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一切权力归苏维埃！（1918—1919年德国革命文献汇编）
民主还是专政？
里夏德·米勒
本文以《民主还是专政？》（Demokratie oder Diktatur）为题收录于《从帝国到共和国，第2卷：十一月革命》（Vom Kaiserreich zur Republik, Band 2: Die Novemberrevolution）（维也纳：Malik，1925年）。略有删减。
革命把一个问题推上了最显眼的位置。它不是纯理论问题，而是非常现实的问题：应该把德国革命的命运交给由全体德国成年人——剥削者与被剥削者、革命派与反革命派都包括在内——选出的国民议会吗？还是应该让无产阶级——武装的工人与士兵——继续通过苏维埃制度掌握和巩固政治权力，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经济权力？这个问题简单来说就是：民主还是专政？
在下文中，我将简要介绍各种革命力量和政党在当时的基本立场。
1．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
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在第一个纲领性宣言中就表示支持国民议会。但是，围绕着革命的目的和手段，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内部发生了分歧。三个社民党人把他们的希望全押在国民议会上。三个独立党人要更谨慎一些，并建议把国民议会的选举推迟一段时间。他们六人全都表示要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但是，它并没有正确的形式或内容，只是一句没有实质的空话，一句用来掩盖他们对自己的能力缺乏自信的鼓动。他们用“社会主义共和国”这个字眼当作挡箭牌，躲在后面策划各种勾当，等待事情解决。
11月9日，首相马克斯·冯·巴登在把职位传给弗里茨[1]·艾伯特之前，发表了最后一次公开讲话，承诺将召开立宪国民议会。资产阶级非常害怕激进社会主义者，便强烈支持国民议会，就跟七十年前一样。与七十年前不同的是，这次他们把自己的利益委托给了一个社会民主党人——这就是我们七十年来取得的“进步”[2]。不管是由马克斯亲王还是弗里茨·艾伯特来召开国民议会都无所谓，只要它能召开就行。
然而，11月9日的事变似乎打乱了他们的计划。弗里茨·艾伯特不再是总理[3]了，他成了“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人民全权代表”。他还愿意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吗？他会执行资产阶级的要求吗？11月14日，他向《弗斯报》的记者承诺：“我们决心尽快选出立宪国民议会。资产阶级的任何担心都是毫无根据的。我们早就在做准备，我们相信选举一定能在一月举行。”就在同一天，艾伯特在士兵苏维埃的一次会议上痛斥“布尔什维克主义”，他所谓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其实就是超出资产阶级要求的一切想法。
三个独立党人强调指出，在讨论立宪国民议会之前，必须先巩固革命。但是，当艾伯特承诺将在一月举行国民议会选举时，他们一声不吭。当艾伯特——他越来越猖狂，就好像他的号召就能决定德国的未来似的——在11月16日宣布“全国政府将与国民议会同生共死！”的时候，他们还是一声不吭。就在同一天，社民党籍人民全权代表的机关报《议会政治新闻》（Politische Parlamentarische Nachrichten）宣称，政府已经讨论了选举的形式问题，并准备将其在1月2日提交选民表决，选举将在2月2日举行；独立党才在这时候表示反对。当社民党的《前进报》在第二天重复这些谎言时，独立党在自己的《自由报》上宣称政府从来没有讨论过这些问题。最后，在沃尔夫电讯社[4]发出的一封电报中，全体人民全权代表都确认了这件事。
就在革命的头几天里，艾伯特、谢德曼和兰茨贝格证明了他们是帝国外交官的优秀继任者。“他怎么咳嗽，怎么吐痰，你们倒是学得惟妙惟肖！[5]”右手并不知道左手在干什么。在与无害的、天真的、谨慎的独立党人的“合作”中，充斥着谎言、阴谋和欺骗，这本质上就是两个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大战期间的矛盾冲突的合理结果。独立党领导层决定，在四月前不能举行国民议会选举，独立党的三个人民全权代表也支持这个决定；但在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里，他们又给在2月16日举行选举的议案投了赞成票。只是在执行委员会提出抗议后，它才同意由十二月召开的全德工人士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对这个问题作出最终决定。
2．工人士兵苏维埃执行委员会
执行委员会的首要任务是给革命提供一个纲领，使革命具备实质内容，找到前进方向。然而执行委员会却陷入了文山会海之中，把宝贵的第一个星期浪费在成千上万件琐碎小事上，结果，它让投机分子和公然的反革命分子制造舆论，宣布了选举国民议会的日期。
要想推动革命前进，实现无产阶级的要求，巩固和扩大工人的权力，只有一种办法：维持11月9日的革命势头，让它继续保持冲力。每浪费一个钟头，将来就要用好几个星期的苦斗去弥补——假如还能弥补的话。许多事情在革命的头几天是很好办的，因为没人敢插手，而无产阶级的力量又非常强大。但是，才过了一周，这些事情就很难办了，又过了几周，就几乎办不成了。
群众有多么急切地需要一个清晰的、容易理解的革命纲领？这可以从11月10日在布什马戏场举行的工人士兵苏维埃大会上看出来。就在那次大会上，革命的反对者企图影响事态发展，就像他们在赤卫队刚成立后就企图影响赤卫队一样。他们的这些尝试，本来应该当场就遭到挫败的。但是，直到11月16日，执行委员会才对恩斯特·多伊米希三天前起草的革命纲领做出了回应[6]。
