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英〕R·G·甘米奇《宪章运动史》（1837—1854） 第八章 威尔士起义
上一章所述的各种事件出现不久，又发生了一件大事，使以前与宪章运动有关的一切事件都为之逊色。我们还记得，约翰·拉塞尔勋爵曾在利物浦宴会上指出，任何压制舆论的企图必然会同时带来危险。这种危险在伯明翰等地的不幸事件中已有过具体的表现，而现在将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表现出来。威尔士的重要矿区表面上已处于对运动漠不关心的状态。群众集会已被放弃，群众也停止了活动，但胸中却郁结着一腔怒火。对他们这种愤慨情绪不啻火上加油的是，蒙默斯地方当局在无情的迫害心理的驱使下，对文森特和其他宪章运动被告们采取了种种严峻的手段。他们给予文森特等人的饮食服装和惩罚都是用来对待那些罪大恶极的重犯的。弗罗斯特曾用请愿和其他方式，设法改善悲惨遭遇；但要求迫害者给予宽大待遇的一切呼吁完全是徒劳的。如前所述，威尔士的工人阶级富有热情而且豁达大度，他们对这种严酷无理的对待方式感到无比的愤怒，不久他们的忿懑情绪便发展到难以遏制的地步。新港的治安官们已经得到情报，说是一个重大的运动正在进行中。这一点，他们是承认的；也许他们还应当老老实实地承认，他们曾通过他们的爪牙在这个运动的组织工作中插过一手，希望借此来打击宪章运动。尽管事实可能如此，1839年11月4日上午，人们却看见大批工人从该地区的山上走下来，向新港进发。确实人数究竟有多少，很难作出正确统计，因为估计数字各不相同，颇有出入。《泰晤士报》说有八千人，《晨间纪事报》报道有一千人，而另一家的报道则把数字扩大到两万。宪章运动者的一份报告估计聚集的人数约有一万，这大概是正确的。这一大群人头一晚上聚集在一起，尽管天公不作美，整夜下着倾盆大雨，他们被淋得浑身湿透。许多人自备武器。一部分人扛着步枪，另一部分执着长矛，第三批人带着草耙，第四批人拿着大头短棒，但相当多的人是赤手空拳，未带武器。这群人在11月一天夜里的阴沉夜色中跋涉前进，沿途在路过的酒店歇脚进食，然后向目的地——新港——继续前进，约在次日上午9时，在他们上届代表大会的代表弗罗斯特的陪同下，到达了那里。他们原定的行动计划是什么，很难从侦讯和审判时那些互相矛盾的证词中得出一个确切的结论；但他们的目的之一象是要求释放文森特和其他被告，因为这些人在监狱中所受的严酷待遇激起了他们的愤怒和憎恨。第四十五团部队有一连人驻扎在西门旅馆，群众便奔向那里，他们穿过街道，一路上发出沸腾的欢呼。一到旅馆门口，攻击立刻开始；治安官、警察和特警被迫从街上退却，躲进旅馆。士兵们把守着窗口，许多群众开始朝窗内开火。据某些传说，看来攻击是由一名据说是第四十五团的逃兵首先发动的，此人在冲突中已被击毙。不言而喻，士兵们当然还击。他们占据那样一个有利的地势，可以准确地命中目标，而本身却不会受到多大危险；结果，大约在二十分钟内，十名宪章运动者当场被击毙，五十人左右受伤，有些人伤势严重，甚至生命垂危。他们顶住士兵们从窗口的射击以后，忽然企图冲进旅馆；这种尝试虽然在开始时可能实现，但现在他们觉得不会有任何成功的希望了。大部分群众早已远飏，剩下的人所抱的目的在各种武装力量的联合进攻下也被粉碎了，在进攻西门旅馆时牺牲的人中，有一个青年，他的热忱和勇气甚至一定会博得最凶恶的敌人的钦佩。他名叫谢尔。他把整个心灵献给了运动，并且倾吐了他向往自由的最纯洁的愿望，从下面这封给他父母的信中，可见一斑： “1839年11月4日星期日夜间于庞蒂普尔 “亲爱的爸爸妈妈：我希望这封信到达时，二老身体都好，正象我此刻的身体一样。今晚我将参加一次为自由而进行的光荣斗争。假如上帝保佑我安然无恙，我不久就会见到你们；若非如此，莫要为我悲伤，我是为一个崇高的事业倒下去的。再见！ 你真挚的 这些不幸事件使整个新港及其邻近地区的群众陷于极度愤慨的状态。政府立即悬赏一千镑，缉拿弗罗斯特，接着又到他家去搜查，但一无所得。然而，官方把所发现的书信文件一律没收。当晚，他们又到新港印刷工人帕特里奇先生家中去搜查书信文件；他们强行把门打开，目光首先看到的，就是弗罗斯特，立刻把他连同帕特里奇和另一个叫做沃特斯的人逮捕。弗罗斯特态度镇静，泰然自若，在随同法警离开前，还吃了一些面包、奶酪和啤酒。这些人被捕后，接着又逮捕了另外几个人；其中有弗罗斯特的儿子亨利，一个十四岁的少年，他被指控曾经参加了发动进攻的那一帮人，此外，还有泽弗奈亚·威廉斯和威廉·琼斯，他们被控是其他宪章运动者支队的领队人，原定在新港同主队会师，但由于种种原因，在行进中受到了耽搁。官方立即命令组织特种法庭，把许多被告提交审讯；同时还用尽各种方法在公众心理上造成偏见，尤其是反对弗罗斯特和他家庭的各个成员。有些报道甚至硬说弗罗斯特的妻子和女儿，打扮成农民模样，和布莱克伍德的肇事者混在一起。另一些断言，群众袭击西门旅馆时，她们站在窗口，挥舞手绢，这些报道毫无一点真实性，而那些臭名昭著的报刊却大事散播，用意何在，不言而喻。如果这些报道谈的都是事实，正如它们一贯说谎臭名远扬也都是事实一样，又如果宪章运动获得了成功，那么，这些报纸就是向全世界把这些高贵妇女捧成是巾帼英雄的了，而且还会要求对它们的爱国心表示崇敬哩。