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赫鲁晓夫全传（2003）
第1章 下台：1964年10月
在格鲁吉亚阿布哈兹地区的加格拉与苏呼米之间，有一处风景如画的陆地伸向黑海。在高出海面约300英尺的皮聪大海角上，以后面高耸的高加索山脉为背景，有一片看上去像是黄色松树的森林，但松针更像雪松针。在一堵灰色的围墙与一扇大铁门后面宽敞但戒备森严的空地上，耸立着三座富丽堂皇的别墅，别墅之间有穿过树林的蜿蜒小径相连，其中一条由木板铺就的小路沿着分隔砾石海滩的矮墙延伸，超过了半英里。1964年秋天，沿着这条木板路散落着几座由蓝白相间的帆布覆盖的小屋。其中一座小屋是为喜欢在海边睡觉的客人准备的，其他的小屋则是用作起居屋。离小屋几百英尺的地方有一个海边平台，客人可以在平台宽大的遮阳伞下的柳条椅上享用新鲜的水果。[1]
这些别墅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按照赫鲁晓夫的指令修建的。一座是为他和他的家人准备的，其他两座是根据苏联式的“时间划分”原则由苏联其他最高领导人享用的。赫鲁晓夫的别墅是一座由巨大白灰墙砌成的二层建筑，一层的大厅面向大海，宽敞明亮，配有白色的窗帘，由漂白柚木打造的家具颇具韵味。二层的阳台与整个房子一般长。这座别墅带有一个小型的室内体育馆，里面配备有羽毛球场地以及其他的健身设备；一个巨大的游泳池，透过游泳池巨大的玻璃窗，海边的景色一览无余。离海边一箭之地有一个大型游廊。对着游廊开着一扇法式大门，大门后面是一间略显狭小的书房。书房的墙壁上镶嵌着红木雕刻，一块大大的东方地毯周围环绕着一套转角沙发和几把皮面椅子，房间的一角是一张宽大的红木书桌，上面摆放着一排电话机。其中一部电话是由克格勃控制的特殊高频线路，与全国范围内的苏联党和政府办公室（以及办公室主人的住宅与乡间别墅）相连。赫鲁晓夫二层的卧室与办公室、别墅内的助手办公室以及游泳池边都有分机电话相连。1964年10月12日晚间响起的就是这部高频电话。
那年秋天，赫鲁晓夫似乎处于其权力的巅峰。事实上，他也处在灾难的边缘。在保证到1980年实现共产党领导下的富足的新规划实施三年后，食品短缺问题已经蔓延到了整个苏联国内。共产党的官员对特权的丧失以及赫鲁晓夫给他们带来的职位不安全感表示不满。对于军方而言，部队实力与常规武器的大量削减使他们到了难以忍受的极限。自由知识分子已经失去了信心，普通的工人、农民也对他持反对态度。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赫鲁晓夫曾闪烁其词地谈到过退休的问题，但是他并没有付诸实施。相反他正在不断推出新的计划，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革。一些想法——例如，将限制苏联领导人任期（当然像他这样的难以推卸天之大任的领导人除外）以及在立法选举中甚至提供多个候选人的新宪法——都超出了他当时所处的时代。其他人都将他对重组的嗜好看成是他的同事们所认为的可笑的极端行为。他加强苏联农业的新的奇思妙想是在莫斯科成立九个集权化的机构，每个机构负责一项全国范围内的具体农业生产。根据苏联的标准说法，每个“主管行政部门”的简称是Glavzerno（粮食主管部门）、Glavmyaso（肉类主管部门）、Glavsakhar（糖类主管部门），等等。除了预料到这些奇思妙想会以失败而告终，让他们来收拾残局外，赫鲁晓夫的克里姆林宫同事们相互之间打趣地猜测，不知哪个倒霉的部门会有幸成为鹅类主管部门或是绵羊主管部门。[2]1964年夏天，赫鲁晓夫迫切需要度假放松一下。不过他并没有去度假，而是对埃及进行了一次为期两个半星期的访问，之后他又去斯堪的纳维亚进行了三周的旅行，主要是观光；对苏联的耕作带进行了考察，不过考察的结果并没有太多让人满意的地方；并在那些不再支持他们总司令的将军们的陪同下参观了位于哈萨克斯坦的图拉特姆（Tyura-Tam，后来改称拜科努尔）的导弹试验基地。到了10月初，他才去度假。
赫鲁晓夫喜欢对来访者说他来到皮聪大不仅是为了休息，也是为了更好地思考问题。“有些事情只有在你有时间时才能做好，”他在1963年4月对来访的美国杂志编辑诺曼·库辛斯[3]说：“如果想下蛋，母鸡就需要静静地趴上一会儿。如果想策划什么事情，我就需要时间来想出万全之策。”
不过，在多数情况下，赫鲁晓夫并没有花费做出万全之策所需的时间。他不是周密地思考问题，而是很少能静静地坐下来，甚至在度假期间也是如此。他喜欢访问附近的农庄或疗养院，把时间用在不断地与苏联官员、外国领导人或客人的会面上。然而在1964年10月，他的确是将精力集中于工作，专心致志地处理各位大使与情报部门送来的电报，为11月即将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做准备。他曾威胁他的克里姆林宫同事们说，在这次会议上他将用精力更为充沛、更富能力的领导人来替换他们。在工作间隙，他会一天数次沿海边散步。
10月12日，陪同赫鲁晓夫散步的是亚美尼亚共产党员阿纳斯塔斯·米高扬[4]。自从列宁时代开始，米高扬就在克里姆林宫工作，现在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里赫鲁晓夫的主要助手。就在当晚，高频电话响了起来。两人沿木板小路走到一半，身边跟着一位贴身保镖，这时另一位安全官员跑过来说，Y.L.勃列日涅夫，克里姆林宫的第二号人物，从莫斯科打来电话。回到别墅后，赫鲁晓夫与米高扬来到了书房，在书房里赫鲁晓夫拿起了电话。勃列日涅夫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翌日将在首都召开一次特别会议。
“为什么？”赫鲁晓夫问道：“讨论什么问题？”
“关于农业和其他一些问题。”勃列日涅夫解释道。
“你们可以在我缺席的情况下作出决策！”赫鲁晓夫草率地命令道。
“我们不能在你缺席的情况下作出决策，”勃列日涅夫解释说：“主席团成员已经到齐了。我们要求你回来。”
“我正在度假。什么事情如此紧急？我会在两周后回去，到时候我们再讨论吧。”赫鲁晓夫停顿了一会儿，继续说道：“我不了解这是怎么回事。你们都到齐了，这是什么意思？我们会在11月的全体会议上讨论农业问题。我们还有足够的时间，可以讨论所有的问题！”
勃列日涅夫坚持要求他回去。最后，赫鲁晓夫同意第二天回到莫斯科，如果包机能根据紧急通知准备好的话。在指示一名安全人员联系私人飞机，其他的助手安排取消第二天与来访的法国内政部长盖斯顿·帕列夫斯基[5]共进午餐的计划后，赫鲁晓夫与米高扬又回到了海滩的小路上。
他们默默地走着，最后赫鲁晓夫开口说道：“你知道吗？阿纳斯塔斯，他们没有什么紧急的农业问题。我想这个电话与谢尔盖[6]告诉我们的事情有关。”[7]
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是苏联导弹设计师弗拉基米尔·切洛米[8]的控制系统工程师。谢尔盖告诉他的父亲和米高扬的是，赫鲁晓夫在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里的同事们正在酝酿推翻他的阴谋。
谢尔盖是1964年9月从尼古拉·伊格纳蒂耶夫[9]的贴身保镖那里得知这一情况的，伊格纳蒂耶夫是党的一位高级官员，在这起阴谋中起着关键作用。为了给他们提个醒，这位安全人员将电话打到了赫鲁晓夫的官邸，找到了谢尔盖，当时赫鲁晓夫正在哈萨克斯坦的导弹试验基地视察，这位安全人员向谢尔盖讲述了他所了解到的这起阴谋的情况，当时有两人在莫斯科郊外森林里的秘密地点商量了这件事。
那年夏天的早些时候，赫鲁晓夫的女儿拉达[10]——与中央委员会成员、政府报纸《消息报》的编辑阿历克赛·阿朱别伊[11]结婚——接到了一位妇女的电话，电话中那位妇女说她有“重要的信息”想提供给赫鲁晓夫。当拉达拒绝和她见面时，那位女性透露她知道一起正在策划推翻赫鲁晓夫的阴谋。拉达让她将此事报告给克格勃，遭到了对方的拒绝，“如果克格勃头子本人就参与了策划会议，那我怎么能告诉他们呢？这就是我想和你面谈的原因。”
克格勃头子弗拉基米尔·谢米恰斯内[12]是拉达丈夫的朋友，因此她并没有把这个电话太当回事。赫鲁晓夫告诫他所有的孩子不要“打探”政治问题。于是她礼貌地要求那位妇女不要再打电话。
拉达得到的另一个秘密消息来自苏联中央委员会的前商业部长。此次，她向一位值得信赖的家庭朋友咨询过此事，那位朋友认为她的告密人性格上疑心太重。于是拉达再一次没有把警告放在心上。
第三个警告来自格鲁吉亚，阿朱别伊的副手迈洛尔·斯图鲁亚[13]的兄弟德维·斯图鲁亚（Devi Sturua），一位党的高级官员，根据格鲁吉亚党委书记瓦西里·麦查瓦纳德兹[14]提供的线索推断，可能有针对赫鲁晓夫的阴谋，他将自己的猜想告诉了阿朱别伊，但是阿朱别伊也没有将此事告诉赫鲁晓夫。
一个星期后，当赫鲁晓夫从哈萨克斯坦回到莫斯科后，谢尔盖将他得到的消息告诉了他的父亲。一个周日的早晨，在赫鲁晓夫靠近莫斯科河边的乡间别墅里，谢尔盖打破了他们的家庭禁忌。在静静地听完了他的话后，赫鲁晓夫没有显露出任何表情，过了一会儿说道：“你做得没错。”他要求谢尔盖重复了被指称参与阴谋策划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姓名，思考了一会儿，然后哼了一声，说道：“不，这不可能。勃列日涅夫、（尼古拉）波德戈尔内[15]、（亚历山大）谢列平[16]——他们完全不是这种人。这不可能。伊格纳蒂耶夫——他还有可能。他最感不满，他怎么说也不是个好人。不过他能与其他人有什么共同的语言呢？”
