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一切权力归苏维埃！（1918—1919年德国革命文献汇编）
巴伐利亚来信
古斯塔夫·兰道尔
致古斯塔夫·林德曼与露易丝·杜蒙—林德曼[1]
克伦巴赫（施瓦本），1918年11月11日
朋友们：
前几天是关键的日子，可我却得了流感，起不了床。今天我总算起来了。我还是觉得很虚弱，但我想我会好起来的。
我亲爱的巴伐利亚人干得太棒了。我会尽快赶去慕尼黑。
至于柏林，我仍然疑虑重重。（下略）
你们的兰道尔
致玛尔嘉蕾特·苏斯曼[2]
克伦巴赫（施瓦本），1918年11月14日
亲爱的朋友：
不，我最好是到慕尼黑去，我今天就要动身。形势是非常困难的，几乎可以说是令人丧气的，所以我不能在后面推动形势，而要到前面去拉动形势。令人丧气的是，旧的势力、政党和资产阶级报刊，全都厚颜无耻地重新抬起了头。它们全都打出了“国民议会”的旗号。假如现在有一个国民议会，假如它掌握了一切重要问题的决定权，那么一切就都会失去——德国就会连那个令人困窘的、可怜巴巴的所谓“法兰西共和国”都不如了。
“国民议会”就等于让革命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我们要的根本不是这个！我想为巴伐利亚做一些真正必要的事，在新的精神诞生之前阻止国民议会的选举。
在我更改地址之前，请把信寄到克伦巴赫。希望我们马上就能谈一谈，你一有空，就请马上到慕尼黑来！
爱你的
兰道尔
致马丁·布贝尔[3]
克伦巴赫（施瓦本），1918年11月15日
亲爱的布贝尔：
我的身体已经恢复了，今晚我就去慕尼黑。那边的形势虽然不算理想，却是整个德国最好的。你也应该去那里；那里有足够多的工作要做。我一找到适合你的任务，就写信给你。同时，我必须明确表示：我很快就会强烈反对召开国民议会！万一国民议会召开了，它只会对那些早已腐朽的政党有利，让它们继续无耻地活动，就好像它们重新获得了合法性一样。不能让这种情况发生！首先要从新的条件下产生出新的精神。只有通过革命的介入，才能激发这些条件。我们需要全新的报界。我不会谴责任何有助于摧毁旧事物的暴力行动！我拥护由国家和市政当局垄断广告；而目前的国家和市政当局就等于工人士兵苏维埃。
我完全反对华而不实的“知识分子苏维埃”。再也不能把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隔绝开来——不然就成了希勒尔的“庄园”了！[4]（下略）
你的
兰道尔
致马丁·布贝尔
克伦巴赫（施瓦本），1918年11月22日
亲爱的布贝尔：
我昨晚又赶回了这里，因为我觉得流感复发了，我可不想在发病的时候远离老家。经过充足的睡眠后，我现在只觉得有点冷。我想再过几天我就能回慕尼黑了。
我跟艾斯纳密切合作。慕尼黑的形势非常严峻：如果革命能够挺过由于战争而造成的各种经济问题，那简直是一个奇迹。最大的危险在于：协约国想让人民通过国民议会选出一个中央政府，再同中央政府进行和平谈判。如果这种情况没有发生的话，各个自治共和国就得顶着各种困难勉力支持下去，而普鲁士会被分割成好几块。
不管哪种情况——我敢向你保证——巴伐利亚绝不会放弃自治权。你应该把你关于人民教育、出版等方面的想法写下来，寄给我看；要不这样更好：你应该带着这些想法，尽快赶去慕尼黑！我在慕尼黑的工作除了当顾问之外，还包括艾斯纳所谓的“通过讲课转变心灵”。我与艾斯纳合作得非常好。我敢说，你会从他的宣言中看出他对于民主的理解有多么“无政府主义”：他赞成让人民积极参加一切社会机关，而不仅仅是空洞的议会活动。（下略）
你的
兰道尔
致列奥·凯施滕贝格[5]
克伦巴赫（施瓦本），1918年11月22日
（前略）在柏林与外地的关系这个问题上，我不能赞同你的意见。我一直是联邦主义者，而正在四处开花的自发运动，证明了各个邦具有多么强大的独立性。普鲁士主宰全国的时代结束了。我相信，不光波兰人和德国东部的人，就连德国西部的人也要摆脱普鲁士，变得独立起来。我确信，一旦这些邦——包括奥地利在内——获得自治，它们就会联合起来，组成德意志共和国联盟。但是，这个联盟不能成为这个运动的（集中制的）开端，而必须成为它的（联邦主义的）结尾！
战争留下的经济形势，以及和平谈判的必要性，阻碍了这个过程；如果没有它们，这个过程就会自然而然地发展。我们要尽快找出办法，要让所有人都来出主意。不幸的是，这样一来，就很难避免召开国民议会。这会构成重大的威胁：那些创造了革命的人，那些愿意继续扩展革命的人，掌握着创造新的人性、新的精神的钥匙——但是，在协约国的要求下，在德国可能被占领的威胁下，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反动派将会抓住每一个机会，毁掉这一切：希菲尔[6]、佐尔夫和谢德曼的那些政党，现在甚至得到了维亭和爱因斯坦这种人的拥护[7]。现在又到了只有建基于我一直鼓吹的直接民主之上的独立共和国的联盟才能挽救局势的时候。幸运的是，艾斯纳的设想跟我非常接近[8]。
不幸的是，我担心我们即将面临巨大的困难：柏林的各种政党已经陷入了剧烈的争斗，因为没有诞生出可以结束争斗的新精神。煤炭的短缺，铁路系统的损坏，也是严重的问题。
我想在一切都有个模范般的开头、一切都还能模范般地进行下去的地方继续工作：这个地方就是巴伐利亚共和国。我相信，如果我不是在后面推、而是在前面拉的话，就能为这个事业做出最大的贡献。（下略）
与你心灵相通的
古斯塔夫·兰道尔
致胡戈·兰道尔[9]
克伦巴赫（施瓦本），1918年11月22日
亲爱的胡戈：
（前略）我每天都会跟库尔特·艾斯纳见面，我相信我们还会继续合作下去。你可能读过了他的纲领性宣言。革命在巴伐利亚进行得比其它地方更好、更顺利。如果不是因为战争赔款问题，我们就会更加乐观，并着手彻底改造社会。但在目前形势下，不可能改造社会。如果我们连下星期的煤都不能保证，又怎么能对社会进行彻底改造呢？
你的许多想法都很棒。你只是忘记了，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昨天和今天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分界线——必须设法解决每一天的生存问题。
比方说，如果能结束普鲁士和柏林中央政府主宰全国的局面，那就再好不过了。革命确实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最美妙的结果，将是各自治共和国的联邦。在发生剧烈的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之前，讨论国民议会或德国的新宪法是没有意义的。如果在新的精神、新的社会制度诞生之前就选出国民议会的话，我们只会得到换汤不换药的、老一套的、空洞的、卑怯的政党政治。但有一点是千真万确的：协约国要求德国人民必须选出一个中央政府，才肯进行和平谈判；我们怎么对待俄国，协约国就会怎么对待我们——这种危险是很大的！[10]
当然，如果革命能迅速扩展到协约国各国，就会对我们大有帮助。但是这种情况会发生吗？如果协约国各国得知德意志各共和国现在干得如此之好，它们就会经历一个不可阻挡的转变，那样就会大有助益。但是，它们的资产阶级政府会害怕有序的（ordered）社会主义，甚于害怕布尔什维克！如果协约国的统治者相信德意志各共和国走在康庄大道上，最好不要横加干预为妙，那样就好了。但是它们的资产阶级政府害怕有序的社会主义，可能更甚于害怕布尔什维克！
简单来说，我目前认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只能适应形势，尽量不让革命的大船彻底倾覆。我们将朝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地小步迈进。但是，眼下还无法按照具体的、坚定的方案进行重大的社会变革。我们正面临着许多威胁——有的可能会彻底毁灭革命——目前，我们能让旧的经济体系和行政机构照常运转，就该谢天谢地了。