多伊米希的纲领并不是法律文件。它不是一系列文章。当时不可能提交这类东西。多伊米希的纲领是对一种新型政治体制的概述。而最迫切的要求，是起草和巩固由革命创造的新法律，也就是说，要用无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取代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下一步是要用无产阶级的阶级机关取代已经垮台的旧政权的行政机关。这并不一定要消灭旧政权的整个行政机关，但一定要把全部立法权和行政权交给无产阶级。
执行委员会本来应该提出这样一个纲领，并要求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将其贯彻落实。假如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拒绝的话，就解散它。这样就能使革命斗争保持活力。如果执行委员会能在11月9日后迅速提出一个明确的纲领，并以坚决的意志去贯彻这个纲领的话，它本来是能获胜的。
恩斯特·多伊米希是根据由革命在十一月初期形成的力量对比关系来编写革命纲领草案的。他认为，关键在于巩固新生的权力体制，并以无产阶级利益为出发点，进一步加强它。他认为，只有工人士兵苏维埃才能做到这一点。多伊米希坚决反对国民议会，他认为国民议会只能使德国变成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篡夺工人的革命成果。多伊米希要求无产阶级民主，只给劳动人民赋予权利，让他们通过全国工人士兵苏维埃的中央委员会来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利。他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民主才能压制反革命、保障和平、实现社会主义。
多伊米希的草案原文如下：
工人和士兵们受到旧政府极其严重的压制，普遍忍受着战争造成的苦难。战争造成的财政和经济后果迫使工人承担着强加于他们身上的沉重负担。
工人和士兵们废除了旧政府体制。在工人苏维埃革命组织里体现了新的国家政权。这一政权必须巩固和扩大，以便这些革命成果对整个工人阶级有益。
要巩固这一政权，不能通过把德国变成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而是只能通过把它变成建立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上的一个无产阶级共和国才能完成。在这个国家里，只有劳动人民，即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行使国家权力。
资产阶级集团力图尽快召开一次国民议会，旨在使工人的革命果实得而复失。
所以，大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反对立宪国民议会。它要求加强工人苏维埃，由工人苏维埃来决定德国全体劳动人民的命运。为了把全德国的工人苏维埃团结起来，必须成立一个中央委员会。只有这个机构才能制定符合无产阶级民主的各项基本原则的新宪法
[7]。
多伊米希和其他独立党籍委员要求的阶级统治，遭到了社民党在执行委员会内的代表赫尔曼·米勒[8]的反对。赫尔曼·米勒指出，只是由于非同寻常的历史条件，现在这种情况才是可以接受的，必须尽快选出国民议会。他强调指出，一切公民都应享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赫尔曼·米勒宣称，在新选出的国民议会中，社会民主主义者一定会占据大多数席位，所以，社会民主主义原则将会指导国民议会的政治活动。
大部分士兵的代表柯林·罗斯[9]表示支持国民议会，因为大部分士兵已经在最近的士兵苏维埃会议上表示支持国民议会。
经过长时间的激烈争论后，多伊米希的草案获得十票赞成，十二票反对，遭到否决。一些社民党人也投了赞成票。最后通过了一个妥协方案，它获得了一些社民党人和士兵代表的赞成才以微弱优势通过。它保留了多伊米希草案的前几段，但把最后一段改成了：“所以，大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要求召开一次德国工人士兵苏维埃代表会议。根据会议规定的选举制度，必须选举一个德国工人士兵苏维埃中央委员会。该机构务必草拟一个符合无产阶级民主原则的新宪法，并提交由它召开的国民立宪会议批准[10]。”
执行委员会接受了这个妥协，也就等于破坏了自己的根基。它抛弃了自己赖以立足的革命立场。放弃了革命立场，它就失去了力量，变得无足轻重。这个关于国民议会的模棱两可、自相矛盾的声明，不仅使执行委员会边缘化；它还造成了巨大的困难。从多伊米希的草案中摘取的段落概述了无产阶级民主的基础：新的政治权力应当集中在工人士兵苏维埃的革命组织之中；无产阶级共和国要比由国民议会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更好。但是，加上去的最后一段却引入了立宪国民议会的概念；国民议会虽然是由工人士兵苏维埃代表大会选出的，但这并没有太大意义——一旦选出国民议会，工人士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就失去了意义。
尽管执行委员会发表了这个宣言——或者说，正是因为发表了这个宣言——在国民议会问题上遭到否决的执行委员会少数派委员依然集中精力，鼓吹继续斗争，捍卫革命，抵御革命的一切公开和隐蔽的敌人对革命的攻击，特别是要反对国民议会。因此，里夏德·米勒于11月19日在布什马戏场召开了工人苏维埃大会。执行委员会被要求在这次大会上就其活动做报告，这次大会还准备就执行委员会关于国民议会的宣言进行表决。米勒将就执行委员会的活动做报告。
米勒在报告中指出，由于革命头几天里出现的各种巨大的困难，执行委员会做出了一些错误的决定，而且效率明显很差，这主要是因为执行委员会受到了各种各样的干扰，不能集中精力处理最重要的任务。接下来米勒提醒听众注意反革命的各种活动，而鼓吹国民议会就是最狡猾、最隐蔽的反革命活动之一。米勒强烈反对国民议会，指出了召开国民议会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并要求各工人苏维埃保卫自己的革命权利，如有必要，就要拿起武器。