回到乡间别墅后，赫鲁晓夫告诫谢尔盖不要将他与伊格纳蒂耶夫保镖会面的事告诉任何人。然而就在第二天工作时，赫鲁晓夫本人就此事提醒了一位策划者。“很显然，你说的事情没有任何根据，”当天晚上他对谢尔盖说：“就在我与米高扬和波德戈尔内离开部长委员会时，我简要地向他们说了你讲的事情。波德戈尔内只是笑着对我说：‘你怎么能想到会有这样的事情，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这是他本人说的。”
谢尔盖发现他的父亲行为“奇怪、缺乏理性、难以理解”。将这件事告诉波德戈尔内会有什么结果呢？“难道他想得到对方的坦白？过去他有几次曾对自己的幼稚举动后悔过，但从来也没有像此次这样。”
“奇怪、缺乏理性、难以理解”说得还太轻了。那些策划将赫鲁晓夫赶下台的人也生活在担忧与希望之中。勃列日涅夫自己就特别害怕。在哈萨克斯坦靶场，他在赫鲁晓夫面前大献殷勤，勃列日涅夫在他主人的浅色呢帽被风刮走后在后面猛追，因为此事还打了一位年轻人。他仔细吹掸掉帽上的灰尘与泥土后，将帽戴到了赫鲁晓夫的头上。9月份，勃列日涅夫不止一次地打电话给当时正在南方度假的克格勃头子谢米恰斯内，告诉他准备发起政变，他只是在先前的计划有所改变的时候才会立即给谢米恰斯内去电话。[17]10月初的一个早上，勃列日涅夫要求莫斯科省委书记尼古拉·叶高里契夫[18]在他上班途中在勃列日涅夫的库图佐夫斯基普罗斯佩克特官邸停留一下。勃列日涅夫脸色苍白、浑身颤抖地将他带进了一间隐秘的房子。
“科尔亚，”勃列日涅夫语无伦次地说：“赫鲁晓夫已经知道了一切。事情败露了，他会把我们全部枪毙的。”
勃列日涅夫声音哽咽， “眼泪几乎都要掉下来了”。叶高里契夫试图让他平静下来，但勃列日涅夫还是不愿意相信他的话。“你不了解赫鲁晓夫，你不了解赫鲁晓夫。”他不停地说道。
显然，勃列日涅夫对赫鲁晓夫也不了解。因为即使有人告知了他这一阴谋，赫鲁晓夫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设法阻止。就在他到达皮聪大之后不久，参与策划者之一，克拉斯诺达尔省委书记乔治·沃罗布尤夫[19]前来拜访他。赫鲁晓夫向沃罗布尤夫询问关于有人指称他与伊格纳蒂耶夫会面的情况，沃罗布尤夫矢口否认，赫鲁晓夫对此也就没有深究。
“事情根本就不像你所说的那样，”赫鲁晓夫告诉不久后赶到皮聪大的谢尔盖说：“（沃罗布尤夫）向我保证那个人——我已经记不起他的名字了——提供的信息纯粹是子虚乌有。他（沃罗布尤夫）在这儿呆了一整天。他给我带来了一对火鸡作为礼物，火鸡看上去很不错。你可以到厨房去看看。”
其实，赫鲁晓夫也不像他看起来那么满不在乎。几天后，他打电话给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德米特里·波利安斯基[20]，向他询问他们在莫斯科背着他都干了些什么，并威胁说，他要亲自飞回去查个水落石出。对于波利安斯基的回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将很高兴见到他——赫鲁晓夫讥讽地回答道：“那么说你也会很高兴了，是吗？”但是这只能促使那些阴谋策划者进一步加快他们的行动。
勃列日涅夫和其他的策划者都担心赫鲁晓夫古怪的表现也许是一个圈套，他可能根本不会回到莫斯科。10月12日整个晚上，勃列日涅夫不停地给谢米恰斯内打电话，要求了解最新的情况。快到午夜时，谢米恰斯内才向他证实，赫鲁晓夫的私人飞机已经准备妥当。即使如此，他还是担心会出现意外的突然情况。谢米恰斯内后来回忆说，毕竟这位老人“已经粉碎了马林科夫[21]与莫洛托夫[22]的类似行动。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性格和他的母亲为他提供了他所需要的一切：坚定的意志、敏捷的才思以及快速而缜密的思维能力。向他汇报情况时，我得做好准备，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事情。不过，如果有勃列日涅夫在场，我可以闭着眼睛应付一切。我需要做的就是讲上两三个笑话，就是这样”。
然而，同一天晚上在皮聪大，勃列日涅夫打电话后一小时，谢尔盖发现他的父亲独自一人站在别墅的餐厅里，喝着矿泉水，显得“疲惫而激动”。谢尔盖还没有来得及开口，赫鲁晓夫就厉声地说：“不要来打扰我！”然后慢慢地走向他的卧室。“晚安，”他嘴里嘟哝道，头也不回地走了。
第二天早上，天气晴朗而温暖，太阳穿过薄雾照射在大地上，房子与海边之间的花园里绽放着鲜艳的花朵。吃过早饭后，赫鲁晓夫在游廊上协商了当天的日程安排，阅览了夜间送过来的最紧急的电报。这时由内政部长率领的法国代表团已经出现在通往别墅大门的长长而弯曲的车行道上。赫鲁晓夫慢慢地站了起来，穿上夹克，走上前去迎接他们。在通常情况下，他会在进入正题前将此类客人介绍给他的家人，这次他甚至都没有看一眼谢尔盖。来访者通常会呆上数小时，而这次他们在30分钟后就离开了。
在接下来用简便午餐时——蔬菜汤和煮河鲈——赫鲁晓夫与米高扬都一言不发。然后到了他们离开的时候了。与往常一样，管理这间别墅的妇女带着秋天的鲜花来向赫鲁晓夫道别。赫鲁晓夫刚刚在他那宽敞的ZIL轿车前座坐下，外高加索军分区司令，一位腰粗如桶的将军，急急忙忙地奔到了车前。格鲁吉亚党和政府的领导人都在莫斯科参与策划政变，因此这位将军就被指派陪同这位加盟共和国的贵宾前往机场。他的任务就是确保赫鲁晓夫及时回到莫斯科，等着被赶下台。
在阿德列尔机场，赫鲁晓夫的私人飞行员尼古拉·特斯宾（Nikolai Tsybin）正在飞机旁边等候着，他已经驾驶着飞机帮助他的主人安全地度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并在他成为苏联领导人后，带着他到过世界各地。赫鲁晓夫与米高扬进入后面的机舱，那里的座位已经换成了一个沙发、两把休闲椅与一张桌子。这里是领导人的空间，其他的工作人员都在前面的机舱里。然而，在空中，就像在度假时一样，赫鲁晓夫也不喜欢独自一人呆着。如果不是在助手和速记员的簇拥下批阅文件，他通常就会邀请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说说话。然而，这次他和米高扬坐在后面的机舱里。“不要让人打扰我们。”赫鲁晓夫粗暴地命令道。乘务员给他们送来了亚美尼亚白兰地酒、矿泉水与餐前点心后，就马上离开了。
10月中旬的莫斯科常常是天空灰暗，阴雨绵绵，然而13日当赫鲁晓夫的喷气式飞机平稳舒缓地降落在伏努科沃—2机场——一座位于莫斯科南郊专为官员来往预备的机场，驱车前往玻璃环裹的机场大楼时，却是阳光灿烂。在一般情况下，党和政府的最高领导人会列队欢迎他回来。虽然喜欢被人迎接的感觉，但赫鲁晓夫通常还是会对他们离开工作岗位发发牢骚，不过还会善意地加上一句：“难道你们认为我没有你们的迎接就找不到回来的路吗？”然而，此次除了三个从远处跑过来的人影外，机场上空无一人。当舷梯靠上飞机舱门时，克格勃头子谢米恰斯内在某部门（相当于美国秘密部队）官员和苏联最高苏维埃官员的陪同下来到了舷梯下面。
赫鲁晓夫第一个走下了舷梯。
“很高兴见到你安全抵达，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年届四十、脸庞圆乎乎的谢米恰斯内走上前去说道，他神奇般地迅速崛起还得益于赫鲁晓夫的提拔。赫鲁晓夫是1946年在他22岁时将他提拔为乌克兰共青团的高级官员的。1961年，当他年满37岁时，谢米恰斯内已经掌管着苏联的秘密警察部队了。在他的恩人还在皮聪大时，谢米恰斯内已经将长期担任赫鲁晓夫保卫工作的主要警卫人员都打发走了，当赫鲁晓夫到达克里姆林宫时，又一拨安全卫兵控制了他在莫斯科的官邸以及乡间别墅。
还是让我们再回到伏努科沃—2机场吧。谢米恰斯内与赫鲁晓夫握手寒暄，不过他的目光游离不定。“他们都已经在克里姆林宫集合了，”他说：“他们正等着您呢。”
“那我们走吧，阿纳斯塔斯。”赫鲁晓夫轻声地对米高扬说。除了四个角落上安排的安全人员外，整个机场大楼内空空荡荡。在机场大楼另一边的大门外停放着赫鲁晓夫宽大的ZIL—111轿车，其后是几辆其他的黑色轿车：米高扬的ZIL轿车与谢米恰斯内仅有的一辆不太显眼的“查卡”轿车，几辆为赫鲁晓夫随从中级别较低的人员准备的“伏尔加”轿车，还有其他的安全警戒轿车。
赫鲁晓夫与米高扬上了一辆轿车。他的保镖关上后门后跳上了前面的座位。谢米恰斯内坐在自己的轿车里跟着赫鲁晓夫的安全警戒车，整个车队开始沿着八车道的列宁斯基大道向市中心驶去，沿途的警察进行着交通疏导。通过内环路，驶上迪米特洛夫大街，穿过莫斯科河，车队停在了通向克里姆林宫布洛维特斯基大门的短短的斜坡上。
位于旧沙皇立法院大楼二层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会议厅与大厅内的赫鲁晓夫办公室只相隔两道门。当后来到达的主席团成员于10月13日下午将近四时走进会议厅时，他们发现赫鲁晓夫坐在长长的长方形、上覆绿色台面呢的会议桌一头他原来的主席座位上，其他的主席团委员、候补委员与中央委员会书记们围坐在其他三面。除了有的例外外，所有在座的都是赫鲁晓夫的门徒，是他一手将他们提拔到高级职位上的，其他的就是那些在过去的权力斗争中支持赫鲁晓夫的老官员。不过，除了米高扬外，他们中间没有人准备替赫鲁晓夫说话。
看起来被阳光晒得黝黑但并没有从流产的休假中恢复过来的赫鲁晓夫开始主持会议。[23]当被要求解释为何召集此次特别会议时，脸色严峻、眉头紧锁的勃列日涅夫向他的前保护者发起了冷酷无情的控诉。两年前，当赫鲁晓夫将主席团分成工业与农业两部，以更好地指导经济发展时，勃列日涅夫曾带头唱起了赞歌。现在他却指控赫鲁晓夫的改革“违背了列宁的教导”，“导致了工业与农业中的无序状态”。
赫鲁晓夫对待他的同事一直“很粗鲁”。勃列日涅夫继续说道。他已经养成了“在午餐时作出决策”的习惯，“听不进别人的意见”，而且时常显得精神错乱，实际上是“处于压抑状态”。在准备即将于11月份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期间，他不是在工作，而是前去度假，这样，他的主席团同事们“就对他一无所知”。与平常一样，赫鲁晓夫的行为是“独断专行，藐视主席团”的。
