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赫鲁晓夫全传（2003）
第10章 渐入佳境的胜利者：1953—1955
赫鲁晓夫是3月1日很晚的时候在他的别墅里得到这个消息的。就在前一天晚上，也就是1953年2月28日，他还和斯大林以及其他的核心集团成员在斯大林的别墅里欢宴：先是在克里姆林宫看电影，然后在昆士夫的别墅里聚餐到很晚。他们大约是在早晨四点钟左右离开斯大林别墅的，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同乘一辆车，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是分别离开的。斯大林那天晚上情绪很高，赫鲁晓夫回忆说：“他喧闹地大声开着玩笑，用手指戳我的肚皮，用乌克兰口音称呼我‘米基塔’。每当心情不错时，他都会有这些表现。”[1]
虽然星期天是休息日，但赫鲁晓夫仍然在家里等着，以防斯大林叫他过去。结果等了很长时间也没有接到电话，于是他终于决定上床睡觉。当天早上，斯大林的警卫人员和服务人员预料他会在10—12点之间起床。他们注视着斯大林半明半暗的房间里的灯光，等着他按铃叫早餐。结果他没有按铃，他们猜想他可能在喝茶，暖水瓶就在他的床边。整个下午，斯大林的房间里都没有什么动静。虽然警卫人员就在走廊里，离斯大林的房间只有几步的距离，但他们有着严格的规定，没有斯大林的召唤，他们不得进入他的房间。屋外的卫兵注意到大约下午6点30分斯大林的房间里闪过一线亮光，但还是没有听到斯大林的召唤。最后，在晚上10点11分左右的时候，警卫人员以送夜间“邮件”为借口派了一名服务人员进入斯大林的房间，结果发现他躺在地板上，一只手微微上举。他的裤子都尿湿了，身旁有一份《真理报》和一瓶矿泉水。他想说话时喉咙只能发出“嗡嗡”的声音。他手表上的指针停留在下午6点30分。显然他是在起床时因为心脏病突发而摔倒在地的。
警卫人员将斯大林抬起来放到沙发上。后来他们又把他移到了餐厅的另一张睡椅上。同时，他们打电话给国家安全部部长伊格纳季耶夫，伊格纳季耶夫害怕承担责任，就叫他们打电话给马林科夫和贝利亚。马林科夫说要找到贝利亚还得一些时间，他显然正陪着他的新情妇在某个特殊的别墅里过夜。最后，贝利亚打来电话。“不要告诉任何人斯大林同志生病的消息。”他命令说。
不久，贝利亚和马林科夫都来了。马林科夫脱掉鞋子，因为在光滑的木地板上，他的鞋子会发出“咯吱”的声响，他把鞋子夹在腋下，轻手轻脚地走到餐厅里。当他和贝利亚站到身边时，斯大林开始发出很大的呼噜声。当时距离他发病已经过去了差不多八个小时了，但是贝利亚（从他的脸色来看，他此前好像一直在喝酒）没有下令进行医疗救护，而是严厉斥责警卫人员。“你们没有看到斯大林同志睡得正香吗？你们所有的人都出去，不要打搅他睡觉！”根据赫鲁晓夫的说法，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他也在场，但是警卫人员说他是第二天早上七点钟才赶到的，当时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已经带着其他领导人和克里姆林宫的医生们回来了。这样的事情赫鲁晓夫是不应该记不住的。不是那些警卫人员因为赫鲁晓夫后来谴责他们的主子而故意这么说的，就是赫鲁晓夫认为这样一种关键的时刻不可能没有他的参与。
当医生们赶到时，斯大林已经发病12个小时了。就像赫鲁晓夫的解释一样，这种拖延很难用不想让人看到斯大林同志处于这种“不雅的状态”来解释。3月3日，斯大林躺在病床上已经命若游丝了，他任性的儿子瓦西里对着贝利亚和其他人喊道：“你们这帮畜生，是你们害死了我的父亲！”贝利亚后来告诉莫洛托夫说：“我摆平了他，我拯救了你们所有人。”[2]至少有一位斯大林的传记作者猜测过贝利亚是如何摆平瓦西里的。不过，尽管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可能会为了让斯大林快点死去而拖延了医疗救护的时间，但也有可能是他们害怕召集别人的帮助。1953年一开始，斯大林就昏过好几次，血压也升高了。不过，他虽然戒了烟，但并没有放弃洗蒸汽浴（这部分是由于贝利亚要求他不要放弃），这更加重了他的高血压，而且他直到最后对医生也不相信。[3]因此，如果及时采取救助措施，如果斯大林恢复过来的话，那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就不会达到他们的目的了。[4]
当医生终于到达现场时，他们显然被斯大林的状况吓住了。主治医生在解开斯大林的衬衫时双手颤抖。“你是医生，”贝利亚大声嚷道：“按照你平常的方法给斯大林同志诊疗。”与政治局成员们一起蜂拥而入的其他专家都尽量不让自己靠得太近。一位牙医将斯大林的假牙取下来放在地板上。医生们给斯大林抽了血，对肺部进行了透视，不过旁边一个由一位战战兢兢的技术人员操作的人工呼吸机没有使用。采取每项医疗措施前都必须得到政治局成员的批准，其实他们也决定不了应该怎么做。
斯大林在昏睡状态中又拖延了三天的时间。在此期间，苏联领导人轮流值班，两人一组，一天24小时守在斯大林的身边：贝利亚和马林科夫白天值班，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是晚上，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插空。根据莫洛托夫的说法，负责的人好像是贝利亚。他和马林科夫经常躲到一边嘀嘀咕咕，有时赫鲁晓夫也加入他们的谈话，但大部分时间他都与他们保持着一定的距离，那些职位稍低一些的领导人则在另外一个房间里。当斯大林显然处于昏迷状态时，贝利亚毫不掩饰他的愤怒情绪。但当斯大林稍微清醒一点的时候，他又赶忙跑到跟前吻着斯大林的手。“这就是你看到的真实的贝利亚，”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甚至在他假装崇拜的斯大林面前，他也能耍出两面三刀的把戏。”就像赫鲁晓夫所想的那样，对斯大林仍有部分的信任不是更好吗？
3月3日，医生们诊断斯大林状况已经非常严重，死亡是不可避免了。到斯大林3月5日去世时，贝利亚、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已经与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米高扬和伏罗希洛夫碰过几次面了。马林科夫主持会议，他和贝利亚建议了新的领导人名单。马林科夫将接替斯大林担任部长会议主席，贝利亚、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和卡冈诺维奇（按顺序）将担任第一副主席。贝利亚将重掌内务部，内务部将和国家安全部合并。赫鲁晓夫被解除莫斯科党委书记的职务，成为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八位书记之一。斯大林于1952年10月进行扩充的苏维埃主席团将进行调整，从原来的25人调整为10名正式成员。除了两位斯大林的老臣外，其余的人全部更换。
至此，关于斯大林的继承人好像已经达成了一致意见。但一天晚上，当他们守夜的时候，赫鲁晓夫提醒布尔加宁说，贝利亚之所以想掌控警察机构，“目的就是为了打垮我们，如果我们不采取措施的话，他会干出来的。因此，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让他得逞，不管采取什么手段！”布尔加宁说他也持这种看法，但是他们需要马林科夫的支持。不过，赫鲁晓夫后来说：“马林科夫总是认为给贝利亚当配角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尽管他也知道贝利亚不把他放在眼里，经常嘲弄他。”此外，“既然斯大林已经去世了，马林科夫确信他在贝利亚的计划里‘会派上用场’的，因为贝利亚曾经告诉我他会倚重马林科夫。”
3月5日晚上，苏联领导人召开了一次中央委员会、部长会议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联合会议（在不久前通过的党章里没有如此的规定）。在斯大林没有咽气的情况下，他们解除了他的政府首脑职务（不过继续保持他的党主席团成员位置）。赫鲁晓夫主持此次会议，不过控制会议的却是马林科夫和贝利亚。《文学报》编辑和中央委员会委员康斯坦丁·西蒙诺夫都能看出并感觉到他们对会议的控制。马林科夫首先发言，然后他推荐贝利亚发言。贝利亚提名马林科夫为苏联政府主席。在回到发言席后（需要从贝利亚身边挤过去，在狭窄的过道里他们两人肥胖的肚皮贴在一起），马林科夫指定贝利亚统率警察机构。西蒙诺夫从所有领导人（除了一动不动、脸上没有丝毫表情的莫洛托夫外）的表情里，感觉出了“一种他们都努力不公开表露出来的压抑感。……”但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却显得特别的活跃。[5]
在瓜分完政治蛋糕后，斯大林的这帮手下又回到了他的别墅，看着他在死亡线上痛苦地挣扎。“他的脸色变了，变得灰暗起来。”他女儿回忆说：“他的嘴唇发青，样子都认不出来了。……他是在我们眼前窒息而死的。……在似乎是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突然睁开双眼，扫视了一下屋里所有的人。他的这一瞥令人毛骨悚然，目光里带着精神错乱的神情，或是愤怒与对死亡的恐惧。……他突然举起一只手，好像指着上方的什么东西，向我们大家发出诅咒似的。……过了一会儿，经过最后的努力，他的灵魂终于挣脱了他的肉体。”
几乎就在同时，阿利卢耶娃说，贝利亚冲出房间。“房间的沉寂被他大声的叫喊划破了，他简直无法抑制住自己胜利的喜悦，他对他的司机大声嚷道：‘赫鲁斯塔利耶夫！我的车！’”赫鲁晓夫回忆说：“贝利亚处于一种亢奋的状态。”他“确信他很久以来一直盼望的时刻终于到来了。现在世上再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他了。任何人也不能阻挡他的道路。现在他可以做任何他想做的事。”
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去世感到很悲痛，这部分是出于对不确定未来的担忧，也有可能是因为他“在斯大林眼里还是值得信任的”。当阿利卢耶娃开始痛哭时，他后来说：“我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我也开始哭起来，我从内心里对斯大林的去世感到伤心。”阿利卢耶娃记得她看到赫鲁晓夫和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和布尔加宁都流下了眼泪。当时《真理报》的主编德米特里·谢皮洛夫[6]参加了3月5日早上的会议，会议讨论了斯大林的葬礼安排问题。他记得马林科夫和贝利亚“明显处于一种激动的状态，不时地打断其他人的发言，经常长篇大论地滔滔不绝。贝利亚简直是心花怒放。赫鲁晓夫说得很少，显然他还处于震惊之中”。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葬礼上，谢皮洛夫注意到赫鲁晓夫的“眼睛红了，他不时地擦去流下的眼泪”。
甚至在斯大林的劳改营里，他的很多受害者都哭了。西蒙诺夫对斯大林罪行的了解比他后来供述得还要多，他回忆说自己3月5日坐下来准备为《文学报》创作一首关于斯大林的诗。他已经写了两行，“突然之间，连我都感到吃惊，我大哭起来。我可以谎称没有这样的事情……但除了说出来，否则我无法表达我当时听到斯大林逝世的消息时的震惊。我并不是因为悲伤而哭，也不是对死去的人感到可怜而哭，我的眼泪没有感情色彩，就是因为震惊”。
对于赫鲁晓夫来说，斯大林的去世肯定是件喜忧参半的事情，就像这位独裁者本人对他一样。斯大林是个威胁要消灭他的恩人，既是赫鲁晓夫的良师益友，又是他的折磨者。他的去世使赫鲁晓夫摆脱了生理上的担惊受怕和心理上的依赖感，不过也使他不得不面对新的致命危险——首先来自他的克里姆林宫同事，再有就是他本人，而斯大林接班人面对的可怕遗产则一直使他们受到潜在危险的困扰，并最终将他们都击倒了。
在斯大林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的权力阶梯中处于第二或第三的位置，这主要取决于贝利亚是否仍能身居高位或者是否会被清除掉。当新的党主席团选定后，赫鲁晓夫位列第五，排在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之后。马林科夫是明显的接班人，而贝利亚则是宝座后面的真正掌权人。莫洛托夫与斯大林保持亲密关系的时间比其他任何人都长，他好像也是一个有力的竞争者。他们三人在斯大林的红场葬礼上发表讲演表明他们组成了苏联的三人政治。不过，最后无论是苏联国内还是国外，都没有人想象到赫鲁晓夫会有机会将他们全部击倒。
两年半以后，贝利亚已经被逮捕并处决，马林科夫被降职，而莫洛托夫则遭受毁灭性的批评。尽管从权力的巅峰上跌落下来，但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仍然保住了他们在主席团的位置，只不过此时赫鲁晓夫已经成为他们的老板。1954年8月，赫鲁晓夫率领一个苏联代表团访问北京。虽然接替马林科夫担任总理的布尔加宁是1955年夏天日内瓦四国首脑峰会理论上的苏联主要发言人，但西方领导人意识到赫鲁晓夫才是他们主要的讨论对象。
如果说赫鲁晓夫预见到了他自己的胜利的话，那么他也是唯一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的胜利，他令人难以置信的崛起是个最大的奇迹。不过他使奇迹变为现实的方法是完全可以猜测出来的。与20年代的斯大林一样，他一直从事着党务工作，操纵着党的权力机器来反对他的对手，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而制定各项内外政策，制造并出卖他的同盟——首先是贝利亚，其次是马林科夫，最后是莫洛托夫。
真正的疑团并不是赫鲁晓夫是如何达成他的目的的，而是他的同事们为什么会让他的计谋得逞。问题的答案在于他们仍然轻视他。甚至在1953年以前，赫鲁晓夫一直都没有放弃他伪装出来的无足轻重的形象，直到那时，他在大多数场合都在隐藏他的能力。在1953—1955年间，赫鲁晓夫权谋的才能才首次表露得一览无余——这不仅体现在现实的政治斗争之中，而且也表现在他的回忆录里。他在回忆录中自豪地向我们讲述了他是如何一步步地将贝利亚推向灭亡的道路的。根据他陈述的事实，赫鲁晓夫几乎难以否认他在此前和之后所玩弄的权谋，但他对之还是加以否认。在赫鲁晓夫的诠释中，唯一能证明其针对贝利亚阴谋的公正性的就是贝利亚太坏了。但出卖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特别是赫鲁晓夫针对他们的指控之一是他们背叛了他。要了解事情的完整面目，我必须根据不太完整的资料将他们被击败的事实串联起来，考察针对贝利亚的阴谋时也应如此。因为尽管赫鲁晓夫在叙述这段历史时表现出了罕见的诚实，但他还是没有说出其玩弄权术的全部过程，他隐瞒了在斯大林死后与贝利亚结成最初同盟的事实，也没有坦陈其在斯大林在世时与贝利亚和马林科夫结成的同盟关系。
在斯大林死后的首次公开声明中，苏联的接班人面对斯大林留下的遗产表现出了一副英勇无畏的姿态。在他的葬礼致辞中，贝利亚号召苏联的领导人“团结起来”，警惕敌人利用苏联领导层的“无序和混乱状态”，他誓言没有人会“逃过我们的明察秋毫”。在正式的死亡声明中，他们满怀信心地预言苏联人民会团结在新的领导核心的周围。
事实上，斯大林的这帮手下都知道他们遇到了麻烦，但他们遇到的麻烦比他们想象得还要大。1953年1月1日仍然滞留在劳改营里的囚犯差不多有250万人，其中有超过50万被列为“政治”犯（在他们这样一个独断专行的社会里，这已经足以构成犯罪）。他们是否应该被释放，死者是否应该被恢复名誉？怎么能不给他们平反昭雪呢？不过这么做的代价可能是毁灭性的。如果被囚禁的人是无辜的，那么那些把他们投入监狱的人就是有罪的。不久，斯大林的接班人开始释放“非政治”犯，他们于1953年和1954年处决了前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和阿巴库莫夫，以及“重要罪行特别调查小组”的前负责人。不过，这些步骤以及随后控告文件的销毁，目的更多的是保护斯大林的接班人，而不是为他和他们的受害者报仇。[7]当劳改营爆发暴乱时，政府用军队对他们进行了镇压：1953年5月在诺里尔斯克（Norilsk），有超过1000人被打死，2000人受伤；在那年夏天的沃尔库塔，1954年初的肯基尔（Kengir）和哈萨克斯坦，被囚禁的犯人占据劳改营长达40天，最后被坦克和飞机所镇压。
