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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不等边三角形——外交部长在总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之间
柯西金起初觊觎在外交政策中发挥主导作用，他很乐意出国和接见外宾。在这方面，葛罗米柯和柯西金之间的关系有欠融洽。
1966年1月，柯西金花了将近两星期时间，试图拉近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1]与印度总理夏斯特里[2]的立场。两国间无休无止地大动干戈，苏联希望充当调停人的角色。
柯西金自然是由葛罗米柯陪同。苏霍德列夫回忆道，本来该乘车去参加会谈了，葛罗米柯却猛然想起，他把公文夹忘在房间里了——大概是生平头一遭和最后一遭。部长请柯西金稍微等一等，便跑去取公文包。可是柯西金却若无其事地坐上汽车走了。葛罗米柯回来时发现，谁也没有等他。他不知所措……结果只好与译员们一起乘坐“伏尔加”。柯西金瞧了瞧随后赶到的葛罗米柯，以毫不掩饰的挖苦口气说：
“怎么样？把公文包忘了呀？大概秘密全都泄露了吧……”
葛罗米柯尚未当上政治局委员，不敢以牙还牙，但在外交政策中想方设法排斥政府首脑。他知道，勃列日涅夫也不喜欢柯西金在外交方面的积极性。
在沃伦斯科耶一号别墅，勃列日涅夫与齐米亚宁通电话时布鲁坚茨正好在场。勃列日涅夫不满地申斥《真理报》总编辑：
“为什么把有关塔什干的报道放在头条？”
可是柯西金领受的是一项重要使命——让印度和巴基斯坦和解，而且他已取得成功，签署了塔什干宣言。不过很不幸，当天夜间印度总理便去世了。
1967年6月，柯西金受命与美国总统约翰逊会晤——那是在以色列击溃阿拉伯军队的中东六日战争之后。
全世界都认定，应当与之打交道正是柯西金，因为在莫斯科他是老大。大使们都请求他接见，别的国家的领导人也将函件寄给他，他被视作赫鲁晓夫的政府首脑一职的继承人。
埃及总统纳赛尔逝世时，柯西金赴开罗参加葬礼。他对未来的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当时担任外交部礼宾司领导人的科洛科洛夫[3]说：“今天就应当去看望总统的遗孀。”
埃及外交官答应对此作出安排：“会晤于明天上午11点左右举行。”
翌日清晨柯西金让译员给他读埃及报纸的标题。原来在前一天，阿尔及利亚领导人布迈丁[4]和苏丹领导人尼迈里[5]已经去过死者纳赛尔的别墅了。
“可为什么我们昨天没能看望纳赛尔的家人呢？”柯西金问科洛科洛夫。
我国的一位外交官悄悄提示说：“报纸上写明，他们是作为兄弟看望家人的。”
科洛科洛夫照说了一遍。
“那我们是什么人？”柯西金火了，“我们难道不是阿拉伯人的兄弟？您明白所发生的这一切的严重性吗？”
鸦雀无声。
“您明白您的行为在政治上的不可靠吗？”柯西金继续说道。
听了这番话，所有在场的人都选择了回避，留下的只有总参谋长扎哈罗夫和柯西金的助手巴察诺夫[6]。
“我不能把如此重大的事情托付给您，”柯西金最后严厉地说，“您不应继续从事礼宾工作。”
科洛科洛夫连忙去找埃及人。结果，柯西金白白生了一场气。原来，接待阿尔及利亚和苏丹总统的是纳赛尔的儿子，他的遗孀前一天与任何人都无法交谈。今天早晨她苏醒过来，便如约与柯西金会晤。柯西金并不认为需要为无端发怒表示歉意……
葛罗米柯是以全部身心效忠于当下执掌大权的人。他毫不犹豫地将赌注押在勃列日涅夫身上，结果他并未失算。勃列日涅夫很看重葛罗米柯的耿耿忠心。他们很快便以“你”相互称呼，勃列日涅夫对外交部长言听计从。
柯西金不想交出外交事务，如果背过他讨论外交问题，他就会发脾气。勃列日涅夫很生气，曾对身边的人讲，柯西金一次去英国，从那里打来电话：
“你知道吗，廖尼亚，女王在一座古堡里亲自接见我，那座古堡已经封闭了数十年，现在专门为我打开……”
勃列日涅夫摇了摇头：“我对他说：‘阿列克谢，等你回来后再讲吧。’于是放下了听筒。就这么一个政治家！”
葛罗米柯坚定地站在勃列日涅夫一边。他一再表示，所有的重要会谈都应当由苏共中央总书记而不是政府首脑来进行。至于外交礼仪，这种事是可以商定的。1971年第二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之后，苏联大使们开始向驻在国说明，所有发往莫斯科的外交函件不应当寄给柯西金，而应当寄给勃列日涅夫。
1973年10月，适值中东战争爆发当天，勃列日涅夫在自己的办公室召集葛罗米柯、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和驻日本大使特罗扬诺夫斯基[7]开会，讨论日本首相田中角荣[8]访问莫斯科的问题。正在这个时候得到消息：埃及总统萨达特[9]发起了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