资产阶级被目前发生的一切震惊了。如果它现在还敢做什么的话，那就是让早已腐朽的各种旧政党复活。我们目前唯一能依靠的力量就是工人、农民和士兵的苏维埃。我已经当上了巴伐利亚共和国中央工人苏维埃委员，并尽量传播社会主义的理念。我还想在兵营里授课——其实我已经开始这么做了，结果很令人振奋：听我讲课的人们，很快就要四散到全国各地了！你也应该试着竞选巴登农民苏维埃的委员[11]。
我一恢复健康，就马上回慕尼黑。我会跟你联系，我希望你能亲自过来，看看这里发生的一切，看看未来的可能性。慕尼黑一定会成为德国西部和南部的事变的中心！
致以热烈的问候！
你的古斯塔夫
致玛尔嘉蕾特·苏斯曼
克伦巴赫（施瓦本），1918年11月23日
亲爱的朋友：
（前略）在一切关键问题上，你我的意见都是一致的，这让我感到非常高兴。
没错，市民们……无论社民党和工会官僚现在拥护什么样的政策，我都不会对他们抱有期望。他们确实巧妙地适应了新形势。真是可耻。但这不关我们的事。
我不认为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柏林中央政府，或是一个以旧的政党制度和议会制度为基础的国民议会，以满足协约国的要求。我们需要的是一部宪法，一种民主体制，它必须以各个独立的共和国的人民的直接参与为基础。（下略）
黑森（莱茵黑森[12]与库尔黑森[13]）、法兰克福、莱茵河谷与威斯特法利亚应当脱离普鲁士，组成一个自治共和国。汉诺威也应该这么做。然后，德国南部、德国西部和奥地利的各个共和国应当组成联盟。然后勃兰登堡—柏林的其余部分也应照做。每个共和国都必须是独立自主的，并以参与民主、强烈的市镇自治和合作社为基础。目前的工人、士兵和农民苏维埃正是恰当的开端。
最后，各个共和国应派代表组成联邦委员会。联邦委员会应当享有适当的中央权威，足以使其进行谈判，而又不至于威胁到各个独立共和国的自由与发展。而且，这样也能避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危险。真诚的、高尚的革命者只能仿效我，积极参加工人士兵苏维埃，而不能去从事精英主义的、排他性的政治。对于“工人”这个词，应当理解得更宽泛一些：每一个在技术、贸易和行政领域工作的人都应算作工人。我们的格言不能是“无产阶级专政”，而应当是“消除无产阶级”。接下来应当在巴伐利亚实行八小时工作日，并把周六下午划为休息时间。
各个独立的共和国必须建立成人教育中心，让工人利用刚刚争取到的闲暇时间接受教育。必须设立教育人民的政府机关与独立机构。不过，我要重申一遍：最重要的是摧毁普鲁士！不能让旧的帝国继续存在下去。必须撇开柏林中央政府。（下略）
向你们俩致以热烈的问候！
你们的古斯塔夫·兰道尔
致奥古斯特·豪施纳[14]
克伦巴赫（施瓦本），1918年11月24日
我亲爱的豪施纳夫人：
（前略）您对我们正在目睹的无耻的机会主义的批判是完全正确的。对于这些冒牌革命者，对于他们的政党，对于他们正在鼓吹的国民议会，再怎么猛烈的批判都不为过。他们要的就是打着新的幌子，继续从事旧的政治。他们唯一能用的借口就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恐惧。然而，只要摧毁了柏林的专横的权力，就根本不会有这种危险。我敢说，我们巴伐利亚大有前途，因为巴伐利亚的革命从一开始就是按照理智和人道进行的。我希望巴伐利亚能跟德国西部和奥地利联合起来。这样的话，柏林的形形色色的恐怖分子，从谢德曼到李卜克内西，就会失去力量。（下略）
你的亲切的
古斯塔夫·兰道尔
致阿道夫·诺伊曼[15]
克伦巴赫（施瓦本），1918年11月25日
我亲爱的诺伊曼：
由于流感复发，我不得不离开慕尼黑。我还得休息几天。我今天才刚刚收到你的信。（下略）
关于目前的形势：只有立即把煤炭运抵巴伐利亚，巴伐利亚的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才能继续下去。这是迫在眉睫的危险。与之相比，正在柏林发生的事情都不太重要了，因为再也不会有中央政府，也不会有大普鲁士了。事态的一切发展，都证明了必须立即打下基础，建立西德共和国和汉诺威共和国。西德共和国应当包括莱茵黑森、库尔黑森、拿骚[16]、法兰克福、莱茵省[17]、威斯特法利亚、利佩[18]和戴特莫尔德[19]。奥地利、巴伐利亚、符腾堡、巴登、德国西部、汉诺威和布莱梅等地的共和国联合起来后，它们就会构成德意志共和国联盟的核心，而勃兰登堡—普鲁士也会参加德意志共和国联盟。各个自治共和国应当派出代表组成联邦委员会，联邦委员会将享有以新的德意志联盟的名义同协约国谈判的权力。
必须切断与旧帝国的一切联系。不然的话，我们就会得到一个凯撒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它的领袖可能是谢德曼，也可能是李卜克内西，但是，是谁都无关紧要。新的国民议会只能由各个自治共和国的代表组成。每个共和国都要有自己的议会，由工人、士兵和农民苏维埃的代表组成。参加行政管理的工厂主和商人也是工人；股东如果除了持股之外什么都不干，那就什么都不是。这就是“市民苏维埃”和“脑力劳动者苏维埃”不过是障眼法的原因。
直接的（一盘散沙的）、不记名的投票，符合过去那种压迫的社会条件。在自由的社会里，我们需要的是间接的（合作的）、公开的投票、共识、命令委任、随时召回代表，各种活跃的合作机关必须时刻拥有自己的代表，而不是被“人民全权代表”代表。
这就是我们在创建协约国要求建立的民主体制（这个要求是正当的）的同时保卫革命与人道的方法。但是，这种体制不能是早已腐朽的议会制度和政党统治！
致以最热烈的问候！
你的兰道尔
致格奥尔格·施普林格[20]
克伦巴赫（施瓦本），1918年11月27日
亲爱的施普林格：
（前略）我会尽快回到慕尼黑。与艾斯纳共事让我感到非常高兴。但是，就算有十匹马拉着我，我也不会到柏林去参加那里的政治（尽管他们会把我带去人民剧场[21]，去见我的朋友们）——我不会掺和到这个愚蠢与政党自高自大的巢穴里去。幸好，德国不是法国，1918年也不是1789年。我们没有一个决定德国人民命运的中心城市。（下略）
致以热烈的问候！
你的兰道尔
致弗里茨·毛特纳[22]
克伦巴赫（施瓦本），1918年11月28日
亲爱的朋友：
（前略）经过四年之后，如果你又想用哲学来思考政治的话（“人即是恶”这个论断就是哲学），那么请允许我提出一个有点离经叛道的想法：为什么有人——你们、我们，理解永恒与幽默的任何人——要在乎你所谓的德意志呢？德国人民（中略）已经被打败了，帝国垮台了，现在，德国突然率领人类投入了争取正义与理性的斗争，这体现在一切公共机构之中。库尔特·艾斯纳，一个曾忍饥挨饿的作家，一个曾过着谦逊、纯洁而可敬的生活的人，突然成了德国的精神领袖，只是因为这个勇敢的犹太人是个无畏的人。我们身边聚集了以前不可想象的力量。一切都动起来了，它们必将发展下去。你可以说这是有意义的，也可以说这一切都是疯狂的；但是，我亲爱的哲学家，无论你是作为一个参与者，还是作为一个旁观者，都请回答我一个问题：命运让你体验了这个时代，你为什么不感谢命运呢？让该消失的统统消失吧！让该出现的统统出现吧！出手相助也好，袖手旁观也罢，但我们学习斯宾诺莎不是为了让老师高兴，而是为了学习人生的经验[23]。
