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谁发动了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自传》
契切林，格奥尔基·瓦西里也维奇
——出色、认真、聪明而懂行的外交家
（1872-1936）
按出生证是1872年11月20日生，实际上是11月12日在他伯父波里斯·尼古拉也维奇的卡拉乌里庄园中诞生。他出生于一个浸透了温和的自由主义传统的中等贵族家庭。他的祖父尼古拉·瓦西里也维奇·契切林是一个非常有教养的人，一个精通黑格尔的专家和自由派分子。他经常住在自己的卡拉乌里庄园里，他把这个庄园变成了省里著名的思想中心。波里斯·尼古拉也维奇，著名的法学家、哲学家和政论家，是他的长子。他的次子瓦西里·尼古拉也维奇，契切林的父亲，是一个文质彬彬的人，法语讲得流利、写得漂亮，热衷于外交活动。在1859年意大利战争时期，他是驻皮埃蒙特使团的秘书，正是在这一年同乔治·叶哥罗夫娜·美延多尔夫男爵夫人结了婚，而且婚礼是在热那亚港俄国军舰上举行的。乔治·叶哥罗夫娜的父亲本人不是外交官，但美延多尔夫的家庭为沙皇政府培育了许多出色的外交官，乔治·叶哥罗夫娜的母亲，是维也纳会议的参加者、1815年驻维也纳大使施塔克尔具尔格伯爵的女儿，仍是梅特涅时期旧传统的体现者。瓦西里·尼古拉也维奇在婚后不久就被任命为驻巴黎大使馆参赞。对腐化的周围环境和空虚的生活的不满在他身上表现为教派型的宗教迷和不可克制的虔信主义。在巴黎虔信主义的人士中，赫赫有名的、拥有百万家财的银行家的母亲安德烈夫人起了领导的作用。这时莱德斯托克勋爵在巴黎出现了，他是后来以巴什科夫为名在俄国流行的教派的创始人。瓦西里·尼古拉也维奇受到他的影响，同时并没有同东正教正式决裂。1867年乔治·叶哥罗夫娜的有精神病的堂兄鲁多夫·卡季米罗维奇·美延多尔夫男爵用行动侮辱了瓦西里·尼古拉也维奇，此事发生后，按照那个圈子里的人们的观念，应当进行决斗。在安德烈夫人的影响下，经过长时间的内心的斗争，瓦西里·尼古拉也维奇承认决斗同自己的宗教信仰是不相容的，他拒绝决斗，同周围的一切人断绝了关系，丢下了工作，迁居坦波夫省。他抛弃了上流社会的豪华生活而过着收入有限的外省地主的平淡生活。当他想到人们错误地把他的行为解释为胆怯的表现的时候，他非常苦恼，为了证明自己不是胆小鬼，他在土耳其战争时期报名参加了红十字会，在敌人的火力下到最危险的地方去把伤员抬回来。他没有死亡，但回来时带着肺病，病了4年，于1882年去世。他的长期患病和去世给契切林的家庭环境蒙上了阴影。
契切林自幼是在没有同龄人为伴、渗透了虔信主义的气氛下独自成长的，他的童年所留下的主要印象是老一套的祷文、齐声同唱的赞美诗、大声诵读圣经，总的来说是情绪激动的狂热气氛。他幼年的主要情绪是等待另一种现实即“天国”来代替实际存在的现实——可以说是救世主降临说。他的家庭靠在坦波夫的有限收入维持生活，但仍保持着同外省社会迥然不同的贵族文化传统。好像有一堵墙把他这个孤独的孩子同周围的生活隔绝开来。他的艺术修养很高的母亲培养了他较高的传统文化水平，教他欣赏流传下来的艺术作品。契切林从很小的时候就非常喜欢读历史书，倾心于五光十色的历史事件的更替，历史局势的演变，不断变更的时代。母亲清楚的讲述，她以前的生活留下来的纪念品，使外交界又展现在他的面前。虔信主义引起的狂热与迷恋在西方上流社会生活中尚未泯灭，18世纪的傲慢的、带讽刺味道的怀疑主义的倾向在他身上同时并存。他喜欢阅读和重读母亲收藏的外交文件，例如和约。