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澳〕坎贝尔《澳大利亚劳工运动史》
第五章 澳大利亚共产党的诞生与巩固（1920—1945年）
一 为争取统一的共产党而斗争
「共产党的形成（一九二〇年十月三十日），是澳大利亚工人阶级具有决定性的革命行动之一，是从一八九〇年到一九二〇年间在劳工运动的斗争和成长中各种经验汇集的结果。
「工人阶级在这段时期中，受尽了『自由』工党政府和改良主义工会运动的种种拘限；经历了社会主义者的宗派主义（社会主义工党、澳大利亚社会党等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世界产业工人同盟）的腐朽无能和破产。
「共产党的成立表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各种各样的小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胜利。
「澳大利亚工人终于开始找到了自己解放的真正的道路，这便是遵循体现在共产党身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路线。因此，共产党的成立是澳大利亚工人阶级走向自己解放的道路上的一座具有历史意义的里程碑。」
[1]
会议在十一月六日至十三日复会，来批准十月三十日的决议并检讨临时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澳大利亚社会党的代表在会上采取了一种宗派主义的态度，因而使澳大利亚革命力量的统一延误了差不多达两年之久。这个延误对党和劳工运动都是极其不利的，因为它在客观条件对革命局势十分有利的时候，妨碍了这个新组织的迅速成长。当改良主义正陷于威信扫地及深刻的危机时，缺乏一个统一的党，这就妨碍了对改良主义的斗争。等到一九二二年年中共产党的统一最后确立时，第一次的战后革命高潮又已经快要终结而让位给资本主义稳定的新时期了。改良主义在过去数年中已经获得回旋余地，并恢复了一些在战时失去的声誉，到这时得到了暂时的巩固；而共产主义则一时迟迟不能成长。
参加十一月会议的澳大利亚社会党代表，反对立刻批准建立一个统一的共产党的十月决议。他们认为他们的组织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去和党员商量并结束自己的事务。以后的事件证明，这些对立刻统一起来的反对意见，都是很不正当的，都只是为了掩饰不可告人的目的而提出来的。
看来，可以自称为组成共产党的倡议人的澳大利亚社会党却厌弃这个建议。它把在澳大利亚组成共产党看成是社会党吸收一切其它革命团体的过程，社会党可以改变它的名字，同时并不引起组织机构、工作方法和领导人物方面的任何剧烈变革。
这些想法与其它代表的意见相冲突，其它的代表反对让敌对的澳大利亚社会党来吞并他们的组织。澳大利亚社会党的反对者集中在左翼工会运动者的工会大厅集团中，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显然过去都和「一个大工会」运动有过关系。毫无疑问，双方的错误都助使了恶劣局势的发展。产生这些错误的根源是澳大利亚劳工运动普遍在理论上的落后和共产主义的不成熟。新的革命政党的所谓创立者们缺乏健全的社会主义理论修养，这就使得个人之间的小的意见分歧变得过于夸大，远远超出于它们本身的真正意义之外。结果使涉及原则性的问题在讨论中反而被贬斥到次要的地位。澳大利亚社会党的领袖和他们的对手们为了争夺新党的领导权和控制权，大家勾心斗角，以欺骗、耍手段、阴谋等互相攻讦。在当时的气氛里，一个老老实实的革命者要决定哪一边是正确的，倒是格外不容易的事。但历史却清清楚楚显示了：澳大利亚社会党的领袖们对于在共产党建立后的头两年中妨碍了党前进的分裂现象，要负主要责任。
十一月会议排除了澳大利亚社会党代表们的反对意见，批准了以前通过的组织一个新党的决议。维·普·伊尔斯曼当选为第一任总书记。社会党不肯接受这个多数决议的约束，反而采取了不可宽恕的步骤：撤回执行委员会中的社会党员，自立为「共产党」，和十月及十一月「全体」会议上新组成的党分庭抗礼。
