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一切权力归苏维埃！（1918—1919年德国革命文献汇编）
布莱梅
1918年11月14日，工人士兵苏维埃在布莱梅夺取了政权。激进派在这个城市具有很强的力量。际共团就是在布莱梅成立的，还有许多激进工会组织者，包括工团主义者在内，都在这里很活跃。布莱梅激进派与社民党的争论，致使激进派于1919年1月10日宣告成立布莱梅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对此高度警惕。布莱梅给德国其它地方树立了榜样，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消灭它。古斯塔夫·诺斯克向布莱梅苏维埃共和国发出了多次威胁，都被布莱梅苏维埃共和国拒绝了，然后，诺斯克便在一月底派出政府军和自由军团，镇压布莱梅苏维埃共和国。镇压最终于1919年2月4日结束。大约八十人在战斗中被杀。
本章收录了布莱梅激进派的领袖、德共党员卡尔·雅纳克关于成立苏维埃共和国的报告；士兵拉蔡尔关于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的徒劳无功的武装斗争的报告；以及卡尔·普莱特纳关于苏维埃制度在德国的可行性的反思；卡尔·普莱特纳是布莱梅苏维埃共和国最激进的活动家之一，后来成了德国东部的“赤匪头目”之一。
我们在布莱梅为建立苏维埃共和国而战
卡尔·雅纳克[1]
本文最初以《我们在布莱梅为建立苏维埃共和国而战》（Wir kämpften in Bremen für die Räterepublik）为题收录于《向前迈进，不要忘却：1918—1919年十一月革命积极参加者的记述》，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编纂（柏林：迪茨出版社，1958年）。略有删减。
到了十一月，整个德国的政治形势中只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君主制已经完蛋了。旧政权的军队、警察、司法和行政机关一下子都对未来不知所措。工人阶级陷入了分裂，也没有一个革命党去建立中央政权机关。左翼激进派[2]、斯巴达克斯同盟和他们新成立的党——德国共产党的影响力还不够强大，不能让德国立即大步前进。
对于这样的事业来说，布莱梅邦[3]太小了。在布莱梅和汉堡之间，产业工人数量很少；无法保障两地之间的通讯和互助。中央政府被改良主义者把持，他们关心的主要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并阻止劳动群众继续左倾。他们为资产阶级国家效劳，而不是为工人阶级效劳。在布莱梅西北边的奥尔登堡—东弗里斯兰，领导政府的是独立党人昆特[4]。在南方的汉诺威，改良主义派的影响力非常强大，所以不可能指望得到汉诺威的帮助。在这种情况下，布莱梅的每一个举措似乎都显得为时过早。但我们仍要树立一个榜样，证明俄国人做到的，德国人也一样能做到。最重要的问题是：谁控制武器？
以码头工人为首的劳动者在11月29日提出了革命要求，我们必须落实这些要求。码头工人的主要组织者和领袖是约翰·克尼夫[5]。第一个要求是把工人武装起来。在布莱梅工人士兵苏维埃里，社民党坚决反对这项要求，但工人几乎不为所动。他们派了一个代表团去参加苏维埃的一次会议。代表们要求亨克[6]向街上的群众讲话。亨克又企图玩弄老把戏，“一方面”啦，“另一方面”啦。社民党担心独立党会继续左倾。因此，社民党决心搞破坏，不让武装工人的主意得到大多数苏维埃委员的支持。克尼夫向群众发表讲话，鼓励群众保持坚决果敢的劲头，在苏维埃对武装工人的问题做出决定之前不要散去。
团结起来的群众胜利了。由于左翼激进派和独立党都投了赞成票，所以布莱梅工人士兵苏维埃批准了武装工人的建议。码头工人早就做好了准备，还没等武器弹药发下来，就已经把工人组成了连和排。反动势力也对此做出了反应：他们在兵营里散布谣言，说士兵现在要被“遣散”了。
