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华工血泪

　　在那悲惨的年代，我们可爱的祖国被帝国主义列强欺凌、奴役、蚕食、瓜分，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尚且遭受侮辱和杀戮，如今背井离乡来到国外，难道他们的奴隶地位会因此改变吗？十月革命前，在沙皇俄国辽阔的土地上，从北极圈附近的摩尔曼铁路建筑工地，到南方的顿巴斯矿区、高加索油田，从西部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德作战前线的工兵营房到乌拉尔矿区、西伯利亚远东的原始森林，从彼得格勒、莫斯科等大城市到顿河草原，到处都有华工的足迹，俄罗斯大地浸透了华工的血和泪。
　　我们有幸从当年俄国人在华招工的有关档案中发现了几份招工合同，其中包括当时最大的一次招工即达聂尔招工所订的合同，就让我们苜先从招工合同谈起吧。
　　达聂尔招工合同关于华工的生活待遇曾作过如下规定：
　　“华商义成公司承允在欧俄包砍木柴，……共募工人贰万名，前赴欧俄司木林司基省（即斯摩棱斯克省）境内专事砍伐木植，合同期内订明不作他项工役”（第一条）；“前项华工应受俄国法律保护，与别国及本国工人一律待遇，……不得另设特别章程”（第二条）；“工人冬夏衣裤帽履烟酒零物等件由义成公司购备，按照内地原价分给领用，不得加价。其税款、运费由材料处担认”（第七条）；“华工出境护照费、印花税、照相费以及来往川资、伙食等项概由材料处预备给付”（第八条）；“每批工人一千二百名，分作十股，每股一百二十名，内有通事一名、把头一名、厨役二名、司账一名，由义成公司出资雇用。各工人、通事等自聚集处上车所需火车费及途中伙食至工作地点止，均由材料处出资供给，不取分文”（第九条）；“华工工资按日以砍伐木柴多寡为定则，估算工人每日每名约可得俄洋一元五角有零，除衣履伙食等费以外，至少每名每日约存俄洋一元左右，或每月可挣得俄洋二十五元不至缺少，并不至再有丝毫克扣”（第十条）；“工头、把头应得用银向例百分抽十，至义成公司责任极重，费用浩繁，应由材料处议给，不在上项工资抽取之内”（第十一条）；“材料处于合同期限未满以前欲行辞退工人并非工人之过者，须于二星期前预为知照。如工作未满六个月者，材料处应每名工人赔给俄洋五千元，已满六个月者每名赔俄洋贰拾伍元，工人……有索偿之权”（第十二条）；“工人工作时间每日以十二点钟计算，中间饷膳休息两点钟外各工人应勤敏工作，不得违背程序工作。一年期内每遇俄节愿否停工悉听工人自便，但遇中国节得均停二十日”（第十四条）；“材料处应在工段内建设合于卫生房屋分给工人居住”（第十五条）；“工人食物各件由材料处购备，照内地时价议定各项粮货价值开列于下，许减不许增：

　　白面每布特（即普特）俄洋三元二角
　　牛肉每布特俄洋十元
　　米子每布特俄洋三元二角
　　京米每布特俄洋八元
　　荞麦每布特俄洋三元二角
　　食油每布特俄洋十一元
　　粒盐每布特俄洋一元
　　猪板油每布特俄洋十六元
　　牛板油每布特俄洋十四元
　　白糖每布特俄洋八元一角
　　茶叶每斤俄洋一元八角
　　白菜每布特俄洋一元
　　土豆子每布特俄洋一元