谈话转而集中到中东问题。大约一个小时过后，柯西金给勃列日涅夫打来电话。他对一件事表示不满：“不知道同谁，却不是同政治局委员们”讨论中东战争问题。
勃列日涅夫心平气和地回答说，他正准备召开政治局会议，让柯西金半小时后赶到。然后叹了一口气说：“要能平心静气地接受这一切，就得坚强点，不要激动。”又回头对一度做过柯西金助手的特罗扬诺夫斯基说：“你可是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切尔尼亚耶夫曾经在勃列日涅夫的办公室里，听到过总书记与柯西金交谈。勃列日涅夫通话时用的是高音通信电话，无须取下听筒。
柯西金来电话的原因是，美国总统尼克松即将前来莫斯科访问：“你瞧，尼克松多么蛮横无礼，对越南一直狂轰滥炸，简直是恶棍。我说，廖尼亚，要不，我们是不是推迟他的访问？”
“咳，你说什么？”
“什么！轰炸还会没完没了！”
“轰炸是轰炸，可它再也伤害不了更多的人。”
“是呀，也许吧，不过应当向他写信说说，还是怎么样啊？”
“对，我这儿好像有尼克松发来的那么一封信，我还没有回信呢，现在我可以加以利用。”
勃列日涅夫当即与葛罗米柯接通电话。
“你知道吗，柯西金建议推迟尼克松的访问。他说，轰炸还会继续。”
“他要干什么？”葛罗米柯惊呆了，一时竟不知道如何回答，接着便一个人发表长篇大论，说“这个柯西金每天都有二十条意见”。
“好了，好了，”勃列日涅夫说，“有什么事我们都到政治局去说。”
身为外交问题专家的葛罗米柯的观点，比政府首脑的意见对勃列日涅夫更为重要。不过在勃列日涅夫健康尚可之时，他可以完全独立自主地采取行动，有时根本不要外交部长也能对付。
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10]关系最亲密的工作人员之一埃贡·巴尔[11]曾着文说，1971年勃列日涅夫邀请勃兰特赴克里米亚，“此事做得相当漂亮，根本不让葛罗米柯参与会谈……部长对此不可能感到高兴。不过，他肯定常常也都只好承受打击，而且更为厉害。”
勃兰特写道：勃列日涅夫既不是改革家，也不是革命者，毋宁说是一个具有保守思想倾向的大国统治者。
“尽管体态臃肿，”勃兰特总理回忆说，“他给人的印象却是一个风度优雅、活泼好动、精力充沛、乐观愉快的人。他的表情、手势都显示出他是南方人，尤其是当他在交谈期间感到无拘无束的时候。”
勃列日涅夫看上去甚至像个坐不住的人。他很喜欢讲笑话。他对别的国家的领导人很感兴趣。他曾经问过勃兰特：
“您和尼克松很熟悉，他真的希望和平吗？”
据勃兰特称，勃列日涅夫有一套耍弄“毫无价值的小手腕”的本领，那都是特工机关精心安排的。他在克里米亚首次与联邦德国总理会谈即将结束之际，突然说了一句：
“我希望，您知道您在贵党的领导人中不单是有一些朋友吧？”
借助于情报机关，勃列日涅夫显示他很熟悉西德社会民主党的内部状况，并决定帮总理的忙，指点出其亲信中的可靠之人。勃列日涅夫吃力地读出写在纸条上一位西德政治家的名字，他的意见是勃兰特可以依靠这个人。然而勃列日涅夫的努力枉费心机：总理向来不信任特工机关，无论本国的或外国的都一样。
葛罗米柯不喜欢大使们绕过他这个部长径直去找勃列日涅夫，甚至一再禁止他们这样做。不过，权势赫赫的葛罗米柯并非总是能支配那些驻在大国的大使，他们都敢于自行其是。任命某些大使时并没有葛罗米柯参与。
日后领导塔斯社，随后又主持国家广播电视部门的拉宾[12]，曾经讲述过1965年他应召参加中央主席团会议的情形。谈论的话题是需要物色一位派驻中国的大使——当时正值与北京的关系急剧恶化之际。勃列日涅夫长时间列举大使所必备的种种品质，然后突然说道：
“我们认为，拉宾同志具备这样一些品质。”
于是当即通过这项决定。
对于总书记喜欢的外交官，葛罗米柯并不都很合意。
驻联邦德国大使法林[13]在回忆录中描述过勃列日涅夫办公室中不平常的一幕。葛罗米柯和总书记顾问萨莫泰金当时在场。
法林对勃列日涅夫说：“列昂尼德·伊里奇，不知道我汇报上周与德国总理谈话结果的电报您是否收到了。勃兰特约请我到他那里去，实质上就是为了提出抗议……”
“什么电报？几号发出的？”勃列日涅夫回头问葛罗米柯，“安德烈，为什么没人向我报告？”
葛罗米柯狠狠瞪了法林一眼，说道：“列昂尼德，我在电话上向你谈过了电报的内容呀。”
法林没有理睬部长，转述了自己与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的谈话，勃兰特毫无根据地指责苏联外交缺乏诚信。
葛罗米柯打断大使的话：“在您看来，只有西德人讲实话……”
