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一切权力归苏维埃！（1918—1919年德国革命文献汇编）
诺斯克与残杀同志的开始
卡尔·雷茨拉夫
根据卡尔·雷茨拉夫的《斯巴达克斯的兴衰：一个党务工作者的回忆》（Spartacus—Aufstieg und Niedergang. Erinnerungen eines Parteiarbeiters）（法兰克福：Neue Kritik，1971年）中《诺斯克与残杀同志的开始》（Noske und der Beginn der Genossenmorde）一章译出。
1918年年底，斯巴达克斯同盟、布莱梅的德国国际共产主义者集团和其他一些接近斯巴达克斯派的个人与小组在柏林举行了一次大会。这次大会从12月30日开到了1919年元旦。它成了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斯同盟）的成立大会。
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层拥护战争，社会主义的核心——反资本主义、国际团结、反军国主义——被撕碎了。反对社民党政策的社会主义者成了一盘散沙，彼此之间只有很有限的联系。这对这次大会造成了明显的影响。由于戒严、地下生活或斯巴达克斯派领袖的被捕，革命的社会主义者被分成了许多小圈子，彼此之间很难对未来的任务进行讨论。
罗莎·卢森堡、列奥·约吉希斯[1]、保尔·列维和其他斯巴达克斯同盟的创始者及中央委员会委员都想让党参加即将举行的国民议会选举，还有各邦议会和各市镇议会的选举。在1918年12月16日举行的全德工人士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代表们表示拥护议会制度，所以斯巴达克斯同盟才做出了这个决定。而且，卢森堡和约吉希斯还想把党名定为“社会党”而不是“共产党”。卡尔·拉狄克邀请新党参加共产国际，但卢森堡和约吉希斯却以时机还不成熟为由回绝了。但是，在德共成立大会上，卢森堡和约吉希斯的各项提案却被大多数人否决了。他们反对参加国民议会和邦议会的选举，并把新党的党名定为“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斯同盟）”。从莫斯科赶来参加大会的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代表卡尔·拉狄克的发言产生了巨大影响。
无需多言，卢森堡和约吉希斯是要建立苏维埃制度的。他们也拥护建立新的社会主义政党和新的社会主义国际，但是，他们根据革命在11月9日后的发展，得出了绝大多数德国无产者还不支持斯巴达克斯同盟的革命路线的结论。他们知道，虽然旧制度的军事力量在大战中遭到了沉重打击，但旧制度的其它成分，比如警察力量和司法制度，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原封未动。考虑到各方面的情况，旧的国家机关依然要比分裂的、精疲力尽的无产阶级强大得多，尤其是它还得到了社民党的支持和扶助。卢森堡和约吉希斯虽然坚持反资本主义道路，但他们认为最紧迫的任务是教育人民。
党纲必须明确而彻底地体现社会主义的理想，这主要是因为党员人数还很少。作为党纲的作者，罗莎·卢森堡并没有获得全面支持。虽然她的草案大体上获得了通过，但还是成立了一个修改部分党纲的专项委员会[2]。党纲应该把全国各地的党组织都团结起来。但是，新的事变却把我们卷入了旋涡，差点毁灭了我们。罗莎·卢森堡、卡尔·李卜克内西和列奥·约吉希斯都被卑怯的凶手残杀了。
反革命比我们更快站稳了脚跟。在旧制度垮台后的七个星期里，帝国陆军的许多部队以“自由军团”名义重新粉墨登场，我们随时都得提防他们的袭击。作为中央政府的成员，诺斯克在1919年初被一个姓莱茵哈特[3]的上校任命为国防军总司令。在跟兴登堡派去的代表们开会时，诺斯克宣称总得有人对革命派进行无情打击，赢得了军官们的掌声。他表示会承担责任，并说了这样一句话：“总得有人去当嗜血的猎犬”。一位社会民主党人愿意去当猎犬，这让军官们感到很欣慰。起初被任命为总司令的是霍夫曼[4]将军。但是莱因哈特上校划掉了他的名字，改成了诺斯克。一个军官的随意之举，就被艾伯特政府毫无异议地接受了。
诺斯克这种人很符合被认为是“民族精英”的军事贵族的口味。军事贵族是在对大城市和无产阶级的厌恶中长大的。他们在军校里接受了俾斯麦的教诲：“我信不过大城市的人……我在那里找不到真正的普鲁士人。但是，假如大城市再次造反的话，真正的普鲁士人就会教会他们顺从，即使是要把他们的脸踩进泥地里。”
他们找到了一个最适合迫在眉睫的反革命任务，即镇压革命工人的人：社会民主党人诺斯克。而进行下一项任务，即进行复仇战争，需要更多的时间。为此，军方首脑需要获得广泛的支持，他们需要一个能给他们带来这种支持的人。在1919年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他们找到了这个人：阿道夫·希特勒。
曾有一段时间，我很熟悉诺斯克。早在他狂热地拥护战争之前，我就知道他了。那应该是在1912年，那时我还很年轻，我读了一篇文章，讲的是国会里的一次辩论，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卡尔·李卜克内西提交了一个议案，对柏林德贝里茨[5]训练场用尸体当靶子的做法提出了抗议。德贝里茨的指挥官从柏林一带的医院里弄来尸体，安在靶位上，用来展示枪炮对人体的杀伤效果。在李卜克内西发言时，跟他一个党的诺斯克站起来大喊：“难道要用活人吗？”他的话引起了资产阶级政党的笑声和掌声，而社会民主党人却报以沉默。
作为新任总司令，诺斯克参加了陆军和自由军团的多次军官会议。因此，他一定直接了解他们的计划。德国没有遵守1918年11月9日的停战协议，继续进攻东欧的新生国家，他也要对此承担责任。德军无视自决权，没有撤出被它占领的俄国波罗的海省份，尽管俄国政府在十一月革命后立即宣布废除城下之盟——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6]。
德意志帝国垮台后，过了几个星期，德国最重要的政治问题变得清楚了：应该加强和扩大工人士兵苏维埃，并废除旧的国家机关，还是应该选举新的国民议会？人民全权代表政府赞成解散工人士兵苏维埃。在全德工人士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大多数代表也赞成这一点。代表大会的许多代表根本不是革命派，他们也没有一个共同的纲领。只有少数几个工人士兵苏维埃真正理解自己的政治责任。因此，大多数苏维埃都自行解散了。剩下的被暴力解散了。一些代表被残杀了。前东普鲁士总督、社民党人奥古斯特·温尼希[7]在回忆录里写了一件谋杀案：一个士兵苏维埃代表离开兵营后，在巷子里被枪杀了。凶手从未被抓获。用温尼希的话来说，“士兵依然忠诚。”