根据速记记录，里夏德·米勒的原话是这样的：
我们要让无产阶级的每一部分，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全都参与进来。凡是工作的人都应当享有权利！谁也不能指望工人和士兵会把自己争得的自由和权利拱手交给反革命。我们绝对不会提出这样的要求！现在一切都发动起来了。每个人都想参加苏维埃，都想参加管理。没错，凡是参加生产的人都应当参加苏维埃，无论他们是体力劳动者还是脑力劳动者——但是，剥削他人劳动的寄生虫却绝不可以参加！
同志们，请注意！现在已经有了“地主苏维埃”。接下来是什么？“百万富翁苏维埃”？我们不需要这种苏维埃。
资产阶级报刊正在铺天盖地地鼓吹国民议会，背后是何居心？国民议会不过是把权力顺利还给资产阶级的手段罢了。然而，这些绅士一定会失败。我们不要资产阶级共和国，我们要无产阶级共和国！我们要的是真正意义上的
社会主义共和国！
今天，政治权力掌握在工人和士兵手中。决不能把政权交出去。如果现在选出国民议会，就等于判处了工人士兵苏维埃的死刑。工人士兵苏维埃就会被粉碎。决不能让这种情况发生！我们必须保卫自己的权力——如有必要，就要动用暴力。是那些要求召开国民议会的人逼我们动手的。我要公开宣布：我曾为了革命而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我以后还会这么做。国民议会将为资产阶级的统治铺平道路。它的召开就等于斗争。要想召开国民议会，就得跨过我的尸体
[11]！
尽管这篇临时起草的演说——当时根本没有时间去认真准备发言——给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赢得了听众的热烈掌声，但是大会主席却不允许大会就关于国民议会的宣言举行表决[12]。显然，他并不想让多伊米希的草案获得通过。国民议会的支持者——既有社会民主党人也有资产阶级的代表——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提出了他们的意见。他们的论据似乎说服了许多人。由于报刊的宣传对舆论具有重大影响，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也是不奇怪的。
但是，这次大会还是取得了一些成功。至少它招致了国民议会支持者的怨恨。里夏德·米勒和整个执行委员会遭到了凶猛的攻讦、怯懦的污蔑和荒唐的诽谤。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也做出了可耻的反应。他们甚至通过沃尔夫电讯社发出电报，下令禁止发表执行委员会的宣言。这很好地说明了他们是怎么看待新闻自由的，而在资产阶级报刊散播反革命谎言时，他们却总是用新闻自由来为这些报刊辩护。
尽管如此，斗争仍要继续。斗争也继续进行了下去。现在所有人都在等待工人士兵苏维埃代表大会。
3．社会民主党
“德国社会民主党进行斗争并不是为了争夺新的阶级特权和优先权，而是为了废除阶级统治和阶级本身，为了使所有的人不分性别和出身都具有同样的权利和同样的义务。从这种观点出发，他们在今天的社会里不仅反对对于雇佣工人的剥削和压迫，而且反对任何种类的剥削和压迫。不管这是针对一个阶级、一个政党、一种性别，还是一个种族的
[13]。”
社民党爱尔福特纲领[14]中的这段话，在革命时期被人想起来的次数，可能跟现在一样频繁。我们在这里只想引用它，日后再讨论它对无产阶级到底有没有帮助吧。
弗里德里希·施坦费尔[15]的话代表了社民党知识分子的意见。他在1918年11月13日的《前进报》上撰文，引用了爱尔福特纲领，并声称，威廉二世在11月9日前宣布的宪法改革[16]，表明了这样的原则：“政府得不到人民信任，就必须下台，而一切军事权力都必须掌握在经民主选举产生的文官当局手中”。施坦费尔认为这项原则是“普世的”，因为它体现了爱尔福特纲领。因此，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不能屈居于工人士兵苏维埃之下，而必须尽快成为全体德国人的全权代表。按照施坦费尔的观点，只有立宪国民议会才能为此提供保障。
这种观点基本上是否定革命的。施坦费尔暗示威廉二世的宣言贯彻了爱尔福特纲领的要求。因此，革命就没有必要了。事实上，这种理由可以用来否定每一次无产阶级革命。
在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宣布将致力于召开立宪国民议会后，施坦费尔在11月14日编写了《德意志共和国的第一道法律》（Die ersten Gesetze der deutschen Republik）：“现在可以看出，德意志共和国及其法律并不会仿效俄国苏维埃宪法，而是会贯彻社民党爱尔福特纲领的民主精神。只有用暴力手段违反法律，才会改变这个过程。“所以，不难看出，由工人士兵苏维埃任命的政治机构可以制定法律，哪怕它们并不能代表爱尔福特纲领意义上的全体人民。
在社民党的一次大会上，“全体成年男女享有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和不记名的普选权”赢得了众口称颂，它不仅被当成了革命最重要的成果，还被当成了把资本主义秩序转变为社会主义秩序——如果这就是人民的要求的话——的手段。这反映了社民党长期以来的信念。然而，这也意味着革命“最重要的成果”早在革命前就已经实现了——至少按照施坦费尔的观点来看是这样的。
我还可以举出更多的例子，但我认为没必要。看了这些例子，应该可以明白，一个企图通过民主手段实现社会主义的政党，在革命形势中是多么别扭。它某一天宣布自己要致力于推动民主；第二天它就把民主的进步解释为革命的结果。
必须指出，没有人能断言一场革命是不是以“全民”的名义进行的，甚至都不能断言它是不是以“大多数人民”的名义进行的。从这个意义来说，没有一场革命是“民主的”——我猜测，这就意味着没有一个坚定的社民党员会拥护革命。