法林对总书记说：“列昂尼德·伊里奇，请允许我结束报告，接下来我准备回答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即葛罗米柯）的问题。”
这是公然的挑衅，葛罗米柯对此尚不习惯。据法林本人说，部长脸色发青，收拾好他面前的文件，来到总书记面前说：“列昂尼德，你是知道的，我有一场会晤。稍后我再给您打电话。”
这次谈话之后，总书记顾问萨莫泰金[14]友好地对法林说：“给列昂尼德·伊里奇留下的印象是，你在葛罗米柯面前毫不胆怯。同时他也担心，这次不愉快的事件会不会让你付出什么代价。”
但是部长并没有因为尊严受损而报复大使，他善于避免感情用事。不但如此，有一次勃列日涅夫不满法林的作为，几乎要将其撤职，这时候葛罗米柯并没有借机火上浇油。
1970年8月12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勃兰特与柯西金签订了《莫斯科条约》。联邦德国和苏联承认战后边界不可破坏，商定只能通过和平方式解决有争论的问题。
战后欧洲面对苏联的坦克，生活在恐惧之中。勃兰特签订的《莫斯科条约》让西欧人放下心来。
与德国签订的条约一开始给苏联人留下了惊恐不安的印象。勃列日涅夫给法林打电话时开玩笑说：
“你都干了些什么呀？州委书记们纷纷来电话。在斯摩棱斯克抢购食盐、肥皂和火柴，都是：‘和德国人签订了条约，这就意味着快要发生战争了。’”
党的许多官员也反对与西德人接近，不过又害怕公开讲出这一点。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谢列斯特在日记中写道：“《文学报》上出现了一张照片：勃列日涅夫、勃兰特及其夫人手挽手地站着，面带微笑。究竟是谁，难道是我们需要这样的‘朋友和老熟人’，才在我们的报刊上大吹大擂？”
[1] 穆罕默德·阿尤布·汗（Muhammad Ayub Khan，1907年5月14日——1974年4月19日），巴基斯坦政治家。1926年入伍。二战期间参加了缅甸战役。巴基斯坦独立后，于1951—1958年任陆军总司令。1958年发动政变，推翻政府，随后于1958—1969年任总统。1961年废除一夫多妻制。1969年全国暴动后被迫辞职。1974年去世。
[2] 拉尔·巴哈杜尔·夏斯特里（Lal Bahadur Shastri，1904年10月2日——1966年1月11日），印度政治家。20世纪20年代起参加印度独立运动，并参加了印度国民大会党。印度共和国成立后，于1952—1956年任铁道部长。1961—1963年任内政部长。1964年6—7月任外交部长。1964—1966年任总理。
[3] 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科洛科洛夫（Борис Леонидович Колоколов，1924年11月9日——2013年10月5日），苏联外交官。1942—1950年期间服役于苏军，参加了卫国战争。1969—1973年任外交部礼宾司司长。1973—1981年任驻突尼斯大使。1981—1991年任俄罗斯联邦外交部副部长。苏联解体后，于1991—1996年任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1996年退休，1996—2013年任外交部外交政策顾问。
[4] 胡阿里·布迈丁（Houari Boumédiène，1932年8月23日——1978年12月27日），阿尔及利亚政治家。早年受伊斯兰教育，二战结束后参加了争取民主自由胜利党，反对法国殖民统治。1954年在奥兰省参加反法游击战争，1957—1958年任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军第5军区司令，1958—1960年任西部军区司令、1960—1962年任总参谋长。阿尔及利亚独立后，于1962—1965年任国防部长，1963—1965年任第一副总理。1965年发动政变，推翻总统本·贝拉，于1965—1976年任革命委员会主席。1970—1976年任不结盟运动秘书长。1976—1978年任总统，兼任武装部队总司令和国防部长。1978年在阿尔及尔逝世。
[5] 加法尔·穆罕默德·尼迈里（Gaafar Muhammad an-Nimeiry，1928年4月26日——2009年5月30日），苏丹政治家。1952年毕业于苏丹军事学院，深受埃及自由军官组织的影响。1966年赴美国培训，毕业于美国陆军指挥学院。1969年5月25日发动政变，推翻政府，担任“全国革命指导委员会”主席，鼓吹“苏丹式社会主义”，并改国名“苏丹共和国”为“苏丹民主共和国”。1969—1985年任总统，1969—1976年、1977—1985年任总理，在任初期与苏丹共产党合作，推行国有化政策。1971年创立苏丹社会主义联盟，同年7月血腥镇压了苏丹共产党人起义，并取缔了苏丹共产党。1972年、1983年两次与南部苏丹发生内战。1976—1977年期间镇压了保守派伊斯兰教徒叛乱，逐渐与美国建立友好关系，推行私有化政策。1985年在喀土穆大罢工期间赴美国访问，随即被推翻下台，流亡埃及。1999年回国，2000年参加总统选举，但未当选。2009年死于恩图曼。