“你的行为，”勃列日涅夫对他的主人说：“是不可理解的。”这就是为什么赫鲁晓夫的同事们将他从皮聪大叫回来的原因。这次会议的主题并不是农业，勃列日涅夫宣布说，而是赫鲁晓夫本人。
赫鲁晓夫开始吞吞吐吐地为自己作简短的辩护。他长期以来一直为党和人民服务，甚至现在他也听从主席团的紧急召唤，回到了莫斯科。他承认他曾经犯过错误，但是他认为他周围的人都是他的朋友。
“这儿没有你的朋友。”G.沃龙诺夫[24]向他大声喊道。
“你们这是为什么？”赫鲁晓夫严厉地问道，他提高了嗓门：“为什么？”
“少安勿躁，”有人喊道：“你应听从我们的意见，进行权力更替。”
P.谢利斯特[25]开始礼貌地劝说赫鲁晓夫，谢利斯特矮矮的个子，宽厚的肩膀，头上已经完全秃顶，不过眉毛却厚重而浓密。“我们一直对你很尊重，也从你身上学到了很多。”他说。但是“你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赫鲁晓夫已经将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变成了一个“没有人能坦率发言的”一言堂会议。他于1957年在没有征求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意见的情况下作出了农业产量超过美国的承诺，现在这种承诺已经从尴尬变成了一场灾难。总之，赫鲁晓夫“让人难以捉摸、刚愎自用且桀骜不驯”。
接下来发言的是体格健壮、戴着一副眼镜的沃龙诺夫。“现在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已经不能决定任何事情了，”他说：“在经历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之后，我们现在又有了对赫鲁晓夫的个人崇拜。”虽然沃龙诺夫是主席团里农业方面的专家，但赫鲁晓夫操纵着农业领域内的政策制定，公开宣扬那些“所有农民都已经知道的”“事实”（例如，“黄瓜要用盐水来浇灌”，“肥料可以增加产量”，以及“蜜蜂可以传花粉给荞麦”等）。在最近的三年半时间里，沃龙诺夫不是不能表达他的意见，就是“遭到呵斥与侮辱”。他宣布：“现在是让赫鲁晓夫同志退休的时候了。”
亚历山大·谢列平接着发言。46岁、皮肤黝黑、高大英俊、雄心勃勃的伊农·舒里克（Iron Shurik）（朋友对他的称呼）之所以能迅速在权力阶梯上攀升，也是因为赫鲁晓夫的栽培。赫鲁晓夫将他从共青团领导人提升为中央委员会官员。他1959年成为克格勃头子，后来又成为中央委员会书记。很显然，他对勃列日涅夫构成了长期威胁，但是现在两人都将他们相互之间的猜忌放到了一边，以共同对付他们以前的恩人。谢列平指控赫鲁晓夫“粗俗、行为怪诞、自高自大”；他还“性情暴躁、反复无常、喜欢搞阴谋”。列宁曾经指责斯大林的那种“粗鲁”也“完全适合你”。赫鲁晓夫已经变成了一个“波拿巴主义者”，滥用“粗鲁的威胁”，让自己身边围着一大帮“溜须拍马的人”。由于过分偏袒，他勾销了位于他家乡卡里诺夫卡一个集体农庄所欠的数以百万计的债务。谢列平指控他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时将苏联带入了战争的边缘，在柏林危机中处置不当，在古巴危机中“使整个世界的命运危若累卵”。
安德烈·基里钦科[26]着重指责了赫鲁晓夫的孤立倾向。想和他讨论工作时，找不到他，或者甚至不能咨询他的意见。有差不多三年的时间赫鲁晓夫没有给基里钦科打过电话！相反他将时间用在训斥别人上，辱骂他们是肥猪，用诸如“你为什么不看看自己那副蠢样”之类的话打发别人。
赫鲁晓夫将自己的过错归咎于有表决权的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党委书记，指控白俄罗斯党委书记基里尔·马祖罗夫[27]。由于赫鲁晓夫的个人崇拜，在党的秘密会议上没有了坦诚的讨论。这种奉承与谄媚同样也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不和谐的音符。
列昂尼德·雅夫雷莫夫[28]，赫鲁晓夫指定的俄罗斯共和国第一代理人，指控他“以特殊的方式”，要么就是在“午餐期间”或“阅读电报的过程中”制定外交政策。由于米哈伊尔·苏斯洛夫[29]已经于1947年被斯大林任命为中央委员会书记，因此他不像其他人那样受惠于赫鲁晓夫。与容易感情冲动、性情暴躁的赫鲁晓夫相比，身材高大、奉行禁欲主义的苏斯洛夫看上去、听起来、实际上也更为保守（即斯大林主义者），不过他们两人过去却是盟友。“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苏斯洛夫说：“你甚至不了解你已经将事情搞得有多糟了……你听不进任何人的意见。你说党的官员妨碍了农业的发展——而将事情搞得一团糟的正是你自己……你太过听信你家庭成员的话，特别是阿朱别伊。你让你的家庭成员和你一起出国。在外交访问中，你却和外国朋友吵得不可开交。我们的媒体中太多地充斥了‘赫鲁晓夫这般、赫鲁晓夫那般’的东西，你的照片也太多了。我们必须结束这种状况。”
到商会主席维克多·格里辛[30]抱怨赫鲁晓夫已经有四年时间没有会见过他时，已经是傍晚时分了。虽然还有几位没有发言，但是策划者现在已经有了充分的信心，可以将会议休会到第二天早上，不过他们有点担心，不知赫鲁晓夫在最后挣扎中会有什么突然的举动。在他离开会议厅后，与会的所有人都发誓不接他的任何电话，以防止他纠集同盟，进行反击。然后勃列日涅夫叫来谢米恰斯内，询问他会后赫鲁晓夫的轿车开向了哪里？是去公寓，还是去乡间别墅了？
“我已经安排好了一切，”谢米恰斯内告诉他：“这里，那里，所有的地方。我们已经考虑到了所有的情况。”
“如果他打电话怎么办？他打电话怎么办？”
“他已经没有地方可以打电话了。所有的通讯系统都在我们的控制之中！”
赫鲁晓夫的轿车8点钟左右停在了他位于列宁山的住宅大门口。下车后，他踏上了15英尺高的黄石墙旁的小路，这堵墙将他们的房子与附近的沃罗布雅夫斯基大街分隔开来。谢尔盖·赫鲁晓夫已经从伏努科沃—2机场赶了回来，他整个下午和晚上都在担心地等待着，此时他陪着他的父亲在小路上散步。
“所有的事情正像你所说的那样。”赫鲁晓夫说道，他看上去疲惫而沮丧。“你什么也别问。我很累，我得好好思考一下。”在房子周围转了两圈后，赫鲁晓夫走进屋，爬上楼梯，到了二层他的卧室里。他唯一的要求就是给他端一杯茶。没有人敢打扰他。尼娜·彼得罗夫娜·赫鲁晓娃[31]当时正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卡罗维发利度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陪伴她的是勃列日涅夫的妻子，维克多利娅[32]。
当天晚上晚些时候，赫鲁晓夫给米高扬打去电话。“我老了，也累了，”他说：“让他们自己去应付局面吧。我已经做了主要的事情。谁会想到告诉斯大林他不再适合我们并建议他退休呢？在我们一直占据的地方甚至连一点污迹也没有留下。现在一切都不同了。担忧已经不存在了，我们可以以对等的身份交谈。这就是我的贡献。我不会与他们抗争的。”
就像他和他的家人所想的那样，如果赫鲁晓夫的电话被克格勃窃听的话，那么他对米高扬所说的话则结束了这种担忧。然而第二天的主席团会议并不是缺乏高潮的，至少对于赫鲁晓夫来说是这样。即使在他最鼎盛的时期，他也不能忍受别人的指责，然而现在当处于职业生涯的最低点时，他只能忍受对他连珠炮似的攻击。
当主席团会议于上午10点重新开始时，德米特里·波利安斯基继续对赫鲁晓夫展开攻击。“你过去还能自我约束。现在，你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就连斯大林都比你现在的行为要检点一些，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你对斯大林的谩骂已经到了下流的地步……你患有妄自尊大症，而且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程度。”为了防止米高扬仍然想着为他的朋友辩护，波利安斯基揭露说，赫鲁晓夫也曾经嘲讽过米高扬，称他“一文不值”，是“赶不走的苍蝇”。
米高扬接下来发言。他也对赫鲁晓夫的错误进行了批评，其中包括“脾气暴躁”、“神经过敏”以及依赖唯唯诺诺之辈。不过，他对赫鲁晓夫在苏伊士运河与柏林危机中的政策进行了一些辩护，并提醒他的同事们，他们对将导弹运送到古巴都表示了同意。他倾向于让赫鲁晓夫继续留在总理的位置上，而将党的领导人的位置让出来。同时剥夺他的两项职务将是对“中国和毛泽东最大的礼物，更不用说赫鲁晓夫的贡献也是我们宝贵遗产的一部分，而这些宝贵的遗产是我们万万不可丢失的”。
就连这种有限的辩护也招来了一阵抗议之声。谢列平从他的座位上蹿起来，跳到了会议桌的一头。尤里·安德罗波夫、P.德米契夫[33]以及其他一些人也都加入了抗议行列。脸色阴沉的副总理阿历克赛·柯西金[34]反对任何“折衷的办法”。
“你是一个诚实的人，”柯西金对赫鲁晓夫说：“但是你已经将自己推到了与主席团对立的地步。你不在乎任何人，你听不进任何人的劝告，你随意打断所有人的发言……你喜欢别人的热烈鼓掌……你总是不停地搞阴谋诡计——将一个人打倒，再扶植起另一个玩偶。”
