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保卫苏维埃

　　1918年初，苏维埃俄国建立还不到半年，几乎世界上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便同时从四面八方向她扑过来，一场穷凶极恶的武装干涉开始了。国内的反革命势力也遥相呼应。苏维埃俄国正处在她的危急存亡之秋。
　　1918年3月9日，英国巡洋舰“戈罗利”号载着干涉军从苏俄北部的摩尔曼斯克登陆。不久，美国、法国和加拿大的军队也相继到达。干涉军在占领摩尔曼斯克和阿尔汉戈尔斯克后又继续南下，指向彼得罗扎沃茨克，直接威胁苏维埃政权的诞生地彼得格勒。干涉军在其占领区大肆掠夺，支持反革命分子颠覆苏维埃政权，还操纵成立所谓的“俄国北方政府”。这里成为国内战争的北方战线。
　　在苏维埃俄国的西部，1918年2月21日，德国出兵占领了白俄罗斯的明斯克。当地的白匪“拉达”政权即宣布白、俄罗斯“独立”，同时还致电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感谢他把白俄罗斯从布尔什维克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不久，德国扶植起反革命的斯基尔蒙特政权并恢复了王朝统治，白俄罗斯变成了德国的一个省。白俄罗斯的广大工人农民在当地布尔什维克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了全面的游击战争。这里形成了国内战争的西部战线。
　　在苏维埃俄国的南方，在乌克兰、顿河地区、高加索一带是南方战线。1918年布列斯特和约签订以后，德国人的傀儡、乌克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拉达政权宣告成立，并单独同德国政府缔结和约，据此，德国人派出大约三十万军队进入乌克兰。德国人不但掠夺这里的煤炭、石油和粮食，而且把乌克兰变成了一个反对苏维埃俄国的前哨。而顿河地区由于经济落后，民族成分复杂，因而成了帝国主义支持下各种牌号的反革命军队的巢穴。在沙皇政府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被推翻以后，大大小小的反革命头目都云集于此：有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担任过俄军最高总司令参谋长的沙俄将军邓尼金；有沙俄将军、君主派分子、革命前担任过俄军最高总司令并于革命前夕发动反革命叛乱、兵败亡命的科尔尼洛夫；还有反动的哥萨克将军、十月革命后和克伦斯基共同策划反革命武装暴乱失败的克拉斯诺夫；再加上顿河地区的哥萨克头领、当地反革命“军政府”的首脑、科尔尼洛夫叛乱的骨干分子卡列金。邓尼金和科尔尼洛夫在这里组织了反革命的“志愿军”，邓尼金自称为“南俄武装力量总司令”，科尔尼洛夫被任命为“志愿军总司令”。卡列金则宣布顿河地区“独立”，并发誓与苏维埃政权血战到底。在卡列金兵败被杀后，克拉斯诺夫在德国人的支持下又盘踞了顿河地区。此外，英国干涉军在1918年春还占领了土库曼以及外高加索的许多地方。总之，南方战线成为国内战争时期战斗最激烈、持续时间最长的战线之一。
　　各帝国主义国家几乎同时袭来，国内反革命势力、白匪军和富农武装到处制造暗杀、暴乱，苏维埃俄国经历了最严峻的历史时期。1918年7月29日，列宁指出：“危急局势已经到了顶点，”“帝国主义铸成的一切环节几乎连成一片了。”^[1]苏维埃政府宣布“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同时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不是胜利，就是死亡！”
　　在这极度危险的形势下，广大旅俄华工热烈响应列宁和苏维埃政府的号召，他们毅然奔赴前线，为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浴血奋战。
　　在彼得格勒，曾经有很多中国人为保卫这个红色的首都、苏维埃政权的诞生地而英勇战斗。他们曾参加过粉碎科尔尼洛夫反革命叛乱、克伦斯基反革命叛乱的战斗，其中很多人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列宁格勒地区的沃罗索沃车站，当年曾发生过激烈的战斗，有九位中国红军战士在这里牺牲，并被安葬在他们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列宁格勒人民将会永远记住中国红军战士为保卫这座英雄的城市所作出的突出贡献。1927年，在纪念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十周年的日子里，列宁格勒市苏维埃还曾特地为当年的中国红军战士李赞明、马友金、宋连先等人颁发了荣誉证书，还为刘马山、荀赛等许多中国红军战士颁奖，以表彰他们在反对国内外敌人的战斗年代所建立的功勋。^[2]