各个阶层的人民，特别是党的精英分子和知识界，都受到了恐怖统治的影响。让精英阶层具有一定的安全感显然是当时的当务之急，特别是对于赫鲁晓夫而言，他的政治基础就在党的机构。由于能提出一些控诉性的问题并最终危及整个斯大林体制，知识界构成了一个特殊的问题。在适当的时候，伊尔亚·爱伦堡所谓的“解冻”开始了。不过正如赫鲁晓夫后来所承认的那样：“我们感到害怕，真的很害怕。我们担心解冻可能会引发一场洪灾，一场我们难以控制并会招至灭顶之灾的洪灾。”
斯大林高度集中化的指令经济在重工业增长和战后重建方面创造了奇迹（当然，没有提及这种增长所带来的人文和环境代价，更不用说进行估算了），但却阻碍了其他领域的发展。消费品永远是短缺的，住房也是一样。马林科夫宣布苏联终于在1952年解决了粮食问题，但那时的粮食状况却是糟糕得不能再糟糕了。整个粮食产量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还少，牲畜的数量低于1928年，甚至在一些地方还低于1916年时的数量。农民自留地上出产了全国大部分的牛奶、肉和蔬菜，不过国家却限制它们的规模，因为征收繁重的赋税而使自留地最终消失。
苏联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在1953年也进入了死胡同。在战争期间以及战争一结束，斯大林运用他熟练的手腕，不仅维持了其在战时同盟里对他有用的利益，而且巩固了对东欧的控制。不过，到1953年，西方国家已经动员起来反对他，甚至他的朋友和中立国也已经与他疏远。除了南斯拉夫，莫斯科对东欧地区的控制好像是绝对的，但是那里的经济状况正不断恶化，反对苏联的愤怒情绪正在积聚。在中国方面，其最高领导人虽然表面上服从斯大林，但不满情绪却与日俱增，不久两国就闹翻了。在奥勒加·特罗亚诺夫斯基（他不久后成为赫鲁晓夫的主要外交政策顾问）看来，斯大林留下的遗产“是骇人听闻的。国际形势已经变得非常紧张，稍有不慎就会导致灾难的发生”。
斯大林十分倚重军事实力。在西方人看来，他的常规兵力好像已经强大得足以横扫整个西欧。为了使西方对其感到更加惧怕，苏联于1949年爆炸了第一枚原子弹，1953年又成功研制了第一个热核装置。但是苏联的实力远没有其显示的那么强大。苏联唯一的远程轰炸机，图—4是美国B—29的仿制品，除了进行有去无回的单程自杀性轰炸外，图—4是不能到达美国本土的。一个美国顾问委员会于1953年中期警告说，苏联可能会向美国投放多达100枚原子弹，从而造成1300万人的伤亡，摧毁美国三分之一的工业潜力。不过在赫鲁晓夫看来，图—4“生产时已经过时了”，还有另外一种轰炸机的几种型号在试验飞行阶段就发生过坠毁。尽管如此，它们还是于1956—1957年间进入现役。当一名飞机设计师向克里姆林宫领导人保证这种飞机在轰炸美国时可以在墨西哥降落时，赫鲁晓夫回答道：“你认为墨西哥是什么啊——我们的丈母娘吗？你认为我们什么时候都能得到我们想要的一切吗？”
斯大林开始紧急开发洲际导弹，但是离洲际弹道导弹投入现役还有数年的时间。更为糟糕的是，赫鲁晓夫和他的同事们在火箭方面是“技术上的白痴”。当导弹设计师谢尔盖·科罗廖夫[8]向主席团汇报他的计划时，这位卡里诺夫卡原来的羊倌和他的同僚们“呆呆地看着他给我们看的东西，好像我们是一群第一次看到大门的绵羊似的。当他给我们展示他设计的一枚火箭时，我们觉得这除了像一根巨大的雪茄型钢管外什么也不是，我们不相信它可以飞起来。……我们就像身处大市场的乡下人。我们在火箭周围转来转去，不时地摸摸敲敲，想看看它是否足够结实——除了舔舔它是什么味道外，其他所有的事情我们都做了”[9]。
美国有着强大的制空权，对此他们大加炫耀。“我们被美国的空军基地所包围，”赫鲁晓夫回忆说：“我们国家实际上就是一个巨大的目标，美国从位于挪威、德国、意大利、韩国和日本机场上起飞的轰炸机随时可以对我们发起攻击。”在战后初期，美国飞机不停地飞越苏联领空，其中一些是高级侦察飞机。有些是为了刺探苏联的雷达和防空系统，还有一些是投放特务或是向特务投放物资的。虽然大量低空飞行的飞机被击落，飞行员不是被击毙就是被抓获，但这种飞行对斯大林的同僚们所造成的心理影响却是破坏性的。“美国对我们奉行傲慢和咄咄逼人的政策，”赫鲁晓夫说：“他们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展示其强大的机会。美国人不停地派遣飞机深入我们的领空，有时甚至到了基辅上空。”[10]
除此之外，一场争夺斯大林后领导权的斗争迫在眉睫。他的接班人都发誓要进行集体领导，但是他们也知道除了一人领导外苏联不可能有其他的统治方式，因为他们除了奋力攀上权力巅峰外没有其他的选择。内外政策成为这场斗争中各方使用的武器，所有的竞争者都玩着双重的或是三重的游戏。这使得苏联在国际上面临着可怕的局面。资本主义者“知道我们在斯大林死后处于复杂而困难的形势”，赫鲁晓夫后来说：“斯大林留下的领导层谈不上有什么坚强的力量，因为他们之间有着太多的分歧。”
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进行深刻的变革显然是必需的。但是即使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制度又经过了32年的实践，到了失败的边缘，这种变化仍然是痛苦的。难道在50年代进行这种变革不是更容易吗？当时这种经济制度仍然能带来快速增长，况且很多人想要的只是使共产主义制度更具人性化，而不是抛弃它。但是当斯大林的接班人是那些他亲自提拔并训练出来的时候，这种变革无异于痴人说梦。
在四天的国哀期间数以千计的人瞻仰了斯大林的遗容。四天后，在附近的普希金大街，政府残酷镇压了一次动乱，至少有一百人在镇压中丧生，斯大林的葬礼终于在阴冷灰暗的3月9日在红场举行。[11]当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在现在的列宁—斯大林陵墓顶上向集会的群众发表讲话时，他们都穿着厚厚的大衣，戴着皮帽，除了贝利亚，他的那顶宽边黑帽压得很低，差点盖住了那副著名的夹鼻眼镜。他们呼出的气息在冰冷的空气中清晰可见。在西蒙诺夫看来，只有莫洛托夫“这个坚若磐石般的领导的讲话里流露出了一种热爱与悲伤，还有一丝的震悚”。马林科夫和贝利亚的讲话中“没有任何的怜悯、激动或是若有所失”，相反却给人如此的印象：“他们终于掌权了，对此他们感到欢欣鼓舞”。作为葬礼活动的主席，赫鲁晓夫远远地站在左边，他的表情悲伤而隐晦。
在接替斯大林的总理职务后，马林科夫现在主持主席团会议，这是自列宁时代开始就形成的惯例。此外，他的两个门徒，米哈伊尔·别尔乌辛[12]和马克西姆·萨布罗夫[13]也加入了主席团，而另一位支持者尼古拉·萨塔林[14]则供职于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很显然是在同事们担心其权力过大的促动下，马林科夫于3月14日退出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职位。然而他的同党贝利亚，不仅控制了警察力量，而且还掌管着国家的核和导弹计划，他还从斯大林的私人文件中没收了大量的材料，以勒索和毁灭他的同僚。[15]
尽管莫洛托夫的资格无人可及，但他好像对担任外交部长心满意足。3月14日，赫鲁晓夫成为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但党的正式文件规定好像此职务的主要权力集中于宣传和意识形态上，而政治和经济事务则落入马林科夫和贝利亚的掌控之中。作为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本该在3月15日的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提名马林科夫担任总理，但贝利亚却篡夺了他的这个权力。虽然长期以来都是第一书记签署政治局会议草案，但现在必须经过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集体批准。[16]
康斯坦丁·西蒙诺夫从种种迹象中得出结论认为，贝利亚把赫鲁晓夫看成是“二号人物”。在德米契夫（他是1950—1953年间赫鲁晓夫的助手）看来，莫洛托夫也有着类似的看法。阿纳斯塔斯·米高扬的儿子谢尔戈，一位历史学家，认为马林科夫和贝利亚想回到斯大林时代前的模式，中央委员会书记处行使技术而不是政治职能，他们认为，依据他所具有的能力（或者不如说缺乏才能），赫鲁晓夫正好可以胜任这个不太重要的职位。[17]
在暂时分配了权力和位置后，接下来就是要制定内外政策。所有的领导人都赞成内外政策应有所变化（有些人对此甚至深信不疑），不过贝利亚却是主要的推动者，他甚至比马林科夫还要积极。贝利亚并非那种不讲实际的自由主义者，他扮演着改革者的角色只是因为他骨子里就有着变革的冲动。提高其声誉和感召力的办法就是对斯大林进行攻击，攻击斯大林施行的所有法令。作为秘密警察的头子，贝利亚知道苏联的实际形势是多么的糟糕。贝利亚在犬儒主义方面所拥有的无与伦比的能力使得他没有让意识形态阻挡他的脚步。如果他取得胜利，他差不多肯定会消灭他的同事，至少可以阻止他们清除他自己。不过，他实施的大胆改革举动可以与赫鲁晓夫，甚至在某些方面可以跟35年后的戈尔巴乔夫相提并论。
在斯大林葬礼的当天，这一天正好也是莫洛托夫的生日，贝利亚亲自将日曼丘日娜从劳改营里释放出来，和她丈夫团聚，他的目的无疑是与这位外交部长结成未来的同盟。在3月10—13日间，他下令国家安全小组重新审查冤假错案，包括克里姆林宫医生事件，并要求他们“向我”汇报新的发现。他于3月17日提议将内务部的大部分工业与建设领域移交给一般的经济部。三天后，他建议停止由强制劳工从事的建筑项目。3月26日，他向主席团汇报说监狱和劳改营里还有2526401名政治与非政治犯（其中女性438788人，在这些女性犯人中，35505人有孩子，62886人是孕妇）。他哀叹这些囚禁“使身陷牢狱的人、他们的亲戚以及其他与他们关系亲密的人都处于特别困难的处境，这通常毁坏了他们的家庭，并对他们的余生造成了负面的影响”。他提议进行大赦，并最终释放了刑期在五年或五年以下的1181264个非政治犯。3月28日，贝利亚催促将劳改营的管理权从内务部移交司法部。4月2日，他告诉马林科夫说，著名的犹太演员所罗门·米哈尤斯[18]已经于1948年在斯大林的命令下被杀害。两天后，贝利亚公开宣布克里姆林宫医生事件是捏造的。同一天，他下令结束“对被捕犯人的残酷鞭打，一天24小时将他们的双手铐在背后，有时持续数月时间，长时间不让他们睡觉，在单独牢房里扒光犯人衣服等做法”。[19]
几天后，被囚禁的医生被释放出来，中央委员会成员受邀审阅卷宗文件。根据西蒙诺夫的说法，他参加过三四次审阅这些文件的长时间会议，他们确定斯大林亲自参与了这起事件，包括他下令对罪犯进行折磨，直至他们供认为止。因为这些文件来自内务部，所以将它们公开出来肯定是贝利亚个人的主意。
格鲁吉亚人米哈伊尔·契奥雷利[20]描绘斯大林的阿谀奉承的电影为他赢得了这位独裁者酒伴的地位。由于贝利亚也曾是斯大林别墅酒宴上的一分子，这位电影导演很自然地向贝利亚展示了他对前主子阿谀奉承的一面。“不要提那个畜生！”贝利亚扔下案卷时诅咒道：“斯大林是个无赖、野蛮的家伙，一个暴君！他让我们所有人都生活于恐惧之中，这个吸血鬼。人民也是一样，他的所有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所幸的是，我们现在已经不用再怕他了。让他这条毒蛇在地狱里腐烂吧！”
贝利亚还对斯大林将苏联非俄罗斯加盟共和国俄罗斯化的做法进行了攻击。在主席团的一系列备忘录中，他谴责俄罗斯人的统治，以及在像白俄罗斯、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以及西乌克兰地区推广俄语的做法。贝利亚在基辅的内务部头目帕维尔·梅什克[21]在乌克兰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这让乌克兰中央委员会大吃一惊。梅什克试图与赫鲁晓夫的门徒、利沃夫负责内务的头目蒂莫菲·斯特罗卡奇[22]妥协，命令他搜集当地共产党官员的污点证据。当斯特罗卡奇向赫鲁晓夫的另一个同事、利沃夫党委书记日诺维·谢迪奥克[23]报告此事时，据称贝利亚大发雷霆。“你什么都不懂。你为什么要告诉谢迪奥克？我们要把你驱逐出党，把你抓起来，让你在劳改营里度过余生。我们要把你剁成肉酱，让你化为粪土。”[24]
在对外政策方面，贝利亚也打破了意识形态与政治之间的正统观念。在后来从他的保险柜里没收的文件里有写给铁托的高级助手亚历山大·兰科维奇[25]的秘密信函，这封信函没有经过主席团的批准，信中建议“从根本上提高”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关系，并就举行“秘密会议”进行协商。当东德领导人6月2日以及11天后匈牙利领导人被召到莫斯科时，苏联领导人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指责，要求他们执行莫斯科给他们下达的命令。对着匈牙利共产党总书记马蒂亚斯·拉科西大喊大叫的就是贝利亚，“在匈牙利这样一个只有950万人口的国家就有150万人受到了迫害，你们怎么能容忍出现这样的情况？……甚至斯大林同志直接下令审讯被捕的囚犯也是错误的。……惨遭毒打的人会做出任何审讯者所希望的供述，会承认他是英国或美国间谍，或是任何我们想要他成为的人。但是用这种办法我们永远也不会了解到事情的真相。在这种方式下，无辜的人可能会受到制裁。我们还有法律，每个人都必须尊重法律。”
东德是一个特别敏感的例子。由于乌布利希政权推行强制工业化方案、强制集体化以及严酷的反宗教运动，在过去的两年里有将近50万人逃到西边去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面临着马林科夫后来所谓的“内部灾难的危险”。贝利亚对此非同寻常的反应是考虑完全放弃东德的共产主义制度，允许东西德联合组成中立的德国，以换取西方大量的补偿。当克里姆林宫领导层于1953年5月27日讨论德国问题时，贝利亚大声说道：“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这个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能算得上什么？甚至连一个实体都算不上。即使我们能称之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话，那也是我们苏联军队在那里维持着。”在讨论过程中，莫洛托夫建议应反对东德的“强制”社会主义化，而贝利亚则在最后的指示里将“强制”一词删除了。莫洛托夫问道，这难道不意味着东德取消了社会主义吗？为什么贝利亚会提出如此建议？“因为，”据说贝利亚是这样回答的：“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和平的德国，至于它是不是社会主义，这对于我们并不重要。”[26]
总的来看，贝利亚的举动使他新官上任后的三把火烧了令人吃惊的“一百天”。虽然他的一些倡议掩饰了其工于心计的一面（特别是他在仍然由俄罗斯统治的苏联保护非俄罗斯民族，反对俄罗斯沙文主义），但他一开始还是压倒了他的竞争者。他所耍的花招很多都在他的正式管辖范围之外，这反映了他对其他同事的蔑视。在一份给赫鲁晓夫的备忘录中，贝利亚没有“请求”对他的提议进行“审查”，而是要求他们进行“确认”。电话监听证实他对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都进行了严厉指责。在斯大林刚去世后不久，贝利亚好像把他的同事们都不放在眼里。然而，他这种咄咄逼人的态度使他们意识到自身所面临的危险，同时也给了他们反对他可资利用的素材。
赫鲁晓夫声称他从一开始就看透了贝利亚，只要一有机会，他就会起来反对他。“斯大林尸骨未寒，”他在贝利亚被捕后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说：“我们不能提出这个问题。否则同志们会说：‘他在利用斯大林的去世在党的领导层中制造分裂与混乱。’……这会让我们看起来像个傻瓜，真正的大傻瓜！”然而，实际上赫鲁晓夫不仅与贝利亚站在一条阵线上，而且如果贝利亚没有针对他的话，他很可能还会将与贝利亚的共同阵线保持下去。
在斯大林死后的那段时间里，赫鲁晓夫与贝利亚和马林科夫的关系十分密切，就像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彼此之间的关系一样。根据莫洛托夫的说法，赫鲁晓夫和其他两人是组成了当时的三驾马车。当然，莫洛托夫的看法是有偏见的，但赫鲁晓夫最后也证实了他的这种看法：贝利亚“与马林科夫的亲密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对此他没有动摇过，但是他突然之间开始与我建立同样友好的关系。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开始在克里姆林宫空地的散步中拉上我。我当然没有拒绝或是反对，但我对贝利亚的看法没有改变。……我知道他对我作出的这种友好表示是一种假象”。
