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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莫斯科领导人换马
下一个被撤掉的人是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叶戈雷切夫，这是党内最年轻的领导人之一。
起初勃列日涅夫颇为赏识这位莫斯科书记，视其为可靠支柱。他在全会上作报告后，晚上打电话：
“喂，科利亚，我的讲话怎么样？”
叶戈雷切夫中规中矩地回答：
“报告精彩极了，分析得很透彻。”
“也许，你明天也发个言？”
“我准备发言。”
后来关系搞坏了。
叶戈雷切夫对我讲过这样一件事。莫斯科有些小道消息开始流传。中央主席团会议刚刚开过，满城就已经在谈论它的决议和所讨论的问题。有一天叶戈雷切夫去看望勃列日涅夫，勃列日涅夫抱怨说：
“尼古拉，我们怎么也不明白，是哪里走漏了消息。你交给手下的人去办吧，也许，他们能查出来。”
叶戈雷切夫找来莫斯科市兼莫斯科州的克格勃局长，转告了他同勃列日涅夫的谈话，要求对方查一查。
大约一星期之后，那位局长垂头丧气地来见叶戈雷切夫：
“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真糟糕！”
“怎么了？”
“我们找到那个源头了。旅馆里的一名房间服务员是个年轻姑娘，闲着没事，就散布了一整套消息。”
“她从哪里知道的？”
“她是列昂尼德·伊里奇女儿的朋友，不分昼夜都能出入这个家庭。”
叶戈雷切夫去见勃列日涅夫，说：
“查到了！”
“是谁呀？”
“把那个女的从您家里赶走吧。”
勃列日涅夫满脸飞红，无言以对。叶戈雷切夫并不追问他们究系何种关系，只是说：
“列昂尼德·伊里奇，我已经下令把这些材料烧掉了。不过您还是将她赶走吧……”
1966年12月，正在筹备为莫斯科城下击溃德军20周年举行庆祝晚会。各英雄城市的代表应邀前来首都。主管干部的中央书记卡皮托诺夫给叶戈雷切夫打电话。他有所不满：
“为什么新罗西斯克的人一个也没有邀请？”
“那并不是英雄城市。”叶戈雷切夫回答。
“可是列昂尼德·伊里奇在那里战斗过呀！”卡皮托诺夫意味深长地说。
“好吧！我们这就邀请。”叶戈雷切夫同意。
“还应当让他们发言。”卡皮托诺夫再坚持。
“不，这不行。”
“可是列昂尼德·伊里奇在那里战斗过呀！”卡皮托诺夫更加坚定不移地说。
“要是我们这样做，我们只会伤害列昂尼德·伊里奇。”
晚会进行得很顺利。朱可夫元帅出席，受到热烈鼓掌欢呼。
《真理报》当时是国内的主要报纸，本来打算广泛报道这一事件，为叶戈雷切夫的讲话预留了整整一个专栏，可是发表出来的却只是短短一段文字。原来，勃列日涅夫对叶戈雷切夫感到不满：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名字在报告中仅仅提到了一次。
“正值莫斯科兴盛时期我却离职这件事，即便对于那些与我最为亲近的人也出乎意料，”叶戈雷切夫说，“不过我对此早有准备。我一直瞒着他们所有的人，所以他们以为我和勃列日涅夫私交很好。然而事情要复杂得多。勃列日涅夫大概认为我在觊觎他的位子。这纯属子虚乌有。原来，我在莫斯科享有很高的威望。1966年的党代表会议上经过秘密投票，我以全体一致通过的结果当选。这样的情况可是前所未有，以往总有几票反对。”
撤掉叶戈雷切夫的借口是1967年6月找到的。中东六日战争刚刚结束。以色列数日之内彻底击败了用苏联武器装备起来的阿拉伯国家军队。阿拉伯军队的失败令苏联领导人心情沉重，军事官员大为震惊。
1967年6月20日，中央全会在莫斯科举行。第一个问题——“关于针对以色列在中东的侵略行动的苏联政策”，勃列日涅夫作了长篇报告。午餐后按照事先确定的名单开始发言。一切进行顺利，直到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叶戈雷切夫讲话。
六日战争之前两个月，他曾率领党的代表团出访埃及。
“在埃及，当时有许多事情都使我感到激动，”叶戈雷切夫回忆说，“回国之后，我向中央委员会递交了一份情况报告，其中写到我们需要更深入地分析研究埃及所发生的事件。我请求勃列日涅夫接见。他答应会面，但无论是他还是其他任何人都不想听取我的意见。”
叶戈雷切夫的一名助手读过他将要在全会上发表的讲话原文之后，试图让他警醒：您值得作这样尖锐的发言吗？因为明明知道，何人会感到受辱并力图采取何种行动进行回击……叶戈雷切夫感到诧异。
“我反对赫鲁晓夫都不害怕，难道现在倒缺乏勇气了吗？！”
叶戈雷切夫属于1964年秋曾帮助勃列日涅夫成为国家领导人的那批人。人们都预言他前程远大，认为他马上就会被选为中央书记，跻身政治局。然而叶戈雷切夫过于独立不羁，常常批评他认为不对的事情，坚持自己的观点，总之，不合时宜。勃列日涅夫有一次顺便去看望在老广场另一个大厅里面办公的叶戈雷切夫，发现其办公室内并未挂他的肖像。