　　在北方战线，曾经有许多中国人参加游击队同帝国主义干涉军和白匪军作战。这里的摩尔曼铁路建设工地有一万多名华工，在帝国主义干涉军从摩尔曼斯克和奥涅加登陆以后，当时设在彼得罗扎沃茨克的摩尔曼铁路执委会立即向当地的铁路建设者和运输工人发出紧急呼吁，号召他们在所在车站、区间和工段内组织工人赤卫队，同敌人战斗。广大筑路华工积极响应这一号召，他们参加或组织起游击队和义勇队，在北方战线为保卫苏维埃俄国战斗。
　　森齐山就是这里中国人游击队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也是一个被招募来的中国苦力，起初在西伯利亚一个叫安德列耶夫斯克的矿山工作，后来又来到摩尔曼铁路建设工地。森齐山正是从俄国革命看到了自己祖国的希望和未来，他决定响应布尔什维克党的号召，为保卫苏维埃政权战斗到底。森齐山首先在铁路建筑工地的华工中组织起工人义勇队，彼得罗扎沃茨克及其附近地区的许多华工也赶来参加。1918年舂天，一支由彼得格勒工人伊万·德米特里耶维奇·斯庇里多诺夫率领的工人赤卫队奉命来到北方战线。这时森齐山的队伍人数已经有很大的增加，于是这两支队伍开始联合作战。他们在波文茨、马赛尔斯克车站、谢格查、麦德维热戈尔斯克、瓦诺泽尔、马累加等等许多地区沉重地打击了英国干涉军。1918年12月，斯庇里多诺夫的支队改编成第四十一乌罗索泽尔斯基狙击团，任务是保护铁路。这支队伍里有芬兰人、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白俄罗斯人、乌克兰人，还有中国人，这就是森齐山的队伍，这时已被改编为中国连。
　　王树山，也是这支中国人队伍的一名指挥员，他也是摩尔曼铁路建设者的一万多名华工中的一个。他最早响应铁路局执委会的号召，拿起武器投入战斗。后来他成为斯庇里多诺夫所属部队中国连的副连长。在第一批工人赤卫队队员名册上这样记载着：“王树山。工种土方工人籍贯中国枪号102678”。他曾参加过北方战线的多次战斗。^[3]
　　1919年2月20日，一场激战在谢格热展开。在战斗中，森齐山率领十四名战士组成一个前卫队，他们在敌人占据有利地形、敌我势力十分悬殊的情况下沉着应战。战士们遵照他的命令，组织起一个圆形的防线，并集中火力突出重围同本团部队会合，全体战士无一伤亡。为了表彰第四十一乌罗索泽尔斯基团的战斗功绩，上级授予它红旗勋章。1919年7月26日，在彼得罗扎沃茨克举行授奖仪式，当地的劳动群众举行了隆重的集会并同英雄们会见。该团的红军战士包括中国战士在内接受了彼得格勒市苏维埃赠送的珍贵礼品。侦察员中国战士莫努金由于独胆深入敌后，缴获了有关白匪军兵力及军事布署方面的重要情报而得到一只金表的奖励；森齐山由于在北方战线作战英勇，得到一只刻有名字的表的奖励。此外，第一集团军第十九师政治部还曾经奖给森齐山一只银烟盒。^[4]
　　在北方战线的申库尔斯、比丘加、乌斯季瓦因加、霍尔莫果累、阿尔汉格尔斯克一带活跃着一支游击队。它的领导人是国内战争英雄哈吉穆拉特，扎拉霍霍夫。在这支队伍里有许多中国人，冉文基就是其中的一个。在国内战争结束许多年以后的1934年，扎拉霍霍夫回顾他在北方战线的战争经历时说到：“冉文基是一个极其诚实和勇敢的战士。在战斗最危险的时刻，他总是冲在最前面并鼓励自己的战友。”另一位俄国老战士回忆冉文基时也说到：他是保卫彼得格勒战斗的一位“忠诚的战士”，“在火线上表现得极其勇猛”。冉文基曾经被授予红旗勋章。红军战士们还将永远怀念着另一位中国英雄，他的名字叫李万。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李万所在的部队被敌军压迫到一条大河岸边，红军战士们的子弹打光了，必须将这里的紧急情况通知对岸的友军。没有船只，只能游过河去，而当时的河面已开始结冰。为了挽救这支处境危急的红军队伍，李万毫不犹豫地脱下衣服，向战友们挥了挥手，便毅然跳入刺骨的冰水之中。他冒着敌人雨点般的子弹，使劲地敲碎刚刚结冻的冰块，忍着冰凌刀子般的剌痛，奋力游向对岸。……他的红军连队得救了，但是中国英雄李万却由于负伤过重流血太多而牺牲了。^[5]
　　西部战线的白俄罗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对德战争前线，沙皇政府在战时曾把招募来的数万名华工送到这里。^[6]在1917年8月，中国的段祺瑞军阀政府宣布“参战”以后，运到这里的华工急剧增加。十月革命以后，这里的华工响应布尔什维克党的号召，积极参加在白俄罗斯地区创立、保卫和恢复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他们在自己所在的伐木场或几百人，或几千人全部报名参加红军。据华工张子轩回忆，他所在的伐木场两千多名华工全都参加了红军，大部被编成第二红军大队特别中国队（另外八百多人被编入另一支部队）。这支部队参加了西部战线的许多次战斗，在攻打乌罗勃纳附近一座波兰白军军火库的战斗中，敌我双方都投入上万兵力。由于中国人和兄弟部队配合作战，终于取得全胜。领导机关对中国红军战士的献身精神进行了表彰，战斗结束后给他们放假两星期，每人发给奖金三百卢布。他们了解到：“颁发这个奖金的命令是由列宁同志决定的，因为他认为中国的士兵们在俄国的革命战争中奋勇作战，就应该得到额外的奖励。”^[7]