德国的历史又重演了。在1848年3月，普鲁士军国主义在柏林起义中遭到了沉重打击。只有少数几个共和派相信普鲁士军国主义已被粉碎，所谓的法兰克福预备议会的两个议员施特鲁威[8]和赫克尔[9]起草了1848年的共和派纲领[10]。预备议会迟迟不肯做出决定，并任命了一个委员会调查民意。议会没有让施特鲁威和赫克尔参加这个委员会。为了抗议，他们退出了议会，在巴登还举行了一场拥护他们的示威游行。后来，符合他们想法的议会在法兰克福的圣保罗教堂被选了出来[11]，但是宝贵的时间已经被浪费掉了。军队介入，解散了议会，一个陆军将领当上了总理。在那时候，许多被认为是共和派和民主派的人，都开始拥护容克和军队将领，并表现得比他们更加反动。由于民主派犹豫不决，德意志在1848年被普鲁士化，这跟社会民主党在1918—1919年跟军方勾结、最后导致纳粹主义上台非常相似。在1848年和1918—1919年，军国主义都被本应是它的敌人的人拯救了。
在1918—1919年，社民党的《前进报》大肆渲染斯巴达克斯同盟的“恐怖的暴行”，比资产阶级报纸还过分。然而根本没有什么“恐怖的暴行”。没有一个人被杀，没有一件东西被抢。所谓的“恐怖”，无非就是心怀不满而焦躁不安的群众，几乎天天举行示威游行和政治集会，把政府给吓得心惊肉跳。其中一些游行和集会是斯巴达克斯同盟为了阻止反动文武官员的复辟而组织的，但是，人民天天在食品店、失业办公室和救济办公室前举行自发抗议，要求获得食物、燃料、药品等等。中央和地方政府无力满足人民的日常需求，却辩称斯巴达克斯派一旦上台，协约国就不仅会加强封锁，更会重新发动军事行动，一切就会变得更糟。“斯巴达克斯”成了一个广泛使用的蔑称，就跟前不久的“社佬”[12]和后来的“犹太人”一样。
厄运很快就降临到了我们头上。独立党退出内阁后[13]，艾伯特政府就想把柏林警察总监艾米尔·艾希霍恩给撤职，他是一位广受欢迎的独立党人[14]。政府想撤掉他，换上社民党人欧根·恩斯特[15]。艾希霍恩收到了撤职的通知，但拒绝离职。他公开表示，他是由执行委员会任命的，只有执行委员会才能撤他的职。欧根·恩斯特和新上任的柏林城防司令（Stadtkommandant）费舍尔[16]亲自来到警察总局，但还是不得不离开了。当柏林人民得知政府企图撤掉艾希霍恩的职务时，七十万人自发涌上了亚历山大广场，表示拥护艾希霍恩。这一天是1919年1月6日，星期日。当时我也在广场上。我跟青年教育协会[17]的其他会员一起，涌入人群，前往亚历山大广场。一路上不断有人加入我们。
在警察总局外面，艾希霍恩和独立党领袖向群众发表了讲话。所有人都提到了《前进报》的特别无耻的污蔑。讲话结束时，有人喊出了“到《前进报》去！”，得到了成千上万人的响应。一下子就有好几千人，包括我在内，向《前进报》报社冲去。
在《前进报》报社的入口，人群跟几个保安发生了短暂的混战，但他们没法阻止我们。我们占领了报社，把保安和工作人员赶回了家。没有开枪，没死一人。在报社里，我们发现了一大堆轻重武器，从手枪到迫击炮都有。
谁也不知道是谁最早喊出“到《前进报》去！”的。到底谁是挑拨分子，有许多说法。第一个喊出这句话的人，或许是挑拨分子。但也可能是一个被当时的群情激愤所感染的抗议者。自发的群众行动就是这样出现的：有些人喊出了大家共同的心声。在群众情绪高涨的时期，自发行动就是这样出现的。
毋庸置疑，占领《前进报》的行动并不是事先准备好的——至少不是刚刚成立的德共策划的，也不是“革命委员会”（Revolutionsausschuss）策划的。革命委员会是在1月6日早上由卡尔·李卜克内西、格奥尔格·雷德布尔和保尔·肖尔策[18]成立的[19]。革命委员会还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前进报》报社就被占领了。其实，除了宣布艾伯特政府为非法之外，它也没有做任何事情。然后它就被解散了。
对战争的失败感到不满的保守头脑，是不能对这些事件做出正确的判断的。被叛卖的工人把自己的怨气发泄在这些报刊上，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多年来，这些报刊一直在向他们灌输谎言，挑唆他们去跟其他民族打仗，现在又假惺惺地叫嚷“秩序井然”。在大战期间，《前进报》的编辑们成了最可恶的宣传家，这是许多叛徒的典型特征之一。更有甚者，在大战爆发时被军方撤职的那些编辑一直没能恢复工作。这让许多柏林工人深感愤怒。艾伯特和谢德曼继续让弗里德里希·施坦费尔[20]担任编辑。社民党左翼——后来脱离社民党，成立了独立党——一直认为《前进报》被军方夺走了。
占领《前进报》报社后，工人继续占领了附近的整个报社区（Zeitungsviertel），柏林的大部分报社都设在这个街区。罗莎·卢森堡和列奥·约吉希斯对此毫不知情——他俩甚至不知道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历史上没有一支革命力量是顺着铺好的道路前进，每走一步都能冷静地、谨慎地分析自己的力量的。在刚开始的时候，谁都不知道自己的力量到底有多大。
从群众占领《前进报》的方式，可以确认这次行动并不是事先策划好的。在寒冷的一月，《前进报》报社里里外外有上千人，在讨论接下来该怎么办。我想找到负责人，却根本找不到。过了几个钟头——当时已经很晚了——我跟大多数人一样回了家。我从大清早就一直站着，都没坐下来过，早就又累又饿了。
第二天早上，我又去了《前进报》报社，见到了卡尔·格鲁布什[21]，他把从昨天晚上开始发生的一切都跟我讲了，特别是成立革命委员会和占领报社区的事。《前进报》还要继续出版，但报头上加了个副标题：《大柏林革命无产阶级的机关报》（Organ der revolutionären Arbeiterschaft Groß-Berlins）。我也想帮忙。他们先是叫我骑着摩托车去把所有打字员和印刷工都找来。接任《前进报》总编的是一个苍白、高瘦的人：欧根·列维涅。
印刷工来上班了。有大量的纸张可用，新的《前进报》的第一期就在1月7日中午出版了。头版登出了饱含革命哀痛的呼吁：“工人们！同志们！街上的所有人！革命在危急中！你们必须证明自己愿意做出牺牲！你们昨天的表现，说明整个大柏林的无产阶级愿意站出来为革命而战，你们要再次证明这一点……”
与此同时，格鲁布什开始组织报社的保卫工作，参加保卫工作的都是昨天整晚留在《前进报》的工人，或是星期一早上又来到报社的工人。我被认为不适合参加这项工作，因为我这辈子从来没扛过枪。但是，接下来的几个晚上，我都是在《前进报》报社度过的，随时准备迎击政府军的反攻。我只有在吃饭时才回家。每天我都要骑着摩托车在城里逛几个钟头，监视军队的动向。政府正在准备反攻。在柏林城内，士兵带着包括火炮在内的重武器来来去去。没有人阻止他们。