这些报纸的所谓正义，便是如此。卑鄙无耻的《泰晤士报》开始对弗罗斯特的品格进行诽谤，它既恶毒而又无原则，引起了一切维护正义和人道主义的人们极大的反感。它的“本报特派记者”四处搜罗弗罗斯特过去的一切生活琐事，对所有材料加油加醋，把他歪曲得不成样子。该报就这个问题发表了连篇累牍的社论，无不表明，除了用受害者的鲜血以外，无法满足它那复仇心理的无限欲望。约翰·弗罗斯特受审以前，《泰晤士报》已经宣告他有罪，从而为发过伪誓的陪审团的裁决铺平了道路。背叛宪章运动的奥康内尔在制造偏见中也出了他的一份力量；他在斥责弗罗斯特的同一篇演说中虽然声称，他宁愿临阵作战，而不忍坐视爱尔兰被托利党所统治，同时却又表示他要提供一支拥有五十万人的道义力量队伍，把宪章运动者镇压下去。这就是那个无可比拟的典型政治伪善者的奇怪设想。现在只要做一件事情，就可完成不利于那些注定要在叛逆法下受害的被告的全部阵势了。在特种法庭开审前，这件事情是由一个谦恭卑下的传教士在法官面前来完成的。这位牧师先生尽力给听众造成一种印象，使他们相信即将受审的当事人确实犯了罪。地方当局不遗余力地严禁发行带有宪章运动字样的任何报刊。文森特的报刊《西方辩护士》在威尔士人民中销路很广，一经发现，即被没收，最后不得不停刊。《西方辩护士》所犯的弥天大罪是，它竭力敦促宪章运动者用尽一切方法来营救弗罗斯特和同案的其他被告，以免他们屈辱而死。文森特继续从狱中写信出来，要求登载，信上明白指出，要实现上述目标，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使起诉人确信，一旦他们执行极刑，则从那个时刻起，起诉人自身的命运也被注定了。拘留犯的案件受到全国宪章运动者的热情关注；保卫委员会纷纷建立；奥康纳、奥布赖恩、哈尼、泰勒以及其他方面的领导人物在群众集会上发表讲话为被告们申辩；捐款源源而来。奥康纳把《北极星报》一星期的收益捐献给这个全国瞩目的目标。当时决定延聘第一流律师为他们辩护。为了对该案声援起见，代表大会在伦敦召开一次会议，表示决心尽一切力量，争取一个使被捕者重新获得自由的裁决。 特种法庭开庭日期临近时，公众心中充满了极大的忧虑和愤慨。一队一队的枪骑兵奉命出动，在蒙默斯的邻近地区进行搜查，以防不满分子聚众闹事。1月6日，特种法庭开庭那天，军队在广场上排好了队形，并举行检阅。靠近法庭的各条街道都由军队以及伦敦和蒙默斯的警察守卫着。申请到庭旁听者人数极多，使执事人员不胜其烦。9时半，一辆囚车把被告们从监狱送到审讯地点。这辆囚车由第十七枪骑兵队押送，军队在街道上布岗，阻止群众从一切可能的通道拥向前来。拘留犯共计十三人，从囚车上陆续下来。弗罗斯特由狱卒押送到庭；其余诸人分作两组，每组六人，一同走上庭来，他们都上着手铐，拴在一起。全体显示出一种坚定不移的神情。10时，审判长尼古拉斯·廷德尔爵士、审判官巴伦·帕克先生和约翰·威廉斯爵士一起到庭。检察长是约翰·坎贝尔爵士，副检察长是托马斯·怀尔德爵士，检察官是塔尔福德先生、勒德洛先生、怀特赛德和塔伯特先生。被告律师是弗雷德里克·波洛克爵士、菲茨罗伊·凯利和托马斯先生。费格斯·奥康纳坐在被告律师后面。所传被告有约翰·弗罗斯特、查尔斯·沃特斯、约翰·洛弗尔、理查德·本菲尔德、约翰·里斯、乔治·特纳、泽弗奈·威廉斯、埃德蒙·埃德蒙兹、雅各布·摩根、索洛蒙·布里顿、威廉·琼斯、詹姆斯·奥斯特和戴维·琼斯。全体被告都不服罪，决意分别提出应当回避的陪审员。大批陪审员在唱名时经被告律师要求回避。当一位陪审员的姓名被点到时，检察长代表政府声请回避，弗雷德里克·波洛克爵士对此表示异议。他强调说，如果准许政府对每个陪审员都可以独断独行地要求回避，那么，陪审团可能会被收买，使被告丧失公正制裁的机会；但陪审官们驳回了他的异议。最后，下列诸人宣誓担任陪审员职务：约翰·丹尼尔、托马斯·戴维斯、理查德·刘易斯、爱德华·布里特尔、詹姆斯·霍林斯、托马斯·琼斯、爱德华·里斯、埃德蒙·史密斯、克里斯托弗·约翰、威廉·威廉斯、约翰·理查兹和约翰·卡佩尔·史密斯。第二天，当检察长正要开审弗罗斯特一案时，弗雷德里克·波洛克爵士制止他说，该案尚无充分可靠的证据，因此，精通法律的检察长对它进行审判是徒劳的。他竭力主张暂不进行审讯，因为这类案件所必需的法律手续尚不完备。法律规定，起诉书的副本连同陪审员名单和见证人名单，必须在开庭前十天一齐交给被告。后一名单并没有和其他文件同时提出，据这位渊博的律师的论断，这一事实和法律程序大相径庭。这个异议当时即被驳回；但在第一名见证人被传到庭时，弗雷德里克爵士重新提出了这个异议，最后决定审讯照常进行，上述论点留待承审法庭裁决。第二天，大批证人被传到庭。当另一个见证人塞缪尔·西蒙斯被带到证人席时，弗雷德里克·波洛克爵士对他的作证提出异议，因为这个见证人的住址还未弄清；但这项异议同样也被驳回。被传到庭的见证人不下三十七名，只要研究一下这些见证人是什么人，就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政府方面一定作过最大的努力，既协助组织了这一次的武装示威，又在事后利用职权，诱使参加者出面控告他们的伙伴，因为见证人中至少有二十五人提供了被称为“女王见证人”的证据；换言之，他们或多或少地参加了示威游行。