当年也是党务工作者的叶戈雷切夫的妻子回忆道：
“全会前他让我看他准备在会上发表的讲话文本，以往他从来不曾这样做过，他想知道我的看法，因为作为发言，应当十分认真负责，切中要害。
他批评中央委员会很少关注莫斯科的防卫状况，此外，还提出了民族问题。在他的发言中，这个问题谈得非常全面和尖锐，他指出各共和国内的民族主义日益增长，也触及了犹太问题，说我国的犹太人正在被消灭。”
妻子劝告叶戈雷切夫：
“应当让发言变得委婉一些，现在谁也不会这样讲话的。”
“我还是要按照所准备的那样讲。”他回答说。
首都市委书记在中央全会上究竟讲了些什么呢？
“我想表达一个愿望，希望我们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和纳赛尔总统本人的关系中多一些严格要求。比如，纳赛尔总统曾不负责任地声称，阿拉伯人任何时候都不会同意以色列的存在，开罗广播电台在战争的头一天便宣称‘埃及人民终于要给以色列上死亡的一课了’，这些话所付出的是何等巨大的代价。”
叶戈雷切夫还谈到，以色列空军对埃及空军的明显优势，引发了一个莫斯科防空和防导弹能力的可靠程度的问题。我国首都对可能敌人的空军和导弹的防卫是否很充分？
“同样明显的是，”叶戈雷切夫提醒说，“国防部门所作的武断决策，对武装力量，尤其是对空军、海军，一定程度上也对摩托机械化部队，造成了明显的损害。同志们，请正确地理解我的话。我谁也不想冒犯，也没有暗示任何人，但我们每一个人都对自己的工作、自己的行为负有高度的个人责任……”
将军们一再保证，莫斯科的空防是可靠的。叶戈雷切夫认为，军方是在粉饰实际状况：
“已经到了在全会上听取国防状况报告的时候了。比如说，我作为莫斯科防空区军事委员会委员，就很担心首都空防不够可靠。现存的系统日益无形老化，已经不能发挥应有的效果，应将其现代化，建立新的首都防空系统之事又拖延得太久。”
在叶戈雷切夫发言期间，大厅里鸦雀无声。讲完之后，全会成员们报以阵阵掌声。谁也不能想象，莫斯科书记会自己主动地作如此尖锐的发言。大家都深信，讲话已得到勃列日涅夫的首肯。全会第二天许多人都兴高采烈地说：
“多么精彩的发言啊！问题提得多么大胆！思想多么深刻！”
晚上人们纷纷往家中给叶戈雷切夫打电话，向他祝贺。第二天他来到会场上，却感到对他的态度业已改变。有人对中央委员们做了一整宿的开导工作。
“从我所说的关于武断决策给武装力量造成不小损失的这句话里，勃列日涅夫和乌斯季诺夫明白这一批评是针对他们的，”叶戈雷切夫回忆说，“中央书记乌斯季诺夫认为，我所提到的赫鲁晓夫军备思想‘过度热心的执行者’是指他而言。我的发言中本来点了他的名字，但在最后一刻我又将其删去了。我想，即便这样，讲的是谁已经一清二楚。”
后来国防部门一位部长讲过，在我发言之后，乌斯季诺夫召集他们全体开会。这位部长说：“特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简直是气急败坏！他还大喊大叫：‘我们要让这个叶戈雷切夫粉身碎骨！’”
乌斯季诺夫将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发言视作人身攻击。他是个爱发号施令、自尊心过强的人，不能容忍干预他自身的事务。长久以来无人敢于质疑他的所作所为，而现在不仅叶戈雷切夫，而且其他一些人也竟然斗胆发表关于国防工业状况的意见。
列宁格勒市委第一书记托尔斯季科夫[1]，也批评苏联的中东政策、国防部和苏联军事侦察部门的作为：
“我们给大批国家提供武器援助，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是无偿的。然而无可避免地就会出现一个问题：这种援助都能得到很好的利用吗？如果依据阿拉伯人使用我国武器的情况来判断，那么，简直可以说是十分糟糕。遗憾的是，我国军事院校为阿拉伯国家军队培养了成千上万的军官，结果他们却没有能力反击侵略和正确使用武器。令人遗憾的事当然还有，在阿拉伯国家待了多年的富有战斗经验的我国军官和将军，却未能做到影响事件的进程，也未及时向政治局报告阿拉伯国家军队的实际情况。看来，侦查总局的工作搞得很糟糕……”
干部人事后果迅即显现。托尔斯季科夫被发落到中国当大使，又从那里调往荷兰，然后退休。
恼羞成怒的乌斯季诺夫跑去找勃列日涅夫。他向勃列日涅夫进谗言，说叶戈雷切夫插手不属于自己的事务，完全是蓄意破坏身为国防委员会主席和最高统帅的总书记的威信。也许，这个叶戈雷切夫自家希望当总书记？
莫斯科领导人的发言根本不是针对勃列日涅夫的，相反，他还指望得到总书记的支持。然而他建议在全会上讨论连对中央委员也保密的国防和外交事务，却被说成对勃列日涅夫的不信任，是企图要求他作出解释。外交和国防政策——这是总书记特有的权力，其他人都应该听命和执行。
