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勃列日涅夫时代（2011）
第4章 削弱强势的共青团首领谢列平
勃列日涅夫亲自抓领导干部的问题。
“勃列日涅夫的一个长处就是对干部特别关注，”葛罗米柯写道，“有时他同中央委员和其他负责工作人员的交谈都归结到一个话题：谁人在干什么，谁同谁的关系如何——所有这一切的目的就在于从交谈中摸清，是否有谁在搞针对他个人的阴谋诡计……在干部问题上，他和赫鲁晓夫就某种意义而言是两个完全相反的极端。赫鲁晓夫认为必须不停地将干部从一个地方调到另一个地方。这样常常在某些工作部门造成混乱局面。勃列日涅夫则相反，连那些就事业和国家利益而言必须撤职、由新人接替的干部，他也仍然让其官居原职。”
中央主席团的力量分布状况一开始并不明显。除去“三驾马车”（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波德戈尔内）之外，处于强势地位的当数中央书记谢列平，许多人都想让他担当党的领导。
“我是1966年来到中央委员会工作的！”《共产党人》杂志主编的比克宁[1]讲述道，“当时尚未最后确定究竟谁会成为领袖——勃列日涅夫抑或谢列平。这一点我很快便感觉到了：任何一个来见谢列平的州委第一书记，也必定去见勃列日涅夫。反之亦然。”
谢列平比勃列日涅夫小20岁，文化素养也高得多。他身为城里的孩子，在沃罗涅日中学毕业后，前往莫斯科考入大名鼎鼎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哲学、文学和历史学学院，这是人文干部的熔炉。在这里，谢列平很快被选为团委书记。
谢列平的职业生涯开始于1940年10月2日。恰巧这一天颁布了一项命令，高等教育将开始收费，助学金只发给优秀学生。谢列平曾作为志愿兵参加战争。回到学院时，自然有些科目考试未能通过，按照新法律便得不到助学金。
他坐在学院团委里，考虑该怎么办。这时候莫斯科团市委书记克拉萨夫琴科[2]到来，从而决定了他的命运。克拉萨夫琴科说：“舒里克，我那儿有你可干的工作，你愿意到我们市委去吗？”
谢列平先是当指导员，接着当科长，后来当分管军事工作的团市委书记。1942年他荣获红星勋章，翌年调往团中央：先后担任书记、第二书记。
斯大林在其去世的前一年，委任谢列平为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领袖事前将谢列平叫到他的别墅，这是他们唯一的一次会面。斯大林让谢列平坐下，自己则在办公室里踱步，不断地发问。他不时走到谢列平面前，俯身瞧着他的眼睛，看得十分认真……
谢列平后来向自己的好朋友哈扎佐夫承认，他当时非常害怕……
谢列平属于这样一批党内领导人，他们1957年夏天不让老革命派（莫洛托夫、布尔加宁、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将赫鲁晓夫撤职。谢列平比其他人更加积极、坚定、顽强地支持了赫鲁晓夫。
怒不可遏的伏罗希洛夫元帅高声斥责谢列平：
“你这个臭小子，我们倒该向你作出解释吗？你先学会穿长裤吧！”
不过赫鲁晓夫却对这位年轻的战友作出了恰如其分的评价。半年之后的1958年4月，谢列平领导分管加盟共和国的苏共中央党的行政机关部，但在中央机关仅仅工作了数月，1958年12月25日他刚满40岁，便当上了克格勃主席。
1961年10月31日在二十二大的首次全会上，谢列平当选为中央书记。两星期后，他的朋友谢米恰斯内被任命为克格勃主席，填补他离任后的空缺。
过了一年，谢列平又获得两个职位。
1962年9月20日赫鲁晓夫在中央主席团发表关于工农业管理结构的长篇讲话。突然间他改变话题：“我们认为，有必要立即改革国家监察机关的工作。国家监察机关现在还存在，但很少发挥作用。必须让我们的监察机关成为党和国家的机构，因为如今离开党便很难实行监督。其领导人应当是中央委员，也许还要中央书记，目的在于对此表示重视。我想，那时候可能不会让所有的小偷丧失盗窃的机会，但无论如何总可以使得他们的盗窃生涯困难重重。”
