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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卷 官场现形记
第1章 政治局委员的日常生活
中央委员会庶务局长负责最高领导人们的日常生活。谢列平向勃列日涅夫推荐一个自己人——格里戈良担任这一职务。此人本是副局长，业已总揽了各种事务。然而勃列日涅夫并没有批准任命格里戈良，干嘛要让谢列平的人担任这个职务呢？
他任命了另一个人——巴甫洛夫，此人一直忠心耿耿地为他服务。巴甫洛夫毕业于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冶金学院，这决定了他未来的生活，因为勃列日涅夫和他是同学。
1936年，巴甫洛夫当上了一家工厂附属的联合职业学校的副校长。1940年他奉调从事党务工作。战后担任过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和马格尼托格尔斯克两个市的党委第一书记，车里亚宾斯克和克斯特罗马两个州的州委第二书记，1957年就任马里州委第一书记。
赫鲁晓夫时代末期巴甫洛夫被调往莫斯科，让其在党和国家监督委员会主管一个部。在谢列平的委员会中工作被目为身价百倍，调任委员会各部部长职务的都是州委第一书记。
不过巴甫洛夫与谢列平共事的时间不长。勃列日涅夫想起了这位老相识。1965年巴甫洛夫被任命为苏共中央庶务局局长。
“巴甫洛夫从不粗野无礼，总是认真地倾听人们的请求，”原政治局委员雅科夫列夫讲述，“得罪人的事都让副手去干，他自己不肯与任何人争吵，以免搞坏关系。”
不过这种好心肠仅仅用在所需用的人身上。大的政治场所绝不会有善良之辈。
中央庶务局掌管着苏联的福利分配帝国。在这个帝国中，设有一批食品和工业品特供站、鞋帽服装服务部门、家具专门车间，甚至还有精炼工厂，首长的夫人们可以在那里定制金戒指和其他各种首饰。
给党的官员们都分配成套的、当时人们所说的“精心设计”的住房，甚至整座整座宅邸。
掏不了几文钱便会为他们在家具厂实验车间里制作家具。劳动组合以难以置信的低价为他们缝制服装。
庶务局还掌管设在列宁山上接待大楼里的运动保健综合馆。这是专门为党的高层领导们服务的，然而年迈的政治局委员们既不习惯在游泳池中游泳，也没有学会打网球，在运动综合馆里进行体育活动的都是政治局委员们的儿孙们。
中央委员会庶务局局长首先是为总书记服务的，由勃列日涅夫一家人对他的工作做出评价，而这位局长真可谓名副其实地忠心耿耿，唯命是听，毕恭毕敬，殷勤备至。
中央庶务局局长实际上就是总书记的高级仆人，总书记的日常生说均需由他亲手操持，不敢推给机关的人张罗。他负责勃列日涅夫家庭成员们的住房、汽车和旅游疗养证件的分配工作。总书记的住宅、别墅所需费用，均在党的经费中开销。
“许多事情都取决于庶务局局长，比如，给你提供什么样的别墅，”原政治局委员雅科夫列夫回忆说，“其他一些福利，给一个人可以，给另一个人则不行。为了给亲属搞到住房，必须去找他求情下话。而他也可能主动提出来：现在您的儿子或女儿已经长大成人，应当帮助解决一下住房问题……
一个党的高级官员及其家人的生活，全都依赖庶务局长和他的机关。他负责为一个人治疗，也负责将其入葬：他要安排葬礼和分配高贵墓地中的位置。不过，顺序应该是这样：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的各种要求，庶务局长只有在报告总书记并由其作出决定之后，才能加以办理。
地方上也都有同样的程序。
多年以来，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庶务局长都是戈洛博罗季科，据谢尔比茨基的一名助手说此人对每位上司都配备一把心理钥匙：‘他遵循日常生活准则：必须讨好这个世界上有权有势的人，而做牛做马出苦力的家伙，那就自己凑合着过日子吧。’”
第一书记的这位助手给戈洛博罗季科打电话：
“伊利亚·伊万诺维奇，也该给党史研究所配备一台静电复印机了。他们在别人面前简直不好意思。”
“那么他们现在是怎么对付的？”戈洛博罗季科很想知道。
“像远古时代那样，用手抄写档案副本呗。”
“那就让他们像原来那样抄写吧，难道用复印机复印副本，会有什么变化吗？”
谢尔比茨基决定甩掉此人，让一名早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即与自己一道工作的助手担任庶务局长。但长达五年期间，政治局委员谢尔比茨基却无法让莫斯科赞同他的决定！
