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一切权力归苏维埃！（1918—1919年德国革命文献汇编）
打着红旗去见苏洪[1]中将
卡尔·阿泰尔特
本文最初以《打着红旗去见苏洪中将》（Mit der Roten Fahne zum Vizeadmiral Souchon）为题收录于《向前迈进，永不忘怀：1918—1919年十一月革命积极参加者的记述》（Vorwärts und nicht vergessen—Erlebnisberichte aktiver Teilnehmer der November-Revolution 1918/19），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Institut für Marxismus-leninismus beim ZK der SED）编纂，柏林，迪茨出版社（Dietz），1958年。略有删减。
十月底，我们得知德国海军准备出航，进行最后一战。重新活跃起来的﹝水兵﹞领袖宣称，再也不能流血了，无论如何都要阻止舰队出航。如有必要，就让司炉破坏锅炉。
反动势力得到线报后，逮捕了大部分水兵领袖。但是，我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害怕这种手段了，我们领导了一次成功的行动。司炉和水兵制止了屠杀。10月31日深夜，海军第三中队抵达了基尔港。船上搭着两百名被捕的水兵[2]。这反倒让我们的革命决心更加坚定了。我们决心解救被捕的水兵。
11月1日，逃脱了追捕的水兵领袖在基尔工会会馆里碰了头。他们发表宣言，要求立即释放被捕的同志。他们还决定，第二天还要在工会会馆里再开一次会。为了欺骗当局，我们宣布要举行魔术表演。但是，海军高层准是收到了线报：当我们抵达会馆时，发现会馆已经被警备部队包围了，不许任何水兵进入。在表演开始前，一个陆军军官走上舞台，命令所有军人离开会馆，立即返回各自的岗位。
我们离开了会馆，但是并没有回到部队，而是在森林里的训练场集合，最后我们决定在11月3日星期日那天举行军民大会。
第二天晚上，独立党党部印发了传单，传达了开会的消息。水兵领袖鼓励水兵在星期天早上离开军舰和兵营，去参加大会。在得到独立党的支持后，我又去向社民党当地党部求助。但是，社民党干部却嘲笑了我，还质问我怎么没从1917年水兵起义被镇压的经过中学到教训[3]。但我坚持了立场，要求他们参加大会。
到了星期天早上，几千名水兵离开了军舰和营房。水兵和工人积怨已久，只需要一点火星就能引爆。
司令部似乎早有准备。基尔的大街小巷上都有巡逻队在巡逻，见到水兵就叫他们归队。但是没人听从命令。我们甚至还利用了司令部传令兵，他们到哪里，我们也跟到哪里，叫那里的士兵跟我们一起参加大会。许多人都去了，还有大批平民也跟着去了。训练场上挤满了人。
我宣布大会开始。我介绍了目前的形势，并要求大家以坚决的意志行动起来。看来我的话让听众感到很受用。第二天，基尔的一家资产阶级报纸写道：“这个人的声音像雄狮一般洪亮，每个人都能听见。”除了我之外，社民党工会领袖古斯塔夫·加尔贝[4]和水兵领袖基尔希赫菲尔（Kirchhöfer）也在大会上发言。与会群众一致决定，在基尔举行示威游行，声援被捕水兵——就在开会前一天，有许多人被捕。甚至还有流言说，一些水兵要被枪决。
巡逻队企图阻止游行队伍。但我们是无法阻挡的。我们不费什么劲就缴了巡逻队的枪。参加游行队伍的人数每分钟都在增长。许多人自发加入了游行。到了皇帝餐馆（Café Kaiser）前面，我们突然听见了机枪声。我们停了下来，查看了一下，发现没有人受伤。于是我们继续前进。但是，这次机枪直接向人群射击了。有四五十人倒下了，其中还有妇女儿童。其中八人死亡，二十九人重伤。
群众怒不可遏。下令屠杀的是施泰因霍伊塞尔（Steinhäuser）少尉，造成惨案之后，凶手依然不肯停止射击，游行队伍前头的一个水兵冲上前去，用步枪打了施泰因霍伊塞尔。凶手得到了应有的惩罚。这就是进攻的信号。青年水兵和工人冲向机枪手，吓退了他们。我们把中弹的兄弟姐妹转移到皇帝餐馆，把伤员放上担架，把死者放在地板上。我们握紧拳头，发誓要同制造这起惨案的凶手以及战争贩子进行不妥协的斗争。在他们被迫停下脏活之前，我们绝不停息。决战时刻到来了。我们目睹了火星引爆火药桶的时刻。