这就使得从改良主义和工团主义开始转向共产主义的富有战斗性的工人感到事情很复杂棘手，首先需要决定的是：这两个敌对的党之中，谁真正代表着澳大利亚的这个新的趋向。无论是在旧日的世界产业工人同盟老苏色克斯街总部建立起来的工会大厅集团也好，或从社会党利物浦街总部中继续从事活动的社会党集团也好，都同样大喊大叫自己是「唯一正式的共产党」。实际上，没有一个集团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因为他们都没有掌握在单一的党内要求团结一致及遵守纪律这个最重要的布尔什维克组织原则。「党只有当自己全体党员都组织成为一个由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统一纪律所团结的统一部队时，才能实际领导工人阶级斗争，把它引向一个总的目标。」[3]
然而这两个组织中，苏色克斯街集团渐渐更接近于成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的核心。它真正开始建立一个真正新型的党，并且按照列宁学说的精神去从事活动。它具备了一个压倒利物浦街敌手的有利条件，这便是它和群众、工会、工党支部间的联系。它虽然处于许多其它不利条件之下，但得到了更大的进展的是它，而不是社会党，其原因之一就在于此。
「如果党善于与最广大劳动群众——首先是与无产者劳动群众，但同样也与非无产者劳动群众——联系，接近，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与他们溶成一片，那它就会是不可战胜的。」
[4]
「如果党竟在自己狭隘的党范围内闭关自守，如果它竟与群众隔绝，如果它竟蒙上一层官僚主义的灰尘，那它就会必遭灭亡。」
[5]
两个党都派遣代表参加一九二一年六月至七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世界大会。共产国际指示：在考虑任何加入国际的问题之先务必建立统一。共产国际并给以到一九二三年一月底为止的时间，让双方消除分歧，在一个单一的组织中统一起来。统一一天不实现，就一天不承认澳大利亚的任何共产党。共产国际向澳大利亚的代表们指出：双方在原则问题上并没有什么分歧；使他们分裂的只是地方性的、个人的和琐碎的细枝末节。这些枝节问题可以经由一个统一的党的党内讨论而很容易地加以解决。
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掌握的澳大利亚社会党的领导机构，拒绝了共产国际的统一建议。官僚掌握着党的领导，使他们一时还能继续这种分裂；但到一九二二年六月，普通党员对这些领袖的、破坏性的花样已经厌倦透了，于是发动了一次反叛。相当可观的一部分人分裂出来，和苏色克斯街党会合。
澳大利亚社会党所代表的社会主义者的宗派主义，并不是在走向一个统一的澳大利亚共产党的路途中需要加以克服的唯一的障碍。无政府工团主义也来找了不少麻烦。一九二二年二月，当时以产业宣传联盟名义活动的世界产业工人同盟被党作为一个自治团体接受入党了。这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组织原则背道而驰的行动。马克思曾在一八六八年反对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国际联盟作为一个保留自己的纲领和组织的自治团体加入第一国际。他坚决主张：必须解散这个联盟，它的各个部分应该接受第一国际的纲领，以此作为加入的条件。列宁在一九〇二年到一九〇三年间，曾对犹太崩得分子的分裂主义倾向进行激烈的斗争。产业宣传联盟在它阻挠某一决议的通过失败后退出党时，它和党的关系便在四月间断绝了；这个决议要求在劳工理事会工作的党员支持主张工会参与政治并赞成工党政府执政的宣言。虽然有着这一切初期的困难，党还是得到了相当的进展。党在群众组织中，特别是在工会中的宣传和活动，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并赢得了许多新的拥护者。
