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东方战线

　　伏尔加河上游地区的彼尔姆、喀山、萨马拉（现在的古比雪夫）一带是国内战争时期的东方战线。这些地区反革命势力极其强大，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刚刚诞生的苏维埃政权构成了最严重的危胁。因而，东方战线成为国内战争时期战斗最艰苦、最残酷的一条战线。
　　在东方战线苏维埃政权面对两个强大的敌人：一个是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另一个是前沙俄海军上将高尔察克。
　　捷克军团是由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俘的捷克、斯洛伐克军人组成。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同意该军团从西伯利亚经符拉迪沃斯托克去法国，条件是交出武器并分成小梯队行进。在捷克军团去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沿途，有很多反苏维埃政权的前沙俄军官及士官生加入，整个军团人数增加到六万人。到1918年初，从奔萨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整个铁路沿线到处都是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小梯队。由于帝国主义的支持和反革命地下组织的挑拨，5月25日，捷克军团发动了叛乱。叛乱分子首先攻占了车里雅宾斯克，并迅速向叶卡捷林堡（现在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推进。6月8日，攻陷萨马拉并在这里建立了白卫分子和社会革命党人把持的政权“立宪会议委员会”。
　　与此同时，在西西伯利亚也出现了一个以社会革命党人为头子的西伯利亚白卫政权。各地的反革命分子和富农不断发动反革命叛乱，响应捷克军团，甚至苏维埃政府任命担任讨伐捷克军团的前线指挥穆拉维约夫上校也在比尔斯克（今乌里扬诺夫斯克）发动叛乱。^[1]这次叛乱虽然很快即被粉碎，但是它说明了当时革命所面临的极端危险的局势。
　　1918年7月，“危机局势已经到了顶点”^[2]，俄共（布）中央作出决议指出：“当前决定革命命运的关键就在伏尔加和乌拉尔。”^[3]列宁在7月26日的一封信中指出：“现在我们在这里所经历的可能是整个革命中最艰难的几个星期。阶级斗争和内战已经深入到居民之中：农村到处出现分裂的局面——贫农拥护我们，富农疯狂地反对我们。协约国收买了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反革命暴动猖獗一时，整个资产阶级千方百计地要推翻我们。”^[4]党中央为此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东方战线的局势，决定采取一切措施加强东方战线。从各地包括彼得格勒、莫斯科抽调部队全力以赴支援东方战线，并从波罗的海抽调三艘驱逐舰开往斯维雅日斯克支援伏尔加河区舰队。
　　在东方战线局势恶化，苏维埃政权面临最严重威胁的时候，当地的旅俄华工也象其他地区的华工一样，挺身而出，拿起武器投入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战斗。
　　乌拉尔矿区是旅俄华工最集中的地区之一，这里许多矿山使用的华工都在四、五千人以上。国内战争开始以后，彼尔姆、维亚特卡（现在的基洛夫）、叶卡捷琳堡、塔吉尔、阿拉伯耶夫斯科、车里雅宾斯克、兹拉多乌斯基等许多地方的华工都踊跃参加红军，并纷纷组织起独立的中国人的红军部队。如东方战线红军第三、四、五三个集团军中就有成千上万应征的华工。《红军》报1918年6月13日报导说：“组建‘中国营’的工作在萨马拉和西伯利亚进行得十分顺利，那里准备加入红军的不下一万人。”^[5]
　　彼尔姆是东方战线组建中国人红军部队的中心。1918年末，这里已组织起两个团四个营，1919年上半年组建工作又有很大发展。