在1953年7月贝利亚被捕后的中央委员会会议发言中，赫鲁晓夫为自己辩解说：“有人说，‘怎么能这样呢？马林科夫走路的时候都与贝利亚手挽手。……’还有人可能也听说了，赫鲁晓夫也与他们混在一起。（一阵大笑）说的没错。他们确实是如此，我也一样。……贝利亚不是那种容易被看透和被揭穿的人。……他在斯大林去世后对我的态度变化尤其如此。如果我哪一天没有给他打电话，他就会给我打来电话问：‘为什么你没有给我打电话？’‘我没有时间，’我会如此回答：‘太忙。’于是他就会说：‘你应该更经常地给我打电话。’”在同样的电话交谈中，贝利亚“会不经意地中伤（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同时让我明白并加以强调，我比他们要好。后来我把贝利亚的话告诉了他们”。
就在贝利亚、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混在一起、彼此无法分开的同时，实际上他们已经开始相互挖对方的墙脚。“我们内务部陷入彻底的混乱之中，”一位中层官员告诉他的一位作家朋友说：“贝利亚下达了一个命令，马林科夫又从克里姆林宫打来电话，取消了贝利亚的命令，重新下达了他自己的指示。”1952年4月，在贝利亚将马林科夫的支持者塞姆扬·伊格纳季耶夫从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清除出去的行动中，赫鲁晓夫显然给了贝利亚很大的帮助，伊格纳季耶夫在克里姆林宫医生事件时期是秘密警察的头目。但是赫鲁晓夫的门徒阿历克赛·基里钦科成为新的乌克兰党委书记，很可能是在马林科夫的支持下当选的，因此贝利亚是不可能高兴的。
导致赫鲁晓夫与贝利亚最终走向分裂的并非他们之间有什么很深的政策分歧。虽然赫鲁晓夫对贝利亚“将1800万东德人民置于美帝国主义的统治之下”的想法感到吃惊，但这种看法本身并不足以说明赫鲁晓夫愿意承担阴谋对付贝利亚的风险。赫鲁晓夫后来指控贝利亚有意制造“民族团体之间的隔阂”。然而，他不仅支持贝利亚当时的民族改革，而且在他自己关于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类似报告中还全盘照搬了贝利亚的做法。在准备斯大林葬礼期间，赫鲁晓夫拉着卡冈诺维奇的胳膊问道：“拉扎尔，没有了斯大林，我们怎么生活和工作呢？”此外，他还带头赞成以斯大林的名义重新命名苏联共青团的提议。但是赫鲁晓夫也与贝利亚一道毁坏斯大林的声誉：在《文学报》编辑呼吁作家们写文章赞扬斯大林后的第二天早上，赫鲁晓夫就威胁要撤换其总编康斯坦丁·西蒙诺夫。
“当贝利亚掌权的时候，”赫鲁晓夫的前助手德米契夫回忆说：“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当然想与他搞好关系，虽然他对贝利亚又恨又怕。贝利亚也感觉出不能忽视赫鲁晓夫，因此他对待赫鲁晓夫时也留着一分小心。”最后使赫鲁晓夫对贝利亚反戈一击的是他担心贝利亚迟早会收拾他，如果他不早一点下手的话。
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都宣称自己领导了针对贝利亚的行动。[27]对他们两人恨之入骨的莫洛托夫和与两人关系都不错的米高扬证实了赫鲁晓夫的叙述。[28]赫鲁晓夫在反对贝利亚的行动中请求马林科夫的帮助使其处于两难的境地：如果贝利亚胜利了，他会将他们都置于死地；如果贝利亚被击败，那么马林科夫就会失去贝利亚的支持，并且还会因为与贝利亚结盟而沾染上抹不去的污点。因此赫鲁晓夫刚开始对他提出了较为谨慎的建议：对贝利亚在主席团里提出的一些建议进行封杀。“问题是，”他对马林科夫说：“在主席团会议上，你从来没有让其他人有说话的机会。只要贝利亚提出什么动议，你总是马上跳出来表示支持。……你只要让我们其余的人有一次表达思想的机会，你就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况。你克制一点，不要老是那么着急跳出来。……我和你一起拟订会议议程，让我们来讨论一些我们认为贝利亚在其中有过错的问题。然后我们再起来共同反对他。”
这种小插曲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这显然对贝利亚的提议产生了抵制作用，贝利亚曾提议将内务部特别委员会可以判决的刑期减少到最多十年（“这意味着，”赫鲁晓夫在1953年7月的全体会议上说：“他可以判决犯人十年的刑期，然后再判处十年，如果他愿意的话。这就是他使犯人老死牢狱的方法”）。在主席团关于东德问题的讨论中情况也差不多。莫洛托夫带头反对贝利亚关于东德问题的计划。莫洛托夫原来认为赫鲁晓夫是贝利亚的同盟，因此他得到赫鲁晓夫的支持时又惊又喜。这位固执的外交部长对赫鲁晓夫十分感激，于是他提议从此以后和赫鲁晓夫之间彼此以亲昵的第二人称相称。在关于东德问题的会议之后，赫鲁晓夫记得：“贝利亚表面上对我的态度并没有改变。但是我知道这是一种可怕的圈套——说一套，做一套。我知道贝利亚正在和我玩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游戏，表面上使我十二分的放心，背地里却是一有机会就会将我撂倒在地。”[29]
6月中旬的某个时候，就在贝利亚6月26日被捕前的几天，赫鲁晓夫的立场发生了转变，他从反对贝利亚变成安排他退位。[30]“当贝利亚意识到主席团的其他成员想取而代之时，他开始全力显露他的重要性，试图在所有可能的方面表现出他高人一筹的能力。我们正在经历着一个非常危险的时期。我感到是让这种局面有个了断的时候了。”[31]
贝利亚给了赫鲁晓夫一个机会，想把他拉入反对马林科夫的阴谋中。这使得赫鲁晓夫有机会说服马林科夫，除了对贝利亚先下手为强外没有其他的选择。[32]一旦马林科夫同意，下一步就是召集其他的同事了。布尔加宁没有什么问题，但要联络其他人则有相当的危险。如果他们中间有人向贝利亚告密，那整个游戏就结束了。即使没有人告密，贝利亚无处不在的窃听设备也有可能捕捉到他们的蛛丝马迹。
赫鲁晓夫去找了伏罗希洛夫。但是当他一踏进伏罗希洛夫在最高苏维埃的办公室时（赫鲁晓夫去找他的借口是他们同是政府委员会的成员），后者就开始“大唱贝利亚的赞歌：‘我们的贝利亚是多么伟大的人物啊，赫鲁晓夫同志！他真的太伟大了！’”在这种情况下，赫鲁晓夫最好的回答只能是没有什么说服力的“也许未必。你也许过高地估计了他”，接着赫鲁晓夫就他拜访的目的敷衍了几句就马上离开了。赫鲁晓夫对伏罗希洛夫表现的判断是相当准确的：“我认为伏罗希洛夫之所以会这么说是因为他认为有人会偷听到他的谈话，他是说给‘贝利亚的耳目’听的。另一方面，也许是因为他认为我是贝利亚的同党。”即使赫鲁晓夫当面提出请求，伏罗希洛夫“就是出于自尊心也不会同意的。他不可能在我进门时大唱贝利亚的赞歌后马上又来个180度大转弯，支持我的立场”。
其实伏罗希洛夫能发挥出比他表现出来的更大的作用。当马林科夫向他暗示他们的计划时，伏罗希洛夫赶忙将旁边的电话机盖了起来，压低声音，然后激动得哭了起来，过去拥抱并亲吻着马林科夫。[33]
赫鲁晓夫将卡冈诺维奇邀请到他的办公室。他的脑子里考虑的全是可能带来的危险，因此平常总是喋喋不休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甚至让卡冈诺维奇就他刚刚结束的对西伯利亚锯木厂的视察情况讲了很长时间。“我不想打断他的讲话，虽然我的脑子里还有比锯木厂更重要的事情。我表现出了适当的礼貌和技巧，等着他说累了停下来。当他结束汇报后，我说：‘你讲的情况很好。现在我想和你谈谈这里发生的事情。’我告诉他莫斯科的形势以及我们得出的结论。”
“你说的我们是指谁？”老练狡猾的卡冈诺维奇问道。了解到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已经形成了多数派后，卡冈诺维奇马上加入了进来。“我也赞同你的意见。我当然会和你站在一边。我只是随便问问。”赫鲁晓夫回忆说：“我知道他在想什么，他也知道我在想什么。”
赫鲁晓夫还知道莫洛托夫会怎么想。由于“莫洛托夫自己就是贝利亚伪善的受害者”，赫鲁晓夫“听到他当着贝利亚的面指责他的所作所为”，因此他马上和赫鲁晓夫站到了一起。莫洛托夫也询问了马林科夫的立场，然后又马上表示赞同，他提议不要剥夺贝利亚的所有职务，只要取消他那些“更为极端的措施”就可以了。
这些人中最难唆使起来的就是米高扬了。策划者将他放到了最后，因为正如赫鲁晓夫后来所说的那样，“所有的人都知道米高扬与贝利亚的关系最好。他们总是在一起，形影不离”。不过，要是这么看的话，那马林科夫还有赫鲁晓夫与贝利亚的关系也很好，因此真正的原因并不在于此。米高扬的儿子谢尔戈认为，这很可能是出于他们在民族问题上老一套的看法：赫鲁晓夫认为两个外高加索人结成同盟于事无补。因此他直到计划付诸实施的那天早上才告诉米高扬。米高扬在去克里姆林宫的途中在赫鲁晓夫的别墅门口停了下来，他们两人在花园里呆了几个小时，保安人员在安全距离外负责警戒。谢尔盖·赫鲁晓夫回忆说，那天早上来的那个客人非同寻常，当两人最后走向赫鲁晓夫的汽车时，他们脸上的“那种意志已决的表情”也非同寻常。自从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就换上了一辆带有防弹装甲的汽车。在他们的长谈中，赫鲁晓夫唯一的提议是解除贝利亚的秘密警察头子的职务，任命他为工业部长，对于这一建议，米高扬表示同意。只是到了会议进程中赫鲁晓夫才下令逮捕贝利亚，这让米高扬大吃一惊。[34]
在结束贝利亚权力之路，使赫鲁晓夫扶摇直上的那场政治风暴的前一天晚上，贝利亚、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像往常一样下班后一起驱车回家。在格拉诺夫斯基大街，贝利亚将他的两位同事留下，然后继续往前走。在一周后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赫鲁晓夫回忆说，当贝利亚和他们道别时，“我心里想，你这个恶棍，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握手了。明天的两点钟，我们就要和你永远说再见了。（一阵大笑）我们不会和你握手了，不过我们会揪住你的尾巴”。
不过，贝利亚对自己也很有信心。就在一两天前，他还提醒同事们说他们的行动都在他的监控之中。在贝利亚将他们留在格拉诺夫斯基大街后，赫鲁晓夫、马林科夫和布尔加宁停下来聊天，当时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考虑到夏天的酷热天气，决定驾车到他们的别墅去。他们两人都没有告诉贝利亚，第二天在马林科夫办公室，贝利亚指着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说：“他们愚弄我。他们说到公寓去，后来却到他们的别墅去了。”赫鲁晓夫将贝利亚的话当作开玩笑，说：“你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你派了间谍还是什么？”不过，在他们的计划收网前的两天，贝利亚的“玩笑”并不是随口说说而已。
贝利亚的自信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内务部的两个部门就设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警卫部队在他的掌握之中，还有莫斯科军分区司令帕维尔·阿特梅夫[35]上将是原内务人民委员部军官。贝利亚的对手们掌握着其他的部队，但在他被捕前要把这些部队集结起来可能会引起贝利亚的警觉，从而招来危险。塔曼（Taman）军分区的部队和坦克（在1991年8月的流产政变中，该军分区支持鲍里斯·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确实开进了莫斯科，并向红场机动，不过只是到了贝利亚已经被拘押在克里姆林宫时。“究竟谁来执行逮捕他的任务？”赫鲁晓夫当时问道：“我们自己的警卫分队都在他的掌握之中。”这些策划者只得大着胆让武装人员进入克里姆林宫，抓住贝利亚，更换克里姆林宫的警卫部队，这一切都必须在他的部队发现之前完成。
赫鲁晓夫的计划是召开一次部长会议主席团会议，而不是党的会议，这样可以不引起贝利亚的疑心。在会议的进程中，马林科夫将建议讨论党务，然后提出解除贝利亚的所有职务。也就在此时将贝利亚抓获。然而，“主席团的警卫部队在会议期间就在隔壁房间里，”赫鲁晓夫后来说：“贝利亚可以很容易地命令他们将我们全都逮捕起来，然后再将我们单独关押。”
于是他们安排阿特梅夫上将在莫斯科城外集结待命，同时突然将克里姆林宫司令官调离。6月26日上午大约九点钟，赫鲁晓夫打电话给战争时期的朋友，莫斯科防空部队司令基里尔·莫斯卡连科[36]，告诉他召集几名心腹，等待召唤到克里姆林宫里讨论防空战备问题。莫斯卡连科肯定会随身带着“家伙”。
“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赫鲁晓夫问。
“是的，”莫斯卡连科回忆说：“家伙就是武器。”由于进入克里姆林宫不能随身携带武器，莫斯卡连科和他的手下就乘坐由布尔加宁提供的政府公务车，将武器藏在他们的公文包和衣服里面，克里姆林宫的卫兵对检查布尔加宁的车还是有所顾虑的。同时马林科夫和布尔加宁又召集了朱可夫元帅和其他四人（其中包括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他当时是主管军事的党内第二号人物），他们乘坐朱可夫的汽车进入了克里姆林宫。
进入克里姆林宫后，这两支由军官组成的队伍被护送到了一个原来是斯大林秘书波斯克列贝舍夫办公室的房间。到这个时候，他们才被告知需要完成的任务，过了一会儿，赫鲁晓夫、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和布尔加宁向他们解释了事情的细节。看到马林科夫的助手苏赫诺夫发出的信号——他就坐在会议室外面的房间里，他们就冲进主席团会议室，将贝利亚抓捕。此时，开会一向喜欢迟到的贝利亚还没有来。当他走进来时，他穿着一身休闲服，没有打领带，却拿着一个公文包。他的警卫和助手大约15人留在外面的接待处。朱可夫回忆说他曾被提醒贝利亚懂得柔道。
会议大约于中午时分开始，持续了大约两个小时。马林科夫显然使会议的气氛对贝利亚不利，其他人也跟着马林科夫帮腔。[37]根据米高扬提供的信息，赫鲁晓夫的发言非常尖锐，他指控贝利亚曾经为英国情报机构服务过，斯大林死后，贝利亚一直想“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并试图“使他的专断统治合法化”。贝利亚“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赫鲁晓夫说：“他是个为了利己主义而钻进党内的机会主义者。他的傲慢让人无法忍受。没有一个诚实的共产党人会像他那样作威作福。……”
刚开始贝利亚还没有意识到形势的严重性。“你想干什么？”他追问道：“你想吹毛求疵，是不是？”后来他承认自己有“过错”，但请求不要被开除出党。当马林科夫开始总结发言时，他按下按钮，召唤在隔壁房间的军人进来，他宣布说：“作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我要求你们将贝利亚拘押，等待调查针对他的指控。”当朱可夫大喊“举起手来”时，贝利亚想去抓他放在窗台上的公文包。由于担心他的公文包里藏有手枪，赫鲁晓夫抓住了贝利亚的胳膊。[38]
莫斯卡连科、朱可夫和其他军官将贝利亚推入紧邻的休息室。在那里，他们去除了他的腰带，并把他衣服上的纽扣都剪掉了，以防止贝利亚做出极端举动。在逮捕贝利亚这样的高层领导、压制忠于他的部队前，他和他的命运必须严格加以保密。他不停地要求去洗手间，可能是希望通过什么方法给他的警卫传递消息，但是直到最后也没有人来营救他。过了好几个小时之后（在此期间，苏赫诺夫给贝利亚的高级警卫们提供了三明治），在6月底傍晚的暮色掩护下，莫斯卡连科将贝利亚推入一辆防空司令部派来的汽车里，在他身上盖上一条毯子，然后快速驶入一间戒备森严的禁闭室。第二天，贝利亚又被转移到莫斯卡连科位于莫斯科河堤岸附近的地下室里。6月26日深夜，赫鲁晓夫回到他的别墅里，面色疲惫。“今天贝利亚被捕了，”他对他的妻子和儿子说：“他好像是人民的敌人和外国特务。”