政府当局曾采取阴险的手段来推动所谓叛变，当时人们对此都深信不疑。根据证词的描述，有一个人头戴一顶光亮的礼帽，据说此人就是首先鼓动游行示威的人之一，但后来不见踪影了。被告律师对部分见证人进行了彻底的盘问。公诉程序一经结束，弗雷德里克·波洛克爵士代表弗罗斯特向陪审团提出申辩，他所发表的演说达六小时之久。他用非常尖锐的措词提起以前辉格党在鼓吹改革期间所举行的盛大示威游行，与弗罗斯特参加的这次游行进行对照。有一个见证人曾说，被告的企图是要占领新港，炸毁桥梁，阻止威尔士邮车通往伯明翰。弗雷德里克在答辩中表明，新港邮车最远只开到了小渡口，另外一辆邮车刚过小渡口前往布里斯托尔，第三辆刚从布里斯托尔出发开往伯明翰；这些情况表明那种认为新港邮车可以作为向伯明翰人民群众发出的一个信号的说法，是荒谬绝伦的。他接着说明，这次示威的目的是要使亨利·文森特获得释放，为了证实这个论点，他提出许多旁证，都是关于为上述目的而开展的各种活动的。弗雷德里克爵士在结束辩护时说： “不论我和宪章运动者的意见有多大分歧，我应当替他们说句公道话，至目前为止，宪章运动不是叛逆，公众对它抱有信念也不等于造反。我还再说一点，虽然我认为，这些原则如果确立的话，将会对我们国家的幸福、繁荣和福利带来极其不幸的后果，但我却不得不说，如果在任何时候，不论从集体的智慧或众多的人数来说，它已成为广大人民一致公认的意见的话——又如果社会上的一切人力物力以及控制这些力量的集体智慧终于决定采纳宪章运动者的法典，那么，它无疑应当被采纳实行，正象修正法案被采纳实行一样，根据我的看法，只凭财富同他进行斗争是枉费心机的。”
辩护结束后，凯利代表被告向见证人进行质询，提出了与原告证词相反的证据。一个见证人在被讯问时曾说，部分武装群众向驻守西门旅馆的军官们喊话时，大声嚷道，“你们来当我们的俘虏吧”；相反的证据表明，当时的要求是，“你们交还我们的俘虏吧”，俘虏指的是幽禁在旅馆内的一些人。新港警官就是提出这种相反证据者之一。有几个见证人宣誓作证说，弗罗斯特具有一贯以仁慈待人的优良品质。第二天，菲茨罗伊·凯利为弗罗斯特向陪审团申辩，他那篇滔滔不绝的演说历时五个半小时。弗罗斯特被问，除辩护律师所提的申诉外，他本人是否希望再有所补充；他表示对他们所作的努力十分满意，不需要再说什么了。副检察长向法庭进行答辩，引人注目地向陪审团提出了一切不利于被告的证据，即使零星的证据也不遗漏掉，他甚至提也不提一个叫做哈里斯的人的证词，因为这个证据是个反证。他的答辩在两天内占了好几个小时，好象抱着十分殷切的决心，不惜要用任何代价来给被告定罪似的。自从那个臭名远扬的杰弗里斯的时期以来，法庭上很少听到过这样充满露骨的复仇心理的发言。审判长总结见证人的证词以后，陪审团退席，在短短半小时内，回到庭上，宣告有罪，但裁决附有酌情宽大处理的建议。这个裁决使公众普遍地感到莫大的失望，因为公众曾普遍地希望，预料弗罗斯特的主要罪状不会成立。我们在回想这十二个负责决定一个同胞的生死命运的人只用了短短半小时的时间去研究这样一个重要问题时，确实感到他们可恶透顶，但当我们考虑到一部分报刊和其他有关方面曾经费尽心机，使他们在事前对被告早有成见，也确实感到这种做法并不奇怪。弗罗斯特的审判结案后，泽弗奈亚·威廉斯的审判立即开始，前一案中的许多见证人又出庭提出了对他不利的证词。约瑟夫·博克斯·斯托克代尔宣誓作证说，他是在加的夫逮捕被告的，当时被告正在驶往波尔图的“葡萄号”船上。托马斯向陪审团提出了长达七小时的申辩，对所提证据作了机敏精细的分析，他说，人民宪章中没有一点是他所不同意的。然后，他把被告方面的见证人召上庭来。托马斯·刘易斯说，被告曾反复地劝告群众维持和平。一个店主人丹尼尔·刘易斯发誓说，原告见证人中有个叫托马斯·桑德斯的，在被他雇用期间，曾有过好几次贪污案件，因此，他绝对不相信这个见证人的誓言。亚麻布制品商理查德·马斯登也曾雇用桑德斯，他说不准桑德斯的誓言是否可靠，但证明他在证词中撒了谎。 20日，星期一，威廉斯又被提审，他表示要在庭上说几句申辩的话。他声称他完全无罪；他没有向女王举兵反抗的丝毫意图；见证人的大部人证词都是谎言——的确都是谎言！威廉斯在发表声明时显得非常激动。检察长答辩后，托马斯起立再次提出抗议：由于法律手续尚未完备，证词中的任何部分都不应作为陪审团的根据；但象弗罗斯特案件一样，这个问题也留待将来考虑，于是学识渊博的巴伦·帕克开始总结见证人的证词；接着，陪审团退席，二十五分钟后又回到庭上，宣告被告有罪；并象上次案件一样，建议对被告酌情予以宽大处理。然后威廉·琼斯被提受审，未隔多久，法官退席，展期到明天续审。对琼斯所提的罪证当然与弗罗斯特和威廉斯的罪证相同，而宣告被告有罪的裁决以及关于宽大处理的建议，和上述两案如出一辙。 1840年1月13日，星期四，弗罗斯特、威廉斯和琼斯被提到庭，听候宣判。弗罗斯特表现出他在整个审判期间所显示的那样镇静态度。威廉斯显得情绪低沉，琼斯的举止则是沉着大方。于是法庭询问被告们，他们对于为什么不按照法律对他们宣判，是否有话要说。吉奇先生提请暂缓宣判，理由是法庭召唤的陪审员中有一人是因弄错姓名被误传出庭的，这个异议当经驳回，然后，法学渊博的法官们带上了黑帽子，宣告全体人员保持肃静；接着，审判长向被告们讲话，提到他们所犯的滔天罪行，他认为这种罪行所以能避免产生后果，应当归功于上帝的保佑。