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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飞黄腾达的总书记家人
科诺托普[1]毕业于哈尔科夫机械制造学院，战后在莫斯科近郊生活和工作。他在那里担任机车制造厂党委书记和中央委员会基层党组织负责人，又从这里将他调任专职的党务工作——科洛姆纳区委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时代他领导莫斯科州执委会。1963年就任苏共莫斯科州委第一书记。他是赫鲁晓夫任命的，但科诺托普及时投靠勃列日涅夫，博得了新主子的欢心，因而得以保住自己的职位。
科诺托普是一个严厉而专横、喜欢发号施令的人，不能容忍反对意见和争论。他妒忌精明能干的干部，逐步排挤走了机关中足以对他构成竞争的人。
科诺托普倚仗的是什么呢？倚仗的是善于为上司效犬马之劳，供其驱使利用。起先是赫鲁晓夫，后来是勃列日涅夫，举凡他们所吩咐的一切，他都百依百顺地遵命而行。赫鲁晓夫甚至不得不对科诺托普的过分逢迎加以约束。
那些有自己的主见并敢于表达的人，都逐步被科诺托普排挤走了。他精心策划，有步骤、有计划地采取行动，做得让你无懈可击。就这样，他将帕普京也摈之于外。他等到了一个分手的合适借口，便立即加以利用。
内务部机关不时补充党务干部，有一次科诺托普劝说中央委员会干部部的人，让这位前程远大的州委书记去加强内务部的领导。
1974年，帕普京从州委调入苏联内务部担任第一副部长。这并不是降职，他在工资上反而得到了好处。在州委时，帕普京挣450卢布，休假前发补贴，当最高苏维埃代表也加薪100卢布。而到部里后获得了将军衔，开始按军衔发工资，再加工龄补贴，收入增加了一倍。
然而，调往内务部实际上使得帕普京的升迁再也无望。他是候补中央委员、最高苏维埃代表，有可能从莫斯科州委第二书记的职位上调任其他州的第一书记。而从内务部第一副部长的职位上却没有地方可供特别提升了。
而在内务部本身，要想从第一副部长的职位登上部长的宝座实际上毫无可能。第一，部长是总书记的密友萧洛科夫，他并不打算退位；第二，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丘尔巴诺夫在部里的官职正在飞速提升，大家都明白，他肯定是下一任部长。
当丘尔巴诺夫1971年4月17日与加琳娜·勃列日涅娃结婚时，他只不过是一个中校和苏联内务部羁押地政治处副处长。
婚后三年，丘尔巴诺夫当上了政治部主任，获得了将军肩章和红星勋章。又过了一年，他晋升为内务部副部长和中将。
职位高升之后，随之而来的是更高的党内头衔。
正在扎维多沃为总书记撰写一次例行讲话的布鲁坚茨，偶然成为总书记和主管干部的中央书记卡皮托诺夫交谈的见证者。阿谀奉承但小心谨慎的卡皮托诺夫问，可不可以推举总书记的家庭成员成为中央委员会组成人员。
勃列日涅夫多少有些不快，便以问作答：
“怎么，难道我的家庭成员是被禠夺公民权者吗？”
在不久之后召开的代表大会上，丘尔巴诺夫被选为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而在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上，则当选中央候补委员。
对外贸易部长帕托利切夫同样按此行事，他让勃列日涅夫的儿子尤里担任自己的第一副手，结果获得了两枚社会主义劳动英雄金星勋章。
小勃列日涅夫毕业于对外贸易学院，跑遍了整个部，替自己物色合口味的职位。全苏工业机械进口联合公司经理苏什科夫回忆说：
我的办公室里进来一个年轻人，非常像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相像的程度十分惊人，只不过来人的身材矮一点，脸型也小一些。这个人名叫尤里·列昂尼多维奇·勃列日涅夫。
我向他介绍了我们所从事的业务，竭力劝阻他不要干我们这个机构的工作。他的父亲当时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而这种人的孩子一般都很调皮、娇惯，不无危险。
