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篇系补入，为原书所无。——上传者注）
在重庆，我访问了处理“星四聚餐会”案件的负责同志，和一些初步坦白了的参加“星四聚餐会”的不法分子谈了话，查看了有关这一案件的文件和人民群众的检举信件、胁从分子的坦白书、审讯首脑分子的记录和“星四聚餐会”秘密集会的四本记录。所有书面材料和口头材料都证明：资产阶级向人民民主政权和工人阶级的进攻，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地进行的。
重庆的私营钢铁机器业，完全是靠着人民政府的扶助而恢复、发展起来的。解放以前，重庆私营钢铁机器业在蒋美联合绞杀之下，已经衰败到破破烂烂，“一息仅存”了。重庆的资产阶级和全国其他地区的资产阶级一样，没有力量也不可能抵御美货泛滥的洪流，许多工厂靠着卖厂房、卖家具，甚至卖工作母机过日子。如“上海机器厂”在日本投降前，有两百多个工人，但到解放以前，只剩了七、八个工人看厂子。解放两年多以来，人民政府为了扶助民族工业，给予这些工厂的贷款达二百八十六亿多元，给予他们的加工定货价值近三千亿元。仅“上海机器厂”得到的贷款就在二十亿元以上。这些工厂的老板看见自己的“事业”获得恢复并发展了，立刻露出了狰狞的面目。他们向人民政府一方面喊着“万岁”，另一方面却千方百计地向人民政府进攻。正像上海机器厂的董事、经理陈又新、毛毅可所说的：“我要多少价钱，你就得给我多少，否则，我就不作。”这个工厂的暴利，比成本高过百分之百到百分之二百还多。这些工厂的老板们，为了更有计划地向人民民主政权进攻，因而组织了“星四聚餐会”。
“星四聚餐会”，最初是由重庆私营钢铁机器业中的六家大工厂的负责人发起，又吸收了六家中型工厂组成的。这个组织成立之初，只有国营某工厂和成渝铁路在私营工厂定货并委托加工。当时，“星四聚餐会”以这个国营工厂为进攻对象，企图从垄断加工定货中牟取非法暴利。为了这个可耻的目的，它和这个国营工厂基本建设处生产科长周绍文、外包工程师陈松柏等勾结在一起，把监督和指导加工定货工作的重庆市工商局副局长孙济世拉到“聚餐会”里，又把西南工业部经理处某科长钱绍武也拉过去，作为他们套取和垄断工业原料的内线。这一切布置就绪以后，“星四聚餐会”就张开血腥的嘴，向人民民主政权展开了大规模的进攻。这个国营工厂的外包工程，在周绍文操纵下，从来不用招标方式发包，而是交“星四聚餐会”去“统一分配”。工商局副局长孙济世还在“星四聚餐会”第三次会议上保证：今后不采取开标比价方式，而采用周绍文所“创造”的“统一分配”办法。所谓“统一分配”，实质上是把国家的委托加工和定货，交给这一伙不法资本家去分配。“星四聚餐会”的强盗们得到统一分配国家加工定货的特权以后，便统一抬高工价，统一抬高材料消耗费用，统一偷工减料，统一拖延完工日期。在这一连串的“统一”下，国家财产遭受了不可计算的损失，严重地影响了经济建设的进展。只就 “星四聚餐会”部分人员坦白的材料计算，他们单从这一个国营工厂就盗去国家资财二百亿元以上。
随着国家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星四聚餐会”的组织也日益扩大。成渝铁路动工不久，“星四聚餐会”便指派它的“干将”吴宗楷组织“星五聚餐会”。吴宗楷是荣华机器厂经理，素以“铁作业大把头”著称。他笼络了洪发利、川昌、公鑫、荣新、张端生、志华、恒大、协成等九个工厂，收买了西南铁路局机务处副处长，组成了包围铁路局、垄断铁路器材加工定货的垄断组织。一年多来，他们通过这个组织所盗窃的国家财产究竟有多少，至今还计算不清。只知道在制做三十一付道岔的工程中，单以抬高工价、多报用料两项来说，就使国家直接损失七亿四千多万元。
船舶是西南区的主要交通工具。修船造船的工程相当巨大。在天兴机器厂经理石漱流主谋下，曾有十四家工厂的负责人为承做修船造船工程，组成“星六聚餐会”（其中有些厂并不专门从事修船造船业务）。一九五一年冬，“星四聚餐会”的首脑分子高功懋又亲自出马，把“星六聚餐会”的川昌、天兴、协兴、合众、公鑫、鸿昌等六家，加上民生、川江、建新、新泰、源记、惠兴等六家，组成“造船小组”，专门垄断国家的修船造船工程。这个“造船小组”曾经骗得长江航务局重庆分局的“批准”，而且还吸收了国营川江船舶厂参加，并收买了航务局检查科长孙祺。因此它的活动更加明目张胆，肆无忌惮。这个“造船小组”曾以“十二条意见”上书航务局，要航务局制订“营业许可证”，交由“造船小组”来讨论和分配国家的修造船舶的工程。