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总结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法国工人运动史》第一卷（1952）

第七章总结

　　祖国的希望和人类的将来正寄托在这个优秀的无产阶级身上。

人权社中央委员会委员　　维纳尔特（一八三三年八月）

　　工人阶级的进步：阶级意识的觉醒、工人组织的增多、初期的工人积极分子的出现。——政治上不够成熟。——乌托邦思想继续存在。

　　从一八三零年至一八三四年，法国工人阶级人数虽然不多，但已起显著的作用。而这个时期的斗争，首先是它产生了积极的效果。

　　工人们参加了斗争。由于资产阶级在七月革命中欺骗了他们，工人们便起来斗争以满足自己的要求和维护自由结社的权利。在斗争的过程中，他们获得了重大的进步。他们的阶级意识觉醒了。

　　有一家工人的报纸^[1]写道：

　　“自从人民的事业真正胜利以后，工人们已经意识到他们的力量，因为没有他们七月革命就不可能取得伟大胜利，也许连发动也发动不了；同时他们隐隐约约感觉到资产阶级就要和他们分道扬镳了,因为资产阶级不再需要他们来反对那些特权阶级。这样，工人阶级养成了自尊心，不再信任高贵的阶级，而要求种种保证，要求提高工资，进行骚动和彼此联合。”

　　许多硏究这个时期的历史家，过分强调了“社会主义”思想。实际上，这种思想当时是很模糊的，很近似乌托邦思想。有些人不顾一切定要找出一批马克思以前的先驱者，结果是反而忽视日后科学的社会主义带来的完全新的东西。这些人看不清当时工人的思想直接受到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影响这一事实。我们应该注意的，是所有发展起来的东西，那就是法国工人直接反对剥削者的斗争以及在这些斗争过程中并且为了这个斗争，工人们接二连三地所建立的许多组织。

　　工人组织日益增多起来。有些工人甚至已达到这样的结论，即工人组织要强大，就应该终止分散的状态。必须

　　“把这些孤立的团体组织成为一个整体，一个总的协会；而且必须在这个工人大团体内设立一个各个个别团体都有代表参加的中央委员会。”^[2]

　　有些工人也体会到，工人的斗争除以经济要求为目标外，还应加上政治活动。

　　缝衣工人格里农写道^[3]：

　　“我们不要忘记，现在只有富人在制订法律，如果我们不能像他们那样行使我们的公民权，那末我们是永远不会摆脱贫困的桎梏……”

　　格里农又说：

　　“我们并且必须向富人斗争，反抗妨碍大家获得有利的职业的断组织成立一个人民的政府强富人救济人。我们必橂仿里昂的工人强制迫我眄的雇主守法律。”

　　这些说法还是很模糊不凊。组织一个政府来强迫富人救济穷人，这种想法本身还是种空想主义。但是工人的幸福和政府的方针二者之间有联系，这一点总算是明确了。这是前进道路上的第一步。

　　另一方面，工人积极分子是出现了。其中大多数人的姓名是我们所不知道的。他们常常在起义中或集会时湧现出来。在受审判的时候，他们往往在法官面前勇敢地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辩护。他们的辩护词常常被印成小册子，这对教育工人起了很大的作用。一个动人的例子便是缝衣工人普罗斯贝尔。他是在一八三二年为圣麦利修道院事件被逮捕的。他在法庭上丝毫不替自己作任何辩护，却攻击了统治阶级，他说：

　　“我从孩提时起就在不幸中长大起来的，我养成了一种适应一切的习惯，我现在被你们控吿，站在你们面前，但不管控诉的结局怎样，它却绝对吓不倒我。”

　　他带着调侃口吻——这种调侃的口吻已经成为巴黎工人的特点——对自己的不善词令表示歉意说：

　　“我因为得到慈善机关的帮助，曾经受过几个月的教育，除此以外没有受过别的教育。我自己承认本来不应该在此发言，因为我是国王的臣民，国家的公民，贫困的人，无产的人，粗鄙的人，不知还有些什么称呼的人。在这样的地方来发言对我说来是极不相称的。像我们这些老百姓竟敢和执法诸公对立起来，岂不是大逆不道的行径吗？似乎有人要我们养成一种习惯，给打击我们的人去祝福；而且我们如果参加政治活动，特别是反对政府的活动，那当然活该受你们的怒骂了。”