　　戈梅利市的人民也将永远怀念着曾经在这里战斗过的中国战士。1919年3月，戈梅利市内突然爆发了反革命叛乱，由于内部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煽动，有两个团的红军部队在同波兰白军和彼得留拉匪帮的战斗中撤了下来，随即发动了叛乱。叛军冲进戈梅利市，开始了残忍的杀戮和破坏。这次叛乱的领导人是前沙俄军队的一个团长，他自称是“起义军司令”，名字叫斯特列科贝托夫。
　　一场猝发的、激烈的巷战开始了。叛军集中全部火力进攻市中心的“萨沃依”旅店，这是一座坚固的石头建筑，市革命委员会在这里设立了司令部。在守卫司令部的红军中就有中国国际支队的一个小分队，当地革命委员会的委员和一些布尔什维克党的干部也被围困在里面。叛军动用了包括机关枪、野战炮等火炮在内的各种轻重武器，向这座建筑物猛烈射击。这场力量极为悬殊的战斗持续了一整天，楼内守军大部牺牲，但是司令部门口活着的中国战士们仍在顽强抵抗。他们和外面的一切联系都已断绝，又都负了伤，伤口淌着血，子弹也打光了。当敌人潮水般地向楼内冲进来的时候，他们拖着受伤的躯体，用尽最后的气力同叛军进行肉搏战，直到全部壮烈牺牲……
　　四天之后，红军重新解放了这座城市。戈梅利市为死难的烈士们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只是，要辨认在这座建筑物里牺牲的战士们的尸体已不可能，因为这个中国支队的战士全部英勇牺牲。最后只好在这座友谊墓的花冈岩纪念碑铭文中牺牲的革命委员会委员名字后面加上“和九位无名英雄”的字样。^[8]
　　1919年7月15日，维利卡卢加苏维埃《消息报》在一篇题为《英雄》的通讯中报导了西部战线一个中国机枪小组的英雄事迹。
　　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一个红军狙击团的部分连队被白军包围，除了机枪排的几个中国红军战士外其余全部壮烈牺牲。这几个身负重伤的中国战士仍顽强地坚守在阵地上，就在白军冲上来的时候，他们面对敌人“全体昂然挺立，相互开枪……”这些在历史上没有留下姓名的中国战士，为了苏联人民的革命事业，为了履行神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使命而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该报写到：“这种英雄主义的典范，只有在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而进行的国际主义的斗争中才有可能。中国人远离自己的祖国，他们自觉地把自己的生命贡献给革命事业——难道这不是革命对一切资本主义偏见和流毒的胜利吗？……无名英雄们，你们将永远活在俄国工人、农民们的心中！”^[9]
　　1920年，正当高尔察克、邓尼金和米列尔匪帮先后被英雄的红军粉碎，国内战争取得了巨大胜利的时候，在帝国主义的唆使下，波兰白军再次发动了对苏俄的军事进攻。1920年4月25日，波兰军队开始进攻乌克兰，企图占领乌克兰和白俄罗斯。
　　有很多中国红军战士参加了对波兰白军的战斗。革命老战士、华工周瑞跟随他所在的第四六一狙击团中国营参加了战斗，在追击波兰白军的战斗中这支部队一直打到华沙城下。后来退守俄波边境的巴尔松，守卫边境上一座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大桥。敌我双方为争夺这座桥展开了殊死的战斗，最后红军决定将这座桥炸毁，并由中国营执行炸桥任务。连续几天的恶战中中国营已牺牲了一百多人，为执行炸桥任务又有六人牺牲。^[10]
　　在苏联的齐茄内——印古斯自治共和国阿尔马维尔市国家档案馆至今保留着一份已经变黄了的证书，上面写着：“齐杨戚生于1899年中国人。1918年初自愿参加第聂伯第四革命团。在库班第三骑兵团服过役，直到对波兰战争结束为止。他曾在叶卡捷林诺达尔、阿尔马维尔、沃罗涅什、博夫罗夫市附近，波兰战线维尔诺米捷什卡方面和其他居民点参加过反对白匪军的战役。根据阿尔马维尔红色游击队委员会1930年6月3日的决议，齐杨戚被吸收为红色游击队员。1930年6月4日授予他第十二号证明书。”这份证明书提到的齐杨戚^[11]也是一位苏联国内战争时期著名的老战士，他曾经在北高加索、乌克兰、伏尔加河流域、库班以及西部战线等许多战场上作战。
　　1920年前后，齐杨戚随部队来到西部战线，在维尔诺附近同波兰白军作战。他所在的红军连里有不少中国人，他们是：北京人吴金石，沈阳人夏东福、梁富，山东人纪林国、汪西法、张文，天津人刘强友，湖北人汪金山等。
　　在长期的战争经历中，齐杨戚认识到一个道理，即光是资产阶级是组织不起军队来的，因为他们是少数人。他想，就是波兰白军中也有工人和农民，他们是不会愿意为资产阶级打仗的。齐杨戚回忆起他亲身经历的这样一件事：

