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海铁路罢工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陇海铁路发生了罢工。党中央电令长江支部及北方支部同志前往参加，会同指导这一罢工运动。我们接到电报，即星夜动身北上。
　　到开封时，北方支部的负责人已先到了那里，我们都住在开封城内陇海铁路员工俱乐部内。
　　据多方面了解，陇海铁路这一次的罢工活动，是以一般工头为骨干，主要是由员工要求年终发给双新而引起的。按照铁路上的成规，只要路局营业旺盛，十二月得发给员工一个月的双薪，如果路局营业不好的话，也可以不发。陇海铁路此时没有全路通车，营业不甚好，所以路局决定不发双薪。但是京汉、津浦铁路年终都发给双薪，这几条铁路，有联运的关系，各路员工是互通声气的，因此以一些工头为首鼓噪起来，而员司工人亦以共同利害关系，便一呼百诺，相约罢工了。
　　罢工的原因既然单纯，问题不大，所以也易解决，罢工的第二天，铁路管理局取得了交通部的同意，答应年终双薪照发，很快就复工了。我们到开封时，他们已复工一天了。
　　但是总不能白来一趟，因此我们即以庆祝罢工胜利和名义，在开封陇海铁路员工俱乐部住了一天，同他们谈了一些有关工人运动的方式方法问题。出面招待我们的大部份是工头，他们的俱乐部叫做陇海路员工俱乐部，俱乐部内有耶稣的画像，有詹天佑的画像，有交通总长、次长和铁路局长的照像，可以想象这个俱乐部不是工人的组织，而是交通系系统的那些老爷们搞的把戏，与我们的工人运动的性质并没有相同这处。不过既到了那里，又得到热情招待，也只能相机行事了。我们把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和任务，对他们能接受的程度，作了一些宣传，他们也表示愿意同我们互通声气，互相帮助。谈到劳动组合的方式方法问题，谈到产业组合问题，他们很咸兴趣；对于“工人集会结社自由”的问题，对于“劳工神圣”的说法，他们发表了很多的意见，他们的话头虽然是侧重劳资协调，发展生产，可是也不否认劳资的矛盾，阶级的对立。彼此谈话都很客气，他们对我们也很尊重，我们只是了解客观的情况，各说各的，各听各的，没有发生任何争执。
　　这些工头当中，有一个姓金的，是山东人，他是高个子，粗眉毛，大眼睛，鹰鼻子，翘胡须，据说他是个基督教徒，能说会道，他对于全国各铁路的情况相当熟悉，我们同他谈到铁路工人组织工会问题的时候，他很兴奋地说：
　　“老兄！要把陇海铁路的工人组织起来，甚至要把全国的铁路工人组织起来都不难，不过要面面照顾到，组织工人是主要的，工人得不到员司的支持，工人就很难组织起来。再说我们这个类型的人，就是员司与工人之间的桥梁，没有我们，组织工会就很难做到。”
　　我们听了他的议论，不置可否。后来他又谈到京汉铁路的情况，他说京汉铁路各方面的人，他都熟悉。我就便说：
　　“我想了解京汉铁路的情况，准备给《劳动周刊》写点文章，请你介绍一两个在京汉铁路上工作的朋友好吗？最好是工人，我想研究铁路工人的生活情况。”
　　他很慷慨地接受了我的要求。过了不久，在我们准备离开开封之前，他交给我两封信：一封是给机务厂的一个工匠凌楚藩，一封是给车务处的一个工务员，姓名忘记了，我们到郑州也没有去找他。
　　当离开开封的时候，陇海路员工俱乐部的几个朋友送我们上车，他们表示非常亲切，握别时，还约定要常通消息。
　　因为这一次的联系，后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派李震瀛（大革命以后不知消息，传闻已脱党）在陇海铁路做工运的工作。李震瀛经常住洛阳，常往来地郑州开封之间，陇海铁路工人俱乐部经过几次改组，逐渐把组织的重心，建立在工人方面，但是始终没有把工头的关系肃清，这是陇海铁路工人工会中的一种特殊情况。
　　离开开封的当天正午，到了郑州，有个同志在郑州交通部扶轮学校教书。下车后，我们就住在这个同志的宿舍里，并请他把介绍信送给凌楚藩，请凌当夜八时前后到扶轮学校来同我们见面。
　　京汉铁路，是中国南北交通的干线，对北方的京奉、京绥、津浦、正太、陇海各路有联运的关系。对南方尚待完成的粤汉铁路，也有联运的关系，它不仅在经济上很重要，在政治和军事上也很重要。全路的规模宏大，员工约三万余人，江岸（即刘家庙）、郑州、长辛店是三个总段，为全路的枢纽，各总段都设有机务厂，车务厂以及工务电务等机构，设备齐全。北洋政府一贯是视京汉铁路为政治军事和经济的命脉，历任主管交通的大员，均为北洋政府的宠儿，他们对于这五条铁路，都抓得很紧，尤其是对京汉铁路丝毫不肯放松，因此形成了交通系。交通系的后台老板是号称财神的梁士诒和交通总长叶恭绰等，他们的爪牙在铁路上星罗棋布，从铁路局长到各路各段各厂各站员司以至工头都是他们的人，他们用一套福利设施的办法笼络员司、麻醉工人。在交通部内设有铁路员工福利委员会及职工教育委员会，在铁路上也组织了一个员工联谊会，福利机构遍布在各段各厂各站，大的车站，都设有扶轮学校，主办中小学教育，专收员工子弟，一律免费，每年年终发双薪，季节发奖金，这些小恩小惠从局长员司到工匠为限，小工却沾不到边。交通系自以为这样做就可以掌握铁路，愚弄工人，他们却没有想到工人会有阶级觉悟的那一天。不过这欺骗笼络的政策摆在我们的工作前面，总是我们开展铁路工人运动的绊脚石。
　　京汉铁路工人，一向处在中国官僚与外国工程师的双重压迫之下生活，从来没有过自己的组织活动，在交通系的劳资协调的政策之下，组织过甚么员工福利会与员工联谊会这样的团体，这在少数高级员司把持下，与广大铁路工人不发生任何关系，不能算是工人的团体。在五四运动的前后，北京大学组织的平民教育演讲团，曾派人到长辛店讲演过，同工人开始接触，到一九二0年以后，在长辛店办了一个工人补习学校，向工人进行启蒙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