他劝被告们做好准备去接受那个正在等待着他们的人生剧变，接着就宣布对被告处以古老的、野蛮的刑罚，并指示将他们押回原处，然后，再从那里押赴刑场，执行绞刑，直到气绝身亡——然后将他们斩首并肢解尸体，遵照女王陛下的旨意，予以处理；最后，他照例希望上帝怜悯他们的灵魂。在宣读判决书后段时，弗罗斯特将眼光朝上看了一下，但威廉斯和琼斯都没有露出任何感情；然后，他们三人都从被告席上被押下去了。查尔斯·沃特斯、约翰·洛弗尔、理查德·本菲尔德、约翰·里斯和雅各布·摩根表示服罪，因此均被处死刑，然而法庭暗示他们的惩罚可以减为终生流放出国。其他十四名被告被传到庭；一部分人表示服罪，被判处不同刑期不等的徒刑，另一部分人则具结改过自新。此外，还有许多被告被移交巡回法庭处理，特种法庭随即宣告结束。弗罗斯特判决的消息一经传布，在宪章运动者中间普遍引起了强烈的愤慨情绪，同时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各城镇立即召开群众集会，通过了致女王陛下的请愿书，恳求她对被告们酌情宽宥。 2月1日，星期六，波洛克爵士先前代表被告们所提出的异议，提交给高等法院的十五位法官审议。弗雷德里克·波洛克爵士、菲茨罗伊·凯利先生和威廉·福勒特爵士代表被告们出席，而检察长和副检察长则代表王国政府。该案件经过了双方相当详尽的辩论，最后法官们以多数票决定，被告所提异议是合法的。然而，他们又决定，这个异议虽然合法，但提出的时机不太适宜；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认为最明智的措施莫如采取折衷办法，于是立即宣布，极刑的处分免予执行，对被告们改处终身流放出国。公众的舆论显然坚决反对执行极刑。这时，为了制止极刑而举行的群众集会也日益频繁了。二十六位有钱有势的上层人士，其中多数是议会议员，曾为这个问题上书给诺曼拜勋爵，毫无疑问，舆论方面这种强烈的表示对政府产生了压力。 2月3日，星期一，奉内政大臣之命，被告们在军队的押送下，被用囚车从蒙默斯移往切普斯托，那里有一只船等着接收他们，然后把他们送往布里斯托尔，另一条船奉命再从那里把他们送到其次茅斯的监狱船上。当被告们离开蒙默斯的那天，三十三位宪章运动代表在曼彻斯特举行了会议，一致认为应向全国建议，尽一切力量使他们免予被流放国外，弗罗斯特的家属向女王陛下逞递了一份哀婉动人的陈情书；但诺曼拜勋爵答复说，为了使他的言行符合他的公职起见，他不能劝告女王陛下答应他们的恳求。 3月10日，星期二，利德在下院提出了一项动议，要求下院向女王陛下请愿，吁请她对弗罗斯特、威廉斯和琼斯赐予特赦；但他的动议只有七位议员，包括检票员在内表示赞成。为了营救这些遭受法律迫害的人们免于流放所作的一切努力均已证明无效；他们在判罪后过了几个星期就向祖国告别了。弗罗斯特夫人迫切希望带着全家大小陪她丈夫一同前去，但弗罗斯特坚决反对这种做法。下面是他在被流放前写的最后一封信，表明他对这个问题的思想情况以及对那些与他有血缘关系的亲人所怀的深厚感情： “1840年2月28日 “我最亲爱的玛丽：星期三晚上，我们沿英吉利海峡往下航行时，船上的主桅和后桅被刮掉了，因此不得不进港修理。我借此机会匆匆写封短信给你。关于我们的处分是否有变化，我也并不确切了解，只能从报道中获得一点消息；也许你知道的情况比我详细。我刚才见到了一位职位较高人士，他认为如果你离开英国，跟随我一起流放，那就考虑很不周到了；而且，亲爱的，人生是变幻无常的，万一我有什么三长两短，我的家属留在异国，举目无亲，会落得怎样的结局呢？你在自己的祖国，不管你丈夫的行为受到多么严厉的指责（现在我的行为已成为人所共知的了），至少不会遭到人们的鄙夷和奚落。英国人以敢作敢为和宽宏大量著称，决不会让你以及——我的天啊！——我那现已变成孤苦无依的五个女儿和两个儿子受人欺侮的。我的那些私敌现在看到他们所迫害的人的悲惨遭遇，虽然正在幸灾乐祸，但是即使对于他们，我也不能指责他们会做出这种卑鄙的事情。我满怀信心——这种信心大大减轻了我的痛苦——再说一遍，在你自己的祖国，你所得到的保护和同情，是不能希望从异乡人士那里得到的。因此你还是听从我的劝告吧；开始经营我们的店铺，相信上天的安排吧。三个星期后，有一只船将从你那边开来；写封信由它带来，告诉我你知道的一切消息。我们大约今晚就要启航了。啊，亲爱的，你就有机会来实践你的宗教信仰、你的坚定意志和你顺从天命的思想了。尤其重要的，你要信赖造物主，不经他的许可，“甚至一个麻雀也不能掉在地上”，他特别爱惜我们这些有罪的凡人，就是“我们的头发”都被他数过了。不要忘记你对我们心爱的孩子们应尽的责任，唉！千万记住，你对那么多年轻、孤苦、娇柔的女孩子要操多少心。你一定要相信，只有在孩子们身上，你才能表达你对你丈夫的恩爱。随我远行，必然会增加我目前的困难。所以，亲爱的玛丽，我再说一遍，运用你的判断力，不要让你一时的感情冲动驱使你离家远行，不再和祖国的同胞见面了。我相信，你的家还是相当舒适的。你和女儿们都应当工作，你还可以从你丈夫如此心爱的那个儿子身上看到他的影子。毫无疑问，虽然政府反对我的政见，但是如果不经过合法的定罪手续，它也不会坚持要给我惩处的。