　　“有一次我押送一个波兰俘虏去司令部。路上他用俄语问我：‘中国人，你为什么帮俄国人打仗？’
　　我回答说广我是在为工人的事业战斗。在俄国，工人推翻了沙皇、资本家，打倒了骑在他们头上的老爷们，这难道不好吗？’
　　这个波兰人想了一下说‘好！’
　　我又说：‘如果你们那里也这样干，难道对你不好吗？’
　　他又想了一下答道：‘那当然好！’
　　‘我们中国要是没有资产阶级也能好，’我说，‘但是我现在不在中国，我是在俄国。我在帮助俄国工人，然后，如果需要的话，他们也将帮助我们。可是你却在同俄国工人打仗！你自相矛盾，你没有觉悟。’
　　这个波兰人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答道：‘好样的！中国人。你说得对！’”

　　中国工人阶级不但是最杰出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战士，而且他们还是忠诚的爱国主义者。齐杨戚还回忆起这样一段往事：在对波兰白军的作战中，齐杨戚所在的部队乘胜前进，经过了波兰全境，一直打到西部的波德边境。由于后面出现了波兰白军，后退已不可能，和兄弟部队也失去了联络，没有办法，只好越过边界进入德国。这件事发生在1920年8月。德国人立即将这支一万二千人的红军部队缴械，关进收容所，其中大约有五百个中国人。德国军队把中国人和俄国人分开看守，还派来不少说客，千方百计地引诱中国人留在德国。他们说：“干嘛帮助俄国人？留下来吧！给你们找工作，给你们发德国护照。在我们这儿你们会生活得很好，不会象在布尔什维克那里。”为了向这些中国人显示只要他们愿意留下就将生活在多么美丽的城市，德国人甚至特地把他们送到柏林去游览。可是，无论德国人耍什么花招，这五百个中国人竟然没有一个同意留在德国。齐杨戚回忆说：“我们已经习惯于用另一种观点来观察一切。我们为什么要去一个工人是最下等人的国家生活？在那里，中国人又是最下等人中的下等人。可是当时的俄国是什么样子呢？那里有苏维埃政权，那里的工人自己当家作主，那里没有隔阂，大家都是平等的。”齐杨戚和他的战友们最后又回到了俄国。^[12]
　　李富清，他也许是在十数万为保卫苏维埃政权而战斗的旅俄华工中唯一为中国读者所熟悉的人。他在1916年从沈阳被招工到俄国，送到俄国西部的大战前线给俄军当苦力，受尽了折磨和奴役。后来由于战线的推移，李富清和许多华工一起被德国人抓去当了俘虏，在德国人的俘虏营中他目睹了无数的同胞被折磨而死。回到俄国以后，李富清和他的同伴共二百多人和俄国同志一起组成了一支游击队，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各地战斗。队伍迅速壮大，到十月革命前夕，游击队中的中国战士已有五、六百人。1919年初，李富清和其他二百多人（其中有七十多个中国人）奉命来到彼得格勒给列宁同志当警卫战士。1919年10月李富清再次重返前线，在红军骑兵第一集团军六师第三十三团担任侦察班副班长。1920年4月，波兰白军不宣而战发动了对苏维埃俄国的进攻。5月初占领了基辅，西部战线局势异常危险。在对波兰白军的战斗中，李富清多次完成上级交给他的侦察任务，他跟随部队一直打到距离华沙七十公里的地方。不久，李富清又参加了粉碎弗兰格尔匪军的战斗，在著名的彼列科普地峡战役中，他出色地完成了炸毁敌人地堡的任务，为最后解放克里木半岛作出了重要贡献。后来李富清还参加了肃清乌克兰山区马赫诺残匪的战斗，直到乌克兰彻底解放。^[13]
　　在乌克兰人民同帝国主义干涉军、彼得留拉和邓尼金匪帮所进行的殊死斗争中，自始至终都得到了当地旅俄华工的支持。他们不但积极参加红军，投入战斗，其中很多人还参加了肃反委员会或公安部门的工作。还有许多华工组织起赤卫队保护工厂、铁路和矿山，直到参加布尔什维克的地下组织坚持对敌斗争。
　　原第九狙击师第七十四团中国营政治委员卡热罗夫曾回忆他和中国战友共同战斗的经历：1919年初，根据乌克兰布尔什维克党地下委员会的指示，叶卡捷林诺斯拉夫铁路机车库的工人组织了工人赤卫队，出没在白匪军的后方。一次，在古利亚依—包列车站，赤卫队员发现一列载有一百八十多个华工的火车停在一条岔道上。这些华工是“伊万和索菲亚煤矿”的工人，已经三个月没领到工钱，而且白匪军还抢走了他们的一切。当这些中国工人了解了这支工人赤卫队的情况，明白了他们是捍卫穷苦人的利益的时候，华工们立即毫不犹豫全部参加了红军。在第九苏维埃狙击师司令部所在地格里申诺，他们受到师长奥尔洛夫、师政委托克马科夫和师参谋长亚诺夫斯基的欢迎。后来这些中国战士被组建成一个中国营，编入第七十四团。任命钱喜为营长，还任命了两个连长，一个姓李，一个叫王宾，卡热罗夫被任命为营政治委员。
　　中国红军战士们经过短暂而紧张的军事训练，就在预定的时间内开赴战斗前线。5月5日，中国营来到尤佐夫卡。5月7日，他们根据团长科佐温科、副团长罗比切夫和团政委聂罗诺夫的命令投入战斗，很快占领了尤佐夫卡南面的第38号矿井，击溃了白匪军的一个团，缴获了两挺机关枪、许多步枪和子弹，中国营首战告捷。
　　由于红军的防地常常受到白军装甲列车的袭击，不久，中国营又奉命切断敌人装甲列车行驶的铁路线。在煤矿工人的帮助下，他们再一次顺利地完成了炸毁铁路的任务。这时，白军的装甲车进退维谷，车上下来修路的白匪军受到中国战士们的袭击，死伤大半。战斗很快结束，他们共缴获装甲车一辆、火炮两门、机关枪四挺，还有一批炮弹和子弹。经过维修，装甲车很快投入对敌人的战斗。中国营又一次受到了上级的嘉奖。1920年初，这支部队还曾参加解放罗斯托夫和北高加索的战斗。^[14]
　　1919年夏天，在原乌克兰第三集团军的基础上重新组建的第四十五沃伦狙击师里也有很多中国战士。著名的红军组织者韩喜顺在顿巴斯组建的一个中国支队就编入该师的第三九七团。1919年秋天，该师完成了从敖德萨到日托米尔四百公里的大转移，加入那里的第十二集团军并参加粉碎波兰白军和彼得留拉匪帮的战斗。这个光荣的师团的团史（《第四十五红旗师史》）中曾有不少篇幅介绍中国战士的光辉业缋。这本书被作为传世之宝赠送给它的优秀指战员，韩喜顺就得到过一本。上面，师司令部和政治部的题词写到：“赠给参加第三九七团的红色游击队老战士韩喜顺同志。”由于他作战英勇还奖给他一支刻有名字的勃朗宁手枪和一把军刀。这个团的另一个中国人，排长李路由于在敖德萨和日托米尔作战勇敢也受到师部嘉奖，他得到一只金表和刻有名字的武器。有关文献还记载着这个师中其他中国人的名字，他们是：森纪发、孙有余、秦有深、秦云、龚鸿儒、苏金堂、唐伯恩、唐西琦、王友修、杜宝台、仇有文、王拉路、丘胡兰、曹杨林、姜纪顺、夏有绍等等。^[15]