戈洛博罗季科很善于为高级领导人效犬马之劳。当勃列日涅夫在克里米亚休养的时候，这位庶务局长为总书记“搞到”一大筐堪称世所罕见的麝香草莓。深受感动的勃列日涅夫致电戈洛博罗季科。而此人又当即拨通谢尔比茨基的电话，向第一书记转告，说勃列日涅夫与他通话时多么热情。唉，怎么好打发勃列日涅夫本人都很看重的一个人退休呢？……
按规定，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都配备卫队，“吉尔”牌轿车上装有无线电话，大别墅里安排有服务人员：两名厨师、四名服务员、两名园丁。别墅中设有电影放映厅、图书馆、绿树成荫的网球场、桑拿浴室、温室、花园。一度曾决定在政治局委员的别墅中建造发生战争时使用的防空洞，以保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生命，但后来终于放弃了这个耗资高昂的主意。
所有这一切事务（卫队除外——那是克格勃九局的事）都由中央庶务局掌管。
党的高级领导成员觉得他们的生活很平常。
“我们生活得相当简朴，”先任中央书记、随后成为政治局委员的索洛缅采夫答记者问时说，“我担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和苏共中央书记时，每月收入800卢布，有一辆公务轿车、国家别墅。嗯，还有公费医疗、疗养院……还有什么呢？哎，对了，所谓的克里姆林宫商店。诚然，妻子在那里买过衬衣、床单。给我缝制西装：拿来样料，上门量尺寸。一套西装价值130—140卢布，我总共有15套……”
800卢布——所有的中央书记的工资都是如此，包括总书记在内。1974年给勃列日涅夫加薪50卢布，1978年再增加200卢布。不过这么些钱谁都不感兴趣，因为根本不需要另外去买任何东西，什么全都发给你，要么是免费的，要么只须交几个微不足道的小钱。
比如说，每位中央书记都有机会在特供站预定为数200卢布的食品（给政治局委员发放400卢布的食品费，给候补委员则发300卢布），但这些数字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因为特供站的价格想象不出有多低，简直无足挂齿。在特供站所领取到的经医生检验绝无公害的食品，足够一个大家庭之需，而且可供体体面面地接待宾朋。
可供预订的食品名单长达数百页。中央书记都在工作地点免费享用早、午、晚餐，而且可以随心所欲地打包带走一切。
“别墅群分布在首都西边莫斯科河沿岸的地区，”原中央公共部部长博尔金写道，“这照例都是一些现代的花园洋房建筑，一般坐落在面积多达50公顷的松林地带。区域内有玻璃温室、养禽场、蓄养其他动物的围栏，近年来又为花园洋房增建了游泳池和桑拿浴室……
“别墅有层楼，大量的房间、卧室、浴室、盥洗室。设有一些大餐厅、台球室和电影放映厅，可轻松地容纳四五十位来宾。毗邻主楼的常都是日用小建筑群、冷冻室、厨房。还有带暖气的车库，昼夜都可停放专用轿车……
“除去莫斯科市郊别墅之外，疗养地也有供领导成员们享用的花园洋房和沙皇时代遗留下来的供夏日休憩的宫殿。实际上，每家人都拥有自己的疗养别墅，而且还在继续建设。”
中央书记休假或出差，不是乘坐班机，而是专机。无论住别墅还是在国家官邸休养，都无须支付任何费用。休假时政治局委员们都有医生陪护。如若需要某位专家，便会将其从莫斯科接来。原索契市长沃龙科夫[1]讲述过克格勃九局工作人员去找他的情形：
“他们要求用一些技术高超的骨干人员加强泌尿方面的市政服务部门。他们在索契国家别墅中的保护对象，说得轻一点，都是年事已高之人，很需要这方面的服务。这些安全部门工作人员自己推荐了一位极负盛名的肾病和‘男人性事’方面的专家。说他可以调来索契，但需要一套住房。当然，我立即表示同意。”
在勃列日涅夫时代，政治局委员们都改乘手工装配、车身宽大的“吉尔—114”型轿车，中央书记们则配置车型略小的“吉尔—117”。为政府部长、党中央部长提供的均为第二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之前即已开始生产的“海鸥”牌轿车，还为满足家庭成员的日常需要分配了“伏尔加”牌轿车。
克格勃九局的军官们不仅要关注被保卫对象的安全，而且要操心其本人和全家的一切日常生活问题。
在第一书记为政治局委员的各共和国，地方克格勃的第九局内都组建一个专门的分局。三名叫做“固定哨”的安全机关工作人员，不分昼夜轮流陪护保卫对象。分局局长同时负责照管政治局委员的家人，处理各种家庭事务。
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配有私人厨师。每天在营养医师的监督下编制内容丰富的菜谱。剩下的仅仅是注明被侍候的高官今天想吃些什么。每道菜在上桌前都盛放在加有铝封的餐具里。