他同女家庭教师玩他想出来的游戏：两人都拿同样数目的球，把这些球抛到地板上并设法拾起来，谁拾得多，谁就获得了胜利；在桌上摆着摊开的地图，玩游戏的人模拟两个固定的国家，每次战役以后，在地图上标明交战双方的军队的动向，直到一方开达另一方的首都为止，这时契切林坐下来根据各项规则起草向战胜者割让几个省份的和约。在既缺乏良好的自然环境，又严重脱离生活的情况下，七八岁的契切林时刻坐在小桌子前，阅读历史书籍或母亲留下的过去的文件，根据大百科全书编写拜占庭帝王、罗马神父的名单，等等。第一次同现实生活有联系是比他大五岁的在坦波夫中学读书的哥哥给他讲故事。这个在没落的环境中接受高深的文化传统熏陶的孤独的孩子，在窗口边一连呆上好几小时，凝视着上学、回家和遛大街的中学生，觉得他们就像登上了奇妙生活舞台的人物。夏天他是在乡村度过的，有时在科兹洛夫县，有时在小舅舅那里，农村大自然给契切林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的母亲根据宗教原则在农村热心搞慈善事业，她日益平民化并竭力接近农民，农村贫穷的情景深深地印在契切林的脑海里，使他把不幸的人浪漫地予以神化。十岁的契切林透过茂密的树林忧郁地望着被阳光晒红的草原和农村的茅屋顶，他把对受苦人的崇敬同对农民生活的理想化（这使他产生了浓厚的浪漫主义人民性）结合在一起。
契切林进入坦波夫中学一年级之后，深切地感到家庭环境和外省中学环境完全相反。他把这两种环境加以区别并学会把官方的现实和非官方的现实仔细区分开来。契切林同为数很少的几个中学同学亲近起来，一方面掌握了官方活动的特点，另一方面同专门挑剔学生的淘气和不满行为的告密者作斗争，他惯于把教师看作敌人。在当时的外省中学里，聚集了各种各样的人，契切林经常看到种种不公平的事，校领导虐待贫苦学生的行为，以及这些学生陷于绝望的悲惨场面。但是他来到彼得堡并进入第八中学的四年级以后，这些情绪就没有进一步发展下去了，因为总的来说，在这里几乎清一色是彼得堡官员圈子里的人。这一时期，他对音乐和其他文化的兴趣大大发展了。契切林没有立刻同新圈子里的人们接近，在彼得堡生活的头两年，他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这里有他母亲过去圈子里的人，但母亲回到彼得堡时已经贫困，已经脱离了这个圈子。契切林的家庭只同亲戚和很少的熟人来往，例如同已经变穷的阿里别琴斯卡娅来往。她是前杜尔哥鲁柯娃女公爵的女儿，年轻时曾经是亚历山大二世的情妇。契切林曾经一度向往豪华的上流社会生活，但这种社会的精神空虚又使他感到厌恶，而由于自己家庭开始破落，他又感到委屈，他有一种“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心理状态。他身上这种自怨自艾和自暴自弃的倾向越来越明显，这种羞怯和孤僻在他身上发展到了顶点，但有时又奇怪地同一种相反的倾向，即追求人生乐趣的倾向交织在一起，不过这后一种倾向因处于逆境而未能表现出来。他一方面狂热地追求非常高的思想境界，另一方面又赞赏18世纪那种清高的怀疑主义或者法国的司汤达主义。他欣喜若狂地研究古希腊，把自己的余暇都用来阅读希腊的诗歌。他是一个狂热的历史爱好者，在中学时代特别喜欢读科斯托马罗夫的书，从中第一次找到了批判的方法，并特别赞赏他对人民群众心理状态的描写。瓦西里岛上闪烁着昏暗灯光的那漫长单调的冬夜的俄罗斯农村，在契切林看来却充满着非同寻常的美色，充满劳动生活的和谐的农民是人类最高楷模。他经常去看望外祖母美延多尔夫（娘家姓施塔克尔贝尔格），她讲话生动、风趣，他非常喜欢听她讲述梅特涅时代外交生活的回忆。由于家族的关系，他有时也去看望姑妈亚历山德拉·尼古拉耶夫娜·纳雷什金娜和姑父——一个有名的沙皇宫廷管事艾曼·德米，他们家里的生活非常豪华，这使他更加意识到自己这样一个穷亲戚的卑下的处境。城市贫民的可怕生活给他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他缺乏思想的引导，缺乏周围同志的帮助，越来越陷入内心的矛盾之中。