法律是英国人能够引以自豪的唯一保障；我要指望重返祖国，也只有指望法律给予保障并付诸实施。我再说一遍，我不在家时，你和全家的生活还是相当舒适的，这种信心会大大减轻我的痛苦。啊！我的孩子们——是呀，我那些苦命的、无依无靠的孩子们——我们夫妇的爱情结晶日夜萦绕在我的脑际。我的祷告从头到尾都是为他们祝福，愿上苍保佑他们。尽管我已被打上了叛逆罪的可耻烙印——这是我从未料到的一种罪行——我请你把他们可怜的父亲的祝福转达给他们，并向他们保证，我虽然在流亡中，但每天早晨和夜晚，都会举起手来为他们对天祈祷。愿抚慰苦海众生、庇护无父孤儿的天父，在一切事务中，对你和孩子们予以支持和引导！亲爱的，愿上帝保佑你！ 永久是你的 当政府在威尔士采用有力的手段镇压宪章运动时，他们在其他地区的活动也不逊色，而且所用的方式就是利用最卑劣的爪牙来为他们制造罪状（不幸得很，这些罪状显然又都是事实）。1840年1月16日，星期四，在贝思诺尔草地修道院街的行业大厅里举行了群众集会，旨在揭露劳动阶级悲惨贫困的状况，由G．H．尼索姆担任主席。斯珀尔刚刚开始向集会的各个方面人士讲话，就有一队警察冲进房来，逮捕了几个携带武器的人。群众纷纷冲出房间，多数得以逃脱。主席要求留下的人们保持坚定，斯珀尔继续讲话；但有一位穆尔先生询问主席的姓名，向他说明以后，他又要求斯珀尔停止演讲，斯也依从了他。警察紧闭门户，把留下的人一律逮捕，第二天提交审讯。伯恩、克拉克、雷纳德、霍布和威尔金斯先生被控持有武器；约瑟夫·威廉斯、戴维·威廉斯、思索姆、斯珀尔、切里、和文斯和伊万斯先生被控在非法的群众集会上发表煽动性言论，均被提交中央刑事法庭审讯。尼索姆、约瑟夫·威廉斯、雷纳德、霍布和斯珀尔曾经出庭，但准予延期到下次开庭时受审，尼索姆具结保释，所交保释金达一千镑。上述案件的各种迹象都表明它是由警察一手制造的，因为他们准确无误地知道谁应当逮捕，而同时对其他持有武器的人却任其远飏；他们可能就是被利用为爪牙的局中人，其目的是在使他们的同胞落入法网。 大约与此同时，谢菲尔德的许多宪章运动者因被控进行阴谋活动和非法宣誓而被捕。指控他们的主要见证人自认曾参加他们的阴谋。一个名叫汤普森的供称，许多人被编成小组，自备武器，并制定一项计划，要占领镇上某些地段，同时纵火焚烧其他地段。他们商定，遇到警察和更夫时，一律予以击毙，在士兵们开枪以前，先行下手。兵营将予以焚毁，起义者准备占领市政厅和养老院，筑起防寨，加以守卫。见证人供述后，塞缪尔·霍尔贝里、威廉·布克、托马斯·布克、约翰·克莱顿、塞缪尔·本特利、约翰·马歇尔、托马斯·彭索普、约瑟夫·本尼森和威廉·韦尔斯因罪证确凿被提交审讯。霍尔贝里夫人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妇女，也被逮捕；但因证据不足，予以释放。 紧接着上述事件，在布雷德福又发生了另一事件，地方当局先已获悉它的全部情况。一天晚上，发现有许多宪章运动者聚集在一起，总数约有五十至一百人。警察正在值夜，看见有几个人走过，就招呼他们的同行予以协助。这些同行们却回答说，他们自己已是宪章运动者手下的俘虏；这些证明都是事实。可是，转瞬间，形势彻底扭转过来了，宪章运动者由于对方人数占有优势，不得不放弃他们所抓的人，结果自己反遭逮捕了。其中八人被提交约克法庭审判。在这个事件以后，《北极星报》上刊登了哈尼和赖德的来信，指责一位佩迪先生，据他们说，佩迪作为一名政府暗探，是诱使宪章运动者堕入罗网的幕后人。在下一个星期，哈尼撤回了他的指控，但已经来不及了。佩迪被地方当局逮捕，并提交审讯；从此他一直因自己的被捕事而对哈尼和赖德表示感谢。毫无疑问，哈尼在对任何人进行这种指控前，应当停下来思考一下，他本人不知多少次地被人怀疑，这就应当使他对于别人格外审慎，因为别人可能无罪，正象他确实知道自己无罪一样。事实上，佩迪和宪章运动团体并不陌生；他常在公众集会上发表讲话，尤其在纽卡斯尔，而且他的演说词又时常在公共刊物上披露。 2月29日，奥布赖恩和纽卡斯尔的宪章运动者在科尔里奇法官面前开始受审。原告见证人只有《泰恩信使报》的记者亨德森先生，他曾参加在讲堂举行的集会，自称曾记下了各人的演说。他根据笔记提出证据；在这以后，自作辩护的奥布赖恩对他进行了尖锐的盘问，此人在答复每个问题时，几乎全部否定了他自己所提的证据，从而充分地证明了被告有充足的理由。讯问结束后，科贝特为托马森向陪审团申辩。接着由奥布赖恩申诉，他的申辩振振有词，逻辑性强，令人十分信服。他揭发伯明翰地方当局在斗牛场事件中所采取的行动，坚决认为根据这种行动，他有充分理由采取目前的做法。继奥布赖恩进行申辩的是艾尔和梅森先生，然后，陪审团退席，不久回到庭上，宣告被告无罪。另外几名被告被控犯有其他罪行；但对他们的审讯则延期到下届巡回法庭，准予自行具结保释。约翰·贝尔经宣告犯了危害治安的诽谤罪，被处了六个月徒刑，他是本届巡回法庭上被判犯有政治罪的唯一被告。甚至因在福思湾参加那位被封爵的法伊夫所策划的暴动而被捕的被告们也准自行具结保释。当奥布赖恩和其他人的案件经宣告无罪时，拥挤的法庭上发出了一阵震天动地的欢呼，与法庭外面焦急等待审判结果的成千上万群众的欢呼遥相呼应。当晚举行了公众集会，由奥布赖恩讲话，讲堂里人们挤得透不过起来；这位天才的演说家博得了他为公众服务的理应享有的热烈欢迎。