　　国内战争老战士秦七锁曾经回忆彼尔姆组织中国人红军部队的情况。革命前他在基泽洛夫煤矿工作，十月革命后他和自己的同乡不堪忍受资本家的欺压来到彼尔姆参加革命。1918年3月，他加入中国志愿人员的队伍，开始了紧张的学习和军事训练。捷克军团叛乱发生后，这个由二百五十人组成的中国支队立即开赴前线。他们和其他队伍一起沿卡马河顺流而下，来到沃特金斯克参加平定社会革命党人发动的反革命叛乱。在洽斯特、巴不基、诺若夫卡、克雷洛沃、叶尔巴契哈、巴尔达、叶洛沃等村镇，都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在巴尔达的战斗中，中国支队政委郭万清受伤后被白军俘虏，白匪军对他施以种种酷刑，百般侮辱和折磨，郭万清始终坚贞不屈，最后白匪把他杀害，并将尸体肢解、剁成碎块。最激烈的战斗发生在叶洛沃村，中国支队曾在这里和俄国水兵及游击队同仇敌忾、协同作战，重创白匪军。至今在卡马河边的这个小村子还竖立着一块纪念碑，上面写着：“这里安葬着1918年为苏维埃政权而献身的游击队员、《卢斯罗》号汽船的水手、中国国际营的战士们。”^[6]
　　1918年初，东方战线的第三集团军组建完成，其中的第二十九狙击师预备团全部由中国人组成。他们来自彼尔姆附近的砂石场、伐木场、煤矿和乌拉尔矿区。团长叫郭来宾，搬运工人出身。预备团经过两个多月的学习和训练，于9月初开赴前线同捷克军团作战。他们和红军卡马河小舰队一起参加保卫彼尔姆的战斗。第一仗攻打巴不基，中国红军战士表现得十分顽强，有许多人牺牲。另外，在阿拉伯耶夫斯克还有任辅臣领导的“中国团”，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投入了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战斗，成为东方战线著名的“铁团”。
　　在东方战线其他红军队伍里也有很多中国人。匈牙利共产党员、苏联国内战争的参加者赫洛马特柯曾经回忆他指挥的乌拉尔国际支队的情况。这个支队共有二百多人，1918年春天在叶卡捷林堡组建。它曾在秋明地区同白匪军作战，不久来到彼尔姆。1918年9月重新组建，赫洛马特柯当选为队长。他回忆说：“我们的支队由匈牙利人、中国人、朝鲜人和奥地利人组成。毫无疑问，这是一支真正的国际支队。特别值得骄傲的是，我们这里没有一点民族仇视的迹象……我们不仅这样认识，而且打心底里感受到这一点。只要手执武器为苏维埃政权而战斗的人我们就把他视为自己的兄弟。”这支队伍积极参加了平定富农叛乱和后来对高尔察克匪帮的斗争。^[7]
　　第三集团军的第一农民共产主义红鹰团和第二十九师的卡美施洛夫团里也有很多中国战士，他们曾为这两支红军部队建立过不朽的功勋。乌拉尔国内战争的参加者，苏联作家巴维尔·巴若夫在他的《第一批应征的战士》一书中真实地记录了华工参加红军的情景：
　　在伊尔比茨基的维尔甲，红军某团的一个连（后备队）正在休息。这时走过来两个瘦小的中国人，和善地笑着，连长警惧地阻止他们：
　　“往哪儿去？不能往前走，我们不准许，再走就开枪了。”
　　其中一个中国人用他的乡土话说道：“克拉赛那亚阿尔米亚。”（即红军）
　　“什么？跟我们参加红军？”连长感到困惑不解。
　　“是的，是的，是的。”两个中国人会心地点点头，一边答道。
　　“会摆弄枪吗？会放枪吗？”为了使他们听明白，连长一字一句地问到。
　　中国人又点点头，他们在膝盖上作出射击的动作。
　　一个赤卫队员得出结论说：“看来，有那么点样子，这家伙打过仗。”
　　“家伙？！……呸！家伙！”中国人唾道，一面使劲地敲打着自己的胸口，吼道：“中国人……拉包洽（即工人）……”。
　　从后来用类似的语言、更多的是用手势所进行的交谈中才知道，这两个中国人在中国时曾经打过仗，后来逃到俄国，曾在“克拉尔拉尔”煤矿干了三年。其中一个已经结婚，有孩子。交谈得很好，只是他们说的“马辛卡，山卡卡特拉米”谁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无论他们趴在地上还是蹲下用力地打着手势也搞不清楚。
　　“我不懂”。最后排长无可奈何地表示，“你向谢诺科索夫同志说吧！他是我们的连长，他精通所有人的话，只要他是无产阶级。”
　　这最后一个词他们似乎明白，两个中国人指着自己一再重复道：“无产阶级！”“呶，那就这样说定了，无产阶级。就是说要给我们枪，我们要去消灭资本家。”
　　晚上，连长谢诺科索夫和这两个中国人谈了很长时间，最后总算弄明白了“马辛卡卡特拉米”原来是机关枪。连里的机关枪没人用，谢诺科索夫完全相信这两个中国人，他们坚毅、头脑冷静，他毫不犹豫地答应把机枪交给他们，这就是红鹰团第六连最早的两个中国战士。
　　瓦夏，连里人都这样称呼其中的一个中国人，他勇敢顽强，是一个出色的机枪手。正如询问时他所说的那样，他曾经在奉天的一所军事学校里学习，他熟悉机关枪的所有零部件。在六连，他使用的是一架“柯立特”式机关枪。