中学六年级时，当他听到第一次在彼得堡演出的瓦格纳晚期音乐《尼伯龙根》时，他的思想发生了真正的转折。在他面前展示的泛神主义思想促使他去研究东方的文化，他身上第一次产生了对东方的狂热的爱。他在瓦格纳的音乐当中，领略到英雄人物的威力和暴风雨般的革命的力量。他在自己所热爱的歌剧《瓦尔基里亚》中看到了对暴动者的悲剧的光辉夺目的描绘，这些人虽然由于暴动而牺牲了，但却给下一代留下了遗产。这时他开始同中学的同学接近；虽然他曾经一度把彼得堡的官员理想化，但这时他已经认识到这些官僚阶层只会庸俗地谈情说爱，没完没了地玩牌，经常在讨厌的淫秽的奇闻丑事上争强斗胜。音乐和其他文化方面的兴趣使他同一些中学同学经常聚在一起，但总的来说，他越来越感到失意和空虚，他越来越充满着倒霉者的情绪。
在他进入大学历史－文学系之后，他给外祖母美延多尔夫写信说，历史和他的生活已经融合在一起，他在大街上迎面遇到的也将是这门学问。在大学时，他受到了各种思潮的影响。他尽可能多地听各种课程。由于缺乏指导，他对各种学科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对他影响最深远的是克柳切夫斯基的石印讲义，以及其中对历史过程所作的经济分析和尖锐的批评方法。伊萨也夫的课程和在走廊上的交谈使他第一次了解工人运动，当然，由于他受各种思潮的影响，对工人运动的认识是模糊的。1895年的学生风潮吸引了他，唤起了他惯有的激情，但并不持久。在大学课程行将结束时，对无目标、无意义的空虚生活的不满，自怨自艾，缺乏积极的理想,使他达到内心悲剧的顶峰。正像他最喜欢读的尤利安《死者的对话》中凯撒所说的：“决不做二等人。”他感到自己在某些方面低人一等，于是他无限自怨自艾。随着这种情绪的抽象发展，他变得再也不能容忍自己只是一种个别的、受限制的、暂时的人物。他从叔本华那里找到了人类个人的内在矛盾：个人是世界的眼睛，同时又是现象世界的个体。他不能容忍个人只是受限制的和暂时的个人。他不认为自杀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他决定去惩罚那些未知的力量，这些力量违背他的意志，使他变成个别现象，千方百计地使他受到损害，逐渐使他遭到毁灭。他内心世界充满着极端苦闷，突然又进入上流社会的生活，但这种生活是同他格格不入的，是他所厌恶的。他突然为社会悲伤派的情绪所支配，但这种情绪也毫无结果，瞬息即逝。他从反动分子Б．B．尼科尔斯基的创作中看到了对自己哲学悲观主义的回响。应该指出，当时只出版了尼科尔斯基的最乏味的作品。契切林从尼科尔斯基的作品中找到了对生活、自我和一切存在的绝对鄙视。但是，这些思想情绪发展到最后，对一切的鄙视本身又消失在空虚之中。“在蕴藏着鄙视和喜悦的高空中，无法歌唱；让白嘴鸦盘旋，让雄鹰飞翔；谁能看到一切，看到飞往何方。”总之，尼科尔斯基创作的基本思想的发展过程把他从出发点引上了荒谬绝伦的方向，从而帮助契切林寻找到一条相反的道路。