两星期过后他又来了，说他所喜欢的正是我那个联合公司。我让他去电气设备办事处担任主任工程师，这是一个很普通的职务。不过，谢天谢地，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尤拉干得很出色，为人谦逊，工作中与同事们配合默契……
时间一久，我对小勃列日涅夫越来越感到信任。他绝不骄傲自大，一直是个心地善良、乐于助人的人，这点很像他的父亲。
在老勃列日涅夫就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之际，尤里前往瑞士担任副贸易代表，随后则是贸易代表。回国后沿着职务的阶梯快速上升，当上了第一副部长。
“尤里·列昂尼多维奇大大地变了，”苏什科夫讲述，“他是个乐于助人的人，于是许多人便利用了这一点。大家都邀请他去做客，大家都成了‘朋友’。他们总是尽量让他开怀畅饮。尤拉醉后通常变得心肠很软，于是那些人便趁机提出各种请求。
“我认为，正是这些‘朋友’促使尤拉开始酗酒。他找了一个漂亮女人当助手，常带她一道出国。开始出入夜间娱乐场所，常常喝得醉醉醺醺。我们有一次在东京贸易代表处相遇。还是大白天，尤拉已经有点醉意了。我由衷地感到遗憾，是环境害得一个正直、善良的好人变坏了。”
当电视播映老勃列日涅夫为小勃列日涅夫颁发勋章的情景时，全国都认识了列昂尼德·伊里奇的儿子。总书记甚为动情，他为自己的儿子如此出色感到高兴，而举国上下则为勃列日涅夫一家的作风不胜惊讶。
勃列日涅夫宫廷风气，迅速在全社会蔓延开来。
勃列日涅夫有两个孩子——加琳娜和尤里，后来又有了孙辈——加琳娜的女儿维多利亚、尤里的儿子列昂尼德和安德烈[2]。此外，无论列昂尼德·伊里奇还是维多利亚·彼得罗夫娜，许多亲戚，勃列日涅夫夫妇也常常加以关心照顾。
比如说，为了讨勃列日涅夫的连襟别利亚克[3]的欢心并让他当上部长，1973年秋组建了一个新的部——畜牧和饲料生产机器制造部。
勃列日涅夫的妹妹薇拉是个可爱的漂亮女人，一直留在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当地一家学院的化学教研室当实验员。他的弟弟雅科夫·勃列日涅夫[4]则继承家族的传统，在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的冶金厂里当轧钢车间主任。后来哥哥才将他调到莫斯科。
当时的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二书记罗季奥诺夫回忆说，总书记的弟弟曾给他用高频电话机打过电话，并用姓名的全称自报家门：
“和您通话的是雅科夫·伊里奇·勃列日涅夫。”
他是替一个被捕的人求情——其时格鲁吉亚正在开展反腐败斗争。
罗季奥诺夫按照类似情况下应当做的那样回答说：
“请原谅，我没有任何权利进行干涉和向侦查机关施加压力。”
勃列日涅夫的弟弟仍然坚持：
“您什么都做得到，您手握大权嘛。”
雅科夫一点儿也不像面貌英俊、身材匀称的哥哥，他个子矮小，脸色棕红，嗜酒贪杯，酷好女色。滥饮烈性酒的结果，他被送进了精神病院。他的女儿柳博芙著有《总书记的侄女》一书，现定居于美国。
实际上，加琳娜的性格和脾气才是最引人注目的。在青少年时代，她本来是一个美丽而杰出的女孩子，很像父亲。那时她希望过一个充满奇遇的美好生活。
总书记的助手戈利科夫曾向博尔金讲述：
“列昂尼德·伊里奇有个21岁的女儿（他刚刚来到摩尔达维亚）从家中出走，嫁给了一个已经一大把年纪的马戏演员，基什尼奥夫大学二年级也不读了。她独立自主地过着日子，把整个生活搞得一团糟，给列昂尼德·伊里奇日后的岁月留下了创伤。加琳娜的行为举止简直坏透了。那么儿子呢？似乎倒是个善良的男人，然而却爱上了杯中之物。唉，他还算个什么副部长呀？”
加琳娜的首任丈夫是一个体操好手、杂技演员和马戏小丑，名叫米拉耶夫[5]，他以自己的力量和灵巧给年轻的女大学生加琳娜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俩一同生活八年，生了个女儿维多利亚（取这个名字是为了对外婆表示敬意）。他们心平气和地离了婚。后来米拉耶夫成为苏联人民演员和维尔纳茨基大街上的苏联杂技团的团长。