社民党在11月9日之后的政策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在十一月底，它出了一份传单，印发了几百万张，这份传单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社民党散发了海量的传单和小册子。你们会问：“它哪儿来这么多钱？”现在我们知道了，这些钱都是社民党中的资产阶级分子出的。）这份传单有个耸人听闻的标题《除非跨过我的尸体》（Nur über meine Leiche），里面是这么写的：
立宪国民议会每晚一天召开，和平就会晚一天降临，德国领土就会被多占领一天，粮食危机就会加深一天。如果我们想要面包，我们就需要和平。如果我们想要和平，我们就需要立宪国民议会，需要由德国人民自由选举产生的代表。和平、自由和面包是11月9日的无产阶级起义的目标。和平、自由和面包是带来胜利的要求。谁阻挠召开立宪国民议会，谁就是在剥夺工人的和平、自由和面包；谁夺走了革命的这些直接成果，谁就是反革命。
反对召开立宪国民议会的人用这样的承诺来劝慰我们：一旦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在德国建立，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工人就会揭竿而起。这些全是空话、鬼话和梦话。国民议会最坚决的反对者似乎也明白这一点。因此他们建议我们跟苏维埃俄国联合起来，继续同协约国帝国主义开战。但是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只能再统治几个星期——顶多几个月。协约国军队控制了整个西伯利亚、摩尔曼斯克沿岸和黑海沿岸。他们支持和武装了哥萨克将领邓尼金和克拉斯诺夫
[17]。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只能苟延残喘。（下略）
到目前为止，革命还没有给我们提供一个公认的中央政权。大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只是临时机构。它的决议不能反映德国人民的意志。整个南方无一例外，全都要求召开立宪国民议会。国民议会是把南方挽留在国内的唯一方法。没有国民议会，美因河分界线就会重新出现
[18]。其它国家都在日益团结，而德国却要被分裂，重演三十年战争
[19]和1848年革命之间的两百年悲惨历史——德国历史上最悲惨的时期，甚至可以说是世界各国历史上最悲惨的时期。
德国的统一需要国民议会。只有在国民议会的保护下，德国的新文化才能繁荣发展，这也是我们的目标，是我们对德国的期待。
工人士兵苏维埃只是在战斗时刻建立的应急桥梁。我们必须前进，我们必须渡河，摧毁君主和容克的不得人心的旧式封建统治。为此，这些应急桥梁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它们也干得很好。没有它们，我们就不可能成功——假如我们要等到一个巩固持久的制度出现，才肯过河的话，我们就永远不可能赶走敌人。但这难道就意味着我们永远需要这些应急桥梁吗？难道这就意味着我们永远不该建造一种巩固持久的制度吗？
就在短短八天时间里，德国发生了有史以来最令人难以置信的转变，而为此付出的生命代价还没有大战期间的一次前沿遭遇战的平均伤亡人数多。如此辉煌的无血胜利，如此轻松赢得的胜利，真的会导致独裁吗？革命的各项成果深深根植于人民心中，只有胆小鬼和疯子才会担心反革命。反革命的鬼魂早就被赶走了，除非有人用革命的愚蠢给它们注入新鲜血液，否则它们是永远不可能回来了。
我们的科学，我们的理想，我们的政治理智，以及德国目前的形势，全都要求尽快召开立宪国民议会。谁反对召开国民议会，谁就是要毫无必要地谋害生命，并跨过尸体——首先是自由的尸体。我们必须做出选择：要么我们跨过尸山血海，要么召开立宪国民议会。
4．独立社会民主党与斯巴达克斯同盟
（前略）从长远来看，独立党不能回避“要民主还是要专政”这个问题。它企图在两者之间找到妥协。最后，它在原则上承认了国民议会，但又想推迟国民议会的召开。它想同时讨好民主的拥护者和专政的拥护者。它在自己的第二个宣言中解释说：
一切掌握政治权力的工人士兵苏维埃，都只是革命的产物。内阁只有得到工人士兵苏维埃的信任，才能行使政治权力。与此同时，工人士兵苏维埃继续扩展，并变得越来越巩固。地区苏维埃正在成立。很快就会有一个全国性的中央苏维埃。一切力量必须联合起来，在政治废墟上建立新生活，并赋予德意志共和国以社会主义内容。（下略）立宪国民议会？是的，它会召开的，但只有在一切技术前提和政治前提得到满足之后才会召开。然后它就会真正表达启蒙了的人民的意志。
现在，让我们看看独立党的理论家是怎样拼命地把两个极端——民主和专政——调和在他们的旗帜下的。
11月16日，鲁道夫·布莱特沙伊德[20]在《自由报》上撰文：
当然，民主不仅意味着一切由人民享受，也意味着一切由人民治理。我们的反对者由此得出结论：我们必须获得一个人民议会的批准，然后才能进行激进的政治变革，在获得批准之前，我们只能等待。如果资本主义统治下能有真正的自由，那他们的话当然是正确的。然而，只要各种社会关系仍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所决定，形式民主就无法帮助工人，无论它的理论基础有多么漂亮。我们必须用革命赋予我们的力量，消除那些产物。只有这样做，才能在形式方面发展民主，比方说，要有一个由真正自由的人民选出的国民议会。但是，在这样一个国民议会形成之前，我们必须改造社会的基础。国民议会本身不能实现这样的改造。
11月18日，鲁道夫·希法亭[21]在《自由报》上撰文，以俄国的事态发展为例，讨论了召开国民议会的问题。他辩称，由于俄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国，工业无产阶级只能构成一个很小的少数派，所以不得不拒绝民主，并对资产阶级社会发动武装斗争。在他看来，德国的情况与俄国大不相同：