这场革命也许会跟战争一样持久。但我只能忍受战争的恐怖，因为我们现在拥有的，正是我一直期盼的。我现在还是这么想的。我感到自由而放松，因为我总是提醒自己记住革命的最终目标。前途将是非常艰苦的，或许会有几十万德国人失业，工厂会像城堡一样变成废墟。如果说我们从这场大战中学到了一件事，那就是：只有到了苦难已经变得忍无可忍的时候，只有到了错无可错的时候，人们才会去做必要的、正确的事。考虑到这一点，无论我们怎样催促，人们还是很有可能放过这次获得拯救的机会。他们很有可能任由自己陷入灾祸之中。但是，革命最终会让人民（除了那些早已是革命者的人之外）获得一些无法从战争中获得的东西：语言与行动的天赋，动力与火焰，闪耀而紧张的生活，短短一刻与千百年的成就感，以及历史存在。要是我的妻子也能经历这一切就好了，但在这个时代，我会忠实地把我经历的一切、把我做过的一切带给她[24]。
我对人类怀有一些希望，我想尽量体验和实现这些希望。我承认，我期待着改变一些事。我认为，对下一代人怀有期望，期望他们会创造出新的、我们不熟悉的事物，体现了这个时代的伟大。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人民终于活跃起来了。没有这种活跃，就不可能有革新。你谈到了让学校摆脱教会的干预，并认为这是一大进步。我也是这么想的，我也认为这种学校和教会的分离将会在某个时刻实现。但更让人兴奋的是现在充实着人民的宗教！我们千真万确地看见，人民的活跃只是个开端。起初，它或许会毁灭德国，但这仅仅是一个重要的步骤。经过漫长的时间，德国人民的团结，将会比俾斯麦造成的更加强大。这个过程已经开始了，但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它将会把我们引向佛祖和耶稣的教诲：人类大同。这就是我为什么要用尽全力同俾斯麦的德国的残余作斗争的原因——为了德国人的大同！
出于真挚的友谊，我相信你不会对我生气
你的古斯塔夫·兰道尔
致阿道夫·诺伊曼
克伦巴赫（施瓦本），1918年11月28日
我亲爱的诺伊曼：
（前略）在慕尼黑，我对跟艾斯纳有关的一切都感到非常高兴。可惜的是，这里还是干了不少蠢事，主要是那些不知道怎么运用自己的权力的工人干的。我希望下周就能回到慕尼黑。在这段时间里，必须留心柏林和中央政府里的反革命！这些人的撒谎和叛卖更甚于过去。反革命也有可能是跟柏林和威廉高地[25]相勾结、正在渡过莱茵河的军队[26]。西德共和国必须尽快，不，应当立即成立，而在它成立后，至少在第一阶段，要与柏林断绝一切关系！（下略）
致以最热烈的问候！
你的古斯塔夫·兰道尔
致奥古斯特·豪施纳
克伦巴赫（施瓦本），1918年11月29日
亲爱的豪施纳夫人：
（前略）艾斯纳所做的一切都让感到非常高兴，特别是他在前几天做的事，如果他真的设法走到人民中间去，就会产生明显的效果[27]。柏林中央政府留用旧官员，按照旧的方式去做事，只会搞砸我们跟协约国的关系：我们只能得到一个原本为德意志帝国而准备的停战协议。犯错误并不可耻。但是，当真理现身时，就应当感到并表示悔悟。不悔悟的人不能领导共和国。
致以最热烈的问候！
你的古斯塔夫·兰道尔
致胡戈·兰道尔
克伦巴赫（施瓦本），1918年12月2日
亲爱的胡戈：
我根本没办法继续通信。没有足够的时间。你感情太冲动，理解不了我的意思。在我默默地对人类感到失望时，我预见到了在苦难使人类走向理智之前必然发生的一切。你却以为这是某种丑陋的、不道德的东西？你是了解我的，你不该这样误会我！
你总是自相矛盾。你先是说人民已经做好了迎接社会主义的准备；然后你又劝我说他们还没有做好准备。你甚至还指责我企图自上而下地强推社会主义！我哪有空来对此做出澄清！？
我求求你，不要这么冲动！谁也不能操纵我们身处其中的事态演变——只有历史知道一切会怎样发展。我们现在有一千种相互冲突的趋势。包括你在内，谁也说不清会发生什么。我们只能立足于脚下，尽量利用我们的知识和良心，去把自己的工作做到最好。所以，要脚踏实地，做好自己的工作！康斯坦茨湖一带有成千上万的工人在为军工企业和大地主工作，我相信在那里大有可为。参加农民苏维埃，跟你的邻人交谈，到弗里德里希港[28]去，等等！比起打断别人的生活，用可怕的误会来浪费别人的时间，这样做要有用得多。
关于艾斯纳，你完全被反革命报纸蒙蔽了。（这是唯一的理由，而你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你在战争期间欢迎米隆、利希诺夫斯基[29]等人的著作，而你现在——在一个新的、纯洁的德意志必须向全世界表示忏悔的时候——却不肯接受同样的真理：旧的统治者必须为这场惨剧负责，这是为什么呢？你应当扪心自问。艾尔茨贝格尔、佐尔夫、整个外交部、谢德曼和大卫[30]全都在延续旧的纽带。
我不觉得协约国的政客都是天使。但这是他们人民的问题。我们必须对付自己的政府。我理解你对法国人的仇恨。如果他们是天使，他们就会宽恕和信任我们。但我还没有恨到他们头上。我不是蚱蜢，没法跳过自己的罪孽。（下略）
我们侵犯了比利时的中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毁灭法国北部。不然的话，我们早就被打败了——在自己的国土上！你可能会为这种情况没有发生而感到庆幸，但我不会！我是德国人，但我有全人类的良心，而不是德国人的良心。另外，我宁愿成为不公与苦难的受害者，而不愿成为作恶者。我们对旅客和商船发动了谋杀性质的战役[31]，把美国拉进了战争。这一切你都清楚，可你却想让我们对自己的罪孽默不作声，掩饰自己的罪恶。同时，你又仇恨法国人，因为他们可能会因为我们为了争夺霸权而对他们做的一切，而向我们复仇。这是恐惧的政治。这是德国爱国主义的政治。这不是人道的政治，不是那种全新的、唯有它能拯救人类的政治。
只有真理，只有彻底改造灵魂，才能拯救我们。当然，其它国家的人民也要改造灵魂。但是，难道我们要等他们吗？现在轮到我们了！这个时刻是历史给予我们的。我们必须忏悔！你说你不信任艾斯纳。我相信你——因为艾斯纳的良心要比你的良心更加高尚。
如果你相信国民议会——也就是反动势力——能从协约国手中拯救我们，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如果不是统治者害怕协约国会立即入侵，反革命恐怕早就发生了（这都是因为你们，资产阶级！）。协约国和威尔森[32]将会同德意志自治共和国联盟谈判，而不是柏林中央政府——它不过是旧制度的延续。无论国民议会是否召开，都不会对此产生影响。
我知道，艾斯纳的临时政府只会持续很短的时间。他也知道这一点。正是因为这样，他才会去做他认为正确的和合适的一切事情。以后还会有一个又一个新阶段。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想要这样，而是因为事情只能这样发展。
致以热烈的问候
你的古斯塔夫
致夏洛特·兰道尔与布丽吉特·兰道尔[33]
慕尼黑，沃尔夫（Wolff）旅馆，1918年12月9日
我亲爱的孩子们：
我很好，虽然我已经累坏了，就跟这里的一切一样。现在巴伐利亚中央工人苏维埃正在成立。我昨天发表了长时间的讲话，还要参加许多讨论和委员会[34]。社会民主党工人依然守旧，他们是受革命影响最小的人。（下略）
发自内心地亲吻你们！
你们的爸爸
致玛尔嘉蕾特·苏斯曼
克伦巴赫（施瓦本），1918年12月13日
亲爱的朋友：
（前略）布尔什维克（斯巴达克斯派）很棘手。他们是纯粹的集中派，就跟罗伯斯庇尔之流一样。他们的野心没有内涵，只知道权力。他们鼓吹的是一种世界上最丑恶的军事政权。武装的无产阶级的专政？我宁愿选择拿破仑！不幸的是，德国的精华都投靠了他们。他们的激进手段吸引了许多人，因为激进的观点和激进的雄心——换句话说，新的人性的谦卑与虔诚——还没有找到正确的、能够撼天动地的腔调。我们不光要说出我们要什么，我们还要说出怎样拿到我们要的东西。我们必须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马上开始。
衷心地祝愿你一切安好
你的古斯塔夫·兰道尔
致库尔特·艾斯纳
克伦巴赫（施瓦本），1919年1月10日
亲爱的艾斯纳：
我要寄给您：
1．我几周前出的一本小册子，不过我刚刚才收到[35]；
