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赫鲁晓夫全传（2003）

前言

　　如果你问很多西方人，这样的俄罗斯人也不在少数，他们很可能都会回忆说尼基塔·赫鲁晓夫就是那位在联合国拿鞋子敲打会议桌的粗俗的、没有教养的乡巴佬。^[1]但这位身材矮小、体格强壮、眼睛小而犀利、双耳突出，而且显然有着旺盛精力的人在苏联人眼里并非笑料，即使他让众多的苏联人蒙受了因为他的统治而带来的恶果。事实上，他是一位极具复杂性的人物，他的经历就像他的国家一样既有胜利，也有悲剧。
　　尽管参与了斯大林集团的种种行为，然而赫鲁晓夫还是努力想使苏联非斯大林化。他试图改革共产主义的大胆而拙劣的努力开始了一段想在缺乏人性的制度上贴上人性化标签的（起初是以他自身的形象）、长期的、反复无常的历程。赫鲁晓夫不仅帮助四分之一世纪后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与鲍里斯·叶利钦铺平了道路，而且在为国家寻求稳定繁荣的新道路中的失败预示着挫折将会始终伴随着他的改革尝试。
　　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见到赫鲁晓夫是在1959年9月。就在回到大学参加第二学年学习的前夕，我见到了赫鲁晓夫，当时他正在美国访问，他的车队正驶过纽约的中央公园。1964年，在苏联学习俄语期间，我来到了位于乌克兰顿涅茨克的一个煤矿，赫鲁晓夫年轻时曾在这个煤矿工作过。到1965—1966年,我作为交流留学生到莫斯科国立大学学习时，赫鲁晓夫已经下台，颜面扫地。我的学友们因为赫鲁晓夫揭露了斯大林的犯罪行为而对他心存感谢，但他们又为这样一个在他们眼里是乡巴佬的人成为他们国家的领导人而感到羞愧。他们对赫鲁晓夫既怀有特别的爱，又抱有特殊的恨。当完成他的传记时，我禁不住也产生了两种复杂情愫。^[2]
　　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写成《斯大林的对美政策》一书后，我就开始研究赫鲁晓夫的美国政策。然而不久，我就发现他的个性比他的对外政策更加令人着迷，于是我选择为他写一部传记。如果我按照原来的承诺于1989年推出手稿，那结果就与现在的这本书大不相同了。
　　在他担任共产党的领导人期间，赫鲁晓夫特别健谈。单单他关于农业的讲话就编成了八卷文稿，每隔一周，他都要接受一次长时间的访谈。在1964年下台后，他是第一位出版回忆录的苏联领导人。不过，他公开披露的内容在出版前都经过了仔细的编辑与审查，他的回忆录于1970年和1974年被译成英文^[3]，其中没有包括他统治期间最需披露的内容，也没有提及他和他的家人拒绝移居西方的材料。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共产党的档案还属于机密文件，而大多数有关赫鲁晓夫统治期间的西方文件也没有被解密。到了1988年，当时我作为交流学者在莫斯科呆了五个月的时间，我认为我不能承认所研究的主题是关于赫鲁晓夫的（于是我称之为“美苏缓和的缘由”），以避免引起苏联当局的注意。虽然写的是传记，但我还是觉得应该小心谨慎为妙。我设法采访了一小部分与赫鲁晓夫有联系的人，到了临走的时候，我才被安排与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通了电话，但见面的愿望终未实现。
　　到了1991年，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关于赫鲁晓夫时代的回忆录已经开始出现（其中包括谢尔盖以及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女婿，政府报纸Izvestia的前编辑阿历克赛·阿朱别伊撰写的书籍），《赫鲁晓夫回忆录》的第三部（其中包括他1970年时没有披露的材料）也在美国出版了。此外，由谢尔盖·赫鲁晓夫准备的关于回忆录的专栏文章也开始出现在历史杂志Voprosy istorii上。在一家美国出版商的要求下，我对谢尔盖·赫鲁晓夫与阿朱别伊的著作进行了翻译、编辑，利用这个机会我对他们提出了很多问题，得到了我希望对他们的著作有所充实的回答，他们提供的信息当然也丰富了我所撰写的传记内容。^[4]
　　随着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解体，长期束之高阁的苏联档案终于得以公之于世，虽然杂乱无章且并非永久性的，但至少让人们有机会能够一睹其部分的峥嵘。总统档案（即前政治局档案）中包括苏联领导人的特别敏感的材料，以及仍然对所有人关闭的克格勃档案，少数经过特别允许的人除外，不过主要的苏联共产党档案馆都对外开放了，不仅在莫斯科是这样，而且苏联的所有地区都是如此。幸运的是，这些档案馆中有一些真的存放了有关苏联内部看法的、内容只在政治局档案中才会出现的文件副本。