　　1919年9月，第十二集团军为了粉碎邓尼金的进攻，准备反攻基辅。1917年入党的老布尔什维克楚品科回顾他的战斗经历时写到：当时他正指挥“九月十八日”号铁甲车，9月底，国内战争英雄、匈牙利人留德魏格·加乌洛率领第三国际团到达。
　　10月2日，敌人在装甲车的掩护下企图深入红军的背后，占领那里的包洛甸卡车站。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加乌洛命令该团里的中国连在王福率领下和另外一个红军连一起登上楚品科的铁甲车向敌人发起强攻，这次战役大获全胜，共缴获三挺机枪、两门大炮。
　　在不久开始的反攻基辅的战斗中，也是由楚品科的铁甲车载着王福的中国连冲在最前面，为步兵扫清道路。由于他们的密切配合和中国战士们的英勇善战，红军胜利地占领了克拉乌季取沃、布察和伏尔泽里车站。仅1919年10月13日的一次战斗，他们就占领了沃伦斯基桥，缴获了一大批战利品，其中包括以阿列克塞耶夫将军命名的一个飞机工厂的全部设备。10月14、15两天王福连又和第三国际团一起在库列涅夫斯克缴获了几门大炮。16日他们和团里的另一个营在第聂伯铁索桥夺取了白军几十辆马车的辎重、还有十四门大炮和五十挺机关枪。
　　1920年春，彼得留拉匪帮在红军第十二集团军的后方策划叛乱，红军决定派出两支部队前往镇压，同时由铁甲车和中国连组成突击队，向叛军发起强攻。3月25日红军解放乌曼、瓦普尼亚科、赫里斯齐诺夫卡、莫纳斯提里舍等村镇，一举将叛军全部奸灭。^[16]
　　象这样曾经在乌克兰战斗过的中国人何止千万。第十三集团军第四十二师第一旅中有一个中国连，有一百多中国战士。他们在连长张川林的领导下曾经在乌克兰各地转战达四年之久，同反革命白匪军和弗兰格尔军队作过英勇斗争。^[17]
　　在乌克兰红军第五军第十四团里还有一个“中国工人连”，为保卫苏维埃政权和重新解放乌克兰曾经参加解放基辅、哈尔科夫、罗斯托夫等许多城市的战斗，还参加过著名的察里津保卫战。这个连的老战士翟永棠身上伤痕累累，仅他的右臂就被哥萨克匪军的骑兵砍了十来刀，这一切都成为他和他的战友们为保卫苏维埃政权出生入死的历史见证。^[18]
　　在乌克兰的华工除了参加红军外，还有许多人在1918年11月苏维埃政权恢复以后参加了各地肃反委员会或公安机关的工作，他们参加镇压反革命分子、维持社会秩序、保护交通运输及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并同各种土匪武装作战。据蒂拉斯波支队的老战士徐墨林回忆，1918年底他受伤住院后同部队失去了联系。出院后他来到基辅参加了公安局的工作，公安队的队长也是中国人，叫朱殿臣。他们同当地的土匪武装“绿军”（即“杰寥内”匪徒）进行过多次战斗。苏维埃政权恢复以后，1919年4月基辅成立了苏维埃第四团，其中的第三营全是中国人，营长叫王林。在不久以后同彼得留拉匪帮的一次战斗中，这个中国营的大部分人都牺牲了，全营只剩下三十名战士。后来被编入第十二集团军五十八师第一旅第三国际团。^[19]
　　1919年夏天，在蒂拉斯波，一支由共青团员和工人组成的队伍再加一个国际营总计一千人和大约一万人的土匪武装“绿军”进行了一场势力悬殊的战斗。国际营的中国战士郭光的名字从此深深铭刻在当地人民的心中。当他们的部队被白匪军压迫到河边时，他为保护庄严的红旗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最后沉入第聂伯河的漩涡之中。胜利以后，为纪念在蒂拉斯波英勇献身的中国战士，当地人民在他们战斗过的地方竖立了一座纪念碑。^[20]
　　在乌克兰，那些没有参加红军的华工也以各种力所能及的方式给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政权以大力支持。他们自动组织起“护矿队”、“护厂队”，保卫工厂和矿山。顿巴斯矿区的华工提出“白军来了不做工”、“不给白军当兵”两个响亮的口号。在这里的高尔尼亚茨克矿井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1918年初冬，白军来到矿区，召集华工当兵，但是没有一个人报名。华工队长尚真站出来说：“我们是中国人，是按照两国的合同来这里做工的，不是打仗的，我们不当兵！”白军无奈，最后把五十名华工逼进铁皮火车，将车厢反锁，他们企图用寒冷和饥饿逼迫华工就范。华工们忍着饥饿和寒冷，互相鼓舞，尽管有人昏过去了，但仍然没有一个人屈服。直到第四天晚上，白军拿他们没有办法，只好把他们都放回矿井。^[21]
　　在敌人占领乌克兰时期，还有许多中国人为布尔什维克的地下组织搜集和传送情报，进行地下斗争。1918年10月16日，乌克兰白匪政府在一份电报中指出：由于布尔什维克在中国人中间做了很多工作，由于中国人同情并支持苏维埃政权，因此他们帮助搜集了大量军事情报送给布尔什维克党的地下组织。电报要求立即逮捕那些有支持布尔什维克嫌疑的中国人。有文献记载，1918年10月下半月，仅基辅一处就有八十七个中国人被送进监狱，理由是他们同布尔维克有联系，从事“反对现政权和秩序的有害活动。”
　　乌克兰白匪政权的保安部门也曾经下令逮捕一个叫金岑库的中国人，有情报说他同布尔什维克有关系，并在基辅的中国人中从事革命工作，虽然悬赏通缉，但始终没有捉到。^[22]
　　旅俄华工坚定地支持苏维埃政权，引起了白匪军仇视和恐惧，因此他们对参加革命的华工表现得格外残忍。邓尼金曾下令将所有被俘的中国人一律送交军事法庭。有的中国战士被他们俘虏以后，受尽肉体上的折磨，然后为他们夹在马队中间游街。有人支持不住倒在地上，白军就会立即用乱刀将他砍死。李富清曾经回忆在1918年夏天同白匪哥萨克战斗后所见到的惨象：

