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勃列日涅夫时代（2011）
第4章 掌握住州委、边疆区委、民族共和国第一书记们
勃列日涅夫的私人摄影师穆萨埃利扬说，他是一位天才的心理学家，能看透谈话对象的心思，与所有人都能找到所需要的语调。他的电话对那些第一书记们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尤其是在遥远的边疆区。那些人忠于总书记，哪怕他身体孱弱。勃列日涅夫在政治上长寿的原因之一也在于此。
1970年代初，勃列日涅夫感到已经有了足够的自信，便着手更换各地党的领导人。
于是轮到了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姆扎瓦纳泽。赫鲁晓夫很器重他，1963年甚至想将其调到莫斯科担任主管武装力量的苏共中央书记，但姆扎瓦纳泽请求将他留在第比利斯（格鲁吉亚共和国的首都）。
勃列日涅夫打算撤换格鲁吉亚第一书记的想法是逐步成熟的。
姆扎瓦纳泽出生在库塔伊西，22岁时离开了格鲁吉亚，参了军服兵役，直到30年之后才返回故乡。
姆扎瓦纳泽成了职业的军人政工人员，1937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军政学院，曾任不同集团军的军事委员会委员，战争结束时为中将军衔。
战后先后在哈尔科夫、基辅、喀尔巴阡等军区任职。在基辅，他结识了战后在乌克兰工作的赫鲁晓夫。当斯大林逝世和贝利亚被捕之后开始为格鲁吉亚物色第一书记之时，赫鲁晓夫想起了他。
赫鲁晓夫不熟悉格鲁吉亚的干部，担心那里还遗留有贝利亚的人，他需要一个可以信任的人。其实姆扎瓦纳泽并不了解共和国内所发生的事情，也没有经济工作的经验。但赫鲁晓夫对他作为候选人感到很满意——为人可靠，又是格鲁吉亚人。至于早已失去与共和国联系，地方精英对他感到陌生，这都只有好处——他便会一切都听命于莫斯科。
多年之后，姆扎瓦纳泽感觉自己已是格鲁吉亚十足的主宰，这成了共和国机关中集体贪污受贿的肥沃土壤。
姆扎瓦纳泽忘记自己升官晋爵应当归功于赫鲁晓夫，他在1964年积极参加了推翻自己的恩人的准备活动。不仅自己热烈支持将赫鲁晓夫撤职的图谋，而且鼓动其他一些显要的党委书记反对赫鲁晓夫。
如今已是勃列日涅夫欠下姆扎瓦纳泽的债了，这使得他掌权的时间延长了多年。
1970年11月末，所有各民族共和国的第一书记都前往埃里温（亚美尼亚首都）庆祝苏维埃亚美尼亚成立50周年。勃列日涅夫同时莅临。傍晚大家齐集一堂共进晚餐，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新任第一书记阿利耶夫[1]举杯致词，他说：
“外高加索各共和国和睦相处，相互支持。我们德高望重的族长姆扎瓦纳泽指引着我们，一切问题我们都同他商量。”
关于“族长”的话，大家都当作玩笑——只有勃列日涅夫除外，他顿时警觉起来，便大谈宗派主义和民族孤立的话题。谢列斯特认为，正是那个时候勃列日涅夫在姆扎瓦纳泽的个人档案里画上了一个粗大的负号。
不过问题似乎出在另外的地方。勃列日涅夫尚未罹病，精力旺盛，还想有所作为，而姆扎瓦纳泽已年近古稀，该共和国需要一位新人。据说，是内务部长萧洛科夫让总书记注意到了已然显露头角的共和国部长谢瓦尔德纳泽[2]。
谢瓦尔德纳泽本人则认为，向勃列日涅夫推举他的正是那个阿利耶夫——阿塞拜疆共产党第一书记，此前的共和国克格勃主席。那些年莫斯科对阿利耶夫特别倚重。
莫斯科认为，阿利耶夫极为成功地领导着共和国，而谢瓦尔德纳泽也希望办到这一点。作出让这位内务部长担任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的决定，对勃列日涅夫而言并非易事。不过乍一见谢瓦尔德纳泽便令人产生好感，他的旺盛精力给人以信心：他能胜任任何工作。
该共和国的领导人更替工作完全按照规则进行。1972年，格鲁吉亚的党组织遭遇严重危机。谢瓦尔德纳泽当选第比利斯市委第一书记。其后姆扎瓦纳泽奉命退休，同年底谢瓦尔德纳泽被任命为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其时他年仅44岁。
谢瓦尔德纳泽是在刚刚开过党的代表大会之后就任第一书记的，因此他要按规矩成为苏共中央委员会委员不得不等待四年——直至1976年的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上，他才当选中央委员。
在他成功地防止了自己共和国内的骚动之后，威望大增。
一切都肇始于1977年通过的苏联新宪法。修宪工作早在1961年即已启动。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伊利切夫成为工作小组的领导人。赫鲁晓夫去职之后，伊利切夫调回外交部。对宪法草案的总结上报给勃列日涅夫。据斯米尔诺夫说，勃列日涅夫对方案之多感到不满。
20世纪60年代末期政治局得出结论，新宪法应当沿袭斯大林宪法，稍作修改即可。后来总算决定使其更加完善。工作小组由波诺马廖夫领导，这可是一个保守人物，对新思潮避之唯恐不及。