赫鲁晓夫将尼古拉·波德戈尔内提拔为与勃列日涅夫竞争的继承人，但是波德戈尔内也是从一开始就参与此事的策划者之一。赫鲁晓夫攻击斯大林在军事问题上的无能，波德戈尔内现在回忆说，但是“你自己，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对军事问题也不了解。军人说你不了解如何保卫我们的国家。”不过，由于赫鲁晓夫被如此赶下台，世界也许会对苏联冷眼相看，因此如果他自己“主动请求解除职务”，可能会更好一些。在勃列日涅夫作出总结后，他又补充说，赫鲁晓夫曾经将中央委员会的书记们称为“在路边石头上撒尿的公狗”，他也要求赫鲁晓夫“自愿”退休。勃列日涅夫提醒大家，中央委员会成员已经在克里姆林宫的斯弗得罗夫斯克大厅集中了，因此他提议“辩论”结束，大家就撤销赫鲁晓夫职务的动议进行投票表决。所有在场的人都投了赞成票。米高扬也放弃了他的反对意见。
在他的命运决定后，赫鲁晓夫发表了最后一次讲话。雅夫雷莫夫回忆说，他处于“十分紧张、愤怒的”状态。谢利斯特描述他“被击垮了，感到孤立无援，无能为力”。泪水在他的眼眶里打转。
“你们大家都说了很多关于我负面的性格与行为，”他说：“但是你们也提到了我积极的方面，对此我表示感谢。我为主席团的成熟感到高兴，带来这种成就的也有我工作的一分功劳。”
赫鲁晓夫请求他的同事们“原谅我的粗鲁……你们所说的很多事情我已经记不起来了，但是我承认自己有弱点，不过这变成了一种习惯，高高在上的职位使我晕了头。你们指责我将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与部长委员会主席的职务集于一身。好，我也努力不想同时担任这两项职务，但是你们自己将它们给了我，我犯的错误就是同意了你们的意见。将两项职务集于一身是个错误。我犯的一个过错就是在苏共二十二大上没有提出这一问题。我本来能够看到并了解到这一点的，就是我肩上的担子太过伟大了。”
他的眼睛里再次含满了泪水。“这不是自我怜悯的眼泪。与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斗争是一次伟大的斗争，我也作出了小小的贡献。既然你们已经决定了一切，那我会遵照党的最高利益，服从你们的决定。”
“我知道我的作用不再存在了，不过如果我是你们，就不会解除我的全部职务。我不想在全体会议上发言。我不想请求怜悯与恩赐。事情已经决定了。就像我告诉米高扬的那样，我不会进行抗争。我也不会诽谤你们。毕竟，你们和我有着相同的观点。我的心情是不好，不过我同时也感到高兴，我们的党已经到了可以将她的第一书记赶下台的地步。你们说这是个人崇拜，是吗？你们对我进行了全面的攻击，将我说得一无是处，但是我要说，‘你们说得对。’你们是否能将这也说成是个人崇拜？
“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在想，现在是我离开的时候了。但是放弃是很困难的。我本人可以保证我不会推卸自己的责任，我不会和你们中的任何人见面。我会中止与你们的所有联系。你们一直以来就想让我这么做，m6_1[35]但是呆在领导位置上的痛苦也是我自己难以继续忍受的。
“我从来不玩色子或弹子戏之类的东西（他的很多同事经常玩）。我总是在工作。我感谢你们已经给予我的退休机会。我请求你们为我写一个适当的声明，我会签字。我已经做好了准备，准备为了党的利益去做任何事情。我已经是一个有着46年党龄的党员了，所以请理解我！ 我想也许你们会考虑为我设立什么荣誉职位，不过我不是要求你们必须这么做。至于我将居住在什么地方，你们可以决定。如果你们坚持的话，我可以离开莫斯科，到任何你们想要我去的地方。”[36]
赫鲁晓夫结束发言后，主席团一致同意了他“因为年事已高、健康状况恶化”而提出的退休“请求”。当天晚些时候，勃列日涅夫在克里姆林宫蓝白两色的斯弗得罗夫斯克大厅召开了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简要说明了起诉书的内容，之后苏斯洛夫详细说明了所有的指控。他的发言数次被来自下面对赫鲁晓夫指责的叫喊声与辱骂声所打断：“将他驱逐出党！……将他送交法庭！”在这些斯大林式的爆发中，赫鲁晓夫静静地坐在那里，他的眼睛常常紧闭着，不时将脑袋埋在双手里。在会议结束时，苏斯洛夫宣读了赫鲁晓夫的声明：由于年龄和健康原因，“我不能再继续履行自己的职责”[37]。
当苏斯洛夫结束发言后，不允许进行任何讨论。两位来自乌克兰、持反对意见的中央委员会成员被禁止进入会场，之后不久就被解除了职务。关于这一决议的投票结果是一致赞成。同样，选举勃列日涅夫为党的第一书记与柯西金为总理的投票也是一致通过。至此，勃列日涅夫宣布全体会议休会。[38]
在主席团会议结束后，赫鲁晓夫回到了他的办公室，在那里，他的长期外交政策助手奥列加·特罗亚诺夫斯基[39]发现他看上去“筋疲力尽，完全被击垮了”。“我的政治生涯结束了，”赫鲁晓夫说：“现在的主要事情就是体面地渡过这一关。”就在全体会议召开前，特罗亚诺夫斯基看到赫鲁晓夫走过一个小的克里姆林宫广场，没有戴帽子（这对他来说并不多见），尽管外面刮着凛冽的寒风。后来当赫鲁晓夫回到他的官邸时，他将他的黑色公文包扔到他的儿子手里，发出了叹息。“结束了，”他说：“我退休了。”
那天晚上，米高扬带来了赫鲁晓夫接班人的口信。在餐厅喝茶时，米高扬告诉他：“你现在的乡间别墅与市里的官邸都将终生为你所用。”实际上，不久之后这两处住宅都被没收了。
“很好。”赫鲁晓夫心烦意乱地回答道。
“你将有私人保镖与一个家庭服务人员，不过会指派新的人员。”事实上，新的保镖是执行类似软禁的任务，而不是保护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哼了一声。
“你的退休金将被确定为每月500卢布，你还可以有一辆轿车。虽然还没有作出最终的决定，但有人建议仍然保留你的最高苏维埃代表身份。（赫鲁晓夫并没有保留代表身份。） 我还建议为你设立主席团的顾问职务，但遭到了否决。”[40]
“没有必要，”赫鲁晓夫回答说：“他们根本不会同意的。在发生了所有的事情后，他们怎么还会让我呆在他们身边呢？当然，有些事情做做会好一些。但是你提出这个建议是个错误，不管怎么说，还是得谢谢你。知道自己身边还有一个朋友，这已经很好了。”
当两人在房子前面的铺砖空地上分手时，米高扬拥抱并亲吻了赫鲁晓夫。然后在赫鲁晓夫的注视下，他在担任领导期间的唯一朋友走向了大门。不知是因为米高扬担心自己的仕途，还是因为他也受到过赫鲁晓夫的羞辱与疏远，所以不再将他视作朋友，反正赫鲁晓夫此后再也没有见到过他。
[1] 这段描述来源于不同的渠道，其中包括作者对赫鲁晓夫儿子谢尔盖的采访、谢尔盖·赫鲁晓夫向作者提供的家庭电影、诺曼·库辛斯的回忆录The Improbable Triumvirate：John F.Kennedy,Pope John ⅩⅩⅢ,Nikita Khrushchev （New York：Norton, 1972）、对库辛斯女儿安德烈的采访（她1964年曾与其父亲一起访问过皮聪大）以及埃里克·约翰斯顿的详细叙述（他于1958年访问过皮聪大，并在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描述过那里的景色）。约翰斯顿的报告可以从英国伦敦外交部办公室公共档案署获得，371/143419。
[2] 根据1989年3月27日与5月22日Nikolai Barsukov对赫鲁晓夫的前同事Aleksandr Shelepin与Vladimir Semichastny的采访资料，采访文章Beseda s Shelepinym A. N.i Semichastnym, V. E.发表于Neizvestnaia Rossiia：ⅩⅩ vek , vol. 1 （Moscow：Istoricheskoe nasledie, 1992），第279页上。
[3] 诺曼·库辛斯（Norman Cousins，1915年6月24日——1990年11月30日），美国政治记者、作家。
[4] 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米高扬（Анастас Ивановнч Микоян，1895年11月25日——1978年10月21日），出身于农民家庭。191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巴库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18年领导一支游击队救出巴库公社26名委员，但随后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被捕，1919年获释。1919年当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0—1922年任俄共（布）下诺夫哥罗德委员会主席。1922—1923年任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2—1924年任俄共（布）中央东南局书记。1923—197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24—1926年任联共（布）北高加索省委第一书记。1926—1930年任对外贸易人民委员。1930—1934年任供应人民委员。1934—1938年任食品工业人民委员。1935—1966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37—1955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38—1949年任对外贸易部长。1938—197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42—1945年任苏联国防委员会委员。1943年被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1949年起遭到批判。1953年3—8月任内外贸部长。1953—1955年任贸易部长。1955—1964年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在此期间与赫鲁晓夫密切合作。1956年反对镇压匈牙利革命。1962年参与镇压了新切尔卡斯克工人起义。1964—1965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65年因支持赫鲁晓夫被勒令退休。1965—197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1978年逝世。
