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英〕R·G·甘米奇《宪章运动史》（1837—1854） 第十章 托马斯·库珀在斯塔福德郡
当兰开夏和约克郡发生这种骚动时，其他几个地区内工人阶级的激昂情绪也大致相同。尤其在斯塔福德郡，事态的发展已达到了最高峰。“莎士比亚将军”托马斯·库珀在前往曼彻斯特参加代表会议途中，向该地区的矿工和其他行业工人发表演讲。上面我们曾经谈到这位先生的激昂演说具有的煽动性；他已把群众激发到极端仇视有钱阶级的程度。成千上万的人们前来参加他的演讲会。他在温斯伯里·比尔斯顿和沃尔弗汉普顿向矿工们发表演讲。在温斯伯里举行集会时，参加者达三万人；会上通过了关于拥护宪章和维持治安的决议。他从这些地方继续前往该郡的陶器产区，1842年8月14日，星期日，在朗顿、芬顿和汉利举行的三次群众集会上发表讲话。第二天上午，他应邀在后一地点的另一次集会演讲，到会者是罢工矿工；当天晚上，又在乔治－德拉贡旅馆的大客厅向一次集会发表讲话。在他访问的其他地方中，还有斯塔福德——这不是一个以民主主义著称的城镇，他很可能在这里被捕。可是库珀异常机警狡黠，决不会在斯塔福德被当局逮住。当他发觉警察正在伺机向他进行突然袭击时，他话锋一转，不再一本正经地发言，而开始改说起讽刺话了。下列一节可以使人们对他迷惑地方当局的方法获得一个概念。这一节引自他写给“亲爱的同志们”即“莱斯特宪章派莎士比亚旅”的一封信，署名是“你们忠实的将军托马斯·库珀”。 “那天晚上，大家忐忑不安，担心我如果敢在集市上抛头露面，将有被捕的可能。可是，钟鸣七下，我已经到达那里，站在朋友们给我借来的一条挺好的长凳上。这时警察局长就在我的右侧站定。托利党的老爷太太们打开窗户，倾听一个大逆不道的宪章运动者发言，等他的话触犯了当局，可以目睹那些粗鲁的虾兵蟹将向他猛扑过去，用他们肮脏的魔爪把他抓走。但是，他们的如意算盘终于落空了！我的发言表明，我们国家有一位‘娇小玲珑、口齿伶俐的贵妇人’，每年花费一百二十多万镑来赡养她和她的家庭，这种光景多么妙啊！我又证明，忠心耿耿的宪章运动者非常理解，王室费用倘若不予维持，国家就会沦亡；一旦阿德莱德被剥夺了她的十万镑年金，工人们就会哭肿了眼睛。我指出，任何一个衣衫褴褛的鞋匠（英勇的莎士比亚旅成员，你们知道，斯塔福德和北安普敦一样，是一个出名的制鞋城镇），如果胆敢提到他年迈的祖母正在巴士底狱中以薄粥度日，而王太后却有三座宫殿可以居住，他准是一个傻瓜。这类讽刺话把那个蓝衣警察长的气焰完全压了下去。他那硬棒棒的脸松下来了；咬紧的牙关张开了；最后，索性露齿笑起来了，而广大的店员听众全都哈哈大笑。”
整个斯塔福德郡处于十分骚动不安的状态，陶器产区的情况尤其严重。在汉利的王冠堤岸上举行集会的次晚，矿工们开始暴动，不久就发展到可怕的程度。在朗顿，一批矿工袭击牧师维尔博士的住宅。他们闯进酒窖，发现有酒；许多人开始狂饮，喝得酩酊大醉，在这种情况下，把牧师住宅付之一炬，火势蔓延到其他房屋，立刻成为一片火海。有钱阶级恐慌万状。广大群众在街上横冲直撞；在朗顿、芬顿、沃利、伯斯伦以及周围地区，骚动景象触目皆是。地方当局立即逮捕被他们认为与这些活动有关的某些人士。在斯塔福德城，商业完全停顿，好象工人们都举行了罢工；这就是其他地区的罢工对它所产生的影响。库珀初到该城时，至少有一百五十名矿工因在运动中犯法而被监禁。J．梅森和其他几人也因参加了一次被那些胡涂的治安官称为非法的集会而入狱，尽管这次集会是在与罢工有关的骚动发生以前举行的。库珀深知留在陶器产区必遭逮捕，因此在发生暴动的当天深夜12时半，偕同两个青年启程，徒步而行，以便次日及时参加曼彻斯特的代表会议。可是，他还未走出伯斯伦，即被逮捕，押到一位治安官面前，这位推事虽已就寝，还对他进行讯问；但稍事耽搁，即予释放。他便重新赶路，按原定计划完成了他的旅程。可是，除了兰开夏、约克郡、斯塔福德郡和其他几处外，工人阶级并未实行罢工，虽然在所有的工业区，群众的激愤情绪十分高涨，以致政府不得不发布公告，指责鼓动活动，告诫人们不要参加正在发生的暴动；然而，发生暴动时，除停工造成的损失外，并未使财产蒙受其他严重损失，而且，正如我们早已提到的，许多实例表明，罢工工人即使对这种损失也严加防范。执行委员会的宣言一发表，政府当局就开始逮捕宪章运动团体的领袖人物。奥康纳、利奇、坎贝尔、贝尔斯托和其他一大批人遭到逮捕，被提交审讯；但对他们准予交保，听候传讯。政府看来蓄意想要抓到麦克道尔，因为它充分了解他是执行委员会宣言的起草人。于是悬赏五十镑，拟将他缉捕归案，他的画像，连同一份印就的说明他外貌特征的传单，在全国各地的公共场所张贴，但某些描述与实际情况颇有出入。这位医生三番五次间不容发地逃脱了警察的追捕。有一次他在利兹车站下车时，看见一名警察正仔细地打量看他；他若无其事地走到警察面前，请他带路并介绍一家旅馆，这名警察答应了他的要求。他邀请这位向导一同进入旅馆，给他叫了一杯白兰地；但趁这位公职伙伴冷不防时，立刻溜之大吉。然而，他暂时还留在利兹，不过，经过巧妙的化装，完全躲避了追捕者的耳目。另一次，当他前往曼彻斯特时，途中在一家人家憩息，看见墙上挂着《北极星报》从前刊登的他的画像；这时他穿着一件肮脏的短工装，戴着一顶便帽，而他那一头漂亮的鬈发拢到头顶，用帽子盖住，完全看不见了。他问女主人怎敢把这样一个人的画像挂在家里。她的回答使他非常放心。于是他把便帽一脱，鬈发垂了下来，这个女人立刻认出了他。为了更安全地继续旅行起见，他说服这个穿着工装的女人送他一程；可是，这一次，他逃不脱路上遇到的一名警察的注意。当他从警察身旁走过去后，这个女人回头张望，警察以手势示意她回去，劝她尽快把他的同伴引走，因为再要遇到警察，就不可能象他那样客气了。经过多次的东藏西躲，麦克道尔医生终于逃到了布赖顿，偕同一个朋友去观看该城的赛马了。说来奇怪，他们无意中碰巧同一个警察局长站在一起，而局长对他的朋友说，他随身带着麦克道尔的画像及通缉公告，正在搜捕他。可是，麦克道尔想出妙计，逃往法国，在流亡中度过了两年；他采取这个行动是由于他的政治同僚们的劝告。然而，正当他处在这个危急关头时，《北极星报》的编辑部恣意对他的人格进行了十分刻毒的攻击。当时需要金钱来帮助他维持生活。关于这件事，这位编辑竟然会说：凡有一分血气的人，与其吊在别人的衣带上，靠乞讨过活，倒不如自己吊死在树上。这篇恶意诽谤的文章发表的那天，奥康纳恰好在曼彻斯特，他在和利奇会谈时，向利奇探询宪章运动者对他的编辑的攻击作何感想。他知道人们一般都同情麦克道尔后，当晚向公众集会发表讲话时，声色俱厉地斥责对麦克道尔的攻击。在财务方面，执行委员会予人以攻击的口实，因为他们动用的公款比规定应得的数额大约超过了八镑。这位编辑绝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而把每一笔略有出入的帐目都明白地指了出来。在这方面，他遭到奥康纳人们的反对，终于辞去了《北极星报》编辑的职务，遗下的空缺由朱利安·哈尼接任，先当副编辑，最后任该报主编。 库珀除了参加曼彻斯特代表会议曾经被捕外，又因被控在陶器产区的暴动期间犯有纵火罪而被斯塔福德地方当局逮捕。这并不是说他积极地参加了那晚的具体行动，而是认为他的演说是造成这场祸害的根源。库珀自作辩护，向陪审团发出了极其有力的呼吁，当经宣告无罪。因同一罪状受审的威廉·埃利斯就不如库珀侥幸；他被宣告有罪，并被判处流放国外二十年，虽然他曾提出当时不在现场的证明。埃利斯是某些方面所厌恶的人，因此陪审团毫不迟疑地将他裁决有罪。在其他许多地方，宪章运动领袖们也因危害治安而被捕。威廉·琼斯因发表危害治安的演说在莱斯特就逮；而在德比，另一名演讲员约翰·韦斯特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比尔斯顿的约瑟夫·林尼也被逮捕，同样还有伯明翰的乔治·怀特和阿瑟·奥尼尔。后来，韦斯特在奥尔德森男爵面前受审，自作辩护；他的答辩极有机智，因案情既站不住脚，而法官对他的明智劝告，他又愿意接受，所以陪审团宣告他无罪开释。林尼被提交审讯，宣判有罪，处以两年监禁。阿瑟·奥尼尔虽是和平促进会会员，并不因此而被认为不该受到相同的裁决，结果被判处在斯塔福德监狱内的监禁十二个月。乔治·怀特也被提审。他被捕时对警察十分蛮横，但最后当然还是被判服了。怀特受审时，使治安官们领教了他特有的那种傲慢无礼的态度。他与一些证人进行了十分详尽的对质，在对质过程中，他忽然坐下，要求给他一盘三明治和一瓶酒。法官对他说，他不能如此放肆；但他回答说，除非法庭满足他的要求，否则他就无法继续向证人对质下去。法官再一次警告他不得提出无理要求，因为这是违反法庭规章的。他答复说，他不知道什么是法庭规章，只知道他所要的酒食如果不予供应，他就无法继续对质下去。治安官对他讲道理毫无效果；乔治硬是不干，最后他们出于无奈，只好迁就了。审讯的结果，怀特被宣告有罪，后来经高等法院判处八个月徒刑。他在狱中时常接见宾客，首都主要的民主主义者都来拜访。琼斯被提交巡回法庭在格尼男爵面前受审；和许多人一样；他自作辩护。他被指控的危害治安罪，就其性质而言，任何一个公正的陪审团决不会认为可以成立；而他偏偏罪上加罪，在陪审团面前，发表了一篇被认为是历来最出色的答辩；答辩持续四小时之久，他慷慨陈词，雄辩滔滔，甚至博得了《每日时报》的赞扬。格尼男爵这次的行为不应当不予以批评；它使我们联想到那个臭名昭著的酷吏杰弗里斯的做法，就是，当一个受害者落入他的魔掌，他就会不顾体统，粗暴地打断被告的申辩。琼斯与一个证人对质时提出的问题之一是，“你是否认为道义上站得住……”格尼男爵打断他说：“住口，住口；这个说法与我们有什么相干？”琼斯说：“勋爵，我认为……”格尼男爵说：“你爱怎么认为，随你的便，但我们这里用不着什么‘道义上站得住’那一套谬论。”法官在这种无聊的技术细节方面占了上风，自鸣得意。然后，琼斯再向证人进行盘问，证人回答说，对伦敦警察造成的伤害是在琼斯到达以前，而不是在他到达以后。格尼男爵对琼斯说：“嗯，那时候他们已把你逮住了，是不是？这才使你安静下来了。要是你把一条狗放到街上，喊一声‘疯狗’，那就用不着再叫人猛打它的头了；因为没有必要，不用费事，人们必然会这样做的。”琼斯说：“勋爵，这一点我很清楚；我和象我这样的人，都已经从惨痛的经验中认识了这一点。”琼斯有两个朋友在庭上帮他整理答辩。格尼男爵说，如果他们继续在暗中指点，他将命令他们退出法庭。琼斯对这种干涉深感不平。“勋爵，”他说，“请你别再打扰我了，让我按自己原定方式尽力答辩吧。”格尼男爵说：“这就要看你是否把自己约束在正当的范围以内，而且只涉及你应当答复的控告。”琼斯说，“既然如此，我觉得不必再申诉了。”上述这些情况还不是他从那个残酷的迫害者那里所受到的唯一打扰。此外，他曾表示，“他一向提倡维持治安和秩序，但也确实谴责政府专横暴虐。”格尼男爵大发雷霆说，“那你的行为就大错特错了；我们不知道你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先生。”琼斯说：“勋爵，这是我的信念。”格尼男爵说：“先生，你爱有什么信念，完全听便，但你无权向群众提出政府专横暴虐的说法，这是犯罪行为。你不必自贬人格——我们不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先生，我们所要查问的是这一次你究竟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不要越出目前指控的范围。”对于这种粗暴的审讯方式，《晨间纪事报》提出质问：“究竟谁是法官，谁是罪犯？”该报又称，“即使琼斯是一个最无原则的鼓动家，甚至是一个骚扰社会的最凶恶的叛逆，他在格尼男爵手下所受的待遇也会严重地动摇人们对司法礼仪公认的一切概念持有的看法。”一个奴性十足的陪审团对于这位专横的法官喜怒无常的暴躁性格曲意奉承，作出了被告有罪的裁决；琼斯被判六个月徒刑，而他实际上曾协助恢复莱斯特的治安。 1843年3月，在兰开斯特巡回法庭上，费格斯·奥康纳和其他五十八人被提交审讯。他们都在一份所谓“庞大的起诉书”中被指控，所列九条罪状大部分当然是大同小异的。其要点是，上述五十九人曾“非法接济、教唆、协助、鼓励、支援并怂恿某些心怀叵测的人，使他们继续并坚持举行非法的集会，施展威胁、恫吓和暴力手段；妨碍并阻止某些行业、工厂和商店所经营的事业，蓄意借此在国内和其臣民的心理上造成恐惧和惊慌，并利用这种恐惧和惊慌，以便对我国依法制定的宪法强暴地、非法地引起并造成某些重大改革。”这是第四条罪状。第五条罪状指控他们“采取非法手段，力图激起女王陛下的忠义臣民对法律产生不满和憎恨，而且又非法地竭力诱惑并怂恿上述忠义臣民，使他们互相勾结，合伙同谋，商定各自舍弃原有工作，使全国大部分地区产生停工现象，蓄意借此对我国的法律和宪法促成并实行改革。”这次审讯由罗尔夫男爵主持，于3月21日，星期三开庭。原告代理人是检察长E．波洛克爵士、J．S．沃特利勋爵、格雷戈里·卢因爵士、希尔德亚德和波洛克先生。被告代理人是邓达斯、艾瑟顿、贝恩斯、科贝特、墨菲律师和麦克奥布雷。然而，多数被告自作辩护。审讯时所传见证人有七十二名之多，大部分是原告方面的。内政大臣詹姆斯·格雷厄姆爵士经奥康纳的申请，被传到庭候讯，在庭上待了好几天，由于另一见证人已先出面，奥康纳便声明不再需要向他查问，于是，他向庭上欠身告别，返回伦敦。审讯持续了八天，但就证人和被告的人数而言，它结束得如此迅速，使很多人感到惊奇。E．波洛克爵士在开审时，发表了一篇十分温和的讲话，与上届辉格党政府的原告律师所作的一些演说大不相同。看来他不愿利用被告们的处境，而是始终采取十分公正的态度来对待与该案有关的每一个人。单是对原告见证人的讯问就持续了几乎五天之久。原告方面的两个主要见证人是卡特利奇和格里芬，他们都曾积极地参与宪章运动。前者原是一名被告，但因被诱供出共犯的罪证，便从被告席转到见证席。他们两人向陪审团提出一个报告，列举了据称在代表会议期间发生的各种事项；卡特利奇曾是会议代表之一，而格里芬则以《晚星报》记者身分参加了会议。卡特利奇是两人中首先被查问的，他供述了代表会议的情况以及代表们在会上的活动。对他的盘问冗长乏味，但很严密彻底，而奥康纳的盘诘尤其如此，他这样开始问道：“那么，卡特利奇，就要问你一句话。你什么时候到兰开斯特来的？”“星期二。”“同谁一起来的？”“同欧文先生和格里芬先生。”“怎样来的？”“乘火车。”“乘的是三等车？”“不是。”“二等车？”“不是。”“头等车？”“是的。”“你穿的是工装吗？”“是的。”“你有没有比工装更好的衣服？”“没有，我没有更好的。”“你愿意为此宣誓吗？”“我愿意。”“你不是有一件漂亮的背心吗？”“我想我有一件比这更好的背心。”“花多少钱买的？”“三先令。”“最近你是否花了一镑十五先令买过什么？”“没有。”“你那件背心是在哪里买的？”“记不起来了，大概在曼彻斯特的一家店铺。”“你记不起在哪里，真的吗？”“在曼彻斯特。”“哪一家店铺？”“记不起来了。”“你愿意为此宣誓吗？”“愿意。”“你付过钱吗？”“记不得了。”“你不能肯定，是吗？”“是的，但付钱的不是我便是我的妻子。”“你付过钱吗？”“付过。”“你认识诺尔斯太太吗？”“认识。”“你向她定制过一件上装和一件背心吗？”“是的。”“什么时候？”“几个星期以前。”“上装什么时候取来的？”“大概两个星期以前。”“付过钱吗？”“没有，因此它不是我的。”“你是预先声明你准备离开住所，还是在慌忙中离开的？”“慌忙中离开的。我一收到上装和背心，就把它们送进当铺，我要这些衣服，就是为了典当，以便自己能到这里来。”“你从诺尔斯太太那里收到这些东西后，就收拾行李了吗？”“是的，专为能到这里来。”“你付过火车费吗？”“付过。”“是你去当上装和背心的吗？”“我想是我妻子去当的。”“当了多少钱？”“我不知道。”“你从来没听说过吗？”“没有。”“真记不清了？”“的确不知道。”“你收到诺尔斯太太的东西后，隔了多久才离开住所的？”“记不得了，我把我的妻子留在那里。”“你是不是区合作商店的所谓伙食供应员兼秘书？”“是的。”“哪一区的？”“曼彻斯特。”“那是一个大区；在曼彻斯特的那一区？”“安科茨。”“你在布朗街一区中担任过重要职位吗？”“担任过。”“你是不是协会的伙食供应员兼配货员？”“是的。”“还兼秘书？”“不兼。”“你经手的帐目都已结算清楚了吗？”“与我有关的，都已结算了。”“有没有应当补给你的差额？”“没有。”