新宪法中提到要在苏联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首次加入了论述苏共作为“政治制度核心”的作用的宪法条文。
唯独在国语方面产生了一个现实的问题。新宪法中这样的概念付之阙如。但在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的宪法中却都有表述。
1977年12月23日，中央书记波诺马廖夫、契尔年科、卡皮托诺夫和齐米亚宁告知同事们：“不应该排除从外高加索各共和国特别是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宪法中，取消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即已存在有关国语的条文，这可能引起来自某一部分民众方面的也许还有国际舞台上的消极反应。各该共和国的领导人在苏共中央的谈话也表述了对这个问题的警惕。”政治局并未认真对待这一警告。
各加盟共和国都奉命根据苏联新的基本法通过新的宪法。在现实生活中这什么也不能改变，对各共和国而言纯属形式主义之举——不过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例外。
莫斯科命令外高加索各共和国与公共队形看齐。但不许载明作为独立自主典型特征的国语的企图，在青年中激起了群众性的愤怒。格鲁吉亚大学生举行示威游行，尽管他们明白这可能以悲剧告终。
谢瓦尔德纳泽试图向勃列日涅夫加以澄清。勃列日涅夫很不情愿地回答说：“……这是意识形态问题”，便把这位第一书记推给了身为党的主要思想家的苏斯洛夫。教条主义者苏斯洛夫什么话也不愿意听，硬说共和国的这一语言方面的反常现象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
1978年4月14日是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代表准备投票通过新宪法的日子，第比利斯政府大厦近旁聚集了数千名年轻人。而共和国领导层中有些人为了驱散不满分子，准备采取暴力手段，动用军队。
谢瓦尔德纳泽再次致电苏斯洛夫，提起1954年所发生的流血事件，请求报告勃列日涅夫，共和国内的局势极其严重，他作为第一书记有责任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保持安定。总的说来，多亏谢瓦尔德纳泽坚持不懈和善于说服，他总算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格鲁吉亚语依然还是国语。
他出面会见聚集在政府大厦旁边的大学生们，兴高采烈地说：“兄弟们，一切都会让你们如愿以偿！”
巨大的广场上爆发了狂欢。谢瓦尔德纳泽在共和国成为了英雄。
他成功地安抚了青年们，所作所为让全格鲁吉亚都感谢他。与此同时，他也并未与莫斯科发生争吵。不仅如此，勃列日涅夫还高度评价谢瓦尔德纳泽的政治技巧，半年之后的1978年11月便让他升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绝非各共和国的所有领导人都能荣获党内这一高位。
勃列日涅夫在各共和国书记的群体中对谢瓦尔德纳泽明显地另眼相待，1981年奖赏他一枚社会主义劳动英雄金星勋章。他允许谢瓦尔德纳泽做一些其他的地方书记不被允许做的事情。格鲁吉亚的知识分子生活得较为心情愉快，共和国内容许更多的自由思想。尽管这里对持不同政见者与到处一样强硬，但当格鲁吉亚后来获得独立之时，人们还是会记起谢瓦尔德纳泽。
谢瓦尔德纳泽当然是一位善于与上司搞好关系的能手，他从不忘记赞美勃列日涅夫。替他撰写讲话和文章的富有才气的年轻助手们，很少有谁比得上他的东方式的雄辩。在第比利斯纪念胜利30周年的庆祝大会上，谢瓦尔德纳泽给听众奉献了一个小小的礼物：
“大概并不是人人都知道，列昂尼德·伊里奇在1942年整整一个月的时间里，曾在第比利斯的军医院里治疗过。私下交谈之时他不止一次回忆起，他受到身边的医生们、医务人员们多么大的重视，多么令人感动的关怀。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从这家医院回到前线，经历了整个战争，直至参加胜利阅兵式……”
1981年参加党的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之后回到第比利斯，谢瓦尔德纳泽欢欣鼓舞地与共和国的积极分子们畅谈自己的印象：
“在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报告的每一个论点、每一个结论之中，在他的每一句话里，都表露出列宁主义的求实进取的精神，列宁主义的一往无前精神，列宁主义的客观精神和自我批评精神，以及分析当年现实时真正列宁主义的极为科学的态度。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站立在讲坛上，对每一个人都显得如此亲近，如此亲切。而每一个人也都看到、全身心地感觉到，他在代表大会上是如何思考、如何创造……”
