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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二号人物波德戈尔内离开主席团
库兹涅佐夫[1]聪明而且学识渊博，却竭力装扮成平庸之人，这是唯一能保全自己的办法。
勃列日涅夫甩掉的最后一个人是波德戈尔内。
勃列日涅夫的亲信们早就发现总书记谈到波德戈尔内时的不屑口气。有一次，勃列日涅夫当着自己的助手们的面语含讥诮地议论波德戈尔内：
“他在我面前也配叫党的活动家！”
波德戈尔内没有察觉到时代在变化，仍然按照老习惯平起平坐地对待勃列日涅夫。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机关一名工作人员曾身处波德戈尔内与勃列日涅夫交谈的现场。勃列日涅夫来电话，要商讨某个问题。波德戈尔内发表完意见，随即又补上一句：
“这是我的看法，不过我知道，反正你照样会按自己的意见办。好吧，你多保重，廖尼亚。”
最高苏维埃本身都是些不起作用的机关——无论苏联的还是各共和国的无不如此。代表证章只不过是奖章而已。作家贝科夫[2]被选为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代表。根据他的说法，共和国议会的工作是这样的：
最高苏维埃会议（一年两次）开得一本正经，风平浪静。报告徒具形式性质，讨论丝毫不动感情。代表们打瞌睡的打瞌睡，看报的看报……我通常在会场上只坐到第一次中间休息为止。再坐下去既没有精神，也缺乏力气……
波德戈尔内的威信和权势建立在与勃列日涅夫的个人交往和乌克兰中央委员们支持的基础上。恰佐夫[3]院士甚至认为，波德戈尔内一直在拆勃列日涅夫的台。当勃列日涅夫患病住进格拉诺夫斯基大街上的医院时，先前很少关心总书记健康状况的波德戈尔内预先不加通报便乘车直奔那里。
恰佐夫断定，波德戈尔内想见病中的勃列日涅夫，为的是向政治局的同事们通报总书记的恶劣病情。恰佐夫表示异议：探视会对患者有害。
“你怎么啦，不认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波德戈尔内勃然大怒，并且威胁说：“你别忘了，在我们国家没有不可替代的人。”
恰佐夫坚决不肯让步，他懂得，一号患者的利益比一切都重要：“尼古拉·维克多罗维奇，我必须为患者的利益、为他的康复竭尽全力。现在他需要安静。无论我还是您都知道他会怎样看待您的来访。这会对他有害的。如果政治局关心勃列日涅夫的健康状况，我准备提供教授们会诊的相应结论。”
就这样，恰佐夫始终不放波德戈尔内进入病房，那人不得不乘车离去。很可能，事后恰佐夫向勃列日涅夫添油加醋地讲述了这一事件，勃列日涅夫听了自然表示感谢。
勃列日涅夫向扎米亚京埋怨波德戈尔内：“已经准备好去打猎了，这时候尼古拉却打来电话说：我必须和你谈谈。唉，这不，现在他就坐在旁边，唠叨不休，直到我忍受不了，只得说：‘好吧，科利亚，这事我一定办……’”
格里申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讲述，在一位中央书记的寿诞庆祝会上，人们对勃列日涅夫所说的话比对受庆祝的人说的话还多，就连寿星本人在祝酒时也大肆颂扬勃列日涅夫。突然间波德戈尔内发起火来：“廖尼亚，你怎么能容忍这样对你大肆赞美呢？为什么你不制止这样赞美？你知道我是怎样对待你的。我准备为你而挺身面对子弹，但我不能眼看着你鼓励人们吹捧自己。”
勃列日涅夫却不满地反驳他：“这种事根本就无可指责，同志们愿意而且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和自己对我们之中任何人活动的评价，你怎么老是对一些事情不满意呢？”
波德戈尔内开始对自己的言行小心谨慎起来。
1974年4月2日法国总统蓬皮杜[4]逝世。他重病在身，履行自己的职责直到最后一天。去世之前两星期，他还前来苏联，与勃列日涅夫在皮聪达会晤。参加蓬皮杜葬礼的苏联代表团由波德戈尔内率领。同样来到巴黎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希望与波德戈尔内会晤。尼克松下榻美国大使官邸，邀请波德戈尔内前往他那里。
当公使衔参赞基济琴科[5]（苏联大使馆第二把手）向波德戈尔内报告尼克松发出邀请之事时，波德戈尔内的反应充满敌意，持否定态度：
“我有什么事找他？如果他想会面，让他自己来大使馆见我好了。”
大使办公室对面有一个房间，安装了防窃听装置。晚餐后波德戈尔内和他的国际事务助理科尔图诺夫[6]、苏联驻法大使契尔沃年科[7]以及基济琴科在那里开会。
大使和公使衔参赞试图开导波德戈尔内，说关于会晤的建议不宜拒绝。波德戈尔内继续抗拒：
“我没有奉命与尼克松会晤，而且我去美国大使馆见他有损尊严。”
大家劝说波德戈尔内征询莫斯科的意见。拟好密码电报已时过午夜，凌晨收到由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签署的回电：“尼古拉，你应当与尼克松会晤。”
经商定，尼克松邀请波德戈尔内共进午餐，但马上又澄清，中午美国总统必须乘飞机离开，于是约定早上七点共进早餐。波德戈尔内再次感到不满：
“太早了，哪怕推迟半个小时也好。”美国人表示同意。
尼克松仔细打量了一番已经摆好的宴席，佯装气愤地问道：
“为什么没有鱼子酱？”
又同情地对波德戈尔内说：
“他们这里不知道，在莫斯科人们习惯吃鱼子酱。”
“不，”波德戈尔内回答说，“早餐我们那儿不吃鱼子酱。”
“当然，普通老百姓无法吃到这个东西，可是您在克里姆林宫肯定会吃的。”
美国大使吩咐立即上鱼子酱。尼克松叮嘱跑步离开的侍者一句：
“可不能要伊朗的，只能是俄罗斯的！”
随即端上来一大高脚盘鱼子酱，不过谁也没有动它一动。除去尼克松和波德戈尔内之外，其余的人基本上什么也没能吃。译员根本就害怕往嘴里搁什么东西，其余的人则在记录两位总统所说的话，力求一个字也不遗漏。