　　各工人按月每名所需食物约计白面三布特，白菜或土豆子二十封脱（即俄二十斤），食油六斤，米八斤，盐二封脱，牛肉、块糖、茶叶等项材料处如有存储，工人均可直接照价购取，决不丝毫加价”（第十六条）；“材料处除将工人所需合于卫生房屋预备外，并将灯烛柴火吃水以及一切器具并工作斧锯等项先行预办，免致工人到段守候旷工。所有前项器具斧锯等件材料处概不收价，但有遗失，应按原值赔偿”（第十七条）；“工人因病就医或由医生验明调治者，所有医药以及回国一切川资费用均由材料处担承，其预防疾病等项，如中国药品及姜蒜等类由义成公司购备均不取工人分文”（第十八条）；“如工人因工残废非工人之过者，应由材枓处分别轻重秉公发给养赡费，其有毙命或病故者分别给恤：甲种残废按工人所得给与四个月之养赡费，乙种残废给与两个月之养赡费，其有毙命或病故者给与六个月之恤款，该残废工人仍由材料处送回中国原招地方，并供给火车费及沿途伙食。其病故人之棺柩或择地妥为安葬或由材料处送回中国原招地方，临时由义成公司酌议办理。”（第十九条）；“工人工作处所有劳动保险之例，材料处应援俄工保险之例代为保险”（第二十条）；“为邮寄工人家乡书信及接收家乡来信便利起见，材料处担承代为办择并可在各工段安置信箱”（第二十三条）。
　　达聂尔的招工合同经中国政府审査后又增加“追加条款”共五条：

　　“第一条 ……合同期满工人回国材料处担任送至原招地点；
　　第二条 ……每日砍木工资定则系按砍伐每古磅（即立方米）木柴计算，其等第如下：
　　一等硬木柴砍伐一古磅工资俄洋八元五角
　　二等半硬木柴砍伐一古磅工资俄洋八元
　　三等软木柴砍伐一古磅工资俄洋七元五角
　　第三条正合同第十九条所开养赡抚恤各费按工人所得给予一节系按每月俄洋三十元计算；
　　第四条所有关于正合同及追加条款规定一切，材料处承认驻俄京中国使馆得随时派员赴工作地稽查是否遵守；
　　第五条工人工作地点如距战区相近，材料处担任预为保护绝对不使处于危险地位。”^[1]