在改革年代，人们曾多次向谢瓦尔德纳泽提起这些冠冕堂皇的讲话，语带讥嘲地问他：什么时候您才是真诚的呢？是当年讴歌勃列日涅夫，还是如今号召进行激进的变革？
谢瓦尔德纳泽总是回答说，这只是一种必要的手段：“我们并不是想要得到莫斯科的赏识。我们只不过是想创造条件，以便更好地为自己的人民服务。”
勃列日涅夫的一个优点是：善于关心州委和边疆区委第一书记。他打电话从不吝啬时间。总书记接待室的值班秘书之一杰比洛夫讲过，勃列日涅夫常说：
“好像我很久没有和这个人通话了，你把电话接通。”
第一书记们是政权的主要依靠力量之一，因此，勃列日涅夫力争与他们和睦相处。第一书记们在莫斯科的最高苏维埃会议和中央全会上会晤，在“莫斯科”饭店的房间里交流，分小组开会，讨论局势，相互帮助。
州委第一书记渴望得到党的领导层的特别关注。勃列日涅夫明白，有件事对州委第一书记是很重要的，那就是他回去后可以意味深长地说：“我和总书记谈话了。列昂尼德·伊里奇对我说……”
“勃列日涅夫很在意接见‘我们的兄弟’，往往聊到很晚，直到夜里十一二点，”前托木斯克州委第一书记利加乔夫[3]回忆道，“有时还成批地接见，那时候我们便在他的办公室里随便找地方坐下，如果座位不够，就坐在窗台上。我很少参加集体接见，那种场合不能提出州里的问题，而再去一次总觉得不太好意思。”
托木斯克为军工联合体提供50%的钚——核导弹的炸药。在州委书记之中，利加乔夫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
总书记随时结识州和边疆区的新领导人。1964年，勃列日涅夫同时接见两名州委第一书记候选人——莫兹戈沃伊，乌克兰中央委员会拟让其担任罗夫诺州委第一书记；波格列布尼亚克[4]，拟任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州委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心情极为愉快，回忆了战争刚结束时在外喀尔巴阡所度过的那些日子。他与来客谈了一阵之后，将苏斯洛夫请来。
苏斯洛夫到后，他问：
“咳，怎么办呢，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
“有什么问题吗？”苏斯洛夫想弄清楚。
“是这样，莫兹戈沃伊和波格列布尼亚克来了，他们想要一个不低于州委书记的职位。”勃列日涅夫佯装气愤地说。
“那您担心的是什么呢，列昂尼德·伊里奇？”苏斯洛夫很感兴趣。
“他们还不满40岁，那可是全国最年轻的第一书记了。”
“这挺好的呀。”苏斯洛夫继续跟着表演。
勃列日涅夫握了握那二人的手，祝愿他们取得成就。
1967年，沃罗特尼科夫被领去让勃列日涅夫过目——准备批准其担任古比雪夫州执委会主席一职。沃罗特尼科夫发现，总书记发胖了，说话时声音嘶哑。手里拿着琥珀烟嘴。卫队一名工作人员每次为他送来一支香烟——次次都是勃列日涅夫给他按铃要的。他解释说：“我准备戒烟。医生要求。”
四年之后的1971年2月，沃罗特尼科夫被批准为沃罗涅日州委第一书记。他被请到书记处。然后主管干部的中央书记卡皮托诺夫又将他领去见勃列日涅夫。
勃列日涅夫和蔼地问道：“喂，心情怎么样？”
他详细询问了古比雪夫州的情况——牲畜过冬的条件，饲料的储备，冬小麦状况。他让谈话无拘无束，充满兴味，力图留下良好印象。
勃列日涅夫向沃罗特尼科夫发问，显示出他对其先前经历的熟悉：
“很久没去沃罗涅日了吧？城里还有亲戚吗？”
“很久了，”沃罗特尼科夫回答道，“自从1963年以来就没去过。至于亲戚，特别是远亲，倒还有不少。”
“要注意，可别迁就，”勃列日涅夫笑着说，“否则他们会成为你的累赘的。”
他谈起刚开始在中央工作的时候，“亲戚”们都纷纷给他来信和走后门。一个纠缠不休的女人苦苦要求接见，一进门就扑过来拥抱，直叫“廖尼亚叔叔！”
“可她这个‘侄女’我还是头一遭见。”
即便是休假期间，他每天也要在高频电话机旁度过两三个小时，与州委书记们聊天，详细询问他们有何需要和问题。
1974年5月9日白天，正当沃罗涅日州委第一书记沃罗特尼科夫坐下吃午饭的时候，房里的高频电话响了。他拿起听筒，电话接线员预告说：
“我这就接莫斯科。”
于是他听到了勃列日涅夫的声音：
“您好，维塔斯·伊万诺维奇！衷心地祝贺胜利日，向您致以最良好的祝愿，并请转达给同志们和家人。”
沃罗特尼科夫表示感谢。
勃列日涅夫问：“也许，我打断了您的节日宴饮吧？做得很对，这样的日子不加以庆祝太不应该了。”
听那说话的声音，似乎他自己也在庆祝：“我对您所取得的成绩感到高兴。去年对整个国家来说也意义重大，必须巩固成绩。我非常需要您的支持，我们所面临的任务巨大而且重要。”
勃列日涅夫仔细询问农村的情况，想知道下雨没有，春播的进展如何，越冬作物损失了多少。建议多种一些大麦。随后又回想起了战争的往事：
“如今胜利日就是喜气洋洋、热泪盈眶，这很自然，也可以理解。维塔斯·伊万诺维奇，再一次表示祝贺。向您和全体同志致以最良好的祝愿。”
当天他给许多第一书记都打了电话。