第二天早上，所有士兵都要到部队报到。海军司令部得知，就在前一天晚上，许多部队都成立了革命士兵苏维埃。我们的鱼雷艇分队也接到命令，要去报到，而且不能带武器。处理完例行公事后，分队长巴特尔斯（Bartels）少校站上桌子，发表了讲话。他提到了示威游行，还说城里的气氛非常紧张。他还强调说，军人不应卷入政治，因为军人不懂政治。最后他说：“军人必须服从命令，军人一定要服从命令。”
他从桌子上下来后，我突然产生了上台讲话的冲动。我猛地跳上桌子，发表讲话，鼓励士兵选出士兵苏维埃。军官们想把我拉下来，但是他们被愤怒的士兵缴了枪。然后我们强攻军火库，再让所有的连队都选出了士兵苏维埃。我当选为主席。
我们在鱼雷艇分队餐厅里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在会上，一个军士说，我们应当向分队司令提交请求。我们跟他解释说，我们不是“请求”，而是“要求”司令。如果司令想跟我们谈，他就该自己来找我们。
司令在了解我们的决意之后，觉得还是主动来找我们为妙。我们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1．立即结束战争。
2．霍亨佐伦王朝必须退位。
3．撤走围城部队[5]。
4．释放第三中队的被捕水兵。
5．释放由于参加1917年起义而被关押在蔡勒[6]的全部水兵。
6．释放全部政治犯。
7．实行全面普选，男女均享有平等的、不记名的投票权。
司令听了我们的要求，大吃一惊：“先生们，这些可都是政治要求！”我就给了他一个合适的回答：他曾在操场上对我们说，我们不该关注政治——所以我们才要首先提出政治要求。
过了一会，我得知总督想亲自见我。我们找了一辆轿车，从鱼雷艇上取来一面红旗（红旗比轿车还大），准备动身去见总督。出发前，我叫水兵们在基尔—维克训练场[7]集合，对他们说：如果我过了两小时还不回来，无论社民党是否反对，都要发动全面进攻。
我们抵达总督府时，迎接我们的是全副武装的军官。他们跑向我们的车，愤怒地质问我们怎么能就这样出现在总督府门前。我对他们说，不用怕，是总督请我们过来的。就在这时候，总督的一个秘书来了，他对军官们说，叫第一鱼雷艇分队的阿泰尔特去见总督苏洪中将[8]。我和同志们被立即请了进去。
显然，要让苏洪跟我们谈判非常困难。这个死硬的军国主义分子根本不习惯跟小兵谈判。他还以为我们会服从命令，哪怕是要杀死父母兄弟。在迎接我们时，他说的是“感谢你们敢于前来。”
谈判开始前，我问他是否承认由士兵选出的代表，是否愿意与我们进行平等的谈判。形势所迫之下，他说愿意。我就对他说，那我们先从他确实能够做主的问题谈起。我还对他说，派地面部队去镇压革命水兵是错误的。如果他敢这么做，第二中队就会炮轰迪斯腾布洛克[9]的军官住宅区，把军官的豪宅统统炸上天。总督就问：“先生们，向妇女儿童开火的责任，你们承担得起吗？”我对他说，能否阻止流血事件，取决于他的决定。如果他认为有必要命令步兵向水兵开枪的话，我们也就必须采用任何我们认为合适的手段还击。由于我们的立场非常坚决，总督就向我们保证，不会调动外面的部队，已经出发的部队将会返回。他还告诉我们，政府特派员诺斯克和国务秘书豪斯曼[10]正在赶过来，准备同我们谈判。
到了晚上，我们得知，尽管总督做出了承诺，还是有四支步兵部队正在逼近。我们跳上轿车，驶向他们。我们在邮局碰到了他们，我们就跟他们谈话，向他们解释了情况。然后我叫他们不要向水兵开火，要么交出武器，要么参加革命。步兵跟我们一样，都是被迫穿上军装的普通工农，他们跟战争并没有真正的关系，所以他们都参加了我们的革命运动。军官们被缴了枪。
我们不在的时候，同志们干得非常好。他们把部署在我们营房里的造船厂部队给争取过来了。这支部队主要由有组织的、具有阶级觉悟的工人组成。
现在我们有了大约三万人。这是一支强大的革命力量。可惜我们当时没有一个革命的工人阶级政党，不能给革命运动指出明确的目标，也不能给它一个可靠的组织。我们基本上只能靠自己，与德国其它地方的革命运动没有多少联系。我们只能在孤立中行动。