到了十二月，我们又前进了几步。奥尔登堡的昆特政府企图把士兵苏维埃从工人苏维埃中分割出来。它召开了地区士兵苏维埃全体大会。虽然他们没有邀请我们，但我们还是去了；我们的代表是约翰·克尼夫、水兵奥纳施[7]和我。我向昆特提出了要求：让我们以邻邦代表的资格发言。这个要求被批准了。克尼夫发表了炽烈的讲话。他介绍了我们在布莱梅采取的各项措施，并强调指出：统一的德意志苏维埃共和国是我们唯一的选择。克尼夫的发言赢得了满堂喝彩。这让改良主义派大为惊恐。他们在大会上勉强占据多数。
与此同时，际共团也准备在十二月底举行全国大会。布莱梅、汉堡、斯图加特、威廉港—吕斯特林根（Wilhelmshaven-Rüstringen）、布莱梅港、汉诺威和柏林的代表都参加了。这次大会做出了脱离博尔夏特[8]集团的决定[9]。这次大会做出的最重要的决定，便是同斯巴达克斯同盟合并，成立一个革命的工人政党；这个决定获得了一致赞成。围绕着是否参加国民议会选举的问题，与会者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几乎每一个发言人都反对参加选举，只有少数人例外，克尼夫便是少数例外之一。他要求利用选举活动来宣传苏维埃制度。但是，绝大多数与会者都赞成抵制选举。有些人甚至建议，要积极破坏选举，阻止成立新的资产阶级国家。此时，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只被授予了临时性的权力。
还有一些士兵苏维埃的代表出席了大会。除了我之外，还有来自斯图加特士兵苏维埃的一些同志，还有来自帝国海军部大士兵苏维埃第53委员会的一个代表团。第53委员会的同志们随时准备向艾伯特内阁发动进攻。但是，克尼夫认为武装起来的队伍还不够多，不足以推翻临时政府。他再次主张，必须参加选举，争取更多的支持者，培养更多的骨干，这样才能进行集中的革命行动。克尼夫认为，把几个地方领袖赶下台，这种孤立的行动只会有损于革命事业。但是，大多数与会者都认为，既然全国的工人都已经武装起来，那么，放弃工人士兵苏维埃，转而建立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就是一个倒退。反革命势力在各地挑起权力斗争，企图解除工人的武装。许多人都认为，这就是阻碍了集中的革命行动的主要障碍。意见分歧仍然没有得到解决。结果，克尼夫要求大会不要派他作为代表参加德共成立大会。克尼夫建议，只派那些赞成多数与会者的决定的人参加，因为我们必须服从多数决定。最后我们提名保尔·弗勒里希[10]作为我们的代表，参加德共中央委员会。
陆军第七十五团的返回，在布莱梅引发了权力斗争。该团全副武装，并于12月31日在布莱梅附近扎营。它要求恢复布莱梅参议院、保障通往城内兵营的道路的安全，并准许该团保留武器。我去找克尼夫商量。我们决定派士兵苏维埃主席威廉姆斯（Willems）去跟该团会谈。威廉姆斯向该团军官保证，该团可以携带武器进入布莱梅，但他又强调指出，他不能做出更多的保证了。由该团团长卡斯帕里少校领导的士兵苏维埃拒绝了他的建议[11]。卡斯帕里指出，如果不满足他的政治要求，他就不会进入布莱梅。这让城里的反动势力大受鼓舞。
威廉姆斯、艾克斯[12]和我制定了一个小小的计划。我们让工人苏维埃的代表弗拉森基耶维奇加入了士兵苏维埃[13]。计划是这样的：威廉姆斯去找第七十五团，邀请该团返回布莱梅，并向他们解释说城里正在准备欢迎仪式；兵营士兵苏维埃会在集市广场等待他们。这是我们最后的提议。如果第七十五团拒绝，我们就去扣押他们。
威廉姆斯回来了，他带回了第七十五团同意我们的提议的消息。于是我们讨论了计划的细节：派一群可靠的士兵包围集市广场。欢迎仪式结束后，不把第七十五团带往兵营，而是带往布莱梅新城（Bremen-Neustadt）的一所学校，那所学校的操场被高墙围着。等第七十五团到了那里，就把他们缴械。然后再把没有武器的他们押回兵营，就地遣散。