在经济上，德国是欧洲最先进的国家。以卡特尔和托拉斯等形式组织起来的核心产业，已经做好了社会化的准备。工业无产阶级构成了人口的大多数，并接受了社会主义的教育。现在，它正在检验自己的力量，意识到自己具有不可阻挡的力量。在旧政权垮台后，难道还有谁会认真地怀疑德国无产阶级能否在选举中获胜吗？只有毫无自信、对无产阶级缺乏革命信任、或是对历史必然性缺乏信心的人才会这么想。
希法亭认为，继续实行苏维埃专政，不让其它阶级参加政治决策进程，将会导致恐怖统治与内战。他说，德国工人接受了民主的教育，因此专政也会受到无产阶级内部的抵抗。因此，工人不仅不会在胜利的红旗下联合起来，反而会四分五裂，导致工人的力量遭到削弱。
希法亭还解释说，他关于社会主义者能在国民议会获得大多数席位的看法，得到了一些人的赞同，但是，这些人依然怀疑社民党，怀疑社民党是否忠于社会主义。因此，他回答他们说：
我们必须像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思考！我们必须专注于关键问题，也就是社会条件，而不是个人的好坏。在革命来临前的一刻，社民党还在反对革命行动。然后，它不得不参加革命运动，因为无产阶级群众逼迫它这么做。现在想象一下，无产阶级在国民议会里占了大多数：无产阶级位于自己的权力的顶点！在这种情况下，难道有谁会认真地相信，一个无产阶级的代表应当忽视自己的社会主义职责吗？这就等于破坏你们的权力的基础——你们可以从任何你们喜欢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这种行动是毫无意义的。
12月6日，卡尔·考茨基在《自由报》上发表了题为《国民议会与苏维埃大会》（Nationalversammlung und Räteversammlung）的长篇文章，解释了为什么国民议会的选举制度要胜过工人士兵苏维埃的选举制度。按照他的说法，国民议会的选举制度能够更清楚地表达大多数人的意志。在苏维埃的选举中，选民不仅要根据阶级，而且还要根据行业投票。因此，苏维埃的选举活动不是阶级斗争的一部分。考茨基继续说道：“更有甚者，工人士兵苏维埃的选举法是混乱的，很容易受到各种各样的改动影响。另一方面，国民议会的选举法却是清晰明确的。因此，苏维埃选举的结果，不像国民议会选举的结果那样具有道义权威。它们永远不能以同样的方式，让群众的统治合法化。这就是在俄国必须实行恐怖统治的原因。”
考茨基指出，他不是要宣称工人士兵苏维埃“劣于”国民议会。同时，他又宣称：“如果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是要国民议会，还是要工人士兵苏维埃？’那么答案就是：工人士兵苏维埃劣于国民议会。但是，问题不该这样来问。这样问太空泛，因此是错误的和有误导性的。应该这样问：‘哪些任务属于国民议会，哪些任务属于工人士兵苏维埃？我们在何时何地需要前者，在何时何地需要后者？’”
考茨基认为，在革命的第一阶段，主要目标是推翻旧政权，所以苏维埃在这个阶段是必要的和必不可少的。推翻旧政权会导致混乱与动荡，因此需要苏维埃去保卫现有成果，而这是国民议会在这一阶段做不到的。但在革命的第二阶段，主要目标是巩固和建设社会主义。这需要几十年的实践，需要一个能正常运转的生产过程。需要和平与秩序，而要保障和平与秩序，就必须让人民信任新政权的稳定性。考茨基得出结论：“一个取代了临时性机构的国民议会是最有可能实现这一点的，因此国民议会既是经济上的必要，又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至少，如果革命不想变成空口白话，而是认真地要建立社会主义生产的话，它就需要国民议会。今天的紧要任务，就是抛弃临时性的、不稳定的国家机构！”
考茨基想立即选出国民议会。他嘲讽了那些不相信社会主义者会在国民议会内赢得多数席位的人。他声称，怀有这种念头的社会主义者是可怜的。在他看来，国民议会正在成立，只有在社会主义者抵制国民议会的情况下，才会减少社会主义者在国民议会内的席位。如果反革命政党真的在国民议会内赢得了大多数席位，那么这全是那些怀疑派社会主义者的过错。
斯巴达克斯同盟起初是独立党内的一个派别组织。它的11月10日纲领非常明确：武装人民；由工人士兵苏维埃的代表监督一切军官和民政官员；解除现政府职务，解散帝国国会和一切邦议会；把政府权力移交给大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直到成立全国性的中央苏维埃为止；在全德各地选举工人士兵苏维埃，行使立法权和行政权[22]。
11月18日，罗莎·卢森堡在《红旗报》上撰文，阐述了最需要采取的措施：
当前这场革命的历史性课题是取消资本统治，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这样的大事。一项宏伟的事业，它不是在瞬息之间靠自上而下的几道法令去完成的，它只能通过劳动群众自己的有觉悟行动，在城市和农村实现，只有依靠人民群众的极其高度的思想成熟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理想主义精神，才能穿过一场场暴风雨，顺利地达到目的。
革命的目标指明革命的道路，任务决定方法。把整个政权交给劳动群众掌握，交给工人士兵苏维埃掌握；捍卫革命事业，使它不受潜藏着的敌人破坏。这就是革命政府一切措施的准绳。
政府的每一个步骤、每一个行动必须象罗盘一样指向这个方向：
扩大和重选地方工人士兵苏维埃，以便通过对革命的目的、任务和道路的自觉认识的觉悟过程，克服苏维埃产生时所表现的最初的混乱和冲动；
经常召开这些工人群众代表机构的大会，把真正的政治权力从狭窄的执行委员会转移给更为广泛的中央工人士兵苏维埃；
尽快召开工人和士兵的全国大会，以把整个德国的无产者组成阶级、组成坚实的政治势力，保卫和推进革命事业；
立即把农业无产者和小农（而不是“农民”），组织起来，他们作为一个阶级，至今仍未积极参加革命；
组建一支常备的保卫革命的无产阶级的赤卫队，并成立工人民兵，使整个无产阶级成为时刻警惕着的卫士；
将现存的一切专制主义军事警察国家的机构，从行政、司法和军队中排除出去；
立即没收王室的动产和不动产以及大地主的土地，作为保障人民生活的临时性初步措施，因为饥饿是反革命的最危险的同盟军；