艾伯特和谢德曼的“政治家素质”，包括把权力移交给所谓的专家。这些专家做的一切，都符合他们的军事专业。他们曾无情地向赫雷罗人[22]、保加利亚人、俄罗斯人和法兰西人开战，现在又向德国工人进行了无情的报复。对艾伯特、诺斯克和军官们来说，“德国人不打德国人”就是一句空话。
占领《前进报》没有流一滴血，但是接下来的混乱与软弱却是致命的。卡尔·格鲁布什拼命协调《前进报》的保卫工作，但是他没有多少威望，二三十个不知哪儿来的人为了最基本的保卫措施一连吵了好几个钟头。有几个人要求派人把守机械室，这个要求被接受了。所以，《前进报》的机器毫发未损。然而，比这更加迫切的保卫措施却被忽视了。比方说，有人建议推倒地下室的墙，这样在遭到炮击时，就可以从地下室逃走，但这个建议被否决了。在报社遭到枪林弹雨袭击之前，最天真的一些占领者还不肯相信军队会炮击报社。由于机器完好无损，所以诺斯克的军队占领报社之后，第二天就能重新出版《前进报》。那期《前进报》上刊登了唆使杀害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那首臭名昭著的“诗”[23]。
政府只花了几天时间挑选部队，被选中的部队集结在文斯多夫—佐森[24]和德贝里茨的军事训练基地。到了星期四，《前进报》报社周围的整个街区都被封锁了，但是人们还是可以进进出出。军队在各个街角设置了工事。路过的人都要被搜身，检查身上有没有武器。这一切就发生在一百万柏林居民的眼皮底下，他们几乎全都无动于衷。假如柏林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人真的心向革命的话，政府军早就被轻易缴械了。
我的任务之一是与党中央委员会的秘密办公地点保持联系。我每天去那里一次。我在星期五去那里的时候，玛蒂尔德·雅科布[25]以罗莎·卢森堡的名义通知我[26]，在天黑之前把欧根·列维涅从《前进报》报社带出来，领他去参加中央委员会的一次重要会议。在返回《前进报》报社的路上，我发现军队又往前推进了几个街区，加紧了封锁。我身上没带武器，尽量装出无辜的样子。我设法赶回了《前进报》报社。报社很大，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列维涅。在跟同事们讨论了一阵子中央委员会的口信后，列维涅才愿意跟我走。但是他还想在当晚赶回来。
当时，天已经黑了。但我还是把列维涅带到了预定的开会地点。然后我就回家吃饭，整理了一些东西，因为战斗看来就要打响了，我恐怕回不来了。我没有把我的打算讲给我妈听。我只写了几行字。我最后一次回到了被包围的《前进报》报社。路上我被拦下了好几次，但他们都放我过去了。我赶到报社时已经是半夜了。列维涅再也没有回来。
凌晨，实力相差悬殊的战斗开始了。几个小时后，我们投降了，战斗结束了。政府军在夜色的掩护下从四面八方向我们进攻。他们动用了重机枪、火炮和迫击炮，部署在三四百米外的阵地上。狙击手趴在附近的楼房的楼顶上和烟囱下面。《前进报》报社有很大的窗户，完全暴露在狙击手的视野之中，还有报社周围的院子也是完全暴露的。《前进报》的保卫者都成了活靶子。没过多久，我们就有几个人牺牲或重伤了——而我们甚至都没看见开枪的人在哪里。我们惊慌地发现，占领《前进报》的并不是一支训练有素的战斗力。显然，许多占领者并没有预料到要进行一场殊死的搏斗。现在已经没法离开了。他们躲进地下室里，躲在印刷车间的纸堆后面。
我们还在期待柏林工人来拯救我们。几天来，占领者中间一直在流传着几十万工人将会从后方打击诺斯克军队的传闻。我们很愿意相信这些传闻。在政府军进攻前的最后一个晚上，有人对我们说，施瓦茨科夫工厂区[27]的工人，还有施潘道的几千名武装人员正在赶来帮助我们。我们多次以为听见了诺斯克军队后方的信号。但这些全都是幻觉。
在本文中，我不想贬损任何一个占领《前进报》的人。在占领《前进报》之前，他们当中大多数人可能都是社会民主党人。他们并没有革命斗争的经验，他们在政府里的同志居然会使用自从1848年之后就没有在德国用过的手段来无情地进攻他们，让他们手足无措。威廉二世说过，士兵在必要的情况下必须枪杀自己的亲生父母，但他并没有下过这样的命令。而社会民主党人艾伯特和诺斯克却下了这样的命令。
只有少数几个勇敢的人向政府军还击。他们这样做，是因为确信政府军不敢直接进攻。我从一个房间跑到另一个房间，把水和子弹带给人们。我们的武器弹药都是在报社里找到的。
我很不擅长描写战斗场面。但在这次战斗中，由于实力是一边倒的，所以一切都很简单。诺斯克军队用重机枪打碎了《前进报》报社和附近楼房的全部窗户和正面墙壁。战斗开始后，过了两个小时，我们还不肯投降，他们就用火炮轰击。手榴弹丢过墙头，炸成碎块，整栋大楼烟尘弥漫。有时候烟尘厚得什么都看不见。一些房间里的煤气管坏了，燃起了火。这在那些已经愿意投降的占领者当中造成了恐慌。他们跑过走廊，大喊“有毒气！有毒气！”格鲁布什和其他人还在试图协调防御，人们冲进房间，请求他们交出报社。
卡尔·格鲁布什和诗人维尔纳·莫勒[28]建议率领代表团谈判[29]。他俩和另外五个人挥舞着白衬衫，走出了报社。他们再也没有回来。两个小时后，我们在贝尔成亲大街[30]的龙骑兵兵营的院子里，看见了他们残缺不全的尸体。他们被枪杀、刺杀、殴打，尸体被公开摆在院子里，诺斯克的士兵围着他们大笑，不少人身上还沾着血迹。
凶手后来宣称，代表团的口袋里藏着达姆弹。他们在大战中学会了这种无耻的谎言。特别是在大战初期，他们在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经常用这种借口来枪杀平民——男人、女人和小孩——和焚烧村庄。而在残杀《前进报》的占领者这件事上，为凶手辩护的人，记者，“历史学家”，都在抄来抄去，直到现在还在重复这些谎言，却根本不去查证一下事实。手无寸铁、准备投降的人却在口袋里装满达姆弹——这种鬼话有谁会相信吗？
在代表团回来之前，我们还要继续保卫《前进报》。尽管政府军动用了重炮和机枪，我们还是坚持了一个小时。政府军还是不敢发动全面进攻。他们派了两个士兵，打着白旗过来了，声称我们的代表团已经谈好了投降条件。他们对于我们的代表惨遭杀害一事只字不提，却叫我们放下武器，把手举过头顶，一个一个地走出报社。我们还有大约三百人，其中还有好些戴着红十字臂章的妇女。楼里还有这么多人，这让我吃了一惊。在送水和子弹的时候，我以为报社里顶多只有一百人，其中积极参加战斗、用步枪和机枪射击的人大概有四十到六十人。
他们叫我们排成队，每一行四人。然后我们被押送到龙骑兵兵营，到那里的时候我们还举着手。诺斯克的士兵一路上都在用枪托砸我们。街道上挤满了人。其中一些人还用手杖和雨伞戳我们。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一个司机，他驾着一辆运送啤酒的马车，穿着皮围裙，用鞭子狠狠地抽我们。