“有没有相反的差额？”“我不懂你问话的意思。”“有没有你该偿还的差额？”“没有，经过解释以后没有差额。”“他们是否责备你亏空公款？”“我想不会的。”“那么，有什么解释的必要呢？”“我承担销售《北极星报》，利润归于协会，大家都是这样做的，但有些经手人闹了亏空。新的委员会就职后，说我应当对其他经手人的债务负责，就把这些债务记在我的名下了。”“你亏欠多少？”“我什么也不亏欠。”“在合作商店那里，你欠款吗？”“我记不起那里的情况了。”“你欠不欠他们的钱？”“不欠。”“那么，他们欠不欠你的钱？”“也不欠。”“既然如此，怎能说你记不起那里的情况呢？”“记不起来了。”“你说，你妻子在切斯特时，宪章运动者对她很不礼貌，真的吗？”“真的。”“她到切斯特去了吗？”“是的。”“谁送她去的？”“宪章运动者。”“他们给过她钱吗？”“给过。”“那么，在切斯特，你才初次打定主意到这里来作证的？”“是的。”“你是因为宪章运动者对你妻子不礼貌才到这里来的吗？”“是的。”“你认为把你妻子送到你那里就是不礼貌的待遇，是吗？”“我认为如此。”“把你的妻子送到你那里，竟然会被你看成是对你不礼貌！那么，先生，我记得你答复检察长的问话时说过，你在8月14日还是个宪章运动者，是吗？”“是的。”“多久以后，你才宣布改变立场的？”“我至今没有改变立场。”“你还是宪章运动者吗？”“我仍然赞同宪章的各项原则。”“你还是不是宪章运动者？”“是的。”“你是否赞成议会每年改选一次？”“是的。”“你是否赞成普选权？”“是的。”“你是否赞成投票选举？”“是的。”“你是否赞成选举区平均分配？”“是的。”“你是否赞成议员不受财产资格限制？”“是的。”“你是否也赞成议员为国家服务应支薪俸？”“是的。”“如此说来，你是个忠实的宪章运动者了。”在审讯的另一段时间内，康奥纳问道：“卡特利奇，最近三个星期，你在哪里？”“在曼彻斯特。”“全部时间？”“两星期以前，我到过柴郡的莱姆。”“你在那里呆了多久？”“我头一天去，第二天就回来了。”“最近三星期，你一直没有见到格里芬吗？”“直到上星期天晚上，始终没有见过。”“你几时到这里来的，从哪里来的？”“从莱姆来的，两个星期以前。”“我知道你在莱姆呆了一天，弟二天就回来了，是吗？”“我到过莱姆两次。”“啊！先生，你原来是个人家的爪牙！”这样，奥康纳在进行对质时，使整个法庭上的人们始终兴致勃勃，同时从卡特利奇得到了许多有利于被告的口供。 在与格里芬进行对质时，奥康纳同样也引出了一些重要的答话。“你是否写过信向我要钱到美洲去，以便躲开欧文？”“没有。”“你说你从来没有因为欧文同你缠扰不清，而写信要钱作出国的路费，你愿意明确地为此宣誓吗？”“我愿意。”“你到底写信要过钱没有？”“写信要过，因为这是欠我的钱；你曾写信对我说，我应当和希尔先生接洽。”“噢，你知道我和《北极星报》的财务部门无关吗？”“是你要我写信给希尔的。”“你为他们服务，每星期都付你报酬吗？”“我在你手下服务时是有报酬的。”“你没有写信要钱，使你出国吗？”接着，奥康纳向法官陈述说，“勋爵，你已听到够多的了；他没有否认写信向我要钱作路费，前往美洲，以便躲开欧文。”除了奥康纳以外，格里芬还被一些辩护人和几名被告毫不容情地反复盘问，因此他站得相当久。 见证人的作证以后，邓达斯代表托德莫登的罗伯特·布鲁克向陪审团答辩，发表了一篇非常有力的辩词。接着，贝恩斯代表非国教派的詹姆斯·斯科菲尔德牧师申辩，因为代表会议就是在这位牧师的礼拜堂内举行的。墨菲律师代表麦克道尔、托马斯·雷尔顿和约翰·德拉姆向陪审团答辩。接着，艾瑟顿代表詹姆斯和威廉·斯蒂芬森。麦克奥布雷是被告律师中的最后一人；他为詹姆斯·穆尼和威廉·艾特肯辩护。然后乔治·朱利安·哈尼向陪审团答辩。他从《谢菲尔德独立报》上引证了一篇他在代表会议后在谢菲尔德发表的演说，其中谈到反对罢工。为了对他公道起见，我们应当举出下列一段精辟而真实的摘要： “他不相信大多数行业是宪章运动者。他们可能在这里通过一项停工的决议，而且会有成百上千的工人停工；但是，没有出席的人们会受决议的约束吗？他敢断言他们不会；可是，明天早晨，大多数车间又会复工，机轮也会重新旋转。罢工者可能聚集在一起，把他们驱赶出来；但这会使他们变成宪章运动者吗？他们出厂以后，会坚持到底吗？离开工厂的工人，不是为了宪章，而是害怕脑袋被砸碎，因此，一旦罢工者离开了他们，或者他们有了军警的保护，他们就会不顾罢工者而去复工的。甚至《北极星报》也老实告诉他们，其他城镇的许多被驱赶出来的工人都已复工了。在哈利法克斯，星期一他们被驱赶出来，星期二酿成流血事件，星期四他们就回去复工了。谢菲尔德的人们是否要自贻笑柄，通过了罢工决议，然后象哈利法克斯的人们一样行动？他们如果要罢工，难道不值得花几小时把问题研究一下吗？有些胆大、性格暴躁的家伙对他啧有烦言，他希望他们站出来，说明理由。在他同意罢工以前，必须明确两件事：第一，谢菲尔德各行业都是宪章派；第二，他们自愿为宪章罢工，而不是出于强迫。”
然后，哈尼向陪审团说明，他为防止罢工所作的努力确有成效；他提到了卡特利奇和格里芬，然后说： “当然，各位先生，你们决不会根据他们那样卑鄙的人所提的证据给我定罪。但是，如果你们宣告我有罪，结果无非是把我打入阴森冷酷的牢房，投入罪恶苦难的活地狱，但是，请各位先生相信，当我向你们声明，我决不会为了逃避可能加在我身上的苦刑而改变我目前的立场，转而采取告发人给我安排的立场，我说这些，决不是吹牛皮，说空话，说傻话，或大言不惭。虽然我将从法庭走上断头台，我在那里将以友爱的拥抱换取刽子手一双殷红腥臭血手的冷酷的紧握，我在那里将捐弃生命，连同我的一生中刺心的忧伤以及希望和欢乐——天啊，欢乐实在太少了！——去换取身后那个虚无缥缈的未来，我也决不会——我的话是经过深思熟虑说出来的——我也决不会以我的这种命运，去换取告发人给我安排的命运。让他们怕见天日之光吧；让他们从人们足迹常到之处逃向他方吧；让他们与人类的同情和同胞的友爱一刀两断，形单影吊，去靠叛卖得到的酬劳宴饮作乐，靠诈骗得来的金钱恣情纵欲吧；让他们不要忘记他们所背弃的诺言和违反的誓约——就是对那个被他们丧尽廉耻地予以背叛的事业表示效忠的誓约；他们现在想起了这些也许会增添他们享乐的滋味和寻欢的兴趣，但是，各位先生，总有一天，他们会得到报应。反省的痛苦将会破坏这一切欢乐；回忆的谴责将会咬痛他们的良心，象普罗米修斯神话中的兀鹰那样，啄食他的肝脏，直到这些丧尽天良的人将在自感有罪的痛苦中逐渐衰老走向死亡，进坟墓时，也得不到妻子儿女和朋友同胞的怜惜，为他们一洒哀悼之泪。人们将来忆及他们，只是为了咒骂，想起他们，也只会抱着极端憎恨的情绪。”
哈尼发表了一篇很长的答辩，获得了良好的反应。塞缪尔·帕克斯接着向陪审团答辩。他申诉相当时间以后，正要表明我们的社会制度与上帝的意旨相抵触的时候，法官颇有礼貌地加以制止，劝他着重考虑证据，而不要离题太远，于是，他在后半段答辩中便照办了。其次，理查德·奥特利开始自行辩护。他的发言并不太长；但在结束前，身旁的几名被告劝他使用比较温和的语言，因为当时他们采取的方式既对他本人不利，也对他们案件有害。然后，理查德·皮林向陪审团答辩；他在辩护中说明了有关工人阶级社会地位贬低的亲身经历。他的言论虽然平易却很有力，他讲话时，许多旁听者被感动得落泪。接着答辩的是乔治·约翰逊，但他没有多久就被法官打断，认为控告他的证据不够具体，无法使他将此案提交陪审团，于是在原告律师的同意下，当堂将他开释。然后托马斯·斯托拉起立，发表了一篇简短的答辩。接着是伯纳德·麦卡特尼，他专就控告他的证据进行申辩；始终表示他的一举一动都是和平性质的。他处理原告所提证据的方法十分有力。约翰·阿林森正待向陪审团答辩时，检察长撤销了对他的控诉。于是那个被宪章派亲密地称为“北兰开夏雄狮”的威廉·比斯利开始自作辩护，向陪审团说明他一向反对罢工，因为他认为把罢工和宪章运动混淆在一起，对于宪章运动是有害的。他向告发人说；如果他们指望用他们所采取的办法来粉碎宪章主义，他们将会感到自己大错特错。他最后说： “你们的裁决会把我暂时打入牢狱，但是这段时间不久就会消逝；一旦牢门重行开放，又准许我在天地间自由的空气中重新出现的时候，我还将和过去一样。纵有千万件控诉案也无法改变我的宗旨；因为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就决心吹响宪章运动的号角，作为暴政和党同伐异现象的丧钟。即使有千万条罪状加在我的身上，我仍然是一个宪章运动者。”
接着讲话的是多伊尔。在提到有些被告对于侵占陪审团的时间而道歉时，他说，“我不会因为侵占了你们的时间而道歉。我侵占你们的时间是有充分理由的。事实上，我认为这并不是什么‘侵占’。我的自由危在旦夕，因此，我想你们应当忍耐一下，耐心地听我发言。”接着，他开始说明他决不是人们所称的阴谋家，并为他应当有公开发表意见的权利而进行辩护。他表明，许多大人物和他一样，也提倡相同的原则，最后要求陪审团对他主持公道。在他讲完后，乔纳森·贝尔斯托起立，十分有力地进行辩护。他对法官和检察长在审讯中所表现的严肃而公正的态度表示钦佩。艾伯特·沃尔兹登发表了一篇简短的答辩，继起发言的是詹姆斯·利奇，他对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作了清晰而又精辟的陈述，表明在短短五年的时间内这种地位已每况愈下了。他把最近的骚动追溯到这一根源，同时还归咎于反谷物法联盟的阴谋。费格斯·奥康纳是向陪审团提出答辩的最后一名被告。他对起诉人的态度感到极其满意，因而向陪审团表示，他不把这次起诉看成是一种司法行为，或一种仅仅出于怜悯的宽贷；就他本人而言，他把它看成是一种特殊的恩典。他以十足的法学家的风度对原告方面所提的证据作了分析，然后把政府对待宪章运动者与对待奥康内尔的态度作了对比。他引用布鲁厄姆勋爵的话来证明反谷物法联盟是罢工运动的主要根源；同时举出《泰晤士报》的沃尔特来证明它起因于新济贫法；又举出该联盟和科布登来证明它应归咎于地主阶级；他声称，有些人还把责任推在兰开夏的保守派身上。他接着说，提起公诉的那位先生使他联想起一匹上好的猎马，这匹马需要的鞍子，在颈脖部位要宽松，座位要宽大，而且骑在上面要舒适。后来，这匹马死了，但由于马鞍十分讲究，打猎的绅士便带着它到市场去物色一匹能与之相配的马。上述那位提出控诉的先生的作法正是如此。他带着马鞍到工业区去物色合适的人选。他给联盟试了一下；但发现宪章派的肩膀最宽，马鞍对他们最合适，于是就把它搁在他们的背上，并把腹带紧紧勒住。他审查了证据中的主要部分，证明控诉的理由不足；他还详细阐述了各种政治论点，用许多奇闻轶事作例来说明他的看法，不时引起哄堂大笑。他向陪审团作了长达两小时又二十分钟的答辩后，才坐了下来。几名被告见证人受到了讯问，然后检察长详尽地作了回答，但措词却温和适度。人们难免产生这种感想，即政府倘有办法能够撤销控诉，并把被告们予以开释的话，则一定会欣然利用这种机会。法庭对任何一点都不企图作牵强附会的解释；作为一个检察官，他尽最大的可能，对被告们作了一切有利的让步。第二天，罗尔夫男爵总结了见证人的证词，费劲地审阅摆在他面前的一大堆记录，他所表现的耐心和克制竟象是一个殉难者似的。他始终流露出一种愿望，即给予被告们一切与他本人地位相称的有利条件；只要有可能为他们提供有利的解释，他好象总是乐于成全。陪审团退庭去研究裁决，半小时内回到座上。他们宣告二十一名被告无罪。十六名犯有第四条罪状，十五名犯了第五条，另有七名在审讯过程中已经予以开释。所有这些人的名字将列举在本书的附录中。决庭决定延期判决，被告律师申请复审。政府从未表示要把各项控诉案件追究到底，不过，他们当然也要完成一些必要的程序。当被告们被带到庭上听候裁决时，被告律师即席声明，起诉书采取这样写法，必然会使指控被告们的整个审判程序完全落空；因为起诉书虽然指出所犯罪行的性质，却没有指出罪行发生的地点。当经决定，该案留待进一步研究，被告们准予先行保释，各缴一百镑，自行具结交保，随传随到。检察长并且暗示，将来该案进行辩论时，他不再需要被告们出庭。诉讼程序到此结束。被告们后来也从未被传出庭听候定判；政府发觉反对的气氛十分明显，不再有辩论的余地了。真的，从诉讼程序的全局来看，人们不能不感到整个审判是一出闹剧；不能不感到政府从无监禁被告们的意愿，政府故意在起诉书中留出一个漏洞，使那些假想中的受害者不难在引用大量惯常的法律术语后逃脱法网，政府的目的只为保全自己的体面罢了。 地方当局对告发库珀犯有纵火罪的严重指控已不再追究，但他却因两起危害治安的控诉案，在3月间的斯塔福德巡回法庭上受审，这一回，他使起诉人感到非常棘手。在近代，以这样的审判来对待这样的罪行，还从未见过。库珀与见证人对质时追根究底，十分详细，以致使庭上的全体法官勃然大怒，无法加以掩饰。他不管所提的问题是否重要，因此在庭上占了很长时间，使起诉人感到烦恼。见证人作证结束以后，他又向陪审团答辩，长达十小时之久。全部审讯历时十天，使斯塔福德郡、希罗普郡和赫里福德郡的整个巡回审判事项陷入一片混乱。正如人们所料，陪审团宣告有利于原告的裁决，命令被告出庭高等法院，听候宣判，当时他为了要求减轻处分又使恼怒的听众忍受了一篇长达八小时的声辩，要不是因为法官宣布决定在当晚结束审讯的话，还会继续下去。结果是，库珀被判两年徒刑——正好是他所预料的处分。这次监禁不是没有成果的，其中之一就是他写成了一首壮丽的诗，题名为《自杀者的炼狱》，许多文学刊物公认它可以同任何近代的诗作相媲美。另一个结果是，库珀彻底治好了他的奥康纳狂热病，出狱前，他从前所崇拜的偶像在《北极星报》上已经指责他了。 约翰·理查兹也在斯塔福德的巡回法庭上受审，被宣告有罪，判处十二个月徒刑；汉利的杰里迈亚·耶茨得到了相似的判决。我们在这里不能不提一下库珀对上述第一人所做的一件好事。他在狱中对理查兹表示衷心爱慕，由于这个老人已年逾古稀，体质又十分衰弱，因此不能承担任何一种劳役；库珀每星期给他一笔津贴，据我们所知，一直继续到理查兹去世为止；这种周济从不出于勉强，往往还同时热情地祝愿受惠者长寿。 在利物浦和切斯特，许多人因犯了与罢工有关的罪被提交审讯。阿宾杰勋爵主持了这些审讯，他向大陪审团提出对被告的控诉时，一反常规，针对民主主义的原则和一切同情民主原则的人们，发表了一篇十分粗暴的演说。他痛斥美国的民主制度，用尽可能想到的一切言词来煽动听众对被告们产生偏见，并且对制裁上述一类犯罪者的法律不够严峻表示莫大的遗憾。他在判处某些被告时说，他对他们只有痛恨和鄙夷的感情。他还向他们声明，下院决不容许没有财产资格的人占有席位。他好象茫然不知没有上述资格的苏格兰议员早已在下院占有席位了。一言以蔽之，这个粗暴的政客法官竭尽一切力量恣意谩骂职工阶级和拥护这个阶级的事业的人们。他公开宣称社会上大多数人注定永远是少数人的奴隶。这种谰言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公愤。甚至中产阶级的报刊也加以谴责；而且在下院，它也成为一个议题，邓库姆为此提出了一项动议；动议虽告失败，却赢得了相当多的支持者，对阿宾杰勋爵的蛮横态度提出了十分强烈的抗议，勋爵不久去世，据我们所知，除了私交以外，无人对他表示惋惜。 几乎就在3月间举行的巡回法庭审讯结束后，邓库姆又提出一项动议，要求任命一个特种委员会，对怀特、哈尼、布鲁克、利奇、莫里森、斯基文顿等共约二十二人所诉的委屈进行调查。他们的请愿书列举了大量的控诉，例如官方勒索过多的保释金，他们被捕时遭到了粗暴的待遇，在狱中受到了困扰以及其他类似情况。邓库姆在一篇十分详尽的演说中表明了他坚决反对政府当局的立场，他的动议当然遭到了否决；赞成者仅三十二票，而反对者却有一百九十六票。 这里，我们必须重新提到1842年后半年的情况，因为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时期内，在约瑟夫·斯特奇的主持下，企图实现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联盟。为了这个目的，全民普选联合会原来准备在这年秋季举行一次协商会议；但《北极星报》的编辑威廉·希尔牧师在写给斯特奇的一封公开信中，要求把协商会议推迟到较晚时期，因为许多人最近被捕，使宪章运动团体陷入了混乱状态。斯特奇和联合会立刻答应了他的要求，协商会议就定在12月下旬举行。当时商定，有选举权和无选举权者各自推选同等数额的代表，但双方同意选举同一人的特殊情况除外。