立即在德国召开世界工人代表大会，以便清楚明确地指出这次革命的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性质，因为德国革命的未来完全寄托于国际，寄托于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下略）
德国革命的情况符合德国关系的内在的成熟程度。谢德曼一艾伯特是德国革命在今天这个阶段的天造地设的政府。而那些相信能够和谢德曼一艾伯特一起实现社会主义的独立党党员们，那些在《自由报》上郑重其事地证实，人们可以和谢德曼一艾伯特一起建立“纯粹社会主义的政府”的人，他们就以此证明他们有资格在这个最初的临时阶段的商号里，充任理所当然的伙伴[23]。
11月29日的《红旗报》指出：
国民议会是夺走无产阶级手中的权力、使它失去阶级动力、让它的社会主义目标烟消云散的手段。为了抵挡国民议会，就必须让无产阶级掌握全部权力，把革命变成一次坚决的阶级斗争，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铺平道路。为此，必须让广大劳动群众掌握政权，并建立工人士兵苏维埃的专政。一个人要么拥护革命、反对国民议会，要么拥护国民议会、反对革命——没有中间道路可走。
独立党的大多数党员持什么立场呢？在12月15日的独立党柏林党员大会上，“希法亭提案”获得485票，而“卢森堡提案”获得195票。这个比例很可能也体现了外地党员的态度。（下略）
5．资产阶级政党
旧政权的垮台让整个资产阶级陷入了麻木不仁的状态。我说的“资产阶级”，不光是指剥削阶级、贵族和大工业资本家，也包括了知识分子、中间阶级和农民——在意识形态上，这些集团都是非常接近的。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旧帝国国会里的资产阶级政党，都陷入了四分五裂、无法行动的状态，甚至根本不知道应该怎样应对11月9日事变。（下略）
但是，资产阶级没过多久便重整旗鼓了。各个资产阶级政党抛弃了原来的名字，又成立了一些似乎符合新的政治形势的新党。很难一一列数它们的轨迹。几个右翼政党——自由保守党、德国保守党和基督教社会党合并为德意志民族人民党。中央党似乎受影响最小，它只是简单地改名为基督教民主人民党，企图既吸引旧的天主教徒，又吸引保守的、宗教思想浓厚的新教徒。一部分民族自由党与一部分进步人民党合并为德意志人民党；而这两个党的大部分党员则合并为德国民主党[24]。战争的产物德意志祖国党解散了[25]；立足于道德、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化、社会和谐的一些较小的集团，比如德国社会中间集团（Deutsche Soziale Mittel-Gruppe），出现了又消失了。
概述这些政党的纲领和宣言太花时间，但它们全都拥护共和制和国民议会，反对工人士兵苏维埃。它们都要求平静、秩序、安全、个人自由、信仰自由、保护私有财产、保护中间阶级，等等。
就在革命前的一个月，这些人还在反对普遍、平等和不记名的普选权。突然间，它们对平等的权利与民主——“人类的基本权利”——的热爱就变得没有界限了。当然，它们也戏剧性地要求“平等”尊重它们自己的权利；毕竟每个公民都有权利用口头和书面形式表达自己的意见嘛。四年来，这些人一直在接受戒严状态，并为其辩护，还为监禁李卜克内西、枪杀群众而欢呼鼓掌，现在却因为工人士兵苏维埃的权力“建立在刺刀上”，或因为某些资产阶级分子受了一点点伤害而怒火万丈。
这些资产阶级十分惧怕专政，惧怕“布尔什维克主义”。他们宣称，“布尔什维克主义”会毁灭民主。《弗斯报》在11月19日写道：“专政就等于战争；民主就等于和平！专政会带来饥荒；民主会给我们的孩子带来面包！专政会分裂国家；民主会把全体德国人团结起来！专政会毁灭社会革命的成果；民主会按照社会公正的精神来改造德国经济！”
这些难道不就是社民党的论调吗？如果我们看一下那段时间的德国报刊，从《前进报》到《德意志日报》都看一看，就会产生这样的印象：仿佛一切界限，一切根本矛盾和原则矛盾，一切阶级差异，都被革命消除了。它们在思想上达成了惊人的统一。读者读了这些文章，就会发现一件事：资产阶级根本不需要制造反革命的思想武器——社民党自己帮他们制造了。（下略）
6．结局
在上文中，我们描写了社会民主党和资产阶级的报刊，以及这些报刊所代表的那些政客，从革命的第一天开始，是怎样鼓吹国民议会，而积极反对工人士兵苏维埃、苏维埃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他们精心地攻击执行委员会，攻击所谓的“柏林独裁”。他们给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发去了大量决议和电报，对执行委员会大肆攻击。各邦政府、士兵苏维埃、大部分驻在国外的部队、各种资产阶级协会和城市行政机关都要求召开国民议会。许多人扬言，如果不选出国民议会，就要采取行动。
这些宣传对12月16日—21日在柏林举行的工人士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这次大会的头几次会议上，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都提交了报告，社民党的狡猾领导，比如吕德曼、卡曼[26]和塞费林[27]趁机提交了下列提案：
在选出国民议会，重新划分权限之前，掌握全国一切权力的全德工人士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应当把立法权和行政权移交给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
全德工人士兵苏维埃代表大会还要委任一个工人士兵苏维埃中央委员会，监督德国和普鲁士的内阁。该中央委员会将行使议会的职责。在新的政治体制决定之前，它有权监督德国和普鲁士的人民全权代表。
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将向各个政府部门的国务秘书委派两名副手，监督各部门的工作，两名副手中，一人由社民党委派，另一人由独立党委派。在任命部长和副手之前，必须听取中央委员会的意见
[28]。