之后公使衔参赞基济琴科试图弄明白：为什么波德戈尔内希望避免与美国总统会晤？假如说是因为波德戈尔内未准备好与尼克松交谈，这似乎有些天真。更确切地说，恐怕是波德戈尔内感到不那么自信，不敢未经征得勃列日涅夫的同意便自作主张与苏联的主要政治敌人进行会晤。
政治局里则议论纷纷：“……我们不需要两个总书记。”波德戈尔内退职的基础已经打好。
据扎米亚京说，波德戈尔内是个凶狠、傲慢而又酷爱面子的人，结果妄自尊大到极点，弄得根本没有拥护他的人。
勃列日涅夫撤换了乌克兰的领导人，在基辅安插不大喜欢波德戈尔内的自己人。新任第一书记谢尔比茨基便受够了波德戈尔内盛气凌人的吹毛求疵。
勃列日涅夫假手乌克兰的书记们将波德戈尔内撤职，并且直接在中央全会上将其逐出政治局。这对于波德戈尔内犹如晴天霹雳。通常勃列日涅夫即便在临开会之前也会提醒一番眼下的牺牲者，波德戈尔内所受到的对待却丝毫不讲客气。
1977年5月24日，在为讨论新宪法草案而召开的中央全会上，顿涅茨州委第一书记卡丘拉[8]建议将总书记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两个职位合而为一。
波德戈尔内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政治局并未讨论过此事，他不胜惊愕，便问坐在身边的勃列日涅夫：
“廖尼亚，这是怎么回事？”
勃列日涅夫若无其事地回答：
“我也不明白，不过看样子，是人民希望如此。”
其实这是事先早已策划好的行动。谢尔比茨基选中卡丘拉的用意在于：这是一个相当年轻的书记，代表着闻名全国的矿工州，而且也不是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人。谢尔比茨基让自己的助手弗鲁布列夫斯基[9]替卡丘拉写好发言稿。在专机飞赴莫斯科途中，乌克兰的书记们公开讨论了准备将波德戈尔内革职一事。
波德戈尔内试图说些什么，但主持会议的苏斯洛夫不让他发言：
“你坐着，等一等。”
其他中央委员也支持顿涅茨书记的想法。其中一人建议：
“那就解除波德戈尔内同志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职务。”
会场鼓掌，波德戈尔内习惯性地与大家一起鼓掌。目击者们后来说，看着他真让人同情。
苏斯洛夫宣读了事先准备好的决议草案：
“首先，根据苏共中央委员们的建议，认为宜于让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同志兼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会场再次鼓掌。
“重新设立被废除的主席团第一副主席职位，”苏斯洛夫继续宣读，“与此同时，解除尼古拉·维克多罗维奇·波德戈尔内同志所担任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和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
苏斯洛夫望了望会场：“提议批准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同志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全场再次鼓掌。波德戈尔内收拾自己的文件，站起身来。但苏斯洛夫制止了他：
“你暂时还是坐在这里。”
苏斯洛夫向全场发问：
“有什么建议？整体表决吗？”
“整体表决。”全场回答。
“由中央委员们表决，”苏斯洛夫提醒，“谁赞成通过我所宣读的全会决议稿，请举手。请放下。谁反对？没有。谁弃权？没有。一致通过。”
现在全会成员已经是站立着鼓掌了。波德戈尔内也站起身来，向苏斯洛夫说了一句什么话。那人用一只手向他指了指下面：现在你就和大家一起坐到会场里去吧。
波德戈尔内像个无端受辱的人，下台来到第二排。那里有个座位一直空着。显然，中央委员会组织和党务工作部事先已周密考虑好整个程序。数分钟之间，全国最有权势的人之一便变得一钱不值了。
苏斯洛夫宣布：“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讲话。”
勃列日涅夫发表了简短的、事先已写好的讲话：
“党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以及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同志们：请允许我向你们表示衷心的谢意，感谢你们所给予我的荣誉和信任——同时担任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我充分考虑到这一工作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我向你们保证，一定竭尽全力，决不辜负你们的信任，做一个像我今天之前那样的我们党的忠诚战士。”
中央全会刚一结束，受到极大震动的波德戈尔内在自己一生中最后一次走进主席团房间，同谁也不打招呼，说了一句：
“这一切发生得多么突然！我一直老老实实地工作……”
他从全会上离去时，已是一个谁也不需要的领取退休金的人了。
次日，波德戈尔内亲手写了一封致勃列日涅夫的私人信件（我引用的是书信作者手写原文）：
亲爱的列昂尼德·伊里奇！
你应该能理解我今天的处境，因此一切都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简直很难讲而且大概也无法讲清楚。
对于我来说，昨天的决定简直令人震惊。我完全彻底地同意：需要将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一职合并起来。生活本身提示，在总书记所担负的角色的条件下，这是唯一正确的决定，是他在领导和引导我们社会和党的全部内外活动。