城镇人口少于五千者推选代表两名；多于此数者推选四名；而伦敦、曼彻斯特、利物浦、伯明翰、爱丁堡和格拉斯哥则各推选六名。全民普选派与宪章派，现在在推选代表的过程中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宪章派渴望本团体的人尽可能地在全民普选派的集会上当选，以免选举费用完全落到自己身上，在许多情况下，他们这样做取得了成功。在莱斯特，有选举权的人单独举行集会，但那个勇不可当的库珀和他的“莎士比亚旅成员”却执行他们的职责，设法挤入会场，使参加集会者感到十分狼狈。在这两派改革家之间普通存在的强烈的敌对情绪预示它们很难在协商会议上结成联盟。各派宪章运动者都派代表前来参加。洛维特、柯林斯、帕里（高等法庭律师）、奥布赖恩和许多其他人士被推为代表。12月27日，协商会议在伯明翰开会。各方面派来的出席代表不下四、五百人。斯特奇被选为协商会议的主席，工作就立刻十分认真地展开了。一个全民普选联合会会员动议，该会所草拟的民权条例应作为讨论的基础。该项条例包含《权利法案》的六大要点；但是，他所提出的并得到赞助者支持的这项动议，至少说是非常失策的。宪章团体在人民宪章的旗帜下已作过长期的斗争。由于成千上万的宪章运动者所经历的苦难，由于为数更多的宪章运动者当时正以殉难者的精神对待种种迫害，宪章的名称已获得他们的衷心珍爱；事实上，它已成为家喻户晓的用语了。因此，企图一下子把这个名称撇开不谈，就是想要一笔抹煞关于过去的全部回忆。过去的一段历程显示出许多方面的愚蠢行动，同时，在其他一些方面也有不正当行为；但尽管有种种缺点，却并非全无值得称颂的功绩。宪章团体中许多人士在贯彻他们的目标时，曾表现出一种勇气，说明他们具有永放光彩的真正高贵品质。在这些人看来，舍弃宪章的名称就是一种政治上渎圣行为，而千千万万的人们也持有相同的看法，他们迄今虽然没有痛苦地尝过遭受迫害的辛酸滋味，但对他们比较不幸的同胞们的忠贞态度却表示钦佩。洛维特毅然出面代表这一类人。这种做法是再恰当也没有了。洛维特是宪章运动的元老之一；现在时机来到，他应当出来卫护他的后辈了。他接着站了起来，这个举动引起了宪章派代表们的好奇心，因为他们曾预料他将利用他的重大声望来加强斯特奇派的势力，但在这一点上，他们既失望而又高兴，因为洛维特宣称，《权利法案》的赞助者既然感到他们的职责是只提出上述文件供协商会议商榷，那么，他感到他的职责是提出人民宪章。出席会议的人们大吃一惊。双方显得惊惶失措——一方由于喜出望外，另一方则由于懊丧。只有主席和少数人士保持镇静。在场的宪章派代表们欢声雷动，热情高涨，好象发疯似的。奥康纳忍耐不住，立即站起来向与会者发表讲话。不久前，他曾说过，据可靠消息，有一派人利用宪章运动为中产阶级服务，而洛维特则是其中的一分子；这不仅是一种看法，而且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这时，他对自己过去竟然在短暂的时期内怀疑过洛维特的政治忠实性而表示奇怪，于是令人作呕地将洛维特大大地恭维了一番。但是如果奥康纳想用这种庸俗的谄媚来争取洛维特归附于他，那么，他所犯的错误没有比这更可悲了。他站着讲话时，洛维特一直翘起嘴唇表示鄙夷。他回想奥康纳以往的所作所为，而他的回忆首先只引起了他蔑视奥康纳的感情。接着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米阿尔先生、劳伦斯·海沃斯先生和T．斯潘塞牧师等人有力地鼓吹权利法案，而宪章派领袖们也同样有力地鼓吹人民宪章。双方展开争辩，舌剑唇枪，往往十分激烈，敌对双方彼此以倒采声和欢呼声相呼应。海沃斯对奥康纳派高声说，“我们厌恶的不是你们的原则，而是你们的领导者，”因而激起了他们的愤怒。萨默斯以附加条款的形式，提出了一项最适当、最公正的动议，其主要内容是主张把双方提案一同作为讨论的基础；但除极少数人外，整个会议现已不可挽回地分成两派，各自坚持它们主张的决议。如果斯特奇派先前曾提出和萨默斯相似的动议，即使不能成功地获得多数，至少也可以博得大量支持，但这时已经来不及了；各自偏袒己方的局面早已出现，彼此对垒的形势也几乎形成，因此，上述附加条款遭到了几乎一致的否决。接着举行重要的表决。主席终于不得不宣布权利法案已被击败，而人民宪章则以压倒的多数获得通过。斯特奇当即起立，说明他和他的朋友们鉴于代表们表决的结果，觉得必须退出会议，作为一个独立团体，另行开会；双方的政策虽有差异，但本可殊途同归，或者最低限度也可以并行不悖。于是，斯特奇和他的朋友们退出会场，在另一地点复会，经过讨论，通过了他们的《权利法案》，订出了各项计划，期望借此使它的原则举国皆知。 然而，斯特奇的朋友中有几个人认为应当服从多数，不愿退席。其中有来自怀特岛上新港的教友派教徒皮尔斯以及来自尤维尔的H．索利牧师，他们那种不愿追随同党的坚决意志为他们博得了宪章派代表们的热烈赞扬。于是，会议的主要成员开始讨论宪章条款，作了一些细微的修改，进而讨论联合王国境内的宪章运动者统一组织的计划。库珀提出一项计划，它的主要内容是成立一个年度的代表大会，这个代表大会任命主席、副主席、司库、秘书、副秘书各一人，组成协会的执行机构，其任期自任命之日起，至下届年会时止。出席大会的代表由各地区的公众集会自行遴选。前后两届年会期间，执行委员会应在不同地点举行季度会议，处理协会日常事务。大会秘书是领受固定薪给的唯一职员，其他职员和大会代表只在开会期间领取薪金。分会秘书、分会司库和一般评议员由各该地区的会员推选决定。年度的代表大会有权选派一般演讲员，宣扬协会的原则，并且将同等的权力也授予执行委员会。任何协会职员一旦被发现非法参加任何其他组织，而其宗旨远不如人民宪章的正义方案，则由他所在地方的会员撤销其职务。为了筹募共同基金，凡有财力的会员每星期应捐助一便士，每年缴费一便士换领会员证，并作其他自愿的捐赠。在年度代表大会开会期间，秘书每星期可以从共同基金中支领三镑，副秘书、司库、主席、副主席每星期各支五十先令，代表大会其他成员每星期各支两镑。在主席联席会议期间，秘书每星期可以在同一基金项下支领五十先令，其他职员各支两镑，在全年其他时期，秘书每星期得支薪两镑。全国宪章协会的会员应当互相口头告诫，并且以身作则，厉行克己自制和正直无私的原则，增长知识，加强道德观念，并实践“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金玉良言，互通有无，遇有疾病、患难或在谋生时，互相提携协助。这是提交代表们讨论的计划大纲，当经他们同意将计划提交给各地区，建议在来年4月间伦敦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前作出决定。然而，我们不应假想这次会议是完全和衷共济、风平浪静的。斯特奇和他的一派退席后，被托马斯·库珀称为会上最杰出演说家的帕里律师提出了一项决议，主张同一切愿意赞助宪章原则的人们言归于好，而不予以反对，即使他们所采取的提倡方式不同于宪章团体。帕里是举行表决前宪章运动赞助者中最坚强的一员。乔治·怀特反对帕里的决议，另提一项修正案，接着发生了长时间的激烈辩论，最后因奥康纳起立发言才告终结，据他说，他准备调停争端。他提出了一项附加条款，无论从哪一方面看来，和帕里的提议完全相同，于是，后者就自动撤销原议，而给它热烈支持。奥康纳的附加条款获得一致通过，它所以胜过帕里决议的唯一原因是，它是奥康纳所提出的。然而，这种宗派情绪无法弥补宪章团体的裂痕。洛维特一派人不久就退出会议，虽然这个团体刚开始开会时，出席代表达三、四百名之多，但到了同意把组织计划提交给各地区时，人数已缩减到三十七名。还在代表们开会期间，部分领袖间的分歧已在他们面前出现；攻击和反击的言论不断地此起彼落。我们不想把这类言论一一枚举，但觉得有必要提起一件事：奥康纳要求库珀说明，究竟他或利兹的编辑是否象库珀给米德的信中所说，曾经对执行委员会搞过阴谋；库珀承认，他们从未搞过这种阴谋，因此他那样写法是毫无根据的。怀特和哈尼先前也曾否认参与任何类似性质的阴谋。哈尼提出否认时，对坎贝尔表示刻骨的仇恨，在信尾写着，“滚你妈的蛋，你这个地狱里的恶鬼！”我们深深感到，他的恶毒语言并未击中真正的对象，如果有人应当受到他的怒骂，那就是库珀，因为库珀曾提出充分的理由来假想这种阴谋的存在。我们还应当注意到，当时对于执行委员会虽然不见得有任何直接的阴谋，但不论奥康纳本人或他所豢养的仆从，对委员会都没有表示好感。委员会不让奥康纳的势力充分把持，因而不能迎合《北极星报》集团的意旨；虽然委员会没有遭到公开的反对，但暗中却对它窃窃私议，企图使它声名狼藉，从而破坏它所能发挥的作用。对它进行的任何攻击，奥康纳从不加以阻止，除非他发觉公众有意给它支持的时候。这几乎一向是他用来鉴别是非曲直的公开标准。而且，一般地说，他要谴责一个人，事先必然对他大事吹捧；这就使缺乏考虑的人推想，他的谴责是出于他对公众负责的一番苦心。当他的仆从们对某人散布流言蜚语，进行诽谤时，奥康纳却在《北极星报》上对此人阿谀奉承。一旦他们公然发动攻击，奥康纳就停止赞扬，以后他采取什么策略就以公众的意旨为转移了。也许有人会问——一个人采取这种做法，能说他是公正的吗？这个问题的答案应取决于公正一词的涵义。奥康纳的愿望是要使人民能享受更大的幸福，这是绝对没有争论余地的。他愿意为这个目标贡献一切力量；但是他同意为人民尽力，却有一个唯一的条件——这就是，他必须居于领导地位；为了造成这种地位，他不惜曲意迎合毫不足取的偏见，他一面指示他们应当完全依赖他的判断，而同时又向他们表明，不是他把知识传授给他们，相反地，他所具有的知识却是他们授予他的。任何人也不会象他对他们那么曲意奉承。这是他博得巨大声望的一个秘诀；但是这种声望就如波涛那样起伏不定。它一时之间，浪涛高涨，汹涌澎湃，但转瞬间又一落千丈，终至在原来有此声望的人身上荡然无存。他懂得人们的心理，不过，也只是一知半解。他知道，对人们（不论他们是对是错）阿谀奉承总是会赢得他们好感的最可靠的途径；但他忘记了一知半解的人们始终是不足为恃的；他们今天会对他们所崇拜的偶像欢呼，明天又会谴责他，或冷漠地报以白眼。过分醉心声望，而且绝不计较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这是奥康纳一生中铸成的大错。只要时机来到，他就会利用他的势力去打倒一切有希望同他争取群众爱戴的人。这种手段本已十分恶劣，但还有更加严重的，因为他所破坏的不仅是别人的势力，甚至是别人所提的方案，而有些方案比他本人所提的要高明千百倍。这种策略造成的后果是，比较明智的人们对这种卑劣的伎俩和不公道的行为产生厌恶心理，退出宪章运动，从而削弱这个运动能够引以自豪的实力。这些人发觉自己没有保持正直与独立的余地，终于心灰意冷，消沉下去了。 库珀的计划提交全国各地讨论后不久，奥康纳也提出了一项组织计划，它的要点是：首都宪章运动者应有一个宏大的会堂；应象从前那样选出一个执行委员会，其成员应在伦敦举行会议；应由公众集会任命一个由十三人组成的评议会，执行委员会对公众发布的一切文件，应先送请评议会审议。在意见发生分歧时，所有这类事项应提付表决，执行委员会成员和评议会成员一样，也有表决权。执行委员会如果愿意，同样可以参加评议的一切会议，并参加辩论，但没有表决权。执行委员会的帐目应由评议会推选的十名成员加以审核。每月应举行一次宪章运动公众集会，执行委员会和评议会的议事记录均应提交给集会审议。奥康纳的计划在《北极星报》上发表后，该刊接着登载了许多有关组织问题的读者来信。唯一抨击奥康纳的计划原则的来信，是R．G．甘米奇写的，他力图扼要地指出这项计划所能造成的祸害；执行委员会和由十三人组成的伦敦评议会这样两个机构同时并存，由于后者对前者的自由行动起着掣肘作用，而人数方面的优势又使它掌握着较大权力，加上两者之间一定会产生猜疑嫉妒，最后必得引起无穷尽的明争暗斗。当时在伦敦的领袖们，除少数人外，他们的共同看法加强了这种见解。但甘米奇的眼光并不局限于两个独立团体之间可能因嫉妒而造成的分歧；他还看出这正是提议人的一个煞费苦心的计策，要使执行委员会听命于他个人的意志；提议人想利用一切权势，使评议会中的多数成员，即便不是全体，都成为他所安插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执行委员会就成为他自己的机构，仿佛权力已经集中在他身上一样。 然而，前经伯明翰协商会议建议在1843年4月间举行的代表大会延期至同年9月5日才举行，地点不在伦敦，而象以前一样，仍在伯明翰。到这时，奥康纳已放弃了他前一时期所提出的组织计划，而向他的编辑和发行人乔舒亚·霍布森先生让步。霍布森和莫里森先生一同提出了一项庞大计划，要使工人阶级定居在土地上，从而恢复他们的社会地位。计划的主要内容，当然是奥康纳和他发行人的共同作品；这是人们的才智，或者说，人们的愚蠢所能想出的旨在分裂和瓦解宪章运动的无上妙策。其他种种考虑目前姑且不论，这项计划从各种意义来说都是不合法的。第一，组织的名称是“全国宪章协会”，其目的在于实行一种政治改革。但法律决不承认所谓政治协会这类组织。第二，协会由分支机构组成，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对政治方面完全不予考虑，任何组织也都不是合法的。这些情况，奥康纳了若指掌。作为一个法律家，他必然理解；然而，尽管具有这种知识，他仍然施展骗人的行当。宪章运动有一些领袖，他们好象一心想要用尽一切方法使他们的主义惹人厌恶似的，人们对这些主义的本质不够熟悉，因此，只有从提倡者的行为方面来认识它们。他们在最近的罢工中的表现至少证明了他们的极端愚蠢；因为罢工虽然范围很广，但大部分由于强迫命令，因此，即使在为了工资而举行罢工的地区内，也不能获得成功。如果工人阶级只因为受到若干同行的威胁才罢工，那么，有钱阶级只要集中他们的力量，被迫罢工的工人在一旦获得优势力量保证他们能安全地工作时，就会及早地复工。但是，尽管1842年所有的罢工工人完全是自动罢工，这一点仍不足以测验一般工人阶级的情绪。为了一个全国性目标而举行的罢工必须普及全国，才有成功的希望。从审讯得出的证据来看，事实也很明显，大部分极愿举行罢工的工人也反对把罢工和政治运动混淆起来。居住在罢工地区的全部人口充其量不到三百五十万。假定他们全都愿意参加这个斗争，人数仍然不到全国总人口的七分之一；而且，如果我们考虑到绝大多数人不是反对罢工，便是对罢工不感多大兴趣，我们就会立刻看出，当时的领袖们对于承担向人民指出争取独立自由的光明道路这一任务是多么不能胜任。正如人们可能预料到的那样，结果是宪章运动者由于罢工期间出现的一切愚蠢行为而受到指责；而参加罢工的大部分人也因为罢工归于失败而受到责备，却未得到丝毫的好处。土地计划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合法的，因此，就缺乏进行大量投资的唯一必要条件——安全保障，它的获得通过又是一件天大的蠢事，给宪章运动增添了耻辱。这项计划在伯明翰的协商会议上获得了支持，当时出席会议的有下列地区的三十名代表：莱斯特的贝尔斯托；柴郡的托马斯·克拉克；温斯伯里的J．克卢尔；约克郡西赖丁的J．杜赫斯特；兰开夏南部的G．多伊尔和威廉·狄克逊；沃里克的H．唐纳森；阿伯加文尼的D．埃利斯；伯明翰的J．伊姆斯和J．梅森；利兹的法勒和乔舒亚·霍布森；考文垂的威廉·霍西厄；谢菲尔德的G．J．哈尼；约克郡东赖丁的J．林顿；马里尔本的S．拉奇；诺丁汉的R．T．莫里森；塞尔登、科恩和克利瑟罗的R．马斯登；伦敦的P．麦格拉斯和E．奥康纳；伯恩利的约翰·普莱斯；北安普敦的J．罗宾斯；萨里和肯特的亨利·罗斯；巴思的W．P．罗伯茨；斯塔福德郡陶器产区的W．塞尔；科吉歇尔的J．肖；约克郡西赖丁的J．W．史密斯；布赖顿的乔治·弗戈；伦敦的T．M．惠勒；布里斯托尔的R．H．威廉斯。使情况更糟的是，会上除奥康纳外，还有一位律师，就是罗伯茨，他对法律一定也很熟悉，而他竟然支持这项土地计划。代表们通过下列决议时，对这项计划的合法性好象也有所疑虑：“如果检定律师对本会议所通过的组织条例的全部或一部不准注册时，莫里森·霍尔森和惠勒应向奥康纳和罗伯茨征询有关法律方面的意见，倘有必要，并应与代表们保持联系。”上述二人若不是对法律茫无所知，便是明知故犯地支持一项非法计划，而决议竟表示要向他们征询法律方面的意见，这个主意简直是向公众开了一个荒唐透顶的玩笑，同时表明多数代表究竟是一帮什么角色。