希望本文介绍的各种事实，能使巴伐利亚革命的研究者不要去贬损那些拥有纯洁的精神与意志的革命者，而应该去对付工人的共同敌人，正是他们叛卖了革命，使革命夭折了。
　　是什么引发了奥格斯堡革命[96]？幕后主使是什么人？谁设下了圈套，谁中了圈套？这些问题仍未得到解答。一切真诚的共产主义革命者，无论他们在4月6日那天站在哪一边，他们的共同努力，终将使我们得到启发。



[1] 埃里希·米萨姆（Erich Mühsam），《巴伐利亚的戒严》（Standrecht in Bayern），柏林：Verein Internationaler Verlagsanstalten，1923年。——编注

[2] 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由约翰内斯·霍夫曼（Johannes Hoffmann）和社民党领导的巴伐利亚政府逃到了巴伐利亚北部的班贝格。——编注

[3] 1924年年底，一些政治犯获释了，其中包括因在1923年11月发动“啤酒馆暴动”而被判处五年徒刑的阿道夫·希特勒。希特勒仅服刑六个月就获释了。——编注

[4] 这部书未能单独出版。它只收录在米萨姆死后出版的文集里。——编注

[5] 保尔·维尔纳（Paul Werner）是保尔·弗勒利希的化名。——中译者注

[6] 彼得·希勒（Peter Hille，1854—1904），游荡四方的德国作家，很受米萨姆尊崇。——编注

[7] 西尔维奥·盖塞尔（Silvio Gesell，1862—1930），德国经济学家，著有《自然的经济秩序》（Die natürliche Wirtschaftsordnung），他在这本书里提出了基于“自由货币”的“自由经济”的概念。——编注

[8] 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于4月7日成立，但德共巴伐利亚组织没有参与。4月13日，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遭到了第一次进攻，但是被德共击退了，然后德共就接管了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直到它于5月1日陷落为止。4月7日至4月13日的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一般称作“第一苏维埃共和国”，而4月14日至5月1日的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就是“第二苏维埃共和国”。——编注

[9] 康拉德·居布勒（Konrad Kübler，1884—1974），印刷工人，出版商，巴伐利亚农民协会（Bayerischer Bauernbund）的重要人物；他在巴伐利亚第一苏维埃共和国中担任“司法人民委员”。——编注

[10] 米萨姆在这里指的是柏林的情况。——编注

[11] “棕枝主日政变”（Palmsonntagsputsch）是指逃到社民党政府逃到班贝格后，于1919年4月13日（棕枝主日，Palm Sunday）向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发动的进攻。慕尼黑中央火车站是主战场之一。——编注

[12] 恩斯特·米勒—麦宁根（Ernst Müller-Meiningen，1866—1944），法学家，自由派政党德国民主党重要成员；1919—1920年出任巴伐利亚司法部长。——编注

[13]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法兰西内战”一书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22卷，第225页。英文版的引文与中文版略有出入。
　　全文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marxist.org-chinese-marx-1871-4.htm——中译者注

[14] 这种说法没有得到其它来源的证实。——编注

[15] 布里茨（Britz）是柏林的一个城区。——中译者注

[16] 马克斯·施蒂尔纳（Max Stirner，1806年10月25日——1856年6月26日），本名约翰·卡斯帕尔·施密特（Johann Kaspar Schmidt），德国哲学家，他的思想对后世的虚无主义、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特别是个人无政府主义产生了巨大影响。——中译者注

[17] 这件事的整个过程记录在《埃里希·米萨姆政治读本：让社会摆脱国家及其它著作》之中。——编注

[18] 弗里德里希·维斯特麦耶尔（Friedrich Westmeyer，1873—1917），斯图加特社民党左翼的领袖。——编注

[19] 指第二国际的1896年伦敦代表大会。——编注

[20] 让·饶勒斯（Jean Jaurès，1859—1914），法国历史学家、社会党领袖，致力于法德和解，积极反对法国参战，1914年7月31日被民族主义者刺杀。——编注

[21] 爱德华·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1850—1932），社民党人（1917年参加独立党，但战后又返回社民党）；著名修正主义理论家。——编注