　　在伊尔比茨基高地的一次战斗中，连队被迫沿着一片开阔地撤退。敌人的攻势箝制住了红军的火力，机枪一点动静也没有。
　　“瓦夏完了”，连里的同志们说道，“他牺牲了。”
　　但是几秒钟以后，瓦夏的机关枪却再次咯咯地叫了起来。“还活着！”战士们听到枪声兴奋地说。不一会儿又没了动静，过一会又打了一梭子，听起来声音似乎越来越近。
　　“看样子，他是在拖着机枪走，只要不动，脑袋不露出来，机枪就能保住。”
　　这时，在这片开阔地的灌木丛中出现了一个大乌龟似的东西。
　　“看，同志们，那是什么？”有人拿着望远镜喊道，“他们在拖着机枪！好样的，乌拉！”
　　“等等，应该支援他们”，连长说到，同时下命令向敌人的散兵线开火。
　　这时“乌龟”也停下来开了火，不一会又照老样子爬起来。
　　一切都清清楚楚了。原来是一个机枪手把机枪放在脊背上，匍匐向后退着走，另一个人在他后边退着爬，他们时而爬一会儿，时而停下来打一梭子子弹。这两位英雄的中国战士终于胜利了。
　　这也是红鹰团中最早的两位中国战士。后来，中国人越来越多，就成立了中国独立连，不久又成立了中国营。
　　巴若夫写道：“当然，他们当中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顺利地立即学会了打枪，但是无论谁都不能说中国战士缺乏坚定性和忘我的勇敢精神。”^[8]
　　第一农民共产主义红鹰团参加过许多次战斗，表现了高度的英雄主义和献身精神。1918年秋天，在烈日地区驻防的一个红军团是从农村招募的，里面混入了富农分子，暗中进行反革命宣传，不久，这个团发动了叛乱。叛军包围了附近的红军队伍，要把他们缴械，否则就枪毙。这场叛乱使红军的防线出现了一条十八公里长的缺口，必须立即派兵前去镇压。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红鹰团的两个俄国连和两个中国连，他们出色完成了任务。第二十九狙击师的《战壕真理报》在评论这次战斗时以《中国人——英雄》为题写道：“所有亲眼看过中国人的同志都称赞他们的顽强、坚韧不拔和革命毅力。”
　　在维亚特省南部有一支茹可夫·亚历山大罗夫斯基领导的红军部队，其中有一个中国分队。分队共有十二个人，分队长叫王成友，也是一个来自中国的苦力，曾在远东的矿山做工，受尽了俄国资本家的虐待。革命后王成友参加了红军。
　　1918年7月，维亚特省南部发生了由前沙俄上校斯捷潘诺夫发动的一个红军团的叛乱，这个团也是在莫斯科组建的，后来被派到东方战线，由于一些不可靠的分子把持了团司令部造成了这次叛乱，叛军先后占领了诺林斯克、乌尔如姆、列比亚什等许多维亚特河沿岸的村镇。当时红军领导机关对这次叛乱的情况一无所知，必须立即弄清楚这个红军团是否全部参加了叛乱、叛军的人数、确切地点、是否征用了村民以及当地老百姓对叛乱的态度等等，这些情况对平定这次叛乱是至关重要的。
　　中国分队的分队长王成友主动提出前往侦察，他化妆成一个沿街叫卖的货郎，侦察十天之久。他从村里广场上的叛军的训练队伍和买东西的老百姓那里了解到叛军在诺林斯克招募富农和商人子弟当兵，还征用了几个前沙俄军官；叛军总人数大约一千人；叛军自认为最巩固的据点在列比亚什，那里有一个营，还从乌尔如姆调来两个连，配备有四挺机枪。此外还强征了约二百个村民；乌尔如姆有六个连和团部，还有从当地招募了三个连的“志愿人员”；一些落后的村民相信了叛军的反苏维埃宣传。此外，王成友还侦察到叛军正准备向维亚特卡方面转移，这对红军来说是很危险的。
　　根据王成友侦察得来的情报，红军领导机关立即采取了果断行动，临时成立一个混合支队，8月12日开往诺林斯克、列比亚什方面。根据军事委员会的命令派出一百八十人，强攻列比亚什，这里驻有四百多名叛军并配备有大炮。王成友再次奉命前去侦察，并根据他的情报制订了具体的作战方案。8月15日，红军对叛军发起强攻，一举消灭了叛军，在战斗中王成友也表现得十分出色。不久他光荣地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以后又多次完成各种艰巨的侦察任务。^[9]
　　为了加强东方战线，苏俄政府还从其他各地派来许多支红军部队，其中也有中国人的队伍。我们前面提到的1918年初在莫斯科组建的中国营，在经过两个多月的紧张军事训练之后即被派往东方战线。这个中国独立营的人数有一千多人，他们在伏尔加河上游的沃斯科列先斯克村（即现在的沃斯科列先斯克市）参加对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战斗，表现十分英勇。