我们到达龙骑兵兵营时，被带进了院子里，看见了惨遭杀害的代表。重机枪已经架了起来，枪口对着我们，随时准备开枪。我站在前排。我并不害怕。我很快脱下了外套，放在面前。我莫名其妙地产生了这样的念头：外套会还给我妈的。当然，我们的东西，都会像代表们的一样，被士兵抢走。但是什么都没发生。我们在那里站了四个小时。后来我听说军官给艾伯特政府打电话，要求下发书面许可，枪毙三百名俘虏。看来诺斯克虽然怂恿他们枪毙我们，却不肯下发书面命令。
士兵们来来去去，羞辱我们，威胁我们，大骂“该死的逃兵！”还把几个人打翻在地上。突然间，我们和行刑队之间空无一人。面对我的士兵把食指放在了扳机上，另一个士兵抓住了子弹带。就在这时候，一辆摩托车开进了院子里，司机交给指挥官一张纸。我们站在那里，面对着随时准备开火的机枪，等了一个钟头。最后，我们被带进一间马厩，那天晚上我们就是在马厩里度过的。
接到命令时，行刑队已经做好了射击的准备，当时许多俘虏都跪倒在地，我左右两边的人也是。他们紧紧抓着我，差点把我也拉倒在地上了。靠近我的另一个俘虏也跟我一样勉力站着。在马厩里，我们聊了起来。他是个意大利记者，姓米西亚诺[31]。他一直在《前进报》报社报道事态。投降后，他想出示记者证，却遭到了毒打。米西亚诺当时是意大利社会党党员。意大利共产党成立时，他参加了共产党。十年后，我又在莫斯科见到了他。
马厩里根本没有足够的地方让人躺下，所以我们就在地板上站着或坐着，度过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我们被押往莱尔特大街[32]的监狱。我们再次排成四人一排，举着手，走在柏林的街道上。我们前后都是搭载着机枪的汽车，随时准备枪毙我们。我们左右都是士兵，拿着上了刺刀的步枪。那时是星期天早晨。街上没有多少人。我们见到的为数不多的人可能是去教堂的。跟前一天一样，有人辱骂我们，丢石头砸我们，用雨伞和手杖打我们。一个穿黑衣的老夫人跑到我身边，追了我们一条街，大骂“杀光他们！杀光他们！”士兵们觉得很好笑。柏林的无产阶级革命群众没有出现。我想今天是星期天，他们应该都在家里休息吧。
到了监狱，我们被关进牢房里，每间牢房关四个人。前几天的事件让我忘记了饥饿和疲劳。现在我感到了双倍的饥饿和疲劳。我有四十八小时不吃不睡了。监狱当局没料到会有三百个俘虏在星期天抵达这里。我们坐在地板上，饥肠辘辘，筋疲力尽。大家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当天晚上，事情开始变化了。我们听见了撞门声、怒吼声和枪声。有好几次，士兵用枪托砸我们的牢房门，大喊：“准备受死吧！明早你们就要被枪毙了！”这并不是空洞的恐吓。我们听见的枪声，说明有俘虏被处死了。我被俘后，就知道自己必死无疑。遇难者的人数从来没有得到准确统计。普鲁士政府和中央政府都不肯进行调查。有时候会承认“在报社遭到占领的背景下”有165名平民被杀。政府军的伤亡非常小。
第二天早上，士兵跟监狱工作人员及牢头走进牢房，给每个人发了一块肥皂，一块面包。跟我关在一起的三个人冷静了下来，玩起了九子直棋[33]。我把棋盘摆在地板上，从外套和衬衫上摘下纽扣。几天几夜过去了，没有人来审问我们，甚至没有人问我们叫什么名字。每天我们都会得到水、面包和肥皂。
过了几天，走廊上传来一阵骚动。我们听见枪托敲击牢房门的声音、靴子踹在牢房门上的声音还有许多喊声。然后一个士兵走到我们的牢房门前，踹了几脚门，大喊：“李卜克内西和罗莎死了！”他用名字称呼罗莎·卢森堡。到了现在，我还是无法描写我当时的感受。即使是连夜来的死亡威胁，都没有这个消息对我的打击大。
那天晚些时候，三个狱友和我都冷静了一点，我们以为，这只是又一次恐吓。但是，第二天，一个牢头在发水时拿给我们一份《柏林午间新闻》。他特意把报纸折成能让我们看见头版标题的样子：《李卜克内西在逃跑时被枪毙，罗莎·卢森堡被暴民杀死！》
然后，他们开始提审俘虏。一些人被放走了。士兵也不来了。审讯是由警察进行的。四天后，我被叫去监狱办公室。他们记下了我的个人信息，说法院准备起诉我。审讯结束后不久，他们又把我从牢房里叫了出去。他们把我带到门外，放走了我。
几个钟头后，我才知道我能这么快就被放走，是因为情况混乱所致。我特地提到这一点，是因为《莱比锡人民报》[34]后来指责我说，莱尔特大街监狱里的另一个俘虏被多关了几天，都是我害的。但是，当一个俘虏被放走时，难道他还会跟当局反复核对，确认自己就是当局要放走的那个人吗？
回到家后，我妈只是说：“幸好你回来了。”我直接告诉她，我很难受，什么话都不想说。我马上换了衣服，吃了点东西，就去找保尔·尼奇克（Paul Nitschke）。我觉得应该到外地去避一避风头，尼奇克也同意我的意见。我们的怀疑是正确的：就在那天下午，一队军队巡逻队去了我妈那里，叫我妈把我交出来。
我出来后，刚好赶上了李卜克内西、《前进报》保卫者代表团和其他遇害者的葬礼。我加入了几十万人的送葬队伍，把二十七位死者送到弗里德里希斯菲尔德墓地[35]。
三天后，1月29日那天，我们又遭受了一个打击。斯巴达克斯同盟的创立者、中央委员会委员弗兰茨·梅林去世了，享年七十三岁。他已经病了很久。他在大战期间曾被监禁，这对他的健康造成了很大影响。他的好友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遇害也对他打击很大。
我记得威廉·皮克叫我弄个花圈，参加梅林的葬礼。我带着花圈，花圈上面有一个红色蝴蝶结，从施泰格利茨[36]赶到梅林家。我发现列奥·约吉希斯和皮克已经到那里了。尽管自由军团和警察都在追捕他们，他们还是去向梅林道别了。中央委员会的其他委员不是被捕就是躲起来了。
多亏了约吉希斯的勇气和精力，才使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遇害的真相大白于天下。他能够证明报上登出的一切都是蓄意编造的谎言。约吉希斯查出了凶手的身份，并揭露了谋杀的细节。在行凶后，几个凶手在酒吧桌子旁边被拍了下来。约吉希斯设法翻拍了照片。
罗莎·卢森堡的遗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找到。因此，有传闻说她设法逃走了。但是约吉希斯证实了她的死讯，并竭力寻找她的遗体。他有好几次表示，他怀疑卢森堡的遗体可能被烧掉了，或是被丢进水里了。不久后，约吉希斯也遇害了，又过了几个月，有人在防波堤运河[37]里找到了卢森堡的遗体。
领导德共、对谋杀案进行调查的重任都交给了保尔·列维。列维很清楚，这样做会使他陷入险境。他非常清楚，反革命已经把他列入了必杀名单。但是，尽管列维是个文静、没有野心的人，他依然毫无畏惧。
到了现在，没有什么机构有兴趣研究1918—1920年的各种事件了。历史学界对这段历史毫无兴趣。但是，还是有一些文件发表了出来，让我们能够更加接近真相。比方说，哥廷根科学院在1958年发表了曾在陆军总司令部任职的冯·泰尔少将的日记[38]。冯·泰尔写道：“前禁卫军为什么不惜名誉，也要效忠艾伯特呢？……艾伯特和谢德曼对李卜克内西和罗莎怕得要死，不惜利用犯罪手段也要让他们消失，同时却否认自己与他们的死有关！”