哈尼和洛厄里先生也在会上发表讲话，前者提议为奥布赖恩欢呼三声，群众真正由衷地给予响应。在达勒姆巡回法庭上，威廉斯和宾斯先生因危害治安罪被提交审讯，该案随即开审；但因法官有事前往约克，审讯延期，还有伯恩和欧文因类似罪行被控一案也推迟举行。 3月16日，星期一，约克郡巡回法庭开庭，谢菲尔德宪章运动者在厄斯金法官和科尔里奇法官面前受审。一开始，法庭上就呈现出十分活跃的景象；大批法律界人士代表原告、被告双方到庭出席。首先提审的是霍尔贝里、布克两兄弟、达菲和威尔斯，他们被控犯了阴谋叛乱和暴动罪。为了对被告们被指控的罪行提供证据，一个装满手榴弹和其他易燃物的大筐放在桌上，同时还摆出枪矛刀剑。见证人作证说，这些都是在逮捕被告时发现的他们所藏的凶器。各项罪状看来对霍尔贝里特别不利，他在被捕时非但不否认，反而直认不讳地说，他的目的就是要推翻政府，并表示愿为人民宪章牺牲生命。原告方面的主要见证人是福克斯霍尔和汤普森，他们均被承认为“女王见证人”，因为他们曾积极地参加了被告们的活动。检察长提起公诉，格雷戈里·卢因爵士、沃森和墨菲先生为被告们辩护，用强有力的措词，详尽地评论了见证人们的证词；但在厄斯金法官作了总结以后，陪审团宣告全体被告有罪。威廉·韦尔斯、约翰·克莱顿、约翰·马歇尔、托马斯·彭索普、约瑟夫·本尼森和查尔斯·福克斯因类似罪状被控，表示服罪。前经保释在外的罗伯特·考克斯、乔治·古利莫尔、詹姆斯·巴塞洛缪、约瑟夫·林加德、托马斯·波尔斯和乔舒亚·克莱福德也因暴动和阴谋叛乱罪被控。贝恩斯和沃特利先生提起公诉；墨菲和威尔金斯先生为被告们辩护，措词非常有力，终于为被告赢得了无罪开释的裁决。约翰·马斯登因进行暴动并企图从狱中放走一名在押的宪章运动者彼得·福登而被控，他对这项指控表示服罪。威廉·马丁因危害治安被掠。贝恩斯和沃特利先生对他提起公诉。沃森先生为他辩护，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但结果被告仍被宣告有罪。 第二天，费格斯·奥康纳因犯危害治安的诽谤罪而被提交审讯，申请旁听者人数甚多，将法庭围得水泄不通。出庭的律师人数超过以往，很多治安官也出席了。科尔里奇法官主持审判。奥康纳被允许在律师席上就坐。该案由一个特别陪审团审理。起诉书控告奥康纳犯了危害治安的诽谤罪。其罪状是在《北极星报》上刊登了几篇演说稿。其中第一篇是他本人为筹募自卫基金在罗奇代尔发表的。第二篇是威廉·迪安·泰勒在曼彻斯特发表的。第三篇据说是奥布赖恩在斯托克波特发表的。他又被控刊登了有关纽卡斯尔集会活动的报道。奥布赖恩等人就因为在这次集会上发表讲话被传讯，后来在奥布赖恩进行了令人悦服的申辩后才被开释的。检察长在法庭上提出了十分详尽的控诉，其间并宣读了上述几篇演说稿。刊印出来的演讲稿经过核实后，奥康纳向陪审团提出申辩。他提到了火炬集会，指责政府不应当加以取缔，因为检察长本人以前也曾因达德利的治安官们禁止一次类似的集会而扬言要对那些治安官提出控诉。他不厌其详地叙述他为人民所作的牺牲，声称他为宪章运动已化费了八、九千镑。然后，他宣读了以前所发表的大约五十篇演说稿中的一部分摘要，声明他非但从未提倡使用暴力，而且一直指责暴力行为，虽然有时会损害他本人的短暂的声望。他相当详尽地抨击了纽卡斯尔前任市长法伊夫、芒茨和丹尼尔·奥康内尔；同时宣称他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他的原则。奥康纳的申辩历时四小时又五十分钟。法官所作的总结十分公正；但陪审团在退席十分钟后回到庭上时，却宣告被告有罪。经奥康纳的请求，法庭延期宣判。 星期三，罗伯特·佩迪、威廉·布鲁克、托马斯·德雷克、詹姆斯·霍尔兹沃思和保罗·霍尔兹沃思被控在布雷德福进行暴动和阴谋叛乱。检察长怀特曼先生和律师阿彻利代表原告。沃森、沃特利和威尔金斯先生代表被告。见证人作证结束后，陪审团宣告全体有罪，除了詹姆斯·霍尔兹沃斯一人外，其他的人都犯有罪行。从审讯中可以看出，佩迪非但不是政府暗探，而且还受到那个可恶阶层中一个坏蛋的陷害。这个恶棍名叫哈里森，我们有十分有力的理由断定他是这项阴谋的主要策动者。就在他设计陷害受骗者的同时，他和地方当局保持联系，向他们提供各种必要的情报，以便实现他恶毒的诡计。在对质时，这个上等流氓拒不宣誓保证他没有因为承办此事出力而获得一百镑的报酬。他也拒不宣誓保证他没有造成至少十二人被处绞刑的后果。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佩迪对当时正在进行的情况虽然略有所知，却是从来没有实际参与其事，所做的只不过是在某种程度上打乱了这个陷害者的恶毒阴谋而已。为了对他公道起见，我们应当说明，曾经有人向他许诺巨额赏金，要他出卖别人，使别人受到法律的制裁；但他愤怒地严词拒绝，这确实令人肃然起敬。为了测验哈里森所提的证据有无价值，我们只要再提一些事情就足以说明了。后来他出面密告两个可怜的青年偷窃一匹马。然而，在这次案件中，犯罪者受到了正义的制裁。他本人受到怀疑，以犯有他企图加罪于别人的那个罪行而受审，结果被宣告有罪，得到应有的处分，终生流放国外。 3月21日，谢菲尔德和布雷福德的被告们被传到法庭，听候宣判。