1月1日，威廉姆斯在集市广场上向第七十五团致辞欢迎。然后艾克斯领着他们前往学校。我跟他一起去。到了学校，艾克斯想让预先埋伏好的士兵上去缴械。卡斯帕里少校明白过来了，他马上下令：“拿起武器！”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士兵翻过学校的围墙，夺走了武器。楼上的窗户打开了，武装的水兵向步兵挥手。所有人都明白了：我们不会伤害士兵，这样做是为了他们好。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气氛非常紧张。我建议该团士兵苏维埃跟我到一间教室里谈判。由于军官们的权威已经大不如前，士兵苏维埃同意了我的建议。
我的提议的底线是：陆军第七十五团应当交出全部武器，然后前往兵营，就地遣散。教室里一片寂静。我们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西斯（Sies）少尉和另外两个士官在等待卡斯帕里少校的决定。我拿出怀表，给他们五分钟考虑。一个士官和西斯少尉立即签字，另一个士官也跟着签了字。但是，卡斯帕里少校却说，在一间学校里交出武器有损他的军官荣誉。
我只能想个法子。最后，我建议：军官们可以带着武器回家，但是第二天必须上交武器。这是我的最终提议。我跟卡斯帕里握手后，他在协议上签了字。我们走到院子里，然后西斯少尉宣读了协议。士兵们欢呼雀跃。步兵们和水兵们并肩走向兵营。这件事原本可能一发不可收拾，不过我们总算和平解决了。（下略）
参加德共成立大会的代表们返回后，布莱梅工人的革命精神更加高涨了。我们开了几次大会，准备成立苏维埃共和国。我的任务是对士兵拥护苏维埃共和国的可能性做汇报。达纳特[14]向我传达了党中央的决定：我应当通知工人苏维埃在士兵苏维埃中的代表弗拉森基耶维奇，告诉他说苏维埃准备夺取政权，叫他做好准备。我照办了。弗拉森基耶维奇一开始很担心，他问我亨克对此有什么意见。我就对他说，亨克对我们的计划一点也不了解，是否把计划告诉亨克，就由他，弗拉森基耶维奇，来决定。我还对弗拉森基耶维奇说，士兵们拥护成立苏维埃共和国，他们会在市政厅外面全副武装地保卫游行队伍。然后弗拉森基耶维奇就问，什么时候成立苏维埃共和国，政府成员都有哪些人。我得到的指示是向弗拉森基耶维奇保证，由亨克出任主席，弗拉森基耶维奇出任副主席。我还得到消息说，亨克也拥护成立苏维埃共和国，并表示人民全权代表和人民委员的职务应当由各个社会主义政党平分。我自己将作为士兵苏维埃的代表参加政府。弗拉森基耶维奇追问具体日期，最后我就说：“明天。”
保尔·弗勒利希要求我们尽快行动。他得到了列奥·约吉希斯的批准。但是这并不符合独立党地区书记弗拉森基耶维奇的心意。不过，既然他相信了我，他也就接受了我的建议，给亨克打了电话，并同意跟亨克会面，把事态的发展告诉亨克。然后我就去向克尼夫汇报。
亨克很不情愿，但我们向他保证，会让他出任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主席，这让他产生了一丝希望，以为他还能影响事态的发展。他也知道，就算没有他，我们还是要干下去的。最后他同意了。
我们还没有仔细讨论过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宣言。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最重要的是把骨干武装起来，以及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我们为此日夜不停地工作。
1919年1月10日，市政厅前的广场上挤满了人。映入他们眼帘的是一面巨大的红旗。人民全权代表和人民委员全体出现在阳台上。亚当·弗拉森基耶维奇发表了讲话：“我在此宣布：资产阶级民主和议会制度已经成为历史。从现在起，由苏维埃统治……”没错，有了港口工人的支持，我们就可以做出这样的宣言。戒严令公布了，但这是由工人阶级的代表公布的——因此，这是全新的、截然不同的东西。现在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在我们执政的时间里，有各种令人欢喜、令人担忧的事情。银行职员、独立党员施勒德（Schröder）经常劝说他的同志弗拉森基耶维奇，说政府必须起草宪法。我们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由达纳特、弗拉森基耶维奇和我组成。