弗里德里希·施坦费尔领导下的《前进报》编辑部要对在德国煽动政治谋杀承担重大责任。想想看吧，阿尔图尔·齐克勒[39]写下了这样的话：“死了成百上千的无产者，但是其中没有卡尔、罗莎、拉狄克，没有他们的那一伙！”《前进报》自命为工人报纸，但是它从来没有这样总结世界大战的后果。假如他们会这么做的话，他们就该这么写：“死了一千一百五十万无产者，但是里面没有威廉，没有兴登堡，没有鲁登道夫！”
二十五年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副国务卿萨姆纳·威尔斯在他的书《决断时刻》（The Time for Decision）里讲到了李卜克内西：“假如能有足够多的卡尔·李卜克内西，德国和全世界的未来恐怕都要改写。在魏玛共和国的表面下，造成了1914年的大灾难的各种势力依然保持了强大的力量，并在积极活动。[40]”
德国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从来没有这样的远见。只有那些在纳粹统治时期上了绞刑架或断头台的社民党员，才在死到临头之时幡然悔悟：艾伯特政府为希特勒的统治奠定了基础，如果希特勒和斯大林这两个独裁者的最强有力的对手没有被杀害，俄国革命就不会在斯大林的独裁统治下堕落，也就不会有希特勒的独裁统治了。
对同志们的残杀在德国开始了。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的遇害，像冤魂一样缠绕着德国社会民主党和魏玛共和国，就像斯大林的手下的冤魂缠绕着俄国共产主义运动和苏联一样。
罗莎·卢森堡从来没有要求占领《前进报》，她只是要求同反革命作斗争。她公开反对政变，并在斯巴达克斯同盟的纲领中明确指出：“只有在全德国绝大多数无产阶级群众表现出了明确坚决的意志，并自觉地赞同斯巴达克斯同盟的前景、目标和斗争方法的情况下，斯巴达克斯同盟才会接管政权。”
卢森堡对布尔什维克的批评，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则。在青年教育协会里，在德共里——尽管它受到了凶猛的迫害，却依然壮大了起来——我们多次讨论了列宁和卢森堡之间的分歧。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假如社民党左翼及时（也就是说更早地）同腐朽的官僚一刀两断，假如它参加了议会活动和公共政治，假如它拥有一批列宁所说的那种有组织的骨干，那么卢森堡、李卜克内西、约吉希斯还有许多人就不会那样惨死了。[41]”
我必须强调指出，在1919年的头几个月里，我们在柏林生活在围城状态之中，生活在戒严的恐怖之中。我们共产党人被禁止从事一切政治活动。我们没有报刊，没有对抗政府和媒体的谎言与污蔑的合法手段。任何公开表示不满的行为，任何不符合当局心意的东西，都会被打成斯巴达克斯派。一家报纸登出了这样的头条新闻：《斯巴达克斯派大吃布丁和黄油！》。谁也说不清这是什么意思。也许只是为了把人们的注意力从死于流感的大量儿童身上转移开？
我们只能在最危险的情况下进行非法的组织活动。约吉希斯设法印出了传单，但是每一台印刷机都是他用命换来的。一份传单介绍了约吉希斯对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遇害案的调查结果。另一份传单反驳了得到政府撑腰的反布尔什维克同盟制造的无比下流却又非常威胁的谎言[42]。反布尔什维克同盟炮制的最臭名昭著的谎言就是“斯巴达克斯同盟要共产共妻”。这种谎言都有人信，根子出在德国资产阶级的本性上。
我们党的领袖牺牲了，但我们仍在追寻他们的理想。必须巩固德共，必须在各地成立地方组织。不参加选举的过激决定，使我们的工作变得非常困难。我们继续宣扬苏维埃制度是理想的政府形式。但是，由于苏维埃自己都抛弃了苏维埃的理念，我们就只好从事现实政治了。
我住在柏林—莫阿比特区，那里的德共临时委员会是由大战期间形成的旧斯巴达克斯派团体构成的，但是两个年纪最大的委员除外，他们曾退出了政治活动。我每天晚上都要出去发展新党员。很快就建立起了一个组织结构，成立了一些小组，小组在碰头时要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但是，这个结构也只存在了很短一段时间……
自由军团每天都在莫阿比特巡逻。警察定期搜查旅馆。我觉得自己被盯上了，随时都可能被捕。在一位同志的推荐下，我搬到了他的一个亲戚家里，那是一个又老又聋的女人。住在舍内贝格[43]。但我继续在莫阿比特开展工作。
在我为中央委员会做地下工作的时候，我又一次侥幸躲过了死亡。我到纽伦堡广场（Nürnberger Platz）附近一家小印刷厂去取传单，那家印刷厂从大战期间就开始帮我们印刷了。就在进入地铁之前，我的背包带子断了。为了修好带子，我把沉重的背包放在地上。就在我修补带子的时候，一队巡逻队从我旁边经过。要是他们搜查了背包，我准会被当场枪毙，要么就是被战地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几天后我又碰到了相同的情况。我跟一个女同志去法兰克福大街（Frankfurter Straße）的一家印刷厂去取传单，那个女同志还参加过出版利希诺夫斯基亲王回忆录的工作[44]。我俩推着手推车的时候，旁边来了一支巡逻队。女同志吓坏了，丢下了手推车，跑进了一家商店。我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继续推着手推车，从巡逻队旁边经过，一步都没停下来。
骑士大街（Ritterstraße）的一间地下室是我们的收发室。我们在那里把传单包装成不太显眼的包裹，再通过多家邮局发往德国各地的几百个地址。收发室的负责人是奥托·弗兰克[45]、前面提到过的那位女同志和我。我们按照约吉希斯的指示，无比慎重地对待工作。写错地址、贴错邮票、包裹没有捆扎好，都可能导致包裹暴露，进而暴露地址。
二月的一天，约吉希斯在黄昏时分来跟我们一起工作。我们用的那间地下室又冷又不舒服，让他感到很不高兴。他说，他“作为一个工会活动家”，不能容忍这种情况。奥托·弗兰克道了歉，说他实在找不到更好的地方了。我到现在还记得这个小插曲，是因为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约吉希斯。顺便说一句，那个地下室从未暴露。
国民议会选举毫无阻碍地结束后，在很短一段时间里，《红旗报》获得了出版的许可。第一期用了半个版面刊登了约吉希斯对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遇害案的调查结果的摘要，还登出了凶手隆格与同伙在一起的照片[46]。涉嫌谋杀的士兵的姓名和军衔都被列了出来。这些文件发表后，几家大工厂爆发了罢工，政府不得不让法庭对凶手进行调查。一些凶手被短暂监禁，但审理过程遭到了故意拖延，最后不了了之。过了很久，才有几个凶手被判处轻刑——但不是因为谋杀，仅是因为“不当得利”；比方说，一个军官被判刑是因为他想卖掉罗莎·卢森堡的手表。