2．对（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大学的）汉斯·科尔内利乌斯[36]教授的小册子的答复，对这本小册子应予以最高度的重视；以及
3．科尔内利乌斯的那本小册子[37]。
我在今天发给您的电报中已经指出，我相信现在必须对群众说话，同时还要冷静地、从容地工作，这是至关重要的。只有这样做，才能从协约国、从新选出的但基本上仍是换汤不换药的旧议会手中拯救我们，使革命避免覆灭。要让这场革命坚持下去，而不被政党议会制度（反革命）和绝望而盲目的社会暴动碾碎，就需要新的视野。就是这样！所有阶级的德国人民的绝大多数都会同意的。就让我们巴伐利亚人来领导吧！现在正是时候。这是巴伐利亚的号召！我们的理想无所不包：真正的民主和真正的社会主义，一切我们想要拯救和建设的都包括在内。您一有空，我就会去找您讨论这个问题，以及相关的一切问题。
还有一件事：不管怎么样，都要把斯巴达克斯派争取过来！他们的激进主义是盲目的。他们或许根本没有方向，或许正在走向错误的方向。但我们需要他们！
举行邦议会的选举是个错误。结果就是您的“机枪”（公决）[38]变得毫无用处。唉，我没有十足的把握。但我就担心这种情况会发生。选举一结束，反革命就会四处活动。他们的要求将是：“赶走艾斯纳！”但是，那样的议会必须被解散。如果没有解散议会，如果您变成了议会里的在野党（您几乎是孤身一人），那么我们就只能指望失业者和劳苦大众对社会的绝望情绪了——而这要比立即打击那个不可容忍的议会更糟糕。
您的亲切的
古斯塔夫·兰道尔
致阿道夫·诺伊曼
克伦巴赫（施瓦本），1919年1月11日
（前略）附注：我得补充几句，我参加了巴伐利亚邦议会的竞选。我拒绝创立邦议会，但我要利用这个机会，向选民宣传我的主张。我还会在邦议会内这么做。但我不可能当选。就跟巴登一样，妇女会使中央党获胜[39]。而我的选区是最保守的选区。
显然，有人已经把我列入了德国国民议会的候选人名单。但我现在没空关心这种事。现在应当为革命作总结，而形势又很让人绝望。要是人民在恰当的时机听了我的话就好了。就连巴伐利亚的形势都很糟糕：由于形势所迫，由于他自己的复杂的政策，艾斯纳已经跟他那些不关心政治的、行为古怪的朋友疏远了，也就是说，他跟那些真正的朋友全都疏远了。这会导致什么呢？漫长而黑暗的混乱。我想，我是唯一一个还能保持冷静和快乐的人。身处事变之中、又仿佛置身外星一样观察事变，是属于那些早已经历过这一切、并将其全部抛诸脑后的人的特权。
再次致以热烈的问候
你的古斯塔夫·兰道尔
致玛尔嘉蕾特·苏斯曼
克伦巴赫（施瓦本），1919年1月13日
亲爱的朋友：
你那本出色的小册子[40]通过了严格的考验：我刚刚得知巴伐利亚议会选举的初步结果，就马上拜读了它[41]。选举结果完全不出我所料。但这并不能让我感到高兴，因为这意味着我们又倒回了只有那些孤独的人——孤立的人——才是正确的时期。
革命本来就不应当寄托于投票和议会制度。革命本来应当利用新的社会组织去重塑和教育群众。恐怕我们又得跟老一套的政党政治打交道了，也就是要跟反革命打交道。这将持续很长时间——直到人民再也无法忍受苦难为止。
库尔特·艾斯纳拥有纯粹的精神和纯粹的目标。但是，在谨小慎微、精打细算、天真幼稚和乐观主义的综合影响下，他离开了正道，参加了欺骗性的政治游戏。他被革命的能量吓坏了。在斯巴达克斯派和妥协之间，他迷失了方向。他不敢把自己的道路走到底，而我比他更了解他的道路。他浸淫社会民主主义实在太久了。整个德国革命太依赖社会民主党人了，所以它注定要失败。
斯巴达克斯派不可能胜利。它也不该胜利。我这个论断可能会让人感到大吃一惊：我们需要权力真空。要让创造性的精神在德国产生，必须让苦难加重。唯一能让我感到宽慰的，便是斗争将会继续进行。这是争取意义的斗争——尽管它现在表现为一种无意义的形式。
在你的小册子里，有一部分忘了这一点。你在第六页和第七页上的内容需要一些补充[42]。革命必须带给人民幸福——每一方面的幸福。它必须立即给人民提供一种现实，一种拯救。在几个小时、也许是几天的时间里，我们的革命是伟大而真实的，因为它给我们的士兵带来了解放、身体上的欢乐和救赎。然后它就不知道该怎么进行下去了，没法给人民提供真实的东西了——它搞不下去了，没法改变人民的困境。这就导致了革命发展的停滞——我们现在就处于这种停滞之中。
只有新的经济才能带来转机。只有一种紧急状态下的社会主义才能提供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它将在自由的行动与绝望的需求的综合影响下产生出来。在新版的《社会主义的号召》（Aufruf zum Sozialismus）的序言中，我已经对这个问题谈了一点——你应该很快就能收到一份副本。不过还有好多要说的。（下略）
向你们俩献上我的爱
古斯塔夫·兰道尔
致女儿们
﹝慕尼黑﹞，1919年1月15日
我亲爱的孩子们：
发去电报后，我又给你们写了这封信，衷心地向你们致以更长的问候。
我很好。一切都很平静。不用担心。不过，事态的发展一点也不能使我感到高兴。我会写一封更长的信，或是亲自见面，跟你们详谈。我还不清楚我要在这里待多久。
向你们问好，并代艾斯纳的孩子们和赫尔玛向你们祝好[43]
你们的父亲
致夏洛特·兰道尔
慕尼黑，沃尔夫旅馆，1919年1月16日
我亲爱的洛蒂！[44]
地址暴露了我今天的思想不够集中[45]。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遇害的可怕消息刚刚传到这里。资产阶级，甚至许多工人，都对此弹冠相庆！对这些人只能感到深深的绝望。在战争期间，只有李卜克内西一个人使德国获得了一些荣誉。他为这场革命立下的功勋是无人可比的。可是他现在却被那些马上就要当上德意志共和国领袖的人以最可憎、最卑怯的方式杀害了。
多亏了你们，我的孩子们，我才能活下去。我不会放弃。只是因为我的气质，我对人类的期望，才使我反对暴力和复仇，我会为了热烈但和平地建设社会主义而工作。千万不要担心！我会像以前一样继续走我的路。（下略）
昨天晚上我在一次工人大会上发表了讲话，慕尼黑工人正在缓慢地了解眼前发生的剧变。但是，这里的局势已经变得非常困难了。这是所有人的错，包括艾斯纳在内。我现在没有时间详细解释这个问题，但我一有机会就会去找你，跟你好好谈谈。（下略）
好好活着，亲爱的孩子们！吻你们！
你们的父亲
致古斯塔夫·麦耶尔[46]
慕尼黑，沃尔夫旅馆，1919年1月17日
亲爱的麦耶尔：
其实我要答复你的两封信。但是，早在战争和革命之前，你我就存在着分歧。为什么要改变这种情况呢？至少在我们尝试相互理解之前，我们能不能先不要争吵？
你对我的小册子[47]的理解，让我很不满意。比方说，你说我拒绝多数人的统治。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在数学上，3+4+6=13，但在民主制度下，一万三千人中的多数票，跟三个各有三千人、四千人和六千人的城镇的多数票，是大不一样的。不过这仍然是多数票……我赞成集体讨论和决策的程序。我反对政党和它们的候选人名单（在两种意义上[48]）。我发现，比例代表制不过是把广大群众变成相互孤立的、原子化的个人的最彻底的方法。但这与多数人的统治并不矛盾，多数人的统治如果能得到正确的使用，就会变得实用而有益。你应该明白这一点。我的小册子要比我现在的解释说得更加清楚。
而且你为什么要谈起布尔什维克，谈起拉狄克和托洛茨基呢？你我之间唯一的不同，便是你害怕这些人，而我却拥有治愈一切形式的暴力集中制的药方：联邦主义原则。
你说，“内政仍是外交的一种职能。”但是，既然你这么想，你就应该像兰克一样狂妄，并且成为君主主义者[49]！这种疯狂的原则仅适用于君主国。在共和国里，你在公共领域应当表现得正直而高尚，无论是对共和国国界之内还是之外的人民，都应当表现同样公正而高尚。谁不愿这么做，谁就不该参加革命，不该成为共和国的公民。