米拉耶夫是个沉着稳重、通情达理的人。而加琳娜却希望天天过节。
年纪轻轻的魔术演员伊戈尔·基奥[6]，以其神话般的艺术让加琳娜感到说不出的惊奇。他年仅18岁，而她已经三十有二了，所以勃列日涅夫一家对这场罗曼史很不满意。他们试图让伊戈尔参军，但波多利斯克军医院的医生们确认，这位祖传魔术师不适合服兵役。
加琳娜和伊戈尔前往南方登记结婚，但他们的婚姻仅仅维持了九天。勃列日涅夫找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帮忙，于是有人向基奥言明，他必须从勃列日涅夫女儿的生活中消失。他们拿走基奥的公民证，归还时上面已经没有了与加琳娜结婚时所盖的印章。
“我当时还很年轻，过分多情，”加琳娜伤感地说，“基奥胆怯了。他只要吆喝一声也就行了，可他吓坏了。其实我是最爱他的。”
她离开米拉耶夫这一坚强有力的靠山，便开始酗起酒来。后来她被安排到外交部工作。
“为了加琳娜·勃列日涅夫，”叶罗菲耶娃回忆说，“特意设立了一个此前并不存在的职位——历史外交管理局出版处的副处长。该处出版外交文献集（照会、条约专题介绍、会谈等等），主要是收集苏联报刊的资料：工作全靠剪刀加浆糊。
然而爱好开心乐事的加琳娜，对‘领导’此类‘责任重大’的工作很快便感到兴味索然，她越来越频繁地开来病假条。管理局局长决定减轻她的负担，告诉她说，她用不着劳神去开什么假条，只需给处里打个电话，说自己不太舒服就行了……
她那‘责任重大’的工作很快便得到高度评价，受到表彰：上班一年多一点，年近半百之时，她便荣获了劳动红旗勋章。
她在局里举行了一次鸡尾酒会，她出席亮相时周身缀满闪闪发光的钻石。三两杯酒下肚已然微醺之际，她向来宾们解释说，她准备在父亲去世之后就靠这些钻石生活。”
她对贵重的珠宝首饰的迷恋和怪诞不经的行为，催生了一些极其难以置信的谣传。她奇异的爱情经历和与某些不太正派之人的亲密交往，在当时的莫斯科广受人们热议。她的确与某些进入司法机关视野的人相识。比如，她与文化部部务委员、苏联国家杂技团全国联合公司总经理科列瓦托夫[7]的女儿便很要好。科列瓦托夫于1982年2月被捕。
1982年3月1日，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格里申向中央委员会呈交了一份报告：
“经侦查发现，科列瓦托夫长期滥用职权，收受全苏国家杂技团联合会演职员贿赂，种类有：贵重的珠宝首饰、穿戴物品、收音机和电视机，其中包括外国产品，以及其他各种物品。行贿的目的在于希望他帮助出国，批准演出的节目，上报授予荣誉称号……搜查科列瓦托夫住宅的过程中，没收了初步统计价值约为二百万卢布的贵重物品。”
加琳娜所迷恋的，不但是钻石，而且还有英俊的男人。他们在她的生活中不停地轮番更替，直至将自身的命运与她联系在一起的丘尔巴诺夫出现。
据说，丘尔巴诺夫的存在成为内务部长萧洛科夫的一大累赘，因为此人并非科班出身，而且游手好闲。了解内情的人却证明说，丘尔巴诺夫实际上也工作，尤其是他当主管干部的副部长的时候。借助于丘尔巴诺夫，部里得以经过中央委员会作出了一些重要的决定，比如提高补贴额。在民警系统，为晋升职衔所花的钱比军队里要少一半，只及克格勃的四分之一。萧洛科夫还做到了让民警的军官和军队的军官平起平坐。
内卫部队的军官们也常常想到丘尔巴诺夫的好处——不仅做到了给他们加薪，而且让政府决定启用新制服：内务部队不再戴那种令人气愤的蓝色制帽了。
丘尔巴诺夫本人就十分关注自己的外表：经常进理发馆，办公室里总是放着一条熨得平平展展的制服裤。已经是后来的事了，人们开始议论，说丘尔巴诺夫大大地变了，他身上已显露出狂妄和傲慢。
我前面援引过其说法的哈拉佐夫，在那个年代是立陶宛的中央第二书记。他讲述了丘尔巴诺夫作为苏联内政部主管干部的前部长前来维尔纽斯（立陶宛共和国首都）的情形。
共和国内务部长向哈拉佐夫报告：
“我们用车去接尤里·米哈伊洛维奇时配有警卫人员，国家汽车检查所的汽车一辆在前，一辆在后。”
次日，应该陪丘尔巴诺夫去视察劳动教养院。哈拉佐夫用自己的轿车将这位莫斯科来客送到那里，自然没有民警护卫。途中出现了一次不太严重的拥堵，汽车停了下来。已经被宠坏了的丘尔巴诺夫怒气冲冲地说：