正当国民议会在魏玛讨论新的全国宪法和新的德国军队——现在叫国防军——之时，柏林爆发了德国现代史上最血腥的屠杀。《前进报》一连几周都用好几个版面刊登广告，为自由军团招兵买马。自由军团在几百万退役士兵中获得了强烈的支持。参加自由军团的部队获得了工资和大量食物。在自由军团的头目当中，有不少是波罗的海沿岸的德意志人，他们接受过沙皇暗探局的训练，因为他们自己就是反犹屠杀和恐怖活动的参加者[47]。
1919年3月9日，《柏林午间新闻》登出了耸人听闻的报道，再次开始了对斯巴达克斯派的迫害。这篇报道的标题是：《斯巴达克斯派在华沙大道[48]大肆屠杀：六十名警官和多名囚犯被枪杀！》。3月9日是星期日。第二天，《前进报》和《柏林日报》也转载了这篇报道。《柏林日报》还给普鲁士内务部警务局局长多耶（Doyé）打了电话。多耶以一个声誉良好的公务员的名义，证实了报道，并鼓励报界转载这篇报道。诺斯克正在等着这个谣言传开。就在前一天，诺斯克得知此事后，便下令在柏林实行戒严。他并没有去核实这篇报道，而是下令逮捕所有共产党人。利希腾贝格市区被包围得水泄不通，自从德国农民战争爆发后，德国历史上最恐怖的大屠杀开始了[49]。人们在街上、在院子里，有时是在自己家中，当着家人的面，被活活打死，被枪毙。我当时不在那里，所以我无法介绍详细情况。但是我的朋友和熟人亲眼目睹了大屠杀，他们把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惨状告诉了我。
政府后来宣称“大约1200名斯巴达克斯派分子”被杀。这些“斯巴达克斯派分子”不过是左倾的工人和市民。德共在整个大柏林地区都没有1200名党员！经过进一步调查后，死亡人数上升到了两千人。许多家庭把亲人的死因登记为“意外”，其实这些人都是在自己家中或外面被残忍杀害的。
军队肆意屠杀数日之后，公众才开始对引发屠杀的报道产生怀疑。所谓被杀的警察和“其他囚犯”的尸体根本没有找到。也没有警察或囚犯失踪。简单来说，那篇报道是彻头彻尾的捏造。
诺斯克和《柏林午间新闻》的编辑必须对这次大屠杀负责。凶手是近卫骑兵师的人[50]，这个师的总部设在伊甸旅馆（Eden Hotel）——就是它杀害了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
没有人受到审判。《柏林午间新闻》的编辑辩称，有人从伊甸旅馆给他们打电话，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们。自由军团的一个头目声称：“我们没时间去核实这个消息。”诺斯克以更“诗意”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看法：“玩火者必自焚！”
3月10日，警察在诺伊克伦（Neukölln）进行搜捕，从一所公寓中抓走了约吉希斯；带头的警官姓塔姆希克[51]。约吉希斯马上被押到莫阿比特监狱，就在被押往牢房的路上，有人在台阶上朝他后脑开枪，杀死了他。关于他被逮捕和押往莫阿比特的经过，是五金工会[52]的一位活动家威利·文古特（Willi Winguth）告诉我的。文古特也住在诺伊克伦，他跟约吉希斯同时被捕。他告诉我说，约吉希斯在审讯室里遭到了警察的毒打，在他被带出审讯室时，几乎昏过去了。
几周后，塔姆希克又杀害了电工工会的领袖威廉·许尔特[53]，许尔特也是在被捕后背后中枪身亡的[54]。就在几周前，塔姆希克还杀害了海军少尉多伦巴赫，多伦巴赫曾是人民海军师的师长，他也是背后中枪而死的[55]。在杀害了三人后，塔姆希克被晋升为警察少尉，被派往外地任职，而提拔他的人就是普鲁士内务部长、社民党人塞费林。
人民海军师解散后，它的战士也在1919年3月遭到了屠杀，这表明三月份的柏林—利希腾贝格大屠杀是一个全面计划的一部分。3月11日，人民海军师的水兵们接到通知，叫他们到法兰西大街[56]的一栋楼房去领取“退役证书”和“杰出表现奖金”。大约三百名水兵去了那里。一个姓马洛的中尉[57]从水兵当中选出了三十人，叫其他的水兵离开。没被选中的水兵就站在院子里，突然他们听见了机枪声。二十九名水兵遇害；有一人及时卧倒，大难不死。他逃了出来，讲述了这次血腥屠杀。
跟往常一样，没有人受到审判。马洛中尉在一年后参加了卡普—吕特维茨暴动，带着一队叛军占领了《前进报》报社。后来他退役了，但不是因为他参加了暴动，而是因为军队的员额必须限制在十万人以内[58]，所以他被裁员了。马洛领到了退役费，在柏林—诺伊克伦的工人区开了一家香烟店。他的生意似乎做得不错。甚至没有人去砸他家的窗户。希特勒上台后，马洛重新入伍，当了监狱长。
[1] 列奥·约吉希斯（Leo Jogiches，1867年7月17日——1919年3月10日），党内化名叫列昂·蒂什卡（Leon Tyszka），出身于立陶宛一个富有的犹太家庭，少年时就参加了地下革命运动，1888年第一次被捕。1890年在瑞士遇见了罗莎·卢森堡，在1906年之前两人一直是相互的伴侣，而约吉希斯直到卢森堡牺牲之前一直是她的战友。他同卢森堡一起创建了波兰王国与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从1897年起，约吉希斯在流亡地德国领导波兰社会民主党。1905年返回波兰，在革命中发挥了重大作用，革命失败后被判处六年苦役，后逃回德国。在一战爆发前，因在关于俄国党的几个问题上同列宁产生分歧，跟列宁在政治上决裂；后来又在关于波兰党的问题上同拉狄克发生严重冲突。一战爆发后持国际主义立场，参加了《斯巴达克通信》的编辑工作，参加组织斯巴达克同盟，并支持打入独立社民党。1918年3月被捕，革命爆发后获释，成为中央局领导人。在德共（斯）成立大会上入选中央局。1919年1月反对李卜克内西的政策，1919年3月被反动军队杀害。——中译者注
[2] 请参阅本书收录的《斯巴达克斯同盟想要什么？》。——编注
[3] 应该是指《不顾一切！》中提到的瓦尔特·莱因哈特。——编注
[4] 马克斯·霍夫曼（Max Hoffmann，1869年1月25日——1927年7月8日），一战爆发时任德军第八集团军副参谋长，1916年，在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先后被调回柏林后，他被任命为东线德军参谋长。当苏维埃俄国同德国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进行和谈时，他是德方主要谈判代表之一。——中译者注
[5] 德贝里茨（Döberitz）是德国勃兰登堡州的一个小镇，德国陆军于1894年在当地建立了试验场。——中译者注