这个过程的第一阶段是个人无政府主义，他最初认为，这是革命性的最高表现。在尼科尔斯基的第一部长篇叙事诗《贵族的儿子杜契》中，约翰·格洛兹内依知道，他的儿子杜契否认他的权力，他把儿子召来，但杜契在贵族面前宣布，他不崇拜天上的上帝，也不崇拜地上的沙皇；他父亲宣布同杜契脱离关系。而在沙皇决定对杜契处以酷刑的时候，人民对他加以诅咒；但是，愈是对他诅咒，他脸上愈是流露出喜悦：“人民怎么能猜到呢？为什么容光焕发呢?”在受酷刑时，他不吭一声，他的坟头没有十字架，在他墓前经过的莫斯科人朝他吐痰。契切林热衷于把没有共同理想的个人奉为最高的原则，这种反动没落的思想在尼科尔斯基下一部长篇叙事诗《四兄弟》中得到了表现。有四个兄弟在寻求真理，长兄把所有奴隶从残酷的奴役下解放出来，但掌握了权力的奴隶不会使用权力，把国家弄得贫穷不堪，最后杀死了他们的领袖即长兄。二哥来到一个受到资本剥削的饥饿的手工业者的国家，把他们组织起来，使他们得到了解放，但他们的处境变得更坏，最后把二哥打死。三哥跑到一个遥远的国家，这里组织严密，但一切都受到刻板的条条的束缚，人类的个性往往像削足适履那样受到损害，他因千方百计地扩大个性而终遭死亡。四弟从三位兄长的命运中得到了教训，决定到山上去，一直走到人类的足迹从来没有到过的山峰上，这里充满着“幸福的宁静”。这种无为主义并不能贯彻始终，在尼科尔斯基身上，它的下一个阶段就是，从鄙视群众发展为歌颂胜利者。个人无政府主义导致至高无上的宗教裁判者。把自己个人当作最高原则导致荒谬，这终于使契切林走上相反的道路，不是把自己看作完美的原则，而是看作集体的一员。
契切林离开大学之时正是他生活中最困难时期的开始，他精神完全颓废，疾病缠身，瘦弱不堪。他非常爱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的书。一方面受这种厌恶生活和崇拜超人的痛苦心情的支配，一方面沉浸于音乐和神秘的泛神主义之中，特别是研究诺斯替教派[1]。从童年时代以来的第一次出国旅行，使他迷恋中世纪的城市，向往过去时代的生活。1895—1897年，他沉醉于“模拟”文学和“风习”文学，这两个流派后来在战前文学中起过巨大的作用。1896年，他不顾身居高位的亲戚的不满和反对，到外交部档案馆工作，以便离沙皇国家机构的实际工作远一些。契切林内心几乎完全消沉了两年以后，1897年开始了急剧的转变，在出现饥荒而官方又采取了强迫他沉默的措施的情况下，他突然听到了现实生活的召唤，要求他去从事现实的实际工作和为社会目的而斗争。
[1] 奴隶制崩溃后流行的一种颓废教派」——译者注
他渴望同整个苦难的人类共同斗争。但在他找到革命的道路之前，还需要经过七年内心的斗争和曲折。汇合成大罢工的工人运动开始对他发生影响，但起初《工人思想》的幼稚思想使他反感。1899年的大学生风潮和芬兰争取宪制的斗争使这些情绪尖锐到了极点。在他的亲密朋友、一位有学问的青年神经科医师那里，他遇到了这位医生的熟人们，他被介绍给各革命政党的党员并开始为他们提供技术性的服务。在他身上美学家和革命家发生了冲突，还没有像后来那样融为一体。在他身上康德和开始在他面前出现的马克思的思想发生了冲突，但他已经意识到崇高的理想，看到了摆脱使他完全迷惘的持续的内在危机的出路。他在外交部档案馆同自己的顶头上司H．П．巴甫洛夫-西里凡斯基接近起来，并同他一起为外交部九周年纪念编写了外交部俄国司的历史。这时，他在仔细研究整个19世纪俄国外交史以后，便专门研究亚历山大二世在位时期的外交史，他翻阅了档案资料、历史文献和回忆录，与此同时，俄国现实的可怕景象使契切林越来越感到痛苦，使他认识到不能再消极下去。他对给他带来如此之多的痛苦的旧社会痛恨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1904年初，他下定决心移居国外，在国外研究革命出版物、革命政党的活动和西方工人运动，从这里得出实际的结论，然后回俄国干革命工作。他为革命工作者提供的技术援助使他有被捕的危险，后来这种危险被消除了，于是他在1904年春公开去了国外。契切林起初同H．П．巴甫洛夫-西里凡斯基（此人同左派立宪民主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有联系）保持密切的联系，并从国外通过外交部机关向他提供资料。他起初没有向自己的亲友透露自己的真正目的。