[5] 盖斯顿·帕列夫斯基（Gaston Palewski，1901年3月20日——1984年9月3日），法国外交官。1924年起进入第三共和国政府工作。1940年法国沦陷后流亡英国，参加了自由法国运动。二战结束后参加了法兰西人民联盟（Rassemblement du peuple français）。1951—1955年任国民议会议员。1957—1962年任驻意大利大使。1962—1965年任国务部长。1965—1974年任宪法委员会主席。
[6] 谢尔盖·尼基蒂奇·赫鲁晓夫（Серге́й Ники́тич Хрущёв，1935年7月2日——2020年6月18日），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儿子。1958年起从事科学研究，曾任电控机械研究所副所长。1991年移居美国，在布朗大学教授政治学。2020年去世。
[7] 有关这段谈话的描述各种渠道说法不一。例如，谢尔盖·赫鲁晓夫的叙述认为，打电话的是克里姆林宫的主要思想家米哈伊尔·苏斯洛夫，而不是勃列日涅夫。但是Pyotr Shelest与弗拉基米尔·谢米恰斯内两人都证实是勃列日涅夫打的电话。作者对谢米恰斯内进行过采访，请参见P. E. Shelest, …Danesudimybudete：dnevnikovyezapishi,vospominaniiachlena Politburo KPSS（Moscow：Edition q, 1995），第224页。
[8] 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切洛米（Владимир Николаевич Челомей，1914年6月30日——1984年12月8日），苏联火箭和空间技术设计师、机械和控制过程领域专家。1974—198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
[9] 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伊格纳蒂耶夫（Николай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Игнатов，1901年5月16日——1966年11月14日），出身于木匠家庭。1917年加入赤卫队。1918年加入红军。1921年加入契卡。1924年加入俄共（布）。1934—1937年任列宁格勒戈兹纳克工厂党委书记。1937—1938年任联共（布）列宁格勒省委列宁斯基区委第一书记。1937—1966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8—1940年任联共（布）古比雪夫省委书记，但于1940年被解职。1939—1941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41年被解除一切职务。1941—1943年任联共（布）奥廖尔省委第二书记。1944—1948年任联共（布）奥廖尔省委第一书记。1949—1952年任苏共克拉斯诺达尔省委第一书记。1952—196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并于1952—1953年任采购部长、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先后调任苏共列宁格勒省委第二书记、市委第一书记和沃罗涅日市委第一书记。1954—1955年任苏共沃罗涅日省委第一书记。1955—1957年任苏共高尔基省委第一书记。1956—1957年任苏共中央局委员。1957—1960年再次担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57—1961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1959年4—11月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60—1962年任部长会议副主席。1961—1962年任部长会议国家采购委员会主席。1962—1966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兼苏共中央局委员。1966年去世。
[10] 拉达·尼基蒂娜·阿朱别伊（Рада Никитична Аджубей，1929年4月4日——2016年8月11日），俄罗斯记者，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女儿。1956—2004年任《科学与生活》杂志副主编。
[11] 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阿朱别伊（Алексе́й Ива́нович Аджубе́й，1924年1月9日——1993年3月19日），出身于农民家庭。1943年加入红军。1949年起成为赫鲁晓夫的女婿。1959年发起成立苏联记者协会。1959—1964年任《消息报》总编。1961—1964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4年被开除出苏共中央。此后在《苏联》杂志新闻部工作。苏联解体后曾在一份地产报纸担任总编。1993年逝世。
[12] 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谢米恰斯内（Владимир Ефимович Семичастный，1924年1月15日——2001年1月12日），出身于工人家庭。1942年加入联共（布）。1943—1946年任共青团克拉斯诺阿尔梅斯克区委第一书记。1946—1950年任乌克兰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1950—1958年任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书记。1956—1964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58—1959年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1959年3—8月任苏共中央各加盟共和国党组织部部长。1959—1961年任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第二书记。1961—1967年任克格勃主席，1964年参与了推翻赫鲁晓夫的政变。1964—197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7—1981年任乌克兰部长会议副主席。1981—1987年任全苏知识出版社社长。1987年退休。
[13] 迈洛尔·格奥尔基耶维奇·斯图鲁亚（Мэло́р Гео́ргиевич Сту́руа，1928年4月10日——2021年6月1日），苏联记者、作家。1950年进入《消息报》工作。1968—1972年任驻纽约特约记者。1972—1977年任《消息报》国际部副主编。1977—1982年任驻华盛顿通讯员。1982—1989年任《消息报》发展中国际部主任。1989—1990年任卡内基国际安全基金会雇员。1990年移居美国，在大学任教。2021年死于美国。
[14] 瓦西里·巴甫洛维奇·麦查瓦纳德兹（Васи́лий Па́влович Мжавана́дзе，1902年9月20日——1988年8月31日），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1924年加入红军。1927年加入联共（布）。1939—1940年期间参加了苏芬战争。1940—1941年任波罗的海特别军区政治部部长。卫国战争期间参加了列宁格勒战役。1950年以中将军衔退役。1953—1972年任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54—197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6—197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7—1966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1966—1972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2年退休。