“你们的内务部长是怎么回事呀？连警卫车都不派一辆。”
哈拉佐夫回头面对他不动声色地说：
“尤里·米哈伊洛维奇，您可是和我同行，而我出行从来都不带警卫人员。”
丘尔巴诺夫默不作声了：他不能与共和国党的领导人争吵。不过刚一抵达目的地，他什么都还没有来得及看，便对劳动教养院院长大发雷霆：
“你们这里是怎么搞的？杂乱无章！散散漫漫！我大笔一挥就能撤您的职！……”
无论在中央委员会或内务部都尽人皆知，丘尔巴诺夫沉湎于酗酒、狩猎、女人。1982年奉派率领代表团访问也门，他一路上喝得酩酊大醉。结果该国总统甚至无法接见他……
丘尔巴诺夫一向收受礼品，不过常常弄不清人家都送给他的是什么。有一个曾经同他一道乘飞机去阿塞拜疆出差的人告诉我，当时的该共和国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阿利耶夫将此行变成了地道的节日，成天到晚都在喝酒。返回时，飞机上塞满了纪念品和礼物。丘尔巴诺夫自己也不知道，人家到底送给他了些什么。诚然，对礼品他是来者不拒，不过据熟悉他的人说，实际上这位第一副部长感兴趣的只有三大爱好——高质量的猎枪、酒和女人。
勃列日涅夫十分关心女婿的前程，无论中央委员会还是部里，人们都知道副部长一职之于丘尔巴诺夫，其实只不过是一个台阶。一开始他便需要坐上第一副部长的交椅。帕普京是个障碍，待到此人自杀，这把交椅便腾出来了。
丘尔巴诺夫在一本名叫《往事琐谈》的书里写到自己的前任：
帕普京在内务部机关中是一个昙花一现的人物。他多年担任苏共波多利斯克市委第一书记（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党组织），后来又担任莫斯科党委第二书记，还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
萧洛科夫有一次对我讲过，任命帕普京为第一副部长对于他，亦即对于萧洛科夫而言，可谓极端出人意料。我得知这一任命同样纯属偶然。
我和加利娅（加琳娜的昵称）与列昂尼德·伊里奇一起在克里米亚疗养，突然别墅里列昂尼德·伊里奇的工作室中响起了高频电话的铃声。来电的是主管党组织和干部工作的苏共中央书记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卡皮托诺夫。我从他们通话的片言只语中了解到，谈的是一个新人。记得列昂尼德·伊里奇问道：
“这个问题已经征得了大家的同意吗？”
根据各种现象判断，卡皮托诺夫回答的是：
“是的。”
“好吧，”列昂尼德·伊里奇说，“既然都同意，那就认命好了。”
就这样，列昂尼德·伊里奇不在场，而是在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之时，任命了帕普京。这对谁有利，是哪些“发条”在起作用，我不得而知。也许，人家对萧洛科夫说，这个问题已征得列昂尼德·伊里奇同意；而对列昂尼德·伊里奇则说，已征得萧洛科夫的同意。实际上究竟是谁站在这场机关“游戏”的幕后，我不好说。不过并不是安德罗波夫，这一点我很清楚。
很快便弄明白了，在当时的情况下犯了一个干部问题方面的大错误，帕普京到内务部，简直是突然陷入困境。不过分配给他的是次要的工作（他主管物资和技术装备的供应），帕普京的工作总算让人抱有一切顺利的希望。
1979年冬发生了悲剧性的事件：帕普京突然自杀身亡。记得当时我正在家里，这时部里值班员打来电话，说帕普京在自己的住宅内开枪自杀了。部长、苏联检察院工作人都赶到那里，当即进行了初步侦查。
自杀是在他的工作室中实施的，不知何故他还穿着冬季用的外套，但没有戴帽子，子弹洞穿了头部。而最重要的则是，帕普京处于严重的酗酒状态。我认为，自杀的原因应当是阿富汗、他常常酗酒、日益加重的肝脏疾病；可能还有某些生活上的挫折……
帕普京被安葬在新圣母公墓，他享受到军人的一切荣耀，不过据我所知，在追悼会上讲话的只有萧洛科夫，连州党委都没有来一个人。