1904年他的新生活开始了。他如醉如痴地阅读革命出版物，与革命者来往，接近德国工人群众。卡尔·李卜克内西对他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契切林很快就同他接近起来。路找到了，契切林体会到重生的喜悦，摸索到那种具有明确目标和意义、由集体的任务统率个人的任务的内容丰富的实际生活。他找到了过分的热情与冷酷的现实、享乐主义与禁欲主义、最终的理想与日常平凡的工作的综合。以前折磨他的内心的不安得到了解决：他开始感到自己是集体的一部分。他从青年时代就习惯于历史地思考问题，他从历史时代更替的观点出发给自己提出问题，如当前的历史任务是什么，新兴的历史力量是什么，他从马克思主义中得到答案。在他刚到国外去的时候，他开始同社会革命党人接近，但他们的折衷主义、不坚定性、主观主义、非历史性、凭感情和情绪行事立即使他同他们疏远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为他提供了观察一切社会现象的钥匙。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阶级先锋队的思想纽带，把他同无数受苦的群众联系在一起。在无产阶级革命中，他看到了英雄人物，而不是从前令他窒息的小市民。只要有政治条件，他力图进入生气勃勃的无产阶级分子的圈子，他受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思想的极强烈的影响，后来这种影响在他身上长期存在。但当时已在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中广为流传的市侩习气使他感到非常厌恶。他感到同卡尔·李卜克内西是完全一致的，他个人同李卜克内西关系极其密切。
1905年，他加入了地方布尔什维克组织，即所谓的国外组织委员会柏林支部。当时夺取政权问题的提出使他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当革命进程要求夺取政权时，孟什维克拒绝夺取政权的提纲在他看来是同革命斗争的基本要求相矛盾的。他准备秘密回国，为此进行了准备，但此时他病了，疾病久久不愈使他留在柏林。当时两派组织合并了，国外组织委员会不再存在，在国外成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的小组并指定中央委员会国外局为它们的中心。1907年契切林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国外局书记，在伦敦代表大会上他也担任这一职务。德国社会民主党给契切林的巨大影响把他推向孟什维克方面，契切林认为孟什维克的策略同德国的策略极为相似。与梯什科同住在旅店时，契切林每晚同他长谈。在孟什维克代表中，著名的克罗赫马尔常常发表议论，这给他特别强烈的影响。契切林试图向梯什科证明，布尔什维克策略完全是饶勒斯主义，即经常同小资产阶级结成同盟（只不过是在革命环境中）的策略；契切林认为，在保持社会民主党经常的行动自由的条件下，同立宪民主党人达成一次性协议的策略更接近于德国的策略。他过去的整个经历使他崇拜群众，因此他非常欣赏工人代表大会的思想，特别痛苦地看待载有禁止在群众中进行关于这个问题的宣传的布尔什维克决议。结果契切林同那些不久被称为《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派的集团接近。
