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的斗争

　　自二月四日全京汉铁路各段分会执行总工会的命令进行总同盟罢工以后，各处工人与反动统治阶级都发生了不同方式与不同情况的斗争。
　　在郑州方面：四日下午三时左右，驻军师长靳云鹗即将郑州工会执行委员长高彬，副委员长姜海士骗到该师司令部，先用花言巧语要他两人劝工人上工，高彬、姜海士不为所动，后即将他两人加上脚镣手铐，牵到车站及工人住宅区游行示众，以示威胁，最后把他两人关了监。五日又把工会副委员长刘文松捉去，靳云鹗亲自为他松绑，优礼相待，进行挑拨离间说刘文松是好人，高彬等把罢工的责任推到刘文松一人身上，他不信。他希望从刘文松口里得出高彬对主持罢工的责任。那时刘文松还没有变坏。激于义愤，很慷慨地说：罢工是京汉铁路全体工人的事，决不是哪一个人的事，郑州工会是我们三个人负责，他们两人坐牢受苦，我决不能怕祸偷生，你们把我也关起来吧！不然叫我们的弟兄看起来，我还能做人吗？靳云鄂的参谋副官同他问长问短，归根到底说到罢工复工的问题，刘文松一言不发，最后也把刘文松关了监。
　　六日军警当局多方设计追捕凌楚藩，凌楚藩是一个很乖巧的人，在京汉铁路总同盟罢工的开始，就躲了起来。当天，军警把同凌楚藩住在一起的王宗培、钱能贵捉去，也是脚镣手铐，押解到郑州车站游行示众，企图威胁工人。七日上午，京汉铁路全路紧急戒严令下，又将司机彭占元、马定清捉去，严刑拷打，打得皮破肉烂才释放出来。这样的威逼，工人不为所动，更激起了全体工人的愤怒。到当天下午四时左右，郑州军警又疯狂似的到处逮捕工人，工人拒捕，予军警以反击，造成流血惨案，死伤多人。
　　在长辛店方面，自罢工以来，工人纠察队执行罢工纪律，维持地方秩序，颇得地方群众和舆论的好评。军警方面对工人施行威迫利诱，赵继贤请出宛平县的县长及京兆尹的代表向工会商洽复工的条件，进行分化工人的诡计，其卑鄙无耻的行为与郑州军警当局大同小异。但长辛店的工会负责人对军警的警惕性比较高，罢工的第二天，工会即转入地下活动，军警屡次到工会寻找负责人，都没有找到。六日夜晚十二时左右，驻长辛店的陆军第十四混成旅会同当地的警察，挨户调查人口，搜索工人，在工人家中捕去史文彬、吴汝明、陈励茂、武把、洪尹福等十一人，押解到十四混成旅司令部，严刑审讯，剥去衣裤，打得皮破血流。当时正是三九寒天，他们十一个人关在拘留所里，带着脚镣手铐，一丝不挂地差不多达两天之久，每一个人哆嗦发抖，冻得死去活来。
　　当夜，工人纠察队分途报信，次晨天还没有大亮，长辛店的三千多工人集合在十四混成旅司令部门前，当前一面大旗，上面大书“要求释放被捕工人”。工人群众均手持小白旗，一致高呼：“还我们的工友！”“还我们的自由！”，声震天地。该旅旅长便拿出他的法宝，下令冲锋。密集的武装队伍由内向外，对工人群众射击，一时弹如雨下，接着数十骑马队向群众冲来，当场中枪死去四人，重伤三十余人，轻伤无数，工人群众不得不四散奔逃。史文彬等十一人在十四混成旅司令部的拘留所拘押了两天多，到京汉铁路恢复交通以后，才解到保定关在直鲁豫巡阅使署的监牢里。“二七”惨案以后又有工人二十余人被捕，也关在这里，一直到曹吴失败之后，他们才从监狱里出来。在那漫长的岁月里，关在保定监狱里的工人和我们的同志，吃尽了苦头，受尽考验，但他们保持了工人阶级不屈不挠的气节。
　　信阳方面，也有同样的情况。在罢工的过程中，军警和京汉铁路管理局对工人威迫利诱，每日里都有新的花样，工人的团结象铜墙铁壁似的，敌人都无能为力。七日下午，约在五点钟左右，工会执行委员长胡传道被军警绑上车头，强迫开车，胡传道不为所屈、并厉声说：
　　“二千多里长的一条铁路，三万多员工掌管的复杂细致的技术，火车头开出去，这三万多人都要动脑筋，费气力，这三万多人中如果缺了一相打旗的，挂钩的或是加油的，这个火车头就寸步难行了，如果象你们这样蛮不讲理地把火车头开出去，一定要出轨或是翻斤斗，开火车是要有方法有条件才能开，不比强盗杀人放火，把人杀了，把火放了，就完了。你们蛮不讲理地把我绑上车头，就同强盗杀人放火一样，你们杀人放火不负责任，我开车可要负责任，你们杀了我，不过是一条人命，在罢工问题没有解决前，我把火车头开出去，所出的乱子和带来的灾难，要比我这一条人命大得多，所以我宁可被你们杀死，也不能出卖工人为国家社会造成灾难。”
　　胡传道的话还没有说完，带领军警的军官指挥大刀队砍去胡传道的左右臂，当时胡传道就昏倒了。反动军警并当场枪杀了反对复工的工人数名。随后用两个军警绑架一个工人，强迫复工，这样屠杀工人的情况，从江岸一直到郑州都是一样。