就这样结束了赫鲁晓夫认为的他最辉煌的时刻之一。实际上，如果贝利亚没有过分确信这样的事情永远不可能发生的话，那么这场事关重大的政变还是很容易被粉碎的。贝利亚过分自信的最可能原因就是他认为他的同事都是些无能之辈。不过，我们至少应该考虑到一种更具权谋的可能，就是赫鲁晓夫和贝利亚都在玩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游戏，但结果却是胜人一筹的赫鲁晓夫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根据马林科夫的儿子安德烈和他的前助手苏赫诺夫的说法，马林科夫对这种方案很是担心，这也是为什么召集朱可夫和莫斯卡连科实施抓捕任务的原因。马林科夫后来坚持认为，贝利亚在6月26日主席团会议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显得很镇定和自信，当赫鲁晓夫离开与隐藏在隔壁房间里的军官们协商时，贝利亚脸上还掠过了一丝得意的微笑。据说当莫斯卡连科和他的手下带着枪进来时，贝利亚的脸上同样露出了这种微笑。只是看到朱可夫并听到他大喊自己已经被捕时，贝利亚的精神才彻底崩溃了。这种急转直下的形势大出贝利亚的意料，因此“尽管有着抗争到底的智慧、谋略和决心，但他还是没有大喊大叫，也没有扑向朱可夫，或是采取其他的行动”[39]。
很显然，这种叙述是从赫鲁晓夫他们的利益出发的，不过这从另外一个方面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贝利亚会在完全失去警卫的情况下被捕。秘密警察渠道一定已经捕捉到了这起阴谋的蛛丝马迹或是其他什么信息，例如，在当天的中午，主席团的同事们突然开始出现在赫鲁晓夫的别墅里。当然，他们跑到河边是为了防止被窃听，但其他的密谋却是在办公室和公寓里进行的。可以想象贝利亚的手下没有尽到他赋予他们的职责，他们没有时间将窃听器录下的内容进行回放并整理出来，或者就是赫鲁晓夫安插在贝利亚周围的眼线伊凡·谢罗夫想方设法不让贝利亚听到这些内容。[40]不过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贝利亚得到的信息并没有引起他足够的重视，因为他认为这些只是麻痹其他人注意力的计划的一部分。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贝利亚可以设想6月26日的会议会以马林科夫的被捕而结束。“怎么回事，尼基塔？”当意识到自己真的已经身陷圈套时，贝利亚抓住赫鲁晓夫的胳膊，盯着他的眼睛喊道：“他们在嘟哝些什么？”贝利亚简直难以相信赫鲁晓夫也能玩这种把戏中的把戏。贝利亚能这么想，这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平常装出来的坦率正直是多么具有欺骗性。
按照斯大林的经典方式，“6·26”的胜利者指控贝利亚是“人民的敌人”，并逮捕了他的妻子、儿子和内务部同僚。对贝利亚和他的追随者的审讯从7月初开始，由莫斯卡连科和罗曼·鲁登科[41]主持，鲁登科是赫鲁晓夫在乌克兰时的首席检察官，现在是苏联的总检察官。由于担心贝利亚会控告他们，他的主席团同事们通过闭路无线电听取了1953年12月对他的秘密审讯。然而贝利亚幸存的唯一机会就是取悦而不是指控他们。在他被剥夺使用纸笔的权利前，他一直以写信的方式恳求主席团同事们的原谅，在他信件的开头都是特别亲热地称呼“亲爱的乔治”。马林科夫“读到贝利亚的这些便条时会感到十分气愤”，赫鲁晓夫回忆说，好像“担心贝利亚的事情会牵连到他的身上。不过我们告诉他我们现在讨论的所有问题都是针对贝利亚的（在此加重了语气）”。
12月初，赫鲁晓夫对鲁登科说：“是了结的时候了。”于是从12月18日开始，他们按照斯大林时代的方式对贝利亚和他的六个同谋进行了为期六天的审判：法庭里没有辩护律师，不能提起上诉，审判结果马上执行。由莫斯卡连科和其他几位党的高级官员与政府官员组成的特别陪审团其实在宪法上并没有依据。对贝利亚的正式指控包括叛国罪、恐怖主义和反革命罪。除此之外，这些贝利亚原来的同事们感兴趣的还有一份长长的妇女名单，其中有著名的女演员，还有其他来自名门望族的女性，她们都被贝利亚强奸过。
按照主席团事先已经确定的裁决指示，特别陪审团宣布贝利亚和他的手下在所有的指控上都犯有罪行，判处他们死刑，并立即在审判所在地执行。审判结果宣布后，卫兵脱下了贝利亚的囚衣，只留下白色的内衣，他的双手被反绑在背后，捆绑的绳索系在一块木板中间的孔里，这样旁观者不致受到跳弹伤害的危险。看到贝利亚想说话，鲁登科下令用毛巾堵住他的嘴。送贝利亚上路的不是普通的行刑者，而是一位三星将军A.巴蒂特斯基[42]。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目击者看到贝利亚的一只眼睛在他脸上的绑带上向外凸出着。巴蒂特斯基直接对着贝利亚的前额开枪，然后贝利亚的尸体马上被送到顿斯科伊（Donskoi）火葬场化成了灰烬。[43]
12月24日公布了对贝利亚及其手下审判与执行的消息。一周前，苏联的媒体已经刊登了对贝利亚主要指控的简要材料。当然，中央委员会并没有等到正式审判，中央委员会委员已经于7月开会进行了讨论，开始将贝利亚作为替罪羊，控告贝利亚是斯大林时代罪大恶极的罪犯，同时他们使斯大林的声誉没有受到丝毫损害，并将他们自己的责任推脱得干干净净。主持全体会议的马林科夫是最为小心的，好像是为了防止自己在对贝利亚的这种指控浪潮中被淹没。卡冈诺维奇也很小心，莫洛托夫的发言主要集中于外交政策，米高扬也有所克制。赫鲁晓夫是所有发言者中言辞最为激烈的，他的发言生动而亲切，他显然为这场接班人斗争做好了精心的准备与打算。他发言的内容主要集中于30年代，当时他身处乌克兰，不像其他的克里姆林宫同事们那样与大恐怖关系很密切。由于现在攻击马林科夫还为时尚早，他只是暗示后者与贝利亚的关系是如何的密切。由于拼命想为自己辩解，马林科夫暗示斯大林对他所负责的领域内发生的事情是负有责任的。然而，控制会议的却是赫鲁晓夫。当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看到赫鲁晓夫复述贝利亚被捕时所表现出来的“志得意满”时，他感到很吃惊。“你可以从他的讲话中看出，”西蒙诺夫回忆说：“在这起事件中起主要作用的就是赫鲁晓夫本人……是他发起了此次行动，证明他比其他人更具渗透力、更具天赋、更有活力、意志更加坚决。”
1953年的春夏，拉达·阿朱别伊和谢尔盖·赫鲁晓夫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父亲的别墅里度过的，这是一座两层的仿哥特式宫殿，这里原来属于尼古拉二世的叔叔和莫斯科大公国的总督谢尔盖·亚历山大罗维奇，现在这里值得夸耀的地方就是下面有一个防空掩体。只要天气允许，尼基塔·赫鲁晓夫就会离开他位于格拉诺夫斯基大街的公寓，因为那里的窗户只能向着院子里面开。他喜欢开花的苹果和樱桃树、开着淡紫色和粉红色小花的灌木丛，喜欢沿着莫斯科河长时间地散步。拉达看到她父亲的时间并不多，赫鲁晓夫早上很早就去上班，晚上很晚才回来，不过拉达很清楚地记得他对公开审判贝利亚的反应：“他很清楚地知道，要么在这场斗争中完蛋，要么就是赢得巨大的胜利。其他所有的问题都是以此为基础的。”
赫鲁晓夫赢得胜利后，阿历克赛·阿朱别伊回忆说：“他马上就改变了，甚至连外表上也与以前不同。他变得更加自信，精力更加充沛。”他“说话的方式都改变了：听起来更加有主见了。……”其他人也觉察出了赫鲁晓夫的这种变化，他们的看法与阿朱别伊一样。赫鲁晓夫的警卫小队也“趾高气扬起来”。主席团里的同事都听从他的意见。当领导人一起出去时，赫鲁晓夫的汽车总是第一个到，第一个走。
阿朱别伊认为，到1953年7月份，赫鲁晓夫认为“他时来运转的日子终于到了”，对于这一时刻，他在后来的日子里时常回味着，每次向别人讲起这段历史时，他都要添油加醋地修饰一番。几年后，赫鲁晓夫穿着宽大的游泳裤出现在黑海边的海滩上，他一屁股坐在克里米亚别墅附近的沙滩上，开始向他的助手们大讲他是如何击败贝利亚的。在1960年11月的世界共产党会议期间，赫鲁晓夫让苏联和外国客人们大吃一惊，他向他们讲述了在那个关键的时刻马林科夫是怎样吓得“脸色苍白”，以及贝利亚是怎样“吓得全身颤抖，屎尿拉了一裤子”的。康斯坦丁·西蒙诺夫认为，使赫鲁晓夫觉得他的胜利更加伟大的是贝利亚认为他是个“肥胖、笨拙、长着酒糟鼻子的傻瓜，他，贝利亚，苏联前一次阴谋的主人，可以将自己玩于股掌之间”。难怪赫鲁晓夫在结束其1960年11月的描述时向大家复述维尼钦科的那个小故事，并将自己再次比做“那个鞋匠，平亚”。[44]
尽管赫鲁晓夫在扳倒贝利亚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马林科夫和其他人仍然轻视他。如果说他们于1953年9月将赫鲁晓夫从中央委员会的一般书记提拔到第一书记的位置上，那也是因为他们认为赫鲁晓夫仍然知道自己的地位，而这一提拔却使他可以调动党的机器为自己服务。根据农业部长班尼迪克托夫的说法，赫鲁晓夫的同事们认为他只是“昙花一现”。他的提拔被列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议程的第11项或第12项中，这足可以说明他的同事们对他的看法。[45]
他们的聪明仅此而已！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马林科夫已经开始对他的错误感到后悔。不过他和赫鲁晓夫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吗？马林科夫不是超人，但是他有弥补赫鲁晓夫不足的能力。赫鲁晓夫比较冲动，而马林科夫则比较沉稳。赫鲁晓夫渴望成为众人瞩目的中心，而马林科夫则能知足常乐。他们在某些方面有着共同的目标（特别是在农业和外交政策方面），他们之间的个人关系也是主席团成员里最好的。
谢尔盖·赫鲁晓夫描述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之间的关系是“同盟”，而不是“朋友”。但是尼娜·彼得罗夫娜对马林科夫的妻子“评价很高”，阿朱别伊夫妇与马林科夫的女儿女婿关系很好，马林科夫的女婿是位建筑师，谢尔盖本人也和马林科夫的两个科学家儿子安德烈和雅哥尔关系不错。斯大林去世后，马林科夫建议他们两家都搬到列宁山上即将建成的新房子里。同时两家在市区的雅罗普金斯基（Yeropkinsky）和帕梅兰茨耶夫（Pomerantsev）巷也有两座毗邻的别墅。这两座别墅都是世纪初的建筑（马林科夫别墅的前门和屋檐上镶嵌着漂亮的琉璃瓦，在前面的大门上装饰着考究的黄金铁艺），每座别墅都有一个大大的院子（赫鲁晓夫的别墅里有一个花园，以及一个带有温泉和露台的池塘，而马林科夫的院子则更加宽大，里面有一个由四根希腊式的亭柱支撑起来的带盖天井）。两座别墅都有长长的高墙围着，他们的花园之间有一扇不太显眼的小门相通，两家人经常相互串门。马林科夫甚至决定在靠近赫鲁晓夫别墅的诺夫—奥加尔育夫（Novo-ogaryovo）建造一座新别墅——在谢尔盖·赫鲁晓夫看来，“这样他就能随时拜访并征求赫鲁晓夫的意见了”。然而，就在搬进来后，马林科夫却永远地从主席团里被清除出去了，他的这座新别墅也就成了与外国代表团谈判以及30年后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和其他共和国领导人商议国事的场所。[46]
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之间的深刻仇恨究竟源于何处呢？克里姆林宫的政治文化培植了他们之间的相互猜忌，不过个人的好恶使这种猜忌变成了后来的仇恨。马林科夫不能容忍赫鲁晓夫成为苏联的第一号人物，而赫鲁晓夫却不能抑制其内心想羞辱马林科夫的想法。更糟的是，他们的克里姆林宫同事很快就选择了各自的立场。“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其他主席团的成员都憎恨马林科夫，这是人所共知的事。”马林科夫原来的女婿弗拉基米尔·萨姆伯格写道。他们都迫不及待地支持赫鲁晓夫，但是没过多长时间，他们则比以前更加痛恨赫鲁晓夫了。
贝利亚被捕后，马林科夫任命了他的几位支持者担任副总理之职，以扩充他在国家重要机构里的地盘。他通过改善生活水平的努力提高了他的知名度——零售商品的价格下降了，并减少了每年国家发放的公债，名义上是自愿的，但实际上却是强制性的——他还建议进行农业改革。他的手下甚至散布谣言说他是列宁的侄子［马林科夫母亲家的姓是乌里扬诺娃（Ulianova）］,同时他努力与学者格勒布·克尔日札诺夫斯基[47]修好，此人原来是列宁亲密的朋友和合作者，并和马林科夫妻子的姑妈结了婚。
不过，赫鲁晓夫有着更大的优势。作为党的领导人，他在斯大林去世后从党不断增强的权力中为自己赢得了优势。他任命地方党委书记，这些党委书记在中央委员会里都拥有席位，通过这种方法，赫鲁晓夫扩大了自己的影响。马林科夫在学术和文化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但他给人的印象却是没有什么特色。相反，赫鲁晓夫却显得是个开明务实的实干家，随时准备接受任何挑战。赤塔（Chita）地区的党委书记沃龙诺夫很高兴能与“恢复列宁主义原则在党内生活里的地位的直率的人”共事。后来反对赫鲁晓夫的伊凡·班尼迪克托夫也十分欣赏他“非常纯朴的聪明与睿智，他那农民式的狡猾与进取心以及他敢为人先和赢得各种阶层支持的能力。……”亚历山大·谢列平后来从他在主席团里的前辈们那里得知赫鲁晓夫在那些年里“是如何的办事民主”，“他仔细听取同志们的意见，十分尊重他们，他经常和他们在莫斯科郊外的国家别墅里度假，他们常常在克里姆林宫每天一起吃午餐时讨论各种问题”。莫洛托夫甚至也承认：“赫鲁晓夫经常到下面的各省去，到集体和国家农场去，对此我们不应该否认。这确实是他素质里积极的一面。他无处不在——马厩里、锅炉房里，还有其他一些地方。与列宁和斯大林相比，他接触普通工人和农民的机会更多，对此不可否认。人民和他在一起没有拘束的感觉，他们把他当做他们中的一员。”[48]
除了精力和激情外，赫鲁晓夫还握有从贝利亚的秘密档案里没收的控诉材料。在叶若夫被处决前，马林科夫成功地从他的供述中抽出了对自己不利的证词，不过，他显然未能抽出他策划暗杀卡冈诺维奇的“证据”。赫鲁晓夫否认他曾经读到过这样的文件，然而新的克格勃头子伊凡·谢罗夫肯定接触过。
马林科夫的农业改革建议是他计划中的中心内容。1953年8月，他提议降低税收，增加国家对集体农庄强制征收谷物的采购价格，鼓励农民经营小块的自留地，这样可以供应全国大部分的蔬菜和牛奶。这些措施在全国的农村广受欢迎，当时流行的一个说法至今仍令人记忆犹新：“马林科夫一过，煎饼跟着来。”
马林科夫还主动接近知识界。他的儿子坚持认为，就是在马林科夫的倡议下，那些长期存放在博物馆地下室里的印象派油画才得以公开展示。马林科夫还要求主要的经济学家提出更广泛的经济改革建议，要求主要的科学家准备一份关于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的报告。这些知识界人士对善于吹牛拍马的生物学家李森科大加鞭挞，而赫鲁晓夫却一直对李森科情有独钟。
对于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两人而言，他们进行国内改革所遇到的主要障碍就是苏联在外部世界中的斯大林主义形象。如果资本主义国家一直对苏联持敌意态度，新的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话，那么苏联几乎不可能承担减弱军事实力或是降低其国内战备水平的风险。马林科夫对这些妇孺皆知的道理提出质疑，他坚持认为“美苏关系中没有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不了的根本问题”，并警告说核战争摧毁的不仅是资本主义，而且还有“世界文明”。
赫鲁晓夫从来都不是一个“理论家”，但他对马林科夫的异端邪说进行了攻击，就像马林科夫牺牲党的机构支持国家官僚机构时他的反应一样。1953年11月，马林科夫对涉及腐败问题的党的高级官员进行了严惩，并威胁要解除他们对政府机构的控制。他的发言得到的回答是“死一般的沉寂”，因为人们“因不理解而感到困惑，因困惑而觉得害怕，因害怕而愤怒”。这时，赫鲁晓夫的声音响了起来：“当然，这一切都是确实无误的，乔治·马克西姆利亚诺维奇（Georgy Maksimilianovich）。不过，党的机构仍然是我们的根本。”赫鲁晓夫的话音刚落，大厅里就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在击败贝利亚后，赫鲁晓夫的注意力也主要集中于农业。根据莫洛托夫提供的材料，赫鲁晓夫“本来想宣布新的政策”，但是当马林科夫因为他的“八月发言”抢得了改革家的光环时，他“非常愤怒”。米高扬说，让赫鲁晓夫“不能忘记也不能原谅的”是马林科夫“赢得了声望”。于是赫鲁晓夫想努力在九月份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将它夺回来。[49]在更为开放的社会里，决策程序可能会包括广泛的协商、司法听证以及议会辩论。而在苏联，赫鲁晓夫的两个助手、两位《真理报》编辑和一位农业专家就在位于旧广场的中央委员会总部的密室里日夜开会，试图发现苏联所面临的农业危机究竟有多深重，他们要求从中央统计局里得到准确的数据，但实际得到的却是来自官员的浮夸的数据，因为他们认为领导人想听到的是好消息，而不是坏消息。