政治局委员配有家庭医生，负责一直监护患者，必要时可召来任何专家急救。
特别门诊部位于克拉诺夫斯基大街上的一幢三层的古老大楼里，属于苏联卫生部第四总局。
“还有一些特供商店、内部车间、凭票供应商店，”博尔金描述最高领导层的日常生活，“政治局委员和他们的家人可以在那些地方获得各种进口货，而且数量实际上毫无限制。”
赫鲁晓夫时期，国营百货商店中开设“200部”，专门为重要的外国共产党人来宾服务，他们来到世界上首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可以在那里购买到他们想要的物品，确信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实际上，这个部门变成了高层领导人们的购物点——他们在那里采购熟羊皮短皮袄和毛皮大衣、贵重的珠宝首饰、日常生活使用的技术设备，有些东西则不得不自己从国外购买。
国家领导人的个人翻译苏霍德列夫讲过，外交部长葛罗米柯的夫人莉季娅·德米特里耶夫娜与丈夫一道来到美国后，便驱车外出为全家人购物，四处寻找较为廉价的商品。葛罗米柯常常为政治局中的首要人物带回各种礼品——帽子、衬衣、领带。当然他不会亲自去买，而是委托翻译代购。莉季娅·德米特里耶夫娜总是责备苏霍德列夫，说他选购的东西太贵。
买帽子的事尤为复杂。政治局的人所戴的那类式样早已过时，在纽约根本没有。可是每年葛罗米柯都要打发苏霍德列夫去寻找那种灰色的礼帽。苏霍德列夫先买来一些样品，葛罗米柯便吹毛求疵地反复比较，有时候不得数次往返商店，然后才总算找到所需要的品种，还要去商店里加上每顶帽子未来所有者的姓名缩写——勃列日涅夫、葛罗米柯、安德罗波夫、波德戈尔内、契尔年科……
原政治局委员梅德韦杰夫认为庶务局局长巴甫洛夫是勃列日涅夫影子内阁的关键性人物之一。梅德韦杰夫于1978年获任刚刚成立的党的中央教学机构和科学中心——社会科学院院长之后，与庶务局发生过冲突。
梅德韦杰夫着手为自己的教授们开展正常的创造性活动创造条件时，遭到中央庶务局局长的抵制，该局长的根据竟然是：教授们游手好闲，白拿工资。
为修建豪华的行政大楼、党中央机关享用的豪华的疗养院和宾馆，花钱毫无限制，而对学者们却尽可能地一毛不拔。后来梅德韦杰夫才明白，根本不是钱的问题。财政杠杆为养活那些人和他们控制下的大批机关打开方便之门。
梅德韦杰夫大发牢骚。但党中央机关领导人熟知制服执拗之人的多种手段。庶务局对社会科学院的财经活动进行了一次补充检查。检查结果得出了否定性的结论：教授和教员们的工作量很小，却获得了太多的食品定额，而且院里在修缮过程中存在浪费壁纸的问题……
中央委员会内对梅德韦杰夫进行公开的口诛笔伐，这其中巴甫洛夫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对梅德韦杰夫的斥责长达半小时。后来诸如此类的吹毛求疵接连不断，直到权力更替，巴甫洛夫年迈退休为止……
每年给苏共中央庶务局的拨款将近30亿卢布，而那时的卢布还非常值钱。超过15亿卢布是党员所缴纳的党费，10亿卢布则来自出版方面的收入。庞大的党中央机关的费用全都从这笔款项中开支。
中央委员会庶务局负责管理党的财务，掌握党的全部财产：办公楼、出版社、印刷厂、门诊部和医院、车库、住宅楼和疗养院。党拥有140家出版社，81家印刷厂，20余处疗养院和休养所。党的产业还包括近千个各式各样的机构——博物馆、政治教育之家、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及其在各加盟共和国的分院、社会科学院、中央委员直属社会科学研究所（为外国人开办）、16所高级党校、常年办学的培训班网及其建筑。
庶务局内设有运输部、财政部预算处、党属出版社生产处、基建科。
各民族共和国的州委和中央委员会都要依赖庶务局，离开它就不能盖新的州委大楼、首长门诊部、机关幼儿园，党的汽车库就得不到新的汽车。将近30万官员在党内领取工资。
州党委领导着广阔的区域，却不敢超支上级批准的预算的一分钱，在财政问题上完全依赖庶务局。
比如，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罗曼诺夫[2]请求中央庶务局拨款72000卢布，用于修复和安放列宁中央博物馆列宁格勒分馆大楼前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装甲车，列宁曾于1917年4月站在该车上发表讲话；这笔款项也计划用于制作一幅“列宁在列宁格勒和列宁格勒州的纪念地”的电动地图。罗曼诺夫这位政治局委员兼一个庞大党组织的领导人，竟然连这样的问题也无法自己决定！