[15] 尼古拉·维克托洛维奇·波德戈尔内（Николай Викторович Подгорный，1903年2月5日——1983年1月11日），1917年加入共青团。1930年加入联共（布）。1939—1940年、1944—1946年任乌克兰副食品工业人民委员。1940—1942年任苏联副食品工业人民委员。1942—1944年任莫斯科食品工业技术学院院长。1950—1953年任乌共哈尔科夫省委第一书记。1952—1956年任苏共中央审计委员会委员。1953—1957年任乌共中央第二书记。1954—197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6—198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7—1963年任乌共中央第一书记。1958—1960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1960—1977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63—1965年任苏共中央书记。1964年参与推翻赫鲁晓夫。1965—1977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77年被迫退休。
[16]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谢列平（Александр Николаевич Шелепин，1918年8月18日——1994年8月24日），1934年加入共青团。1940年参加苏芬战争，同年加入联共（布）。1943—1949年任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书记。1949—1952年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1952—1958年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1958—1961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1961—1967年任苏共中央书记。1962年参与镇压了新切尔卡斯克起义。1962—1965年任苏维埃监察委员会主席兼部长会议副主席。1964年参与推翻了赫鲁晓夫。政变成功后企图与苏斯洛夫、勃列日涅夫等人竞争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1967—1975年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1975年遭到勃列日涅夫打压。1975—1984年任苏联国家职业教育委员会副主席。1984年被勒令退休。
[17] 在接受苏联杂志Argumenty i fakty编辑V. A. Starkov的采访时，谢米恰斯内回忆了这一情况以及其他勃列日涅夫几近恐慌的例子。这次采访文章Kak smeshchali Khrushcheva发表于Argumentyifakty 杂志上（1989年5月22—26日版）。作者也查阅了此次采访未经出版的完整文本。
[18] 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叶高里契夫（Никола́й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Его́рычев，1920年5月3日——2005年2月16日），1941年加入红军，参加了卫国战争。1942年加入联共（布）。1950—1954年任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党委书记。1956—1960年任苏共莫斯科省委鲍曼区委第一书记。1960—1961年任苏共中央巡视员。1961—1962年任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二书记。1961—197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2—1966年任苏共中央局委员。1962—1967年任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1962—1970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65—1967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1967年被解除一切职务。1967—1970年任拖拉机和农业工程部副部长。1970—1984年任驻丹麦大使。1984—1987年任畜牧和饲料生产机械工程部副部长。1987—1988年任苏联工商会第一副主席。1988年2—11月任驻阿富汗大使，同年11月退休。
[19] 格奥尔基·伊万诺维奇·沃罗布尤夫（Гео́ргий Ива́нович Воробьёв，1914年4月15日——2002年3月21日），苏联农学家、经济学家。1939年加入联共（布）。1941年加入红军。1952—1954年任苏共列宁格勒省委农业部长。1953—1954年任苏共列宁格勒市委第二书记。1954—1957年任列宁格勒执行委员会主席。1955—198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6—1961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57—1959年任苏共乌德穆尔特省委第一书记。1959—1961年任苏共中央局委员。1960—1966年任苏共克拉斯诺达尔省委第一书记。1961—196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6—1970年任俄罗斯联邦农业部副部长。1970—1984年任国家林业委员会主席。1976—1986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84年退休。
[20] 德米特里·斯捷潘诺维奇·波利安斯基（Дмитрий Степанович Полянский，1917年10月25日——2001年10月8日），1939年加入联共（布）。1940年加入红军。1949—1952年任苏共克里米亚省委第二书记。1949—1973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2—1954年任克里米亚执行委员会主席。1954—1955年任苏共克里米亚省委第一书记。1955—1957年任苏共奥伦堡省委第一书记。1957—1958年任苏共克拉斯诺达尔省委第一书记。1957年积极支持赫鲁晓夫击败“反党集团”。1958—1960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1958—1962年任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1960—1966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1962—1965年任部长会议副主席。1964年参加了推翻赫鲁晓夫的政变。1965—1973年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66—1976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73—1976年任农业部长。1976—1982年任驻日本大使。1982—1987年任驻挪威大使。1987年退休。
[21] 格奥尔基·马克西米连诺维奇·马林科夫（Георгий Максимилианович Маленков，1902年1月8日－—1988年1月14日），1919年加入红军。1920年加入俄共（布）。1939—1957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39—1946年任联共（布）中央人事部部长兼中央委员会书记。1941—1957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43—1947年任苏联雷达辐射委员会主席。1944—1946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49—1950年参与捏造了“列宁格勒案件”。1946—1953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48—1953年任苏共中央书记。1946—1957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斯大林死后，于1953—1955年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1955—1957年任苏联电站部长。1957年同莫洛托夫等人领导了“反党集团”，企图推翻赫鲁晓夫。阴谋泄露后被解除一切职务。1961年被开除出党并勒令退休。晚年抛弃共产主义，皈依东正教。1988年逝世。