尽管这个机构尽了最大的努力，但灾难的程度还是显而易见的。赫鲁晓夫在全体会议上坚决地说出苏联农业面临的灾难为他赢得了随时准备接受当面审查、没有夸大事实的领导人的声誉。此外，揭露出来的实际情况还戳穿了马林科夫1952年吹嘘粮食问题已经“解决”的谎言。四个月后，赫鲁晓夫向他的主席团同事们提交了一个言辞更为激烈明了的备忘录，其中他的第一句话就提到了马林科夫1952年的声明，虽然他当时并没有指名道姓。
赫鲁晓夫的改革计划对马林科夫的计划进行了整合和扩充：更高的采购价格、降低税收、加强农民自留地的经营。所有这些改革计划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从长期来看，这对于赫鲁晓夫本人并没有带来同样的效果。尽管赫鲁晓夫的务实精神使他知道应该做什么，他也有足够的胆量将计划付诸实施，但他从思想上对自己提出的建议中所包含的原则还是持反对态度的，也就是说，他并不赞同农民可以更加自由地脱离集体主义。[50]
他的“九月讲话”使他成为苏联政权里在农业问题上的首席发言人。其他的领导人也许会将收成不好归咎于恶劣的气候和苏联过去所遇到的困难，但赫鲁晓夫几乎从来没有这样做过。就像他在1955年的讲话中所表现出来的特有的坦诚一样，“同志们，现在苏联政权已经执政38年了，这个时间并不算短。这就是说我们应该对仍然老是责备尼古拉二世感到羞愧。（会议厅里爆发出一阵轰笑。）他已经死了很长时间了。”赫鲁晓夫在另一次集会上说：“人民会这样问我们：有肉吃吗？有牛奶喝吗？我们能否有一条像样的裤子？这当然不是什么理论问题，而是如果我们每个人在理论上都很正确，但出门时却没有裤子穿，这样的理论还有什么作用？（大笑，鼓掌。）”
马林科夫提出的以及赫鲁晓夫赞同的改革计划涉及已耕作的土地，因为要提高这些土地的产量需要太长的时间。于是赫鲁晓夫根据自己的大胆设想提出新的计划，就是呼吁采取应急方案，开垦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西方所谓的处女地。[51]他与哈萨克斯坦党委书记进行协商，但他反对这一想法。他们担心这些历来属于哈萨克斯坦的土地会落入俄罗斯和乌克兰农民之手，不过在1953年的形势下，他们不敢这么说。于是他们提出的理由是这些土地的产量可能不会太高。“哈萨克斯坦的土地适宜放牧，而不是生产粮食。处女地一定不能开发。”哈萨克斯坦党委书记拉赫米赞·萨雅赫曼托夫[52]说。“不过，难道我们不能至少开发五万公顷吗？”赫鲁晓夫问他的助手安德烈·谢甫琴科：“我的亲戚告诉我说，那里可以开垦的土地达到10万公顷。”[53]
赫鲁晓夫宁愿相信他的亲戚（居住在哈萨克斯坦北部），而不愿相信哈萨克斯坦党委书记，赫鲁晓夫认为他的抵制中带有“民族主义毒瘤的成分”。于是他马上用一个乌克兰人潘特雷蒙·波诺马连科[54]取代了萨雅赫曼托夫，而萨雅赫曼托夫的副手则被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所取代。赫鲁晓夫还派谢甫琴科到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进行视察。当谢甫琴科两个月后回来时，赫鲁晓夫却发了高烧，卧病在床。尼娜·彼得罗夫娜提醒谢甫琴科不要“打搅他”，但赫鲁晓夫却坚持听取谢甫琴科的汇报，之后他要求谢甫琴科起草一份正式报告，赫鲁晓夫几乎未作任何修改就在上面签了字，并呈送给主席团。
根据纯粹的理论推算，这份备忘录认为在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的土地开垦可以马上取得成效（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至少可以开垦1300万公顷，1954年开垦230万公顷）。[55]他们不是以“个人物质刺激”来激励农民，而是号召有理想的青年为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做贡献。苏联体制在动员大量的人力和机械方面还是很有优势的，不过赫鲁晓夫喜欢认为这是他本人的优点。开垦处女地的运动使他得以发挥他喜欢的作用：宣布处于危机状态，号召勇敢的人民起来挑战危机，以他自身无私的热情来鼓舞他们，然后当他们胜利的消息传来时，他尽情享受着胜利的喜悦。
1954年春夏期间，有30万共青团“志愿者”乘坐着专列向东驶去，其中有些来自城市，然而他们很多人对等待他们的困难没有任何准备，夏天高温酷热，冬天严寒难耐。在志愿者自己动手建造“帐篷城市”时，赫鲁晓夫征集了数以万计的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由于不能同等享用这些机械设备，原来的非处女地变得更加落后了，赫鲁晓夫的这场豪赌增加了苏联所面临的风险。不过，承担这一风险的并非赫鲁晓夫一人，他的大多数同事都支持他，甚至在他呼吁将开垦土地的规模扩大一倍时仍是如此。在几年的时间里，赫鲁晓夫发起的这场运动就演变成了农业与生态上的灾难。不过，在此过程中赫鲁晓夫表现出了马林科夫所缺乏的领导才能。
赫鲁晓夫打开了克里姆林宫，不仅是象征意义上的，也有实际的内容。在斯大林统治时期，这座中世纪的堡垒对所有人都是关闭的，除了苏联共产党最高层的精英们。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只有像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米高扬和伏罗希洛夫这样经过精心挑选的领导人才能生活在这道高墙里。就在斯大林去世前的几个月里，谢尔盖·赫鲁晓夫和他的几个同事设法到里面参观了一番，不过也是经过克里姆林宫卫兵对他们所有人进行了长时间的安全检查之后。后来，在赫鲁晓夫的建议下，克里姆林宫召开了一场1954年新年前夜青年舞会，从此以后，他就向一般游人打开了克里姆林宫。没有理会伏罗希洛夫不能再在他家附近散步的抱怨，赫鲁晓夫开始在俄罗斯的游客中间闲逛，这些游客大多数都没有认出赫鲁晓夫，因为很少有人会想到他们的总书记敢混迹于普通人群中间。
打开克里姆林宫在民众中间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在此期间，暗中搞垮马林科夫的工作也在秘密地进行着。到1954年春天时，几位苏联最高法院调查团成员已经开始审查过去的政治审判结果，同时一些年轻的法理学家被派到了军事最高检察长的办公室。赫鲁晓夫让他们追查1949年的“列宁格勒事件”，他知道这起调查最终会把马林科夫牵涉进来。1954年，最高法院恢复了库兹涅索夫、沃兹涅先斯基和其他一些人的名誉，不久以后又恢复了他们的党员身份。赫鲁晓夫于5月初去了一趟列宁格勒，向当地的党员积极分子通报了情况。他将罪责归咎于秘密警察，但没有提到马林科夫的名字，这是因为他不需要，因为将马林科夫的门徒、1949年担任列宁格勒党委书记的瓦西里·安德烈亚诺夫[56]解职已经传达了赫鲁晓夫想表达的信息。接下来，1954年12月在列宁格勒对前内务人民委员部头目阿巴库莫夫的审判并处决进一步加深了马林科夫所面临的危险。俄罗斯的一位历史学家认为，事实上赫鲁晓夫已经在马林科夫周身“披上了一件足以粉碎其意志的信息外衣”，这不仅使他无力反击，甚至他连履行正常的政府责任都很困难了。
在那些坐办公室喝茶看报的共产党官员看来，赫鲁晓夫的权力提升是明显的。到1953年底时，所有重大的决定都需要经过他的同意。在1954年2月前，主席团在克里姆林宫的纪念性集会上都是马林科夫占据着主席台上最中间的位子，但以后这个位子就成了赫鲁晓夫的象征。1954年4月26日召开了最高苏维埃预算总结会议，但主持会议的不是总理，而是党委书记。从6月份开始，马林科夫的名字就从主席团成员名单的最前面消失了，自此以后，这一名单就按照名字的字母排序排列了。11月份，由长期担任马林科夫助手的苏赫诺夫领导的主席团公署被赫鲁晓夫控制的总务处所取代。这样就使其触角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整个中央委员会机构落入赫鲁晓夫的控制之中。同时于1954年3月，赫鲁晓夫的手下伊凡·谢罗夫接掌了克格勃。
到1954年春天时，赫鲁晓夫不仅得到了布尔加宁的支持，而且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和米高扬也站到了他一边。八九月间在克里米亚与米高扬和布尔加宁一起度假时，赫鲁晓夫召集了苏联主要地区的党委书记，包括列宁格勒的弗罗尔·科兹洛夫[57]、莫斯科的叶卡特琳娜·福尔采娃[58]、乌克兰的阿历克赛·基里钦科和其他一些人，同样也赢得了他们的拥戴。同年夏天，如果公开反对赫鲁晓夫的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总书记恩维尔·霍查[59]所言属实的话，赫鲁晓夫当着马林科夫的面长篇大论地陈述任何共产主义国家最具权威的领导人都必须领导党，而不是政府。根据霍克斯哈的说法，马林科夫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整个身体瘫软着，面若死灰”。
那年秋天，赫鲁晓夫把马林科夫甩在后面，自己率领一个代表团去中国，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周年庆典。他与毛泽东和周恩来讨论了两国党和政府的事务。在返回途中，赫鲁晓夫会见了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各省的党委书记。这些行动进一步巩固了他的地位，不过在离开莫斯科时，他的地位就已经相当稳固了，否则他是不会长时间呆在外面的。
至此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的个人关系已经大大恶化了。经过数年彼此间称兄道弟后，现在赫鲁晓夫已经开始以异样的语气“指导”马林科夫，这甚至让尼娜·彼得罗夫娜和谢尔盖·赫鲁晓夫听了都觉得不舒服。刚开始，马林科夫似乎还能接受赫鲁晓夫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度（而马林科夫夫人的反应就没有那么谦逊了），但不久之后他也很难掩饰自己的不满了。赫鲁晓夫甚至在家里也开始大讲对马林科夫的不满，特别是认为他缺乏主动性，不过正如谢尔盖·赫鲁晓夫所承认的那样：“如果马林科夫表现出了主动性，那父亲肯定会更加不高兴了。”在1954年克里米亚度假期间，两人发生了冲突，赫鲁晓夫想用参加战后基辅重建的建筑工人来兴建克里米亚疗养院。当马林科夫反对说国家难以承受这一工程时，赫鲁晓夫的助手安德烈·谢甫琴科记得：“他们真的动怒了，甚至相互用污秽的语言进行攻击。这么说吧，两人都提到了对方的母亲。”
他们之间的冲突到1955年初已经公开化了，首先是在一月底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后来在二月份的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在这次会议上，马林科夫被解除了总理职务，转而担任电力部部长。在全体会议上，赫鲁晓夫指责马林科夫是贝利亚的“左膀右臂”。莫洛托夫插话说：“拉夫兰蒂和乔治，乔治和拉夫兰蒂，他们什么时候都在一起，一起喝酒，乘坐同一辆车，到彼此的别墅串门。”全体会议的决议草案指控马林科夫对“列宁格勒事件”以及其他“由贝利亚和阿巴库莫夫捏造的”案件中负有“道义责任”。这份决议草案接着说，当斯大林卧病在床奄奄一息的时候，马林科夫“放松了对贝利亚的警惕，使他轻易篡夺了权力”。马林科夫不到最后的时刻没有反对贝利亚，他“也没有在1953年7月的全体会议上对他长期以来与贝利亚的亲密关系作出实质性的自我批评”。
在他担任国家最高领导人的短暂时间里，马林科夫对两项重要的错误决策负有责任。赫鲁晓夫宣布说，马林科夫宣布以牺牲重工业为代价重视轻工业（通过扩大消费品的生产），“其目的是为自己赢得廉价的声望。这是一个真正的机会主义者的讲话，而不是一个领导人的发言”。“如果他不知道自己应该遵守共产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路线，”莫洛托夫质问道：“那他为什么入党？”这份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定下调子说，由于马林科夫“在理论和政治上都是错误的”模式，因此难怪“一些伪经济学家”开始“在事关苏联经济的核心问题上提出明显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
赫鲁晓夫说，马林科夫关于核战争会摧毁文明的警告“扰乱了同志们的思想”。莫洛托夫跟着说：“鬼知道这是什么废话。”既然早在一个多世纪前马克思已经预料到了资本主义的灭亡，那么任何认为核战争会威胁文明的人“脑袋都不是长在他的肩膀上，而是长在脚底下（一阵大笑）”。
赫鲁晓夫指责马林科夫支持贝利亚出卖东德的计划。卡冈诺维奇指控马林科夫支持“投降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孟什维克主义”，是“政治上的胆小鬼”，并引用了一句斯大林喜欢的警句：“一个人身体也许很强壮，但却是政治上的胆小鬼。”
在斯大林时代，像这样的指控已经足以使马林科夫身处牢狱或是身首异处了。然而，他仍然被允许呆在主席团里，以抚平他的伤痛，计划他的复仇行动。[60]赫鲁晓夫采取克制态度的一个原因是他与贝利亚的关系也很密切，如果他穷追猛打，那不久他也会面临与马林科夫同样的指责。还有一个原因是马林科夫对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的敌意可以在赫鲁晓夫攻击他的下一个目标时发挥作用。[61]
赫鲁晓夫与莫洛托夫之间的同盟关系至少在一段时间里是牢固的。赫鲁晓夫仍然对斯大林最老的助手保留了一些尊重。斯大林刚去世的那段时间里，赫鲁晓夫没有插手莫洛托夫所负责的外交政策事务，这样他们两人的合作好像没有紧张关系。[62]当马林科夫被解除总理职务时，莫洛托夫提议由赫鲁晓夫来接替他。[63]然而，甚至在此之前，莫洛托夫就已经开始攻击赫鲁晓夫在重要的内外事务方面的政策了，同时两人之间相互刺激，导致局面日益紧张。
“这并非莫洛托夫没有提出反对意见的唯一重大问题。”赫鲁晓夫在1955年7月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说，就是在此次会议上赫鲁晓夫与莫洛托夫之间的冲突暴露出来了：“为什么？我认为这都是他彻底脱离生活的结果。”[64]当赫鲁晓夫建议开发1300万公顷处女地时，莫洛托夫表示反对；当赫鲁晓夫建议再增加200万公顷时，他又表示反对；当开垦总规模达到2800万至3000万公顷时，他的反对态度就更加强烈了。赫鲁晓夫的计划并非仅仅是“欠考虑”，莫洛托夫后来说，简直就是“荒谬”。莫洛托夫倾向于对已耕作土地进行投资，不过这需要“高水平的劳动力队伍与巨大的物资资源”，赫鲁晓夫回忆说：“这两方面我们一个也不具备。”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两人的意见都反映了一定的实际情况，但对于赫鲁晓夫而言，这是“显而易见，不需要任何证据的”。赫鲁晓夫在1955年7月的全体会议上说，由于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弱点，莫洛托夫以前的经历说明他“对农业知之甚少”。在所有这些年里，莫洛托夫一直生活在他的别墅里，赫鲁晓夫补充说：“虽然集体农庄与他家只有一墙之隔，但他一次也没有去过。”而他自己，赫鲁晓夫提醒他的观众们说，一直以来都是亲力亲为的。莫洛托夫很久以后说，赫鲁晓夫对他的处女地计划“太得意了，他就像匹脱缰的野马，或是一个牛经纪，一个三流的牛经纪。毫无疑问，他这个人没有什么文化，只能算是个牛经纪，一个贩卖牲口的人”。
住房建设是他们争论的又一个焦点。斯大林在建筑方面的口味已经倾向于建造宏大的像结婚蛋糕那样的摩天大楼。“我们赢得了战争，在世界人民的心目中我们是伟大的胜利者。”赫鲁晓夫记得斯大林如此说：“如果游人在莫斯科游览时看不到摩天大楼，那成什么样了？他们会将我们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做不好的比较。”赫鲁晓夫倾向于大量建造廉价的建筑——只有五层（这样可以不需要安装价格昂贵的电梯），也没有阳台。当莫洛托夫报告说人民对住房状况的普遍不满时，赫鲁晓夫回忆说：“你得这么想，他是昨天刚出世的。他的想法说明他好像是刚刚了解到我们的人民还居住在拥挤不堪、害虫肆虐、难以忍受的环境里，常常是两家合住一间。”
赫鲁晓夫也开始干涉苏联的外交事务，特别是与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的关系，因为与这些国家打交道不仅涉及国家与国家的关系，而且也事关党与党的关系。以前他曾与贝利亚和马林科夫一道敦促东欧国家共产党进行改革，赫鲁晓夫又在1954年到华沙和布拉格进行过访问。不过，他对莫洛托夫最大的挑战是建议与铁托的南斯拉夫改善关系。他这么做部分是为了纠正他认为的斯大林的一个重大错误，不过其中也有暗中削弱莫洛托夫力量的成分。