要是你还记得的话，早在两三年前我和你就谈过这个话题。当时你说，还不是时候。但是现在解决它的时机到来了。我无条件地同意这样做，因而也同意解除我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和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的决定。
至于所采取的并且已在报刊、广播和电视公布的措词的形式和实质——‘解除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并未说明任何理由，我想，列昂尼德·伊里奇，这是我不应受到的对待。
现在每一个人都会想，都会产生一个念头：要么是政治罪犯或者小偷，要么他同中央政治局没有搞好关系，诸如此类。
亲爱的列昂尼德·伊里奇！
我在党内已经超过52年。我一直都在各方面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没有任何要求。我和你是老朋友，至少在不久之前还是。而1964年使我们的关系如此亲密，好像还为此发过誓：我们的友谊永存。那些可能遇到和面临的情况都不足以使事情改变，因为我们站在党的原则性立场上。恐吓和预言都不曾吓倒我们，我们并没有晕倒，也没有脸色发白。
我随时感觉到你的友谊、你的支持，这在我们共同的工作中支持和鼓舞着我，为此我真诚地感谢你。
当然，工作中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也在你我之间发生过。但你要相信我，列·伊，我永远祝愿你和你所代表的政治局以及全党万事顺利，获得巨大成就。所有那些美好的东西（那曾经很多）将会存留到我生命的尽头。祝你健康，为造福我们的党和祖国取得巨大成就。
尼·波附笔：我要离开一会儿，安静安静，我想尽量写得连贯一些，如果现在不是那样，请你原谅。
尼·波
契尔年科向勃列日涅夫报告了来信的内容。勃列日涅夫同意修改措词。
波德戈尔内又写了一封同样很不通顺的申请，并倒填日期：
“由于年龄和健康的原因，不允许高效能地完成这些机关所面临的任务，我请求解除我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职务，从而就此退休。”
5月26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勃列日涅夫告诉大家，波德戈尔内写了一份申请，出于健康状况的原因请求解除他所担任的职务，从而退休，因此建议对中央全会的决议作出相应的补充。同志们均未反对。
在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勃列日涅夫将全部工作都交给库兹涅佐夫，专门为他设立了主席团第一副主席一职。
[1]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库兹涅佐夫（Васи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Кузнецов，1901年2月13日——1990年6月5日），1927年加入联共（布）。1940—1944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44—1953年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1945—1953年任世界工会联合会副主席。1946—1952年任联共（布）中央组织局委员。1946—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在任期间于1946—1950年任民族院主席、1977—1986年任主席团第一副主席。1952—1989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2—1953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兼主席团执行局委员。1953年3—12月任驻中国大使。1953—1955年任外交部副部长，1955—1977年任第一副部长。1977—1986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82年11月10日——1983年6月16日、1984年2月9日——4月11日、1985年3月10日——7月2日三次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代理主席。1986年退休。
[2] 瓦西里·弗拉基米罗维奇·贝科夫（Василь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Быков，1924年6月19日——2003年6月22日），白俄罗斯作家。1942—1947年期间服役于红军，参加了卫国战争。1947年退役后从事文学活动。1949—1955年期间重服现役。1955年进入《格罗德诺真理报》工作。1959年加入苏联作家协会。1972—1978年任白俄罗斯作家协会格罗德诺分会书记。1978—1989年任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代表。1988年参与创立白俄罗斯人民前线，鼓吹白俄罗斯脱离苏联。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兼白俄罗斯笔会中心主席。1990—1993年任世界白俄罗斯人联合会主席。苏联解体后，于1998年起先后流亡芬兰、德国和捷克。2003年5月回国，6月22日死于明斯克。