协商会议散会前，费格斯·奥康纳、托马斯·克拉克、P．麦格拉斯、G．多伊尔和T．M．惠勒被选为全会执行委员，其任期713直到次年4月间协商会议复会时止，并经同意，在供职期间，秘书每星期得支薪两镑，其他执行委员各支三十先令，另加前往各地演讲的旅费。 在此以前，奥康纳曾拒绝担任执行委员，但形势的发展使他改变了主意。他为自己打消原意所提出的理由是，由于人们对协会是否是一个合法组织议论纷纭，万一真不合法的话，他愿意承担一部分责任。代表人数既然有限，而群众对多数代表又不太熟悉，因此他认为，如果任命一个机构，其中一部分成员不是知名人士，另一部分成员又是大家不可能绝对信任的，那么，这个机构决不会使全国人民满意；而据他说，他敢于自信，如果他被选为司库，在委员会中占有一席，大家就会相信他一定会保证使基金调度得宜，执行委员们忠实地执行职责。这几乎是说，全国皆知他的同事们尽是一些无赖，而必须有他参与其事，才能使他们至少保持行为正派，固且不论他们心里究竟有何打算；而这些人在听到他对他们的操守作了这样一番“恭维”后，竟然还会厚颜无耻地和他共事一堂哩。他愿意出来任职的另一理由是，作为一个不接受报酬的人员，他可以使协会每星期节省三十先令。奥康纳在陈述他就职理由的同一声明中指出，只要有二万五千名会员向协会经常交费，则所交会费总额每星期就有一百零八镑六先令八便士，而执行委员和二十六名演讲员所支薪金以及其他零星开支仅需四十六镑十先令；这使协会每星期可以积余六十一镑十六先令八便士，换言之，每年可积余一千八百五十五镑。他提议，就中拨出六百镑充作代表大会在伦敦举行为期一个月的会议所需的经费外（至于为何开会，他未说明），手头尚余一千二百五十五镑，可用于法律基金、受难基金、宪章实施基金等项开支。执行委员会任职不久，就派出九名演讲员到各地去进行鼓动；但是非但这些项目所需的经费没有源源而来，甚至偿付执行委员会本身的开支犹感拮据，于是，他们只得心甘情愿地仰给于奥康纳的私囊。后者在《北极星报》上啧有烦言，他的同事们最后也因为自己处在仰人鼻息的地位而自感到惭愧，声称不愿再为宪章团体继续服务，除非他们能够摆脱这种屈辱地位。但是，不论作了多少次讨价还价，也无法开辟财源。很明显，奥康纳虽然自信全国对他本人怀着莫大的信任，但大家却认为他既担任司库，又自夸要充当督促同事们奉公守法的监护人，就应当为这种荣誉付出代价；所以他们虽然提出抗议，还是继续为公众服务，所需费用大半由奥康纳负担。协商会议所认可的组织计划已送交给蒂德·普拉特；但是正如人们可能预料而且也确实预料到的，他的意见认为，这项计划不能包含在国家法令范围以内，因而是非法的。于是，为了权宜应变起见，对计划加以修正，但仍不能使它受到法律的保护；可是，后来却把有关土地和建筑基金那一部分内容与政治部分完全划分开来了。 1843年秋季，奥康纳和邓库姆开始作鼓动旅行，主要访问英格兰北部和苏格兰。前者借这次旅行作为加强协会实力的一个重要措施，无论他们游历到那里，他总是为协会招收会员。这两位宪章运动领袖足迹踏遍纽卡斯尔、格拉斯哥、阿伯丁和其他许多地方。在上述最后一处，邓库姆掏出他的会员证，登记为阿伯丁地区的会员。当时，在这个景色优美的城市举行了一次盛大的示威游行。各行业组成一支游行队伍，由威仪堂堂的面包工人联合会会员们领先，他们穿着鲜艳的淡红细布棉制服，戴着绚丽夺目的头巾。在他们前面是三个骑马的司仪，其中两个穿着红丝绒服装，一个穿着黑丝绒服装，都佩带着光泽鉴人的大腰刀，他们的乘马也披着华丽的鞍辔。一个穿着全套法衣、戴着搽粉假发的牧师，几个步行的司仪，几个执着权杖的典礼官，一个衣着丽都的长老，他的衣裙由五个眉青目秀、装束漂亮的小随从提挈着；上述穿着祭司长袍的牧师，随身带着一本圣经，放在从他颈脖一直垂到下面的深红垫座上。这就是举行这次民主活动的一部分仪仗；我们不禁要问，贵族阶层，甚至王室本身，能想出比这种过分华饰的行列更可笑的排场吗？他们竟能为这种绚丽的装饰浪费不赀，同时却又惯于指责统治者迷恋于类似的铺张浪费，邓库姆对待这些人想必报以怜悯的微笑。至于奥康纳，他和平常一样，大事渲染这次旅行的成就。在格拉斯哥发生的情况可以作为一个实例。这个城市在富丽堂皇的市政厅举行了一次晚会，款待他们两人。莫伊尔·亚当斯、保罗·邓库姆和奥康纳先生发表了讲话。晚会活动结束前，奥康纳推销全国宪章协会会员证，当场销售了五百多张。另外，他又留下一千张，交给支会秘书，以备不时之需，但下一期的《北极星报》却刊登了奥康纳一封通信，声称他在格拉斯哥集会上已销售了一千五百多张会员证。这种蓄意的夸张使这个城市的一些首要的民主派人士感到厌恶，从那晚吸收会员后，全国宪章协会在那里再也不占多大势力。就在第二天，莫伊尔当面向我们发表意见，赞成成立地方宪章协会，表示对奥康纳所领导的全国性组织缺乏信心。这位先生虽然具有演讲与鼓动的一切才能，但也完全无法筹得基金。他已有一个合他心意的执行委员会，但必须经常自掏腰包来支付他们的薪金。 1844年1月8日9日，为了庆祝乔治·怀特获释出狱，在伦敦举行了两次盛大宴会，部分执行委员和首都许多民主派人士出席参加。在后一宴会上，有人提议为费格斯·奥康纳干杯，怀特说，先前曾有流言蜚语，说他有意要在出狱后谴责费格斯·奥康纳。那么，现在他就把这些责难说出来：“他庄严地声明，按照他的意见，奥康纳是一个正人君子、百折不挠的爱国者。他相信，奥康纳倘有罗思柴尔德的百万家财，他一定会把它用于促进人类大家庭的幸福。”“是的，”他重复说，“费格斯·奥康纳是一个善良、正直的人；如果他真谴责奥康纳，这就将证明他自己是一个狼心狗肺的坏蛋——但他自信决不是这样的人。”可是，尽管有此声明，隔了几年，怀特却真的谴责他如此热烈颂扬的人了。 1843年年底，罗奇代尔的激进派议员沙曼·克劳福德在《北极星报》和《非国教徒报》上发表了一封致激进改革家的公开信。他在信中拟订了一个关于在议会中成立一个激进党派的计划，这个党派应不断地提出动议，发表演说，以阻挠议会的一切正常事务，从而使政府机构瘫痪不灵，直到普选权遍及全民为止。约翰·梅森和其他几个宪章运动领袖对这个计划表示赞同，但它遭到了奥康纳的反对。他所持的理由是，沙曼·克劳福德虽然正直，却缺乏毅力和气魄，如果要成立这样一个党派，则必须由邓库姆来领导，因为他的才能无可非议，而且又是人民一致公认的领袖。克劳福德的计划没有获得多大成功。宪章团体一般认为奥康纳的理由是不容置辩的。克劳福德的支持者在伦敦召开公众集会，邓库姆和奥康纳都去参加，这项计划在会上被多数人否决。看来，奥康纳的计划是要在议会内建立一个激进派的独裁体制，正如他在议会外已经相当成功地建立的一样。 1844年夏季，有人提出计划，准备筹款购置一个纪念品来酬谢邓库姆对工人阶级的贡献。奥康纳主张筹募一笔巨款，购置一份地产；但邓库姆拒不接受任何形式的金钱报酬，因此，所赠的礼物是一套价值七百镑左右的华贵餐具。在过去一段时期，反谷物法联盟的声势已超过了它的敌对者。奥康纳屡次向科布登挑战，要求同他就这个问题进行辩论，可是后者始终拒不应允。但有一次，科布登在布雷德福偶尔以十分自负的口吻发问，“有人愿意同我进行辩论，继续强调谷物法是一项公正的法律吗？”奥康纳立刻接受了这个挑战；而科布登仍然不敢交锋。但事态迅速演变，最后使这两个首脑人物出现在同一讲坛。北安普敦的部分居民向科布登和布赖特先生提出一份申请书，邀请他们对这个城镇在集市广场上举行的公众集会讲话。这份申请书是由一千二百人签名的。宪章运动者立即奋起行动。他们写成了一份申请书，送交奥康纳，实际签名者有一千三百五十三人，敦请他同科布登和布赖特就他们所关心的问题展开辩论。奥康纳欣然接受，双方积极开展工作，组织群众参加集会。辩论前夕和当天，奥康纳好象自信可操胜券，因为能有机会同联盟的两个大人物决一雌雄而感到得意忘形。他向朋友们嚷道，“今天我将全力以赴。”将近开会时，大批群众从四乡来到城镇。联盟中人力图阻止宪章派领袖登坛发言，发给他们的入场券只有六张。在挤满敌方人士的宽敞的演说坛上，这个人数当然相形见绌了。宪章运动者也不是容易挫败的。他们的秘书克里斯托弗·哈里森是一个有坚强毅力的人，曾在讲坛上同联盟派打过多次交道，他出言粗鲁，常使他们畏缩不前，这时候，他就同几个人在敌方讲坛的旁侧设法另架起一座演讲坛。联盟派人士看到宪章运动者的决心，便表示让步，发给他们数目比较合理的入场券，他们也就停止搭坛了。下午1时，科布登和布赖特由朋友们簇拥着，在联盟支持者的欢呼声中登上演说坛。他们正想在奥康纳和其他宪章派领袖到场前推定主席，但参加集会的多数群众劝他们暂勿进行。未隔多久，奥康纳、惠勒、克拉克、麦格拉斯和一些当地宪章派领袖在宪章派听众的掌声中一同来临。会上大多数人看来并不偏袒任何一方，一心只想听取双方的意见，自作判断。翻砂厂主格伦迪被推选为主席；宪章运动者非但不反对，而且还投票赞成。科布登首先发言，他竭力地把联盟说成是一个正当的事业。但大家却感到他的见解软弱无力，不久将被奥康纳以比较可靠的事实和道理驳得体无完肤；但抱着这种期望的人们却是注定要失望的。如果说奥康纳所发表的是一篇雄辩演说，而且确是他生平所发表的最能打动人心的一篇，谁也不会有片刻的怀疑；但作为对科布登的答复，这篇演说却彻底地失败了。他对每个问题只是轻描淡写地一带而过，始终没有勇气透过表面探究下去。在他讲话期间，朋友们一直猜想他只是在引出问题，但等他讲了三刻钟坐下时，大家才露出茫然若失的神色。当他起立讲话时，群众的欢呼响亮而又持久，但当他回到原位时，欢呼声相当微弱，而且迅即停息。更糟的是，这篇演说看来在事前曾经过充分的准备。他讲完后，联盟派中主要人物的脸上露出了得意洋洋的笑容；他们觉得，就奥康纳而言，他们已经获胜了。麦格拉斯继奥康纳之后发言，这显然使联盟派人士大为高兴，因为按此程序，布赖特保证取得最后发言的机会。奥康纳所提的修正案主张，为了使自由贸易对各方面无所偏袒起见，应在全国各个利害关系集团之间作一次公平合理的调整，哈里森表示附议。他采取这一步骤，就是为了给麦格拉斯一个喘息机会，以便应付布赖特；但在奥康纳的吩咐下，麦格拉斯在他的首领讲话结束后，立刻走上前去。他的讲词比奥康纳高明得多，但他缺乏后者洪亮的声音，加上会场群众早已感到失望，因此，他的讲话显得索然无味。布赖特继麦格拉斯之后发言，对奥康纳进行了十分尖锐、辛辣的嘲讽，而且起了效果。克拉克想要发言，但群众已经意兴阑珊，于是主席便把修正案和原动议交付表决，随即作出决定，后者获得通过。奥康纳的演说虽告失败，我们仍坚信他的修正案已获得了多数支持；但是即使如此，这个多数也很有限。这个问题如果处理得宜，它必然会获得压倒的优势。主席既是联盟派的成员，一发觉双方人数大致相等，便作出有利于他的朋友们的决定。这样，奥康纳就在1844年8月5日给联盟造成了一次空前未有的巨大胜利。 仅仅在一个月以前，奥康纳已采取另一策略，这个策略足以使宪章派在敌人的心目中显得笨拙可笑。伯明翰正准备举行选举，约瑟夫·斯特奇是敌对双方竞选人之一；伯明翰协商会议后，奥康纳虽然宣称，斯特奇倘再提出要竞选诺丁汉自治市的下院议员席位，他就一定到当地去反对，斯特奇虽然丝毫没有改变他的原则或策略，但他的竞选宣言一发表，奥康纳立即前往伯明翰，自愿助他一臂之力，以便使他当选。在诺丁汉反对斯特奇，而在伯明翰却又给予支持，这是否符合于前后一致的原则，使人不解；不论怎样，我们很难想象他会弄清这种关系；他在上述两种情况下的行动都凭他一时莫名其妙的感情冲动，这始终是导致他的政治活动失败的根源。 同年秋季，宪章运动团体作了巨大的努力，企图使弗罗斯特、威廉斯和琼斯获释返国。他们在采取这一步骤中，特别受到下列事实的鼓励：奥康内尔和他的同党在审判定罪后，通过一道再审命令已经设法突破政府的法网，在服刑三个月后，就获释出狱。这种努力是宪章运动者历来采取的最明智的行动之一。因此，他们现在在所有的主要城镇，向地方当局呈递他们写就的申请书，要求召开群众集会，为上述目标进行声援；在诺丁汉、北安普敦和其他许多城镇，这些申请书获得批准。群众集会纷纷举行，通过了致议会和女王陛下的请愿书。所有这些努力并不是徒劳的，因为当邓库姆根据请愿书的精神，提出动议呼吁女王陛下对上述诸人予以赦免时，詹姆斯·格雷厄姆爵士虽然代表政府表示异议，却暗示，将来可能答应请愿人的请求。可是，在这以后，宪章运动团体没有再为那些流放者尽过多少力量，直到1850年，政府才对他们赦免，但附有条件，即不准进入大不列颠国境。 我们不禁要在这里举出一个例子，表明有时推动政党采取行动的，究竟是什么动机。巴斯和甘米奇拜访北安普敦市长，向他呈递了一份由四百六十三家户主签名的申请书。这位市长——他是半托利党、半辉格党，后者的成分多于前者——对召开群众集会极表赞同，本人对这个目标又愿意支持；但在答应申请人的要求前，必须征得市议会多数议员的同意。于是，他们便去拜访市议会最民主的一位议员，他不肯在申请书上签名，理由是，向政府呼吁毫无作用。接着，他们去会见辉格党议员，经过往返奔波，其中有三人附签了他们的名字——一个毫未犹豫，另一个认为那些流放者已经惩罚有余。第三个口里嘟嘟囔囔，却不说明赞成还是反对；结果签了名，大概由于市议会选举即将来临。他们离开这些辉格党员以后又走访托利党领袖，因为还缺少七个人的签名，但托利党是一个少数党。这位领袖不愿抛开他们同事单独签名，因为该党向来是一致行动的。他认为市长早就该立即答应申请人的要求。他极愿支持这个目标，作为一个律师，相信这些流放者一开始就应当得到赦免。那天晚上，市议会的保守派议员举行会议；他不能前往参加，但劝他们最好去看看有无办法。于是，他们又去访晤其他托利党议员；这些议员表示，只要他们的领袖签名，他们也都愿签名。晚上，巴斯和甘米奇参加在乔治旅馆内举行的会议。旅馆主人是一个市议员，从未在这类文件上签过名。其余诸人抱怨市长不该使他们受到这种尴尬的考验；但其中两人终于签了名，所持理由是，奥康内尔已被释放了。同时，他们却又认为弗罗斯特、威廉斯和琼斯早就应当绞死。然后，巴斯和甘米奇再去拜访保守派领袖，对他说，“好啦，先生，所有你的同事都愿签名，只要你以身作则的话。”他笑容可掬地签了名，他的朋友们随后也签名了。现在只少一个人的签名了。他们赶紧再去拜访上述那位民主议员，对他说，“好啦，先生，现在集会能否举行全在你一人身上了：只要再有一个人签名，就够多数了。”“好吧，既然如此，我签名就是了。”他真的签了名。这次会议是用通告方式召集的，在通告上申请书的后面列举了十位市议员的大名，作为这次运动的主要倡议人；因为市长同代表团取得协议，为了便利起见，申请书最好这样写法：“下列签署的市议员，连同四百六十三家户主，等等。”这份申请书一出现，辉格、托利两党报刊都大吃一惊；它们很难识破其中的奥妙。在会上，市长因病不能参加，由首席参议员夏普先生担任主席；他的作风极其民主，直到甘米奇了解与会者的总的意见以后，才允就职。接着几名市议员对他们在申请书上签名作了解释；托利党赞助人马克姆首先发表了一篇十分出色的演说，从法律观点对集会的目标表示赞同。继起发言的是马歇尔、杰弗里、甘米奇、汉利、霍洛韦尔、芒德等人，所有决议均经一致通过；但下星期六，当地各报竟厚颜无耻、居心叵测地在社论中对如此众多的市民开会倡议的目标进行攻击。 1845年初发生了另一次不幸的分裂，这类分裂本已削弱了宪章运动的声势。麦克道尔感到他返回英国不再会危及他本人及其同谋者的安全，便在阔别两年后，重返祖国，几乎立即开始作全国旅行。他在苏格兰时，发现他所到之处，人们对全国宪章协会都表不满，希望为苏格兰单独成立一个协会，于是便在格拉斯哥建议采取后一办法，认为它一定会使宪章运动事业大受裨益。这引起了格拉斯哥协会秘书的不快，此人向执行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执行委员会一反就职时明白宣布的决定，没有把控告信件在公开披露以前送交被控告人先行审阅，立即在《北极星报》上发表，并且不是全文，而是摘要，同时也根本没有通知麦克道尔本人。大约与此同时，利奇和麦克道尔发生了龃龉；在后者离国期间，人们为他筹集一笔基金，由利奇保管。麦克道尔因捐款未按时寄去，就在《北极星报》上发出怨言，于是双方进行了笔战。同时，麦克道尔还间接地同奥康纳发生了冲突。当捐款问题在曼彻斯特地方宪章协会提出讨论时，利奇向该会发表声明，大意说，麦克道尔曾私下责备奥康纳在兰开斯特的审讯中对他处理不公。奥康纳在下一周出版的《北极星报》上致函曼彻斯特地方协会，指定该会审理麦克道尔和他本人之间的争执；然而，他指定这个法庭时并未征求麦克道尔的同意，在他看来，麦克道尔对这件事好象是无权过问似的。