当莫斯科于1948年将铁托开除出国际共产主义阵营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将铁托开除出共产主义阵营的理由是他比斯大林本人还斯大林），莫洛托夫是这场分裂的主要设计师。斯大林去世后，莫洛托夫同意与贝尔格莱德重新建立外交关系，但仅此而已。他坚持认为，南斯拉夫“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欢迎铁托回到共产主义大家庭中来会在东欧其他地区鼓励南斯拉夫式的“修正主义”；将苏联集团团结在一起的办法不是安抚铁托，而是展示苏联的实力。由于他们不停地重复说着，这些斯大林主义的模式也在赫鲁晓夫的心里扎下了根。“我们编造了南斯拉夫正在从事的所有可怕的事情，这些事情我们听多了也就开始信以为真了。”
其实，赫鲁晓夫对他自己宣传的其他一些虚构的事情有着清楚的了解，但在南斯拉夫问题上，他也不能简单地置党的路线于不顾。1954年2月，主席团下令外交部改善与贝尔格莱德的关系。但莫洛托夫继续将南斯拉夫描绘成一个法西斯国家。当时，赫鲁晓夫提议组成一个委员会，调查研究南斯拉夫究竟实行的是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委员会提交的报告宣布南斯拉夫还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为与铁托的直接联系开辟了通道，于是莫洛托夫要求南斯拉夫人到莫斯科来进行商谈。只是在赫鲁晓夫坚持认为南斯拉夫人不会“到我们这里来卑躬屈膝”时，他的同事们才同意派遣一个由赫鲁晓夫率领的代表团于1955年5月底到贝尔格莱德去，当然同行的没有莫洛托夫。
虽然此次访问实质性地改善了与铁托的关系，[65]但莫洛托夫却拒绝退让。这给了赫鲁晓夫一个他无疑一直在寻找的机会，于是在1955年7月的全体会议上，他向莫洛托夫发起了攻击。他在会议开始时的发言还是较为克制的，但当莫洛托夫指责他“口无遮拦”时，赫鲁晓夫便将莫斯科35年后才正式承认的事情脱口而出。赫鲁晓夫提到了朝鲜，以此为例说明莫洛托夫的外交政策是如何将苏联推到了世界的对立面。“我们发起了朝鲜战争。所有的人都知道是我们发起了朝鲜战争。”他大声喊道。“除了我们自己的人民。”米高扬在发言中提醒说，不过米高扬的这一发言甚至在此次全体会议的秘密记录里也被删掉了。[66]
莫洛托夫抱怨主席团在他不在场的情况下决定南斯拉夫问题，这触发了两人之间的交锋。
赫鲁晓夫：“在你离开前我们告诉你了。”
莫洛托夫：“我说的是事实。”
赫鲁晓夫：“我们说的也是实际情况。”
在莫洛托夫是否脱离党的路线的问题上引发了下面的对话。
赫鲁晓夫：“你反对党的路线。”
莫洛托夫：“不，我只是表达我的意见。”
赫鲁晓夫：“你与我们意见不一。”
莫洛托夫：“我表达我的观点。”
赫鲁晓夫（使出了他那成为其号召力重要源泉的辛辣幽默）：“实际情况是，所有的士兵步调都不一致，只有莫洛托夫一人步调整齐。”
主席团的所有其他成员都加入了对莫洛托夫的攻击，甚至包括马林科夫，他也采取了取悦赫鲁晓夫，同时报复莫洛托夫的策略。m45[67]卡冈诺维奇在斯大林时代就是有名的马屁精，现在他又向赫鲁晓夫献媚：“赫鲁晓夫同志在工作中富有强烈的事业心、坚定的信念，亲力亲为，不知疲倦，他是合格的列宁主义布尔什维克和中央委员会的第一书记。”在全力为自己辩护后，莫洛托夫最终选择了放弃：“我认为主席团正确地指出了我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的立场错误。……我将诚恳而积极地改正我的错误。”莫洛托夫的退让引发了赫鲁晓夫激烈的长篇演讲：“他在政治局里呆了34年，而在10年的时间里尽在说些废话。”如果你想继续将废话说下去，赫鲁晓夫继续说，其实此话正好印证了他自己九年后的命运：“那你为什么不退休呢？我们会给你一笔丰厚的养老金，我们会尊重你，但你不能干涉我们的工作。”是的，他承认，“主席团里最大的冲突”就在他和莫洛托夫之间，但是“我没有给他任何攻击我的理由”。莫洛托夫是个“攻击者”，因为他“渴望主席团里显赫的地位，我不能让这种情况继续下去”。
赫鲁晓夫的总结发言更加卑鄙。莫洛托夫本来想向东德捐赠20—25辆苏联制造的公共汽车。“他不是出于对党的利益负责”，赫鲁晓夫抱怨说，而是为了当他访问东柏林时能受到隆重的欢迎。据称，莫洛托夫夫人曾接待过美国大使查理·伯伦[68]和他的夫人。“这是不正确的，简直是无耻。”赫鲁晓夫指控说：“我们主席团成员没有主席团的同意是不会接待外国记者的，现在一个部长夫人却开了一个私人外交场所，接待任何她喜欢的人。你是外交事务的部长，但你夫人还是你的副手！……我得告诉你，瓦契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你的夫人使你做了不该做的事。”赫鲁晓夫抱怨说，就是这位莫洛托夫夫人，她曾陪同她丈夫去了柏林，还一起到过日内瓦。造化弄人，后来在赫鲁晓夫被赶下台的长长罪名里，尼娜·彼得罗夫娜的海外之旅也是其中之一。
全体会议结束后，莫洛托夫仍然是外交部长和主席团成员。第二十届党代会已经计划于第二年冬天举行，此时表现党内的团结是很重要的，不适宜进行激烈的清洗活动。[69]赫鲁晓夫甚至在此次全体会议上还说了一些好话：“我会尽最大的努力与莫洛托夫同志保持良好的工作关系，这样他的知识和经验也许会得到充分的发挥，以加强我们党的力量。”不过，虽然维持了表面上的和平，但和马林科夫一样，莫洛托夫从来也不会原谅赫鲁晓夫，会利用他所犯的每一个错误来攻击他，一有机会就随时准备射出复仇之箭。
[1] A .T.里宾原来是斯大林的警卫，他援引一位同事的话说，当天晚宴上只有饮料。
阿列克谢·特罗菲莫维奇·里宾（Алексей Трофимович Рыбин，1908—1998），苏联国家安全人员，曾任斯大林的保镖。
[2] 莫洛托夫说，如果斯大林真的是被谋害的话，那“赫鲁晓夫也不大可能与此有关”。
[3] 1947年秋天，外交部一个年轻的翻译特罗亚诺夫斯基在斯大林的黑海休假地呆过几天，他吃惊地了解到那里没有医生，只有一个实习护士，只能做一些最基本的医疗救助。
[4] 还有更为大胆的猜测，认为贝利亚有可能对斯大林下毒，或是采取其他手段使斯大林患上了心脏病。
[5] 在开始提名前，马林科夫宣布斯大林仍在与死亡抗争，但即使恢复过来，他的健康状况仍十分严重。由于国家不可一日无主，他继续说，因此有必要组成一个新的政府。
[6] 德米特里·特罗菲莫维奇·谢皮洛夫（Дмитрий Трофимович Шепилов，1905年10月23日——1995年8月18日），出身于铁路车间工人家庭。1926年加入联共（布），同年起开始担任检察官。1935年起在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卫国战争期间曾任第24军政治部部长、第4军军委委员。1945年授少将军衔。1946年2—8月任苏联武装力量主要政治局宣传与鼓动局副局长。1947—1948年任苏共中央宣传和煽动局副局长。1948—1949年任苏共中央宣传和鼓动局局长。1950—1952年任苏联中央检察员。1952—1956年任《真理报》主编。1952—1957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5—1956年、1957年2—6月任苏共中央书记。1956—1957年任外交部长兼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成员。1957年同莫洛托夫等人一道组织“反党集团”，企图推翻赫鲁晓夫，失败后被解除一切职务。1958—1960年任吉尔吉斯斯坦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1962年被开除出党。1976年恢复党籍。1982年退休。
[7] 在斯大林死后，贝利亚显然销毁了很多重要的文件，有报道认为，在贝利亚被捕后，他的对手们仍继续销毁文件。关于这方面的内容，我们可以参照Volkogonov回忆录中有关1958年7月1日审讯长期担任贝利亚警卫人员的Rafael Sarkisov时的记录。诺莫夫在他的著作里没有就文件销毁提供什么具体的信息，不过几位前官员声称他们了解或是参与过这种销毁文件的事情。
[8] 谢尔盖·巴甫洛维奇·科罗廖夫（Сергей Павлович Королёв，1907年1月12日——1966年1月14日），苏联火箭和太空系统设计师。1921年起从事航空工作。1933年参与研制并发射GIRD火箭。1933—1934年任喷气研究所副所长。1935—1938年任喷气研究所火箭飞机部副主任。1938年被捕并被判处15年徒刑。1940年改判8年徒刑，从事研制火箭发动机。1944年获释。1945年起负责研制弹道导弹。1946—1966年任苏联首席设计师委员会主席。1953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55—1957年期间参与了研制人造地球卫星的计划。1957年平反。1961年负责筹划了载人航天的计划。1966年逝世。
[9] 这也许就是为什么赫鲁晓夫的儿子选择当一名导弹科学家时他如此高兴的原因。
[10] 我采访过一位1953年为中央情报局执行飞行任务的美国飞行员，他证实美国在夜间和恶劣气象条件下飞行的优势使得他和他的同事们可以随心所欲地侵入苏联空域。
[11] 赫鲁晓夫后来说，普希金大街上的镇压造成了109人丧生。他是在1956年3月的波兰工人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中提及此事的。
[12] 米哈伊尔·格里戈里耶维奇·别尔乌辛（Михаи́л Гео́ргиевич Перву́хин，1904年10月1日——1978年7月22日），1918年加入共青团。1919年加入俄共（布）。1938—1939年任第一副重工业人民委员。1939—1940年任电厂和电力工业人民委员。1939—196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40—1946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41—1953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42—1946年任化学工业人民委员。1946—1950年任化学工业部长。40年代参与了研发原子弹的工作。1952—1957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1953—1955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55—1957年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56—1957年任部长会议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1957年4—7月任中型机械制造部长。1957年6月参加莫洛托夫领导的“反党集团”，企图推翻赫鲁晓夫统治，失败后被解除一切职务。1957—1958年任部长会议对外经济委员会主席。1957—1961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1958—1963年任驻民主德国大使。1963—1965年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工作。1965年起在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1978年逝世。
[13] 马克西姆·扎哈洛维奇·萨布罗夫（Макси́м Заха́рович Сабу́ров，1900年2月7日——1977年3月24日），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38—1940年、1946—1947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40—1941年、1944—1946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第一副主席。1941—1942年、1949—1953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41—1944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小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47—1953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47—1958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2—1957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1952—196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3年任机械工业部长。1953—1955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55—1956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1955—1957年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57年6月参加莫洛托夫领导的“反党集团”，企图推翻赫鲁晓夫统治，失败后被解除一切职务。1957—1958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对外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66年退休。
[14]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萨塔林（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Шата́лин，1904年12月16日——1984年6月3日），出身于农民家庭。1920—1923年期间服役于红军。1937年加入联共（布）。1938—1939年任联共（布）中央领导机关部副部长。1939—1944年任联共（布）中央人事部第一副部长。1939—1952年任联共（布）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44—1946年任爱沙尼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46—1950年任联共（布）中央巡视员。1946—1952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兼中央组织局委员。1947—1950年任《党的生活》杂志主编。1950—1953年任苏共中央计划贸易金融部部长。1952—1953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兼中央人事选拔部部长。1953—195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4—1958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5—1956年任苏共滨海边疆区委员会第一书记。1956—1958年任监察部副部长。1958—1959年期间在苏联部长会议和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工作。1960年退休。
[15] 诺莫夫在他的《镇压与平反昭雪》一书中讨论了贝利亚对文件的控制。在1957年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贝利亚公开了他所掌握的针对马林科夫的控告材料，赫鲁晓夫就是在此次会议上最终击败了所谓的反党集团的。据称，马林科夫是叶若夫1938年告发的对象，有“证据”表明他在针对卡冈诺维奇的有预谋暗杀中发挥过作用。
[16] 赫鲁晓夫在1953年7月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发言，就是在此次会议上他们发起了针对贝利亚的指控，他回顾了（究竟是真是假，不太清楚）一个月前贝利亚是如何回答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马蒂亚斯·拉科西提出的问题的。拉科西询问应如何在党的中央委员会和部长会议之间划分决策权，贝利亚回答说：“你是什么意思，中央委员会？让部长会议决定一切，中央委员会只负责干部和宣传就行了。”
