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谁发动了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自传》
施略普尼柯夫，亚历山大·加甫里洛维奇
——工人赤卫队的创建者，其回忆录是研究十月革命的重要资料
（1884—1937）
我生于弗拉基米尔省的木罗姆市。我的父亲是木罗姆市的小市民，他从事各种各样的手工业，当过磨粉工人、壮工、木匠、店员。母亲是一个木工的女儿。父亲在我还不到3岁时就淹死了，留下母亲和四个小孩，其中最小的还不到一岁。
一个没有财产、没有人手的寡妇的生活是非常困难的。家里所有的成员从小就不得不学会做点事情挣钱，帮助母亲苦苦地维持生计。尽管生活艰难，母亲还是力图按照旧的习俗和旧的信仰教育子女。我父母双方的家庭都信旧教——属于北海教派，它受到警察当局和牧师的迫害。我从小就了解宗教的迫害。在教育方面，我们那个偏僻城市中大人们在街上扯皮吵嘴、打架斗殴，对我有很大的影响。
虽然母亲非常善良，但是我们童年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无人照管的情况下度过的。为了勉强活下去，为了养活自己的四个小孩，母亲不得不到处去挣钱。为了给我们弄到一块面包，她什么活都干。有过这样的日子：从大清早起直到深夜她都不在家。有过这样的夜晚：我们这些小孩子呆在家里，没有人照管，我们都十分为自己母亲的命运担心；那是冬日的夜晚，我们的妈妈在给人当洗衣妇，到奥卡河上洗衣服去了。我们往往因利用无人照管的自由而害了自己：拖着一双冻得冰冷的双脚回到家里，结果病倒了，一病几个月，给母亲添了新的麻烦、担心和开支。
由于我们信旧教，出生簿籍上没有保存我准确的出生年份。在原来的市政机关的资料中，有我三个出生年份：1883年、1884年和1885年。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很简单：初小毕业时我就必须马上去找工作，而为了找到工作就非虚报年龄不可，否则人家不要。只要给市政机关的秘书或文书送上半个卢布作为茶钱，这就管用了，年龄就按照请求者的愿望而增加一岁或两岁。
我8岁上小学，读了三年书，学会了读书写字之后，就失学了。学校并不是我的母亲，使我受到教育的也不是学校的老师。一个宗教课老师知道我们家信旧教，就千方百计地折磨我，在两年中的每一个节日的次日，都由于我没有去教堂而罚我跪两个小时，而且在下午五点之前不让我吃午饭。那些老师都是一些粗暴的年轻人，他们往往对自己的学生拳脚交加。这几年的生活使我懂得了这个世界上没有真理。在各种宗教书籍的影响下，我曾准备为上帝的旧教的真理而斗争。当我刚刚学会读书的时候，母亲就开始让我高声朗读《圣徒传》、《圣经》中的赞美诗，其中有许多我已背得滚瓜烂熟。宗教的迫害、在街上和学校里受到的迫害、家里的贫穷和苦难，这一切在我幼小的心灵中造成了这样的幻想和情绪：要进行斗争,要不惜牺牲。
初小刚刚毕业，我就立刻找工作。在那样的年龄，对工作是不能挑挑拣拣的。为了在12小时的工作日里赚到15到20戈比，有时去果园摘果子，有时去工厂的翻砂车间筛砂子或干不是我那个年龄所能胜任的其他粗活。对工厂生活以及老一辈工人的了解激发了我要做一个自由的独立工人的愿望。我希望当上一名金属车工，并千方百计地力求实现这一理想。
后来我有机会到瓦恰村当时很有名的德·德·康德拉托夫继承者的钢材工厂的机械车间工作。我开始在刨床上实习。1900年转到了索尔莫沃，在那里我才当了车工。在索尔莫沃工作几个月后，我又来到了北方的首都——彼得堡。为了找工作我跑遍了这个城市的许多工厂，受尽了磨难,终于在涅瓦造船厂当上了一名钳工助手。那时我还不到18岁，尽管我设法在身份证上把15岁改到17岁，但还是未到能干车床或在机器上干活的年龄。
1901年春，在彼得堡爆发了遭到血腥镇压的奥布霍夫工厂的著名的罢工运动。当时我在谢米亚尼科夫斯基工厂工作，按照自己的年龄来说我算是积极参加了罢工，把各造船车间、木工车间的男孩子们集合起来，去追逐那些不想参加罢工的工人。我们在口袋里装满了螺母、碎料和各种各样的铁片，出发到船坞和各车间去。我们向那些不服从罢工决定的工人像冰雹般地扔铁片、螺母、螺钉，从而迫使他们参加共同的运动。我们一群群地在谢米亚尼科夫斯基工厂院里奔跑，一组组地出现在奥布霍夫工厂区。骑马的和徒步的警察常常为此而用皮鞭抽打我们，但这只能激发我们这些年轻人的斗志。我由于积极参加罢工而被谢米亚尼科夫斯基工厂解雇，并且进了黑名单。
想在另一家工厂找到工作的一切希望都以失败告终。在一些工人的帮助下，我进入了奥布霍夫工厂，可过了两周之后，我又因参加罢工而被开除了。其他几次也都是如此。因不可能进大工厂，我就只好在小工场里工作。小工场的工资非常微薄，连付房租都不够用，这样我就只好在由某个小工场进行修理的澡堂里过夜。过了一年，在首都经过了种种磨难之后，我赚到了路费，就回到了索尔莫沃，从那里又回到了家乡。