1962年11月，中央全会根据赫鲁晓夫的提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党和国家监察委员会的决议，于是建立了一个权力大到几乎不受限制的机构，它既有权监督党的机关、政府，也有权监督武装力量，甚至克格勃。
党和国家监察委员会变成了一个与党中央机关平行的具有分支体系的机构。党和国家监察机构的州委会领导人，可自动入选州党委书记和执委会副主席。因而监察人员事实上已变得独立于地方机关之外。
该委员会有权开展侦查，对有过错的人进行处罚，将案件移送检察院和法院。据说柯西金和米高扬试图对此进行阻止，因为他们明白，建立新的委员会实质上就是削弱部长会议的权力。
赫鲁晓夫任命谢列平担任该委员会主席，并同时让其成为政府首脑的副手：
“他需要与各部部长、各国家机关打交道，所以应当让他拥有必不可少的权力。”
谢列平已成为国内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历史学家甚至得出结论，说国家的实权正逐步由赫鲁晓夫手中转移至谢列平之手。
对党和国家监察委员会的成立，组织安排了全民性的响应。一大批作家致信谢列平，支持建立“斯大林个人崇拜时期被取消了的真正的全民监督”。
赫鲁晓夫对任何人都不曾像对谢列平这样信任，对任何人也不曾像对谢列平这样飞速提升。第一书记信任谢列平，高度评价他精明干练的品质，总是将至关重要的事情托付与他。
也许，谢列平和谢米恰斯内枉自参与了推翻赫鲁晓夫的活动？对他们而言，似乎倒不如让他留下来更好。事后谢列平和他的朋友们会不会为所做的这一切感到懊悔呢？
谢米恰斯内曾对我说过：
“不。赫鲁晓夫对我们很好，当人家告诉他，我和谢列平参与其事时，他甚至不肯相信。但问题不在这里。国内当时的局势已不容许继续这样下去。我们把勃列日涅夫都看错了，其实客观上他具备各种条件。作为党内的第二把手，他讨人喜欢，善于交际。”
起初勃列日涅夫被视为能力不足的临时性的领导人。而国家需要坚强的铁腕人物，于是大家认为，勃列日涅夫必须让位给更强有力的领导人——谢列平。
赫鲁晓夫的女婿阿朱别伊失宠前和谢列平很要好，他对重新掌权并未失去希望，曾经神秘地说：“很快一切都会改变。廖尼亚的位子坐不了多久，萨沙·谢列平就会上台。”
按照阿朱别伊的说法，“谢列平把勃列日涅夫看得一钱不值。而且勃列日涅夫的意志力也远不如在亲密的小圈子里被称为‘钢铁般的舒里克’的谢列平……在即将展开的与勃列日涅夫的较量中，谢列平的胜算很大。他对此已有准备。不过他没有考虑到，能战胜实力的并不单纯是实力，而且还有计谋。在这方面他可远远不及勃列日涅夫。”
结集在谢列平周围的基本上是不久之前从共青团出来的人，这些人在国家安全机关和内务机关、中央委员会机关、意识形态部门身居要职。他们并不把勃列日涅夫放在眼里，认为国家理应由谢列平领导。
扎米亚京对我说过：
“谢列平将勃列日涅夫看作至多是州一级的领导干部，而不是大国的领导人。文化水平不高，把两种想法联系起来都办不到，没有任何理论知识，所有的讲话都要他人代笔。”
勃列日涅夫了解这类心态。在克里姆林宫内的勾心斗角中，他是一个远比昨天的“共青团员们”富有经验的人。勃列日涅夫与谢列平之间存在着隔阂。勃列日涅夫的亲信对“萨沙”的一举一动都持批评态度。
“开始时勃列日涅夫需要一个能掌控克格勃和支持他担当党和国家领袖的强势人物，”扎米亚京曾对我讲，“于是便形成勃列日涅夫—谢列平双人搭档。然而后来勃列日涅夫逐渐看清谢列平。于是出现了许多好心人，他们对谢列平的说法各不相同。”
表面上，勃列日涅夫的态度十分友好，意味深长地向谢列平抛出暗示，说在我休养和公出期间，你可以顶替我。而后来却让其他人代理政务，他不敢冒险将管理党和国家之事托付与谢列平。
有一次，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副主席科切马索夫[3]去中央委员会看望共青团的老相识谢列平，想知道他现在都有些什么职责。大家以为谢列平是第二书记。谢列平两手一摊：
“我并没有经常性的职责，有的只是经常性的谈话。”