据他的私人摄影师穆萨埃利扬说，他是一位天才的心理学家，能看透谈话对象的心思。与所有的人都能找到所需要的语调。他的电话对第一书记们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尤其是在遥远的边疆区。这些人忠于总书记，希望他留在自己的职位，哪怕疾病缠身，身体孱弱。他在政治上长寿的原因之一也在于此。
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第一书记里亚博夫[5]回忆说，勃列日涅夫常常给他打电话，每次都关切地询问：
“你那里的情况如何？”
里亚博夫精神抖擞地报告道：
“一切正常，工业的情况良好，军工企业也不错。”
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就是一个工业帝国。这里有世界最大的机器制造厂——乌拉尔重型机器制造厂。在乌拉尔车辆制造厂工作的有五万人——他们生产铁路车辆和坦克。乌拉尔车辆制造厂和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是国内最大的两个坦克城。加里宁工厂生产火炮，后来又生产导弹，现在则生产防空导弹综合体“C—300”。
里亚博夫被首先问及的是工业计划完成情况和国防订货的情况。但总书记的下一个问题必然是：
“农村的情况如何？”
1971年5月19日，里亚博夫突然听见高频电话里传来勃列日涅夫的声音：
“没有想到吧？”
总书记两天前刚刚来过电话，当时他们俩进行了一次长谈。
里亚博夫一下便听了出来：
“列昂尼德·伊里奇，我们随时都很高兴接听总书记的电话……”
勃列日涅夫笑着说：
“政治局宣布一个决定，要我率领苏联代表团参加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让你也参加代表团。”
总书记没有放过亲自将这个令人高兴的消息通知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书记的机会。
1976年10月12日，里亚博夫同样意外地接到勃列日涅夫来电：
“雅科夫·彼得罗维奇，下雪了没有？”
“下了，个别地方甚至多达15厘米。”
“莫斯科也下了，见他的鬼，该收庄稼了，它偏来捣乱。”
“不过，列昂尼德·伊里奇，反正州里一定履行自己在农业方面的所有承诺。”
“这就好，”勃列日涅夫说，“不过我想同你谈谈另一件事情，你们那里每天都有飞机飞往莫斯科吗？”里亚博夫予以确认。
“你就待在家里，”勃列日涅夫吩咐，“我午饭后再给你打电话，好让你明天来。我想和你谈谈。不过不必带任何材料。无论经济方面、工业方面、农村方面的材料都不要。”
过了一会儿，勃列日涅夫的一个值班秘书打来高频电话：
“怎么样，该祝贺你了吧？”
“暂时还不知道。”里亚博夫小心翼翼地回答道。
“列昂尼德·伊里奇对你很感兴趣，”一名莫斯科官员秘密地透露，此人很喜欢向升官的人透露令人高兴的消息，“有关你的情况的材料就在他书案上放着呢。你还在休假的时候，这里就对你有许多议论。也许，要谈的是关于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的事。”
但在机关中人们并不知道，总书记所作的决定究竟如何。他不急于让人知道。
傍晚勃列日涅夫再次打电话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要求第一书记次日去见他。但是提醒说：不要让任何人知道。10月3日一大早，里亚博夫飞抵莫斯科。他致电总书记接待室，报告他已经来到。值班秘书过了十分钟回电：“列昂尼德·伊里奇有请。”
勃列日涅夫热烈亲吻里亚博夫。两人交谈了将近一个半小时。勃列日涅夫决定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书记调到莫斯科，谈的就是将他作为中央书记候选人，准备取代乌斯季诺夫，领导整个军事工业联合体。
谈话后勃列日涅夫将自己的一张身穿元帅服的照片赠送给里亚博夫，要求他不忙返回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暂时不要向任何人谈及此事。他还需要和政治局委员们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过了一天勃列日涅夫重又打电话说：
“政治局会议上研究了关于你的问题，大家都支持推举你为中央书记候选人。”
1976年10月末的中央全会上，议事日程已进行完毕之时勃列日涅夫说：
“你们知道，我们需要调动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乌斯季诺夫从事一个新的领域的工作。因此政治局提议选举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党委第一书记里亚博夫·雅科夫·彼得罗维奇为苏共中央书记。”
全体照例鼓掌。
勃列日涅夫问：“需要介绍里亚博夫吗？”
全场高喊：“不需要，我们都了解。”