[17] 就此，作者对德米契夫进行过采访，并于1987年10月采访过谢尔戈·米高扬。根据谢尔戈·贝利亚的说法，他父亲认为党是“一个不从事具体工作的上层建筑，只是控制所有的事务，但并不对这些事务负责”。
[18] 所罗门·米哈伊洛维奇·米哈尤斯（Соломон Михайлович Михоэлс，1890年3月4日——1948年1月12日），苏联犹太裔表演艺术家。1919年起开始在犹太剧院演出。1942年发起成立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并担任主席。1944年向斯大林要求在克里米亚实行犹太人自治。1948年在斯大林的指示下被格别乌暗杀。
[19] 贝利亚还了结了明格列尔案件，在这起案件中，他本人也是斯大林打击的目标，并向主席团宣读了流放的伏尔加·格尔曼（Volga German）所写的一封催人泪下的信件，开始重新调查被斯大林流放的格尔曼的问题。在四月份的大赦后，数以十万计“罪行”较轻的犯人开始涌入莫斯科和其他城市。贝利亚的对手和其他人接下来指责他想让这些原来的罪犯追随他，这些罪犯给城市带来了一阵犯罪浪潮，内务部不得不派出部队去维持治安。其他人在回顾此事时怀疑这就是贝利亚的主要目的。
[20] 米哈伊尔·艾迪舍洛维奇·契奥雷利（Михаи́л Эдишерович Чиауре́ли，1894年2月6日——1974年10月31日），苏联演员、电影导演、戏剧导演、编剧、雕塑家。1940年加入联共（布）。1937—195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
[21] 帕维尔·雅科夫列维奇·梅什克（Па́вел Я́ковлевич Ме́шик，1910年12月23日——1953年12月23日），1930年加入联共（布）。1932年加入格别乌。1940—1941年任乌克兰国家安全人民委员。1941—1943年任内务人民委员会经济局局长。1943—1945年任内务人民委员会反情报总局局长。1944—1945年任乌克兰第一民政事务阵线副司令。1945—1953年任部长会议第一总局副局长。1953年3—6月任乌克兰内务部长，同年6月贝利亚被捕后不久也被捕，并于12月23日被处决。
[22] 蒂莫菲·阿姆弗罗西耶维奇·斯特罗卡奇（Тимофей Амвросиевич Строкач，1903年3月4日——1963年8月15日），1919—1922年期间在远东参加红色游击队。1924年加入格别乌。1927年加入联共（布）。1938—1959年任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1941—1946年任乌克兰副内务人民委员。卫国战争期间在乌克兰领导游击运动。1945—1946年兼任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会打击土匪局局长。1946—1953年、1953—1956年任乌克兰内务部长。1946—195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3年3—7月任内务部利沃夫地区司司长。1956—1957年任内务部副部长兼边防和国内部队总局局长。1957年因病退休。
[23] 季诺维·季莫费耶维奇·谢迪奥克（Зиновий Тимофеевич Сердюк，1903年11月2日——1982年8月8日），1923年加入共青团。1925年加入联共（布）。1938—1954年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1939年起成为赫鲁晓夫的助手。1939—196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47—1949年任乌共基辅省委第一书记。1949—1952年任乌共中央委员会书记。1952—1954年任乌共利沃夫省委第一书记。1954—1961年任摩尔多瓦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61—1965年任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第一副主席。1965年退休。
[24] 马林科夫在1953年7月贝利亚被捕后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通报了贝利亚给斯特罗卡奇打电话的情况。在此次会议上关于贝利亚的控诉信息并不都是可靠的，但苏多帕拉托夫的叙述可以对此加以证实。马克·克莱默对贝利亚的备忘录对赫鲁晓夫构成威胁这样的看法不以为然。
[25] 亚历山大·兰科维奇（Александар Ранковић，1902年11月28日——1983年8月19日），南斯拉夫革命家。1924年起参加工人运动。1927年加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青年联盟。1928年加入南斯拉夫共产党。1929年被捕并被判处6年徒刑。1935年获释后不久入伍。1937—1941年任塞尔维亚共产党总书记。1938—1941年任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1941—1952年任南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南斯拉夫解放后，于1944年任南斯拉夫民族解放反法西斯大会主席。1944—1946年任国家安全部部长兼塞尔维亚人民议会主席团主席。1946—1953年任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内务部长。1951—1966年任老战士协会理事会主席。1952—1966年任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兼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53—1963年任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63—1966年任副总统兼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联邦会议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书记。1964—1966年任南共联盟中央委员会书记。1966年被解除一切职务并被开除出党。1983年去世。
[26] 由于缺少5月27日会议的记录材料，那些有理由与贝利亚拉开距离的人所撰写的回忆录成为我描述这段历史的依据。苏多帕拉托夫说贝利亚曾指示他准备秘密情报人员，以刺探西方国家对他这种思想的接受程度。马克·克莱默对这种解释提出了疑问，他坚持认为贝利亚和他的同事们都一致同意应大大降低对东德的强硬立场。霍普·M.哈里森认同的观点是：贝利亚的真实立场不是很明朗。
[27] 马林科夫在后来与他儿子的谈话中透露了他在此次行动中的功绩。作者对安德烈·马林科夫的采访。
[28] “赫鲁晓夫掌握了这场斗争的主动权，”莫洛托夫回忆说：“他无疑是个很好的组织者，他在准备击垮贝利亚的会议的过程中表现得很活跃，也很有成效。”马林科夫“意志不够坚定，事实上，我当时这么认为，现在还是这么认为，赫鲁晓夫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
[29] 对马林科夫的立场有不同的说法，赫鲁晓夫坚持认为马林科夫与贝利亚站在同一阵线上，而安德烈·葛罗米柯则认为马林科夫支持莫洛托夫。葛罗米柯好像是最客观的见证人，但由于他对赫鲁晓夫的敌意，他甚至没有提及赫鲁晓夫出席了此次会议。最有可能的情况是，马林科夫在此次会议上所持的立场比较模糊，以致不同的人会产生不同的看法。
[30] 莫洛托夫记得就在贝利亚被捕前的两天，赫鲁晓夫还与他联系过。作者对安德烈·马林科夫的采访。安德烈·马林科夫的证言并非完全可信，但他关于这件事情的叙述好像还是值得信赖的。
[31] 可能的情况是，东德于1953年6月17—20日期间爆发的大规模起义使赫鲁晓夫有机会让贝利亚到东德去平息起义。关于此次起义更多的情况，请参见第12章的内容。
[32] 作者对安德烈·马林科夫的采访。安德烈·马林科夫的证言并非完全可信，但他关于这件事情的叙述好像还是值得信赖的。
[33] 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引用了马林科夫关于此次谈话的叙述。莫洛托夫说当赫鲁晓夫第一次去找伏罗希洛夫时，后者就把他的电话机盖上了，不过考虑到伏罗希洛夫在当时情况下的可能反应，这种可能性不大。
[34] 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认为，米高扬实际上是维护贝利亚的，米高扬认为贝利亚继续留在领导层里还是可以发挥作用的。此外，赫鲁晓夫说召集萨布罗夫参与颠覆贝利亚的计划没有遇到什么困难，但对于主席团里另一名地位不太重要的成员别尔乌辛，他们则加了几分小心。马林科夫从他那里得到的最好回答是“我仔细考虑考虑”。事实证明赫鲁晓夫的直截了当更有效。“如果马林科夫像你这样把话说明白，”别尔乌辛对赫鲁晓夫说：“那我思想里就没有什么顾虑了。我完全同意你的计划，不会三心二意的。”
[35] 帕维尔·阿尔特米耶维奇·阿特梅夫（Павел Артемьевич Артемьев，1897年12月29日——1979年3月19日），1915年入伍。1917年十月革命期间参加了赤卫队。1918年加入红军。1920年加入俄共（布）。1921年加入契卡。1939—1940年期间参加了苏芬战争。1941—1947年、1949—1953年任莫斯科军区司令。1946—195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2—1956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53—1956年任乌拉尔军区副司令。1956—1960年任乌拉尔军区第一副司令。1960年退休。
[36] 基里尔·谢苗诺维奇·莫斯卡连科（Кирилл Семёнович Москаленко，1902年5月11日——1985年6月17日），出身于农民家庭。1920年加入红军。内战期间服役于第1骑兵军，曾与弗兰格尔白军和马赫诺黑军作战。1926年加入联共（布）。1939—1940年期间参加了苏芬战争。卫国战争期间历任西南方面军第6军副军长、第6骑兵军军长、第38集团军军长、第1坦克集团军军长、近卫第1军军长、第40集团军军长等，曾参与斯大林格勒战役、库尔斯克战役等。1946—1985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48—1953年任莫斯科防空军区司令。1953年6月26日指挥了逮捕贝利亚的行动。1953—1960年任莫斯科军区司令。1955年晋升元帅军衔。1956—1985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7年支持赫鲁晓夫解除朱可夫一切职务。1960—1962年任战略导弹部队司令。1960—1983年任国防部副部长。1962—1983年任国防部总督察。1983—1985年任国防部总监察组监察长。1985年在莫斯科逝世。
[37] 马克·克莱默引用了马林科夫准备的讲话草稿以及他做的旁注，但从仍然保存在档案馆里的文件来看，我们不清楚马林科夫在会议中实际说了些什么。
[38] 米高扬和其他人被告知将逮捕贝利亚的官员时显得很吃惊。
[39] 在接受作者采访时，马林科夫对此事件的叙述也与此类似。
[40] 在1957年6月的那次赫鲁晓夫正式击败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他们进行了激烈的交锋。马林科夫宣称贝利亚的秘密警察在他位于格拉诺夫斯基大街上的第四层公寓里安装了窃听器，对此，赫鲁晓夫回击说，遭到贝利亚窃听的是他，而不是马林科夫，因为窃听装置装在第五层。
[41] 罗曼·安德烈耶维奇·鲁登科（Роман Андреевич Руденко，1907年8月7日——1981年1月23日），1926年加入联共（布）。1937—1938年任顿涅茨克地区检察官。1938—1940年任斯大林地区检察官。1942—1944年任乌克兰副总检察长。1944—1953年任乌克兰总检察长。1945—1946年任纽伦堡审判苏联首席检察官。1951—1981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3—1981年任苏联总检察长。1956—1961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61—198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1年在莫斯科逝世。
[42] 帕维尔·费多洛维奇·巴蒂特斯基（Павел Фёдорович Батицкий，1910年6月27日——1984年2月17日），出身于工人家庭。1927年加入红军。1938年加入联共（布）。1939—1940年任苏联驻南京国民政府军事顾问团参谋长。卫国战争期间历任第26师参谋长、第254师师长、第73军军长、第50军军长等，参加了东普鲁士战役、柏林战役、布拉格战役等。1948—1950年任莫斯科防空军区第一副司令兼参谋长。1950年2—9月任上海防空部队司令。1950—1953年任苏联空军总参谋长兼副总司令。1953年6月26日参与了逮捕贝利亚的行动，并于12月24日亲自执行了处决贝利亚的行动。1953—1954年任莫斯科军区第一副司令。1954年5—8月任白俄罗斯军区第7机械化军团司令。1954—1965年任莫斯科防空军区司令。1961—1966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62—198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65—1966年任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部第一副参谋长。1966—1978年任苏联防空部队总司令兼国防部副部长、并担任华约联合武装部队防空部队司令。1978—1984年任国防部总监察组监察长。1966—1984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4年在莫斯科逝世。
[43] 虽然他没有证据，但谢尔戈·贝利亚相信他的父亲实际上在1953年6月26日就被杀害了，12月被枪毙的只是他们找的一个替身。
[44] 讲述赫鲁晓夫在克里米亚这段轶事的是Igor Chernoutsan，在赫鲁晓夫统治时期，他领导着中央委员会文学部，他是在其没有出版的回忆录中提及此事的。Fyodor Burlatsky目击了1960年的事情，他说尤里·安德罗波夫当时也在场，安德罗波夫“认为在大庭广众之下讨论这样的问题不是很适宜”，他看起来好像“都为赫鲁晓夫感到尴尬”。
[45] 作者就此于1987年10月采访了谢尔戈·米高扬。根据马林科夫的前女婿弗拉基米尔·萨姆伯格的说法，马林科夫的助手说服了他同意提拔赫鲁晓夫。
[46] 作者于1993年参观过这两座别墅和里面的院子（后来，这里成为泰国大使馆和几内亚共和国大使馆的所在地）。
[47] 格列布·马克西米连诺维奇·克尔日札诺夫斯基（Глеб Максимилианович Кржижановский，1872年1月12日——1959年3月31日），1891年开始参与革命活动。1899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903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1904年主张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统一，辞去中央委员的职务。积极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7年以后脱离革命活动。二月革命后是莫斯科苏维埃成员，重新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参与了莫斯科武装起义。1920年任国家电气化委员会主席。1921—1923年、1925—1930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24—1939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5—1931年是大苏维埃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成员。1927—1930年任劳动和国防委员会标准化委员会主席。1929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29—1939年任苏联科学院副院长。1930—1959年任苏联科学院能源研究所所长。1931—1932年任最高经济委员会中央能源局主席。1959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克里姆林宫宫墙下。