　　有一天，中国营接到命令把盘踞在库利科夫卡村的白军赶走，白军阵地坚固，装备精良。中国营在营长（他的俄国名字叫萨沙）的率领下，以一大群牲畜为掩护出其不意地冲进村子，消灭了敌人。后来，这个中国营在沃斯科列先斯克到奥列霍夫卡之间的地区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他们边走边打，行程达五百公里，多次完成重要的战斗任务，有许多中国人在不间断的征战中英勇献身。东方战线战事结束后，这个中国营还参加过镇压坦波夫省、梁赞省、卡卢加省、奔萨省和萨拉托夫省等地富农叛乱的战斗。1919年他们被划归南方战线司令部领导并参加了北高加索的战斗。^[10]
　　在派到东方战线的红军部队中还有一支配备有“布良斯克工农苏维埃装甲列车”的部队，1918年2—3月间在布良斯克组建，不久派到东方战线。这支部队除了装甲列车外还包括一个骑兵连和一个狙击连混合组成的陆战队，狙击连完全是由加入红军的布良斯克一家面包干厂的华工组成，连长是俄国人，叫米哈依洛夫斯基，副连长是中国人，名叫李福。
　　据这辆装甲列车的指挥托卡列夫回忆，这支部队1918年5月下旬在奔萨车站投入对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战斗，列车的任务是夺取并坚守卡那吉河上的一座铁路桥，这个任务主要由中国连去完成。李福率领中国连的勇士们同敌人激战四个昼夜，最后在列车火力的掩护下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攻势，夺取并控制了这座铁路桥。这次战斗中有许多中国战士牺牲，他们被安葬在卡那吉车站给水塔附近的友谊墓里。托卡列夫回忆说，副连长李福在战斗中表现极其勇敢，是一位十分优秀的红军指挥员。他们的装甲列车于1919年1月被命名为“罗莎·卢森堡”号列车。^[11]
　　在东方战线，正当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猖獗一时、富农暴乱到处发生的时候，前沙皇俄国黑海舰队司令、海军上将高尔察克在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下，于1918年11月在鄂木斯克建立了军事独裁统治，他自称“全俄国的最高执政和陆海军总司令”，在西伯利亚恢复沙皇时代的统治秩序。他提出“为统一的、不可分割的俄国而斗争”的口号，残酷镇压民族解放运动。高尔察克是苏维埃俄国在东方战线面对的另一个最凶残的敌人。它和捷克军团一起对苏维埃政权构成了极其严重的威胁。1918年11月8日，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指出：“我们的处境也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危险。”^[12]
　　1919年初，高尔察克积蓄了庞大的军队在整个东方战线两千多公里的战线上发动了新的进攻。3、4月间相继占领了乌法、布古利马和古鲁斯兰，再度威胁辛比尔斯克、萨马拉和喀山，敌人的目的是同南方的邓尼金白军会合。苏维埃俄国再次面临极端危险的形势，4月12日，列宁指出：“必须全力粉碎高尔察克！”俄共（布）中央也向全党提出：“大家都到东方战线去！”
　　1918年底，从苏俄北部海岸登陆的英国干涉军开始沿北德维纳河向科特拉斯推进，这里有铁路直通维亚特卡。帝国主义企图使北方的反革命势力和高尔察克军队在科特拉斯——彼尔姆一线会合，完成从北、东和东北方面对莫斯科的反革命包围。当时用英国的飞机、大炮和装甲车装备起来的白匪军不但装备精良、后勤供应充足，而且人数也大大超过红军。在捷克将军盖达指挥下的五个师正在彼尔姆地区围攻红军第三集团军，彼尔姆保卫战对于阻止白匪军的会师具有重要意义，这是国内战争历史上最激烈，也是最残酷的战斗之一。
　　1918年11月底，在维亚车站附近发生了激烈的战斗，任辅臣率领中国团日夜奋战仍未能阻止住敌人的攻势，全团指战员几乎全部壮烈牺牲。11月31日，敌人占领维亚车站，切断了第三集团军的左翼同中路的联系，红军第二十九狙击师第三旅几乎全军覆没（全旅只有旅长、参谋长和政治委员生还）。12月初，敌人步步紧逼，红军第一补充营和苏维埃第一步兵团相继叛变投敌，白军迫近莫托维利哈，24日深夜，敌军占领了彼尔姆。二十天中红军退却三百多俄里，^[13]损失指战员约一万八千多人，还有大批军事物资和给养。