　　他被判罪后毫不屈服，并且在孔西日里监狱里写道：

　　“因为我说了无产者应该有更多的政治权利，他们就把我叛了罪，但这决不能使我的对方因此变成有理。判我罪并不能阻止我再三告诉他们，穷人的子女应该受更多的教育，这是应该给他们的权利；贫穷的老年人和残废的人应该有可靠的安身之地；富人钱是理所当然的事，并不是什么行善施舍。世界上的任何惩罚都不能阻止我重复这些话。我这些话可以写在通衢大道上，正如同我现在写在孔西旦里臭气薰人的监牢里一样。”

　　格里农和前述的制鞋工人厄弗拉汉不仅是通俗小册子的作者，而且是积极分子。他们为了把他们的同伴组织起来，做了许多实际工作。一八三三年，格里农曾担任缝衣工人罢工执行委员会的主席。十二月二日，他经缺席裁判，被处五年徒刑和五年管制。判决后六天他才被捕，结果减为三年徒刑。他在法庭上陈述了缝衣工人的苦况以后，接着就提出大胆的警告说：

　　“不久以后，如果你们不答应我们的要求，首都的工人就会重复里昂工人的呼声，你们难道不怕吗？”

　　厄弗拉汉也是一个积极分子。他领导过制鞋工人的斗争。一八三三年十一月八日，他在洛歇苏亚税卡检验场参加制鞋工人的集会而被逮捕。格里农和厄弗拉汉两人都以人权社社员资格参加过共和运动。

　　工人和共和主义者也在监狱里相遇并交流经验。对许多工人来说，圣贝拉基监狱变成了他们的大学。一个政治犯给我们留下一篇关于工人们在圣贝拉基狱做晚的动人描写：

　　“七月革命以后不久，圣贝拉基狱就开始有了晚祷的风气。在日落时候，无产者恭恭敬敬地把三色旗取下来，然后拿到院子里，大家围着旗站成一个圆圈。所有的共和主义者都来到，他们都崇奉平等思想，怀着愉快的心情集拢一起向三色旗致敬。大家随便站着，往时的回忆鼓舞着他们，大家反复地合唱着我们革命诗人的诗句。”

　　一位参加者领头唱起‘出征歌’，立刻所有的人都齐声重复着歌曲，然后大家另外唱一支赞美自由的歌！这些歌曲显得多么尊贵、高尚、卓绝！爱国主义思想沸腾起来，大家的心鼓舞起来，情绪激动起来，心灵昂扬起来，任何外物也不能打乱这样的热情！所有这些有力的、雄壮的声音，这种静寂，这种场合，这个被颂扬赞美的自由，这面三色旗的出现，所有这些满怀忠诚、满怀着使他们的歌声更响亮、使他们的意志更坚定强烈的信念的人们——这一切构成了一种动人的盛典，一种充满希望的节日气氛，一种人人都准备捐躯成仁的祭礼！这是多么美丽！多么伟大！接着又唱‘巴黎曲’（其中有些词句被删去了）。然后又唱‘马赛曲’。这些歌唱得都很庄严，发自心灵的深处，大家都跪着。当歌曲唱完后，执大旗的人绕个圆圈，每个人都吻一下三色旗，然后大家站起来，郑重地目送别人把旗取走。接着大家就听到每座房屋的下面，一个粗大的声音用力地叫喊：‘锁门啦！’接着牢门隆隆地关上，毎个人都回到了自己的牢里。^[4]

　　然而，这还是，而且只能是工人阶级在它解放道路上前进的第一步。

　　一、虽然工人们受到警察的镇压，骑兵队的冲击，自己的街垒被砲弹打穿，并且被效忠于资产阶级的法官无情地判罪，可是他们还识不透国家的阶级本质。就这一点来说，如我们前面已看到的，里昂丝织工人的第一次暴动是个典型的例子。这些丝织工人相信省长，他们甚至在警察局长面前开会议事。总之，他们是尊重现有的政府形式的。后来，在共和主义者的现象之下，他们才要求改革，特别是关于选举制度的改革，但是对于这个明明是反对他们的国家的阶级本质，他们却还是看不凊楚。