[6] 1918年3月3日，苏维埃俄国与同盟国（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和奥斯曼帝国）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签订了和约。——编注
[7] 奥古斯特·温尼希（August Winnig，1878年3月3日——1956年11月3日），生于布兰肯堡（Blankenburg）一个掘墓人家庭，14岁开始当砖瓦工学徒，1896年开始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912年担任建筑工会主席。一战期间拥护战争。十一月革命后，积极拥护反革命，并积极协助组建自由军团，国民议会选举结束后，担任东普鲁士总督。1920年拥护卡普暴动，卡普暴动失败后被社民党开除，此后逐步转向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立场。——中译者注
[8] 古斯塔夫·施特鲁威（Gustav Struve，1805年10月11日——1870年8月21日），生于慕尼黑的一个外交官家庭，当过律师，19世纪40年代成为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与共和派领袖，1847年9月与弗里德里希·赫克尔一同起草了《奥芬堡纲领》，在1848年3月召开的法兰克福预备议会上当选为议员，并主张建立统一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遭到否决后，退出议会，并于1848年4月在巴登发动起义，起义失败后被捕，1849年五月起义后获释，参加和领导了巴登的革命斗争，失败后流亡国外，1851年移民美国，1861—1862年站在北方一边参加美国内战，反对奴隶制。1863年回国，1869年定居维也纳，1870年在维也纳逝世。——中译者注
[9] 弗里德里希·弗兰茨·卡尔·赫克尔（Friedrich Franz Karl Hecker，1811年9月28日——1881年3月24日），生于巴登一个税务官家庭，当过律师。19世纪40年代开始参加共和派运动。1847年9月与古斯塔夫·施特鲁威一同起草了《奥芬堡纲领》。在1848年3月召开的法兰克福预备议会上当选为议员，鼓吹建立统一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遭到拒绝后，于1848年4月发动巴登起义，失败后逃往瑞士，1848年9月移民美国。来到美国后，积极参加废奴主义运动，并积极参加了美国内战。内战结束后回到伊利诺伊乡下务农，1881年去世。——中译者注
[10] 1848年3月，“预备议会”（Vorparlament）在法兰克福召开，准备在全德意志举行民主选举，建立一个君主立宪制的德意志国家；由于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反对，此举在1849年失败。古斯塔夫·施特鲁维（1805—1870）和弗里德里希·赫克尔（1811—1881）是最激进的共和派分子。——编注
[11] 即1848年5月18日召开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Frankfurter Nationalversammlung）。这个议会在1849年4月公布了《保罗教堂宪法》（Paulskirchenverfassung），它是第一部全德意志范围内的经民主决议产生的宪法，但从未得到实施。这届国民议会也在1849年5月31日解散。——中译者注
[12] “社佬”（Sozi）是对社会主义者的蔑称。——编注
[13] 请参阅《时间表》中的“1918年12月29日”。——编注
[14] 艾米尔·艾希霍恩（1863—1925），社民党人，1917年参加独立党后一直属于左翼，1920年参加德共。——编注
[15] 欧根·恩斯特（1864—1954），著名社民党员。——编注
[16] 安东·费舍尔（Anton Fischer，1873—1949），社民党人，一战中曾任少尉，1918年夏季负伤。1918年12月27日出任柏林城防司令，镇压了斯巴达克斯起义。——中译者注
[17] 在二十世纪初，青年教育协会（Jugendbildungsverein）对德国工人文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编注
[18] 保尔·肖尔策（Paul Scholze，1886年4月13日——1938年5月22日），十一月革命期间曾任柏林革命工长组织主席，一月起义时任革命委员会主席之一，20年代初成立国际工人救济会（Workers International Relief），1924年至1935年间领导国际工人救济会西欧分会。1929年至1932年被选为德共的柏林市议员。纳粹上台后流亡法国，1935年移居苏联，1936年含冤入狱，1938年遇害。——中译者注
[19] 保尔·肖尔策（1886—1938），革命工长组织成员。后来他积极参加了无产阶级救援组织——国际工人救济会（Internationale Arbeiter-Hilfe，1921—1933）的工作，并移居苏联，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遇害。——编注
[20] 弗里德里希·施坦费尔（Friedrich Stampfer，1874年9月8日——1957年12月1日），出身于律师家庭，1900年至1902年在《莱比锡人民报》任编辑，1902年以后在《前进报》编辑部工作。1915—1916年参加奥匈帝国军队，自1916年11月担任《前进报》总编，直到纳粹上台为止。——中译者注
[21] 卡尔·格鲁布什（Karl Grubusch）是红色战士同盟（Roter Soldatenbund）的创始人之一，红色战士同盟是一支接近斯巴达克斯派的工人民兵。——编注
[22] 赫雷罗人（Herero）是非洲南部的一个民族，主要居住在纳米比亚，少部分居住在博茨瓦纳和安哥拉，人口约有25万人。——中译者注
[23] 详见下文。——编注
[24] 文斯多夫—佐森（Wünsdorf-Zossen）是勃兰登堡的一个城镇。——中译者注
[25] 玛蒂尔德·雅科布（Mathilde Jacob，1873年3月8日——1943年4月14日），生于柏林一个小商人家庭，当过打字员和翻译。在一战期间积极参加了斯巴达克斯派的工作，并成为罗莎·卢森堡的密友，为她传递了大量信件。1918年年底参加了德共成立大会。1919年6月被捕，同年9月获释后，与克拉拉·蔡特金一起编辑《共产主义妇女》（Kommunistin）杂志。1921年与列维一起脱党，参加了共产主义社。1922年随列维返回独立党和社民党。纳粹夺权后饱受迫害，1942年7月27日被关进特莱西恩施塔特（Theresienstadt）集中营，1943年逝世。——中译者注