他这次利用《北极星报》的篇幅致函曼彻斯特地方协会，其用意是要使各地方在审理这项争执以前通过不利于麦克道尔的决议。这种作法至少表面上产生了预期的效果，因为这类的决议下星期就纷纷出现了。麦克道尔不承认曼彻斯特地方协会是审理这项争执的适当法庭，那样奥康纳就可以独断独行、畅所欲为了。R．G．甘米奇也没有摆脱这场纠葛——并非因他自愿卷入漩涡，而是由于他迫切希望使双方获得公平处理。他是全国宪章协会北安普敦分会的秘书。W．霍洛韦尔是宪章运动团体中资格最老、眼光最远、言行始终如一的会员，他提出了一项决议，谴责执行委员会在对待麦克道尔事件中所持的态度。甘米奇附议，接着展开了长时间的辩论。奥康纳一派人的演说非常有趣；他们的逻辑可以归纳在他们之中有一个人所提的一项修正案中：“本会议认为执行委员会无可訾议；但希望该委员会以后不再采取同样措施。”凭着这套逻辑，他们以三票的多数成功地否决了上述动议。甘米奇在《北极星报》上见到反对麦克道尔而偏袒奥康纳的各项决议时，对双方的争执作出这样过早的决定甚感遗憾。其中一项决议据说是凯特林的宪章运动者作出的。在决议出现后的星期一，甘米奇有机会到该镇去，在同当地秘书的谈话中，借此机会责怪这个地区在审理前就给这项争执作出决定殊不公道。秘书微微一笑，掏出议事录，表明当时所通过并抄送给《北极星报》的决议与后来该报所披露的迥然不同。前一决议要求给予双方以公平的审理，而后一决议却主张不经审理即予定罪。这样，甘米奇知道《北极星报》集团是怎样处理事务了；凡决议与奥康纳的观点和利益发生抵触时，就予以篡改，以适应他的口味。甘米奇就这件事向曼彻斯特地方协会提出报告，但他们非但不象一个正派的团体应当做的那样对他表示感谢，而且对他们的一片苦心痛加谴责，因为他们决心不惜任何代价来表明他们的主子是对的，而对方却是错的。对此，甘米奇以他那犀利的文笔痛加驳斥，毫不容情地指责他们卑鄙龌龊的不正当行为，以致竟然承认伪造出来的决议。麦克道尔在给甘米奇的信中转抄了据说是格拉斯哥秘书史密斯来信的一段摘录，执行委员会就是根据这封信来对麦克道尔找碴的。据史密斯在这段摘录中的说法《北极星报》上所披露的信件与他寄给该报的原信完全不同。甘米奇等写信给史密斯，询问真相。他在复信中又说，《北极星报》上的信件是真实的。他的复信极长，甘米奇抄了一份副本寄给《北极星报》。该报编辑选登了部分摘录，以奚落的口吻写道，“甘米奇先生是不喜欢私人间的通信的；那么他是否愿意把他据以质问史密斯先生的那封私人信件公之于众呢？”甘米奇就把上述摘录寄给该报，而这位追根穷底的编辑先生却始终没有把它披露出来；这样就使人们推想，北安普敦分会秘书本人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惭愧了。这就是这个时期的奥康纳式的公道，因为我们只能把这位编辑看做是奥康纳手下的一个工具。大约与此同时，《北极星报》从利兹迁到伦敦，奥康纳把他的出版印刷设备转让于人。该报现由大风车街的麦高恩承印，售价从四个半便士提高到五便士。为了庆祝这次搬迁，在伦敦举行了一次公开招待会，由刀具街宪章俱乐部的W．克拉克主持，他是首都最诚挚、最积极的民主主义者，同时又是奥康纳的热烈赞美者。 此时出现了另一民主刊物，名为《全国改革者》，奥布赖恩是该刊的所有人并自任编辑。这份报刊只经营了两年多时间。除了提倡人民宪章所规定的各项政治改革外，它还制定了土地国有化计划，原则是对原土地持有人作价补偿。它竭力主张彻底改革币制，谴责那些规定金价并使我国货币以这种金属的多寡为转移的法令。它提倡信用货币，以全国实际可消费的财富作为基础。信贷银行应对各个阶级一视同仁，从而使勤劳稳重的人以及工人通过贷款方式，能有机会变成资本家，这是它所提出的另一项改革；它所主张的第四项重大措施是公平交易，通过国有市场或商店的中间作用促其实现，生产者可用他们的财富换取积存在那里的别种财富，或者换取相当于他们出售的财富价值的信用货币，这种货币并应作为全国通行的法币。凡此种种就是《全国改革者》在它篇幅上所阐述的根本性的重大改革；但是该报编辑始终特别注意使读者深刻认识到，这些改革只有依靠政权才能如愿以偿。他反对奥康纳正在不遗余力地使公众在思想上牢记一种见解，即认为后者的土地合作计划将会实现劳动人民的社会解放。一星期接着一星期，他企图利用人们所能利用的各种论据来证明这类方案是绝对荒谬的，尽管不能曲解法律来对它们进行制裁；但当他看到可以引用这些法律来推翻这些方案时，他便谴责这些是邪恶伪诈的方法，是用来激起永远无法实现的希望的方法，他预料整个计划必将彻底失败，民主主义的事业必将因而推迟。奥布赖恩由于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而受到了奥康纳及执行委员会中奥康纳同党的指责。奥康纳对他自己的能力作了十分狂妄的估计，因为他认为自已能够在难以置信的短时期内，把全体会员安置在他们自己土地上的村舍。他所确定的最大时限是六年，希望在此期间使他“亲爱的孩子们”的社会地位发生这样一个重大的变革。 这时候，奥康纳还有一个敌对者J．沃特金斯，他从前曾是他的一个十分忠实的信徒。沃特金斯曾经谴责所有反对奥康纳的人；洛维特、文森特、菲尔普和上届执行委员会都遭到他的怒斥。现在他却谴责奥康纳本人了。伦敦宪章运动者创办了一个月刊，请他担任编辑。他在这个刊物上对奥康纳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但这个月刊不久便停刊了。以后他就在《全国改革者》上发表公开信，攻击奥康纳和执行委员会；但因奥布赖恩给予被攻击的当事人以答辩的权利，使沃特金斯大感不快，不久对奥布赖恩也加以斥责了。奥康纳为了打击奥布赖恩在公众中的声望，竟指责后者接受斯波蒂斯伍德及其一伙的津贴，这一伙人有一个团体，自称是为了解放工业生产而建立的，企图以改革币制作为实现这个目标的途径。由于奥布赖恩准许这个团体的宣言在他的报上发表，并促使人们注意它所提出的问题，奥康纳就立即轻率地作出结论，说他接受了这个团体的津贴。奥布赖恩对这种指责给予应得的回击。他把《北极星报》刊登的奥康纳的全文抄录下来，加上一些讽刺性的评语，重述了奥康纳所坚持的许多主张、所提的许多保证以及所作的一些预言，而且据他本人说，所有这些都已经实现了；根据这些被奥布赖恩讽刺地称为已经实现的事实，人们在听到奥康纳说他（奥布赖恩）曾接受斯波蒂斯伍德及其一伙的津贴时，就应当信以为真。奥康纳的荒谬言论被列成这样一份清单，使他处于狼狈不堪的境地。如果奥布赖恩始终采取类似这样的作法对待他的敌人，就对他自己和人民的事业都一定会有好处。奥康纳和他的同事们非但用尽方法来损害奥布赖恩本人，而且还设法毁坏他的朋友的人格。举个例子，据奥康纳说，利兹有一个叫做莫泽利的人，1839年曾充当约翰·拉塞尔勋爵的密探，其目的是要煽动群众进行暴动，诱使他们犯罪，然后向警察告密，出卖他们。据说，莫泽利因此领到了七十二镑。奥布赖恩在利兹有一个朋友，名叫莫斯利，这个名字在利兹是和莫泽利是同音的；他是宪章运动者中唯一有此名字的人，奥布赖恩认为这种指责是对他本人的攻击，便写信要求《北极星报》的编辑声明他所指的不是莫斯利，否则就得提供莫斯利犯罪的证据。《北极星报》既不声明，也不提供罪证。由于编辑霍布森先生与上述指责有关，而且又是利兹市议会议员，莫斯利就向该会提出这个问题，当时这位诚实可靠的编辑竭力把责任从自己肩上推卸给该议会的另一议员。但是，就连霍布森对这件事的说法和奥康纳所说的情况也有出入，因为霍布森指控上述市议员曾告诉他，这七十二镑是用来镇压1842年的“矿工暴动”的，而奥康纳却把这件事的日期确定在1839年。但上述市议员当面拆穿了霍布森的谎话，声称他所说的是，这七十二镑是当时给予警察额外工作的酬报。对莫斯利的指控并无事实证明，只因他支持奥布赖恩才被凭空捏造出来，但它却带来了也许不是原捏造者始料所及的报复；而且这种报复看来是有充分依据的。这就是对奥康纳的指责，怪他不该对弗罗斯特和其他同志遭到政府的迫害坐视不救。这种指责是巴恩斯利的威廉·艾什顿提出的，他曾为宪章运动事业坐过两年监牢，毕生同劳动人民和民主主义的赞助者保持联系，而且在工人们的自相结合被看作十分危险的行动时期，一度被流放到国外几年。艾什顿是一个实事求是、英勇果断的民主主义者，愿为民主事业作出任何牺牲；他过去的经历是他愿意忍受苦难的一个保证。艾什顿和莫斯利熟识，深知他的品德，看到奥康纳对待莫斯利的行为感到十分厌恶，便写信给他的朋友，据他说是为了使莫斯利明了指控他的人的品格。莫斯利把这封信寄给《全国改革者》的编辑。按照艾什顿的说法，看来当时宪章派的部分领袖正在策划一次宪章运动者的示威游行，而他们在伦敦聚会就是为了进行布置。新港发生的不幸事件就是这种布置的结果。当时威廉·艾什顿正在伦敦，遇到了这些人士；但他从同其中一人的私人谈话中，不久便认识到，他们对他执行这项任务不予信任。有鉴于此，他决意在可能的情况下营救弗罗斯特，使他不致堕入为他设下的陷阱；但艾什顿为了逃脱政府的魔掌，不得不在赫尔乘船前往法国。威廉·希尔牧师伴送他到上述港口，于是他就把他对弗罗斯特被陷害的疑虑告诉了这位牧师，竭力敦促牧师去会见奥康纳，并要求奥康纳设法制止正在策划的轻率行动。这一点，希尔答应切实履行。艾什顿从法国回来时，新港事件早已发生，事态的演变正如他预料所及。他到哈默史密斯去拜访奥康纳，质问他当时为什么不设法营救弗罗斯特；奥康纳否认在事件发生前了解任何情况。不久以后，艾什顿到利兹去拜访希尔，希尔郑重声明，他和艾什顿在赫尔分别后四、五天，就把消息告诉了奥康纳，会晤的地点在利兹的布尔和穆斯旅店。嗣后乔治·怀特偕同艾什顿访问希尔，希尔重述了以前的话，并且补充说，奥康纳和他会晤后不久便前往爱尔兰，在那里一直呆到那场大祸发生以后。艾什顿还说，这些事情发生以后，在伦敦举行了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商讨如何拯救弗罗斯特，使他免遭政府的毒手。奥康纳被选为大会的代表，但他从未出席会议。然而，大会却派了一个代表团到塔维斯托克饭店去拜访他，当时他正和律师吉奇在一起，读者们一定记得，吉奇是弗罗斯特的亲戚。代表团请奥康纳表示意见。他对他们说，万一弗罗斯特和他的同伴们被判有罪，生命发生危险，他将亲自率领英格兰人民发动一次流血革命来营救他们；吉奇保证率领威尔士人民采取同样行动。奥康纳和吉奇都竭力敦促代表团必须使人民作好准备。代表团在全国代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就上述情况作了报告，当时艾什顿也在场。大约与此同时，在杜斯伯里也为同一目标举行了代表会议，会议派遣使者到全国代表大会去探询大会和奥康纳所作的决定。使者带回的答复是，全国代表大会决心发起暴动来营救受难者；奥康纳保证率领他们，而吉奇则保证率领威尔士人民。使者又奉派向全国代表大会声明，杜斯伯里的代表们也已作出同样决定，并规定1月12日为暴动的日期。全国代表大会的成员如果赞同这项决定，应即回到各该地区，并责成奥康纳履行他的诺言。奥康纳头一天曾从蒙默斯给克利夫送来一张为数二十五镑的汇票，作为全国代表大会推行任何计划的费用。全国代表大会的成员们纷纷回去发动民众；因此发生了谢菲尔德和其他地方的暴动。但是经过这种发动而参加暴动的人们感到吃惊的是，下一期的《北极星报》刊登了一篇指责整个计划的文章；再过一星期，奥康纳在同一刊物上也加以指责。凡此种种就是艾什顿给莫斯利的信中所说的情况；这里不妨再附带说明一句，这封信的头一部分有关主要事实的陈述，都由奥布赖恩予以证实。奥布赖恩断言，奥康纳充分了解预定在新港发生的暴动；这是他们两人之间的谈话内容；奥布赖恩还曾央求奥康纳用他的声望加以制止，因为在全国既无武装又无组织的情况下，举行暴动所造成的无法避免的后果，必然是弗罗斯特和他的同伴遭到牺牲。奥布赖恩又曾在私下向我们重复提到这些话。据他说，他曾表示愿意其他所享有的一点声望防止这次预定的暴动，如果奥康纳不愿意这样做的话；但他仍请奥康纳承担这项任务，因为奥康纳的声望较高，势力也较大，能够实现这个目标。奥康纳郑重声明愿意履行这项任务。“他将尽力予以防止；决不让暴动发生”，奥布赖恩对这个诺言深信不疑，就把这件事付托给他了。然而，当这些话公诸于众时，奥康纳矢口否认；他拒不承认他知道预定在新港举行的示威活动；他初次知道这个事件，是在事件发生以后。让我们作为公正的裁判者来探讨一下各有关方面可能的真实情况吧。 我们首先要问——奥康纳既是宪章运动的主要人物，他的耳目到处皆是，还有可以自由支配的钱财，手中掌握这些条件，就比大多数宪章派人士有更多的便利来了解他的同党所采取的每一重要措施。根据这些情况，在这个问题进行讨论的几周中，却对整个事件一无所知，难道可能吗？再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少可能性的了。况且，预定在新港举行的示威游行不仅全国代表大会每个领袖人物几乎全都知道，即使许多在宪章运动中声望较逊的人们也有所闻；而在这些事实面前，我们偏偏要假想，几乎只有那个比谁的声望都高的人却对这件事一无所知。持有这种看法的人，一定是盲目轻信，这将使他们永远在黑暗中摸索。奥康纳对当时正在酝酿的事态发展充分知情的说法，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实可资证明，这就是正好在紧要关头，他离开危险地带，乘船前往爱尔兰。但是，据说他到爱尔兰去，是另有目的的。他本人所说的目的究竟何在呢？对啦，目的是要说服一个郡——科克郡——的选民，预先登记他们的选票，以便在将来不论什么时候举行大选时，选出一个自由党的议员。我们在对奥康纳公平对待的同时，还确实有这样的看法：一个人如果有丝毫值得受人重视的判断力的话，就会毫不迟疑地承认这个借口大概是人们所能设想的最站不住脚的一种——事实上，就当时民主党派的情况而言，这是对公众的认识的一个极其恶毒的侮辱。他的爱尔兰之行以及为这次旅行所作的借口，其本身几乎就是一个铁证——如果这种措词可以被接受的话——证明他对整个事件是彻底知情的。假如这是事实，那么，用最宽厚的措词来说，奥康纳的行为确实难以宽恕；从他对奥布赖恩所作的诺言来看，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背信弃义的行为。奥康纳对于这次策划的暴动，要么具有信心，要么没有信心，两者必居其一。如果他有信心的话，他作为人民的领袖——他自以为是人民的领袖——就有亲自领导这一次运动的责任，无论如何，也应亲自参加。如果他对成功缺乏信心，那他就不该不尽一切力量来加以防止。他既没有这样做，也没有那样做；这就表明他对这些被他称作朋友的人不是采取卑怯的作法，便是背信弃义，虽然他自认自己的行动完全不是这样。但是，也许有人要问——奥康纳有无可能想要毁灭弗罗斯特？我们猜想他还不至于如此，倘若不采取这种作法就可以使他（奥康纳）达到目的的话，那是最好不过的。但是，正如当时的人们所记得的，弗罗斯特的声望几乎与奥康纳不相上下。名望欲是奥康纳根深蒂固的老毛病。凭良心说，我们相信，在奥康纳看来，为了攫取并保持声望，一切手段都是正当的；他虽然没有积极参与威尔士运动的布置事宜，却不动声色地任其演变，借此使他的敌对者被清除掉。奥康纳自诩其功匪浅，为了营救弗罗斯特的生命，在金钱和其他方面曾作出巨大的牺牲。如果说他并不希望弗罗斯特被绞死，我们是可以很快就相信的。他的良心迟早会受到严厉的谴责；但是，如果说谁有义务为另一个人作出牺牲的话，那么，奥康纳就有义务为弗罗斯特作出牺牲；因为他可能，而且也只有他才有能力，防止这个危及弗罗斯特生命的危险。奥康纳对弗罗斯特不怀有多大好感，关于这点，我们可以用欧内斯特·琼斯的话来作证明。1853年他在地方各郡旅行期间告诉我们，奥康纳曾对他说过，弗罗斯特是个无赖。“关于弗罗斯特，”琼斯说，“我完全不了解情况；但奥康纳总是对我说，他是一个该死的无赖。”这确是奥康纳对弗罗斯特的一种莫名其妙的评价，他一直公开称赞弗罗斯特是一个最善良的人，对其命运他又一直表示怜悯。在为了设法营救弗罗斯特所作的努力方面，奥康纳的行为同样也不是可宽恕的。由于他的诺言，他使许多正直热心人士落入陷阱，可能使他们象霍尔贝里和克莱顿那样丧失生命。奥康纳对这次运动成功与否如果没有把握，他并不是非参加不可的；但既已庄严保证说自己要予以领导，那他就有必要或是履行诺言，或是在受骗者陷入危险以前制止这次运动。就他这一方面来说，他公开指责他暗中所鼓励的行动，确是一种冷酷无情的伪善行为。 