　　“……路边、田野、村子里，到处是被敌人残杀的红军尸体；野狗在啃啮人的肢体，乌鸦在啄食人的肌肤，尤其令人发指的是：沿途的树上和木桩上吊满了中国战士的尸体，有的耳朵被割掉了，有的眼睛被挖掉了，有的舌头被割去了，有的肚子被戳穿了，肠子拖在地下，有的手心和脚踝上都被粗铁钉钉在木桩上。当时天气非常炎热，苍蝇成群地在尸体上嗡嗡乱飞，……在这些尸首旁边，大部分都写着标语。……标语的内容大都是：‘这是红军的下场！’‘布尔什维克完蛋了！’，中国战士们看到这些，又气愤，又哀伤。部队一边前进，一边收尸，一路上共收了二百多具中国战士的尸体。”^[23]

　　白军不仅残酷虐待中国战士的俘虏，而且还惨杀无辜中国老百姓。1919年2月，在梅利托波尔，白匪分子共杀死来自湖北和山东的华侨五十多人，其中有妇女十一人，儿童二十三人。^[24]
　　但是，不管白匪军如何残暴，都不能丝毫动摇广大旅俄华工为保卫苏维埃政权、保卫十月革命胜利果实而战斗的勇气和信念，他们一直坚持战斗到革命取得最后胜利。
　　在顿河前线同邓尼金、克拉斯诺夫匪帮殊死搏斗的战场上，同样留下了中国战士的足迹。著名的红军组织者韩喜顺1918年初在沃罗涅什开始了他组建中国人红军部队的工作。他组织起一个二百人的中国支队，他的助手叫钱武克。1918年8月编入著名的国内战争英雄、当时顿河地区国内战争的主要领导人西维尔斯的特别旅第二国际狙击团。他率领中国支队在西维尔斯领导下参加了无数次战役。1918年夏秋，邓尼金和克拉斯诺夫倾巢出动“志愿军”和白匪哥萨克围攻察里津，妄图与东方战线的捷党军团会合，实现对莫斯科的反革命包围，并切断苏俄中央地区同南方的乌克兰和顿河地区的联系，使苏维埃国家失去最重要的粮食和燃料供应，活活将苏维埃政权困死。这时，韩喜顺率领中国支队和其他红军部队一起投入了察里津保卫战。在当时基科维泽率领的著名的第十六狙击师也有很多中国战士。1918年秋，白军切断了察里津到波沃利诺的铁路线并把红军压迫到叶拉尼，为了恢复这里的局势，列宁亲自派出以波特沃依斯基率领的高级军事检査团。为了加强基科维泽的队伍，检查团从沃罗涅什给他派来了两支最有战斗力的部队：一个中国连和一个国际营。在基科维泽师的第二国际团中，也有不少中国人。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到：这些“国际主义战士们象狮子一样战斗，不怕死……”。^[25]
　　另一位国内战争老战士费定也回顾了他在顿河地区和中国战友们共同战斗的经历。1918年5月初，他率领一支红军部队开赴顿河前线，途经提霍列茨克的时候，有一百八十多名在黑海沿岸修筑铁路的华工自愿加入他的队伍。这些中国人说：“我们中国人有一条不成文的法律：‘把人民的幸福当作自己使命的人是好汉’。你们布尔什维克为人民的幸福而战斗，我们也一样。让我们入伍吧！我们要和你们一起打击资产者。我们没有武器，但是有一颗火热的心和帮助你们同人民的敌人战斗的渴望。”这些中国人被编成一个中国连。
　　费定回忆说：“我们确信，我们这些新战友真诚地忠实于革命事业。”他讲述了这样一件事：有一次，有两个中国战士被白军俘虏了。白匪让他们说出中国人是怎样参加红军的，共有多少人，头儿是谁，挣多少钱等等。还把他们头朝下吊起来，用步枪的通条抽打他们，但他们仍然一言不发。费定说：“中国人极强的纪律性使我们吃惊。”
　　在长期艰苦的战斗岁月里，中俄两国战士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有一次费定负了伤，.要被送往后方医院，临行前中国连的全体战士都非常难过，特地赶来看他并向他致意。但是，等他出院后却再也没有打听到中国连的下落。有人告诉他，在他住院期间红军连续打了几个大仗。在顿河前线的索塞科—基斯利亚科夫斯基战役中，由于敌我势力悬殊，仗打得很惨。红军未来得及开走自己的列车，守卫列车的中国连同敌人展开了一场恶战，但列车还是落入敌人之手。至于中国连怎样就谁也说不清了。
　　费定十分怀念他的中国战友，他写到：“在和中国人一起为反对白匪军和外国干涉军所进行的不间断的战斗中，这些优秀的人们给我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他们懂得，在苏维埃俄国国内战争前线所进行的斗争就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前哨。”^[26]
　　邓尼金占领北高加索以后，立即把进攻的矛头指向伏尔加河，企图和东方战线的高尔察克会合，因此，阿斯特拉罕就成了保卫伏尔加河地区的关键。这时的阿斯特拉罕处于敌人的包围之中，除了白匪军正在从南、东各方面向前逼近外，英国干涉军也从东面的古里耶夫登陆，南面的彼得罗夫斯克（现在的马哈奇卡拉）也驻有英国军队。这时，刚刚完成千里行军到达这里的红军第十一集团军伤亡严重，而且几乎全体战士都患着伤寒病，给养严重不足，药品短缺。1919年初，在这种严酷的形势之下，著名的阿斯特拉罕保卫战开始了。