　　俄国人杂哈尔陈阔和包工人席静菴订立的招工合同关于华工的待遇还要好些，例如该合同第六条规定：“工人之住房灯火烧柴澡塘等项均由厂备，概不取值，一切务与卫生相宜，与当地俄工―律”，每个工人每月（按三十天计箅）“发给三号洋面九十俄斤、咸鱼八斤或照核给牛肉素油六斤，白菜二十斤、小米八斤、咸盐四斤，一切小佐料钱俄洋八角以上。各物工人与工厂商酌亦可随时换给别类食品，但须价值相等；”第八条规定：“工时每日以十点钟为限，不得过多。若经工厂与工人两方协商，亦可加工，但须另给工资。凡遇俄国令节及礼拜日俄工停止工作之时，华工亦可停工。此外于中国新年及春夏秋冬四节华工得自行休息。倘遇天时阻碍或工厂因故自停工作，则华工于此等日应仍照常供给伙食计予工资”；第十条规定“工人有病得在本厂医院调治，药、饮食等费全由本厂担任”；
　　第十三条规定“凡工人有未届期满因不得已紧要事故必须回者，工厂应给予一半川资送回本国”；第十四条规定，“每五十名工人内应有做饭厨夫一名”等等。^[2]
　　这是何等优厚的待遇！高工资，劳动保险，免费医疗，生活福利设施齐备，简直是天堂般的生活！这在1916年，由于山东、辽宁和黑龙江连续遭受风灾水灾，饿殍遍野、饥民载道，就连奉天省城里也是“苦力冻毙，触目皆是”的时候，不用说，这样一纸合同将会产生无限神奇的吸引力。无怪乎有成千上万、数十万质朴的中国青年“欣然乐从”，因为它勾起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梦想。人，只要活着，就要作梦。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梦，每代人都有每代人的梦。二十多年前，当俄国人开始修筑西伯利亚大铁路招募华工的时候，不是也有很多中国人怀着同样美丽的梦想去应募吗？如今，这些中国人都化作铁轨下的一块块枕木长眠在异国的土地上，他们的子孙们似乎忘却了这一切，坐在门窗反锁、不透阳光的“瓦罐”车里，作着更美好的梦，在这条用他们父兄们的尸骨铺成的铁路上向前走着……。
　　合同上美妙的条文并不是通向天堂的阶梯，对华工来说，它不过是一件卖身契，是通向俄国这座“民族监狱”的通行证；对俄国招工人来说，它仅仅是一种招工的凭证，是必须履行的一道手续，招工一结束，合同的作用也就此完结。
　　华工唐强山是包工头尤文在沈阳招募的一千五百名华工中的一个。他回忆说：“尤文把我们送到了沃（鄂）木斯克，这是1916年初的事”。“原来，尤文是个大骗子，当然，包工头没有不骗人的。在沈阳时我同他谈过话，他说过，我们每开出一俄丈土地将得到三个卢布，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工钱。我想，这样干上一年会挣到不少钱。”“但到地方以后却是另一个样子：尤文支付给我们的不是三卢布，而是一卢布，还要扣除手套费、鞋费、短棉大衣费、铁锹费……。还忘不了罚钱，一点小过失也要罚钱。就光是伙食费他就赚老了：卖给我们的大米高出正常价格三倍。总而言之，到开支的时候才知道挣不了几文钱。”
　　唐强山就这样干了一春、一夏、一秋，到了冬天地冻得象石头一样，华工们要回家，尤文又欺骗他们说：“到哪儿去？回家反正谁也不会白养活你们。最好还是跟我去，我在乌克兰离基辅不远的地方订了一个新合同。那是个好地方，暖和，土质松，吃的便宜，在那里干活可以挣大钱。”唐强山和同伴们知道尤文靠不住，但也只好同意，有什么办法呢？就这样他们又从西伯利亚来到了乌克兰。但当列车停下的时候，他们发现已到了杜拿河，靠近罗马尼亚边界，炮声轰鸣，这里是大战前线。原来尤文把这批华工给卖了。^[3]
　　据苏联中央国家军事历史档案记载，在上第聂伯罗夫斯克地区有二千多名华工为战地工程采伐木柴，他们当中有五百三十人在距离奥尔沙二十二俄里的小镇波罗金采工作。他们来到的时候已是秋天，但他们仍穿夏衣，很多人没有鞋子。他们住的是露天的窝棚，地下淌着水。按合同规定，每名华工每天应该得到四磅面粉、四分之三磅白菜或土豆、八十克植物油、一百克大米，但实际上他们只能领到现定数目一半的面粉、三十五克油，白菜或土豆根本没有。而且这点少得可怜的东西还得到距工作地点八俄里以外的仓库里去领。在工资上也对华工进行欺骗。^[4]
　　大战期间俄国在华招工最多的也许就是伐木工人，许多回忆录生动地记述了他们的生活情况：在欧俄距离一个叫做固力斯克的小镇三十多里地的伐木场，华工们住在“用木头垒成的房子里”、“他们有的穿着中国式的对襟大棉祅，到处露着棉花；有的穿左襟式的破皮祅，扣子掉完了，就用烂布扎着腰；有的没有衣服穿，就弄张羊皮裹着；有的没有袜子穿，就用些布片包在脚上”。他们住的“木头房子很矮，高个子走了进去，头就挨着房顶。……左右两边壁下，各有一排统铺，每个统铺上大约睡三十多人，铺上有的垫着破褥子，有的铺着一张狗皮，有的什么也没有，就干脆睡麦草，甚至麦草也没有，就睡在从山里割来的野草上。所有的被子，都滚成一小卷，白被单成了灰的，黑被单放着油光，而且都破烂不堪。房子的中间，有个用石片垒成的长火炉，……炉子的上面是一块长铁片，铁片上摆着盆子、罐子、小锅子等家具；……大概是烟囱不灵，白烟从炉口冒出来，弄得满屋子都烟雾腾腾的。窗子既小，还用黄纸糊着，所以光线非常昏暗”。^[5]