[22] 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Вячеслав Михайлович Молотов，1890年3月9日——1986年11月8日），原姓斯克里亚宾（Скрябин）。生于维亚特州库卡尔卡镇一个店员家庭。中学时期投身革命，1906年参加布尔什维克，1906年至1912年曾担任《火星报》和《真理报》编辑。1915年被捕后，被流放西伯利亚，一年后逃回彼得格勒，并担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俄国局委员。1920年当选为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同年9月担任顿涅茨州委书记，1921年当选为俄共（布）中央委员兼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7年至1928年担任莫斯科市委书记，1930年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1939年至1949年担任外交人民委员（外交部长），1949年改任第一副总理，1953年至1956年担任外交部长，1957年因参加“反党集团”而遭到谴责，被开除出苏共中央委员会，调任驻蒙古大使，1964年被开除党籍，勒令退休。1984年恢复党籍，1986年去世。
[23] 下面的描述来源于此次主席团会议的几位参加者所提供的素材。中央委员会总务部部长弗拉基米尔·马林偷偷地作了记录，他的记录在党的档案里封藏了数年后得以出版，“Zapiski V. Malina na zasedanii Prezidiuma TsK KPSS,”Istochnik , no.2 （1998）, 第125—135页。他的记录记载了所有发言者在会议上的讲话，不过遗漏了很多更为精彩的话。主席团候补成员Leonid Efremov出版了一篇更为生动的记述文章“Kak snimali Khrushcheva”,Dialog, no.7（July 1993）,第47—55页。其他的回忆包括Andrei Karaulov 1989年6月15日接受Pyotr Shelest采访后的文章“Brezhnevu ia tak shazal”,Teatral’naiazhizn’, no.17（1989）,第28—32页，以及V. A. Starkov对谢米恰斯内的采访文章（发表于Argumentyifakty，并向作者提供了未出版的手稿）。还可以参照Nikolai Barsukov对Shelepin与谢米恰斯内的采访文章“Beseda s Shelepinym A. N. i Semichastnym, V. E.”,第281—284页。
[24] 根纳季·伊万诺维奇·沃龙诺夫（Геннадий Иванович Воронов，1910年8月31日——1994年4月1日），1931年加入联共（布）。1939—1943年任联共（布）赤塔省委第三书记。1943—1948年任联共（布）赤塔省委第二书记。1948—1955年任苏共赤塔省委第一书记，在任期间于1948—1950年兼任赤塔市委第一书记。1950—197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2—197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5—1957年任农业部副部长。1957—1961年任苏共奥伦堡省委第一书记。1961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1961—1966年任苏共中央局委员，并于1961—1962年任中央局第一副主席。1961—1973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62—1971年任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1971—1973年任苏联人民监督委员会主席。1973年退休。
[25] 彼得·叶菲莫维奇·谢列斯特（Пётр Ефимович Шелест，1908年2月14日——1996年1月22日），出身于农民家庭。1923年加入共青团。1928年加入联共（布）。1936—1937年服役于红军。1950—1954年任基辅473号工厂厂长。1953年兼任基辅市苏维埃第一副主席。1954—1957年任乌克兰共产党基辅省委第二书记。1957—1962年任乌共基辅省委第一书记。1958—197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61—197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3—1964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1963—1972年任乌共中央第一书记。1964—1973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66—1972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1972—1973年任部长会议副主席。1973年退休。
[26] 安德烈·巴甫洛维奇·基里钦科（Андрей Павлович Кириленко，1906年9月8日——1990年5月12日），1929年加入共青团。1931年加入联共（布）。1939—1941年、1944—1947年任乌共（布）扎波罗热省委第二书记。卫国战争爆发后，于1941—1942年任南方面军第18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1944—1947年兼任乌共（布）扎波罗热市委书记。1947—1950年任联共（布）尼古拉耶夫省委第一书记。1950—1955年任乌共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省委第一书记。1950—198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2—1956年任乌共中央委员。1955—1962年任苏共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省委第一书记。1956—198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7—1961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1961—1966年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62年参与镇压了新切尔卡斯克起义。1962—1982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66—1982年任苏共中央书记。1982年因病退休。
[27] 基里尔·特罗菲莫维奇·马祖罗夫（Кирилл Трофимович Мазуров，1914年4月5日——1989年12月19日），1936—1938年期间服役于红军。1940年加入联共（布）。1940—1941年任共青团戈梅利市委书记兼白俄罗斯共青团布列斯特省委第一书记。1941年卫国战争爆发后应征入伍。1942年转入地下，在白俄罗斯领导地下游击队。1943—1944年任白俄罗斯共青团中央第二书记。1944—1947年任白俄罗斯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1949—1950年任白俄罗斯共产党（布）明斯克市委第一书记。1950—1953年任白俄罗斯共产党明斯克省委第一书记。1950—197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3—1956年任白俄罗斯部长会议主席。1956—1965年任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56—198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8—1965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1965—1978年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78年退休。1986—1989年任全苏战争和劳工退伍军人委员会主席。1989年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同年12月19日在莫斯科逝世。
[28] 列奥尼德·尼古拉耶维奇·雅夫雷莫夫（Леонид Николаевич Ефремов，1912年6月7日——2007年6月24日），1941年加入联共（布）。1946—1949年任苏共古比雪夫市基洛夫区委书记。1949—1951年任苏共古比雪夫市委第二书记。1949—1965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1—1952年任古比雪夫市工人代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主席。1952—1958年任苏共库尔斯克省委第一书记。1952—197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8—1962年任苏共高尔基省委第一书记。1959—1965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1962—1965年任苏共中央局第一副书记。1962—1966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64—1970年任苏共斯塔夫罗波尔省委第一书记。1970—1988年任苏联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第一副主席。1971—1989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88年退休。