　　当时的第十一集团军里至少有两个中国营。一个是包其三领导的中国营，另一个是第二九二捷尔宾特团的中国营。经过从基兹利亚尔到阿斯特拉罕的千里行军，这两个营都遭受了极大的损失，但经过短暂的休整以后他们都投入了战斗。由于形势十分危险，革命军事委员会宣布阿斯特拉罕处于非常状态，并把两个不可靠的团解除了武装，把武器分给工人。根据命令工人义勇队和包其三的中国营守卫电话局、火车站、码头和国家银行。其他部队负责切断通过该城的各主要公路。
　　1919年3月10日，阿斯特拉罕市内爆发反革命叛乱。守卫电话局的中国战士们在楼前用沙袋构筑了掩体，他们在连长刘发来的率领下，面对数量超出自己四倍的白军，毫不畏惧，顽强抵抗。最后战士们都英勇牺牲，刘发来自己肩上也负了伤，在打退白军的又一次进攻之后，他从容不迫，用最后一粒子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在叛乱发生时，包其三的通讯员卡尔普宁患伤寒病正在住院，他听说有很多中国同志牺牲的消息以后悲痛万分。特别是刘发来使他久久不能忘怀，他说，刘发来“是一个非常好的同志，是十分优秀的指挥员。他勇敢、富于主动精神，对战士们也很关心。”卡尔普宁出院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来到中国同志的墓地，在刚刚长出春草的坟地前久久地默默地肃立着……^[27]
　　为了打击从顿河地区窜来的邓尼金匪军，1919年5月，第二九二捷尔宾特团奉命从阿斯特拉罕开赴顿河前线同邓尼金匪军作战。当时的团政委雅科温科后来回忆说：1919年6月10日，在莫罗佐夫斯克车站有白匪哥萨克的数千名骑兵将捷尔宾特团包围，企图一举把它击溃并赶出顿河地区。战斗中，正、副团长相继阵亡，打击白军的任务主要就落在这个团的中国营身上。他们顶住敌人强大的机枪火力，全力坚持着，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强攻，甚至用刺刀向敌人发起反冲锋。英雄的中国战士们同十倍于己的敌人打了整整一天，战场上丢下了数百具白军的尸体。这支白匪哥萨克部队在中国营的打击下彻底瓦解了，红军终于冲出了包围圈。^[28]为了纪念在这次战役中牺牲的中国战士，1958年11月2日，政府在莫罗佐夫斯克市建成了一座纪念碑。纪念碑的正面用金色的中、俄两种文字写着：“这里安葬着1919年6月在莫罗佐夫斯克车站地区为苏维埃政权进行的战斗中牺牲的第二九二捷尔宾特国际团的中国游击队员——红军战士”。
　　中国战士的英雄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永远不会被苏联人民忘记。曾与中国战士共同战斗过的一位苏联红军老战士回忆说：这些中国同志们，“他们英勇地拚搏，他们象英雄那样战死，被安葬在贝斯特雷铁路会让站。我记得在五月一日游行结束后，全体铁路员工和群众代表来到安葬着俄国和中国战士们的地方，几千束鲜花盖满了友谊墓，然后鸣放了礼炮。1945年我必须到中国东北去作战，去消灭日本侵略者。在那些日子里，我回想那些为了我们的共同事业在我的故乡牺牲的中国朋友。他们曾经帮助过我们，后来我们又帮助他们，都是为了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29]
　　1919年7月，邓尼金下令他的“志愿军”和白军兵分三路“向莫斯科进军”，同时下令白匪骑兵向这一带的红军发动袭击。有一支白匪骑兵乘红军不备攻占了一个大的铁路枢纽站利斯基。上级指示必须不惜任何代价把利斯基夺回来，否则这里的第二九二捷尔宾特团乃至整个第三十三库班师将处于危险的境地。但是要夺回利斯基必须首先拿下一座铁路挢，它处于白军的绝对控制之下。第二九二捷尔宾特团的中国营再次承担了这个艰巨的任务。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几十名勇士匍匐接近桥头，然后突然发起攻击，占领了铁路桥。就这样，利斯基枢纽站的上空又升起了红旗。在进攻利斯基的战斗中，中国营的三个战士还机智地缴获了白军的三辆英国造坦克。此外，我们从苏联的有关档案文献知道，在顿河前线地区同邓尼金白军作战的还有两支中国人的部队：一支是第一坦波夫社会主义工农团所属的一个第六中国连，该连在同马蒙托夫的白匪骑兵的一次战斗中，包括连长钱福在内的全连指战员全部壮烈牺牲；另一支是李昌领导的中国营，他们长期同黑海水兵一起转战阿波斯托罗沃、罗斯托夫等地。^[30]
　　在红军的沉重打击之下，邓尼金匪军接连失败。1919年10月20日，红军解放奥寥尔；10月24日解放沃罗涅什；1920年1月解放罗斯托夫；3月27日攻克了白军在黑海沿岸的最后一个据点诺沃罗西斯克。许多中国战士还乘军舰追击逃敌。至此，反对国内外敌人武装干涉的斗争在南方战线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1] 《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1—2、6—7页。