　　华工姚信诚1916年从安东被招到俄国伐木，他回忆说：“同我在一起的还有二百多人，共同住在一个木棚子里。当时，那里的情景很是可怕，据说这一带林子里经常有豺狼虎豹出现；而比野兽更可怕的是那些森林地带的蚊子，一个个都有蜻蜓那么大，并且非常多，咬起人来特别厉害，使得工人们在一天劳累的工作以后仍旧无法安睡。此外，还必须随时防备毒蛇的侵袭。我们这么多工人住在一所木房子里，空气十分浑浊，简直和狗洞差不多”。“每砍伐一古帮（一丈长，五尺高，三尺宽）树木的工资是‘羌帖’八元。
　　但是包工的只给五元。三个工人通力合作，一天才能采伐一古帮树木，而资本家连手指头也不动一动，就从中克扣了三元。这还不算，‘大’櫃（中国籍的大把头）要按每古帮扣掉五角，‘二櫃’把头也要扣掉两角伍分，在工棚里直接管理工人的通事（翻译兼工头）也要扣掉一角，叫做‘翻话佣金’。此外，在验收员那里也要按每古帮孝敬他一角（或者是请他吃酒），否则他就要找你的麻烦。每个工人经过这层层剥削，一天实际所得的工资就只有‘羌帖’九角左右了”。“起先，我们还偶尔能够吃到一些白面；逐渐地白面一点也看不见了，每天吃的都是些又黑又粗的面粉。就连黑面也成了宝贝，价格越来越贵。资本家也加强了对工人的剥削，例如由管理处发给工人们穿的工作服，每件要扣‘羌帖’八元。工人们日益贫困，到气候很冷的时候还穿着草鞋，大家都是蓬首垢面，简直同叫化子一样。”姚信诚回忆说，“我们中国工人在俄国做工，除了一样受资本家的压迫以外，还加上了一层民族压迫。例如我们中国工人乘火车，只准乘四等的瓦罐车，车站里的头、二等候车室根本不准我们逗留。我们的工地完全没有安全设备，工伤事故不时发生；而工人们如果受了伤，就是自己倒霉；他会被立刻押送出国境。总之，我们的生活实在是亳无保障。”^[6]
　　建设摩尔曼铁路的华工处境更加悲惨，华工们冒着零下四十摄氏度以下的酷寒，日夜三班加紧施工，许多人冻掉了脚趾头。他们不仅要受监工们的侮辱和打骂，就连工地上的参加施工的德、奥战俘也常常打骂华工。这里的生活条件极端恶劣，一年四季阴惨惨的，到冬季一连几个月见不到太阳。许多人吃了当地有毒的水以后中毒死掉。根本吃不到新鲜蔬菜，只能吃到少量干菜，许多人牙齿吃坏了。
　　他们每天工作长达十二个小时，节日也不能休息。他们住在土窑里，没有劳动保护，更没有医疗帮助。而且他们的工资大大低于俄国工人，如果俄国工入的日工资是三——四卢布，那么华工仅有一卢布五十戈比到一卢布七十五戈比。而在铁路管理局看来，对黄种劳力来说“这个工钱已经是相当高的了。”有的地方华工的日工资只有九十戈比。^[7]就这样，这条号称以铁路建设史上“空前的速度”施工的铁路不知断送了多少华工的性命。
　　至于俄国人违反合同把华工送到大战前线的事更不胜枚举。当时旅俄华侨王西礼在给中国政府的呈文里指出：当年“义成公司”等以俄国政府名义招募的华工，多以“伐木佣工”为名，“孰知既至俄土，大半驱赴前敌，或为掘战壕，或为后路操作防御工程，于是役之如犬马，豢之如奴隶。俄国既失招工之信约，……于华工等仅恃一纸合同，空文无所申诉。”^[8]有人统计，“自欧战开幕以来，即俄国由各处招去之华人，赴前敌工作者，计共三十余次，约不下八万余名（此系由铁路工司注册查知），至今流落异邦，无人过问，任听摧残，嗷嗷待哺，毙于饥寒。”^[9]还有数字表明，在大战期间俄德前线因德军袭击而死的华工达七千人。^[10]
　　在沙皇俄国这座“民族监狱”里，华工处在最底层。而素以勤劳、善良著称于世的中华民族不但善于憧憬美好的未来，也敢于同自己的压迫者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旅俄华工不堪忍受俄国资本家的残酷压迫，他们举起了斗争的旗帜。