不过勃列日涅夫认为还是有必要说上几句：“我说说他的一些情况。可以为他鼓掌的是他很年轻。他生于1928年，是工程师，毕业于乌拉尔工学院。他那个州实力强大，对国家具有重大意义。他工作积极努力，卓有成效。”
进行表决之后，全会结束。里亚博夫被领进政治局委员齐集的大厅。这时所有的高层领导人都向他表示祝贺。
里亚博夫在中央委员会仅仅坚持了三年。他行事敏捷、性情倔犟，与政治局委员兼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无法相互配合，而乌斯季诺夫可是勃列日涅夫言听计从之人……
不过当时里亚博夫还正得宠，所以勃列日涅夫问他：
“派谁去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接替你呢？”
里亚博夫本想让科尔宾[6]掌管该州，那是他在州委时的第二书记。可是1975年科尔宾已被任命为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二书记。
于是里亚博夫建议：
“我们把科尔宾从第比利斯调回来吧，他会胜任的。”
然而勃列日涅夫对这个想法不中意。他认为，格鲁吉亚更需要科尔宾。民族共和国的第二书记是莫斯科的全权代理人，但与此同时，他的行为举止必须十分慎重，以免让民族干部感到委屈。所以勃列日涅夫不想将科尔宾调离。
于是里亚博夫推荐自己一手培养的叶利钦，当时叶利钦是州委主管建筑和工业的第二书记。
“叶利钦在莫斯科默默无闻，因此要推出他做候任人很难，”里亚博夫述说，“他甚至连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也不是。当我提出叶利钦的问题时，勃列日涅夫惊讶地说：他是什么人呀？我们并不认识他。为什么你要提拔这个第二书记呢？”
卡皮塔诺夫已经将州委第二书记科罗温[7]的一般情况资料报送给勃列日涅夫。按履历表而言此人倒也合适。
苏共中央党的组织工作部里，存有官阶表上每一个职级的后备干部的资料。官阶表就是各种职务的一览表，任命或撤销职务都必须在党委的监督之下进行。从区党委一级开始都有官阶表。候选人未经区委同意，即使要改选基层党组织的书记也不可以。
苏共中央官阶表划分为几类。最低一级为审查监督类，这时任命问题须征得中央委员会的部里同意，与职务候选人进行谈话的是视察员、科长或副处长。
中央书记处的官阶表是较高的一级。一些候任高级职务的人被直接约请至书记处，一天可批准对数十人的任命；另一些人则是通过中央书记们的信函表决方式予以任命。书记们会收到由各部门的部里准备的候任人的简短个人资料，同意时便署上自己的签名。中央书记们往往并不认识这些人，只是根据部里的意见签字了事。
还有一种政治局的官阶表：州委、边疆区委、民族共和国的第一书记，部长和部长会议副主席，军队高级指挥人员，大使和某些报刊的主编。不过中央书记处事先也要对这些候任者进行讨论。
如果问题涉及的是民族共和国的州委书记，那么按规定应由共和国中央委员会批准，但须在决定中注明：“报请苏共中央批准。”不经莫斯科同意，任命不能生效。在乌克兰，按传统设有乌克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但是如果问题涉及共和国领导人，基辅同样也必须获得勃列日涅夫批准。
在中央委员会党的组织工作部里，对每个由上级任命的干部都建立个人档案。档案中保存有所谓个人简况证明，都是一些枯燥的官方资料外加几句走过场的空话：政治合格，思想坚定，品质可靠……官阶表上的高级别官员在任命之前，要由党的组织部的工作人员写出鉴定。此前还要询问几个了解候任者的人，他们的意见也记入档案。克格勃内部则不需要这类证明材料，那都是一些业已经过审查的人。
由上级任命的官员们档案保存在干部审查部门。允许接触这类秘密的中央委员会工作人员可以调阅这些材料。
当出现更换州党委第一书记的问题时，干部组织工作部就会将几名候任者向总书记作介绍。如果他不喜欢他们，则重新着手物色合适的人选。
然而里亚博夫认为科罗温不能胜任第一书记之职，而且一再坚持。里亚博夫希望让自己的人留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他对勃列日涅夫说：
“叶利钦这个人勇于负责，工作刻苦、自觉。他在我手下经过很好的锻炼，是我们一手培养出来的。”
勃列日涅夫认真听取了里亚博夫的意见，表示同意：
“你了解得更清楚。既然你有把握，我就支持。”
1978年8月，里亚博夫作为监管行政机关部的苏共中央书记，将内务部长萧洛科夫约请到他那里，进行了三个小时关于国内犯罪情况的谈话。里亚博夫感到惊奇的是，萧洛科夫对批评意见并无异议，答应改变现状。道别时还对里亚博夫这次坚持原则的谈话和很有价值的批评意见表示感谢：
“我当了十二年部长了，这是头一次有中央书记听取我的意见。”
里亚博夫感到满意。然而行政机关部部长萨温金随后告诉他说，萧洛科夫刚与里亚博夫见过面，马上就受到勃列日涅夫的接见。这位部长气得失去常态：
“列昂尼德·伊里奇，这像什么话？为什么里亚博夫把我叫去，训我，教导我应当如何工作！？”