[29] 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苏斯洛夫（Михайл Андреевич Суслов，1902年11月8日——1982年1月25日（或26日）），绰号“灰衣主教”。1920年加入共青团。1921年加入俄共（布）。1938—1939年任联共（布）罗斯托夫省委第一书记。1939—1945年任联共（布）斯塔夫罗波尔省委第一书记。1949—1950年任《真理报》主编。1956年参与镇压了匈牙利革命。1964年参与推翻赫鲁晓夫的政变。1979年参与发动阿富汗战争。1947—1982年任苏共中央书记。1955—1982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主管意识形态工作，推行“新斯大林主义”政策，大力镇压持不同政见者。1982年在莫斯科逝世。
[30] 维克多·瓦西里耶维奇·格里辛（Виктор Васильевич Гришин，1914年9月18日——1992年5月25日），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1938—1940年期间服役于红军。1939年加入联共（布）。1952—1956年任苏共莫斯科省委第二书记。1952—198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4—1987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6—1967年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兼世界工会联合会副主席。1961—1971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63—1987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1967—1985年任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1971—1986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86—1987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国务参赞。1987年退休。
[31] 尼娜·彼得罗夫娜·库哈尔丘克—赫鲁晓娃（Ни́на Петро́вна Кухарчук-Хрущёва，1900年4月14日——1984年8月13日），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妻子。1920年加入俄共（布），同年参加了西乌克兰共产党，并当选为中央妇女工作部部长。1922年起与赫鲁晓夫共同生活。赫鲁晓夫被迫退休后，于1965年正式结婚。1971年赫鲁晓夫去世后退休。
[32] 维多利亚·彼得罗夫娜·勃列日涅娃（Виктория Петровна Брежнева，1907年12月11日——1995年7月5日），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的妻子。
[33] 彼得·尼洛维奇·德米契夫（Пётр Нилович Демичев，1918年1月3日——2010年8月10日），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1937年加入红军。1939年加入联共（布）。1950—1952年任苏共莫斯科市委宣传鼓动部副部长。1958—1959年任部长会议执行主任。1959—1960年任苏共莫斯科省委第一书记。1959—1961年任苏共中央局委员。1960—1962年任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1961—1974年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61—1989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2—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64—1988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4—1986年任文化部长。1986—1988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第一副主席。1988年退休。
[34] 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柯西金（Алексе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Косыгин，1904年2月8日——1980年12月18日），1919年加入红军。1927年加入联共（布）。1938—1939年任列宁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1939—1940年任纺织工业人民委员。1939—198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43—1946年任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1946年3月15—23日任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1946—1980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48年2—12月任财政部长。1948—1952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48—1953年任轻工业部部长。1953年3—8月任轻工业和食品工业部长。1953—1954年任消费品工业部长。1953—1956年、1957—1960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59—1960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60—1964年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60—1966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1964—1980年任部长会议主席。1966—1980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68年起推行“改革”，在苏联国内推行资本主义。1980年逝世。
[35] 这里指放弃权力。——译者注
[36] 关于这段讲话没有完整的记录，上文的描述在细节上也有差别。文中所引用的版本包括了作者从所有的叙述中节选的文字，这些叙述都强调了不同的部分。
[37] 苏斯洛夫发言的文稿，以及1964年10月14日全体会议的其他文件，发表于“Kak snimali N. S. Khrushcheva：materially plenuma TsK KPSS, oktibr’ 1964 g.”, Istoricheskiiarkhiv（后面简称IA），no.1, 1993, 第3—19页。中央委员会成员Aleksandr Lyashko在接受作者采访时描述了赫鲁晓夫在全体会议上的肢体语言。
[38] 俄罗斯关于赫鲁晓夫下台情况的评论家对这是非法政变的结果，还是党的原则赋予的行动（但经过秘密准备，以防止赫鲁晓夫击败他们）的结果进行过辩论（苏维埃原则赋予中央委员会任命主席团成员与提名党的领导人的权力）。除了学术方面的考虑外，这一问题好像特别值得争论，因为这一事件本身并不具备法律原则依据。
[39] 奥列加·亚历山德罗维奇·特罗亚诺夫斯基（Олег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Трояновский，1919年11月24日——2003年12月21日），1941年加入红军。1944—1947年任驻英国大使馆随员。1947—1951年任外交部秘书处雇员。1953—1958年任外交部长助理。1958—1967年任部长会议主席助理。1967—1976年任驻日本大使。1976—1986年任常驻联合国和联合国安理会代表。1981—1986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86—1990年任驻华大使兼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90年退休。1996—2003年任联合国援助协会主席。2003年逝世。
[40] 虽然赫鲁晓夫受到的对待很苛刻，但与斯大林时代那些“被迫退休”的人的命运相比，赫鲁晓夫显然还算幸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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