你关于外交部、档案和战争责任的意见，并不能减轻我的担忧。我讲的不是一切战争的危险及其前提条件。我讨论的是这场战争，由某些人在某个特定时刻向塞尔维亚、俄罗斯和法国发动的战争；我讨论的是入侵比利时、向英国开战、向美国开战的决定。在这些事例中，我们都可以指出某些人干了什么，下了什么命令，而没有干什么，没有下达什么命令。历史的哲学家可以勾勒出整体的背景，而主观因素一直都在发挥作用。但是，当我查看与战争有关的档案时，我寻找的是个人行为的具体证据——最重要的是德国人民的行为。不用说，外交部的档案还不足以提供这样的证据。
我不相信艾斯纳会“无限信任”法国的统治者。但是，他没有像某些感情冲动的傻瓜那样无视他们，并一直同威尔森通信，他这样做是正确的。
对了，你不能把艾斯纳和我混为一谈。你所谓的艾斯纳的勇敢的柏林之行，是一件干得非常好的事，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并将继续产生积极影响。但我关心的是，他对中央政府的批判还不够充分[50]。我跟他共事越久，就越不愿支持他的国内政策。
我准备在赫尔佐格的《共和报》上发表一篇文章，表达我对于柏林事态的可怕发展的意见，你很快就能读到了[51]。（下略）
向你们俩和孩子们致以热烈的问候
你们的古斯塔夫·兰道尔
致胡戈·兰道尔
慕尼黑，1919年1月17日
亲爱的胡戈：
（前略）我对柏林的暴行，对革命的整个过程感到非常沮丧。你现在或许开始明白过来，国民议会、柏林中央政府和各邦议会意味着什么。就连慕尼黑的情况也令人泄气，无论是在政治方面，还是在跟社会主义的发展有关的方面都是。艾斯纳是个好心人，他是目前掌权的人当中最好的一个，但他在不同的政党和政治潮流之间来回摇摆，他没有贯彻自己的信念的能量。很遗憾，没有这种能量，我们就输定了。
事情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只能期待艾斯纳和他的盟友尽快退出政府了。工人苏维埃和农民苏维埃的地位非常巩固，现在已经不可能消失了，在工人苏维埃和农民苏维埃的支持下，他能做的事情，要比他在一个得到议会支持的政府里能做的事情要多得多——假如有人听了我的话，我们就不会拥有议会了。
在人民找到社会主义创造的道路之前，必须经历漫长而艰苦的斗争。苦难会迫使工人去寻找道路。与此同时，得有人去做点小事，给人民指明道路。（下略）。
向你们大家致以热烈的问候
你的古斯塔夫
致格奥尔格·施普林格
1919年1月25日
（前略）我觉得，你信中的可悲可叹的一面，正是德国精神的悲惨一面的表现。革命在各方面都陷入了泥沼。凯施腾贝格劝慰我们说，一切才刚刚开始，我们会看到他说的是否正确。如果一切才刚刚开始，换句话说，如果协约国资本家和了不起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共同努力都不能挽救德国资本主义，使其避免灭顶之灾，那么我们面前还有可怕的混乱在等着我们。到头来我们都没有听信那些真正能提出解决方法的少数人的话：建立一种新的需求经济[52]。我觉得我跟革命前一样，几乎是孤零零一个人。我只觉得无助、困惑和平庸。除非形势变得更加悲惨，否则我不相信革命会在这些可怜的人当中复活。就连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这样高尚而英勇的灵魂，也只知道夺取政权以建立新社会；就连库尔特·艾斯纳这样精神饱满的人，当他们开始谈起社会主义的时候，也就失去了精神。所有人都被马克思主义蒙蔽了，看不清现实。他们不明白社会主义必须实现永恒的需求，同时还要实现当前的需求。他们不明白和平地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成千上万个细微的、分散化的开端，又要把革命的能量和力量集中于一点。结果，我们得到了各种各样的流血斗争，而我并不愿意参与其中，也不想在其中选边站，因为每一方都同样错误。如果我要开口的话，我会充当“调停者”或选择某种“中间”立场。真相是，我站在某种彻底地——非常激进的立场上！
看看现在的政局吧：旧的议会制度回来了，单一的、集中制的真正“普鲁士式的”宪法回来了[53]，很久以前就已经把德国变成了一个凄凉的国家的所有平庸的手段回来了。我只看见非利士人爬上了权力的顶峰，而革命的精神却被赶到了一个孤零零的角落——跟以前一模一样。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也只会得到一种类似于1848年的法国的局面，而某个鲁登道夫将会成为拿破仑三世；如果这个人参加了社民党，并在国内外政策上聪明行事的话，不出两年他就能夺取政权。
请宽容我的灰心丧气。我跟我们拥有的最优秀的人太接近了。他们已经被革命吞没了。而那些可能接过他们重任的人，却再也不能在人民身上找到推动革命所必需的精神。我们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其它民族身上；德国人太可悲了。
我要停笔了。不过，从我的痛苦经历之中，我只得出了一个结论：要比以往更加努力地工作，把工作做得更好！
致以最热烈的问候！
你的古斯塔夫·兰道尔
致胡戈·兰道尔
克伦巴赫（施瓦本），1919年1月29日
亲爱的胡戈：
（前略）革命的现状，经济的悲惨前景，以及社会主义的悲惨前景，恐怕会让你感到不满和难过。但是，你可能不理解，你播种了什么，就会收获什么。我们的目标是改造整个经济，也就是要改造劳动经济和需求经济[54]，并在离开大城市前往乡村的无产者的帮助下，创造新的农业、新的农村手工业、新的工厂。
为了做到这一切，我们需要强大的革命能量和一个中央行政权力，它们的基础是分散在小城镇和乡村的大量的人民的主动行动。我们需要一个新的革命政府，它不会被旧的政党及它们的反革命的资本主义利益所妨碍，而是立足于由工人苏维埃和农民苏维埃以及它们任命的公务员构成的人民组织的坚固构造之上。但是，我的主要意图，绝不是向报纸的读者或讲座的听众（或是向空无一人的大厅）宣讲社会主义，而是要建立一个愿意并且能够实现以需求劳动（Bedarfsarbeit）和自愿的合作社为基础的新经济的政治组织。
可是，现在都发生了什么呢？你们的人，利用你们对协约国的恐惧，重新恢复了旧的统治制度，恢复了旧的议会制度，甚至还利用你们的全部的恐惧，把库尔特·艾斯纳这样的人引入了歧途。结果，几乎一切都丧失了。以布伦瑞克为中心的联邦主义运动承载着最后的希望；但是它恐怕也要被军事力量粉碎了。然后又会怎么样呢？在协约国的帮助下，一种由资本主义、国家垄断主义和国营工业构成的令人恶心的混合物将会卷土重来。战争的胜利者会给我们提供糟糕的食物和衣物，而我们还得为它们的服务付钱。我们将不得不赔款，在一切方面都要被国际联盟控制，或者说，是被那些害怕失去霸权的资本主义政府控制。万一——这种情况是很有可能发生的——工人阶级的处境变得非常糟糕，以至于他们不得不反抗的话，那么就会出现凯撒主义，由鲁登道夫或什么人来充当拿破仑三世，而他只会比原来那个拿破仑三世更加糟糕。一个狡诈、野蛮、具有组织才干的军官，加入了社民党后，在两年内就极有可能成为德国的独裁者。目前，那些展望未来的人已经对德国人民失去了希望，他们把希望寄托在那些比德国人更有革命天分、更有创造力的新民族身上。你们害怕失去自己的权力，便决定询问大多数人的意见，而他们大都没有被革命所触动。现在你得到回答了。
不要把我跟斯巴达克斯派混为一谈。这个马克思主义流派跟其它社会民主党人一样，对实现[55]知之甚少，我跟他们毫不相干。任何人都不应该承认柏林中央政府。如果没有人承认它，我们就能避免内战，就能抛开国民议会。应当把各个自治共和国联合起来，取代柏林中央政府。但是，我这是在干嘛呢？讨论细节吗？革新的精神，注定要引领自决、引领新的机关与合作社的自我管理的精神，已经彻底烟消云散了！