我们可能因为重提这些旧事而受到指责。心地淳厚但目光浅短的人也许认为最好不咎既往，不要把过去背信弃义的行为和蠢事揭露出来，生怕揭露以后有害于人民事业。那些惯于吹牛的卑劣而蹩脚的煽动家也许在力图使人民对这种谬见留下印象。但是，对于人民以其全部精力投入的一个最崇高的运动中所以出现的种种背信弃义、虚伪愚妄的行为，要费力地作些回溯，当然不是什么愉快的工作；然而，不管工作如何令人生厌，也必须予以完成。凡是可能削弱和贬低民主运动的一切行为，其真相必须予以揭露，否则，同样的错误就会一再重犯。我们亲眼目睹，正是这种企图抹煞真相的愿望，证明我们已堕落到严重蜕化的地步。胆大气壮的正直人士将会对我们说，“把事实和盘托出，让我们看一看，是否可以从中吸取教训，以便作为未来行动的前车之鉴。”这就是我们所要奉行的政策，成败利钝，在所不计；但是我们这样做，可以用良心来作证，我们履行我们的任务，决不是因为对我们所谴责的对象有什么私怨，而是完全出于责任感。如果上述有关奥康纳在弗罗斯特事件发生前早有所知的证据还嫌不足——不过我们相信，对一切公正无私的人来说，这种证据已无争论的余地——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引用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成员洛厄里所说的话。由于希望对这个问题搜集一切可能的证据，我们向他提出了这样一个直截了当的问题：“洛厄里先生，弗罗斯特的不幸事件发生的时候，你是积极参与行动的；你是否知道奥康纳与这个事件究竟有无关系？”洛厄里的答复是，“奥康纳与这次行动的事前布置并没有什么关系；但他对这件事是完全知道的，而且他是唯一能够加以制止的人，如果他有这种意愿的话。”读者不妨把我们所引证的各种说法仔细考虑一下，然后平心静气地自问，所有这几方面的证据是否还不足以驳倒被谴责者单方面的否认。 旧日的领袖间存在的争执在1845年夏季变得严重到了极点。奥布赖恩、沃特金斯和卡彭特与奥康纳敌对，后三人却又跟奥布赖恩处于对立地位。奥康纳尽力污蔑奥布赖恩所主张的土地所有制的重要原则，如同他诋毁后者所提倡的信用货币一样。奥布赖恩的见解始终如一，跟奥康纳称他为“教师”时毫无二致。沃特金斯也同样攻击这些原则，并指责靠鼓吹政治原则为生的人；而事实是，沃特金斯本人一向仰给于宪章运动团体，直到最近由于一个亲属的死亡使他从国家征税中得到一笔遗产后，才自命为一个独立的宪章运动者。卡彭特是当时《劳埃德新闻》的编辑，同样也对奥布赖恩的原则及其提倡者进行攻击，虽然他也曾时常提出这些原则，并在他所编的一本政治教材中加以阐述。另一方面，奥布赖恩攻击这些人的前后矛盾，证明奥康纳的土地计划弊病百出。奥康纳曾作估计，如有原始资金五千镑（两千会员每人缴付两镑十先令的捐款），就可以安置五十名会员，还可以有八百七十五镑余额。他提议把这样购进的地产，连同建造的房屋，抵押四千镑，加上从上述原始资金余额中拨用一百二十五镑，又可以购进一份地产，再安置五十名会员。第二份地产以类似方式抵押出去，第三份地产再以押款购进，依此类推，直到第八份地产购进以后，就可以安置四百名会员。据奥康纳的估计，这几份地产三年内可以增值一倍多，而原价只需要三万三千镑，到第四年年底，至少值价六万镑，这就使协会得到两万七千镑的利润。其他的估计也是同样荒唐的。奥布赖恩予以批评说： “这些估计假定下列各种情况均不成问题，这就是说，地产可按每英亩十八镑十五先令的市价购进；以这种价格购进的土地每亩每年增值十五先令；在它上面建造村舍平均每所需费三十镑；在城镇生长的工人（认购者简直没有一个不是工人）一定能为一所村舍和两英亩土地每年偿付五镑，而经过这笔交易后事业仍继续保持欣欣向荣；每人拥有的土地三年内可增值一倍多；一旦尽快地安置了五十家住户，有钱阶级就会贷放抵押借款，数额大致与土地和房屋的原价值相等；新的土地又可购进，另五十家住户又可用同样方式予以安置；除了每人每年所付的两先令以外，协会并无其他管理费用；由于购置土地以及用土地抵押借款所需办的地普及转让证、印花税等项手续都不必付费；这个协会的司库、秘书、董事等都是一些廉洁正直人士，他们辛勤的服务（这种服务看来不是挂名闲差）不计报酬；尤其重要的，地主决不会不愿把土地卖给协会会员，资本家决不会不愿把抵押地的钱借给他们。这些就是这份妙不可言的估计表所假想的许多异想天开的项目中的一部分；但是，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时间自会证明大部分项目都是空中楼阁似的假想。但最妙的是，慈善为怀的费格斯一方面诱使千千万万群众跟随着他去参加火炬集会、示威游行等等，造成时间和金钱方面的极大浪费，使数以千计的人由于监禁、失业和流放而实际上家破人亡，而同时却又认为只要成立一个‘全国宪章运动者土地合作协会’，就能保证使我们全体获得社会福利，引用他本人在上星期《北极星报》上的说法，他认定‘政治平等只有通过社会福利才能实现’。而他从前曾教导我们，社会福利只能脱胎于政治平等；但是，无疑的，一旦他的土地计划化为泡影，他又会要我们奉行旧的信条，或给我们另创新的信条。”
这些争论发生不久，奥布赖恩应朋友的邀请，前往伯明翰、谢菲尔德、罗奇代尔等地游历。奥康纳一派人是不会让他通行无阻的。在伯明翰，他们对他怒不可遏，但人数有限，在集会上只能形成一个无足轻重的集团。在其他地方，他们对他的待遇则比较公道些。在谢菲尔德的公众集会上，奥布赖恩向奥康纳挑战，要求同他进行辩论，以证明他（奥布赖恩）致力于争取人民的全部权利。而费格斯·奥康纳却不是如此。然而，这次挑战始终未被接受。奥康纳继续嘲讽奥布赖恩和一切有高度道德原则的人，并称他们为令人十分厌烦的家伙；虽然他的三个同事克拉克、麦格拉斯和多伊尔都自认为有高度道德原则的人。同时，奥布赖恩所提的警告不是没有相当效果的。将近1845年年底，土地协会的代表们在杜斯伯里举行会议，对土地计划中的许多规定和管理人员的一些经营方式提出了强烈反对，结果通过了关于土地问题的若干决议。但《北极星报》编辑部对这次会议报告的一切重要内容都秘不宣布；尽管如此，该报编辑对代表们在会议上的情况都津津乐道，任意批评。这时候，戴维·罗斯开始在《全国改革者》上撰写宪章运动的回忆录。从1841年以来，罗斯一直是宪章运动演讲员；他是一个演说术教师，公认为当时宪章运动中最杰出的演说家之一，虽然不是因为他对政治概念有多大深的理解而闻名于世。然而，在他第一篇通信遭到了奥布赖恩的批评后，他就声明自愿把这个问题暂时搁起。当宪章运动团体内部正在互相龃龉，甚至使他们政治信仰中的一些重大原则几乎全被忽视。当个人崇拜高于一切，而正直的独立性几乎完全屈服于盲目悖理的无知状态时，反谷物法联盟却在大踏步地前进。他们开始在公众集会上大露头角。为了传播他们的政治经济原则，他们先筹得五万镑，后又捐到十万镑经费。他们的小册子和宣传员遍及全国各地，不久就很明显，他们正在议会中产生影响，他们的巨大努力将以胜利而告终。在这个紧要关头，奥康纳仍然本性难移——始终如一地保持着他那反复无常的立场。当时的政府首脑罗伯特·皮尔爵士是个权宜派政治家，宣布了一项措施，其性质之彻底，使他的老政敌辉格党甘拜下风。拉塞尔的最后宣言提出了征税四先令；皮尔的方案却主张将谷物法全部废止。他立即把这项税率大大降低，三年内一定把它全部取消；保守党的这项措施还计划在其他许多部门中实行自由贸易。各方面人士（深知奥康纳底蕴的人们可能除外）感到惊讶的是皮尔的计划一经公布，奥康纳立即把它捧上了天。从来也未曾有过这样好的措施；它是一个“万能措施”，“将使人民在国内大大提高地位，因而在国外也大大提高地位”；他以邓库姆和他本人的名义向皮尔保证，人民将给他“一致的支持”。有些人惯于听到奥康纳把联盟叫做“祸害”，常听他把自由贸易者称为“海盗”，一再地听他指摘这个政党的措施只不过是一个使生产阶级沦为奴隶的阴谋，又曾听他说过这项措施是绝对不公道的，除非人民对它的实施有权过问；我们说，在这些人看来，奥康纳对皮尔“海盗式祸害”计划所持的态度简直难以理解。当联盟声名狼藉时，奥康纳预言它一旦成功必将带来毁灭。现在由于联盟使土地贬值，从而使人民能够比较自由地购买，它必将使他的土地计划获得成功。一言以蔽之，他对皮尔措施的赞扬与他在北安普敦会议上所提的修正案恰恰相反。我们不禁要问，他对联盟的所有对抗是否纯属伪装？他本人和这个团体之间究竟有没有什么默契？我们记得很清楚，北安普敦会议后，一个朋友对我们说，他深信情况确实如此。我们的本性往往易于相信人们善良的一面，直到他们的行为证明他们应受谴责以后，才会使我们怀疑这种看法的正确性；但这种看法不是出于一个性情急躁的人，而是出于一个头脑冷静的计谋家（约翰·巴克），经过核对记录以后，我们发现这种看法有充分的证据作为依据。奥康纳和科布登曾乘同一班火车前往北安普敦；他们抵达布利斯沃斯时，约有二十名宪章运动者前来迎接奥康纳。据奥康纳说，科布登进了他的车厢；但他一看到奥康纳在那里，就立刻把行李拿走，怒形于色地坐到另一节车厢去。可是，看来最奇怪的是，奥康纳既然从来没有同科布登交谈过一言半语，而且生平也从未遇见过他，那么，奥康纳怎能认识他，并且毫不费力地就将他指给朋友们看呢？还有一点也值得注意，会议结束后，奥康纳和科布登在布利斯沃斯晤谈，于是，前者就在下一期的《北极星报》上对后者大加颂扬。虽然他从前在指责这位谷物法废除论者时所用的言词激烈得无以复加。的确，再没有比奥康纳在北安普敦的演说更有可能使科布登获胜的了。部分有关人士对奥康纳权宜多变的方针提出抗议；另一部分人则表示不满，认为他的举动未免离奇；但他已把绝大多数人训练得唯他的马首是瞻，所以他们只知对他盲目服从，反而诬说态度始终如一的人接受了保护贸易主义者的贿赂；但是一切正直的人立刻可以看出，要是有谁在这件事中受贿的话，较大可能性是那些自食前言的变节者，而不是那些对誓言信守不渝的人。如果奥康纳明白宣布他已皈依联盟派的原则，他的情况也许会好一些；但是甚至在皮尔的方案成为法律后，当他在文章中提到科布登以及他和联盟的关系时，还说科布登是好人一个，可惜受到不良制度的束缚；正是这种制度，他不仅本人给予支持，甚至在未征得宪章运动者的同意以前还以宪章运动团体的名义给予支持。皮尔的政策所造成的后果，读者全都知道了。他的方针变成了法律；但是，大约与此同时并在此以后，事态的发展却防止了这样一项改革由于降低物价和提高币值而对全国生产阶级的利益所能造成的恶果。工人阶级大批移居国外，劳工市场上的剩余劳动力暂形枯竭，因而得以避免这种后果；尤其因为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和澳大利亚发现了金矿，使我们在金本位法的规定下可以自由支配的货币数量大见增加，而利率则有所降低，这就使商人阶级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保持物价稳定，防止高利贷者、包税者、享有固定收入者和一般闲散坐食的阶级攫取这些优厚利益，否则，他们一定可以牺牲勤劳的穷人的利益而取得这些好处。 在这个问题结束前，让我们再谈一点意见。我们在不久前曾提出一个疑问，即奥康纳反对联盟是否纯属伪装，也许有人会根据这个疑问认为我们的用意是在暗示：在整个这段时期他和该派是勾结在一起的。这决不是我们的用意。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只是如此：奥康纳名欲熏心，往往压倒了他的一切责任感。当联盟不得人心时。倘若给予支持，将使他丧失他所享有的声望，因此，他就反对他们；但他对于争论中的问题却不大关心，谁是谁非，都无所谓。当联盟得到热烈的拥护，以致迫使政府接受他们的方案时，提出这些方案的大臣就变得声望更高了。如果他再加以反对，那就会使他本人丧失一部分声望；于是，他就转变过来，不再考虑什么是原则，或言行是否一致了。奥康纳并不是一个没有先见之明的人，但是偏巧他真正预见到的事，他却很少予以揭示，而他装作看到的事，却又很少发生。他明知科布登一派不久将获得成功，但他却装作反对他们，直到他们获得胜利时为止；另一方面，我们也确有相当理由怀疑，当他们从失意转到得势时，他和他们之间即使没有直接谅解，至少存在着默契。不论继他而起的那些毫无心肝的煽动家们爱说什么，不论受骗者会怎样盲目地听信他们，过高的名欲毕竟是奥康纳最大的病根。这种欲望使他失去了一个人应予珍视的一切——言行一致、原则、廉耻、信誉、忠实的朋友（换来的却是一些终于把他抛弃的没有灵魂的政治掮客），以及良心上的安宁。至于其他损失，我们以后会看到的。然而，在此期间，奥康纳正一帆风顺——当然是暂时性的，不过仍然算得上一帆风顺。他为他的土地计划的迅速实现所描绘的一幅绚丽夺目的图景使无数人投奔到他的麾下。他的演讲员足迹遍及全国各地。麦克道尔已和他言归于好，他又在公众面前对这位医生推崇备至了。 1846年春，奥康纳企图拉拢托马斯·库珀同他合作，一道提倡土地运动；但后者拒不应允，表示他坚决认为这是一种幻想，它必将葬送宪章运动。奥康纳勃然大怒，接着，引起了一场口舌；于是库珀就决意同他分道扬镳。前已提及，库珀已经治愈了自己的奥康纳狂热病。这点一经发觉，他在奥康纳派宪章运动者中间的声势就立即丧失了。先前曾有人发起募捐，准备筹款购置纪念品，在他刑期届满时赠给他；但奥康纳在曼彻斯特对他进行谴责后，捐款便收回了。后来，这位谴责者消释了对他的敌意，建议重行发起募捐；但库珀十分得体地谢绝任何类似的周济，并把在罗奇代尔、诺丁汉等地募来的捐款如数退还。库珀在1845年5月5日获释出狱；他到伦敦后，在那个与他友谊甚笃的《北极星报》印刷厂商麦高恩的劝解下，前往拜访奥康纳，奥康纳表示自己对库珀的行为失当，向他道歉，取得了库珀的谅解。他们在谈话中提到了当时尚未出版的《自杀者的炼狱》诗集，奥康纳嘱咐麦高恩予以印刷；但后来又自食其言，让库珀自己去找出版商，并承担印刷费。诗集出版前，他答应购买两百本：但这个诺言始终没有兑现。他既未承购两百本，甚至一本也没有买。然而，由于这本书获得成功，库珀的出版商自愿负责经手，并商定偿付印刷费的办法；于是麦高恩出面代库珀负责。可是这个出版商不久便破产了，使麦高恩受到亏损；不过，作者也未从初版中得到分文。奥康纳力图使公众相信他在这件事中曾援助过库珀，并自愿充当这笔印刷费的担保人，他要求麦高恩写出这样一篇通信，公开发表。可是，在麦高恩和出版商达成协议，从而解除了库珀的责任后，他不能再作库珀的担保人了。我们不难想象，奥康纳最初既曾答应偿付印刷费，一个精明的伦敦出版商发现他在其他方面的运气不佳，一定会请求奥康纳履行原约；而当后者感到需要和库珀翻脸，利用《自杀者的炼狱》事件来对他公开进行诽谤时，上述伦敦商人，为了希望收回这笔印刷费，可能又会为他发表一篇有利于他的通信。也许有人会说服我们，这不是宪章史范围以内的事；但我们有理由把它提出来，因为这就是奥康纳一向用来打击社会活动家的独立地位的方法之一。他曾凭借金钱的作用打击奥布赖恩。当后者在兰开斯特监狱期间，未经他本人知道，奥康纳嘱咐每星期给他的家属一镑；这件事被不厌其详地传遍全国，借此防止人们给奥布赖恩捐款，而当时的情况是，捐款本来会从他的无数敬慕者方面源源而来，而且，最重要的是可以借此表示奥康纳慷慨解囊。奥布赖恩得知此事后，自愿每星期为《北极星报》撰写一篇通信，以偿付奥康纳接济的款项，好几篇通信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撰写的，并且都被刊登出来了；因此，奥布赖恩每篇通信价值一镑，而先前他从同一刊物所得的稿费是每篇通信三镑。但是奥康纳一发觉奥布赖恩自有主见，不会任人宰割而不发出一声愤怒的抗议，于是，就把每星期一镑这件事在《北极星报》上大事渲染，给奥布赖恩带上了“忘恩负义”的帽子，《北极星报》集团还给他加封了“饥饿的毒蛇”的尊号。如前所述，奥康纳无法说服库珀赞同他的土地计划。全国宪章代表大会不久将在利兹举行；库珀是伦敦市区宪章运动者推选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一经当选，他就在各报公开宣布，将在代表大会上提出下列各项决议： “第一，执行委员会应将任职以来历次会议记录提清全国代表大会审查。