它要航务局规定：凡轮船公司和握有水上交通工具的国家企业机关，修造船时不得分散在一家以上的工厂施工。它要轮船公司和握有水上交通工具的国家企业机关，必须按时交来修造工程，以便他们“有计划地生产”。它不仅要现在握有水上交通工具的国家机关迅速开列详细修船表，而且要国家把“拟定中的造船计划”向他们填表报告，“否则各会员厂拒绝修造”。对于这个“意见”，长江航务局重庆分局如何处理还不得而知，但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到资产阶级的进攻已经达到如何疯狂的地步！他们不光要把中小同业一下子挤垮，而且要把人民的国家机关变成他们牟取垄断暴利的工具！
一九五零年冬，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在全国各大城市制造纺织机的消息传到重庆。“星四聚餐会”的首脑分子余桂铨、顺昌厂经理和新民机器厂经理印仁基，立即召集协昌、合众、惠工、大来、大川、上海、合作、中国等十一家工厂的负责人开紧急会议。会议由余桂铨做主席。他说要揽到政府的纺织机工程，必先“巩固组织，加强团结”。到会各厂负责人一致表示“坚决拥护组织，坚决争取制造纺织机”。他们随即成立了“十一厂联络处”，由合作五金厂经理李汉湖任总干事，办理一般联络事宜；由印仁基等五人主持“对内”；由余桂铨、邵仁里和毛毅可为“飞京接洽承制纺织机的全权代表”。他们并决议在争取到纺织机工程以后，再在华东区所制订的纺织机底价上，要中央“特加照顾”。他们决定具体的照顾数目为：材料费比华东增加百分之三十；人工费在华东底价上加百分之二十；样板和特种工具津贴费加百分之十。他们经常的联络地点是民国路一六八号。从“十一厂联络处”成立到工程掌握在手，他们先后开过三十六次会议。他们派人在北京讨论的各种机件单价，要拿到这里研究；各种合同要经这里批准；工程任务由他们统一分配；所用原料由他们统一购买，甚至偷工减料的具体数字，也由他们统一安排。余桂铨等由北京返回重庆后，专门召开了“总结经验、布置任务”的会议。余桂铨在会上提出某种工程“在北京用工八万个，我们争取用六万个甚至四万个工交货”。在这个会议上，余桂铨还特别检讨了到北京谈判工作中的缺点是所谓“事前准备不够”，“和工业部联系差”。会议因此决定：“今后要靠拢工业部”，以便“向北京发展”。印仁基还提醒大家：“要做到组织上的一切保密”。在“向工业部靠拢”的方针下，他们要求西南工业部成立了“西南区公私营机器厂承造纺织机技术委员会”。他们特把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某副部长抬出来做主任委员，他们自己担任副主任委员。但实际工作是掌握在他们手里。这个委员会只是把非法的“十一厂联络处”换了个公开名义罢了。
以上四个组织，都是针对国家经济建设部门的工业加工和工业定货而组成的。一九五一年底，“星四聚餐会”又把震旦、中国、新民、大川、大来、顺昌、恒顺、大昌八家工厂的会计师联络起来，组成“会计师座谈会”。在“统一建账”的掩护下，这个“座谈会”专做偷漏国税和进攻国家税务人员的试验，准备以后在“星四聚餐会”的各会员厂都照样实行。这个组织成立不久，全国人民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资财、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就开始了。
“星四聚餐会”已经成了资产阶级向国家进攻的核心，已经由最初时期的十二个厂发展到四五十个厂（其中一半是外围，一半是核心），由一个组织发展到五个组织，由混合组织逐渐发展为几个专业的组织。“星四聚餐会”的组织极其严密，参加这个组织的人要经过个别介绍，大会通过，再经过一定时期的“列席”，方能成为正式“会员”。它组织了各种不同的外围，目的是培养会员厂，在条件成熟时争取合法。
从“星四聚餐会”的发展过程和现状来看，它已经不是单纯的盗窃国家资财的经济组织，而且是具有政治阴谋的野心集团了。它把钢铁机器业同业公会变成了它的傀儡，它有权“圈定”重庆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工商业界代表。加上被它收买的内奸和派进国家机关的“坐探”，若干政府部门已经变成了它攫取暴利的工具。如果今天还有人硬说资产阶级没有进攻的组织，不可能有什么猖狂进攻，那就请他们看看“星四聚餐会”的罪行吧！（二月二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