“谢列平被推上第二把手的地位仅数月，”谢米恰斯内说，“那时候勃列日涅夫将组织工作、干部、所有最重要的事都托付与他。谢列平就主管这些事情。后来勃列日涅夫把干部管理权转归新任中央书记卡皮托诺夫，并将此人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而对谢列平，则委派其主管轻工业和食品工业、财政。”
那些推翻赫鲁晓夫的年轻的党内领导人很快便明白，勃列日涅夫同样不会让他们称心如意。
他们原本期待的是政治、经济、个人命运的重大改变，结果呢，他们推翻了赫鲁晓夫，却只是让勃列日涅夫得以享受掌权的乐趣。
“自从勃列日涅夫掌权那一刻起，我和谢列平便处于十足岌岌可危的境地，”谢米恰斯内说，“这使勃列日涅夫确信，我们正在急切寻求出路。针对赫鲁晓夫所采取的行动是悄无声息地进行的，这令他颇为惊惧。”
对于勃列日涅夫，人们通常只是温和地偷偷地骂上几句。不过，也许他并不那么坏吧？都认为他是个相当自由主义的随和之人，对谁也不曾干过坏事。也许，勃列日涅夫而非谢列平成为国家元首倒是好事？
勃列日涅夫的随和让他的战友们产生错觉，他们之中有人轻率地判定：对“廖尼亚”是可以发号施令的。
勃列日涅夫对一位部长言明：
“你不要当众反对我，我终归是党的首脑。这间办公室可是斯大林坐过的……我一个人待着的时候，你再来找我，讲你认为需要做些什么。”
见多识广的人都说，勃列日涅夫只是貌似温厚，实则口蜜腹剑。初次见面时勃列日涅夫便对自己的助手阿根托夫说：
“安德烈，你别看我这么温和。如果必要，我也会收拾人，不知道那个被我收拾的人怎样，我自己事后也要难受三天。”
据说，勃列日涅夫在一次活动上看见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巴甫洛夫[4]（一个热衷于政治阴谋的人），便以他独特的方式警告说：
“你敢搞阴谋，我就把你研成粉末。”
巴甫洛夫被逐出政界，让他去领导体育运动，后来又被打发到蒙古当大使。
谢列平沉默寡言，意志坚定，严守纪律，不喜欢纪律涣散现象。不过他也未必像有些人描述的那样严厉和生硬。
曾与他共事的梅夏采夫对我说：
“‘钢铁般的’——我是说，必须自己控制一切，对吧？而他就秉性而言却是一个作风民主的人，是个招人喜欢的小伙子，而且他不爱记仇。我们那儿的风气是：一个人遭遇不幸，别的人就会把他一股脑儿摁进地底下，可他却并不爱报复人。”
叶戈雷切夫也持有同样的看法：
“传说他很严厉，我认为这是进行煽动，企图破坏他的威信。他作风民主，平易近人。我知道只有两位国家领导人亲自去取电话听筒，就是柯西金和谢列平。要找其余的人，都必须通过助手和秘书。而且谢列平如果在开会，不能通话，他总是事后亲自回电……”
1960年代中期，谢列平门下弟子——共青团出身的人，实际上占据着国内最重要的各种职位。国家安全部门、外交部、电视、塔斯社——这些地方随处都有谢列平的朋友。
“当我们全都被撤职的时候，”梅夏采夫说，“人家常常对我们说，不可能你们没有组织上的亲密关系。然而确实没有，我们任何时候都仅仅是朋友和志同道合的人。”
不过朋友们在自己的圈子里也会坦率地说，勃列日涅夫不适合做国家领导人，恰恰是谢列平才应当担任第一书记。“共青团人”总是骄傲地说：瞧，我们“钢铁般的舒里克”成长起来了，他准会接替勃列日涅夫。
然而，梅夏采夫对此却予以否认：
“我的别墅里常常有聚会。但并没有谈起过应当推翻勃列日涅夫、让谢列平上台这类的话。我知道，所有这一切都是道听途说，或者可能是道听途说。我自己就在国家安全部门退休……不过我们当中也有一些傻瓜，他们喝醉之后会跳上桌子高呼‘谢列平万岁！’”
梅夏采夫当时是电视和无线电广播国家委员会主席。
“有一次，我读克格勃散发的小册子，”扎米亚京回忆道，“其中引用几个共青团工作人员在一家宾馆里谈话的记录。看来，他们大概是在澡堂里洗澡，随口议论现行政策，对各种事情发表看法……这份记录被人家认真看待并得出了结论。”