从这些苦涩的经验中，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我们必须慢慢地、小步地重新开始。革命至少拓宽了那些愿意为了实现、愿意为了新的开端而奋斗的群体。遗憾的是，这几乎就是革命唯一的成就了。
到了3月1日，《社会主义者》（Der Sozialist）将会复刊[56]。如果你能出点钱给它做广告的话，我会无比感激。
向你们大家致以热烈的问候！
你的古斯塔夫·兰道尔
致夏洛特·兰道尔
慕尼黑，沃尔夫旅馆，1919年2月10日
我亲爱的洛蒂：
昨天，我只给你寄去了一张卡片；昨天我太忙了。我不知道你是否得知了斯巴达克斯派领袖列文[57]博士被悍然逮捕的消息[58]。米萨姆还要接受新的审判[59]。反革命正在进行全面准备。我跟司法部长、邦检察官开了会，还在慕尼黑工人苏维埃里开了很长时间的会。我们准备在星期天进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60]。但愿艾斯纳能在这几天回来，并作出正确的决定[61]。他现在必须做出正确的决定！（下略）
向你们大家致以热烈的问候。叫你们的姐妹们有空就要给我写信！
你的父亲
致女儿们
慕尼黑，沃尔夫旅馆，1919年2月11日
我亲爱的孩子们：
这个好消息让我感到非常高兴！天气非常好，很适合你们的冬游。我希望你们也能到雪地里去走一走！这样做比较安静，但绝对快乐。
今天，我们通过简单而和平的手段，宣称要发动群众游行，总算让列文博士获释了。我对此感到非常高兴。现在，无论如何，游行——为了更普遍的要求——都将在星期天举行。
今晚库尔特·艾斯纳就要回来了。他必须马上做出决定。在国外，他是最受欢迎的德国人[62]，而他回国后，在自己的人民中间，他就成了最受人鄙视的人——远甚于以往。这就是德国人。
好好生活，亲吻你们！向艾斯纳的孩子们和赫尔玛问好！
你们的父亲
致女儿们
慕尼黑，1919年2月17日
我亲爱的孩子们：
我现在干得很棒。游行搞得棒极了。站在一个地方，看着游行队伍从头到尾走过，要花足足一个钟头。到处红旗招展，到处都举着各种各样的标语牌。整个慕尼黑都能听到“某某万岁”和“打倒某某”的口号。不喊口号的时候，就能听到有人在唱革命歌曲。
至少有八万人参加了游行。还有不少人在旁边观看，往往排得很密，大多数人对游行的反应都是很积极的。这次游行确实给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63]
我这周一定会回家——不是星期三就是星期四，到时我会通知你们。
向你们问好，并亲吻你们！
你们的父亲
致路德维希·本德尔[64]
克伦巴赫（施瓦本），1919年3月14日
亲爱的朋友本德尔：
（前略）我把我在艾斯纳葬礼上的悼词寄给你[65]。不用为我的性命担心！在三个维度中，长度一直是我最不担心的。（下略）
我不会为暴力问题而感到头疼。我不会卷入血腥的暴力事件。剩下的是自卫。最重要的是，我比布尔什维克更懂得创造，而布尔什维克是些可悲的傻瓜。在俄国，你只需要耕种土地，并给手艺人一点事做。而这里的一切都要困难得多。他们的理论都是马克思主义的疯狂。我可以帮忙。但这个世界充耳不闻，所以我干脆闭上嘴巴。
孩子们一切安好。
衷心地致以问候！
你的古·兰
致汉斯·科尔内利乌斯
克伦巴赫（施瓦本），1919年3月20日
亲爱的科尔内利乌斯先生：
在私人圈子里，总是能听到有人建议把各个苏维埃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更大的政治机关。我对这种计划并不感到兴奋。对我来说，目前最重要的是工作——而不是围绕体制和权力进行喋喋不休的诡辩。
您离得很远，您只能得到很片面的报道。对于苏维埃民主，有两种大不一样的理解。一种人想用目前这种不完善的、自发的苏维埃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另一种人相信苏维埃是新的机构，这种机构中蕴含的精神足以使它们成为公共管理机关的基础，在公共管理之中，当地的活动才是关键的，而不是用苏维埃代表大会去取代议会。
但是，目前最紧要的问题是：苏维埃应该怎样成立，苏维埃的代表应该怎样委任或“选举”？官僚要求实行比例代表制。这绝对是最差的选择，因为它只会给我们提供几千万选民和几十个议员，而不是自决的、有机的人民政治机关。同时，把选民按照企业和行业分开投票也是很困难的——这也不是有机的机关。它们注定要与资本主义一起消亡。
还有一个办法：苏维埃现在还不是有机的机关，但它们会成为有机的机关。经济的转变必须与苏维埃的发展与转变同步进行。另一个办法是：不按照企业和行业，而是按照城镇和街区进行投票。这种方法非常适合农村和小城镇。但在城市里，这种方法也无法产生出有机的机关。城市也属于资本主义，它将与资本主义一起消亡。换句话说，每一种方法，都有赖于同时创造新的经济和新的政治体制。这就需要一个临时阶段。我不把这个阶段叫做“无产阶级专政”，但是，全体人民在形式上的参与，的确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应该是内容与精神，是我们以强大的能量而追随的方向与道路。不过，这也隐含着遭到滥用和造成混乱的巨大危险。如果有人以为，反革命所采用的罪恶手段，一样可以为革命所用，那就大错特错了。只有在那些正直而又强大的人领导下，临时阶段才能使我们前进。
每一场革命在临时阶段都会面临严重的腐化危险。但是，善良只能在邪恶的蛋壳中孵化。这是人类命运的一部分。在教育中，我们总是要面对同样的悖论：大人教育儿童要保持纯洁，但大人自己已经被玷污了。只有革命能带来转机，它把被隐藏起来的东西大白于天下，它唤醒了大人心中的儿童，它点燃了潜藏在我们内心中的某个地方的善良。
我们必须面对前方的各种危险，并继续前进。只要革命还活着，我们就得让自己，甚至还有其他人，身陷险境。如果那些还没有被革命触动的人把我们视为不负责任的罪犯或狂热的疯子，那只能证明我们的道路是正确的。
我希望您能明白，我并没有离题，我写的一切，都跟我们讨论的核心息息相关。
祝好
您的古斯塔夫·兰道尔
致弗里茨·毛特纳
附有兰道尔照片的明信片[66]
慕尼黑，1919年4月7日
感谢你，亲爱的朋友。巴伐利亚苏维埃把我的生日定为国庆日，这是我的无上光荣[67]。我现在成了“人民委员”，负责宣传、教育、科学、艺术和其它一些职责。如果我能有几星期的时间，我希望我能做成一些事情；不过，很可能只有短短几天，然后这一切就都会变成一场梦。
祝你们俩一切安好
你们的古斯塔夫·兰道尔
致女儿们
星期一，1919年4月14日，上午11点
我心爱的孩子们：
跟我昨天写的一样，我现在还是自由而安全的。显然，慕尼黑正在发生战斗，但苏维埃共和国胜利了。我的一些朋友曾被监禁，或仍被监禁。但是不要为我担心！我在各方面都得到了很好的照顾，我会小心的！
我最担心的是你们会因为假消息而忧心。我不知道我的信要多久才能寄到，但我希望你们收到了我的电报。
我第二担心的是，躁动不安的资产阶级和农民可能会骚扰你们。希望不会发生这种事。但是，如果真的发生了，要谨慎应对。如果你们打算离开克伦巴赫一段时间，就去伯恩施坦家[68]，他们会帮助你们的。别忘了从房子里拿上一些钱，还有你们和母亲的珠宝！（下略）
希望很快就能收到你们的消息！现在亲吻你们，亲爱的兰道尔和艾斯纳的孩子们。
你们的父亲
致女儿们
残篇，慕尼黑，1919年4月16日
我心爱的孩子们：
我又写信了。昨天我发了电报。不知道你们收到没有。总之，我还没有收到答复。我要你们到大哈登[69]去；但是现在根本没有办法抵达慕尼黑了。如果你们遭到了哪怕最轻微的骚扰，就马上到胡戈伯父家去——你们全都要去。他会很高兴地迎接你们的。至于我，我待在这里，一切都还好，虽然我开始觉得自己什么都帮不上了。
致第二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会[70]
慕尼黑，1919年4月16日