总书记未必会喜欢里亚博夫对一个从来只向他本人汇报的部长追究责任。但最主要的是，里亚博夫不善于搞好与乌斯季诺夫的关系，所以最终丢掉了中央书记的职位……
而叶利钦的际遇则要顺利得多。当里亚博夫在总书记的办公室里举荐他的时候，他本人正在莫斯科——在苏共中央直属社会科学院参加为期一个月的学习班。他突然被召到中央委员会。首先与他谈话的是主管干部的书记卡皮托诺夫，然后是主管工业的来自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基里连科，接下来还有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苏斯洛夫。他们之中，谁也没有向叶利钦谈过什么具体事情，只是对他端详了一番。
只有事实上已是党内二号人物的苏斯洛夫问了一点具体情况：他问起叶利钦是否觉得自己有能力独立工作，是否熟悉州里的党组织。
叶利钦明白，他即将接替里亚博夫执掌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了。但要说这个话，那是总书记特有的权力。
稍早一些时候就任第一书记的戈尔巴乔夫讲述过：
对候任第一书记的最终决定权正是属于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亲自组建他的团队，对他们进行仔细挑选。在此之前，卡皮托诺夫、契尔年科精心研究有望获得职位者的专门卷宗。
我估计，他们会从各种渠道获取信息，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初步意见，然后进行候选人与中央书记们的会晤，只有在他们之后才能让他同勃列日涅夫本人见面……
这是必不可少的一轮程序，所有的州委边疆区委和共和国的第一书记在获得批准之前都必经历。
这些会见所带有的性质如果不说是荒谬的话，至少也是奇怪的。我们坐下来，彼此向对方微笑，进行不慌不忙的交谈。这时候，我清楚地知道为什么要召见我，但对此谁都闭口不提，因为可以讲“我们推荐您”这种决定性的话的人，只能是勃列日涅夫。
与苏共中央总书记进行决定性的谈话，情形则截然不同。那一次和随后的历次会见都使我深信一点：勃列日涅夫很善于让交谈的人对自己产生好感，能制造出一种无拘无束的气氛……
我很明白他并不复杂的意图：尽可能多听一听，通过倾听形成对交谈者的看法，了解其分析当地和社会的各种问题的能力……
勃列日涅夫说话时的态度显得对人特别信任，仿佛正是希望向我倾述他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
对待叶利钦也是如此。卡皮托诺夫和里亚博夫将他领进克里姆林宫。身材高大、言语不多、体态壮实的叶利钦给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问题解决了，未来的俄罗斯总统就此声名鹊起。
叶利钦本人后来也讲述过自己的新境遇：
第一书记的意见就是法律，恐怕没有谁敢于不将他的要求或吩咐一一照办……是的，头号人物的权力实际上是无限的。掌权的感觉令人陶醉……
在那个时代，州委第一书记就是上帝、沙皇，一州之主。第一书记的意见实际上对任何问题而言都是不容更改的最终决定。
[1] 盖达尔·阿利扎·奥卢·阿利耶夫（Гейда́р Алирза́ оглы́ Али́ев，1923年5月10日——2003年12月12日），1944年加入格别乌。1945年加入联共（布）。1956—1960年任巴库克格勃副局长。1964—1967年任阿塞拜疆克格勃副主席。1967—1969年任阿塞拜疆克格勃主席。1969—1982年任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70—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74—197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副主席。1976—1982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82—1987年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82—1988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87—1988年任部长会议顾问。1988年被迫退休。1990年公开反对戈尔巴乔夫，并返回阿塞拜疆。1991年退党。1991—1993年任纳希切万自治共和国议会主席。1993年任阿塞拜疆议会主席。1993—2003年任阿塞拜疆总统。2003年因病放弃连任，同年12月12日死于美国。