[22] 亚历山大·克伦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Керенский，1881—1970），俄国政客，温和派社会主义者，俄国临时政府首脑，在十月革命中被布尔什维克赶下台。——编注

[23] 1917年6月，陆军部长克伦斯基命令俄军在东线向德军进攻，缓解西线的协约国军队的压力，而美国此时已经参战，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森已向西线派出美军。——编注

[24] 1917年4月，流亡瑞士的列宁和其他一些布尔什维克乘坐德国政府提供的密封列车，取道德国犯过圣彼得堡。德方企图让列宁等人动摇俄国政府，并削弱东线的俄军。——编注

[25] 指最高纲领派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它是1906年从俄国社会革命党中分裂出来的一个激进派别。——编注

[26] 请参阅《时间表》——编注

[27] 艾斯纳在1月18日被捕，巴伐利亚宣告成立共和国后，他很快就获释了。——编注

[28] 4月24日，米萨姆因进行政治鼓动并拒绝服从《为祖国志愿服务法》（Vaterländische Hilfsdienst）而被捕，被关押在巴伐利亚南部靠近奥地利边界的特劳恩施泰因（Traunstein）。——编注

[29] 1917年2月，沙皇专制制度被推翻后，临时政府掌握了权力；1917年11月，布尔什维克把临时政府赶下了台。——编注

[30] 艾哈德·奥尔（Erhard Auer，1874年12月22日——1945年3月20日），12岁开始当农场工人，1892年参加社民党，1907—1919年当选为巴伐利亚众议院议员，1918—1933年担任巴伐利亚社民党主席，1919年担任巴伐利亚邦议会主席，并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1919—1933年当选为慕尼黑市议员，巴伐利亚成立共和国后担任内务部长，在库尔特·艾斯纳遇害后的暴乱中负伤。纳粹上台后被禁止从事政治活动。1944年被关进达豪集中营，在集中营内死去。——中译者注

[31] 特蕾西娅草坪（Theresienwiese）是慕尼黑的一个大型公园广场，现在是十月啤酒节（Oktoberfest）的举办场地。——编注

[32] 希尔德·克拉默（Hilde Kramer，1900—1974），共产主义革命者。约斯·梅尔（Jos. Merl）和F·A·菲斯特（F. A. Fister）的身份未能确认。——编注

[33] 安东·冯·阿尔科伯爵（Anton Graf von Arco，1897—1945），德国贵族，反动军人；在刺杀艾斯纳后，他被判处在要塞内监禁五年，但他在服刑期间享有许多普通囚犯无法获得的优待。——编注

[34] 后来，当际共团与斯巴达克斯同盟合并为德共时，际共团放弃了这个立场。——编注

[35] 鲁道夫·艾格尔霍菲尔（Rudolf Egelhofer，1896—1919）在1919年5月率领红军，进行了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的最后战斗；失败后被俘，惨遭白匪军杀害。——编注

[36] “德国鬼子”（Boche，词源不明）是法国人对德国人的蔑称，已经很陈旧了。——编注

[37] 请参阅《诺斯克与残杀同志的开始》的注释[42]。——编注

[38] 约翰内斯·蒂姆（Johaness Timm，1866—1945）和阿尔伯特·罗斯豪普特（Albert Roßhaupter，1878—1949）都是社民党人，都连续当选为巴伐利亚邦议会议员，直到1933年为止；二战后罗斯豪普特还在巴伐利亚社民党组织中担任要职。——编注

[39] 艾哈德·奥尔当时担任社民党巴伐利亚组织主席。——编注

[40] 奥古斯特·哈格麦斯特（August Hagemeister，1879—1923）后来在下舍嫩菲尔德要塞病逝，而米萨姆的大部分刑期也是在下舍嫩菲尔德要塞度过的。——编注

[41] 国际联盟是一战后成立的一个国际组织，也是今日的联合国的先驱。——编注

[42] 皮埃尔·雷诺德尔（Pierre Renaudel，1871—1935），法国社会党领袖。——编注

[43] 汉斯·恩特莱特纳（Hans Unterleitner，1890—1971），库尔特·艾斯纳的女婿，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先后代表独立党和社民党当选国会议员，纳粹上台后流亡美国。埃德加·雅菲（Edgar Jaffé，1866—1921），社会主义经济学家。——编注