我想，大家所“根据”的只有悼词，那就是一个样本。那些为他送葬的人清楚地知道，他嗜酒成性，从阿富汗归来时已经身体不好，随后又住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医院，几乎被怀疑患上了包特金症（一种肠道疾病）。不过当时流传着各式各样的议论，说他的酒里被投放了某种毒药或非常强烈的麻醉剂，因为阿富汗领导人当时已经背着苏联与美国人日益亲近……
晚上勃列日涅夫将女婿叫到自己的工作室。他没有穿上西装上衣，身着衬衫坐在写字台后面，问道：
“帕普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丘尔巴诺夫细说了一番。
勃列日涅夫又问：
“帕普京酗酒？”
“机关工作人员们对这事都很了解。”
“怎么，连在喀布尔他也喝酒？”
勃列日涅夫与行政机关部部长萨温金通电话。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帕普京是什么原因去世的？”
“列昂尼德·伊里奇，是心肌梗死。”
据丘尔巴诺夫说，勃列日涅夫听到这个回答，严厉地批评了萨温金。丘尔巴诺夫认为，萨温金根本不敢讲真话：无论是谁将帕普京推荐去内务部，主管强力机关的行政机关部领导人都对这次任命负有责任。
勃列日涅夫问：
“行政机关部准备推荐谁担任这个职务呢？”
“我们打算为那里选配一位州委书记。”
勃列日涅夫笑了：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你们那个内务部里的州委书记是不是太多了？”
“列昂尼德·伊里奇，您知道，我们想挑选一个优秀的。”
“嗯，您瞧，”勃列日涅夫突然问道：“现在那里的政治部主任是丘尔巴诺夫，他干得怎么样？”
“列昂尼德·伊里奇，他现在已经不是政治部主任，而是主管干部的副部长了。”
“见鬼，”勃列日涅夫说，“全给忘了。那么他干得怎么样？”
“列昂尼德·伊里奇，您是知道的，他干得很好，人们都去找他。”
这时勃列日涅夫突然说道：
“你知道，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如果行政机关部提议任命丘尔巴诺夫为第一副部长，我倒并不反对。”
丘尔巴诺夫回忆说，根据停顿判断，萨温金肯定发了慌。这位部长料想不到，丘尔巴诺夫此刻正坐在勃列日涅夫的工作室里，听到了整个谈话。
萨温金似乎试图提出异议：
“列昂尼德·伊里奇，他还那么年轻……他太早了……还不熟练……缺乏经验。”
“总之，您看着办吧，”勃列日涅夫结束了交谈，“我是不会反对的。”
数日之后，部长萧洛科夫向丘尔巴诺夫祝贺其晋升。丘尔巴诺夫在帕普京自杀一个月之后坐上了他留下的交椅。
对加琳娜而言，父亲的去世成了一场灾难。
“我的朋友们仿佛蟑螂般顷刻四散，”她埋怨说，“都害怕给我打电话。当我给其中某些人去电话时，他们就装成外人的声音回答说：老住户已经搬走了，他们的电话我们不知道。可我对嗓音的记性非常好……”
加琳娜适应不了离开父亲和丈夫的生活。她没有本事工作，而遗产很快便挥霍一空。这是一个十分可悲的故事。最后数年她是在莫斯科州多莫杰多沃区第二精神病院度过的。《绝密》月刊评论员基思林斯卡娅[8]记述，将加琳娜送进精神病院的是她与前夫米拉耶夫所生的女儿、勃列日涅夫的外孙女维多利亚。维多利亚办理了对母亲的监护手续，卖掉了母亲在休谢夫大街上的住房（这些钱也未能给她带来幸福）。
1998年6月30日，加琳娜·勃列日涅娃死在了精神病院里。
[1]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科诺托普（Василий Иванович Конотоп，1916年2月13日——1995年9月19日），1944年加入联共（布）。1949—1950年任科洛姆纳工厂党委副书记，1950—1952年任党委书记。1952—1956年任苏共莫斯科科洛姆纳区委第一书记。1956—1959年任苏共莫斯科省委第二书记。1956—1987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在任期间于1966—1984年任主席团委员。1959—1963年任莫斯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1961—1964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62—1964年任苏共莫斯科农村区委第一书记，1964—1985年任省委第一书记。1964—198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5年退休。