1907年年底，契切林被捕，因使用别人的护照而在沙洛顿堡法庭受审，被判处罚款并被驱逐出普鲁士。H．П．巴甫洛夫-西里凡斯基通知他说，收到了关于他的案件的警察材料，从中可以看出，他引起了特别的注意，他要去俄国是不可能的。契切林有一段时间住在德累斯顿附近的莱本，隐蔽起来并偶尔秘密潜入柏林，《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编辑部迁到巴黎以后，他就住在巴黎，几乎足不出户。这时他的一切都贯注着党的统一思想。他把无产阶级看作是同整个旧世界对抗的唯一的历史力量，所以当时特别痛苦地看待党的任何分裂，他感到他的理想的基础被破坏了。维也纳《真理报》争取统一的运动在他看来只是表面的、拉拢感情的，不能实现消除实质性分歧的历史要求。契切林极力反对取消主义，他在《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集团中寻找反对取消主义的对抗力量并对该派向取消主义让步的行为和摇摆的倾向非常不满。契切林特别积极地参加召开1908年各国外集团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工作，他把各集团的自治（特别是经费自治）看成防止国外集团由于这一个或那一个党的机关给予资助而发生分裂的唯一道路。契切林竭尽全力保持各集团的党性，而不是派性，他坚持各集团按党章的要求把百分之十的经费上交中央委员会。他千方百计捍卫各派别集团的统一，竭力组织各派人士作报告。契切林把全部时间都用在为各集团服务的细致工作上，他说：“当把各派往一块堆凑的时候，最细小的工作都会令人满意的。”他同时被卷入法国的政治生活，积极参加法国社会党第十四支部的工作，建立了个人同巴黎工人的联系。法国社会党的知识分子性质使他厌恶，法国工人轻视组织性的心理使他不安，他极力影响青年工人并且在他们身上花了大量的时间。1912年他热烈支持八月联盟，把它看作向党的统一方向迈出的一步，特别是由于前进派参加了该组织，同时他服从组织委员会的安排。后来托洛茨基脱离八月联盟对契切林是个非常沉重和痛苦的打击，他的希望破灭了。这时，第二国际领导层的日益资产阶级化使他大为不安和愤怒。潘涅库克模棱两可的言论让他很不满意，但他对这些言论中表示要恢复革命工人运动的尝试是欢迎的。他厌恶使他的幻想破灭的《光线报》的机会主义和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的笨拙。他认为卡尔·李卜克内西是新时期最著名的和英雄的工人运动代表者，他对李卜克内西寄予了莫大的希望。
从1907年同社会主义青年运动接近以后，契切林在这里看到了整个革命运动美好未来的萌芽并千方百计地支持它。1914年，当他亲自研究党在利尔的状况时，他在那里发现了可恶的小市民习气，和在虚伪的社会主义言辞的薄薄面纱掩盖下流行的钻营和个人利益。他同一个怀有革命情绪的当地社会主义青年的领导人勃柳诺一起为在利尔组织反战游行而奔走。
战争爆发以后，他从利尔到布鲁塞尔，在那里参加了所谓的“有原则的”侨民委员会，反对组织志愿军，后来到了伦敦。战争使他的思想产生了尖锐的危机。他清楚地知道不可对军事拨款投赞成票和不可赞同组织志愿军。但以后怎么办呢？他不能接受以前无政府主义的开小差的纲领。斯图加特决议和哥本哈根决议由于没有商量好和内部有矛盾而不能对他感到不安的问题给予明确的回答。在布尔什维克的书刊上，他发现有同战争有关的任务的表述：在俄国是消灭贵族制度，在德国和奥地利是消灭封建专制的残余，而其他国家的当前任务已是社会革命。可见，在德国、奥地利和俄国，革命运动还面临着资产阶级制度范围内的任务。