　　1915年11月，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那个阿巴马列克·拉扎列夫公爵所属的古巴霍夫煤矿，华工为抗议资本家对他们残酷的虐待举行了暴动，参加的有一千七百多人，他们拒绝下井并捣毁了矿务所。华工们控诉说：“包工头们用我们无法忍受的残酷劳动和恶劣的饮食使我们精疲力竭，包工头对我们肆意侮辱，非常残暴。……现在我们要摆脱奴隶地位争取自由。”华工们暴动的消息立刻传遍了整个乌拉尔矿区。吉尔吉司矿业公司经理向公司报告这次暴动事件时请求不要再招募中国人干活，他们“经常暴动”。半年以后，乌拉尔矿区的阿拉伯耶夫斯克矿山工厂又发生了更大的事件。在这座矿山工厂的一个木材加工厂有二千六百名华工，他们向厂主提出增加工资、改善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的要求，然而，华工的合理要求遭到拒绝，他们的领导人被解雇并遭到逮捕。1916年5月25日有一百名华工罢工，要求释放他们的领导人，第二天整个伐木场的二千六百名华工全部参加。罢工工人同俄国警察发生冲突，警察向手无寸铁的华工开了枪，一人当场死亡，八人受伤。但是，华工们并未屈服，他们手持斧头和石头块同警察搏斗，直到把警察赶跑。当地政府十分恐慌，“黄种人暴动”的消息一直传到首都。最后反动政府派出了大批军队将全体华工团团围住，逮捕监禁多达二百六十人，占全体华工总数的十分之一。
　　我们前面曾经提到的奥尔沙附近的波罗金采小镇，那里的华工在1916年9月5日也举行了罢工。他们要求镇长库钦斯基立即发放食品、工资和衣物，但是他们的要求被拒绝，这里的五百一十七个中国人手持斧子和木棍步行到奥尔沙，找战地工程管理局请愿。当地县政府惊慌失措，县长立即派出骑警拦住华工的队　　伍，不准他们进城。经过谈判，答应给他们发放衣服并同意把库钦斯基撤职。但是，当工人们回到波罗金采的时候，他们发现又受骗了：既没有发棉衣也没有给工资，伙食反而更坏了。过了几天，库钦斯基也大摇大摆地回来了，他不但没有被撤职，反而由于“表现忠诚”而增加了薪水，华工的斗争失败了。但是这次五百多人的饥饿进军使地方政府十分恐惧，战地工程管理局局长洽耶夫收到一份报告说：中国人所处的可怕的工作条件有使“局势复杂化的危险并使这些牢騷满腹的亚洲人铤而走险。”沙皇政府内务部也很耽心，在该部给全俄各地自治会的电报中也要求他们釆取一切可能的措施防止发生类似事件。
　　就在这封电报发出后的第三天，1916年9月21日，在接近前线地区，距明斯克不远的一个伐木场，华工们又举行了新的暴动。事情是这样的：
　　1916年8月，包工头林琴把五百八十名华工运到前线地区，这是位于亚历山德罗夫斯克铁路第712号标处的一个伐木场。林琴曾答应给他们优惠的工资、衣物和生活条件，但这一切都不过是骗人的鬼话，华工们什么也没有得到。他们的工资只有俄国工人的一半，而且见不着现金。每个月还得拿出三十个卢布给包工头作伙食费。也没有领到棉衣，冬天到了，夏天用木杆和树皮搭成的临时工棚浸泡在积水中，既不能防雨也不能御寒。人们睡在双层的统铺上，每个人只有一俄尺^[11]的地方。工人们唯一的食品是面包，偶尔有一点白水煮面条和土豆。这些饥肠辘辘、衣不蔽体的中国人天不亮就被工头赶出去上工。
　　就在他们开始工作不满一个月的9月20日，华工们被告知他们的工资降低了。工人们一夜没合眼，第二天谁也没有出工。这些受骗的工人决定去讲理，四百多名华工手执斧头向管理所走去，要求林琴出来见他们。但是在那里迎接他们的却是荷枪实弹的哥萨克警察。派出所所长布拉特下令向工人开枪，并举枪向人群射出了第一颗子弹。惨案就这样发生了：残暴的哥萨克向逃散的中国人开了一百零四枪，射击距离仅有十五——二十五步远，三人当场死亡，四十三人受重伤。
　　血腥的屠杀并未使华工们屈服，他们回到棚子里准备进行新的暴动。当局吁请新的帮助，两个小时以后，包里索夫斯克警察分局头目向出事地点派来了一个骑兵连。这次屠杀的消息迅速传播开来，在附近的华工中爆发了抗议的浪潮，在当天第718号标的一千五百名中国工人也举行了新的暴动。
　　1916年底，在距首都仅九十公里处的洽沙车站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华工罢工斗争。警察实行残酷的镇压：十名华工当场被打死，四十人被捕入狱。1917年初，北方铁路建设工地布依——达尼洛夫工段的九百名华工向当时的国家杜马主席罗将柯递交了一份请愿书，抗议非法剥削和凌辱。^[12]
　　1917年十月革命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统治，但是由于国际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经济封锁，再加上饥荒，国内经济极端困难。革命以后资本家逃亡，国内反革命势力猖狂，苏维埃政权无暇顾及华侨事务，因此旅俄华工的处境仍然极端困难。华工绝大部分失业，由于资本家和包工头逃跑，干了几年的工资全部付诸流水。成千上万的华工衣食无着，只有到处流浪，沿途行乞度日。
