摸索中前进

　　前面说过，在临时中央时代，党在武汉的工作只是对于武汉各种工厂的分布、工人的数量作过一次初步的调查研究，实际上还没有同任何工厂工场的工人发生联系。因此现在等于重新开始。一九二一年十月间，我回到武汉，陈潭秋、黃负生等同志决定先建立机关。经过几天奔走，在武昌黃土坡十六号（或者是二十六号）找到一处房子，这是一个三楼三底的全楼，陈潭秋兄弟（陈荫林是潭秋同志的八弟后亦入党）、黃负生夫妇，都住在这里。我们当时多是光杆，租房子是要有家眷的，所以租房子是黃负生出名，他的夫人王纯素算是我们这个机关部的女主人。日常生活都由她主管。
　　工作开始了，党和工作发展得很慢，只吸收李书渠入党（后来脱党），他原是利群书社的组成人员之一，除了他以外，利群书社方面的人物我们还是没有联系上。工人运动的发展比较快。最初我们由黃负生、李书渠的关系联系上了粤汉铁路徐家棚总段机务厂厂长的儿子孙瑞贤。孙瑞贤原是汉口私立致公中学的学生，这个学校也是同利群书社有关系的。由孙瑞贤的关系，认识了他的父亲孙镜芳，但是他是厂长，不有我们的工作对象。不久才认识他的弟弟孙叠芳，孙叠芳是个工匠，因为他是厂长的弟弟，又是师傅，在那样的环境中，孙叠芳算是一个在群众中有威信的人，我们得到他们兄弟父子的支持，才在徐家棚筹办一个工人补习学校。
　　这个学校的校舍，是施洋经手建筑的，施洋字伯高，湖北省竹山县人，寒土出身，约在一九一七年前，在湖北省私立法政专门学有所成校毕业，毕业后在武汉赋闲了一个很长的时间，才取得律师登记的证书，在武汉执行律师业务。他的性情豪迈，才气纵横，好与人论是非曲直，侃侃而谈，有旁若无人之概。尤好为人打抱不平，扶弱抑强出于天性。在五四运动时，他代表湖北学生会、武汉各界联合会，奔走于上海、北京、天津、武汉间，为全国各界联合会评议部部长，在爱国仇货运动中，颇负时誉。各界联合会在五四运动的高潮中，收集了一些捐款，并拍卖了一些仇货，到结束时剩下一笔钱，施洋就以办理平民教育的名义，在徐家棚的一块荒凉的空地上建筑一所简单的楼房，房子建筑起来约有两年的时间，空着没有使用。陈潭秋在找房子做校舍的时候，发现了这一所房子，并查明了这所房子的来历，第二天就去找施洋，请他把这所房子借给我们或者是租给我们。施洋是个很敏感的人，他也知道一点我们是干什么的人，他同意把房子借给我们，并马上同我们过江到徐家棚，把管房子的人叫来，将房子点交清楚，什么条件也没有，他只说：如果这个学校成立董事会时要算他一个董事，我们也很慷慨地答应了，这就是我们同施洋共事的开始。
　　徐家棚工人补习学校开学了，夜晚为工人开补习班，白天开工人了弟班，陈潭秋、陈荫林轮流担任补习夜校的英文教员，补习英文的多半是工匠，补习国语，算术的以小工居多数。李书渠、孙瑞贤担任国语、算术教员。工人子弟学校，也招收了三十多个学生，那样的一个荒僻地方，办了这样的一学校，好象是沙漠出现了绿洲，大家都觉得新奇，粤汉铁路的员工，大部分的人同这个学校发生了联系。因此又进一步发起成立了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
　　李书渠经常住在徐家棚，并担任工人俱乐部的文书工作，我隔天去一趟，或是一个星期去两趟，我们算是顺利地建立起来一个据点。不过当时的粤汉铁路，仅通车到长沙，规模甚小，工人不多，作用不大。主要的工作对象还京汉铁路。
　　过了些时，我们又找到了孙叠芳，要他介绍我们同京汉铁路工人发生联系，据他说：京汉铁路是湖北帮，江南帮，福建帮的人多，广东帮的工人在京汉铁路的很少，甚至可以说是没有，他同这方面没有任何联系。
　　这条路了走不通了，我们只好到大智门车站，江岸各工厂旁边作调查，想找机会接近工人，同他们发生联系，终于仍是不得其门而入。陈潭秋有个本家曾经在京汉路江岸警务段当达路警，我们找着了他，把他当作宝贝，缠住不放，要他住到刘家庙，设法同京汉铁路工人发生联系，但他不好好干，我们花了些钱，费了不少的气力，结果还是一事无成。我们真感到苦恼，也只好耐心等待。
　　张太雷曾经介绍我到碪家矶扬子铁厂一个姓沈的工程师那里去觅取工人运动的门路，这位先生是张太雷的同学，有很浓厚的书呆子气，我去同他谈过两次，他把扬子铁厂的各种设备，化铁炉的构造，生产的情况，工人的数目象上课堂一样，对我作了详细的讲解，他好象是不知道我为甚么去找他，他所说的，同我所想的完全是文不对题，我也只好认为是此路不通了。
　　在这一段的工作中，我们定了好几个工作计划，武汉有很多的工厂，很多的工人，我们是可望而不可及，真感到苦闷。我们也设想过，都进工厂做工，再搞工人运动，但是长江支部的工作同志一共只有三四个人，各人有各人的具体工作，谁也不能进工厂，而且也没有哪个工厂招收工人，更不会招收我们这样文绉绉的既没有技能又没有足够劳动力的人去做工。我们开过好几次会，研究工人运动的工作方法，终于没有得出一个切实易行的方法来。
　　有一次我在一个小册子上看到列宁的一个故事：列宁被放逐到西伯利亚时，费了很长的时间，组织了五个工人，他很得意地写信告诉莫斯科方面的同志，认为是在工作中一个很大的成就。可见组织群众是一个艰苦的、细致的、复杂的、长期的工作。我们的急躁情绪，想一下子就把成千上万的工人发动组织起来，那是谈何容易啊！在当时的情況之下，我们只好一再更改计划，最后定出步骤：（一）准备条件。（二）等待时机。（三）深入群众。（四）暴露敌情。我们一面觅取工作的对象，一面进行理论的学习，在武汉《星期评论》上，在汉口各报上，作了一些宣传工作；又把上海《劳动周刊》分散在各工厂、各码头、各公共场所，也起了一些作用。到了十一月下旬，汉口租界人力车工人发生同盟罢工，我们的同志参加了这一次罢工运动，工作才得到进展。巴库宁曾说过：“一次暴动，要胜似十万传单”，这是一个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