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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为什么要扳倒赫鲁晓夫
多年过后，我有机会详细询问该事件的一些参与者。最主要的几个问题是：为何他们要反对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是一个精力异常充沛的人。他是个无从预料、难以驾驭和不可思议的滑头，与此同时，却又是个活泼好动、性情直爽之人。在人们的记忆里，赫鲁晓夫一直是一个恣意妄为的捣乱分子，有时显得荒诞不经，有时俨如十足的古董，因而并未得到历史应有的评价。他曾坦言：
“我当过工人，那时候没有社会主义，倒有土豆。如今社会主义已经建成，土豆却没有了。”赫鲁晓夫曾下令食堂免费供应面包。他一心想让国家摆脱贫困，但总是寄望于一些乌托邦式的想法，冀图一举解决各种问题。
1959年12月4日，赫鲁晓夫在中央主席团就苏共纲领草案发表讲话。他阐释了自己对共产主义社会即将到来的具体设想：
“这就意味着让所有的儿童都进入寄宿学校，让所有的孩子从出生到受完教育都由国家加以保证，让所有的老人从某一年龄开始在各方面都得到保障……我想，再干上一两个年计划，我们就能够做到所有的人都有饭吃，谁想吃多少都行。我们将会有面包和肉——再来两个五年计划（这是最大限度）就请随便吃吧。不过一个人只能吃那么一些，多了也吃不下。连资本主义国家都有一些食堂，在那里你可以随便交点钱，就想吃什么吃什么。为什么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下却无法做到这点呢？……”
赫鲁晓夫常常搞出一些缺乏理智、不合情理的新花样，而且在他十年执政生涯临近终结之前，经济状况即已恶化。
由于严重干旱，1963年庄稼歉收。许多城市不得不实行购物卡制度。首次从国外采购粮食——940万吨谷物，约为当年收获量的10%。商店里已见不到面粉、饼干、甜饼、肉类的踪影，买牛奶排起了长队。
1961年的货币改革和物价上涨毁坏了赫鲁晓夫的声誉。他已失去反对官僚主义者和达官显宦的“人民庇护者”的光环。另一方面，他又居然得罪党的机关（打破习以为常的管理体系）、军队（裁减军官队伍）、克格勃（对肃反工作人员表现出十足的不敬，拒绝赋予他们特权），惹得他们反对自己。
最高权力集团之所以不喜欢赫鲁晓夫，有着一些个人方面的原因。高官显宦们渴望安宁与舒适，而赫鲁晓夫却持续不断地推行干部制度的彻底改革。他将中央委员们像小孩子一般随意申斥、呼来喝去。对待中央主席团的同事，遣词用语上也毫不客气：傻瓜、无赖、懒蛋、死苍蝇、可怜虫、臭狗屎……
比如，在1963年12月23日的主席团会议上，赫鲁晓夫便大肆斥责自己的助手们。赫鲁晓夫在谈到农业领域的劳动报酬时，猛力抨击他在政府中的副手波利扬斯基：
“波利扬斯基[1]同志，我不同意您的意见。这一分歧会形成某种路线。您大胆地揽上了一个任务，为您并不懂得的问题进行辩解。这也正是您的斗胆之处。不过这既不能使我、也不能使其他人受到鼓舞。我很难指靠您解决这些问题。您只是随口说了一大堆不负责任的话。”
“是您问我，我才回答的：为国家提供的粮食，集体农庄的产品比国营农场的便宜。”波利扬斯基进行反驳。
被激怒的赫鲁晓夫扭头对党和国家监察委员会主席谢列平说：
“谢列平同志，您去开一张介绍信，顺手塞给这位主席团委员。我动身之前，就在中央统计局开了介绍信。”
然后重又对波利扬斯基说：“您歪曲事实。您说得不对。”
“请不要说塞给，”波利扬斯基气恼地顶撞道，“我也是有身份的人。究竟该怎样和您谈话呢？如果表达了自己的意见，气氛马上就会紧张起来。也许，您对我的态度就是这样？”
“显然就是这样，我不否认。我怀着极大的不信任，我不可能信任您。这也可能是主观看法，让主席团去判定吧。请坐到我的位置上来，我坐到您那里。”
“不必激动，”波利扬斯基坚定不移，他可不是胆小鬼，“财政部也好，国家计委也好，都用数字表明，集体农庄的产品更便宜。”
赫鲁晓夫面向全体主席团委员说道：“同志们，我尖锐地提出了这个问题。我认为波利扬斯基不够客观。我们俩曾经十分尖锐地谈论过养老金的问题。结果是您对还是我对？”
“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带着准备完美的提议来开会呢？”波利扬斯基抗辩，“除中央委员会各位书记之外，还有五位主席团委员都签署认可了这一提议。为什么您总是认为那仅仅是波利扬斯基一个同志提出来的呢？”