　　各地反革命白匪残杀华工的事件接连发生。有人在鲁木斯克地方见到华工三百多人，“鸠形鹄面，身著……破烂军衣，褴褛寒冷，状难忍睹。有警察数十，荷枪监视，火车至站，任向行客乞食。询系去岁由俄官府将伊等招募，又经哈埠交涉局发给护照，遂坦然至高加索山战区工作，初至时同事者约千余人，……既至今年停战后，工作亦少，则管理人亦均不见，无法自行解散。有力者流为胡匪，或自谋回国，余则到处呼号，无人过问……。据云伊等由战区逃至该处，先同行七八百人，拟结伴赴俄京，哀告中国钦使，资助回国，讵中途饥寒迫毙，及死于兵火者数百人。现余之人每至一地方，必有警察监视，以防扰乱地面，任听向人乞食。但至何处，只准留三日，即驱逐出境外，任便流离云”。^[13]就是在情况比欧俄好一些的西伯利亚，广大旅俄华工也遭受着饥饿的威胁。1918年4月25日中国驻伊尔库次克领事魏渤打电报给中国政府说，该省华工计二十万人，“现闻各该处华工每日仅食面三四华两”。^[14]
　　当时的驻俄公使刘镜人于1917年1月23目呈文中国政府，指出，“数月以来，各地华工，愈来愈众，其原因则以俄京佣值较昂，辄纷纷私逸，舍彼就此。惟彼辈身票，早经雇主扣留，于是来馆求请执照，俾向警署另换身票者，拥塞门前，日以百计。类皆褴褛不洁，形如乞丐……。”^[15]
　　1920年12月1日全俄华工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在致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的信中追述了革命前旅俄华工的悲惨遭遇，信中指出，“这里的生活条件、工作和气候对中国工人来说都是致命的……，他们的生活是艰苦的和悲惨的，生活的艰苦又由于他们完全处在包工头和警察的监视之下而加重。工人们受骗了，因为当初曾向他们保证有工作，有工资和与他们的祖国完全相同的生活条件。但是，这些中国人既不能回国，也无处申诉，又不能提出改善生活待遇。他们被看作黄种人，看作一种买来的商品，看作奴隶，他们在沼泽、在森林被枪杀、被折磨、被监禁、忍受饥饿之苦。中国苦力病倒了，神经失常了，也没有人来过问。中国政府无力通过自己的外交代表采取措施改善自己国民的命运（而且‘外交官先生’既没有时间、也不愿意为解决这些纯粹外交性质的问题而自寻麻烦）。华工们就在这种条件下生活、工作和渐渐死去，他们以为他们将完全看不到黎明，也许将永远见不到祖国的亲人、宗祠和祖坟……。”^[16]
　　1917年4月由留学生刘泽荣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华旅俄联合会”，毅然担负起救济濒于绝境的华工的重任。在他们的努力下，到1918年5月捷克军团叛乱开始之前，大约共送回华工三万人。^[17]此后由于高尔察克控制西伯利亚和远东，交通断绝，送华工回国的工作一度停止。当时中国军阀政府追随帝国主义各国不承认苏维埃俄国，在北京仍保留着沙俄政府的使馆。在送华工回国的问题上，军阀政府不是同苏维埃俄国政府协商加以解决，却荒唐地同这个早已被俄国人民推翻的资产阶级政府的“大使”进行谈判。
　　1919年9月3日中国政府代理总长陈箓会见俄国“大使”库达摄夫，关于护送华工回国一事，库达摄夫说：“本使对于此事，极愿尽力，惟手续繁杂，不易着手办理耳。该华工等散居俄国各地，现在沃政府^[18]权力所能及者，只西伯利亚一带地方，且该华工等是否均系由前经中俄两国政府正式承认之两招工公司^[19]所招募者，亦属疑问。故办理此事，非先行调查赴俄华工名单不可。现在本国国内交通阻隔，华工究在何省居多，亦不得而知。……本使以为凡按照招工合同所募之华工，理应设法由本国担任送回。惟以现时本国情事使然，沃政府对于华工应如何分别遣回之处，亦不能决定。缘其近时所处经济地位，亦甚困难故也。此事当从长计议，非现在一时所能决定。”^[20]于是华工回国一事就这样不了了之。
　　实际上中国军阀政府对华工回国态度消极并不是偶然的，为了维持自己的反动统治，他们害怕布尔什维克的所谓“过激主义”传入中国，国务院甚至下令在“华工抵边境时，设法从严检查，分别遣回原籍，以遏乱萌。”^[21]
　　1919年3月，张作霖甚至下令在华工回国必经的最大车站海拉尔设立一个“总检查所”，“遴派干练专员督率军警，每于车到站时，遇有上下车华人均详细查询来踪去路，该工人等若携有金资，应详诘其款从何来，即可证明其为俄所招工人，应即分别填给执照，遣令回籍，并咨明该工人原籍地方官取保释放，严行监视。”^[22]
　　国家衰微，百姓流离，社稷不振，民遭涂炭。可怜我数十万旅俄华工，他们当中有多少人惨死在俄国资本家的皮鞭和哥萨克军警的屠刀之下，又有多少人在这场帝国主义战争中无辜丧生！如今，这些侥幸活下来的人回来了，回到了他们朝思暮想的祖国，可是迎接他们的又是什么呢？是“遣令回籍”、“严行监视”。旅俄华工从自身的血泪经历中认识到，只有走十月革命的路才能改变他们的悲惨命运。真理是没有国界的，此刻，俄国革命的春风已经吹到了他们祖国的大地……