库珀的意图一经宣布，对方就想尽力予以挫败，7月25日的《北极星报》把宪章运动者的注意力引向这些决议。它将提议人斥责为叛徒；要求宪章运动者出来大胆讲话，责令他们的代表作出决定，把他从协商会议中清除出去，借此一劳永逸地把他“解决”。克拉克在同奥康纳的一次交谈中说：“是的，我上次遇见了你以后，又遇见了库珀，不知道他在搞些什么；他说我们都受了骗，说你不配保管基金，不配经管事务。他问地产是用谁的名义购进的；经我说明在正式登记以前暂用你的名义，他就说，我的天哪！怎么你还不知道，这个家伙已经欠了一身的债了！你知道他的债务有多少吗？你知道他用土地基金来维持《北极星报》吗？至于说他已经清理曼彻斯特的帐目，你可曾清点过他所交出的邮局汇单？否则这笔帐又有什么保证？全国人民应该醒悟过来了。”这些话引出了6月13日《北极星报》上奥康纳的两封长信，同时还有卡费和奈特的两封，说明基金的情况。后两人是土地协会的查帐员，奥康纳曾把他所经手的帐目交给他们检查，向读者们说，这份帐目已经两位董事克拉克和麦格拉斯审查无讹了。奥康纳在一封信中宣称，由于决心保全个人名誉，他将辞去土地协会副司库职务；然而，他愿继续担任董事和监察员，为人民服务。库珀想在《北极星报》上占用一部分篇幅，但遭到了拒绝；于是，他就向《劳埃德新闻》求助，又遭到《北极星报》拒绝他的人们的揶揄，说他为“叛徒的避难所——《劳埃德新闻》”写文章。其中有一封信由奥康纳转载在《北极星报》上，部分内容如下：“第二，执行委员会应按照《会员手册》第十一页的规定将每季度征收会费时所填发的特制表格造具清册，提请全国代表大会审查，并应将各地区根据上述表格所收会费另造清册，一并提出。 “如果会议记录无法提出，如果每季度征收会费时所填发的特制表格业已散失，如果根据这些事实，查明执行委员会没有按照《会员手册》第六页的规定克尽厥职，他就动议： “第三，全国宪章协会执行委员会应从不兼任土地协会董事的宪章协会会员中遴选充任。 “上述动议如被否决，而大多数代表决定土地协会董事仍得兼任全国宪章协会执行委员，则在此项决定被认可以前，他将动议： “第四，T．M．惠勒作为一个代表宪章运动团体的秘书长来说，却不是一个适当人选，其理由早经他在公开谈话中，在他给费格斯·奥康纳和莱斯特宪章运动者等人的信件中，以及在他当选为本会议代表的公众集会上，一再声明，并经他人予以证实。 “第五，本代表大会宣称，一个宪章运动地区的成员为了反对或通过某些方案，自动充当其他地区的成员，如同伦敦市区最近发生的情况，这是极不公平、极不符合民主原则的。 “第六，本代表大会遗憾地看到，暴力行为已使公众在心里上对宪章主义充满了反感，兹特声明放弃并否定暴力政策，决心只凭和平、道义、合法的方式，尽力使人民宪章成为全国的一项法规。 “第七，本代表大会宣称，它深信以教育、对别人意见的尊重以及道德人生观，作为构成宪章运动特性的要素，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同时愤怒地抗议这种结论，即把《北极星报》上的低级下流的谩骂和粗暴斥责的习气，当作纯正的宪章主义。 “第八，本代表大会认为费格斯·奥康纳不值得宪章运动者给予信任，特此严正地警告大不列颠的全体工人注意同他结合的愚蠢性和危险性。” “现在根据奥康纳自己承认，已经证实，他曾用人民的金钱，却以他本人的名义，购进赫林斯盖特地产。他不是一个法定的职员，因为章程中没有规定设立副司库，那么，他的职责从何而来？土地协会未经登记；保管委员由于从未就职，只是一些有名无实的虚衔。我既不相信他否认一身是债的声明，同时，更不怀疑他曾挪用而且还在挪用股东们所缴的土地基金来维持《北极星报》的开支。我要求他提出证据，他迟早是要同我见面的。星期一，我将出发旅行，为可怜的弗罗斯特募捐。我将在各地向工人们说明我的心意，要求奥康纳在任何场所同我会见，只要他愿意，即使在曼彻斯特的木工会堂也行，因为他把那里看做是他的大本营，而我在那里简直是人地生疏；否则，要是他愿意的话，待我回来后，同他在伦敦公开见面。他为什么不召开利兹的代表大会？把会期推迟到4月20日以后，他知道这是违反章程的。我要求他召开那个代表大会。我提请土地协会的股东们注意章程第七条有关保管委员每年改选一次的规定，然后，请问他们是否能够暂时设想，奥康纳真正存心要保管委员为股东们掌握地产。他知道协会决不会每年更换委托代管书，因此，一开始就有意只用他的名义购进的土地。”
然而，奥康纳始终没有接受库珀要求公开会见的挑战；但后者认为在举行代表大会期间总会有机会的。库珀出发旅行，由于奥康纳的势力阻挠，他这次为弗罗斯特筹款的旅行不能顺利进行，虽然其他方面为此筹募的钱不在少数。库珀在《劳埃德新闻》上披露的一封信中提到查帐员的报告时说： “这些可怜的、轻信人言的查帐员被这位‘贫民的最高监护人’（费格斯自封的尊号）的银行存折等等欺骗了。如果你们真是如此愚蠢的话，你们就对这种可笑的检查方式感到满意吧；但是一旦你们开始认为时机已到，必须进行比较合情合理的审查（你们一定会有这种认识），你们怎能解决那些由于正当审查的迁延所引起的困难呢？”
在此期间，为了在代表大会召开之前造成明确有利于奥康纳的舆论所作的努力，已经达到了目的。一百多个地区的决议潮水般地涌往《北极星报》编辑部，其中大多数对奥康纳表示无限信任，对告发者表示无比愤慨。一部分人称库珀为“恶犬”；另一部分人揭露他想在政府中谋得一官半职；第三部分人指明他是一个穷极无聊的政治冒险家，一味追求名望，而且嫉妒成性、自命不凡、兴风作浪、存心不良、卑鄙下作，甚至达到了恩将仇报的地步；第四部分人称他为反复无常的小人、假装正经的伪君子、宪章运动中挑拨离间的卑贱走狗；第五部分人称他为大言不惭的笨伯；第六部分人称他为语无伦次的疯子；第七部分人称他为谗言中伤的无赖；第八部分人称他为千夫所指的说谎者；第九部分人称他为老练到家的大骗子。这些就是当时使用的一些从修辞学中精选出来的词藻。在一次代表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决议，号召全国各地协会指令代表们把库珀从协会中清除出去，不让他在全国代表大会上占有议席。所有提到奥康纳的副司库职务的人都请他继续任职，于是，他就打消辞意了。一个地区（基思利）确实曾冒失地建议，为了杜绝类似托马斯·库珀那样行动，就有必要使土地协会进行登记；但是对库珀表示愤怒、仇恨和斥责的浪潮那么凶猛，简直把最坚定的人也压得不敢作声了。由于库珀的旅行与道格拉斯·杰罗尔德的报纸有关，《北极星报》就说他即将在政治上控制该报，因而希望打倒奥康纳和《北极星报》。这种说法招致杰罗尔德在下星期的《北极星报》上予以否认。在民主主义者联谊会的一次会议上，戴维·罗斯提议修正那个对奥康纳表示信任、对库珀加以谴责的决议案，大意是，关于谁是谁非的裁决应当暂予保留，直到上述二人公开会见以后再说，但他的修正案遭到了压倒多数的否决。库珀以大无畏的精神面对这场斥责他的大风暴。他原任“退伍军人、流放者、孤儿寡妇基金委员会”的秘书，现在抛弃这个职位，向约翰·斯克尔顿提出了下列辞职书： “既然在曼彻斯特木工会堂集会的宪章运动者斥责我是披着羊皮的豺狼，同时又希望解除我的秘书职务，因此，本人自动辞职，希望他们能物色一头真愿任人宰割的羔羊，这头羊能象我那样欣然为受难者的利益完成任务。——托马斯·库珀。”
他又通过《劳埃德新闻》发表了两封信，一封给土地协会的成员，另一封则给崇拜奥康纳的人们。在第一封信中，他对成员们这样说： “请记住，严格地说，所有帐目都还没有提交给查帐员或协商会议的代表们加以审查。你们的司库罗伯茨什么时候承认过收到了你们的会费？说他是你们的司库，有什么证明？他什么时候提出过他的帐目？帐目从未提交给代表们举行的协商会议审查，虽然奥康纳曾用罗伯茨先生的名义作过保证。奥康纳经手的帐目，在任何情况下，不会而且也不可能使你们满意，除非罗伯茨先生宣称，作为该协会司库，他确曾收到你们的捐款。即使罗伯茨先生公开承认他曾接受司库职务（因为，如众周知，他在一次公众集会上曾予否认），即使如此，你们仍应责令审查章程中第十五条规定是否已经履行：——‘当他（司库）经管的基金数额达到二百五十镑时，他有责任将该款存入伦敦—威斯敏斯特联合股份银行，用土地协会保管委员的名义，列入保管委员的帐户。’还有，章程第十六条规定是否已经履行：——‘协会基金应由司库用全体保管委员的名义，存入伦敦—威斯敏斯特银行，并应由一名保管委员和协会秘书会同司库前往银行办理手续，非经董事会签署并经保管委员会副署的载明金额的支款凭单，不得向银行擅自提款。’现在请记住，没有一个保管委员（全是一些有名无实的虚衔），例如下院议员邓库姆先生、伦敦的修厄尔和德龙先生、杜斯伯里的泰特斯·布鲁克先生、曼彻斯特的詹姆斯·利奇、狄克逊和谢林顿先生，这些保管委员中没有一人曾会同罗伯茨先生前往银行为你们办理存款手续。请记住，你们的钱始终没有经你们的司库的手，用全体保管委员的名义，存入伦敦—威斯敏斯特银行。请记住，从来没有一个保管委员为了向银行提款，投资于赫林斯盖特地产，曾在支款凭单上副署。”
他在给崇拜奥康纳的人们的信中说： “与《北极星报》报馆有关的负责人士曾宣称，该报在利兹时期不知多少次面临完全倒闭的危险，在迁到伦敦后所以能幸免于彻底破产，只是由于奥康纳挪用了土地基金。奥康纳购进赫林斯盖特地产的整个行为，以及其中一切鬼鬼祟祟见不得人的狡猾伎俩：——他诡称曾向罗伯茨先生借过五百五十镑；却闭口不谈这是否就是以他的赫林斯盖特地产向协会司库（如果就是他在担任司库的话）押借的土地基金五百五十镑；散播有关他的银行存折、邮局汇单、银行支款凭单等骗人的谎话，却只字不提司库是否收到各该款项；还有一件事实，《北极星报》的帐册上登记海伍德先生的大名，作为一个欠款达一万余镑的债务人，而实际上当时他是奥康纳的债权人，这种作法的目的是要蒙蔽那些正在共同承担八百镑来维持《北极星报》的人们：我说出这些情况以及有关奥康纳行为的其他各点，证明他的处境十分狼狈，从而可以证实，从他开始政治活动时期，他就是一个一文不名的冒险家。”
在谈到赫林斯盖特地产转让未用司库名义的理由时，奥康纳解释说，罗伯茨的管帐曾拜访他，对他说：“先生，我不能用罗伯茨先生的名义买进这份地产；这笔交易一直是用你的名义进行的，现在改变，看起来未免太突然了。”于是，他同董事们商量，他们劝他用他本人的名义买进。从这件事看来，罗伯茨因司库职务被奥康纳长期霸占而感到不快。至于向罗伯茨借贷的五百五十镑，据奥康纳称，这是罗伯茨委托他出售一部分铁路股票的价款，他想在平纳购置小块地产，创办一个模范农场。8月3日，代表大会终于在利兹举行。读者可以相当正确地想象，库珀在这样一个集会上要使人们倾听他的发言，需要花多大力量去克服种种不利条件。代表们的证书一经宣读完毕，库珀立即起立要求听取有关宪章运动的报告，例如会员人数、基金数额等等。协会秘书惠勒无法提出这类报告；主席麦格拉斯声称他也一无所知。库珀坚持要向代表们发言，这时“流氓、无赖、说谎者、伪君子”以及许多类似的雅号暴风雨般地向他袭来。他说，他们一定十分清楚，他要提出决议，但他们仍然扰嚷不休。奥康纳试图用甜言蜜语哄骗库珀放弃决议，但不生效；这时，一个几乎可以称为宪章运动的新兴人物一跃而起，恫吓说，库珀倘不退让，他将提议把库珀清除出去。这个人就是欧内斯特·琼斯。库珀回答说，一个天资聪颖的人竟宣布要采取这种措施，应当自觉惭愧。何况他参加宪章运动不过三个月，他对自己究竟正做些什么还莫名其妙哩。琼斯答话的口吻无愧于一个十足的煽动家，他说，库珀已经走入歧途，而他却走上宪章运动的康庄大道，仅仅在几天以前，他曾在布莱克斯通埃奇见到成千上万真心实意的、虽非正式登记的宪章运动者，并听到他们雷鸣似的欢呼。库珀说他言语幼稚，将来总有一天会认识到错误。琼斯以库琼负隅顽抗和蓄意捣乱会议为理由，坚决动议把他清除出去。琼斯的动议得到附议，有些代表还举手表示赞同。另一部分代表保持中立，显然出于羞愧；但是无人敢于投票反对，虽然不少代表对费格斯·奥康纳怀着严重的敌对情绪，其中有一个代表头一天甚至还表示愿同库珀采取一致行动。主席宣布把库珀开除出会，但他坚持不走。有些代表提到用武力把他撵走，但这反而使库珀增加了勇气。他向他们挑战，指着奥康纳说：“那位惯于大声恐吓别人的胆小鬼，常在私下对我谈论暴力政策，现在为什么不站出来，亲自把我撵走呢？”然而，奥康纳和他的部下都不愿以武力解决的事，他们却用计策加以解决了。下午4时，克拉克起立，提议休会到次日上午，经一致通过。到了规定时间，库珀前往出席，发现有三名彪形大汉拦住去路。他们出示主席的指令，作为行使职权的凭证。库珀企图推开他们，闯入会场，但力所不逮。会场外挤着一群观众，库珀向他们讲话，并对奥康纳进行斥责。关于上述种种情况，不妨在这里略加评论。 库珀想要提出各项决议，我们并不完全赞同。在暴力政策的问题上，宪章运动者的行动是很愚蠢的，部分领袖的所作所为甚至比愚蠢的行为更糟，关于这点，我们可以直言不讳，但我们却不能接受“不惜任何代价争取和平”的原则。我们相信，这项原则倘有可能被奴役者所采纳，必将使奴隶永远保存下去；但我们坚决相信，要使它有可能得到采纳，人类的天性本身必须经过一番根本的改变。但是，无论如何，库珀有权要求人们听他为自己的观点辩护。在那些严重地影响宪章运动团体利害关系的问题上，例如有关领袖们公共道德的问题，他尤其有权发表意见；当被指控者都亲自在场，而且有充分机会进行答辩时，仅仅由于一个初出茅庐的宪章运动者的提议，就箝制他的言论自由，我们要求一切通情达理的人们秉公判断，这种作法是否正大光明，是否符合民主主义的正义感？有派系偏见的人们尽管宽恕这种懦怯的不义行为，但通情达理、正直无私的人们却永远会加以谴责。我们要问，除当事人害怕被人揭发外，公众从这种行为中还能得出什么其他结论吗？关于提议清除库珀的人物，我们在这里应当扼要地加以介绍。欧内斯特·琼斯是琼斯上校的儿子，上校是已故汉诺威国王坎伯兰公爵欧内斯特的侍从武官。据我们所知，他父母虽是威尔士人，他本人却在德国出生，受教育，并以这位王公的名字命名。汉诺威国王对琼斯上校的儿子十分宠爱，给他一种特殊的荣誉（如果这可以称作特殊荣誉的话），即充当他的教父。还应提到一点：欧内斯特·琼斯自称是查理曼大帝的后裔。琼斯幼年已显示出诗歌天才，不到十岁，就刊行了一本诗集，在自己的朋友中流传。这些作品当然稚气十足，却表明了作者潜在的才华，这种才华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有更充分的表现，而他天赋的才能又得到了教育所能给予的一切辅助。这个青年诗人的朋友们竭力怂恿他从事律师业务，他在迁到英格兰后，终于成为中殿法学协会律师，虽然，我们相信，象多数聪明人一样，（作为一个有真才实学的法律家，他比谁都聪明），他所经办的讼案从来不多。然而，他的光阴并非全部用来从事律师业务，因为除了到法院出庭外，他还有机会致力于诗歌创作。他创作了《林赛勋爵》（一首最富有诗意的诗）、《我在社会之国的生活》等，此外，还有《森林中的精灵》，这是一首关于封建时代的浪漫诗，体裁优美、流利、动人。琼斯在报刊方面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的作品被最贵族化刊物几乎捧上了天；齐声称颂他是伟大的诗人——当代最伟大的诗人。不知由于何种原因，琼斯除了成为一个诗人，在1846年还成为一个政治家。在此以前，他在工人阶级中并不知名，经费格斯·奥康纳的推荐，参加了他们的行列。一个贵族人士往往特别受到工人阶级、甚至民主主义者的欢迎，而这个阅历不深的贵族子弟，由于象奥康纳必然会说的那样，已被擢升到民主派行列，因此也受到了热烈欢迎。他恰恰具有各种吸引群众的特长，唯一缺点就是身材矮小，这和他的提携者奥康纳完全相反；但他声音洪亮，口齿伶俐，谈吐出众，举止英武——最重要的，他胸中城府颇深，擅长于表面装作十分坦率的模样。在对人阿谀奉承的技巧方面，没有一个煽动家胜得过他。他能够一下子把一个连五句英语都说不周全的人改变成一个绝顶聪明的家伙和造诣精湛的演说家；更可怪的是，他竟然能使这个人自己信以为真。他随时准备面对大自然的狂风暴雨，正如他敢于面对民主主义敌人的凶焰一样。他会在无情的暴风雨的呼啸声中站在旷野的荒地上当众演说，猛力推开人们为他遮蔽风雨的伞。多么侠义的骑士风度啊！实际上，他的性情非常爱好交际，能使与他交往的人们毫无拘束，十分自在——因此，穷人们惊喜地大声说，“好一个可爱的小伙子！”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他自夸在参加运动时十分富有；虽然托马斯·克拉克有一次声称，当时他“简直衣不蔽体”（这本身并不是什么丢脸的事），而且他本人无意中也几乎承认了这种说法符合事实，但许多人仍然十分天真，竟会相信他曾为了他们的事业花去了一份家产。