[2] 爱德华·阿姆夫罗西耶维奇·谢瓦尔德纳泽（Эдуа́рд Амвро́сиевич Шевардна́дзе，1928年1月25日——2014年7月7日），1946年加入联共（布）。1952—1953年任格鲁吉亚共青团库塔伊西省委第二书记。1953—1956年任格鲁吉亚共青团库塔伊西省委第一书记。1956—1957年任格鲁吉亚共青团中央第二书记。1957—1961年任格鲁吉亚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1961—1963年任格鲁吉亚共产党姆茨赫塔区委第一书记。1963—1964年任格共第比利斯佩尔沃迈斯基区委第一书记。1964—1965年任格鲁吉亚公共秩序保护部第一副部长。1965—1968年任格鲁吉亚公共秩序保护部长。1968—1972年任格鲁吉亚内务部长。1972年任格共第比利斯市委第一书记。1972—1985年任格共中央第一书记。1974—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76—199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78—1985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85—1990年任外交部长兼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90年辞去一切职务并退党。1991年任对外关系部部长。苏联解体后，于1992年返回格鲁吉亚。1992年3月10日至11月4日任格鲁吉亚国务委员会主席。1992—1995年任格鲁吉亚议会主席。1993年8月6—20日任代总理。1993年9—10月任代理内务部长。1995—2003年任总统，在任期间大肆贪污腐化。2003年被推翻下台。2014年去世。
[3] 伊戈尔·库兹米奇·利加乔夫（Егор Кузьмич Лигачёв，1920年11月29日——2021年5月7日），出身于农民家庭。1944年加入联共（布）。1944—1946年任共青团新西伯利亚捷尔任斯基区委书记。1946—1948年任共青团新西伯利亚宣传与鼓动部长。1948—1949年任共青团新西伯利亚省委第一书记。1953—1955年任苏共新西伯利亚文化部长。1955—1958年任新西伯利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58—1959年任苏共新西伯利亚市委第一书记。1959—1960年任苏共新西伯利亚省委书记。1961—1965年任苏共中央俄罗斯局副局长。1964—1965年任苏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65—1983年任苏共托木斯克省委第一书记。1966—1976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76—199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3—1985年任苏共中央组织党务工作部部长。1983—1990年任苏共中央书记。1985—1990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88—1990年任苏共中央土地政策委员会主席。1989—1992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年退休。1991年支持八一九政变，但未参加政变。苏联解体后，于1993年创立共产党联盟—苏联共产党（Союз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х партий —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并于1995—2005年任中央副主席兼中央书记，2006—2014年任理事会书记。1993年参加了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并于1993—2013年任俄联共中央委员。1999—2003年任国家杜马议员。2021年去世。
[4] 雅科夫·彼得洛维奇·波格列布尼亚克（Я́ков Петро́вич Погребня́к，1928年4月6日——2016年5月18日），1953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60—1962年任乌克兰共产党克拉马托尔斯克市委第一书记。1961—1966年任乌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62—1963年任乌共顿涅茨克省委第二书记。1963—1964年任乌共波尔塔瓦工业区委第一书记，1964—1966年任省委第二书记。1963—1967年、1975—1989年任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代表。1966—1969年任乌共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省委第一书记。1966—197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66—1990年任乌共中央委员。1969—1971年任乌共尼古拉耶夫省委第一书记。1971—1987年任乌共中央书记。1971—1990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兼乌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87—1990年任乌共利沃夫省委第一书记。