鞑靼州委第一书记请求巴甫洛夫拨付30000卢布，用于实现若干措施的计划：“恢复纪念地并完善与喀山市列宁博物馆及列宁首次流放地毗邻街道和地段的设施……”
如此巨大的产业使得局长成为权势赫赫的人物。各位中央书记也得敬他三分，他们有求于他，而不是他有求于他们。他像公共干部部长一样，必定出席中央书记处会议。
勃列日涅夫很操心一件事，那就是不要让谢列平的人担任卫生部第四总局局长职务。
他当时尚未抱怨身体不好，但已认清了这个职位的重要性。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健康状况，在争夺权力的斗争中乃是极其宝贵的信息。
勃列日涅夫要求卫生部长彼得罗夫斯基院士另行物色一个人。彼得罗夫斯基推荐年纪尚轻、精力充沛俄心脏病专家恰佐夫教授，此人在首次交谈中便深得勃列日涅夫好感，因为他并不热衷于高官厚禄。
谈话结束时勃列日涅夫说：
“要是您立即予以同意，我倒还要考虑考虑是否任命您为局长。现在既然您表示拒绝，那就说明，比您更好的人选再也找不到了。”于是回头对自己的卫队长利亚边科开玩笑说：“萨沙，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不肯到四局工作。你去大楼警卫里找一个军衔不低于上校的民警，派他押上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到局里去，马上开始工作吧。”
恰佐夫让克里姆林宫的医疗达到很高的水平，各部门都掌握了现代化的方法，使用最新的制剂。“天字第一号患者”之所以能在党和国家首脑的职位上坚持如此之长的时间，恰佐夫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 维亚切斯拉夫·亚历山德罗维奇·沃龙科夫（Вячеслав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Воронков，1925年7月2日——2009年10月3日），曾参加卫国战争。1955—1959年任索契市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55—1977年任苏共索契市委第一书记。1959—1961年任索契特种实验室主任。1961—1963年任索契特种钢筋混凝土制品厂厂长。1971—1977年任索契市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1982年因腐败案被捕并被判处13年徒刑。
[2] 格里戈里·瓦西里耶维奇·罗曼诺夫（Григо́р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Рома́нов，1923年2月7日——2008年6月3日），1941—1945年期间服役于红军，参加了卫国战争。1944年加入联共（布）。1955—1957年任列宁格勒日丹诺夫工厂党委书记和苏共中央驻厂特派代表。1957—1961年任苏共列宁格勒市基洛夫区委书记和第一书记。1961—1962年任苏共列宁格勒市委书记。1962—1963年任苏共列宁格勒省委书记，1963—1970年任第二书记，1970—1983年任第一书记。1966—198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6—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在任期间于1971—1984年任主席团委员。1973—1976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5—1990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1976—1985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83—1985年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85年被迫退休。苏联解体后，于1993年参加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并担任党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2008年死于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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