　　在接下来的十年时间里，我断断续续地查阅了莫斯科、基辅以及顿涅茨克等地的档案，采访了赫鲁晓夫的家人、克里姆林宫的同事、为他卖命以及反对他的下属，还有那些在他1953年接替斯大林权力前很早就知道他的人。在谢尔盖·赫鲁晓夫的帮助下，我来到了尼基塔·赫鲁晓夫位于卡里诺夫卡的出生地，访问了乌克兰东部他年轻时常去的地方。由于当时苏联时代刚刚过去，我希望见到的一些前官员还是不大愿意与一个美国人交谈，而一些档案保管员也不敢确定哪些文件是可以安全地公开的。在这种情况下，我想找寻历史见证人，让他们接受我的采访并坦诚交谈以及挖掘长久以来秘而不宣的文件的努力就好比进行传统的学术研究一样，需要做很多的侦探工作。
　　我的下一个挑战就是如何组织并翻译所有这些材料。直到苏联解体，特别是在戈尔巴乔夫时代，关于赫鲁晓夫的主要问题就是他的改革：他为何以及是如何尝试改革的？他的改革措施为何大多偏离了方向？然而，自从1991年以来，赫鲁晓夫的从政生涯具有了更大的意义。总体来看，他的生活是整个苏联时代的缩影。革命、内战、集体化与工业化、恐怖政治、世界大战、冷战、斯大林时代后期、后斯大林时代——赫鲁晓夫参与了所有这些历史。是什么吸引如此众多的人们参与了革命与共产主义？在恐怖的政治清洗开始后，是什么使他们保持着忠诚？是什么使至少他们中的一些人与他们自己的历史决裂，并试图改革他们的社会制度？最后，让他们感到困惑、将他们击垮、使他们在苏联解体后经历长期停滞的又是什么？赫鲁晓夫的传记能提供至少部分的答案。
　　尽管我努力想拓宽自己的视野，给予他生命中所有时期以同样的关注，但我还是在内容上有所侧重，主要集中于他的性格方面。在某些方面，赫鲁晓夫是那种典型的苏联人，但他又与众不同。在大革命后，难以计数的工人与农民地位有了提高，他也爬到了权力的巅峰。尽管他在克里姆林宫的多数同事都在斯大林的统治机器下变成了毫无人性的爪牙，但他多多少少保留了他的人性。斯大林身边的所有人都不遗余力地取悦于他，但赫鲁晓夫却是那样令人不可思议地毫不停歇，他总是能与从集体农庄的挤奶工到加盟共和国的首脑谈得热火朝天。他最重要的对内对外政策也是异乎寻常的，这表现在从他对斯大林的批评到偷偷地在古巴部署导弹，再到突然撤走那些导弹发射架，以结束他自己鲁莽的赌博行为所引起的核对抗。
　　在翻阅大量的历史记录中，我突然产生了这种关于赫鲁晓夫思维模式的想法。试图理解其心理与政治根源，我查阅了有关个性的理论，并咨询了一些心理学家与精神病学家，以便为我的想法寻找合理的解释。然而，我本人并非心理学家，因此在多数情况下我选择了努力避开技术性的术语，代之以普通的语言来描述赫鲁晓夫的性格。
　　历史文献本身并不能说明什么，你必须以自己的理解进行解读，这种老生常谈特别适用于苏联的档案文件，因此你必须留意一位领导人想得到的是什么，如果他得不到，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我对这些档案文献倚重有加，但从其他的渠道对其进行了解读。那些撰写回忆录或在苏联解体后接受采访的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人现在拥有相当的自由，可以讲出事实真相，不过这也是在他们能够记起或者愿意透露的情况下。他们很多人心里都装着很多的事情，但他们的态度颇富意味，而非总是对事实的尊重。在这种情况下，历史文献就提供了一种考察回忆录的有效更正手段，反过来，回忆录也可以用来判断历史文献的真伪程度。
　　赫鲁晓夫没有留下任何日记，他写的信件也不是很多。他太忙了，无暇去写日记或信件什么的，而且在斯大林时代，将自己的内心想法变成白纸黑字也是不安全的。此外，由于对俄语语法与拼写的掌握差强人意，赫鲁晓夫宁愿对着速记员大喊大叫，也不愿自己动手去写。不管怎么说，在他去世后，他收集的所有私人文献都被克格勃查没了，而且再也没有公开过。在缺乏私人档案的情况下，赫鲁晓夫的回忆录就具有了特殊的重要意义，不过也带来了特别的问题。在撰写回忆录的过程中，赫鲁晓夫通常是孤身一人对着录音机口授，所讲述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不能接触任何文件或档案，而且还要留意无处不在的克格勃。赫鲁晓夫的记忆力惊人，不过他同时也十分需要让自己在后人面前留下公正的形象。我曾努力根据赫鲁晓夫喜欢的自我评价与外界评价的方式来区分其回忆录中事情的真实性。不过我也从逐步认识赫鲁晓夫的自我神化中获益匪浅。
　　《赫鲁晓夫回忆录》的全俄文版由他的儿子负责编辑，涵盖的内容比三个英文版本更为广泛。然而，英文版在某些方面也包含着俄文版中所没有的揭示性内容。^[5]赫鲁晓夫回忆录未经改动的录音与手稿我也查阅过。可以使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赫鲁晓夫的部分由于内容支离破碎，不够连贯，因此很难理解。^[6]我考虑引用这些手稿中的内容，而不是编辑后的版本，但这不仅对读者来说是一个考验，而且也有违赫鲁晓夫本人的意愿。他生前对他儿子和其他人的编辑工作都加以监督，死后他肯定还希望这能够得以延续。赫鲁晓夫本人的谈吐很不在意修饰，这一点读者从本书中所引用的他原封不动的讲话中可以窥知一二。不过据我所知，出版的《赫鲁晓夫回忆录》俄文版与英文版都忠实于他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口述的内容，虽然时有停顿，但却充满着强烈的坚定意志。