我曾宣称，如果取代旧的苏维埃共和国的，是一个似乎得到了慕尼黑无产阶级信任的组织[71]，那么，为了解放，为了人类的更美好的生活，我愿意继续为苏维埃共和国工作。你们至今还没有对我的服务表现出丝毫兴趣。与此同时，我观察了你们的工作，我了解了你们的宣传与斗争的方法。我看到了你们的苏维埃共和国与你们所谓的“冒牌苏维埃共和国”[72]有什么区别。我们双方都说要创造条件，让每一个人都能分享大地与文化的美好，但双方对此的理解却不一样。因此，对于我们的合作，我们双方都持保留态度——其实，这根本不是秘密。当社会主义成为现实时，它会立即释放出全部的创造性力量。但是，无论是在经济层面上还是在精神层面上，你们都不明白这一点。
这封信只传给你们，而我也不会公开。你们正在做的工作是非常困难的，而且你们还要保卫它，我完全不想让你们的工作变得更加复杂。但是，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你们的工作——温暖与培育的工作，文化与复兴的工作——却不能亲自参与，这让我感到很痛苦。
古斯塔夫·兰道尔
[1] 古斯塔夫·林德曼（Gustav Lindemann，1872—1960），剧院经理；露易丝·杜蒙—林德曼（Louise Dumont-Lindemann，1862—1932），剧院经理与女演员。——编注
[2] 玛尔嘉蕾特·苏斯曼（Margarete Susman，1872—1966），德国左翼散文作家、诗人。——编注
[3] 马丁·布贝尔（Martin Buber，1878—1965），奥地利籍犹太裔哲学家、神秘学家，兰道尔的密友。兰道尔牺牲后，他与伊娜·布里奇基—希梅尔发表了许多兰道尔的著作，包括两卷书信集《古斯塔夫·兰道尔：书信中的生平》（Gustav Landauer. Sein Lebensgang in Briefen)。——编注
[4] 德国散文作家库尔特·希勒尔（Kurt Hiller，1885—1972）在1918年发表了散文《德意志庄园》（Ein deutsches Herrenhaus），鼓吹某种尼采式的“精神贵族”（Geistesaristokratie）。——编注
[5] 列奥·凯施滕贝格（Leo Kestenberg，1882—1962），捷克籍犹太裔钢琴家、教育家。——编注
[6] 欧根·希菲尔（Eugen Schiffer，1860—1954），自由派政客，1918年成立的德国民主党的领袖之一。——编注
[7] 里夏德·维亭（Richard Witting，1856—1923），银行家、法学家；他和著名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都积极反对战争。——编注
[8] 请参阅本书收录的《德意志联合共和国及其宪法》。——编注
[9] 胡戈·兰道尔（Hugo Landauer，1868—1933），古斯塔夫·兰道尔的堂兄，与他关系很密切。——编注
[10] 指《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人们普遍认为，德国趁俄国陷入内乱之机，逼迫俄国签订城下之盟，夺走了一大片领土。——编注
[11] 胡戈·兰道尔住在康斯坦茨湖（Lake Constance）附近的巴登邦。——编注
[12] 莱茵黑森（Rheinhessen）是莱茵兰—普法尔茨州东部的一个地区，自1816年起属于黑森，1946年并入莱茵兰—普法尔茨州。——中译者注
[13] 库尔黑森（Kurhessen），又称黑森选侯国（Kurfürstentum Hessen），原为黑森—卡塞尔伯国（Landgrafschaft Hessen-Kassel），1803年成为选侯国，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终结后，黑森君主仍保留了选帝侯的头衔。1866年普奥战争后被并入普鲁士。——中译者注
[14] 奥古斯特·豪施纳（Auguste Hauschner，1850—1924），作家，兰道尔的朋友。——编注
[15] 阿道夫·诺伊曼（Adolf Neumann，1878—1953），德国出版商，著名出版社Rütten&Loening的最后一任老板，这家出版社出版了兰道尔的书信集。——编注
[16] 拿骚（Nassau）是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的一个历史悠久的城镇，后来成为拿骚公国首府。拿骚公国在1866年被普鲁士吞并。——中译者注
[17] 莱茵省（Rheinprovinz），又称莱茵普鲁士（Rheinpreußen）或莱茵兰（Rheinland），是普鲁士最西边的省份。——中译者注
[18] 利佩（Lippe）是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东边的一个县。——中译者注
[19] 戴特莫尔德（Detmold）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一个城市，曾是利佩公国的首府。——中译者注
[20] 格奥尔格·施普林格（Georg Springer，1872—1929），柏林人民剧场主席。——编注
[21] 自由人民剧场（FreieVolksbühne）——新自由人民剧场（Neue Freie Volksbühne）是一个暂时性的衍生物——成立于1890年，它的目的是教育工人，提高工人的文化水平。它是德国第一个通过戏剧进行教育的工人文化组织。兰道尔在1891年参加了人民剧场，直到去世为止，他一直在参加它的活动。自由人民剧场至今依然存在，它现在的正式名称是“罗莎·卢森堡广场人民剧场”（Volksbühne am Rosa-Luxemburg-Platz），一般称作人民剧场（Volksbühne）或柏林人民剧场（Volksbühne Berlin）。——编注
[22] 弗里茨·毛特纳（Fritz Mauthner，1849—1923），记者、哲学家，兰道尔的好友。——编注
[23] 弗里茨·毛特纳在1906年出版了一本关于哲学家巴鲁赫·德·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1632—1677）的著作，题为《斯宾诺莎》（Spinoza）。——编注
[24] 兰道尔的第二任妻子、诗人赫德维希·拉希曼已于1918年2月21日逝世。——编注
[25] 威廉高地（Wilhelmshöhe）位于黑森州卡塞尔市，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陆军总司令部于1918年11月—1919年2月设在该地。——中译者注
[26] 指协约国可能占领德国。——编注
[27] 库尔特·艾斯纳要求曾拥护战争的马蒂亚斯·艾尔茨贝格尔、威廉·佐尔夫、菲利普·谢德曼和爱德华·大卫（Eduard David，1863—1930，社民党人）辞去外交部的职位。——编注
[28] 弗里德里希港（Friedrichshafen）是康斯坦茨湖附近的一个工业城市。——中译者注
[29] 约翰·威廉·米隆（Johann Wilhelm Mühlon，1878—1944），德国外交官，批评了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作用。关于利希诺夫斯基，请参阅《诺斯克与残杀同志的开始》的注解[44]。——编注
[30] 爱德华·海因里希·鲁道夫·大卫（Eduard Heinrich Rudolph David，1863年6月11日——1930年12月24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之一，经济学家；德国机会主义杂志《社会主义月刊》创办人之一。公开修正马克思主义关于土地问题的学说，否认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在农业中的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社会沙文主义者。十一月革命后，在1919年6月21日至1919年10月3日之间担任过魏玛共和国的内务部长。——中译者注