该提案以绝对优势获得通过。这就意味着议程上的“是要国民议会还是要苏维埃制度？”这个问题，还没开始讨论就已经被决定好了。
尽管如此，恩斯特·多伊米希仍然公开反对国民议会。他未能使面前这个“政治自杀俱乐部”摆脱“无精打采、萎靡不振、非利士人的精神”。他的提案以91票对344票被否决。举行国民议会选举的日期从2月16日提前到了1月19日。就连一些独立党员也给多伊米希的提案投了反对票，我在这里全文引用一下他的提案：
代表大会应宣布坚决拥护苏维埃制度是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的基础。苏维埃将拥有最高的立法权和行政权。代表大会应当委任一个委员会，尽快为德国的工人苏维埃、士兵苏维埃和农民苏维埃制定通用的选举制度。按照这个选举制度，选出全国工人士兵苏维埃大会，决定我国未来的宪法。在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还没有最终决定之前，由代表全国各地区的五十三名委员组成中央委员会享有最高监督权，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及各政府部门必须接受它的监督。
1919年1月19日，资产阶级政党获得了16574000票，社民党得了11510000票，独立党得了2317000票。这就意味着资产阶级政党在国民议会内占据了大多数席位。“这是民主的胜利。”或者说，这是社会民主主义梦想的破灭，是德国革命的覆灭。
人民得到的是什么样的民主？这个问题是很有意义的。但这不是本文的目的。
[1] “弗里茨”（Fritz）是“弗里德里希”（Friedrich）的昵称。——中译者注
[2] 1848年，资产阶级建议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出任德国皇帝，被他拒绝了。——编注
[3] 此处的“总理”和上文中的“首相”在德语中均为Reichskanzler，但是按照汉语惯例，君主制的Reichskanzler译为“首相”，共和制的Reichskanzler译为“总理”，但它们其实是一回事，希望读者明白。——中译者注
[4] 沃尔夫电讯社（Wolffs Telegraphisches Büro，WTB）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电报通讯社之一，1849年开业，1934年停业。——编注
[5] “Wie er räuspert und wie er spuckt, das habt ihr ihm glücklich abgeguckt.”出自弗里德里希·席勒（Friedrich Schiller，1759—1805）的《华伦斯坦》（Wallenstein）三部曲。——编注
此处借用了《席勒文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张玉书译，第374页）的翻译。——中译者注
[6] 详情请参见下文。——编注
[7] 这段引文摘自《1918年11月17日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关于对待苏维埃政权和国民议会所持态度的决议》，出自《一九一八年德国十一月革命》，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74—75页。但是，必须提请读者注意的是，《一九一八年德国十一月革命》收录的这份文件，虽然与《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英文版收录的草案基本一致，但在最后一段却出现了重大差异，因此中译者根据《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英文版收录的草案重新翻译了最后一段。至于为什么会出现重大差异，请看下文。——中译者注
[8] 赫尔曼·米勒（Hermann Müller，1876年5月18日——1931年3月20日），1893年参加社民党，1906年在倍倍尔的推荐下，被选入党的出版机关。一战中支持战争。1919年1月被选为党主席。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曾两次任总理。——中译者注
[9] 柯林·罗斯（Colin Ross，1885—1945），情报军官，后来成了著名记者、旅游作家，再后来投靠了纳粹党。——编注
[10] 《一九一八年德国十一月革命》，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75页。——中译者注
[11] 社会民主党和资产阶级的报刊利用这句话大做文章，攻击米勒是“死尸米勒”（Leichenmüller）。——编注
[12] 大会主席是布鲁图斯·莫尔肯布尔（Brutus Molkenbuhr，1881—1959），他是柏林士兵苏维埃委员、社会民主党党员。——编注
[13] 《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1891年爱尔福特代表大会通过）》，张世鹏译，殷叙彝校，出自《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汇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中译者注
[14] 《爱尔福特纲领》是在1891年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党纲。它是社民党历史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编注
[15] 弗里德里希·施坦费尔（Friedrich Stampfer，1874年9月8日——1957年12月1日），出身于律师家庭，1900年至1902年在《莱比锡人民报》任编辑，1902年以后在《前进报》编辑部工作。1915年后曾参加奥匈帝国军队，自1920年起继续担任《前进报》编辑，直到纳粹上台为止。——中译者注