那么谢列平本人呢？他是否示意过想当第一书记？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喜欢面对面地单独谈话，”叶戈雷切夫说，“但我们没有说过他应当做一把手。谈话都集中到国家停止了发展，正在倒退。这才是让我们感到不安的事情。”
难道团结在谢列平身边的这批年轻领导人，不希望有机会将自己的想法付诸实现吗？
“不，我们根本没有成熟到足以为国家担当责任的程度，”谢米恰斯内说，“与米高扬、波德戈尔内、苏斯洛夫相比，我们还是穿着短裤的共青团员。我们如若觊觎些什么，会显得很可笑……”
然而在莫斯科却议论纷纷，说谢列平和他的朋友们已经组成了一个影子内阁，分派了职位。波利扬斯基在最高苏维埃会议期间还胡闹似地问过梅夏采夫：
“喂，影子内阁成员，情况怎么样？”
有人认为，甚至未来的政治局委员和院士雅科夫列夫也属于谢列平团队。我曾经问过雅科夫列夫：如果谢列平掌握政权，真的准备任命你担任高官吗？
“这是十足的胡说八道，”雅科夫列夫回答道，“人们在分析这个青年群体的时候，似乎真的在他们那里找到一个什么名单，仿佛在名单里有我的名字。可是我与此有何相干？我对谢列平诸如反对特权之类的讲话印象颇为深刻。至于对谢列平怀有好感，我不能这样说；对他持否定态度，我也不能这样说。”
“那么是否有过一场反对勃列日涅夫的共青团阴谋？”
“我认为这是神话，”雅科夫列夫说，“他们因为喝醉了酒，可能在某个地方说过某些话。可是我们谁又不曾喝醉酒后成群结伙？一旦清醒过来，也就不成其为群体。”
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来并沿着功名利禄的阶梯向上攀登，是一件异常艰难的事情。这需要对机关中的权谋具有特殊的禀赋并经历年深已久的磨炼。
在党中央机关工作过多年的奈尔·比克宁写道：“我能准确无误地在中央机关中分辨出先前的共青团干部，根据是他们上下轿车的动作姿态。那种从容不迫和机械性的熟巧，只有在青年的时代才可能养成。”
特瓦尔多夫斯基在《新世界》的副手康德拉托维奇[5]在日记中描绘了那个时代的、特别是共青团官员们的习性：
看似青年人……但问题就在于，这根本不是青年人，而是特殊的一类人——官气十足的黄口小儿，机关领导层的接班人。这些人早已谋划着自己当上领导后的生活。年纪轻轻，在生活中尚一事无成，除了当过几天小官也未能积累任何经验，结果便已经负有了领导别人、指点别人、教育别人的使命，这其中有些东西很不正常，不合情理。
在我国各种各样的活动家中，恰恰共青团的活动家们最为保守，这绝非偶然。他们还很胆小，唯恐出错，但都谨守一条金科玉律：抓紧些，别松手！——他们都绝不放手。他们很容易受教唆，让他们去攻击谁都可以。他们年轻得浑身流露出充沛的精力，随时准备效犬马之劳。
他们处于仕途的起点，这就决定了他们的整个心理。但他们也极易腐化堕落，因为实质上他们业已被腐蚀败坏。
根据在中央委员会度过了半辈子的布鲁坚茨[6]的说法，斯大林时期培育出的几乎似乎对服从的无条件反射，对千篇一律的指示的绝对赞同，对上司奴颜婢膝，有奶便是娘。无怪乎有一则笑话广为流传：工作人员受到上司接见时都随身带着两套答案，内容截然相反，一旦摸清办公室主人的心态，便掏出所需要的那张纸条来。
谢列平究竟能否成为国家的头号人物呢？
他公认的弱点是缺少实际工作经验。他从共青团一下子便到了克格勃，随后又到了中央委员会，从来没有领导过哪个地区，没有接触过国民经济问题。
一方面，谢列平对于一些州委书记而言不算自己人，据说他们都不会支持他。另一方面，州和边疆区的许多领导人又是共青团出身，他们对谢列平抱着尊敬的态度。他是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也可能是最聪明的。所以他也有机会成为一把手。
谢列平对斯大林的态度颇为复杂。担任克格勃主席时，他大力为被非法定罪的人恢复名誉，他无条件地谴责1937年的大屠杀。但在谢列平看来，因为其余的事情，特别是战胜德国，斯大林却值得深深崇敬。在这点上他与赫鲁晓夫迥然不同。
“谢列平是个特殊的斯大林主义者，”扎米亚京说，“结果，赫鲁晓夫在开展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斗争时，依靠的却是一个反对自己的人。”