[44] 在德语中，说某人是另一个人的猴子（Affe），一般是指这个人在模仿另一个人。——编注

[45] 女王宫饭店（Regina-Palast-Hotel）是慕尼黑最豪华的饭店之一。——编注

[46] 托维亚·阿克塞尔洛德（Towia Axelrod），德共党员，具有俄国血统，在第二苏维埃共和国中担任财政人民委员。——编注

[47] 阿洛伊斯·林德纳（Alois Lindner，1887—？），独立党人，后参加德共；由于刺杀艾哈德·奥尔未遂，而被监禁八年；在三十年代流亡苏联。——编注

[48] 艾哈德·奥尔没有死，但在接下来的枪战中，保尔·里特尔·冯·雅莱斯（Paul Ritter von Jahreis，1878—1919）少校和保守政党巴伐利亚人民党（Bayerische Volkspartei）的议员海因里希·奥塞尔（Heinrich Osel）都死了。——编注

[49] 请参阅本文的“序言”部分。——编注

[50] 在2月21日的动乱（艾斯纳遇刺、邦议会里的枪战）之后，邦议会的议员们四处逃散，许多人逃离了慕尼黑。——编注

[51] 露易丝·齐茨（LuiseZietz，1865年3月25日——1922年1月27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女活动家，曾当过女仆、制烟工人、幼儿园老师。1892年参加社民党，长于宣传鼓动活动，被誉为“女倍倍尔”。1908年入选社民党全国执委会，成为第一个入选全国执委会的女人，负责妇女工作。1917年参与创立独立党，直至逝世之前一直任独立党中央委员。——中译者注

[52] 海因里希·阿申布雷纳（Heinrich Aschenbrenner），共和国安全部队（Republikanische Schutztruppe）指挥官。——编注

[53] 奥斯卡·迪尔（Oskar Dürr，1877—1959），社民党人，十一月革命后担任慕尼黑城防司令，1919年4月13日被撤销城防司令的职务，由鲁道夫·艾格尔霍菲尔接任。二战后于1945—1948年当选为慕尼黑市议会议员。——中译者注

[54] 阿诺德·瓦德勒（Arnold Wadler，1882—1951），法学家，由于参加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而被判处八年徒刑，1924年获释；纳粹上台后流亡美国。——编注

[55] 奥古斯特·哈格麦斯特（August Hagemeister，1879—1923），曾参加社民党，后参加独立党，最后又参加了德共；在革命中担任维尔茨堡（Würzburg）士兵苏维埃代表；由于参加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而被判处监禁，后来在安斯巴赫要塞病逝。——编注

[56] 恩斯特·威廉·施奈本霍斯特（Ernst Wilhelm Schneppenhorst，1881年4月19日——1945年4月24日），曾当过木工，1906年参加木工工会，后任木工工会书记。1912年至1920年当选为巴伐利亚议会议员，1932年至1933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37年、1939年两次被监禁，“7·20政变”失败后被关押在奥拉宁堡集中营，1945年4月24日被党卫队杀害。——中译者注

[57] 赫尔曼·埃文格（Hermann Ewinger，1887—？），在军队中担任要职，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覆灭后，在上巴伐利亚起到了重要作用。——编注

[58] 约翰内斯·霍夫曼（Johannes Hoffmann，1867年7月3日——1930年12月15日），1887年至1908年在凯泽斯劳滕（Kasierslautern）当教师，1908年当选为巴伐利亚邦议会议员，1912年至1919年任凯泽斯劳滕副市长，1912年当选为国会议员。十一月革命后，在库尔特·艾斯纳领导的独立党与社民党联合政府中任教育部长，库尔特·艾斯纳遇害后，于3月17日当选为巴伐利亚总理。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于4月跟前巴伐利亚政府一起被驱逐出慕尼黑，被赶到了班贝格。5月与政府重新返回慕尼黑。1920年3月16日，在巴伐利亚民卫军和自由军团的武力胁迫下辞职，让古斯塔夫·冯·卡尔（Gustav von Kahr）接任巴伐利亚总理。——中译者注