在彼得堡的罢工运动时期，我接触到了革命宣传。我不止一次地获得了一些小册子，它们的名称我现在已经不记得了，但是它们的内容并不使我感到吃惊，因为它们所描述的东西只不过是我青年时代所亲身经历过和了解的东西而已。在从彼得堡回家的路上，在索尔莫沃，我从当地的社会民主党组织那里获得了许多小册子、传单和当时在诺夫哥罗德出版的几期社会民主党的杂志。带着这些材料我回到了家乡木罗姆市。在家乡我很快找到了工作：当预备车工；在工厂工作，这就使我有可能不仅在这个工厂的工人中间，而且在别的地方，即在该地区的工厂工人间进行宣传。
1903年，我们的工作得到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下诺夫哥罗德委员会的关怀，它给我们派来了人，送来了书籍。在木罗姆市成立了党的委员会，受党委管辖的有威克萨—库列巴基采矿厂，以及木罗姆地区的纺织企业和其他企业。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木罗姆组织成员中有两个内奸：邮局官员莫申采夫和工人莫伊谢也夫。这两个人的所作所为很快就引起了人们的怀疑，并且很快就从组织里被孤立。然而，这种孤立只挽救了一部分组织，内奸破坏了组织的核心。1904年初，宪兵在该地区内进行了几次逮捕。被捕者共约十人，其中包括我。宪兵制造了整整一个关于社会民主工党木罗姆组织的案件。但是，他们未能把案子搞到法庭上去审理，因为在调查过程中内奸已被揭露。在监狱里我呆的时间比其他的人都要长，即关了九个月单人牢房，后来我被释放出来，由警察进行监视，这使我有可能进入工厂。
1905年的“一月事件”在我们那个地区引起了一系列罢工和抗议，我们的组织都积极参加了。1905年7月为了纪念1月9日被枪杀的工人，我们的组织举行了群众集会。因为警察镇压这次群众集会，这次集会变成了武装的示威游行，殴打了警察，在全城游行了一通宵。一周后，我被捕，投入了弗拉基米尔中央苦役监狱。木罗姆监狱已被认为不够牢固，所以我和其他同志一起转到了弗拉基米尔。
1905年的十月罢工使政治犯得到了大赦，也使我获释，我又立即加入了社会民主工党革命工作者的行列。释放之日，弗拉基米尔的黑帮分子在街上毒打了我，我脸上带着伤回到了家乡。我以彼得堡工人为榜样，组织了当地的工人代表苏维埃和工会。党组织取得了合法的性质。
10月是我应征入伍的时间。一个专门的委员会审查了我的出生年份，按照我的外貌确定了我的年龄，认定1905年是我的应征入伍期。1905年的征兵运动是在青年革命情绪高涨的条件下进行的。青年的示威游行比比皆是。大部分应征入伍的青年——按照当时的说法——都受了革命宣传的感染。我本人就拒绝参加为沙皇和俄国忠实服务的宣誓，但当局不敢为我的这种行动逮捕我，因为他们害怕类似的逮捕会激起新兵捣毁军事机关和监狱。
不过，我毕竟没有去沙皇军队中当兵。从弗拉基米尔狱中释放出来两个月之后，省长发布了立即逮捕我的新命令。警察多次企图逮捕我，因害怕遇到武装拒捕而未能实行。但是，在圣诞节的前夜，逮捕终于突如其来地在一家理发馆里发生了，当时我为了过节而去那里理发。在狱中我一直呆到1907年初，同年1月被判处要塞监禁两年，而在判决后、服刑前以300卢布押金保释。这次释放后，当警察在技术学校搜捕社会革命党人时，我又一次在莫斯科被捕。但我在狱中只呆了一个月，没有被送到要塞去。
1907年，我在列福尔托夫区党组织中工作，后来转到了彼得堡。在彼得堡参加了彼得堡委员会的工作，担任普斯科夫区（后改为罗日杰斯特沃区）的组织员，是彼得堡委员会的委员，参加了彼得堡组织的各种会议，直到1908年初为止。1908年初出国，在国外侨居到1914年初，在法国、英国和德国的各工厂到处漂泊。
1914年4月，用法国公民诺埃的护照回到了俄国。起初在列斯涅尔工厂工作，后来在埃里克松工厂当车工。受杜马党团和彼得堡委员会的委派我完成了各种各样的工作。参加了当时的许多罢工和群众集会，11月底应彼得堡委员会的要求，我以全权代表的身份出国去与中央委员会联系，并完成各种国际方面的任务。1915年在瑞典、丹麦、挪威居住，后来又到英国工作，11月秘密回到彼得堡，根据中央的委托在彼得堡建立了领导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作的中央局。1916年初再次出国。在这些年里，我是在与由列宁和季诺维也夫等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国外部分取得密切联系的情况下进行工作的。1916年曾去过美国，为党的工作筹集经费。1916年底又回到了俄国。此时，于1915年组织的中央局已部分遭逮捕，部分瓦解了，所以我只好又重新组建中央局。
1916—1917年之冬我们党组织的工作已使群众接近于要同沙皇制度进行决战。二月革命前一个时期，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号召工人群众实行武装起义，反对沙皇制度和战争的唯一的革命的党。我积极参加了2月底至3月初的各种革命事件。我是发起组织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小组的成员，2月27日当选为工人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