而雅科夫列夫则认为：
“他是一个顽固不化的斯大林主义者，安德罗波夫之类的人物，也许还更加强硬。他常说：改革必须从党开始，要让党中央机关行得端做得正。我喜欢他关于特权是党和国家机关的一种病症的说法……”
哈扎佐夫说过：
“萨沙常常搬家。有一次让人修理东西，他问修理费是多少钱。人家给他拿来文件。他看了看文件，就把钱给了自己的助手，让其付款。他的同事们得知此事后说：这种事还真没见过！政治局委员们都很委屈：谢列平让他们落入何等境地！简直是怪事，如今连他们这些人无论什么都要掏钱呀？真不习惯！”
谢列平坚持在党的文件中突出阶级主场，要求对帝国主义进行反击，并与毛主义的中国求得相互理解。知识分子，甚至一部分党中央机关干部，都害怕他上台，认为那将会回到斯大林式的制度。
谢列平（还有谢米恰斯内）的刚强和果敢不仅让勃列日涅夫感到担心，也使得稳坐自己交椅的许多高官惶惶不安。他们更为喜欢勃列日涅夫的基本原则：自己活也要让别人活。谢列平犯了一个战术性的错误：惹得中央主席团的其他委员都反对自己。
“谢列平担任主席团委员的时候，他不要卫队，”谢米恰斯内说，“勃列日涅夫问我：为什么谢列平出行没有卫队？我说：他不肯要卫队，如果他开口，明天我就给他配置哪怕一个排也行。这时谢列平站了起来，说‘列昂尼德·伊里奇，我们干吗要人保卫？我认为，需要保卫的只有三个人——第一书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和政府首脑。保卫我们有什么必要？防谁呢？’”
同样，谢列平也反对“偶像崇拜”。他说，游行期间，他站在主席台上而工人们举着他的肖像的时候，他感到羞耻。干吗要到处展示领袖人物的肖像呢？
中央主席团委员们默不作声。但这时候苏斯洛夫插嘴了：
“这是一种传统。由此表现了党的威信。如果取消，人们不会理解我们的。”
这个问题的讨论就此结束。
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站了起来：
“哎，是这样，给谢列平配不配卫队呢？”
谢列平摆了摆手：
“算了吧……”
谢列平同样反对政治局委员们自己给自己授勋。咳，这下子他可是触及了同事们的痛处……
“他在政治局里主张重新审查为领导人制定的整个特权制度。”科切马托夫说，“事情既涉及工资、别墅，也涉及专门的饮食、汽车、卫队。他的话斩钉截铁，令人信服。现场鸦雀无声，谁也不肯发言。最后波德戈尔内说：‘咳，我们的萨沙是个民粹主义者，什么都想得出来……’政治局委员们轻松地笑了起来，而他所有的建议便自然地被束之高阁……”
勃列日涅夫什么地方胜过谢列平呢？勃列日涅夫有着令人羡慕的履历——在工厂干过活，打过仗，经历过垦荒，当过州委第一书记和摩尔达维亚、哈萨克的第一书记。他与军方和工业领导干部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这都具有重要意义。
而谢列平的履历表上则是：共青团、克格勃、党和国家监察委员会，这些都不是那种能广交朋友的职务。人们对党的监督比对克格勃更为害怕。谢列平是一个性格刚强的人：要求十分严格，履行职责时雷厉风行。而他旁边就是满脸堆笑、讨人喜欢的勃列日涅夫。
梅夏采夫说：“年轻时的勃列日涅夫对人谦恭有礼，是个和善、聪慧、漂亮的小伙子。不仅女人们爱他时爱得死去活来，而且男人们也对他一往情深。”
然而一旦勃列日涅夫体味到权力为何物之时，他就变成了另一个人。比权力更令人惬意的东西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有。
勃列日涅夫所受的教育有限，但他是个久经锻炼的政治斗士，机关中勾心斗角的能手。人们对他估计不足。勃列日涅夫对人的辨别能力特别强。他清楚地了解谁拥护他，谁反对他。
勃列日涅夫当政时领导中央宣传部的雅科夫列夫对此表述得更为简练：
“知识不足，不忘旧怨，毫无才能，但有一点除外：对自身的拥护者和反对者具有极为准确无误的辨别能力。”
叶戈雷切夫回忆道：