“快速反应小组”中可信赖的书记们得到了反击叶戈雷切夫的指示。上午政治局候补委员兼乌兹别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拉希多夫[2]获准发言。他积极响应打压莫斯科书记的号召，以指责的口吻对叶戈雷切夫说：
“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首都的对空防御并不是在莫斯科才开始的，而是从塔什干就开始了。军队和防空的状况都处于高水平。诚然，我们并不是什么全都知道，但我们所知道的情况说明，党和政府已竭尽所能，让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变得不可战胜。”
“我坐在那里心想，”叶戈雷切夫回忆道，“1941年敌人出现在莫斯科大门口的时候，防卫莫斯科的全部责任便落到了莫斯科人的肩上。当然，全国都支持我们，但终究是我和自己的同志们，而非拉希多夫，蹲在横跨运河的大桥旁的战壕里，紧握手榴弹和燃烧瓶，等待着德军的坦克。”
政治局候补委员兼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姆扎瓦纳泽重复拉希多夫的那一套说词：
“我多少了解一些国防的情况，其中包括莫斯科的空防工作状况……如果我什么都不了解，听到莫斯科的空防工作状况竟然如此，我会感到非常难过，非常尴尬……然而我知道，莫斯科的空防并不是从紧靠莫斯科城的地方开始，而是从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直接从苏联边境开始实施的……”
仕途刚刚起步的年轻的高尔基州第一书记卡图舍夫[3]，已经是在谴责叶戈雷切夫了：
“当叶戈雷切夫同志谈论莫斯科空防的时候，我不能理解他发言的口气。我认为他是完全错误的。我知道，布设在作为莫斯科近距离要冲的我们州和其他相邻各州的武器，全都十分精良，性能多样，并且掌握在可靠的富有经验的人手中，完全有能力击退任何进攻的尝试。”
卡图舍夫迅即获得高升——翌年他被调入莫斯科，成为最年轻的中央书记。
另外还有一个被动员起来与叶戈雷切夫作斗争的人——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委第一书记佐洛图欣[4]，他大致是说，中央委员无须过问如此严肃的问题，我们什么也不知道，也不应当知道：
“我觉得，在中央全会上讨论我国武装力量的状况根本就不合适，因为这是我国的最高利益，当然属于秘密。知道这些秘密的人越少，就对秘密本身越好。”
善于讨好领导——这是向上爬最为可靠的方法。佐洛图欣事后也获得提升，被调往莫斯科担任粮食储备部长。
“不管叶戈雷切夫同志是有意还是无意，他败坏了国防的声誉，诋毁了我们光荣的武装力量，”勃列日涅夫作了总结，“叶戈雷切夫说：‘应当以最审慎的方式反反复复进行估量，我们是否已做好随时击退侵略者突袭的准备’。这并不是可以辩论的话题。不过我可以肯定地对这个问题予以回答。是的，我们已经准备好击退任何敌人的任何一次袭击。看来，是脱离生活酿成了叶戈雷切夫同志的错误，这一错误导致他轻率地开口谈论国家的防务。同志们，我就不进一步阐述这一话题了。”
质疑苏联在中东的对外政策的尝试被打压了下去。为了对那些反美口号和对苏联领导人的甜言蜜语表示谢意，莫斯科向阿拉伯世界供应武器，提供贷款，派遣大批顾问和专家……
6月22日，叶戈雷切夫去见勃列日涅夫：
“列昂尼德·伊里奇，我认为，在这样的处境下我已经无法领导莫斯科市的党组织。我只有在得到政治局和总书记完全信任和支持的情况下才能进行领导。而根据我的理解，这种信任并不存在，所以我应当隐退……”
6月24日，根据中央委员会的指示，莫斯科市委举行了委员会的内部会议，会上叶戈雷切夫受到严厉批评。叶戈雷切夫提拔的一向对他大唱赞歌的鲍曼区委第一书记沃罗宁娜[5]尤其卖力……
勃列日涅夫分别给政治局委员们打电话：
“莫斯科市党组织需要加强，叶戈雷切夫必须撤换……”
格里申成为莫斯科的新领导人。
“勃列日涅夫给我打电话，要我去苏共中央，”格里申回忆道，“总书记想了解工会的工作情况。我详细说明了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所从事的工作，工会组织负责解决些什么问题。
“列昂尼德·伊里奇提出让我改做莫斯科市党委的工作。6月27日召开全会。市委第二书记巴甫洛夫[6]讲话。人家已经向他说明他应该讲些什么。
“叶戈雷切夫同志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他所发表的某些论点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毫无事实根据，而在全会上提出这些论点在政治上是有害的，会给我们国家造成损失……许多同志发表意见认为，因此之故叶戈雷切夫同志已失去他们的尊敬和信任，丧失了担任首都党组织市委第一书记职务的党的领导人必须具备的崇高威望……莫斯科市委注意到，他并没有在委员会上讨论过自己的发言，因此他所发表的不正确的政治论点并不反映市委的看法……莫斯科市委得出结论，叶戈雷切夫不能继续担任第一书记职务……”