[26] 玛蒂尔德·雅科布是一位毕生致力于共产主义的活动家。1921年被德共开除，后来死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编注
[27] 施瓦茨科夫（Schwarzkopf）是德国一家老牌化妆品公司。——编注
[28] 维尔纳·莫勒（Werner Möller，1888年2月6日——1919年1月11日），笔名瑙法赫尔（Nauffacher），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锡匠，很年轻的时候就参加了社民党，后来当了作家。1914年参加了博尔夏特的柏林小组，帮助他成立了德国国际社会主义者集团。1915年被判处九个月监禁，后来成为柏林的德国国际社会主义者集团领导，同《工人政治》合作。后成为德国国际共产主义者集团领导，领导柏林的极左派。在1919年一月起义中，带头占领了《前进报》编辑部，后来被自由军团杀害。——中译者注
[29] 维尔纳·莫勒（1888—1919），无产阶级诗人，际共团与德共成员。——编注
[30] 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南边几公路处有个农场，为了纪念女主人和男仆结婚而取名为“贝尔成亲”（La Belle Alliance），1815年6月15日，威灵顿和布吕赫尔在这个农场会面，庆祝滑铁卢战役的胜利。1864年11月27日，柏林的腾佩尔霍菲尔大街（Tempelhofer Straße）被改名为“贝尔成亲大街”（ Belle-Alliance-Straße）。——中译者注
[31] 弗兰切斯科·米西亚诺（Francesco Misiano，1884—1936），记者、电影制片人，也是意大利共产党的创立者之一。——编注
[32] 莱尔特大街（Lehrter Straße）是柏林莫阿比特区的一条街道。——中译者注
[33] 九子直棋（Nine Men’s Morris）是流行于欧洲的一种棋类游戏。——中译者注
[34] 《莱比锡人民报》（Leipziger Volkszeitung）创刊于1894年，是社会民主党的一家老牌日报。——编注
[35] 弗里德里希斯菲尔德中央公墓（Zentralfriedhof Friedrichsfelde）是柏林利希滕贝格区的一处公墓，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许多活动家都葬在该墓地。——中译者注
[36] 施泰格利茨（Steglitz）是柏林西南部的一个市区。——中译者注
[37] 防波堤运河（Landwehrkanal）是柏林中部的一条运河，长10.7千米，建于十九世纪中叶。——编注
[38] 阿尔布雷希特·冯·泰尔（Albrecht von Thaer，1868—1957）；他死后，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日记被公开发表，题为《前线与陆军总司令部的总参谋部勤务》（Generalstabsdienst an der Front und in der O.H.L），获得了很多读者。——编注
[39] 阿尔图尔·齐克勒（Artur Zickler，1897—1945），社民党记者。——编注
[40] 萨姆纳·威尔斯（Sumner Welles，1892—1961），自1937年至1943年担任副国务卿。《决断时刻》讲的是二战后的德国，1944年于纽约出版。澳大利亚报纸《阿尔戈斯报》（The Argus）于1944年7月15日引用了这本书里的相关段落，这里引用的这句话就出自被《阿尔戈斯报》引用的段落。——编注
[41] 雷茨拉夫没有给出这句话的出处。——编注
[42] 反布尔什维克同盟（Antibolschewistische Liga）是一个存在时间很短（1918—1919年），但很有影响力的反动组织，它与杀害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凶手有联系。——编注
[43] 舍内贝格（Schöneberg）是柏林的一个市区。——中译者注
[44] 卡尔·马克斯，利希诺夫斯基亲王（Karl Max Fürst von Lichnowsky，1860—1927），德国外交官，1912—1914年出任德国驻英国大使。利希诺夫斯基对一战中的德国多有批评。在1916年，有人以“和平之友”的名义，出版了小册子《利希诺夫斯基亲王回忆录：我在1912—1914年出使英国的经历》（Die Denkschrift des FürstenLichnowsky. Meine Londoner Mission 1912–1914）。——编注
[45] 奥托·弗兰克（Otto Franke，1875—1953），斯巴达克斯同盟和德共的核心人物；二战期间流亡国外，后来参加了统一社会党。——编注
[46] 奥托·隆格（Otto Runge，1875—1945），自由军团士兵，据说是他用枪托打断了卢森堡的颈骨。——编注
[47] 暗探局（Okhrana）是沙皇俄国的特务机关。——编注
[48] 华沙大道（Warschauer Straße）是柏林中部的一条主干道。——中译者注
[49] 德国农民战争是指1624—1625年的德国农民起义。——编注
[50] 近卫骑兵师（Garde-Kavallerie-Schützen-Division）是1918年初成立的一支反动部队。除了残杀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镇压革命期间的工人起义之外，这支部队还参加了1920年的卡普暴动。——编注
[51] 恩斯特·塔姆希克（Ernst Tamschick），是一个反动警官。——编注
[52] 德国五金工会（Deutscher Metallarbeiter-Verband），是一个独立的金属加工业工会，1891年成立，1933年纳粹党上台后被取缔。——编注
[53] 威廉·许尔特（Wilhelm Sült，1888—1921），德共党员。——编注
[54] 此处有误，威廉·许尔特是在1921年遇害的。——中译者注
[55] 请参阅《威廉港起义》的注释[19]。——编注
[56] 法兰西大街（Französische Straße）是柏林市中心的一条东西走向的街道。——中译者注
[57] 奥托·马洛（Otto Marloh，1893—1964），反动军官，国家公务员；1930年参加了纳粹党。——编注
[58] 这是《凡尔赛和约》的规定。——编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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