[2] 安德烈·尤里耶维奇·勃列日涅夫（Андрей Юрьевич Брежнев，1961年3月15日——2018年7月10日），俄罗斯经济学家，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孙子。1985—1988年任苏联外交部国际经济组织办公室专员。1989—1991年任贸易部对外关系司副司长。苏联解体后，于1996—1998年任俄罗斯儿童未来希望慈善基金会主席。1998—2001年任全俄共产主义社会运动总书记。2002—2004年任“新共产党”总书记。2004年加入俄罗斯联邦共产党，2014年退出俄联共，创立了社会正义共产党，并于2014—2018年任党中央第一书记。2018年因心脏病去世。
[3] 康斯坦丁·尼基托维奇·别利亚克（Константин Никитович Беляк，1916年1月21日——1997年12月4日），1942年加入联共（布）。1948—1950年任古比雪夫装配厂厂长。1950—1955年任阿穆尔河畔共青团航空工厂厂长。1965—1966年任拖拉机和农业机器制造部副部长，1966—1973年任第一副部长。1962—1966年、1974—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73—1986年任畜牧和饲料生产机器制造部部长。1976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76—198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6年退休。
[4] 雅科夫·伊里奇·勃列日涅夫（Яков Ильич Брежнев，1912年12月10日——1993年？月？日），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弟弟。早年参加了联共（布），1937—1940年期间服役于红军。1972—1983年任黑色冶金部副部长。1981年任苏共“二十六大”代表。1983年退休。
[5] 叶夫根尼·蒂莫费耶维奇·米拉耶夫（Евгений Тимофеевич Милаев，1910年3月7日——1983年9月8日），苏联马戏团表演者，加琳娜·勃列日涅娃的第一任丈夫。1952年加入联共（布）。1959—1960年任白俄罗斯马戏团集团艺术总监。
[6] 伊戈尔·埃米利耶维奇·雷纳德—基奥（И́горь Эми́льевич Рена́рд-Ки́о，1944年3月13日——2006年8月30日），苏联马戏团表演者，1962年与加琳娜·勃列日涅娃结婚，但在十天后，应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要求被克格勃撤销了婚姻登记，1964年停止与勃列日涅娃的联系。
[7] 阿纳托利·安德烈耶维奇·科列瓦托夫（Анатолий Андреевич Колеватов，1920—1997），苏联戏剧导演。1982年因腐败指控被捕，1984年被判处13年徒刑并被没收财产，1990年获释。
[8] 拉丽莎·尤里耶夫娜·基思林斯卡娅（Лари́са Ю́рьевна Кисли́нская，1958年6月8日——2022年2月14日），俄罗斯记者、作家。1980—1986年任塔斯社文化系特约记者兼编辑。1986—1991年任塔斯社新闻服务专栏作家，期间兼任《苏维埃俄罗斯报》专栏作家。苏联解体后，于1997—2022年任《绝密》杂志专栏作家兼编委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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