总之，不论他想对他们说些什么，他们全都相信。作为一个推论家，琼斯从未达到高标准，而且也没有这种意图；但他有一个绝妙的方法，能使花言巧语的诡辩，在思考欠周的人们听来，象是条理分明的议论，对于克服各种困难，能提出无限保证，而且毫不羞愧地用臆断来推翻事实。这一切就足以给他造就了卓越的地位。而动议把托马斯·库珀从代表大会上清除出去的，就是这样一个人。谁想要动摇宪章运动者对奥康纳的信任，则完全是枉费心机；这种信任正在日益普遍，日益增强。11月间，土地基金项下每星期几乎有两百镑的投资。现在，“土地与宪章”已成为流行的口号。另一份请愿书已在计议中，执行委员会在许多城镇举行了公众集会。 新年伊始，为了推广土地计划，创办了一个月刊，名为《工人报》，由奥康纳和欧内斯特·琼斯担任编辑。乔舒亚·霍布森已脱离《北极星报》，由哈尼担任编辑，琼斯和G．A．弗莱明也向它投稿。 春季，全国各地为了促进请愿书运动，纷纷举行了群众集会。1847年5月24日，当时已定名为奥康纳村的赫林斯盖特地产正式开放，会员们在配给的土地上安家落户。许多人从附近各地前来参观，有些徒步，有些乘车。奥康纳和董事们当然在场，还有曼彻斯特的J．R．库珀和威斯敏斯特的候选人科克伦。演说是当天公众集会和后来举行的大会议上的主要议程。土地计划的这种具体实践无疑地对这项运动产生了鼓舞作用。因为在7月份一星期内，认购的股款达三千五百镑左右，不久以后，在大致相等的期限内，五千余镑的股款潮水般地涌来。 8月间，举行了大选，起因于辉格党和保护贸易主义派为了击败皮尔政府所提的爱尔兰军备法案而形成的联盟，为此政府不得不让位于辉格党。这时候，宪章运动表面上声势浩大。许多加入土地协会的宪章运动者无疑地希望他们一派中有人当选为议会议员。许多以宪章主义作为政纲的候选人出来竞选。邓库姆和韦克利再一次代表芬斯伯里；菲尔登和哈利德代表奥德姆；沙曼·克劳福德代表罗奇代尔；W．威廉斯代表考文垂；D．W．哈尼代表马里尔本；汤普森上校代表布雷德福；约瑟夫·斯特奇代表利兹；H．文森特代表伊普斯威奇；J．哈迪代表伍斯特；J．H．帕里代表诺里奇；鲍林医生代表博尔顿；芒茨和斯科菲尔德代表伯明翰；J．威廉斯代表麦克尔斯菲尔德；埃普斯医生代表北安普敦；费格斯·奥康纳代表诺丁汉；W．P．罗伯茨代表布莱克本；E．米阿尔和欧内斯特·琼斯代表哈利法克斯；乔治·汤普森代表托尔哈姆雷斯；P．麦格拉斯代表德比；托马斯·拉克代表谢菲尔德；G．J．哈尼代表蒂弗顿；S．基德代表格林威治；T．迪金逊代表南希尔兹；约翰·韦斯特代表斯托克波特。有些候选人只是走上竞选坛，发表一篇演说，便得到人们的举手赞成。韦斯特就是其中之一，他向集会群众发表了一篇长达数小时而确有政治家风度的演说，博得人们的普遍赞扬和举手赞成迪金逊也获得了类似的结果。基德在格林威治以杰出的才智为宪章事业辩护，也同样当选了。同时，W．P．罗伯茨在布莱克本的情况亦复如此。但是，博得最高声誉的演说也许要算朱利安·哈尼所发表的，因为他的对手正好是那位机智、圆滑、狡黠的帕默斯顿勋爵。后者渴望保持无懈可击的地位，就请哈尼先发言，因为他明知哈尼必将攻击他的对外政策。哈尼接受了他的请求，对这位子爵的政治生涯进行了长时间的巧妙分析。他向对方提出了不少需待答复的事项，关于这点，根据对方答复需时五小时之久的情况，便可以判断。尽管处于首先发言的不利地位，哈尼仍然赢得了举手赞成的表决，但他谢绝了正式竞选。邓库姆和韦克利均顺利地当选了。哈利德从奥德姆退出竞选。J．M．科贝特和菲尔登联合竞选。但W．J．福克斯出来对抗，由于他的一些朋友和一部分托利党员进行合作，福克斯和邓卡夫特终于当选。沙曼·克劳福德在罗奇代尔未逢敌手；但W．威廉斯在考文垂却遭到挫败。D．W．哈尼退出马里尔本，但著名的罗伯特·欧文坚持宪章原则，仅得一票。乔治·汤普森较为顺利，比对方多得两、三千票。在哈利法克斯，米阿尔和琼斯两人的朋友们携手合作，查尔斯·伍德爵士的朋友们托利党员也是如此。爱德华兹获得五百十一票，伍德五百零七票，米阿尔三百四十九票，琼斯二百八十票。在德比，麦格拉斯获得二百十六票，而高尔却获得八百五十二票，不过，高尔和斯特拉特后来都因行贿而被剥夺议席。汤普森上校在布雷德福当选，但斯特奇在利兹的运气并不如此之佳；可是，他还获得了一千九百八十票，与之相比，势力雄厚、后来正式当选的候选人马歇尔获得了二千一百八十六票。在谢菲尔德，托马斯·克拉克获得了三百二十六票，而对方则获得了一千一百十票。在伊普斯威奇，文森特的朋友们果敢地为他奔走竞选，获得五百四十六票，对方则获得七百零八票；在伍斯特，竞争相当激烈，哈迪获得之百二十七票，而对方所获的票数为一千一百二十一票。诺威奇的激进分子与对方进行英勇的竞争，结果，帕里获得一千五百七十二票，虽然对方获得了一千七百二十七票；芒茨和斯科菲尔德在伯明翰以及鲍林医生在博尔顿都胜利地当选。在北安普敦，埃普斯医生获得一百四十票，对方的票数为八百五十二票。在麦克尔斯菲尔德，选民们选出了约翰·威廉斯。但出乎众人意外，使某些方面特别高兴的是诺丁汉的竞选。当奥康纳宣布自己为候选人时，很少人抱着他有当选希望的乐观看法；因此，当竞选结果公布他击败了辉格党大臣约翰·卡姆·霍布豪斯爵士，人们多么惊奇，多么欣喜若狂啊！在这次竞选中，奥康纳获得了一千二百五十七票，而霍布豪斯仅得八百九十三票！这是奥康纳暂时性胜利的最高峰。看来一切十分可喜地顺乎他的心意，而任何反抗似乎只会增强他的力量。他在候选人提名会上，以他那爱尔兰式的诙谐嘲弄对方，曾引起了一阵阵的哄堂大笑。然而，应当记住，这次胜利得力于他的朋友们和约翰·沃尔特的朋友们的携手合作；但是，不管合作不合作，霍布豪斯总是要碰壁的。 快到8月底的时候，在苏格兰东南部的低地地区，又举行了一次土地会议，因为公司最近购进的一份地产是与该地区相毗连的；除惠勒一人先已辞职，由威廉·狄克逊继任外，其余董事均再度当选。上述人员继续组成宪章协会的执行委员会。这时候，土地基金的总额已达五万镑左右。奥康纳充满了无限的希望；他本想发行一份名为《民主主义者》的日报，后来却打消了原意。 8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在托尔哈姆雷斯，为乔治·汤普森举行了一次宴会。奥康纳、文森特和许多其他人士都应邀参加；前者借此机会发表了一篇十分风趣的演说。同一星期，爱丁堡举行一次盛大的公众集会，祝贺宪章派选民在最近的大选中所持的坚定立场；不久以后，为了庆祝宪章运动者最近的胜利又在伦敦掷骰场举行一次公宴，参加者有二百人，宴会后又举行了一次群众集会，挤得人山人海。但是除奥康纳外，当选者无一前来参加，只有一个未当选的中产阶级候选人埃普斯博士，在自讨没趣后，离开了会场。W．P．罗伯茨、P．麦格拉斯、欧内斯特·琼斯、费格斯·奥康纳和朱利安·哈尼是主要的演讲人。大约就在这个时期，奥康纳发起一次重大的运动，要求土地协会会员在地契上签名，据他说，目的是要给公司办理登记。 当宪章主义看来正在英格兰蓬勃发展的同时，米切尔的党也在爱尔兰积极活动，欧洲大陆上的事态开始呈现出一个重要局面。在意大利的教皇庇护九世所采取的路线使英国的民主主义者充满了希望，1847年10月在伦敦东方学院举行了一次公众集会，祝贺教皇所推行的颇得人心的路线；参加者有欧内斯特·琼斯、布朗蒂尔·奥布赖恩和其他主要的民主主义者。与此同时，全国请愿书的签名运动非常活跃，奥康纳宣称，到请愿书送往议会时，他将征得五百万人的签名。“土地、土地、土地”仍然是千百万人的呼声，交口传诵，直到奥康纳好象已升到永不失败的地位似的。鼓动工作的对象不仅限于职工阶级中的宪章运动者；它还深入农村教区，影响了以前从未想到提高社会地位的人们。这项计划确实令人响往；一所美观的农舍，四英亩土地，共值十镑，预付五镑四先令，就可到手，立刻登上人间天堂，多么简便啊！全家每星期靠九、十先令过着艰苦生活的人们被迷得心醉神往了。他们毕生辛勤劳动才能积攒五镑；于是一举就把这点可怜的劳动成果投入这场土地大赌局，梦想换取太平盛世的幸福。董事们向全国推广业务。麦克道尔先生、约翰·韦斯特和塞缪尔·基德担任演讲员。上述最后一人出生于苏格兰的阿布罗斯，和托马斯·库珀一样，曾从事鞋匠职业。他在公众面前初露头角，大约是在斯特奇协商会议时期的一次公众集会上，格拉斯哥的宪章运动者派他去出席协商会议。当时基德年少气盛，是奥康纳一派的人。协商会议后，他尤其显得不同凡响，因为在森德兰按照他的伟大领袖的策略，与詹姆斯·威廉斯进行公开辩论。双方都表现得非常能干，非常机智；但按照多数人看法，基德击败了对方，下一期的《北极星报》报道他获胜消息的标题是这样写的：“全部匪帮被森德兰整个宪章派队伍击败！”——乍看起来，这个标题使我们满怀希望，以为人民宪章的实现即在眉睫，但当我们读完这篇报道后，我们感到大失所望，发现所谓“击败匪帮”无非是民主主义者的内部分裂。作为一个演讲员，基德具有旺盛的精力和流利的口才，他的演讲显示出多才多智的特色。然而，他在态度方面，露出一种拘谨生硬的样子——一种自高自大的优越感，在听众心理上留下一个不大愉快的印象。这种情况表面要比实际严重得多；因为在私人交游中，没有人比塞缪尔·基德更平易近人了。 但是，奥康纳推行他的土地计划并不能一帆风顺。《快讯》、《劳埃德新闻》、《曼彻斯特观察家》、《诺丁汉信使报》和《诺丁汉日报》都对他进行了猛烈的攻击。《非国教徒》上刊登了该报给一个读者的复信，因为他曾来函征询编辑对土地计划的意见。编辑的答复是，他看不出这项计划的实用性；但他报纸的篇幅可供奥康纳的朋友发表意见，如果他们认为可以证明计划是切实可行的话。这一切被奥康纳称为对他的计划的指责，于是在《北极星报》上发表一封约占十二栏篇幅的长信，对这些编辑痛加斥责。《快讯》编辑曾扬言要给奥康纳一顿鞭挞，奥康纳指名道姓地回答他说，“来罢，如果那样的话，我将抓住这个矮小的工贼牧师米阿尔的双腿，把你们一古脑儿抛到九霄云外。”但这些报刊继续把这位“平民的监护人”作为目标，猛烈地予以抨击。一周接着一周，炮火始终不止。《曼彻斯特观察家》上刊登了一系列的通讯，作者署名为“犁田之人”，其实他是一个名叫亚历山大·萨默维尔的退伍军人，几年前他遭受鞭笞一案，曾激起很多人的同情。他在一篇通信中，曾提到《北极星报》前任编辑霍布森，指出他多少是与土地计划有关的。霍布森在《曼彻斯特观察家》上发表一篇辩白；其中还对奥康纳的品格是否正直进行攻击，并引用奥康纳本人的话来指控他“盗用公款达五百镑”。此外，他又指控奥康纳伪造帐册，使克利夫亏空两千镑，挪用土地股款，以肥私囊。据霍布森说，为了维持《北极星报》，奥康纳经常向他的办事员阿迪尔和他本人借款。奥康纳传唤霍布森去出席在曼彻斯特召开的一次公众集会。然而，霍布森不同意遵从这样一种法庭的裁决，建议在双方人士各占半数的听众面前同他会见。奥康纳对此表示不能同意，而且不论霍布森是否同意，他仍将召开公众集会。于是，集会就在科学会堂上举行了，这个会堂是一所可容三、四千人的大厦。会场被挤得密不通风，门外还站着几千人，由麦克道尔和韦斯特向他们发表讲话。这种法庭究竟怎样适宜于审理有关帐目的案件，从《北极星报》记者的指述中可见一斑： “他在讲坛出现时，人们对他表示欢迎的盛况，非笔墨言语所能形容。那不仅是热情，而是疯狂，一种难以形容的狂热病。”
奥康纳向集会讲话时，凡足以激起听众仇视他的诽谤者、提高他本人声望的字句，都被他想到了；他向他们说，一位高尚人士（却未说出是谁）和一个孩子都可以给他作证，《观察家》报馆内部人员和筑路工人串通一气想暗杀他，这些话引起了群众一片喊叫声，大声怒骂，“哎哟，这帮该死的家伙！”如果这种说法是真的（然而，我们决不相信），那么，对奥康纳过去给联盟所尽的力来说，当然是一个不公道的报答。他又说，“这帮恶棍，大口大口喝你们的血汗，细细咀嚼你们的肉，同时还吸你们婴儿的血，竟然以为我也会嚼碎他们的细骨头，舐光他们新鲜的血液，靠妇女们的苦难来享乐，靠工人们的辛劳以自肥。不会的，我宁愿枵腹就寝，也决不会让这样一顿晚餐使我梦寐不安；不仅如此，甚至会使我突然中风而亡。”奥康纳竭尽一切力量来测验公众对他的信任。他说：“现在我已把钱带来，准备偿还曼彻斯特每个股东。”（听众大声呼喊，“不要，我们不要偿还！”）“那么，好了，我会把钱全部花光。”（听众喊着，“花吧，花吧，欢迎之至！”）作为他谦虚厚道的一个实例，他又说，“据人们传说，女王到阿盖尔公爵家去访问时，把年幼的洛恩侯爵抱在怀里，亲昵地吻他一下，这个举动就被说成是她的品性中的美德。对啦，他（奥康纳）每天抱起四、五十个孩子，给他们擦鼻涕，紧紧地搂抱他们。他们是否会认为象他这样的人竟会把他们的食物抢走一小块，或者妨害他们的父母给予他们适当的教养，将他们培养成人呢？不会的，他决不是这样一种人：他爱怜这些孩子，同样也爱怜他们的母亲，决不忍心这样做。”奥康纳在这次拥挤的、情绪激昂的公众集会上讲话达三个多小时，讲话开始前，会场已挤得水泄不通，记者们必须钻窗户才能进去。他对霍布森和阿迪尔指控他的行为不端进行反驳，宣读据他说是多少年前他从阿迪尔那里收到的一些信件，指控霍布森有舞弊行为，却未作进一步的说明。他声称，《北极星报》在上述两人经营时期，每星期销数达四万三千份，但仍然入不敷出；他说，他愈来愈穷，而他们却愈来愈富了。他反驳他们指控他伪造帐目，揭发事实说，霍布森的薪给每年五百二十镑，这说明他致富的来由，阿迪尔每年可得一百镑。他把威廉·赖德请了出来，给他证明上述两人曾对奥康纳犯有舞弊行为。赖德被问为什么早不向奥康纳揭发。他的理由是——第一，因为不论什么事实也无法动摇奥康纳对两人的信任；第二，因为奥康纳从不喜欢听信一个雇员对另一雇员的怨言；第三，因为他是一个属员，可能被人认为他想取代他们的职位。但是奥康纳对他们的舞弊行为当然不需要间接的证据。象《北极星报》这样一个销数达四万三千份的报刊还不能自给，试问哪一个神智清醒的人会信以为真呢？奥康纳决不会这样天真，竟然相信那类事实；他说他从《北极星报》的利润中分文不取，上述两人反而连累他负债，关于这种说法，我们只能认为他又在大吹法螺。即使我们承认霍布森和阿迪尔果真是他所说的那种坏蛋，他们也决不会去干那些被人一眼看穿的坏事；而且即使干了的话，奥康纳也不会那么愚蠢地甘心忍受，竟让他的帐册照旧使用了七年之久，而不查问，也不另行雇人管帐。这类声明只会使集会上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的人们感到满意。霍布森对这件事的说法是，奥康纳时常挪用公款，而让他们去付帐。这种说法有一部分真实性，我们可以用一个事实来推断，1839年，当奥康纳提议偿付第二届代表大会的开支时，他向群众说，他们已给他提供了支付这项开销的财源。这笔财源从何而来，只有《北极星报》的利润。然而，如果他的行动果真象他本人所说的那么愚蠢，则没有一个公共团体会把大量基金付托给一个显然不适宜经管自己事务的人。但这次盛大的集会通过了对奥康纳表示信任的决议，为了证明这次表决出于诚意，当场就有一千镑土地股金送上台去交给他。霍布森的各项指控丝毫不能削弱群众对奥康纳的信任；没有等奥康纳说出一言半语的答辩，他们已把他宣告无罪了。他们来参加这次集会，不是为了充当公正的裁判，而是为了给他们所公认的凯旋英雄增加胜利的荣誉。这一点，奥康纳了如指掌，因此，他便以一个凯旋而归的英雄自居，高视阔步地从胜利走向胜利。他从曼彻斯特前往诺丁汉，在那里举行了一次公众集会，《诺丁汉信使报》的编辑托姆·贝利被邀出席。和霍布森一样，贝利拒不接受邀请，理由是，在这样一个集会上，他不会得到公平的对待；他同样也提议在双方群众各占半数的听众面前同他会见，但奥康纳却不同意。后者当然获得了全胜。在这次公众集会后，《曼彻斯特观察家》上刊登了霍布森的一封公开信，力图证明奥康纳创办《北极星报》以前的贫穷情况。奥康纳在自己的报刊上提出答辩，有些实例令人满意，有些却不尽然。为了表明他的一些答辩的真实性，他举出三个证人，并附有他们的姓名。这三人就是他的发行人麦高恩和他的两个编辑弗莱明和哈尼。关于上述公众集会，事实十分明显，任何人都没有丝毫的机会使集会的群众公正地听取他对奥康纳的指控，而他所受的待遇一定会和威廉·艾什顿在奥康纳访问巴恩斯利时所受到的一样。当艾什顿起立对奥康纳提出有关弗罗斯特事件的指控时，奥康纳的崇拜者使人们无法听到他的发言，这就是奥康纳经常所说的“大公无私的公众裁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