^[1] 辽宁省档案馆：《奉天交涉署档案》卷1169，参见本书附录。

^[2] 辽宁省档案馆：《奉天交涉署档案》卷1170。

^[3] （苏）格·诺沃格鲁茨基、阿·杜那耶夫斯基：《沿着包其三的足迹》，23—24页，

^[4] 转引自：（苏）尼·波波夫：《他们同我们一起为苏维埃政权战斗》，19页。

^[5] 《红旗飘飘》第四辑，69-70页。

^[6] 姚信诚：《我是一个红军战士》。载《红旗飘飘》第四辑。

^[7] （苏）尼·波波夫：《他们同我们一起为苏维埃政权战斗》，14页。

^[8]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中俄关系史料一般交涉》，民国十年，506页。

^[9] 同上书，204页。

^[10] 李长傅：《中国殖民史》，290页。

^[11] 约合0.71米。

^[12] 以上均见（苏）尼·波波夫：《他们同我们一起为苏维埃政权战斗》，18-22页。

^[13]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中俄关系史料俄政变与一般交涉》（一），民国六年，203—204页。

^[14] 同上书，民国七年，351页。

^[15] 同上书，民国六年，25页。

^[16] （苏）格·诺沃格鲁茨基、阿·杜那耶夫斯基：《沿着包其三的足迹》，18页。

^[17]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中俄关系史料一般交涉》，民国十年，506页。另据苏联学者的数字为四万人，见诺沃格鲁茨基、杜那耶夫斯基：《沿着包其三的足迹》，14页。

^[18] 指高尔察克1918年11月在鄂（沃）木斯克成立的白卫政府。

^[19] 即指义成公司，另一个可能是指“广泰公司”。

^[20]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中俄关系史料俄政变与一般交涉》（二），民国八年，481页。

^[21] 同上书，75页。

^[22]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中俄关系史料俄政变与一般交涉”（二），民国八年，1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