　　工人在这样的黑暗势力压迫之下，生命都在呼吸之间，所以全路工人从二月七日日深夜至八日早晨，才忍痛复工，罢工运动虽然是失败了，而工人的阶级觉悟提高了，工人的战斗意志和信心增高了。
　　当江岸军警正在屠杀工人时，项德龙和工人纠察队在一起，乱枪袭击时，死里逃出，潜伏在江边，到夜色深时才搭上一只小划子到汉口法租界江边上岸，到法租界长清里一个同志的寓内建立京汉铁路总工会的联络处，开始调查工人死难的情况，拟定善后的办法。这次大屠杀，在江岸方面：死难的工人三十七人，受重伤的二十七人，轻伤及在事变中失踪的还不在少数。被捕的百余人。长辛店方面：死难的工人四人，受重伤的二十余人，被捕三十余人。郑州方面：死难的工人二人，受重伤的十余人，被捕的数十人，也有失踪的。信阳方面：死难的工人二人，受重伤的数人，受轻伤及被捕的亦不在少数。其他各分会及各站各厂，死难的，受伤的被捕的工人，在当时白色恐怖之下，不可能进行调查，事后也就没有资料可查了。
　　写到这里，我们不能不特别提到在“二七”惨案中牺牲的另一位战士——施洋烈士。
　　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之初，施洋同项德龙即有密切的联系，对工会的宣传组织工作提供了很多意见。他在武汉各个工会都参加宣传鼓动和组织的工作。他长于词令，勇于斗争，他不畏强权，不怕艰险，每与人争论，他的道理总要占上风。因此一般权要与学阀都把他看成是一个危险人物。
　　一九二三年一月底，武汉各工会的代表齐赴郑州参加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成立大会时，施洋以武汉工团联合会法律顾问的身份，被邀请到郑州参加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典礼。也就是协助项德龙对工会成立大会的领导工作。罢工运动发生，他也做了很多宣传鼓动工作。虽然因为他的律师业务很忙，在罢工运动中，没有担任什么重要的职务，但他在罢工期间每天夜晚都要到江岸工会与项德龙共同策划，到夜深人静时才回家。二月五日，刘家庙举行群众示威大会时，他代表武汉工团联合会出席讲演，他那锋利的词令，慷慨激昂的态度，鼓舞了群众的斗争的情绪。他在当时是一个公开的所谓“过激派”。他自己也从不避讳一切活动，并把他的好打“抱不平”、好帮助穷人，说成是律师的天职，法治的精神，保障人权。他常说：“我们的革命是多方面的，如果能用血淋淋的事实说明资产阶级的法律是骗人的，是不兑现的支票，就是在群众面前瓦解了资产阶级的法律，就是打垮了反动统治机器的一部分。为得执行法律，如果被他们杀害或是关监，我们就是求仁得仁，一个革命家同反动统治阶级如果不面对面地多打几个回合，反动统治阶级也不会垮，革命事业也不会成功！”施洋不怕坐监不怕杀头，不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是我们的同志与工人群众所共知的。他在每一次的工人罢工运动中，都是不顾一切，勇往直前，在京汉铁路罢工运动中，他经常同工会与工人群众在一起斗争，敌人非常仇视他。
　　“二七”惨案在江岸爆发时，施洋正在汉口地方法院出庭，为一个刑事案件的当事人辩护。约在下午四点钟左右，汉口陆军稽查处派了两个便衣暗探到施洋律师事务所，借接洽官司为名来找施洋。施洋的夫人也没有看出什么破绽，就对他们说：施先生到地方法院出庭去了。他们就从后城马路到地方法院去，在新市场附近，遇着施洋坐着人力车回家。他们上前把施洋截留下来，先到他的律师事务所查抄了一番，然后把他押解到陆军稽查处，转警察厅，未经审讯，即押解到武昌湖北督军署的陆军审判处的监狱里。到二月八日下午五时陆军审判处才开始审讯。他上公堂时带着三四十斤重的脚镣，二十多斤重的铁链，很大的一副手铐，虽然走路艰难，他的态度仍是从容自若，不改常态，审判他的人先问了他的姓名、年龄、籍贯、职业之后，他首先向审判官提出两种抗辩，他抗辩的内容是：第一，施洋不是军人，不是江湖大盗，本来就没有犯法，即令犯了法，也应该由夏口地方法院审理，湖北督军署的陆军审判处无权审理律师施洋，如果你们一定要审理的话，那末你们就是渺视国法，逾越权限，你们首先就犯了国法，你们就要考虑你们对法律上应该负什么责任！第二，施洋是一个文弱书生，用不着脚镣手铐，尤其是这样天字第一号的重脚镣手铐，全世界的文明国家都废除了，你们最好是采用文明国家的作风，废除这种落后的刑具，把一个文弱书生关在墙高数丈，重门叠户的监牢里，你们也够威风了，我也够受折磨的了，再加上这样的刑具，你们从天理国法人情各方面来考虑一下是否确当。那个陆军审判长姓孙，也是一个法政学生出身，对同道有点同情，他说：你的第一项申诉可以转呈，你安心守法，不要着急。第二项申诉，这是监狱的惯例，如果你守法的表现好，主管监狱的官员会给你卸除刑具，即宣布退庭。施洋下了公堂，回到监狱，刚刚坐下，即有人在牢房外高声喊道：“施洋下刑具”。这就是施洋在革命斗争最后的一次胜利！