[48] Nikolai Yegorychev，当时的一个地区党委书记，对赫鲁晓夫击败贝利亚的“英雄壮举”以及后来反对“旧斯大林卫士”的行动深感钦佩。作者在1993年8月对Nikolai Yegorychev进行过采访。基里尔·马祖罗夫于1953年11月被任命为白俄罗斯总理，他对赫鲁晓夫攻击农业“农奴制度”的方法大加赞赏，在这种制度下，农民们“几乎无法摆脱最悲惨的生活”。卡冈诺维奇也承认：“如果赫鲁晓夫能保持其在就任第一书记的开始几年里的工作方式，那结果也许会完全不同。”
[49] 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说，马林科夫力劝他作出国家领导人在农业问题上的第一个声明，对此他表示拒绝，因为他还没有想出具体的方案，但是他知道“马林科夫在处理农业问题上的捉襟见肘”，因为“甚至马林科夫本人都承认他在这个方面的局限性”。在斯大林生前的最后几年里，马林科夫的正式分工是主管农业，赫鲁晓夫对他的主要指控是他在1952年宣布苏联已经“解决”了粮食问题。然而，这与其说是马林科夫的看法，不如说是斯大林的意见，历史学家Yelena Zubkova认为，马林科夫是最了解1953年农业真实状况的领导人之一。Zubkova查阅了马林科夫的助手最初准备农业改革计划的情况，这本来是1953年8月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议题，在此次会议上，马林科夫将介绍这些改革计划，后来决定将会议推迟到九月份，由赫鲁晓夫作主要发言，不过马林科夫在对苏联最高苏维埃的“八月发言”中还是简要介绍了这些计划。
[50] 安德烈·马林科夫与Yelena Zubkova都认为赫鲁晓夫有着很深的集体主义偏见，据此，他们认为马林科夫才是农业创新计划的主要作者，而不是赫鲁晓夫。但是由于当时农村处于特别恶劣的状况，争夺权力的斗争达到了高潮，因此赫鲁晓夫暂时是不会让他自己的信念妨碍他的前途的。
[51] 下面这段叙述主要是根据作者1993年8—10月间对安德烈·谢甫琴科的采访。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也提到了他与哈萨克斯坦党委书记的冲突。
[52] 拉赫米赞·萨雅赫曼托维奇·萨雅赫曼托夫（Жумабай Шаяхметович Шаяхметов，1902年8月30日——1966年10月17日），1921—1923年任捷金斯基区革命委员会书记。1928年加入格别乌。1929年加入联共（布）。1936—1938年任格别乌北哈萨克斯坦地区局副局长。1938年任格别乌阿拉木图局副局长。1938—1939年任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中央第三书记。1939—1946年任哈共中央第二书记。1941—1958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46—1954年任哈共中央第一书记。1947—1959年任哈萨克斯坦最高苏维埃代表。1950—195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委员会主席。1952—195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4—1955年任哈共南哈萨克斯坦省委第一书记。1956年因病退休。
[53] 一公顷合2.47英亩。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说，他居住在卡里诺夫卡附近村庄的一个亲戚1908年就移居到西伯利亚去了。
[54] 潘特雷蒙·康德拉季耶维奇·波诺马连科（Пантелеймон Кондра́тьевич Пономаре́нко，1902年8月9日——1984年1月18日），1918年加入红军。1922年加入共青团。1925年加入俄共（布）。1938年任联共（布）中央领导机关部副部长。1938—1947年任白俄罗斯共产党（布）中央第一书记。1939—1941年任白俄罗斯特别军区军事委员会委员。1939—196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40—1958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41年6—7月任西部阵线军事委员会委员，7—8月任中央前线军事委员会委员，10月4—29日任布良斯克阵线军事委员会委员。1942—1943年、1943—1944年任红军最高统帅部游击运动中央司令部司令。1941—1951年、1954—1958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1944—1946年任白俄罗斯人民委员会主席。1946—1948年任白俄罗斯部长会议主席。1948—1953年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50—1952年任采购部长。1952—1953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兼部长会议农产品和农业原材料采购委员会主席。1953—1954年任文化部长。1953—1956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1954—1955年任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55—1957年任驻波兰大使。1957—1959年任驻印度大使兼驻尼泊尔大使。1959—1962年任驻荷兰大使。1963—1965年任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1965—1978年任苏共中央社会科学研究所讲师。1978年退休。
[55] 假设平均每公顷能收获10—11生奈尔（相当于100公斤）粮食，赫鲁晓夫认为，那么这些新开垦的土地就会多收获8亿至9亿蒲耳（1蒲耳合36.113磅）粮食，包括1954年的7000万蒲耳。
[56] 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安德烈亚诺夫（Васил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Андрианов，1902年3月21日——1978年10月3日），1924—1925年期间服役于红军。1926年加入联共（布）。1937—1938年任联共（布）伊万诺沃省科夫罗夫市委第一书记。1938年5—11月任联共（布）斯大林格勒省委第二书记。1938年11—12月任联共（布）中央党部副部长。1938—1946年任联共（布）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省委第一书记兼市委第一书记。1939—195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40—195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46—1949年任联共（布）中央组织检查部副部长兼部长会议集体农庄事务委员会主席。1946—1952年任联共（布）中央组织局委员。1949—1950年任苏共列宁格勒市委第一书记。1949—1953年任苏共列宁格勒省委第一书记。1949—195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1952—1953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1953—1956年任监察部副部长。1956年退休。
[57] 弗罗尔·罗曼诺维奇·科兹洛夫（Фрол Рома́нович Козло́в，1908年8月18日——1965年1月30日），1926年加入联共（布）。1940—1944年任联共（布）伊热夫斯克市委第二书记。1947—1949年任联共（布）古比雪夫省委第二书记。1949—1950年任联共（布）列宁格勒市委第二书记。1950—1952年任联共（布）列宁格勒市委第一书记。1950—1965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2—1953年任苏共列宁格勒省委第二书记。1952—1965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3—1957年任苏共列宁格勒省委第一书记。1954—1958年、1962—1965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1957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1957—1958年任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1957—1964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1958—1960年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60—1964年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61—1963年任苏共中央第二书记，被赫鲁晓夫视为接班人。1963年因中风丧失工作能力。1964年退休。1965年去世。
[58] 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耶夫娜·福尔采娃（Екатерина Алексеевна Фурцева，1910年11月24日——1974年10月24日），1930年加入联共（布）。1941—1942年任联共（布）古比雪夫市委书记。1950—1954年任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二书记。1952—1956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54—1957年任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1956—1957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1956—1960年任苏共中央书记。1956—1974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7—1961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1958年参与了迫害帕斯捷尔纳克的活动。1960—1974年任文化部长。1964年支持推翻赫鲁晓夫。1966—197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74年神秘死亡，可能是自杀或者是被克格勃暗杀的。
[59] 恩维尔·霍查（Enver Hoxha，1908年10月16日——1985年4月11日），阿尔巴尼亚革命家。早年即参与革命活动。1935年移居比利时，加入了比利时共产党。1936年回国，建立了多个共产主义团体。1941年发起成立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并担任游击队司令。1941—1948年任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42年流亡苏联。1945年回国。1944—1953年任国防部长。1946—1953年任外交部长。1946—1954年任部长会议主席。1948—1985年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1955—1985年任阿尔巴尼亚民主阵线全国委员会主席兼人民军总司令。在任上创造了“霍查主义”理论。1985年逝世。
[60] 马林科夫的儿子认为，他父亲对赫鲁晓夫的出卖感到很气愤，以致他后来没有提起1955年1月的全体会议。
[61] 在马林科夫下台、他的职位被布尔加宁取代时，对他大多数的指控都没有公开。马林科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宣读的声明顺从地要求由“在国务方面拥有更丰富经验的其他同志”来接任他的位置。根据当时波兰中央委员会官员Seweryn Bialer的说法，“我们对马林科夫被解职的方式感到很愤怒，他就像个小学生似的，而不像个伟大国家的总理。”Bialer和他的朋友们还发现克里姆林宫在一封给外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秘密信件中所做的解释是“荒谬的”。赫鲁晓夫是“苏联粮仓”的党委书记，马林科夫怎么能为苏联的粮食危机负责呢？如果说马林科夫对农业知之甚少，那么“从来没有与农业打过交道的”布尔加宁又能知道多少呢？在普通的苏联共产党党员方面，一个工厂的车间党小组召集人抱怨说：“依我看，马林科夫同志承担的责任太多了。他肯定还是唯一应该为这些错误负责的人。我们车间所有的工人对他在最高苏维埃上所作的声明都持否定的态度。人民对他缺乏经验的指责并不以为然，还不如说他的健康状况不适合更好一些。”
[62] 特罗亚诺夫斯基的证词也是如此，他当时为莫洛托夫工作，后来成为赫鲁晓夫的外交政策助手。
[63] 在1955年7月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赫鲁晓夫和萨布罗夫也是这么说的。在此次会议上，莫洛托夫受到了致命的批评。
[64] 这是赫鲁晓夫在1955年7月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总结发言。
[65] 第13章详细描述了此次访问，包括赫鲁晓夫作为代表团团长的古怪行为。
[66] 此次莫洛托夫与赫鲁晓夫之间的交锋发生在1955年7月9日晚间会议莫洛托夫进行主发言时。赫鲁晓夫关于朝鲜问题的材料在此次会议记录印刷版的第80页。
[67] 在其他人发言时仍继续着这种言语交锋。布尔加宁：“莫洛托夫总是不停地攻击我们，说我们不是列宁主义者，而是机会主义者，特别是赫鲁晓夫同志。”莫洛托夫：“我也受到了明显的攻击。”赫鲁晓夫：“我们也有坚强的双拳，我们不会对你发慈悲的。”
[68] 查理·“奇普”·尤斯蒂斯·伯伦（Charles "Chip" Eustis Bohlen，1904年8月30日——1974年1月1日），美国外交官。出身于政治世家。1927年毕业于哈佛大学。1929年进入国务院工作。1934—1940年任驻莫斯科大使馆雇员。1940—1941年任驻东京大使馆雇员。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捕。1942年获释后回国。德黑兰会议和雅尔塔会议上担任罗斯福的翻译，波茨坦会议上担任杜鲁门的翻译。1947年参与制定马歇尔计划。1949—1951年任驻法国公使。1953—1957年任驻苏联大使。1957—1959年任驻菲律宾大使。1962—1968年任驻法国大使。1943—1968年任总统顾问。1968—1969年任国务卿顾问。1974年去世。
[69] 然而，与此同时全体会议提拔赫鲁晓夫在乌克兰的助手基里钦科成为主席团的正式成员，并用三个好像属于赫鲁晓夫的人，其中包括《真理报》编辑德米特里·谢皮洛夫，取代了马林科夫在书记处的追随者萨塔林。不过一年的时间，谢皮洛夫就取代莫洛托夫成为苏联外交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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