霍尔贝里被判四年徒刑，缴纳保证金五十镑，具结在刑期届满后遵守法律。两个保人各缴十镑。托马斯·布克被判三年徒刑，缴纳保证金三十镑，具结遵守法律。两个保人各缴十镑。他的儿子威廉·布克被判两年徒刑，缴纳保证金二十镑，具结今后守法。詹姆斯·达菲被判三年徒刑，缴纳保证金二十镑，具结改过自新。两个保人各缴十镑。威廉·韦尔斯被判一年徒刑，缴纳保证金二十镑，具结改过自新。马歇尔、彭索普和本尼森各判监禁两年，缴保证金二十镑，具结改过自新。威廉·马丁被判一年徒刑。在布雷福德的宪章运动者中，罗伯特·佩迪被判三年徒刑，缴纳保证金三十镑，具结改过自新。两个保人各缴十镑。威廉·布鲁克被判三年徒刑，缴纳保证金三十镑，具结改过自新。托马斯·德雷克被判十八个月徒刑，缴纳保证金三十镑，具结改过自新。保罗·霍尔兹沃思被判三年徒刑，缴纳同等数额的保证金，具结改过自新。约翰·沃尔克、约瑟夫·内勒、约翰·里丁和约翰·里什沃思，因在布雷福德进行暴动而被判罪，每人被处以两年徒刑，各缴保证金三十镑，并具结改过自新。赫顿和史密西斯因同样罪行各被处以十八个月徒刑，并缴保证金三十镑，具结改过自新。彼得·霍伊、约翰·克雷布特里和威廉·艾什顿被控曾在巴恩斯利参加非法集会，各被处以两年徒刑，缴纳保证金五十镑，具结改过自新。这些严峻的、不妨说不人道的判决，结束了约克巡回法庭上的宪章运动者案件。 在蒙默斯巡回法庭上，文森特和爱德华兹因与弗罗斯特串通，阴谋颠覆合法当局，并企图用暴力改革国家体制，经再度提交审讯。另一条罪状是他们曾发表危害治安的言论。该案仍由塔尔福德律师提起公诉。卡林顿先生为爱德华兹出庭，文森特自行辩护，向陪审团提出相当详尽的申辩。他们两人均被宣告有罪，但在裁决中建议酌情予以宽大处理。格尼男爵判处文森特十二个月徒刑，爱德华兹十四个月徒刑。我们应当说明一下，后来这些被告的案件在下院中提出讨论时，塔尔福德律师声称，他听了文森特的申辩后，深悔不该为原告承办此案；他对宪章运动案被告们普遍受到严厉而不公正的处分痛加谴责。 在利物浦巡回法庭上，W．V．杰克逊牧师、威廉·巴特沃思、R．J．理查森和詹姆斯·勃朗蒂尔·奥布赖恩因蓄意阴谋唆使群众进行暴动、自备进攻性武器和其他煽动叛乱的行动而被审讯。象在纽卡斯尔审讯时一样，奥布赖恩自行辩护；审讯整整进行了一天，但奥布赖恩却不象上次那样顺利，陪审团宣告全体被告有罪。奥布赖恩原来指望许多见证人出庭给他作证，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没有到庭。他后来责备奥康纳在这方面对他不公道，同时不该当庭用陪审团都能听见的声调对他说：“奥布赖恩，你不必请人替你作证了。”乔治·亨利·史密斯、克里斯托弗·多伊尔和约翰·凯伊因为在曼彻斯特有危害治安的行为而受审，均被宣告有罪。巴克和戴维森也因在曼彻斯特进行阴谋叛乱和暴动而定罪，詹姆斯·勒克因犯有类似罪行被控，表示服罪。当理查森、杰克逊、巴特沃思和奥布赖恩被传到庭听候宣判时，理查森向法官申请判处罚金，以代监禁，并提出宣誓书，表明监禁对他的健康将有严重的影响。然而，法官拒不接受，判处他和巴特沃思各九个月徒刑，刑满以后，各缴保证金一百镑，两个保人各缴五十镑，具结三年内决不闹事。关于杰克逊案件，法官表示遗憾，认为没有想到一个宗教牧师竟会发表象他被控的那种言论；鉴于他的地位、才干及其所掌握的、可能造成危害的工具，法官声称，他必须判杰克逊十八个月徒刑，缴纳保证金五百镑，两个保人各缴一百五十镑，具结三年之内决不闹事。奥布赖恩希望延期宣判，他说他在审判的过程中上了当，因为他原来指望某几个见证人会被传到法庭，为杰克逊和巴特沃思作证，而且他们必然会驳倒上述记者提出的证据。法官回答说，提出这些想法，现在已经太晚了。于是奥布赖恩表示希望法官不要判他徒刑，改判他终生流放国外，因为他不愿留在国内，而且在目前情况下，他对国家也不抱任何希望。法官表示，除判他徒刑外，别无他法，因此，他判了奥布赖恩十八个月徒刑，本人缴纳保证金三百镑，两个保人各缴一百五十镑，具结不再危害治安。杰克逊在第二次定罪时被判六个月徒刑，本人缴纳保证金五百镑，具结改过自新，从此奉公守法。两个保人各缴一百镑。约翰·凯伊被判六个月徒刑，本人缴纳保证金二百镑，具结改过自新，不再闹事。两个保人各缴五十镑。克里斯托弗·多伊尔被判九个月徒刑，本人缴纳保证金三百镑，具结改过自新。两个保人各缴一百镑。威廉·巴克被判十八个月徒刑，罚作苦工。弗雷德里克·戴维森被判六个月徒刑，并服苦役。塞缪尔·斯科特被判八个月徒刑，本人缴纳保证金一百镑，具结改过自新。两个保人各缴五十镑。查尔斯·莫里斯被判十二个月徒刑，缴纳保证金一百镑，具结改过自新。两个保人各缴二十镑。丹尼尔·鲍尔被判处十八个月苦役，以及类似的具结。彼得·默丁罚作苦工六个月，威洛比罚作苦工三个月。 在切斯特巡回法庭上，上届巡回法庭移交下来的威廉·本鲍被传到庭，但不认罪。这位激进派改革运动中的坚强不屈的老战士向陪审团提出申辩，达十小时半之久；申辩结束后，被宣告有罪，并判处十六个月徒刑，审判前在押日期已有八个月了。然后，艾萨克·约翰逊因在斯托克波特发表危害治安的言论而被提审。他向陪审团提出申辩，慷慨陈词，娓娓动听，达数小时之久。他被宣告有罪，判处十二个月徒刑，本人缴纳保证金二百镑，具结两年之内不再危害治安。两个保人各缴一百镑。