[6] 鲍里斯·特伦季耶维奇·巴察诺夫（Борис Терентьевич Бацанов，1927年3月29日——2005年2月21日），1949—1952年任外贸部顾问。1951年加入联共（布）。1955—1958年任驻联邦德国大使馆二秘。1965—1967年任外交部第三欧洲司副司长。1967—1974年任部长会议主席助理。1974—1991年任部长会议主席秘书处主任。1985—1990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
[7] 奥列格·亚历山德罗维奇·特罗扬诺夫斯基（Олег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Трояновский，1919年11月24日——2003年12月21日），1941年加入红军。1944—1947年任驻英国大使馆随员。1947—1951年任外交部秘书处雇员。1953—1958年任外交部部长助理。1958—1967年任部长会议主席助理。1967—1976年任驻日本大使。1976—1986年任常驻联合国和联合国安理会代表。1981—1986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86—1990年任驻中国大使兼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90年退休。1996—2003年任联合国援助协会主席。2003年逝世。
[8] 田中角荣（田中 角栄／たなか かくえい，1918年5月4日——1993年12月16日），1938—1940年期间服役于日军，参加了侵华战争。1947年加入日本民主自由党（1950年更名为日本自由党）。1947—1990年任众议院议员。1948年10—11月任法务省政务次官，同年被捕入狱，1950年获释。1954—1955年任自由党副干事长。1955年参与创立日本自由民主党。1957—1958年任邮政大臣。1961—1962年任自民党政务调查会长。1962—1965年、1973年11月23—25日任大藏大臣。1965—1971年任自民党干事长。1971—1972年任通商产业大臣。1972—1974年任首相兼自民党总裁，在任期间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1974年因被揭发出金权问题而被迫辞职。1976年因“洛克希德事件”而被迫退党，同年7月被捕，1983年被判处4年徒刑，但未实际服刑。1990年从政界引退。
[9] 穆罕默德·安瓦尔·萨达特（Mohamed Anwar al-Sadat，1918年12月25日——1981年10月6日），埃及政治家。1938年入伍。1939年参加“自由军官”小组，两次被英国当局逮捕。1950年加入自由军官组织。1952年参加七月革命，参与推翻了法鲁克王朝。1954—1959年任国务部长。1959—1964年任总工会书记。1960—1968年任埃及国民大会主席。1964—1966年、1969—1970年任副总统。1970—1981年任总统，在任期间于1971年发动政变，大规模逮捕纳赛尔的支持者，复辟伊斯兰文化。1973年发动第四次中东战争（即十月战争）。1974—1975年期间签订《埃及—以色列和平条约》。1978年签订《戴维营协议》，承认以色列合法地位，同年获诺贝尔和平奖。1981年在十月战争八周年阅兵式上遇刺身亡。
[10] 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1913年12月18日——1992年10月8日），原名赫伯特·弗拉姆（Herbert Frahm）。1929年加入社会民主工人青年团。1930年加入社民党。1931年退党，参加了社工党。纳粹党上台后流亡挪威，领导社工党青年组织德国社会主义青年协会。1936年秘密回国，与转入地下的社工党成员取得联系。1937年赴西班牙报道内战情况，支持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1940年挪威沦陷后短暂被捕，获释后流亡瑞典。1945年回国，并返回社民党。1946年参与报道纽伦堡审判。1949—1957年、1961年、1969—1992年任联邦议会议员。1950—1971年任西柏林市议会议员。1955—1957年任西柏林市议会主席。1957—1958年任联邦委员会主席。1957—1966年任西柏林市长。1964—1987年任社民党主席。1966—1969年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1969—1974年任总理，在任期间推行新东方政策。1974年因间谍丑闻被迫辞职。1976—1992年任社会党国际主席。1977—1980年任国际发展问题独立委员会主席。1979—1983年任欧洲议会议员。1992年逝世。