[59] 恩斯特·尼基什（Ernst Niekisch，1889—1967），社民党人，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覆灭后加入独立党，1922年与独立党一同返回社民党；1926年因民族主义倾向强烈而被社民党开除出党后，在三十年代成为“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重要鼓吹者。后来被纳粹监禁。战后参加了东德的统一社会党。——编注

[60] 马丁·塞基茨（Martin Segitz，1853—1927），巴伐利亚社民党重要政客。——编注

[61] 弗里茨·恩德雷斯（Fritz Endres，1877—1963），维尔茨堡社民党的重要人物。——编注

[62] 约瑟夫·西蒙（Josef Simon，1865—1949），社民党人，后参加独立党，最后又返回社民党。——编注

[63] 里夏德·沙伊德（Richard Sheid，1876—1962），工会活动家，在巴伐利亚士兵苏维埃里很有影响力。米萨姆在原文中把他的姓氏错写成了“沙伊特”（Scheidt）。——编注

[64] 出自《路加福音》23:34，这一节的全文为：
　　那时，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士兵们抽签分了他的衣服。——中译者注

[65] 请参阅《时间表》。——编注

[66] 弗兰茨·里特尔·冯·埃普（Franz Ritter von Epp，1868—1946），巴伐利亚陆军将领，后来领导了对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进攻。他还是杀害古斯塔夫·兰道尔的幕后主使。——编注

[67]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高尔察克（Александр Васильевич Колчак，1874年11月16日——1920年2月7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894年毕业于海军武备学校，参加过日俄战争，一战期间曾任波罗的海舰队作战部长和黑海舰队司令，十月革命后，于1918年在乌拉尔纠集反革命势力，自立“全俄临时政府”，自任“最高执政”。1919年11月，红军攻占鄂木斯克后，“全俄临时政府”作鸟兽散，高尔察克企图逃窜至太平洋沿岸，寻求日本的支持，1920年1月在伊尔库茨克被红军抓获，1920年2月被枪毙。——中译者注

[68] 奥托·诺伊拉特（Otto Neurath，1882—1945），奥地利经济学家。——编注

[69] 1919年3月21日，匈牙利成立了苏维埃共和国，它在1919年8月1日被罗马尼亚军队推翻。——编注

[70] 格奥尔格·格拉德瑙尔（Georg Gradnauer，1872—1950），社民党政客，1919—1920年任萨克森邦总理。——编注

[71] 塞巴斯蒂安·施利腾鲍尔（Sebastian Schlittenbauer，1874—1936），1919年参与创建保守派政党——巴伐利亚人民党（Bayerische Volkspartei），该党在1919年1月举行的巴伐利亚邦议会选举中成为最大党。——编注

[72] 巴伐利亚农民协会（Bayerischer Bauernbund）是一个代表巴伐利亚农业人口的政治组织；1870年成立，1933年解散。——编注

[73] 请参阅《巴伐利亚来信》的注解[29]。——编注

[74] 克虏伯（Krupp）企业于1810年在埃森（Essen）成立，在1919年是欧洲规模最大的公司之一，专门经营钢铁、武器、弹药的生产。——编注

[75] 农民协会包括了革命中的一些激进流派的成员。总的来说，它是一个中派组织。——编注

[76] 奥托·鲍威尔（Otto Bauer，1883—1938）和维克托·阿德勒（Victor Adler，1852—1918）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领袖。——编注

[77] 马丁·施泰纳（Martin Steiner，1864—1950），巴伐利亚农民协会成员。——编注

[78] 卡尔·甘多尔菲尔（Karl Gandorfer，1875年2月23日——1932年8月21日），出身于下巴伐利亚的法芬贝格（Pfaffenberg）的一个农民家庭，1911年任法芬贝格市长。1913年至1918年间当选为巴伐利亚邦议员。他是巴伐利亚农民协会内的左翼领袖，十一月革命期间支持慕尼黑的激进派。——中译者注