[5] 雅科夫·彼得洛维奇·里亚博夫（Я́ков Петро́вич Ря́бов，1928年3月24日——2018年4月17日），1954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60—1963年任苏共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奥尔忠尼启则夫斯基区委第一书记。1963—1966年任苏共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委第一书记，1966—1971年任省委第二书记，1971—1976年任省委第一书记。1963—1975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在任期间于1967—1971年任主席团委员。1971—199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74—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76—1979年任苏共中央书记。1979—1983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第一副主席。1983—1984年任国家对外经济关系委员会主席。1984—1986年任部长会议副主席。1986—1990年任驻法国大使。苏联解体后，于1992—2001年任乌拉尔地区发展援助协会主席。
[6] 根纳季·瓦西里耶维奇·科尔宾（Генна́д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Ко́лбин，1927年5月7日—1998年1月15日），1954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59—1962年任苏共下塔吉尔市列宁区委第二书记和第一书记。1962—1970年任苏共下塔吉尔市委第二书记和第一书记。1970—1975年任苏共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省委第二书记。1971—1975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1975—1983年任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二书记。1975—1984年任格鲁吉亚最高苏维埃代表。1976—1981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79—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在任期间于1987—1989年任主席团委员。1981—199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3—1986年任苏共乌里扬诺夫斯克省委第一书记。1986—1989年任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87—1989年任哈萨克斯坦最高苏维埃代表，在任期间任主席团委员。1989—1990年任苏联人民监督委员会主席。1989—1992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年退休。
[7] 叶夫根尼·亚历山德罗维奇·科罗温（Евгени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Коровин，1925年9月18日——1986年4月2日），早年参加了联共（布）。1968—1971年任苏共卡缅斯克—乌拉尔市委第一书记。1971—1977年任苏共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省委第二书记。1975—1980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1977—1986年任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执行委员会主席。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