每当施勒德找弗拉森基耶维奇谈话，弗拉森基耶维奇就对我说，施勒德的银行又需要贷款了。我对弗拉森基耶维奇说，咱们现在不该纠结这种事——既然咱们有印钞机，那么就应该操心其它的更重要的问题。但是施勒德不断给弗拉森基耶维奇施压，弗拉森基耶维奇就反复地催促我们做点什么。我们经常坐在以前的参议员的宽大的椅子上讨论问题。弗拉森基耶维奇个子很矮，还是个瘸子，坐在椅子上就几乎全陷进去了。最后我严厉地对他说：“那个银行职员不想要我们的苏维埃宪法，他要的是资产阶级宪法，我们不会写资产阶级宪法！”他显得不知所措，叹了口气，最后说：“好吧，我现在知道了。”
有一天，我们正在兵营食堂吃午饭时，我身后出现了几个水兵。这种事情很少见，因为午饭时间一般是用来讨论问题的。另一队水兵出现在城防司令艾克斯身后。不过他们好像不是来讨论的。我们两个都被关了起来。戴尔蒙霍斯特（Delmenhorst）士兵苏维埃委员迈耶尔（Meyer）被反革命雇用，精心策划了政变，打了我们一个措手不及。我们的警惕性不够高，没有仔细分析人民群众的情绪。
士兵们聚集在兵营操场上。烟草工会主席、改良主义工会领袖戴希曼[15]对他们发表讲话。他要求士兵们到码头去，解除工人的武装。他企图挑拨士兵和工人的关系。艾克斯和我在牢房里看到了这一切，但我们什么都干不了。
士兵们去了码头，可我们工人也不是懦夫。当士兵们带着明显的敌意逼近时，一个工人跳进机枪阵地，向士兵射击。士兵们被打散了。这引起了极大的混乱和愤怒。亨克趁机过来签订了“停战协议”。协议中还包括立即释放艾克斯和我的条款。
在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的下一次会议上，我要求遣散那些攻击码头的士兵。亨克反对我的要求，因为他已经“保证”过不会对那些士兵采取报复措施。普莱特纳和宁堡（Nienburg）的一个教师耶恩（Jörn）带着几个同志，想闯进兵营，亲自解除士兵的武装——毫不奇怪，他们没有成功。
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遇害，对我们所有人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反动势力却大受鼓舞。有些人要求诺斯克用军队消灭布莱梅苏维埃共和国，改良主义者戴希曼就是其中之一。诺斯克也赞成这个主意，并把盖尔施滕贝格师派往布莱梅[16]。卡斯帕里自由军团也跟这个师汇合了。政府军包围了布莱梅市。我们被困住了。但是我们不愿投降。我建议政府到阿勒尔河畔费尔登[17]的白卫军司令部去。政府成员们都觉得前途未卜。这会不会是我们的最后一趟旅程？我们会不会被扣为人质？我建议，在代表团中，独立党和德共应各占一半。
最后我们决定，由独立党的亨克与德雷特曼（Drettmann）、德共的波伊默[18]和我组成代表团，前去谈判。我们在1月31日动身出发，大家的心情都是一样的——谁都没有说话。
就在抵达费尔登前不久，我发现一条壕沟里有个哨所。我身上穿着军服，所以我就要求哨兵护送我们——布莱梅政府代表团——前往白卫军司令部。我叫哨兵站在轿车的侧边踏板上，给我们指路。然后他把我们带到了司令部。我们被引见给达纳（Danner）上尉。达纳在很短的时间内说了一大堆话，我们一个字都没跟上。他特地强调：“前工人诺斯克命令我们恢复布莱梅的秩序，我们为执行他的命令而感到骄傲！”达纳要求我们给布莱梅工人下令，让他们立即交出武器。我们则建议派一个由军官组成的观察团前往布莱梅。军官们会发现布莱梅市内风平浪静。波伊默明确指出，我们不会交出武器。他特地强调，布莱梅秩序井然，所谓布莱梅陷入动乱的说法，完全是为了入侵而炮制的谎言。
我们返回布莱梅后，政府立即举行了会议。独立党中止了同德共的合作，并要求同社民党组成联合政府，以政治方式解决危机。这就是说，我们应当不战而降。这个要求当然遭到了我们的拒绝。
我们的同志们片刻都没有休息。妇女们也要求参加保卫城市的战斗，并要求发给武器。我们还向外地求援。党决定派卡尔·贝克[19]去汉堡，派我去莱比锡。我们先一起去汉堡，列车已经被白卫军控制了。带着黑白红三色臂章的士兵在车厢上搜查可疑者。