我们的下一个任务是解救被捕的水兵。我们召集了军乐队和全部革命水兵。我们杀向基尔的拘留中心，要求释放全部政治犯。在基尔法院院长的陪同下，我查阅了囚徒的名单，找出了哪些人是因为政治原因或纪律原因而被关押的。我们要求立即释放这些囚犯。我查出谁是政治犯后，就跟看守一起穿过整个拘留中心，下令打开相应的牢房，亲自通知每一个同志，告诉他们自由了。
获得自由的水兵有多么欢乐，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他们全都集中在监狱的门厅。与此同时，我走出监狱，对围在外面的水兵们说，以后再也不用向军官敬礼了——我们现在应该向政治犯敬礼！我的话得到了大家的热烈赞同。然后，当政治犯走出监狱时，我们高唱《社会主义进行曲》[11]和《国际歌》，热烈欢迎他们。
就在同一天，我们乘车前往火车站，迎接诺斯克。我们准备在威廉广场（Wilhelmsplatz）举行盛大游行，诺斯克和我要在游行中讲话。诺斯克抵达后，我明确地告诉他，他不应当只为社民党的利益着想，这样会分裂基尔的革命运动。他假惺惺地对我说，他只想同我们合作，“进一步推动运动”。然后我们乘车前往威廉广场，诺斯克和我在广场上向群众发表了讲话。
然后，在工会会馆的大厅里，举行了全体海军部队的代表大会。诺斯克在大会上撕下了伪装。他把他在火车站做出的承诺忘得一干二净。他的第一句话是：“政府派我过来，是为了向大家保证：只要基尔的抗议能立即停止，就会赦免参加运动的全体的起义领袖、士兵和工人。”
他的话激起了众怒。我打断了他的话，指出结束抗议是不可能的。诺斯克发现他的诡计不能奏效，就换了一种方法，他说我们现在最需要的莫过于和平、休息、工作和面包。经过长时间争论后，选出了波罗的海地区全体海军部队的中央士兵苏维埃。虽然诺斯克并不是军人，他依然自荐参选。为了对付他，我们也提名独立党当地党部主席洛塔尔·波普[12]参选，波普也不是军人。我当选为主席。
为了窒息革命运动，诺斯克企图控制它。我们撤掉了苏洪中将的基尔总督职务之后，诺斯克就提出由他自己来当总督。他当上了总督，但我是中央士兵苏维埃主席，他的权力不能超过我。没有我的签名，诺斯克不能签发任何命令。
诺斯克发现基尔的革命热情没有以同样的方式扩散到外地之后，他便集中精力分化城里的士兵，阻挠和破坏中央士兵苏维埃的工作。他的目的是争取时间，让反革命势力组织起来，打垮革命运动。
[1] 威廉·安东·苏洪（Wilhelm Anton Souchon，1864年6月2日——1946年1月13日），德国海军将领，一战初期曾被任命为奥斯曼帝国海军总司令，1917年9月回国，战争结束时任基尔海军基地司令。他的侄子赫尔曼·威廉·苏洪（Hermann Wilhelm Souchon，1894—1982）就是杀害罗莎·卢森堡的凶手之一。——中译者注
[2] 10月30日的威廉港起义后，有一百多名水兵被捕。10月31日被转运到基尔的两百名囚徒当中就有他们。——编注
[3] 请参阅《时间表》中“1917年7月—8月”一项。——编注
[4] 古斯塔夫·加尔贝（Gustav Garbe，1865—1935），社民党工会活动家，基尔工人苏维埃主席。——编注
[5] 当时基尔被军队包围了。——编注
[6] 蔡勒（Celle）是汉堡南边的一个城镇。——中译者注
[7] 维克（Wik）是基尔北部的一个市区。——编注
[8] 威廉·苏洪（Wilhelm Souchon，1864—1946）是一位功勋卓著的德国海军将领，一战期间曾在德国的盟国奥斯曼帝国担任要职。——编注
[9] 迪斯腾布洛克（Düsternbrook）是基尔的一个城区。——编注
[10] 康拉德·豪斯曼（Conrad Haußmann，1857—1922）是左翼自由派政党——进步人民党（Fortschrittliche Volkspartei）的党员。——编注
[11] 《社会主义进行曲》（Sozialistenmarsch），1891年由社民党记者、民歌搜集者马克斯·凯格尔（Max Kegel）创作。这首歌很受德国的许多社会主义党派欢迎。——编注
[12] 洛塔尔·波普（Lothar Popp，1887—1980）是基尔造船厂的一位五金工人，由于参加反战运动而被军队开除。——编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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