[3] 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恰佐夫（Евге́ний Ива́нович Ча́зов，1929年6月10日——2021年11月11日），苏联医学家。1962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65—1967年任苏联医学科学院治疗研究所所长。1967—1976年任苏联医学科学院心脏病学研究所所长。1967—1986年任卫生部第四总局局长。1968—1987年任卫生部副部长兼苏联医学科学院心脏病学研究所急诊心脏病学系主任。1976—1987年、1990—1991年任苏联医学科学院心脏病科学中心主任。1978—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0年参与创立国际防止核战争医生组织，1985年该组织获诺贝尔和平奖。1981—1982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82—199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7—1990年任卫生部长。苏联解体后，于1991—1996年任俄罗斯医学科学院心脏病科学中心主任。1996—2014年任卫生部心脏病学研究和生产综合体主任。2014—2017年任卫生部国家心脏病学研究中心主任。2021年在莫斯科逝世。
[4] 若瑟夫·让·雷蒙·蓬皮杜（Georges Jean Raymond Pompidou，1911年7月5日——1974年4月2日），法国政治家。1944—1946年任临时政府专员。1946—1949年任旅游部长。1954—1958年任罗斯柴尔德银行行长。戴高乐上台后，于1959—1962年任宪法委员会委员。1962—1968年任总理。1967年、1968—1969年任国民议会议员。1968年加入保卫民主联盟和新共和国联盟。1969—1974年任总统兼安道尔大公。
[5] 弗谢沃洛德·列昂尼多维奇·基济琴科（Всеволод Леонидович Кизиченко，1926年6月13日——2013年？月？日），苏联外交官。1943—1945年期间服役于红军，参加了卫国战争。1957—1963年任驻法国大使馆雇员。1970—1973年任驻阿尔及利亚大使馆公使衔参赞。1973—1975年任驻法国大使馆公使衔参赞。1981—1986年任驻突尼斯大使。1986—1988年任外交部俄罗斯外交政策档案馆馆长。
[6] 瓦季姆·瓦西里耶维奇·科尔图诺夫（Вадим Васильевич Кортунов，1918—1995），1944年加入联共（布）。1968—1972年任外交部新闻司第一副司长。1972—1978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国际事务助理。1978年以后担任新闻社政治评论员。
[7] 斯捷潘·瓦西里耶维奇·契尔沃年科（Степан Васильевич Червоненко，1915年9月16日——2003年7月11日），1940年加入联共（布）。1941—1944年期间服役于红军，参加了卫国战争。1949—1951年任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部讲座小组组长。1951—1956年任乌共中央科学与高等教育机构部部长。1954—1956年任乌共中央候补委员。1955—1959年任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代表。1956—1959年任乌共中央书记。1956—1960年任乌共中央委员。1957—1959年任乌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1958—1962年、1984—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9—1965年任驻中国大使。1961—1989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5—1973年任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1973—1974年任驻马达加斯加大使。1973—1982年任驻法国大使。1982—1988年任苏共中央对外人事和出国旅游部部长。1989—1991年任外交部顾问。苏联解体后，于1991—1993年任俄罗斯外交部顾问。
[8] 鲍里斯·瓦西里耶维奇·卡丘拉（Борис Васильевич Качура，1930年9月1日——2007年9月4日），1957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68—1974年任乌克兰共产党日丹诺夫市委第一书记。1971—1976年任乌共中央候补委员。1974—1976年任乌共顿涅茨克省委第二书记，1976—1982年任第一书记。1976—199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兼乌共中央委员。1979—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0—1990年任乌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82—1990年任乌共中央书记。1990—1994年任乌克兰最高拉达议员。1994年退休。
[9] 维塔利·康斯坦丁诺维奇·弗鲁布列夫斯基（Витали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Врублевский，1932年2月5日——2008年11月3日），1960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72—1989年任乌共中央第一书记谢尔比茨基的助理。1989—1990年任乌共中央检查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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