到了汉堡，第九军士兵苏维埃主席企图欺骗我们。他向我们保证，会立即派出援军。同时，他又暗中搞破坏：恩斯特·台尔曼[20]召集了一批工人，但是载着这批工人的火车却被引到了已经停用的线路上。
到了莱比锡后，我去找工人苏维埃主席、独立党的塞格尔[21]同志。我向他介绍了情况，请求他立即派出莱比锡的武装工人去救援布莱梅，并让工人苏维埃发动总罢工，还要给诺斯克打电报，要求诺斯克暂停进攻布莱梅。塞格尔并不太情愿。他指责我们干了“蠢事”。不过他也不想直接拒绝我的要求。他允许我在次日的莱比锡工人苏维埃会议上提出要求。
在莱比锡工人苏维埃会议上，一些发言人，包括水兵阿尔文·霍伊克[22]在内，支持我的要求。塞格尔发言反对我。他再次指责我们在布莱梅干了“蠢事”。在发言结束时，他和气地说，“但我们会给诺斯克发电报的。”最后我两手空空地回去了。
布伦瑞克政府给布莱梅派来了一架飞机。但诺恩兰德（Neuenlander）机场已经被白卫军占领了。从奥尔登堡来了一个资产阶级军官，愿意帮助他们。但他是炮兵军官，可我们只有两门火炮。我们有几艘扫雷艇，上面有火炮，可是没有炮弹；炮弹都被协约国没收了。
2月4日，我们的一些水兵负责保卫威悉大桥[23]，除了一挺重机枪之外，他们只有轻型自动武器。最后我们被兵力兵器都远胜于我们的白卫军打败了。但我们打得很棒。我们死了二十九个人，而他们死了七十五个。最后，我们把一些武器放上驳船，顺着威悉河而下。到了红沙（Rotesand）灯塔，强风迫使我们停了下来，停靠在布莱梅港。
“胜利者”在布莱梅实行了戒严。码头工人根本就不听他们的。但是，征服者还是占领了市政厅。社民党成立了临时政府。苏维埃政府的成员都被指控犯有叛国罪。布莱梅的一切都变了。内城被铁丝网封锁了起来，政府军开始搜捕革命派。被抓住的人都被关在米斯勒的“移民会堂”[24]。全城都在搜捕威廉·布希霍尔茨、卡尔·施图克[25]和亚当·弗拉森基耶维奇。亨克什么事都没有。他当上了国民议会议员。躲过了搜捕的其他政府成员转入了地下。
[1] 卡尔·雅纳克（Karl Jannack，1891年1月23日——1968年5月27日），私生子，曾当过农场工人、补鞋匠。1909年参加社民党。1913年至1916年参军，中了毒气后退伍。在服役期间同不来梅的“工人政治”集团合作。后被捕，自愿参军服役，直到十一月革命为止。与人共同创建德国国际共产主义者集团，德共（斯）成立时即加入。后成为不来梅苏维埃共和国领袖，随后当选为德共（斯）西北区委书记。在海德尔堡代表大会上与极左派一起被开除，但未参加共工党。重新参加德共（斯）后继续原来的工作。1920年后入选中央委员会。1922年起任全德工联的雷姆沙伊德组织的书记。1923年起任德共负责莱茵兰—南威斯特法伦地区工会工作的书记，坚定地支持布兰德勒反对左派。1924年因从事派别活动被开除，1925年再次加入德共，在国际工人救济总会工作。1933年纳粹上台后转入地下，1940年被捕，被关押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二战结束后获释。1945年定居民主德国，参加了统一社会党。——中译者注
[2] 指德国国际共产主义者集团；请参阅《词汇表》中的“组织”部分。——编注
[3] 布莱梅在1806年脱离神圣罗马帝国，成为汉莎同盟的一个自由市，包括布莱梅港（Bremerhaven）在内。——编注
[4] 在1918年11月11日到1919年3月3日之间，奥尔登堡—东弗里斯兰成立了共和国，由伯恩哈德·昆特（Bernhard Kuhnt，1876—1946）担任主席。在雅纳克的原文中，昆特被称作“右派社会主义者”（Rechtssozialist），也就是说昆特是社民党员；但昆特已经在1917年参加了独立党。——编注
[5] 约翰·克尼夫（Johann Knief，1880年4月20日——1919年4月6日），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家庭，当过教师。1905年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在不来梅当记者。曾师从潘涅库克。1914年曾组织反对派，赞成反对派同社民党右翼决裂，并宣布自己是布尔什维克，与拉狄克保持着联系。1917年（或1918年）流亡荷兰，与戈尔特和潘涅库克合作，与斯巴达克斯同盟进行论战，拒绝出席德共（斯）成立大会。后因病重开刀，术后不治而死。——中译者注