斯塔布斯、巴尼特、萨维奇、洛、韦弗和杰克逊先生以在麦克尔斯菲尔德阴谋叛乱和进行暴动被控。除韦弗一人外，他们都表示服罪，各自具结缴纳保证金一百镑，保释在外，宣判时随传随到。阿什顿的詹姆斯·杜克和曼彻斯特的约翰·利夫西以阴谋叛乱被控，并被宣告有罪。他们均被处以十二个月徒刑，缴纳保证金一百五十镑，具结在三年内不再扰乱治安，倘不如期缴纳保证金，仍予还押。1840年5月11日，星期一，奥康纳在因病一再延期出庭后，被传到高等法院的庭上听候宣判。他提出一份很长的宣誓书，主要表明他一向劝人们使用道义力量。宣判前，法官指出，根据奥康纳本人的陈述，他所指的道义力量和暴力相差无几。因此，他被判十八个月徒刑，监禁在约克的监狱中。 在德维泽斯，威廉·罗伯茨、威廉·波茨和威廉·卡里尔以危害治安被控，均被宣告有罪。罗伯茨和波茨均被处以两年徒刑。卡里尔是个工人，被判刑期与上述二人相同，另加苦役。然而，几个星期后，罗伯茨因病准予保释。扬、博尔韦尔和巴特利特先生以在汤顿危害治安被控，并被宣告有罪，扬被判三个月徒刑，博尔韦尔六个月，巴特利特九个月。7月间，马斯登被法院出票拘捕，并押送到纽卡斯尔。他的神色十分凄惨，与前判若两人；因此，当上述新闻记者到庭作证时，一见面简直认不出他来了。巡回法庭开审时，马斯登连同休姆、德维尔和托马森先生被传到被告席；但原告律师向庭上声明，他并无证据可提，于是全体被告均经无罪开释。约翰·梅森再一次以危害治安罪被控；但在他进行申辩后，陪审团宣告他无罪。 在达勒姆巡回法庭上，威廉斯和宾斯一案久悬未决的审讯终于得到了结局。他们自行辩护，非常有力，非常动听。对他们提出反证的主要见证人是《森德兰先驱报》记者H．E．赫瑟林顿。陪审团宣告他们有罪，但因他们都是青年，建议宽大处理。威廉斯在谈到减刑时说，他并不要求法庭考虑陪审团所提的理由，因为他的所作所为都曾经过冷静的深思熟虑。他只要求考虑他为公众所采取的行动的效用。他们均被判六个月徒刑。伯恩和欧文也被传讯，并宣告有罪，均被判三个月徒刑。怀特和威尔逊被控使用威吓手段诈取钱财。怀特被判六个月徒刑，威尔逊四个月。政府控告宪章运动者虽然不遗余力，而且对他们的大部分领袖人物所判的不是监禁，便是流放国外，但人民要求改革的热情并未完全消失。尤其在苏格兰，鼓动工作方兴未艾。除了格拉斯哥的莫伊尔等人以及各城镇许多当地领袖人物以外，洛厄里和邓肯在苏格兰地区作了广泛的旅行，在公众集会上发表讲话；而朱利安·哈尼，象古代的使徒那样，从一个市镇徒步走到另一个市镇，甚至深入苏格兰高地，宣扬人民宪章的原则。在英格兰，无数群众集会仍照常举行，虽然这些集会主要是由各该地区的有才能的人所支持的。可怜的泰勒医生对宪章运动的结局彻底失望，身体健康又因不断的鼓动工作而受到严重的损害，终于退隐到他的妹夫——一个爱尔兰牧师的家里，病情日见沉重，不久便与世长辞了。他的逝世使一切与他在运动中相识的人们感到深切的哀悼。即使他的政敌们也不禁为失去这样一位人物而喟然叹惜。他虽有种种轻微的过错，也有一些轻率的行为，但他的心地高尚，始终满腔热情地拥护人类的事业，并支持被压迫者对压迫者的反抗。《埃尔公告》刊登了一个表示同情的讣告，这不仅使讣告的作者得到表扬，而且表明死者甚至受到他的政敌的莫大尊敬。 辉格党政府既已把宪章运动被告们掌握在手，在许多情况下，给予他们的惩罚，比以前托利党对犯有同样罪行的人所受的惩处更加严厉。奥康纳最初所受的各种待遇就象是一般的重罪犯；只是在他的朋友们提出强烈的抗议之后，以及一些议会议员、甚至一部分报刊提出了坚决的要求之后，他才获得了较好待遇。奥布赖恩所遭受的惩罚，是象他那样一个才智出众、学识渊博的人所能忍受的最大惩罚，他被剥夺了阅读权利，他能看的书籍只限于当局所核准的，这当然是极其有限的几种了。文森特在大部分时间内，吃的是重罪犯的囚粮，穿的是囚衣，而且派给他的劳役是缝纫，这是他一向不习惯的一种手艺。洛维特和柯林斯吃的是污秽不堪的食物，最后迫使他们不得不断然拒绝接受。卡里尔和波茨所受的待遇损害了他们的健康。佩迪被罚作苦工，累得他经常呕吐，显著地损害了他的体质；在全国各地的一些牢狱中，大多数宪章运动的被告们所受的待遇大致相同。政府对宪章运动者进行打击以后，一部分宪章运动的报刊从此便停办了。《职工报》由于报纸的所有人缺乏资金，无法继续经营，加上一些领袖人物在暗中活动，阻止他的销行，最后不得不宣告停刊。相继停刊者有《真苏格兰人》、《宪章》、《伦敦快讯》和《战士》——后者并入《北方解放者》——《伯明翰日报》则恢复了辉格党的色彩。然而，奥布赖恩和卡彭特先生在1839—1840年冬季创办了《南方星报》；但由于前者被监禁，因而无法长期过问编辑业务，于是该报在《职工报》停刊后，也不再出版了。格拉斯哥的民主主义者创办了一份报刊，名为《苏格兰爱国者》，另外有几份小型期刊也问世了。在西部，R．K．菲利普刊行了《革新者》。在曼彻斯特，一份同名的报刊由R．G．理查森出版。《英格兰宪章运动通报》是克利夫创办的；在格拉斯哥，《苏格兰宪章通报》——一份非常有力的小型报刊——随着舆论的浪潮应运而生。因此，看来人们有决心要设法弥补报刊停刊的缺陷；而这一类期刊——尤其是上述通报——对宪章运动团体则有相当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