“我对他极为坦率。我和列昂尼德·伊里奇无话不谈。他对我的心思一清二楚。他一旦掌权时，已经知道谁不与他志同道合。他常常做出对我们很好的样子，内心里却准备与我们分道扬镳。我们的处境十分艰难……”
勃列日涅夫的亲信们着手驱除谢列平及其伙伴。
“那些亲信的人里有的是玩弄幕后阴谋的高手，精通干部人事猫腻的行家，”梅夏采夫说，“你走进办公室去看，桌子上空空如也，一份文件也没有，仿佛这个国家无事可做。他们却在电话上一一部署：这个人应撤职，那个人需要任用，第三个人必须赶往更遥远的地方。负责采取行动的是苏斯洛夫和基里连科——都是心狠手辣的家伙。眼看着他们一步步将各种权力机构从谢列平手中剥夺……”
勃列日涅夫明白，党和国家监察委员会主席一职赋予谢列平以过大的权力。1965年12月16日的中央全会上，勃列日涅夫提出改革该委员会的问题：
“现在的监察机关叫做党和国家监察委员会。这是一个不太准确的名称，不能充分反映我国的监察乃是全民监察这一事实，因此改造这些机关并将其称为人民监察机关才对……”
这是一种蛊惑人心的狡猾手段。谁敢对勃列日涅夫的说法提出异议呢？
“这会让中央委员们产生疑问吗？”勃列日涅夫在全会上问。
大厅里齐声回答：
“全都明白。”
“谁想就这个问题发言？”
没有想发言的人。经表决，一致赞成对委员会进行改革。令勃列日涅夫惴惴不安的力量中心已不复存在。
“同志们，”勃列日涅夫继续说道，“我们认为，人民监察委员会主席的地位不应当是中央书记和部长会议副主席。”全场表示同意。
“因此，”勃列日涅夫冠冕堂皇地实现了自己的诡计，“不打算让谢列平同志继续担任人民监察委员会主席。谢列平同志将从事中央书记的工作。关于解除其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职务的问题，将由明天开幕的最高苏维埃会议决定。这样对不对，同志们？”全场一致支持勃列日涅夫。谢列平失去了使其成为国内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的权力。
[1] 奈尔·巴里耶维奇·比克宁（Наиль Бариевич Биккенин，1931年9月20日——2007年4月20日），苏联哲学家。1963—1966年任《共产主义》杂志哲学系顾问。1966—1987年任苏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司顾问、苏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87—1991年任《共产主义》杂志主编。1990—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91—2007年任《自由思想》杂志主编兼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首席研究员。
[2] 尼古拉·普罗科菲耶维奇·克拉萨夫琴科（Николай Прокофьевич Красавченко，1916年12月16日——1993年5月26日），苏联历史学家。1934年加入共青团，后参加了联共（布）。1939年2—10月任共青团莫斯科市委学生青年部副部长。1939—1940年任共青团莫斯科省委宣传部副部长，1940—1941年任部长。卫国战争爆发初在斯摩棱斯克被俘，随即越狱并返回莫斯科，开展游击运动。1942年先后当选为国际学生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和国际青年理事会副主席。1943—1949年任共青团莫斯科省委和市委第一书记。1947—1951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兼莫斯科市苏维埃委员。1950年被开除出党，1953年平反，1954年恢复党籍。1961—1964年任全苏国家电影摄影研究所马克思列宁主义系主任。1964—1969年任莫斯科航空技术研究所历史系主任。1969—1970年任卡尔梅克州立大学教育学院院长。1970—1976年任卡尔梅克州立大学校长。1971—1975年任卡尔梅克最高苏维埃代表。1976—1986年任莫斯科国家历史和档案研究所所长。