　　1919年1月初，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和国防委员会派出以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为首的联合调查委员会来到东方战线调查第三集团军溃败的原因。1919年1月31日向列宁作了报告指出：“集团军司令部软弱无能”，指挥系统一片混乱，整个集团军处于孤立无援、听任敌人包抄的地位。全军纵向分布在四百多俄里的广阔地区，无法抵挡经验丰富，装备和数量都占优势的敌人的攻势，而且总司令部派给东方战线的部队有一些是不可靠的，因此有诸如喀琅施塔得水兵第一团（一千二百四十八人）以及海军步兵第十一独立营（八百三十四人）投降或逃散等多起事件发生。报告指出，这次溃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部队连续作战六个月没有换防，弄得疲惫不堪，全军士气非常低落。没有任何预备队。后方毫无保障（军队后方的铁路路基曾被炸毁多次）。军队的给养不经常，无保障（在第二十九师受到猛烈攻击的最艰难时刻，该师各部队抵抗五昼夜而没有得到一点面包和其他食物）。红军在零下三十五（摄氏）度的严寒中作战，但他们的行李却是夏天的。这些问题主要是供给机关工作不协调造成的。^[14]俄共（布）乌拉尔区委员会关于彼尔姆失败的原因给中央的报告中也谈到中国人最多的第二十九师的情况，报告指出：“这个师的团队连续战斗五个月之久，损失了绝大部分有觉悟的由乌拉尔工人组成的善战分子。在敌入进攻前已有五天没吃到面包，在零下二十五—三十（摄氏）度的严寒中，既没有毡靴，也没有防寒的棉衣，敌人的进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的。”^[15]
　　1919年1月初，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为恢复第三集团军的战斗力和巩固后方，采取了果断措施，对红军指挥机关和地方苏维埃进行了严厉的清洗，整编了红军团队，整顿后方，恢复红军的战斗力，坚守维亚特卡，阻止英国干涉军和高尔察克军队会合。
　　曾经参加过彼尔姆保卫战的老战士刘福回忆说：“第三（集团）军司令部和二十九师司令部退到维列沙里诺，我们边退边打，也退到维列沙里诺。从别尔木（即彼尔姆）到维列沙里诺，将近三百里，路上，我们每人只吃到两块冻面包，是农民送给红军的。司令部和随军军械局，就住在火车上。过去几个月的生死苦战，证明了‘中国人第一队’是一支最顽强的部队，忠实可靠的部队，师部就派我们做守卫营，表示对中国兄弟的无限信任。中国人不懂俄文，又不会讲俄国话，师部就密令有关的图章，都削去一个小角，以做识别，验证文件。”
　　斯大林率领联合调查委员会到东方战线后，曾在维列沙里诺铁路工人俱乐部召开秘密会议，接着又召开几万人的军民大会，两次大会都由中国红军担任警卫。在清洗混入红军和地方苏维埃机关的叛徒和反革命分子时，对被处死刑的人也交给中国战士去执行。在这里对红军进行了整编，刘福所在的第二十九师预备团中的“中国人第一队”改名为“革命团”，团长是俄国人斯大列果夫，副团长是中国人刘振标。1919年1月底，反攻彼尔姆的战斗开始，这个团的指战员表现极其勇敢。他们在一个叫西得尔的小村附近和白军对峙二十多天，最后击退了敌人，前进二十多公里。在卡依果夫斯克以西的一次恶战中，他们和白军展开了肉搏战，山东人宋金荣、锦州人米万山和赵德贵是这次战斗中的英雄，仅赵德贵二个人就杀死十多个白军。后来这个团退守维亚特卡，一直坚守到4月底。经过半年的苦战，很多人牺牲了，仅刘福所在的排就由原来的四十八人减少到二十来人。后来，一个叫李子恒的中国人又率领五十多个石棉矿的华工前来参加红军，于是“革命团”又进行了第二次整编，变成一个营并编入第二百五十五农民团，李子恒担任营长。^[16]
　　在东方战线，还有许多中国人参加主要由俄国人组成的红军部队，例如在伏龙芝率领的第四集团军里，早已为中国人熟知的传奇式英雄恰巴耶夫（旧译夏伯阳）指挥的第二十五狙击师中就有很多优秀的中国红军战士。^[17]
　　经过不懈的斗争，工农红军于1918年10月底彻底击溃捷克军团，1919年11月14日攻克高尔察克的老窠鄂木斯克，1920年初解放伊尔库次克活捉高尔察克，东方战线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1] 马·穆拉维约夫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国内战争初期曾是东方战线领导人。1918年7月10日发动叛乱。次日苏俄人民委员会揭露了他的罪行，同时穆拉维约夫由于拒捕被击毙。