[6] 阿尔弗雷德·亨克（Alfred Henke，1868年3月1日——1946年2月24日），当过卷烟工人，后参加工会运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参加社民党。1900年至1919年任《布莱梅市民报》编辑，1912年至1918年被选为德国国会议员。最初在党内属于激进左派，一战爆发时反对战争，在他的领导下，《布莱梅市民报》成了激进派的舆论阵地之一。1916年与哈泽等人一起被开除出议会党团。1917年参加独立党。十一月革命中曾任布莱梅苏维埃共和国工人士兵苏维埃主席。——中译者注
[7] 可能是指布莱梅的一位共产主义者扬·奥纳施（Jan Onasch），纳粹上台后，他在1933年被关进布莱梅—米斯勒（Bremen-Mißler）集中营。——编注
[8] 尤里安·博尔夏特（Julian Borchardt，1868年1月13日——1932年2月16日），出身于犹太商人家庭，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起曾在多家社会民主党报纸担任编辑，1907年至1913年间在社民党中央教育委员会工作，1911年至1913年间被选为普鲁士邦议会议员。一战爆发后，反对战争拨款，主张左派脱离社民党，同年退出社民党。1915年，柏林和布莱梅的一些激进派推他为首领，成立了“德国国际社会主义者”集团（后来改为“德国国际共产主义者”集团），这一派别公开反对战争和沙文主义，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派。博尔夏特是该派唯一一个出席了齐美尔瓦尔德会议的人。1916年他主办的《光线》杂志被停刊后，他又主办了《灯塔》（Leuchtturm）杂志，而《灯塔》很快也被停刊了。1917年起，他同德国国际社会主义者集团内的主流派意见不合，便辞职了。1918年12月，他被德国国际共产主义者集团开除，后来同德国共产党接触，但德共对他态度冷淡。此后他再也没有参加任何政党。1921年他重新主办《光线》杂志。他还曾在马克思主义工人学校任教。1931年，莫斯科的马克思恩格斯学院邀请他去讲学，他原本打算赴任，但因病重未能成行。——中译者注
[9] 尤里安·博尔夏特（Julian Borchardt，1868—1932）是《光线：国际共产主义刊物》（Lichtstrahlen. Zeitschrift für internationalen Kommunismus）（1919—1921年）的编辑，也是德国国际社会主义者集团（Internationale Sozialisten Deutschlands）的创始人之一。德国国际社会主义者集团是从社民党中分裂出来的一个反军国主义团体，也是德国国际共产主义者集团的前身。——编注
[10] 保尔·弗勒利希（Paul Frölich，1884年8月7日——1953年3月16日），又名保尔·维尔纳（Paul Werner），出身于工人家庭，是家中的第11个孩子，曾当过商行的办公室职员。1902年参加德国社民党，1908年起在阿尔托纳当记者，1910年至1914年在《汉堡回声报》（Hamburger Echo）工作，与布莱梅的激进派活动家克尼夫、拉狄克和潘涅库克合作过。1914年至1916年在《布莱梅市民报》工作，一战期间应征入伍，当过士官，1916年退役，1916年至1918年与约翰·克尼夫合编《工人政治》，1916年以布莱梅左派的代表身份参加了昆塔尔会议，曾是齐美尔瓦尔德左派成员，接近列宁；1916年年底重新被征召入伍，1918年夏季因从事反军国主义活动被捕，被关押在精神病院，十一月革命后被解放。成为德国国际共产主义者集团的领袖，1918年年底参与创立德共，在德共成立大会上代表极左派发言，入选中央局。后参加巴伐利亚革命，短暂转入地下。后重新入选中央局，1920年批判列维的消极，1921年成为“进攻理论”的支持者。1921年至1922年任中央局书记。1923年支持布兰德勒。1921年至1924年、1928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21年代表德共出席共产国际三大，1928年12月被德共开除，后参加德共（反对派），1932年加入社工党。纳粹上台后被捕，1933年12月获释，先后流亡捷克斯洛伐克、比利时、法国、美国，1950年返回西德并参加了社民党。——中译者注