[16] 指1918年10月3日的宪法改革，请参阅《时间表》。——编注
[17] 安东·伊万诺维奇·邓尼金（Антон Иванович Деникин，1872—1947）和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克拉斯诺夫（Петр Николаевич Краснов，1869—1947）都是俄国内战中的反革命军队头目。——编注
[18] 美因河分界线（Mainlinie）：在历史上，美因河被认为是北德和南德之间的重要地理分界线。——编注
[19] 三十年战争是欧洲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三十年冲突（1618—1648）。——编注
[20] 鲁道夫·布莱特沙伊德（Rudolf Breitscheid，1874年11月2日——1944年8月28日？），出身于书商家庭，曾是左翼自由派，1912年参加社民党，1917年参加独立党。1918年至1919年任普鲁士邦内务部长。1922年重返社民党。纳粹上台后流亡法国，1941年被盖世太保逮捕，被关押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1944年8月28日与恩斯特·台尔曼一起遇害。——中译者注
[21] 鲁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1877年8月10日——1941年2月11日），经济学家，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首领之一。1902年加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后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1906年应邀到柏林，在社民党党校讲课，后任《前进报》的外籍编辑。1915年至1918年被征召入伍，战后任独立社民党的《自由报》主编，逐步转向改良主义立场。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曾两次担任财政部长。纳粹上台后流亡巴黎。德国占领巴黎后被德军逮捕，死于狱中。——中译者注
[22] 请参阅《1918年11月9日斯巴达克派鼓动继续推进革命的号外传单》，《一九一八年德国十一月革命》，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36—37页。——中译者注
[23] 摘自《开端》，唐松阳、常正文译，出自《卢森堡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516—517页，第518—519页。本书中译者结合《一切权力归苏维埃！》收录的英译文对《卢森堡文选》的译文做了一些修改。
全文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osa-luxemburg/marxist.org-chinese-rosa-19181118.htm ——中译者注
[24] 自由保守党（FreikonservativePartei），1867—1918年，主要支持者是中间阶级的中上层。德国保守党（Deutschkonservative Partei），1876—1918年，广泛的保守政党；基督教社会党（Christlich-SozialePartei），1878—1918年，保守政党，具有强烈的反犹主义倾向；德意志民族人民党（Deutschnationale Volkspartei），1918—1933，民族主义保守政党，后来与纳粹党合作；德国中央党（Deutsche Zentrumspartei），天主教保守派政党，1870年成立，革命后在德国一些地方以基督教民主人民党（Christlich-Demokratische Volkspartei）的名义参选；民族自由党（Nationalliberale Partei），1867—1918年，在资产阶级自由派当中很受欢迎；进步人民党（Fortschrittliche Volkspartei），1910—1918年，左翼自由派政党；德意志人民党（Deutsche Volkspartei），1918—1933年，民族主义自由派政党；德国民主党（Deutsche Demokratische Partei），1918—1930年，自由派政党，起初具有左翼倾向，后来逐渐倾向民族主义。——编注
[25] 德意志祖国党（Deutsche Vaterlandspartei），1917—1918年，民族主义政党，在战争末期反对一切和平谈判；二三十年代的许多著名极右分子都参加过这个党，比如公务员沃尔夫冈·卡普（Wolfgang Kapp，1858—1922）——请参阅《词汇表》中的“卡普暴动”。——编注
[26] 革命后，赫尔曼·吕德曼（Hermann Lüdemann，1880—1959）和赫尔曼·卡曼（Hermann Kahmann，1881—1943）都在社民党内官运亨通。——编注
[27] 卡尔·威廉·塞费林（Carl Wilhelm Severing，1875年6月1日——1952年7月23日），1892年参加德国五金工会，1893年参加社民党，1895年因参加罢工遭到当局迫害，流亡瑞士。1897年当选为瑞士中央五金工会中央委员会委员。1899年返回德国，1905年至1924年被选为比勒菲尔德市议员，1907年至1911年被选为帝国国会议员。1920年至1926年、1930年至1932年间两度出任普鲁士邦内务部长，1928年至1930年间任德国内务部长。——中译者注
[28] 此处译文参考了《一九一八年德国十一月革命》，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93页收录的译文。——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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