在这种情况下，市委全会的参加者却一直不知道，叶戈雷切夫究竟讲了些什么犯上作乱的话。他的讲话成了日后数十年间的秘密。苏斯洛夫前来参加全会，目的在于凭自己的威望“阐明”干部的变动。他没有用讲稿，说起话来有些笨嘴拙舌，首先是安慰莫斯科的领导人：
“莫斯科党组织一向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中央委员会的首要支柱和基本支柱……因此我们决定为中央自身作出牺牲。当然我们所提出的候选人是我们和他现在所在的地方所必不可少的。但考虑到莫斯科组织的重要作用，我们决定满足具体候选人方面的请求，建议维克多·瓦西里耶维奇·格里申同志担任第一书记。”
对格里申没有提出问题，于是一致批准对他的任命。
格里申较叶戈雷切夫年长，更为老练，因而稳居这一职位长达十一年半。格里申对自己提出的任务是，不以任何事情让总书记难过，为此他颇得勃列日涅夫的欢心。
格里申许诺，要将莫斯科变成共产主义的模范城市。在这个口号下，莫斯科党的机关被排除出批评的范围，甚至建议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不要直接给莫斯科各区委打电话，因为它们归一位政治局委员领导。当市里得知有一家报纸正在准备涉及首都的批评材料时，尽管是极小的一个事由，格里申也给主编打了电话，于是文章胎死腹中……1977年2月，“俄罗斯”饭店爆发一场火灾，造成人员伤亡。当时和现在人们都说，那是有人纵火。不过很快即已查明，实乃无线电广播站值班员违规使用电烙铁所致。然而市委第一书记格里申不许报道这一情况。倒是关于纵火的说法很合他的心意。
勃列日涅夫带上格里申前往波兰出席波兰共产党人的代表大会。
“华沙之行我们往返均乘火车。列昂尼德·伊里奇邀我到他的车厢里共进早餐和午餐。他讲述自己童年和青年时代，讲述母亲和父亲。他喜欢简单的饮食：早餐是撒上盐的炸土豆，用向日葵籽油煎过的豆沙包子，午餐则是乌克兰红甜菜汤，那是他小时候母亲敬客的菜肴。
有一次他对我说：‘维克多，你物色一个在市党委里代替自己的人吧，你改为去苏共中央工作。’
我说，我在市委工作的时间还很短，物色替代的人需要不少时间，总之，我还是应该再干一干苏共莫斯科市委书记的工作。”
令人感兴趣的是，在格里申这样的情况下，勃列日涅夫仍然让普罗梅斯洛夫[7]一直担任莫斯科苏维埃执委会主席职务。格里申与普罗梅斯洛夫之间的关系很糟糕。格里申指责这位主要经济管理人的地方在于，此人很少干实事，太喜欢出国。而普罗梅斯洛夫对格里申则无可奈何。首都领导人中的两个一把手彼此难以容忍对方，这倒正中勃列日涅夫下怀。
经常都有人找普罗梅斯洛夫，求他提供住宅、别墅或车库。由于到他办公室来的全是社会名流，普罗梅斯洛夫就尽量对谁也不加拒绝。不过他在那些申请书上的批语是用不同的钢笔写的，因而他的下属们便能准确了解这位上司的意愿究竟是什么：真正帮忙抑或客客气气地将问题踢成皮球。
权贵们都得到了他们所索取的东西，因此普罗梅斯洛夫有许多靠山。勃列日涅夫本人如果想慷慨施恩，比如赏赐给谁一套住宅，他宁肯直接找普罗梅斯洛夫，而不是通过格里申。
仿佛有意侮弄人似的，失宠的叶戈雷切夫被任命为拖拉机和农业机械制造部副部长。对许多人而言，丢掉高官无异于灾难。叶戈雷切夫则相反，他异常积极地投入工作，结果又很快被打发到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去丹麦当大使。临行前勃列日涅夫接见他。勃列日涅夫摆出温和宽厚的态度说道：你干上一两年，积累了经验，我们就会把你调到一个更大的首都……然而叶戈雷切夫却一直被搁置在丹麦。对某些人而言，待在一个舒适宜人的欧洲国家，过着安逸悠闲的生活，无异于命运赏赐的厚礼。而叶戈雷切夫却急于回国，可是他业已成为无法入境的大使。
莫斯科国家安全局的领导人纷纷被撤职。操办其事的是反间谍总局局长齐涅夫[8]将军，此人乃是勃列日涅夫最亲密的心腹，特意安插在国家安全机关的人。齐涅夫对首都安全局副局长、到克格勃任职前做过叶戈雷切夫助手的科托夫上校大声呵斥：
“你们的叶戈雷切夫怎么了，不明白他在干什么吗？他的发言就是一个试探气球，是对列昂尼德·伊里奇的攻击！你们想要干什么？想搞一场反对列昂尼德·伊里奇的政治阴谋吗？”
他们让科托夫上校选择：要么去马加丹任局长，要么出国。
“对您没有什么不满，”克格勃干部总局局长切勃里科夫[9]解释说，“不过也应当换换人了。”