[11] 卡尔·格奥尔格·埃尔文·瓦尔特·卡斯帕里（Karl Georg Erwin Walter Caspari，1877年7月26日——1962年7月29日），1896年参加普鲁士陆军，1900年参加了镇压义和团起义的行动。1902年返回德国加入布莱梅第75步兵团。一战期间先后在该团担任连长、营长。一战结束后，组建反动军队“卡斯帕里自由军团”（Freikorps Caspari），四处镇压工人起义。后担任布莱梅警察局长。纳粹上台后辞职。二战爆发后重新入伍，担任第269步兵团团长。二战后退役。——中译者注
[12] 伯恩哈德·艾克斯（Bernhard Ecks，1884年10月26日——1961？或1970？），生于布莱梅一个木工家庭，当过砖瓦匠。1907年参加社民党。一战爆发后反对战争，1914年8月被强征入伍，曾在东线作战，多次负伤。返回布莱梅后，参加了际共团，在十一月革命期间担任布莱梅士兵苏维埃主席，在1919年1月担任布莱梅城防司令。布莱梅苏维埃共和国覆灭后被判处三年半徒刑。1923年参加了汉堡起义，起义失败后被监禁两个月。1926—1932年在德共的地下情报机关——AM机关工作。1932年11月移居苏联。1937年11月4日被捕，被开除出党并流放西伯利亚。1954年退休。——中译者注
[13] 亚当·弗拉森基耶维奇（Adam Frasunkiewicz，1873年12月23日——1923年7月31日），生于布隆贝格（Bromberg）一个鞋匠家庭。成年后继承父业，也当了鞋匠。1897年参加社民党。1903年当上了个体鞋匠。1914年4月当选为黑梅林根（Hemelingen）社民党主席。一战期间反对战争，1917年参加独立党，1917年8月中旬被捕，1918年10月31日获释。十一月革命期间，积极拥护苏维埃制度，并在第一次全德工人士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强烈反对国民议会。1919年1月10日宣告成立布莱梅苏维埃共和国，并担任共和国副主席。布莱梅苏维埃共和国覆灭后被捕，1919年6月获释。1919年8月当选为独立党西北地区书记。1920年因反对共产国际的“二十一条”，没有随独立党左派参加德共。1922年返回社民党。1923年因肠炎逝世。——中译者注
[14] 阿道夫·达纳特（Adolf Dannat，1885年2月25日——1922年8月1日），当过仓库管理员，一战前参加社民党。一战期间反对战争，参加了际共团，后参加德共，担任过布莱梅苏维埃共和国的人民全权代表。1922年因结核病逝世。——编注
[15] 卡尔·戴希曼（Karl Deichmann，1863年10月5日——1940年2月12日），幼年丧父，11岁开始当香烟工人。后来参加了社民党和德国烟草工会（Deutscher Tabakarbeiterverband），1900—1928年担任烟草工会主席。1912年当选国会议员。十一月革命期间当选工人士兵苏维埃委员，但反对布莱梅苏维埃共和国。布莱梅苏维埃共和国覆灭后，参加了布莱梅邦临时政府，担任警察局长。1919年3月9日当选国民议会议员。1931年因健康原因而辞去一切职务，退出政治活动。——中译者注
[16] 这个师是以威廉·盖尔施滕贝格（Wilhelm Gerstenberg）上校命名的。——编注
[17] 阿勒尔河畔费尔登（Verden an der Aller）是德国下萨克森的一个城市，位于阿勒尔河（Aller）河畔。——中译者注