“因为那是您起草的。”
“您仅仅根据这一事实便形成这种印象是不足为凭的。”波利扬斯基不客气地回答。
“岂止一个事实。”赫鲁晓夫语带威胁地说道，“也许，这是年龄的问题，我衰老了，爱激动，容易起反应。看来，在我没死之前，还会做出反应，我对自己无可奈何。似乎不关我什么事了，我已年届七旬，好吧，你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不过我还是共产党员，只要我还活着，还有一口气，我就要为党的事业斗争……”
稍后，赫鲁晓夫又补上一句：“看来，该是我退休的时候了。我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性子急躁。”
随即他又突然猛烈抨击自己的另一名副手柯西金：
“柯西金不在这里，但这里散发着柯西金的气息。条条线索都通向柯西金，他有许多陈旧的观点……”
按赫鲁晓夫意图，1961年10月第二十二次党代表大会通过的新党章，要求不断更新党的领导机关。区委每次选举必须更新一半人员，州委更新1/3，苏共中央委员会则更新1/4。这就是官员们忌恨赫鲁晓夫、拥护勃列日涅夫的原因，后者允许他们稳居自身的职位15年之久。赫鲁晓夫身边的人都不赞成他的自由主义行动：批判斯大林，庇护索尔仁尼琴和特瓦尔多夫斯基[2]，试图寻求与西方的共同语言，裁减军队和削减军工生产。
1964年4月17日赫鲁晓夫寿辰当天，中央主席团全体委员和候补委员都来到他位于列宁山上的府第，向他表示祝贺。斯大林在世时，政治局委员都住在克里姆林宫。赫鲁晓夫则建议大家迁入紧邻莫斯科大学巍峨大厦的崭新宅邸。
接受庆贺的寿星精神矍铄，神采奕奕，心情舒畅。来宾饮用过一杯白兰地，短暂交谈一番，便匆匆离去，托词是不可让赫鲁晓夫“累着了”。虽然赫鲁晓夫明明乐意继续热闹热闹，勃列日涅夫却不断催促大家起身，波德戈尔内也随声附和。
[1] 德米特里·斯捷潘诺维奇·波利扬斯基（Дмитрий Степанович Полянский，1917年10月25日——2001年10月8日），1939年加入联共（布）。1940年加入红军。1949—1952年任苏共克里米亚省委第二书记。1949—1973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2—1954年任克里米亚执行委员会主席。1954—1955年任苏共克里米亚省委第一书记。1955—1957年任苏共奥伦堡省委第一书记。1957—1958年任苏共克拉斯诺达尔省委第一书记。1958—1960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1958—1962年任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1960—1966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1962—1965年任部长会议副主席。1965—1973年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66—1976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73—1976年任农业部长。1976—1982年任驻日本大使。1982—1987年任驻挪威大使。1987年退休。
[2] 亚历山大·特里沃诺维奇·特瓦尔多夫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Трифонович Твардовский，1910年6月8日——1971年12月18日），1925年开始从事文艺活动。1928年加入苏联作家协会。参加了对农业集体化、苏芬战争和卫国战争的报导。1950—1954年、1958—1970年期间担任《新世界》杂志主编，发表了许多反对斯大林主义的作品。1971年在莫斯科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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