^[2] 《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1—2页。

^[3] 《苏联国内战争史》（文献资料）第一卷，345页。

^[4] 《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340页。

^[5] 《苏联国内战争史》（文献资料）第一卷，751页。

^[6] （苏）尼·波波夫：《他们同我们一起为苏维埃政权战斗》，112页。

^[7] （苏）尼·波波夫：《他们同我们一起为苏维埃政权战斗》，113页。

^[8] 以上均引自（苏）尼·波波夫：《他们同我们一起为苏维埃政权战斗》，113—115页。

^[9] （苏）茹可夫·亚历山大罗维斯基：《关于在维亚特省南部参加战斗的中国志愿者》。见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为苏维埃政权而战斗的中国志愿者》（1918—1922年）。

^[10] （苏）多利斯基·利兹古诺夫：《第一莫斯科赤卫队》。见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为苏维埃政权而战斗的中国志愿者》（1918—1922年）。

^[11] （苏）托卡列夫：《罗莎·卢森堡号铁甲列车的战斗道路》。见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为苏维埃政权而战斗的中国志愿者》（1918—1922年）。

^[12] 《列宁全集》笫28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143页。

^[13] 一俄里等于一点零六公里。

^[14] 《党中央委员会和国防委员会联合调查委员会关于一九一八年十二月波尔姆陷落原因给列宁同志的报告》。见《斯大林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176—177页。

^[15] 《苏联国内战争史》（文献资料）第一卷，391页。

^[16] 刘福：《回忆红十月的战斗》。见《红旗飘飘》笫四辑。

^[17] （苏）尼·波波夫：《他们同我们一起为苏维埃政权战斗》，1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