　　二、自此以后，工人们是有了一个纲领了，至少是有些最积极的工人已提出了一个纲领。但这个纲领仍跳不出乌托邦的范围。对于压在他们身上的贫困，工人们只看到一种补救方法：就是结社。结社不但是为了斗争，而且还为了组织生产合作社。这就是一八三零年至一八三四年之间占统治地位的工人思想。瞧呀！如果工人们大家齐心协力，如果把他们微薄的积蓄放在一起，如果把这样聚集起来的钱购买生产工具，如果大家共同使用这些工具，那末他们就会胜利！只要通过竞争方法，他们就能把雇主们的顾客争夺过来，而把自己变成市场的主人。这是鞋匠厄弗拉汉的主张。必须成立一个生产协会，“从消费者手里接受工作，然后分给社员去做”。这是行李箱工人和皮鞋工人的意见。他们在罢工中组织了合作作坊，直接为顾客做工。这种结合不久就垮了，而在组织那些合作作坊的人的思想中，这种结合应该在罢工结束后仍然能继续存在下去的。当巴黎制鞋工人加入罢工时，他们准备

　　“筹集一笔社会资本，用来成立一个机构，保证本行的每一个会员都有工作，所得的利润归行会所有。”

　　一八三一年九月十日，有几个细木工想成立一个生产协会，他们深信“总有一天会把巴黎全市的细木工匠都合集在一起”。

　　在这些方案中，要算儒勒·雷卢^[5]所制订的方案最为突出。只要四千个或五千个巴黎印刷工人，每人每星期拿出一个法郎存在公库里，就可以设立一个“大印刷厂”，可以把所有雇主的印刷厂都打垮。

　　同时共和主义者也在鼓励组织这样的合作社。“人权社”就是劝告工人不要罢工。他们说：

　　“经验向工人们证明，这种反抗（指停止工作）不能给工人们带来任何好处。这种药比病本身还坏。”^[6]

　　因此必须增多协会。

　　“这种协会不能再被认为争取高工价的联盟，而是一种合作团体，即为社会劳动的人们的协会。”

　　所以说，这种种想法完是乌托邦思想。这是毫不足奇的，因为那时法国的资本主义还在发展的初期。大工业虽已出现，但仍占少数。占优势的还是中小工业而工人中的积极分子都是来自手工业。如上所述，他们不外是缝衣工人、制鞋工人、印刷工人。即使在工人众多的里昂，起重大作用的还是当师傅的工人，而他们是手工业者。这些积极分子为他们自己和整个工人阶级只能设想手工业者的团体，而不能设想其他的经济组织。生产工具虽然有了进步，但仍是很简陋的。因此谁也不能禁止工人“梦想”着：经过共同的努力，依靠他们的积蓄或是依靠政府的帮助就可以取得这些工具（这种想法，共和主义者早已提出来过）。要使这种幻想烟消云散，还得要经过许多失败，尤其是要等到强大的生产工具发展到这种程度，使大家都认识到，只有集体剥夺靠剥夺为生的资本家，工人阶级和整个人类才能有出路。

　　这就是以后几年中将发生的情形。

　　然而，里昂丝织工人的斗争并不是徒劳无功的。一八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里昂工人的报纸“工场回声报”追怀他们说：

　　“安息吧，十一月起义的烈士！愿压在你们身上的泥土不致于使你们感到沉重！……你们的鲜血滋润了这片土壤，从那里一定会生长出无产者解放之树！”

^[1] 摘自一八三三年十一月二十-二十七日“播种者”（见一九三六年巴黎版维斯：“一八三零年至一八四八年法国工人的调查”所引）。

^[2] “国家一切团体的工人协会”，一八三三年巴黎出版，（署名者为厄弗拉汉）。

^[3] “一个缝衣工人的回想”，其内容为：工人的一般贫困情况，劳动日的长度，工资的标准，工人和作坊主之间目前已经建立的关系，工人组织协会作为改善待遇的手段的必要性。署名者：格里农，缝工，巴黎人权社社员，一八三三年。

^[4] 这是共和派者阿芒·马拉斯特的记载。当时著名画家杜米埃也是圣贝拉基囚犯中的一个，因为他曾把路易-菲力普画成一个卡岗都亚型的巨人（拉柏雷小说中主人翁，有译作高冈大的——译者），坐在破椅子上，馋涎欲滴地吞噬农民和工人缴纳给他的税款。

^[5] 他是社会主义者皮埃尔·雷卢的兄弟。他的小册子在一八三三年出版，书名：“告印刷工人书。论设立协会使工人成为生产工具的所有者之必要性。”

^[6] 我们在本书第二卷中将要看到，后来普鲁东也采取了这种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