[1] 瓦西里·谢尔盖耶维奇·托尔斯季科夫（Василий Сергеевич Толстиков，1917年11月6日——2003年4月29日），1941—1946年期间服役于红军，参加了卫国战争，1948年加入联共（布）。1961—198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2—1963年、1964—1970年任苏共列宁格勒省委和市委第一书记，1963—1964年任工业区委第一书记。1962—1966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1962—197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在任期间于1962—1971年任主席团委员。1970—1979年任驻中国大使。1979—1982年任驻荷兰大使。1982年退休。1982—1991年任列宁格勒退伍军人协会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苏联解体后，于1992年加入俄罗斯联邦共产党，1991—1997年任圣彼得堡退伍军人协会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1997年退休。
[2] 沙罗夫·拉希多维奇·拉希多夫（Шараф Рашидович Рашидов，1917年11月6日——1983年10月31日），早年参加了联共（布）。1941—1942年期间服役于红军，参加了卫国战争。1944—1947年任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布）撒马尔罕省委第一书记。1949—1950年任乌兹别克斯坦作家协会主席。1950—1959年任乌兹别克斯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兼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副主席。1956—1961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59—1983年任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61—1983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83年逝世。
[3] 康斯坦丁·费多洛维奇·卡图谢夫（Константин Фёдорович Катушев，1927年10月1日——2010年4月5日），出身于教师家庭。1952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63—1965年任苏共高尔基市委第一书记。1965—1968年任苏共高尔基省委第一书记。1966—1984年、1986—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66—199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8—1977年任苏共中央书记。1977—1980年任驻经互会代表兼部长会议副主席。1982—1985年任驻古巴大使。1985—1988年任国家对外经济关系委员会主席。1988—1991年任对外经济关系部长。1991年退休。苏联解体后，在多家商业银行担任高管。2010年去世。
[4] 格里戈里·谢尔盖耶维奇·佐洛图欣（Григорий Сергеевич Золотухин，1911年11月21日——1988年9月20日），1939年加入联共（布）。1951—1955年任苏共坦波夫省委第二书记。1955—1966年任苏共坦波夫省委第一书记。1956—1966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58—1988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66—1973年任苏共克拉斯诺达尔省委第一书记。1966—1988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73—1985年任采购部长。1985—1987年任粮食产品部长。1987年退休。
[5] 普拉斯科夫娅·阿列克谢耶夫娜·沃罗宁娜（Прасковья Алексеевна Воронина，1918年10月7日——2003年后），1942年加入联共（布）。1960—1968年任苏共莫斯科鲍曼区委第一书记。
[6] 弗拉基米尔·雅科夫列维奇·巴甫洛夫（Владимир Яковлевич Павлов，1923年10月26日——1998年10月21日），1948年加入联共（布）。1965—1971年任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二书记。1966—1970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66—199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71—1982年任驻匈牙利大使。1982—1985年任驻日本大使。1985—1989年任国家对外旅游委员会主席。