[11] 埃贡·卡尔—海因茨·巴尔（Egon Karl-Heinz Bahr，1922年3月28日——2015年8月20日），1942—1944年期间服役于德军，参加了二战。1956年加入社民党。1960—1966年任柏林州新闻和信息办公室主任兼柏林参议院议长。1969—1974年任总理府国务秘书。1972—1974年任特别任务部部长。1972—1990年任联邦议会议员。1974—1976年任经济合作与发展部部长。1976—1981年任社民党联邦主席。1990年退出政坛。
[12] 谢尔盖·格奥尔基耶维奇·拉宾（Сергей Георгиевич Лапин，1912年7月15日——1990年10月4日），1939年加入联共（布）。1942—1944年任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讲师、中央新闻部部长。1953—1955年任驻民主德国大使馆参赞。1955—1956年任外交部党委书记兼第三欧洲司司长。1956—1960年任驻奥地利大使。1960年任部长会议与外国文化关系委员会第一副主席。1960—1962年任俄罗斯联邦外交部长。1965—1967年任驻中国大使。1966—198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7—1970年任塔斯社总干事。1970—1978年任部长会议广播电视委员会主席。1970—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78—1985年任国家电视和广播委员会主席。1985年退休。
[13] 瓦连京·米哈伊洛维奇·法林（Валентин Михайлович Фалин，1926年4月3日——2018年2月22日），苏联外交官。1953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58—1959年任苏共中央新闻部助理。1961—1966年、1968—1971年任外交部第三欧洲司司长。1966—1968年任外交部第二欧洲司司长。1971—1978年任驻联邦德国大使。1976—1986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78—1982年任苏共中央国际新闻部第一副部长。1983—1986年任《消息报》政治专栏作家。1986—1988年任诺沃斯蒂通讯社董事会主席。1986—1989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88—1991年任苏共中央国际部部长。1989—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兼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1991年任苏共中央书记。苏联解体后，于1992年移居德国，在汉堡大学和平与安全研究所任教。2000年回国。2011—2018年任“国际俄罗斯”运动国家委员会专家委员会主席。2018年去世。
[14] 叶夫根尼·马特维耶维奇·萨莫泰金（Евгений Матвеевич Самотейкин，1928年10月18日——2014年7月20日），苏联外交官。1952—1954年任驻芬兰大使馆雇员。1958—1962年任驻挪威大使馆雇员。1964—1983年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第一助理。1983—1990年任驻澳大利亚和斐济大使。1986—1990年兼任驻瓦努阿图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大使。1988—1990年兼任驻瑙鲁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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