　　威廉·陶伯曼
　　2002年2月于马萨诸塞州阿默斯特大学

^[1] 1960年10月13日，《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都报道说，赫鲁晓夫10月12日在联合国会议上用鞋子敲会议桌，当时在场或是采访过目击者的其他媒体也证实了这一消息。然而，詹姆斯·费龙，《时报》的一位年轻记者，当时就在会议厅里，但他当天并没有撰写新闻稿，后来他坚持认为：“我真的看到赫鲁晓夫没有用鞋子敲会议桌（并进行了强调补充）。”根据费龙的说法，赫鲁晓夫“身体前倾，脱下一只没有鞋带的鞋子，举起来，然后假装威吓地晃了晃，放到了他的会议桌上”，但是他“根本没有用鞋子敲桌子”。人们试图找到事件发生当时的录像带，但没有如愿。现在确实还留存着赫鲁晓夫挥舞鞋子与鞋子放在会议桌上的照片，但是我们很难找到充分的证据证实那只鞋子确实与会议桌发生过碰撞。此外，据一位声称当时就在联合国大会现场的联合国工作人员说，赫鲁晓夫并没有费力地去脱他的鞋子（事实上，他“也不能”，她补充说，因为“硕大的肚子使他不能”够到桌子下面），只是当时一位过度热心的新闻记者踩到了他的脚，他的鞋子就掉了下来。这位工作人员声称，她将鞋子裹在纸巾里递给了赫鲁晓夫，后来，她记得，他确实拿鞋敲了桌子。尽管这些描述相互矛盾（在第16章后面的注释里还有其他人的一些描述），但我还是倾向于这种观点，即赫鲁晓夫不仅挥舞了鞋子，而且确实用鞋子敲打了联合国的会议桌。詹姆斯·费龙的回忆是由唐娜·格林在1997年10月5日《纽约时报》题为“Westchester Q & A：James Feron，Turning Outpost into Career Milestone”一文中披露的。作者本人对费龙先生和他的妻子珍妮·费龙进行过采访。N. A. Zenkovich在他的著作Sobranie sochinenii：Tainy ushedshego veka：Vlast’，raspri，podopleka（Moscow：OLMA-PRESS，2000）第一版第283页中提及了那位没有透露姓名的联合国工作人员。至于赫鲁晓夫的鞋子风波成为一种吸引公众关注目光的讽刺象征的程度，读者可以参看Roy Underhill的著作Khrushchev's Shoe and Other Ways to Captivate an Audience of 1 to 1000 （Cambridge，Mass.：Perseus，2000）。

^[2] 我在The View form Lenin Hills：Soviet Youth in Ferment （New York：Coward-McCann，1967）中对我在莫斯科国立大学学习的情况进行了描述。其中第195页介绍了我的同学们对赫鲁晓夫的感情。

^[3] 赫鲁晓夫的回忆录包括两部，即《赫鲁晓夫回忆录》及其续集《最后的遗言》，这两部回忆录的中文译本由东方出版社于1988年出版。——译者

^[4] 谢尔盖·赫鲁晓夫的著作Khrushchev on Khrushchev：An Inside Account of the Man and His Era由威廉·陶伯曼翻译并编辑（Boston：Little，Brown，1990）。虽然阿朱别伊的著作没有英文版，但他根据我的提问所提供的补充材料被收入俄文版Krushenie illiuzii中（Moscow：Interbuk，1991）。

^[5] 根据历史杂志Voprosy istorii上发表的《赫鲁晓夫回忆录》专栏文章所编辑的书籍后来出版发行（下面称VI版），后来根据赫鲁晓夫多次口述的内容以及N. S. Khrushchev：vospominania-vremia，liudi，vlast’ （Moscow：Moskovskie movosti，1999）苏联档案中新近解密的文件进行了补充修订（四卷本）。根据谢尔盖·赫鲁晓夫的说法，由于篇幅有限，VI版进行了部分删节，而四卷本则包含了全部内容。在这本书中，我所引用的材料来自所有的赫鲁晓夫回忆录版本。我引用英文版回忆录，不仅是在包含着俄文版未包含内容的情况下，而且在内容相同时，只要英文版的译文通顺流畅就加以采用，以使非俄罗斯读者更好地理解。

^[6] 《赫鲁晓夫回忆录》的录音与手稿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口头历史收藏以及布朗大学约翰·海图书馆中都有留存。类似的材料在莫斯科社会运动中央档案馆以及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中也有留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