[7] 弗拉基米尔·费奥多罗维奇·普罗梅斯诺夫（Владимир Фёдорович Промыслов，1908年8月28日——1993年5月22日），1928年加入联共（布）。1949—1951年、1953—1954年任莫斯科市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55—1959年任第一副主席。1951—1953年任高等教育部副部长。1956—1966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59—1963年任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国家建筑事务委员会主席。1962—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63年任俄罗斯联邦建设部长兼部长会议副主席。1963—1986年任莫斯科市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1966—198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6年退休。
[8] 格奥尔基·卡尔波维奇·齐涅夫（Гео́ргий Ка́рпович Цинёв，1907年5月5日——1996年5月31日），1932年加入联共（布）。1941年加入红军，参加了卫国战争。1945—1950年任盟军驻奥地利联合委员会苏方执行委员会副军事委员。1950—1951年任驻奥地利副高级专员。1953年进入克格勃工作。1958—1960年任克格勃捷尔任斯基军事研究所所长。1960—1966年任克格勃第三总局副局长，1966—1970年任局长。1970—1982年任克格勃副主席，1982—1985年任第一副主席。1971—1976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74—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76—1981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81—198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5—1992年任国防部监察长小组委员。1992年退休。
[9] 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切勃里科夫（Ви́кт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Че́бриков，1923年4月27日——1999年7月1日），1941年入伍。卫国战争期间参加了斯大林格勒战役、沃罗涅日战役、哈尔科夫战役、库尔斯克战役、捷克斯洛伐克战役等。1944年加入联共（布）。1946年退役。1958—1961年任乌克兰共产党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委第二书记，1961—1963年任第一书记。1967—1968年任克格勃人事部部长。1968—1980年期间任克格勃副主席。1971—1981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74—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1—1989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3—1985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85—1989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88—1989年任苏共中央书记兼中央法律政策委员会主席。1989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89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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