　　在公堂上审讯的情况，并不很恶劣，在宣布退庭前，审判处长说：你的供词我还有些没有听清楚，记录恐怕也不够好，你恐怕也还有要说的话没有说出来，你下堂以后写一个亲笔的书面口供呈上来。你我是同道人，你尽管放心，我必凭情判断，决不冤枉你；不过这是军法机关，只重命令，与普通法院不同，你在亲笔供状上不必发牢骚……。
　　施洋是一个很敏感的人，陆军审判处长强调“只重命令”四字，无疑是给他暗地送的一个警告，他已知道事态的严重了。九日七时起床，他草拟了一个供状，约二千余言，仍然是据理力争。十日为同狱的难友策划农历年关的福利，草拟申请书。十一、十二两日为难友石玉贵草拟请假释诉状。十三日写狱中日记及诗一首，十四日一是无事，到十五日拂晓，突然提出在陆军审判处刑场执行抢决。行刑前狱吏问施洋有无遗嘱，施洋从容笑说：
　　“我的遗嘱就是：不怕人，不怕事，不怕死！堂堂做人！反对强暴，你们杀了一个施洋，还有千百万的施洋。”说完从容就义。
　　施洋是为工人阶级，为革命事业，光荣地牺牲了！他的身后萧条，一贫如洗，只剩下他的夫人郭继烈和一个在当时不满三岁的女孩儿，及一个十多岁的小弟弟。他的棺殓埋葬都是汉口租界人力车工人工会负责办理，葬于武昌宾阳门外洪山北麓。他死难时年仅三十四岁。
　　“二七”血案后，死难的要安葬，死难的家属要生活，受伤的要医治，被捕的要营救，失踪的要寻找，失业的工人约二百余人要救济，许多繁重的工作要做，项德龙接受党的指示，在京汉铁路建立了济难会，进行善后工作。
　　自一九二一年八月初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告成立起，一直到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止，这一时期是中国工人运动的高潮，在南方的海员组织活动与北方的铁路工人组织活动，形成了全国工人运动的两大洪流，在这两大洪流中党吸收了不少优秀的工人如苏兆征、项德龙等入党，在天津、上海、广州、湖北、湖南各大城市和工、矿地区，都普遍地建立了工人运动的根据地和共产党的组织。全国各城市工人和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或间接影响之下都活跃起来。在京汉铁路罢工运动中，不仅是武汉的工人和学生沸腾起来，就是全国各地的工人和学生对于京汉铁路的工人罢工运动也起来声援。“二七”惨案之后，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更加残酷了，京汉铁路全线的工会都被查封了，工人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被剥夺了，武汉工团联合会与所属的十八个工会也被查封了，武汉的学生的言论集会结社也受到限制。在曹锟、吴佩孚、萧耀南统治之下的直隶（河北）、河南、湖北三省的工人运动，不得不很快地转入地下活动，其他各地也受到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这就是我们当时所遭遇的一股逆流，工人运动暂时遭到挫折。
　　在这时候，第二国际的走卒湖南劳工会的头子王光辉等勾结一些流氓政客郭聘伯、袁正道、郭寄生等，工贼张卢士英、张德惠等妄想同共产党争夺工人运动的领导权，他们千方百计地挑拨京汉铁路失业工人动摇分子杨德甫、罗海澄、周天元、黄子坚等同共产党的感情，离间京汉铁路工人同共产党的关系，他们到处利用反动统治阶级的报纸对共产党作恶意的攻击，说什么：“共产党鼓动京汉铁路工人罢工，是牺牲工人，报效俄国。”“共产党人得了俄国人的钱，在中国发动罢工运动，壮大俄国人的声势。”“共产党侵吞了京汉铁路工人的救济款。”企图污蔑中国工人阶级“争自由、争人权”的革命运动。
　　“二七”大罢工后，工人运动受到挫折，一时转入低潮。但不久爆发了省港大罢工、上海五卅大罢工，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形成了大革命的高潮。一九二六年，北伐军到达武汉，工人运动得到蓬勃的发展。工贼张*、郭聘伯等妄想勾结第八军政治部主任刘文岛，同共产党争夺工人运动的领导权。武汉工人纠察队将张、郭聘伯等捕获，在汉口群众大会上进行公审，把这几个工贼宣告死刑，当场执行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