[18] 路德维希·波伊默（Ludwig Bäumer，1888年9月1日——1928年8月28日），德国作家，曾参加德共成立大会，但在1919年6月退出德共，转向工团主义。——中译者注
[19] 卡尔·阿尔宾·贝克（Karl Albin Becker，1894年11月19日——1942年12月1日），印刷工，出身于社民党活动家家庭，1909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组织，1912年参加社民党。一战期间先后领导了德累斯顿和不莱梅的左翼激进派，1917年被捕，十一月革命后获释，领导了一个工人苏维埃。在德共（斯）成立大会上代表际共团出席。后支持极左多数派。1919年成为反对派领袖，并参与创建了工人总联合会。在海德尔堡大会上被开除出党，但没有参加共工党，1920年3月在拉狄克和弗勒利希的影响下重新回到德共（斯）。数次访问莫斯科。1921年起任《汉堡人民报》（Hamburger Volkszeitung）编辑，1923年负责瓦塞尔坎特（Wasserkante）和西北地区，参加了右派。1923年年底转入地下，流亡莫斯科。1925年返回德国，成为“调和派”成员，1928年被选为普鲁士邦议会议员。做了“自我批评”。1933年转入地下，后流亡到法国。1941年被盖世太保逮捕，1942年9月4日被判处死刑，12月1日在普洛岑泽（Plötzensee）监狱遇害。——中译者注
[20] 恩斯特·台尔曼（Ernst Thälmann，1886年4月16日——1944年8月18日），出身于小贩家庭，1903年参加社民党，在党内属于左翼，反对工会官僚。1915年至1918年被强征入伍，1918年参加独立党，成为汉堡的独立党左派领袖。1920年参加德国统一共产党，1921年3月发动失业者罢工。在共产国际三大上反对列宁和托洛茨基，为进攻理论辩护。后当选为德共中央委员会委员，成为左派的旗手。在1923年10月的汉堡起义中承担重要工作。1924年入选中央政治局，在费舍和马斯洛夫被开除后担任党主席，支持斯大林，1933年3月被捕，1944年8月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遇害。——中译者注
[21] 约翰·弗里德里希·塞格尔（Johann Friedrich Seger，1867年2月25日——1928年4月29日），当过鞋匠，1884年参加社民党，1901—1928年担任《莱比锡人民报》编辑，1911—1928年当选为莱比锡市议员，1915—1918年当选为萨克森邦议员，1917年参加独立党，1918年11月14日——1919年2月21日出任莱比锡工人士兵苏维埃主席。1919年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1920年没有随独立党参加德共，1922年返回社民党。——中译者注
[22] 阿尔文·霍伊克（Alwin Heucke，1890—1962），在基尔水兵起义中起过重要作用；后来参加了德共，毕生致力于工人运动。——编注
[23] 威悉大桥（Weserbrücke）是流经布莱梅的威悉河上的一座大桥，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编注
[24] 弗里德里希·米斯勒（Friedrich Mißler）在布莱梅经营移民生意，赚了大钱，在港口附近盖了几家很大的会堂，人们就在这些会堂里面等待国外的轮船。在一战和二战期间，这些会堂被当局征用。纳粹利用这些会堂建造了布莱梅—米斯勒集中营。——编注
[25] 威廉·布希霍尔茨（Wilhelm Buchholz）和卡尔·施图克（Carl Stucke，1890—1940），都是际共团成员，后来参加了德共。在二战期间，施图克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遇害。——编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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