^[2] （苏）尼·波波夫：《他们同我们一起为苏维埃政权战斗》，61页。

^[3] 参见：（苏）格·诺沃格鲁茨基、阿·杜那耶夫斯基：《沿着包其三的足迹》，32—33页。

^[4] （苏）尼·波波夫;《他们同我们一起为苏维埃政权战斗》，65页。

^[5] （苏）尼·波波夫：《他们同我们一起为苏维埃政权战斗》，65—66页。

^[6] 1916年达聂尔在华招工两万人，按合同规定到斯摩棱斯克省伐木场工作，即在白俄罗斯境内。

^[7] 《红旗飘飘》第四辑，172—173页。

^[8] （苏）尼·波波夫：《他们同我们一起为苏维埃政权战斗》，101—102页。

^[9] （苏）尼·波波夫：《他们同我们一起为苏维埃政权战斗》，102页。

^[10] 详见：《红旗飘飘》第四辑，147—148页。

^[11] 有译作常杨清，见：《中国战士同志》，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61年版，115页。

^[12] （苏）尼·波波夫：《他们同我们一起为苏维埃政权战斗》，107-108页。

^[13] 关于李富清的事迹这里只作简要介绍，详见李兴沛：《列宁的中国卫士李富清》。载《红旗飘飘》第四辑。

^[14] （苏）卡热罗夫：《他们保卫了十月革命》。载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为苏维埃政权而战斗的中国志愿者》（1918—1922年）。

^[15] （苏）尼· 波波夫：《他们同我们一起为苏维埃政权战斗》，98页。

^[16] （苏）楚品科：《鲜血凝成的友谊》，见《苏中友好》，1959年23期。

^[17] 新友：《苏联红军队伍里的中国连长》。见《红旗飘飘》第四辑。

^[18] 焦野：《红军战士翟永棠》。见《红旗飘飘》第四辑。

^[19] 见《红旗飘飘》第四辑，137—139页。

^[20] （苏）尼·波波夫：《他们同我们一起为苏维埃政权战斗》，97页。

^[21] 焦野：《荣获列宁勋章的中国工人》。见《红旗飘飘》第四辑。

^[22] 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为苏维埃政权而战斗的中国志愿者》（1918—1922年），31页。

^[23] 见《红旗飘飘》第四辑，67页。

^[24] 《真理报》1919年3月28日。

^[25] （苏）尼·波波夫：《也们同我们一起为苏维埃政权战斗》，82—83页。

^[26] 费定：《战斗的友谊》。见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为苏维埃政权而战斗的中国志愿者》（1918—1922年）。

^[27] （苏）格·诺沃格鲁茨基、阿·杜那耶夫斯基：《沿着包其三的足迹》，189—190页；参见：《苏联革命时期的中国志愿兵》。载《苏中友好》杂志，1958年第29期。

^[28] （苏）尼·波波夫：《他们同我们一起为苏维埃政权战斗》，95页。参见：《红旗飘飙》第四辑，102—103页。

^[29] （苏）格·诺沃格鲁茨基、阿·杜那耶夫斯基：《沿着包其三的足迹》，230—231页。

^[30] （苏）尼·波波夫：《他们同我们一起为苏维埃政权战斗》，95—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