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规划生活和工作（1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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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规划生活和工作（1903—1904年）

　　1903年，罗莎·卢森堡成为第二国际国际社会主义局的成员。同其他国际组织中要在相互竞争的各种利益中进行平衡的矛盾不同，国际内部爆发的矛盾较少同国家不同相关，更多地同信仰不同相关。第二国际这个集团的国际主义并不能抵消存在的分歧，国际主义只是作为口号让第二国际自身所代表的共同的阶级利益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情况是这样的，波兰人和法国人或者德国人和俄国人产生冲突，革命的路线针对修正的路线，机会主义对抗冒险主义——或者关于不同的策略和战略，当然还有组织上的选择。和罗莎·卢森堡产生冲突的第一个非修正主义的政治家，就是列宁（卢森堡称他为“乌里扬诺夫”）。卢森堡受到接近民粹主义路线的长年顾问列奥·约吉希斯的激励，1904年研究了同年在日内瓦出版的列宁的著作《进一步，退两步》。她撰写了文章《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发表在为俄国革命者出版的中央报《火星报》上。她称列宁为“杰出的领导人和战士”，将他描述为党的工作的榜样：“这本书详尽而透彻地表达的观点正是无情的集中主义，它的基本原则是：一方面把态度明确的和活跃的革命家的有组织的部队同它周围的虽然还没有组织起来但是积极革命的环境完全区别开来，另一方面是实行严格的纪律和中央机关对党的地方组织生活的各个方面实行直接的、决定性的固定的干预。”（W1/2，第425页）这在理论上听起来并不那么令人讨厌；所有的天主教团体，所有的工人组织也都这么做的。但是，一个组织，不只是在政治上，而且在社会生活的经济民主化上也这样走极端，却是太简单化了。如果州议会的左翼派都这么行事，个人意见就没有什么意义，风流韵事同财政不规律交织在一起，报界由这一切都是慢慢听到风声——那么，遇事只能当场解决问题，或者我们要问，中央在柏林还有参与权、投票权或者命令权吗?

　　列宁的批评者卢森堡这样评论他的观点：“例如中央委员会按照这个观点有权组织党的各个地方委员会，也有权确定从日内瓦到列日，从托木斯到伊尔库茨克的俄国每个地方组织的人员组成。”（W1/2，第425页）

　　卢森堡对列宁的主要指责，并非像后来那些将她看作反对所谓的党的统治的社会主义民主人士所认为的那样是道德上的。她在社会主义内部斗争中很少谈到道德方面；在反对伯恩施坦时也没有（伯恩施坦获得的最糟糕的批判就是尖刻的嘲笑）。卢森堡指责俄国极权主义者的，更多的是她曾向他们提出的组织结构的困难性；她害怕在革命环境中浪费时间，害怕在列宁所认为的一个有效的组织中必须很快撕碎坚韧的“守夜人精神”。她意识到，列宁所寻求的，是一种能够有效抵制机会主义的、妥协主义的潮流的蔓延的机制。他们二人都是这种现象的反对者。但是，另一方面，尽力和这种潮流作斗争的卢森堡，却认为这种危险并没有那么大。卢森堡认为这一潮流只出现在西方，在有一定社会基础的地方，事实上是进入议会的干部资产阶级化的问题。集权的党的机构在革命环境中是有害的（卢森堡）还是有益的（列宁）这一问题，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基础的危险性评判，而是一种策略上的问题。如果人们考察俄国1905年和1917年革命的进程，将它们同失败了的德国1918~1919年革命进行对比，那么列宁的观点至少对当时的历史阶段来说是很有道理的：他在《进一步，退两步》中所提醒的，正是包括罗莎·卢森堡在内的柏林圈子在关键时刻所犯下的悲剧性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