执行委员会责成我抓武装工人的工作，工人赤卫队的第一批骨干就是由我武装起来的。遵照我党彼得格勒委员会和维堡区委员会的委托以及维堡区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委托，我制定了赤卫队的章程，赤卫队的计划和供应武器的办法。还参加了组织我们的侨民回国的工作以及组织1917年4月3日迎接列宁等人回国的工作。
4月初，在一次宣传旅行中，我因汽车与电车相撞受伤，在医院里躺了两个星期。一出院就参加了党和执行委员会的工作，以及组织彼得格勒工会的工作。同月，彼得格勒五金工人选举我为彼得格勒五金工会理事会主席，三个月后，建立了全俄五金工会，我当选为全俄五金工会临时中央委员会主席。参加了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届代表大会以及与这一时期有关的一切革命事件。当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参加了7月3—5日的革命事件。作为执行委员会委员，走访了工人宿舍并营救了被殴打和被逮捕的布尔什维克同志。曾以工会活动家的身份，到当时的各种社会机构中当代表，还参加了莫斯科会议和在彼得格勒召开的民主会议。当选为彼得格勒工业区工厂会议的副主席。
以党的工作者和最大的五金工会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中央为准备十月革命而召集的许多会议。通过组织队伍和吸引工会积极支持以保证革命的胜利。积极参加了十月革命的全过程。参加了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人民委员会委员，即劳动人民委员。我借助工会组织的力量并通过劳动人民委员部同官员们的有组织怠工和罢工进行了斗争。组织了工商业人民委员部的工作，直到该部撤销为止。参加了组织工人监督委员会以及把它改组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参加了1918年1月召开的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根据人民委员会和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决定，被任命为因受德国威胁而从彼得格勒实行撤退的委员会的主席。
1918年夏，担任为俄国的各工业地区采购粮食的特派员，参加了北高加索的大规模的国内战争。在好几个星期中被白匪切断了与俄国中部的联系，最后以秘密和非常规的方式突出重围。同年，党中央决定派我以南方战线革命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去从事军事工作，后来担任里海－高加索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19至1920年初，在西方战线工作。
这就是20年代前我的工作的梗概。仔细分析起来，这无非是罗列我参加过的这些当时的大部分革命事件而已。要更详细地叙述我在20年代以后的情况，这意味着要叙述我们苏维埃国家党的斗争和社会斗争的一小部分历史。目前，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可能。
姜鸿霄 译
施略普尼柯夫续志
施略普尼柯夫1920年被调到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工作，积极参加1921年的工会问题争论，同柯伦泰一起组织“工人反对派”，主张由工会管理全部国民经济。1921—1922年任俄共中央委员。1923年公开批评中央的经济政策，主张党内民主和工人民主。此后被打发去从事外事工作，任驻法国商务代表，1925年回国，在压力下宣布此后不再从事任何派别活动。1929年以前任金属进口股份公司理事会主席。
1923年至1931年撰写回忆录《1917年》和《1917年前夜》，回忆录招来麻烦，1932年2月19日联共中央组织局就施略普尼柯夫的历史著作作出决定：“鉴于施略普尼柯夫同志不仅不承认自己的这些错误，反而坚持自己反列宁反党的造谣污蔑的捏造，中央决定：1．停止传播施略普尼柯夫同志的‘历史著作’（《1917年）（1917年前夜》）。2．建议施略普尼柯夫承认错误并放弃出版。如果施略普尼柯夫同志拒绝执行第2条，将把他开除出党。”实际上这两部著作是研究十月革命历史的重要资料。
1933年施略普尼柯夫被开除出党，1934年被行政流放卡累利阿，1935年因参加“工人反对派”被判处5年徒刑，代之以流放阿斯特拉汗。1936年9月20日再次被捕，指控他是反革命组织“工人反对派”的领导人，曾于1927年秋给此组织的哈尔科夫中心下达指令，把个人恐怖手段作为反对联共、苏联政府的方法，并且1935—1936年又发布指令准备对斯大林实施恐怖手段。施略普尼柯夫拒不认罪，于1937年9月2日被枪决。
1963年1月31日平反，1988年12月21日恢复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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