[31] 在一战中，德国海军为了切断英国的海上交通线，实行了无限制潜艇战，对包括美国在内的中立国的商船和客船发动了袭击。——中译者注
[32] 指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森（Woodrow Wilson，1856—1924）。——中译者注
[33] 夏洛特·兰道尔（Charlotte Landauer，1894—1927）和布丽吉特·兰道尔（Brigitte Landauer，1906—1985）是兰道尔的两个女儿。——编注
[34] 兰道尔就革命工人苏维埃（请参阅本书收录的埃里希·米萨姆的《从艾斯纳到列维涅》）的活动做了报告。——编注
[35] 即本书收录的《德意志联合共和国及其宪法》。——编注
[36] 汉斯·科尔内利乌斯（Hans Cornelius，1863—1947），德国哲学家。——编注
[37] 可能是指《各民族的联合与持久和平》（Völkerbund und Dauerfriede）。——编注
[38] 按照艾斯纳起草的《临时宪法》，只要在全民公决中获得通过，即可随时解散邦议会。——编注
[39] 1月12日，天主教政党——巴登中央党（Badische Zentrumspartei）在巴登邦选举中获胜。——编注
[40] 指《革命与妇女》（Die Revolution und die Frau）。——编注
[41] 1919年1月12月日，巴伐利亚举行了邦议会选举，独立党遭到惨败，仅获得了2.53%的选票。资产阶级政党赢得了大多数选票，其中得票最多的是巴伐利亚人民党（Bayerische Volkspartei），它获得了34.99%的选票。社民党获得了32.98%的选票。——编注
[42] 苏斯曼认为“赎罪”（atonement）是“革命的根本意义”，并认为革命“关乎未来，而不是现在”。——编注
[43] 赫尔玛·罗森塔尔（Helma Rosenthal）负责照顾兰道尔的孩子们。——编注
[44] “洛蒂”（Lotte）是“夏洛特”的昵称。——中译者注
[45] 兰道尔在写地址时，先写下了“克伦……”，然后又划掉了。——编注
[46] 古斯塔夫·麦耶尔（Gustav Mayer，1871—1948），记者，德国工人运动的历史学家。——编注
[47] 指本书收录的《德意志联合共和国及其宪法》。——编注
[48] 德语单词“Listen”既可以是“Liste”（名单）的复数形式，也可以是“List”（阴谋、诡计）的复数形式。这个文字游戏无法在英语中重现。——编注
[49] 列奥波尔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皇家历史学家。——编注
[50] 艾斯纳曾前往柏林，跟柏林政府及全国各地的政治领袖讨论了德国的新宪法。——编注
[51] 《高估了选举》（Überschätzung der Wahlen），1919年1月21日。《共和报》（Die Republik）是一份短命的周报（1918—1919），由独立党人威廉·赫尔佐格（Wilhelm Herzog，1884—1960）主编；赫尔佐格后来参加了德共。——编注
[52] “需求经济”（Bedarfswirtschaft）是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提出的一个概念，用于区分以需求（Bedarf）为基础的经济（Wirtschaft）和以收入（Erwerb）为基础的“收入经济”（Erwerbswirtschaft）。——编注
[53] 兰道尔在这里玩了一个文字游戏：胡戈·普洛伊斯（Hugo Preuß，1860—1925）是自由派政客，在1919年成立的革命后的首任内阁中担任内务部长。他被誉为魏玛宪法的主要创作者。他的姓氏的意思是“普鲁士人”。在这句话里，兰道尔把“普鲁士式的”这个词写成“‘Preuß’isch”，把Preuß（普洛伊斯）和preußisch（普鲁士式的）结合了起来。这个文字游戏在英语中无法重现。——编注
[54] 请参阅注释[52]。韦伯提出的与“需求经济”对应的概念应该叫“收入经济”，而不是兰道尔在这里写的“劳动经济”（Arbeitswirtschaft）。——编注
[55] “实现”（Verwirklichung）是兰道尔哲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它的意思是“把某种东西变成现实”，而不是“理解或掌握”。——编注
[56] 但这并没有实现。——编注
[57] 马克斯·列文（Max Levien，1885年5月21日——1937年6月16日），出身于莫斯科的一个德裔犹太商人家庭，1905年俄国革命期间参加了社会革命党，1907至1908年被监禁，获释后前往苏黎世求学。在瑞士期间同布尔什维克关系密切。后取得德国国籍，1914年至1918年参军。十一月革命后成为慕尼黑的斯巴达克派领袖，作为慕尼黑代表出席了德共（斯）成立大会。在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内发挥了重大作用。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被颠覆后被捕，后逃往维也纳。1921年流亡苏俄，此后在共产国际内工作。同阿尔卡季·马斯洛夫关系密切。三十年代在莫斯科大学任教。在大清洗中遇害。——中译者注
[58] 由于兰道尔领导的革命工人苏维埃的强烈抗议，列文在四天后获释。——编注
[59] 请参阅本书收录的埃里希·米萨姆的《从艾斯纳到列维涅》。——编注
[60] 指2月16日的特蕾西娅草坪（Theresienwiese）游行——请参阅本书收录的埃里希·米萨姆的《从艾斯纳到列维涅》。——编注
[61] 库尔特·艾斯纳前往伯尔尼参加了国际社会党人大会，与协约国的社会党领袖会面。——编注
[62] 艾斯纳在国际社会党人大会上的发言大受好评——请参阅前一个注释。——编注
[63] 请参阅本书收录的埃里希·米萨姆的《从艾斯纳到列维涅》。——编注
[64] 路德维希·本德尔（Ludwig Berndl）是编辑、作家和翻译家，也是兰道尔的朋友。——编注
[65] 兰道尔在艾斯纳的葬礼上发表了悼词，发表在1919年2月28日的《劳动与未来》（Arbeit und Zukunft）和其它报刊上。——编注
[66] 这是一套宣告苏维埃共和国成立的明信片中的一张。——编注
[67] 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把它成立的日子定为国庆日，这一天恰好是兰道尔的生日。——编注
[68] 伯恩施坦家（Bernsteins）是兰道尔家的远亲。——编注
[69] 大哈登（Großhadern ）是慕尼黑西南部的一个市区。——中译者注
[70] 这封信还有另一篇不同的草稿。现在这篇英译文是根据《古斯塔夫·兰道尔：书信中的生平》第2卷中收录的文本翻译的。——编注
[71] 指德共慕尼黑组织。——编注
[72] “冒牌苏维埃共和国”（Scheinräterepublik）是德共党员对德共接手之前的巴伐利亚第一苏维埃共和国的蔑称。——编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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