[79] 塔格维克（Tagwerk）是德国的旧式计量单位：在巴伐利亚，1塔格维克=3407.27平方米。——编注

[80] 这可能是个化名；此人的真实身份未能查明。——编注

[81] “迪特里希”（Dietrich）是维利·布迪希的化名。维利·布迪希（Willi Budich，1890年4月16日——1938年3月22日或1941年？月？日或1942年？月？日），出身于农民家庭，1910年参加社民党，一战中参加斯巴达克斯派，并以“勃兰特”（Brandt）的化名在地下组织中同约吉希斯密切合作。1917年参加独立党，1918年3月被捕，十一月革命后获释。1918年11月组建了红色士兵同盟，在12月6日因枪伤失去了一只手臂。1919年3月参加了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以“迪特里希”（Dietrich）的化名参加了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执委会。1920年3月13日，他与弗里斯兰德及其他柏林领导人一起分担了发出呼吁的责任。1920年前往苏联接受军事训练。1921年在德国被捕，潜逃回苏联。在莫斯科他担任了国际工人救济总会的领导，随后化名“格尔比尔斯基”（Gerbilski）出任苏联驻维也纳贸易代表。1929年返回德国，1933年被捕，获释后流亡国外。1937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38年3月22日被判处死刑，另一说他于1941年或1942年死于狱中。1955年获平反。——中译者注

[82] 弗里茨·绍贝尔（Fritz Sauber，1884—1949），社民党人，后参加独立党，最后参加了德共，毕生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编注

[83] 弗兰茨·安东·利普（Franz Anton Lipp，1855年2月9日——1937年3月18日），曾学习法律和哲学，当过图书馆管理员和记者。在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周内担任外交人民委员，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覆灭后被关进精神病院，1920年获释后被驱逐出巴伐利亚。——中译者注

[84] 弗里茨·索尔德曼（Fritz Soldmann，1878—1945），工会活动家，社民党人，后参加独立党；纳粹上台后被捕入狱，由于在监狱和集中营中饱受折磨而病逝。——编注

[85] 海因里希·冯·弗劳恩多菲尔（Heinrich von Frauendorfer，1855—1921），法学家，无党派人士，自从1904年起就在巴伐利亚政府内负责运输事务。——编注

[86] 盖塞尔把他的重农主义思想叫做“自由经济”（Freiwirtschaft），这种思想以三大原则为基础：自由土地（Freiland）、自由货币（Freigeld）和自由贸易（Freihandel）。——编注

[87] 一种滞期货币（demurrage currency）。——编注

[88] 施塔胡斯广场（Stachus），正式名称为卡尔广场（Karlsplatz），它是慕尼黑市中心的一个大型广场，建于1797年。——中译者注

[89] 即下文的4月9日声明。——编注

[90] 弗兰茨·利普曾因自大狂（megalomania）而接受过治疗。他在人民委员任上表现得非常怪异，最常被人诟病的一个事例是：由于瑞士不肯把六十台火车头借给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利普便向瑞士宣战。——编注

[91] 上弗兰肯（Obefranken）是巴伐利亚南部的一个地区，安贝格（Amberg）是当地的一个城镇。——中译者注

[92] 关于兰道尔在教育人民委员任上的工作，请参阅乌尔里希·林塞（Ulrich Linse），《古斯塔夫·兰道尔与1918—1919年革命时期：兰道尔在1918—1919年十一月革命中的政治演讲、著作、决议与书信》（Gustav Landauer und die Revolutionszeit 1918/19. Die politischenReden, Schriften, Erlasse und Briefe Landauersaus der Novemberrevolution 1918/19），柏林：Kramer，1974年。——编注

[93] “拥护战争的社会党人”（Kriegssozialisten）是激进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对社民党的称呼。——编注

[94] 托尼·魏贝尔（Tony Waibel，1889—1969），毕生致力于共产主义事业的活动家。——编注

[95] 霍夫布洛伊萨尔（Hofbräusaal）是慕尼黑一家著名啤酒馆。——编注

[96] 十二月初，社民党奥格斯堡组织要求中央苏维埃在巴伐利亚成立苏维埃共和国。这究竟是社民党奥格斯堡组织的真实愿望，还是一个阴谋的一部分，意在迫使激进派做出会导致自己垮台的决定，至今仍不得而知。——编注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