[3] 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维奇·科切马索夫（Вячеслав Иванович Кочемасов，1918年9月18日——1998年8月25日），1942年加入联共（布）。1941—1942年任高尔基水运工程师研究所团委书记。1942—1943年任共青团高尔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区委第一书记。1943—1946年任共青团高尔基省委第二书记，1946—1948年任第一书记。1948—1949年任苏联青年反法西斯委员会副主席，1949—1954年任主席。1949—1955年任共青团中央书记。1955—1958年任驻民主德国大使馆顾问，1958—1960年任公使衔参赞。1960—1961年任外交部司副司长。1961—1962年任国家对外文化关系委员会副主席。1962—1983年任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副主席。1966—1983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兼俄罗斯联邦保护历史和文化古迹协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1983—199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兼驻民主德国大使。1990年退休。
[4] 谢尔盖·巴甫洛维奇·巴甫洛夫（Сергей Павлович Павлов，1929年1月19日——1993年10月7日），1954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55—1958年任共青团中央第二书记，1958—1968年任第一书记。1961—197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6—197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68—1983年任部长会议体育委员会主席。1971—1976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77—1983年任苏联奥委会主席。1983—1985年任驻蒙古大使。1985—1990年任驻缅甸大使。
[5] 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康德拉托维奇（Алексей Иванович Кондратович，1920年2月28日——1984年7月16日），苏联作家、文学评论家。1958—1970年任《新世界》杂志副主编。
[6] 卡伦·内塞罗维奇·布鲁坚茨（Каре́н Нерсе́сович Бруте́нц，1924年7月3日——2017年6月14日），早年参加了联共（布）。1950—1954年任阿塞拜疆共产党巴库市委讲师。1961—1969年任《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杂志编辑部民族解放运动部主任。1961年进入苏共中央工作。1986—1990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89—1991年任苏共中央国际部第一副部长。苏联解体后，于1997—2017年任俄罗斯外交政策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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