在它们和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之间不能画等号。当契切林陷入这些困难之中时，他力图从中找到把活动的概念同估计的概念区别开来的出路：社会民主党在它的政治活动中应当一律反对本国政府，但在对不同国家军事事件作用的理论估计上，应有所区别。不过，这个想象中的纸房子在契切林那里存在不久，巴黎青年团的书记（契切林以前知道他是卓越的革命活动家）到伦敦来拜访契切林的时候对他说，战争使他看到每个民族劳资利益的一致性。这一席话非常清楚地向契切林说明了一个事实：护国主义是劳动向资本投降的表现。愈往后，各国的护国主义出版物就愈益向他说明了这一事实。契切林清楚地看到，英国资本通过护国主义利用工人组织来控制工人阶级。英国的政治现实非常明显地向他暴露了民主这个资本统治的漂亮形式的作用，并且使他知道了资本对群众发生作用的无数不同的形式。他终于清楚明确地认识到必须最无情地反对所有参战的资产阶级政府。契切林得出结论，目前护国主义是主要敌人。他成了巴黎《我们的呼声报》的经常撰稿人，该报是他转变的桥梁。他认为组织委员会毫无希望地陷入了护国主义泥潭，背叛了革命事业。他认为，格沃兹杰夫事件是骇人所闻的，孟什维克在这一事件中的行为是可耻的。他同他们不再有任何关系。
他从一开始就同英国社会民主党的左派接近，他同彼得罗夫一起积极参加了反对海德门之流的斗争，热烈祝贺英国社会党成立。他为俄国政治苦役犯筹集资金，同时还要在英国那些狂热地为沙皇制度辩护的爱国主义者中间开展宣传鼓动工作，因此，他同工联左翼少数派建立了联系。他开始在英国工会的刊物上撰写文章。
二月革命以其卑鄙的护国主义的叫嚣使契切林大为震惊。来到伦敦的所谓社会主义联盟的代表浸透了最可鄙的护国主义思想。由鲁萨诺夫、埃尔利赫、戈尔登贝尔格和斯米尔诺夫组成的委员会到欧洲各地寻找民主，而契切林深信这种民主只是资本统治的漂亮外衣。这时他在伦敦的主要实际工作是组织流亡者回国。当时担任伦敦大多数侨民组织的书记的契切林，也就是处理这一问题的代表组织的书记。在代表委员会中的社会革命党人代表，狭隘的和什么卑鄙勾当都干得出来的加甫隆斯基博士，根据同纳波柯夫代办达成的协议，企图阻挠布尔什维克返回俄国。在斗争最激烈的时候，契切林被行政拘捕，并被投入勃里克斯顿监狱，在那里一直呆到1918年初同英国大使布坎南交换获释为止。他于1918年1月回到彼得格勒，此后揭开了他的生活的新的一页。
（本人审定的传记）
蔡恺民 译
契切林续志
契切林1918年1月回到俄国，当即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任副外交人民委员，1918年3月3日参加签署布列斯特和约。1918—1930年任外交人民委员，在使苏俄摆脱孤立状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22年4月率苏俄代表团出席热那亚国际会议，期间同德国签订了拉帕洛条约，突破了西方对苏俄的封锁。1925—1930年为联共中央委员。1930年7月退休。1936年7月7日去世，葬于新圣母公墓。
1918年7月1日列宁对契切林有一个评价：“契切林是个极出色的、极认真的、聪明而懂行的工作人员。这样的人应当珍惜。至于他的弱点——缺乏‘指挥员气魄’，这没什么了不起。世上具有相反弱点的人还少吗？”[1]
[1] 《列宁全集》第2版第48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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