二 澳大利亚工党接受社会化的目标
工党政客认识到如果不及早遏止对改良主义的广泛不满，他们将会陷入严重的危险，于是，早在一九二一年间，便采取了对他们说来是一个大胆无比的步骤。他们发动了澳大利亚工党联邦执行委员会召开一次全澳工会代表大会，来草拟一个表达全联邦工会会员意愿的纲领。明白地宣布工会代表大会的决议要交到澳大利亚工党执行委员会去，以便提交工党大会，由在议会中据领导地位的工党来召开一个这样的工会代表大会，在工人运动的历史上还是没有前例的，这件事情清楚地表明改良主义已经走到破产的阶段。
这些建议并没有取得政客们所预期的热烈反应。有一些较大的、比较具有战斗性的工会以极大的疑虑来对待这与会的邀请，最初甚至不愿认真考虑这件事。但当认识到如果这些较大的较进步的工会不去参加，那些较保守的小的职业工会就会在大会上占优势，而且将决定会议的政策的时候，便改变了这种冷淡的态度。大会于一九二一年六月在墨尔本开会时，竟成为工会从所未有的最大的最具有代表性的集会。估计大会所代表的工会会员总数在七十万人左右。
墨尔本各业工会理事会主席，亦即工党执行委员会主席何洛威主持这次会议。何洛威先生在开幕词中解释了召开这次会议的原因。他说：全世界都发生了迅速的变化，这些变化是值得研究的。有些党员认为澳大利亚工党的纲领和目标已不能适应变化了的情况，这就是说，事实上它已经过时了。联邦执行委员会对有许多工人不满意澳大利亚工党的政策这件事实是很敏感的。执行委员会因此召开这次代表大会，来听取工会究竟有些什么要求。会后不久将另行召开工党大会，使工会代表大会所建议的任何变革都得以实施。
对澳大利亚工党的纲领和目标进行了两天讨论的结果是：通过了现在很著名但却很少被提到的工业社会化目标。大会也费了一些时间讨论工会的组织问题及其工作方法。特设委员会并草拟了一个以「一个大工会」为蓝本的详尽的产业工会计划，并为大会批准了。
澳大利亚工党联邦会议于十月间在布利斯班举行，主要的任务是考虑并接受墨尔本工会代表大会通过的决定。各州除昆士兰外，事先都召开过全州会议，并曾指承他们的代表支持社会化的决议。两次会议间的几个月空隙时间，给了反动政客以机会来玩弄他们的花样以勾销工会代表大会所取得的成就。伊·格·西奥杜尔领导了对社会化的目标的正面攻击。他说：如果采取了这个办法，等于工党改名成为共产党而就此了结。但改变目标的决议却以二十二票对十票被通过了。当时提出了一个进一步把社会化的纲领放在战斗政纲的前列的动议。这个动议和工会代表大会的意愿是完全一致的。动议明确地提出：「要求所有的议员为社会化目标起一个积极的宣传家的作用……」但西奥杜尔之流却使这个动议遭到否决，而通过了另外一个决议，即要求建立一个特别小组委员会来考虑全部问题，并向大会作出报告。西奥杜尔设法使自己选进了这个委员会，因而就能在幕后成功地完成他在公开会议上不敢作的事情。会议不敢随便拒绝社会化纲领。大多数代表由于受到各州会议决议的约束而不得不支持它。其中有些人或许还真正赞成它。但右翼政客却不是这样。西奥杜尔在小组委员会上坚持要把下面这一点作为向大会提出的建议：只把社会化纲领和达到它的手段作为最终目标来加以采纳，从而把它从党的战斗政纲中剔出去。他不顾比较进步的代表中一两个人的坚决反对，一意使小组委员会对他唯命是从。在提出包括了这些建议的报告给大会批准时，已故的毛里斯·布拉克潘恩提出了一个修正案，要求把工业社会化列为战斗政纲的第一条。他认为要是不接受这一点，大会就一直是白开了。如果把社会化贬低成暧昧难解的、装模作样的目标，那它就会遭遇到像别的目标一样的命运，就会被束之高阁而为人所遗忘。以塔斯马尼亚代理代表的资格参加大会的埃尔尼·兰恩对布拉克潘恩的修正案表示附议，并且向大会恳切呼吁，要求把社会化作为一条战斗纲领加以接受。但这个修正案却以二十票对十一票被否决，原案通过了，西奥杜尔和整个右翼阵营都喜出望外。
左派的压力曾一度把政客从他们通常的冬眠状态中惊起，迫使他们接受工党的目标中的一点改变。但是西奥社尔之流的态度却使人坚信：这个改变不会引起他们在改良主义做法上的变异。对他们来说，社会化是蒙骗工党党内进步分子和阻挡群众倾向共产主义趋势的一个行之有效的手段。这样的目的既已达到，这个目标就可以心满意足地推到一边置之脑后了。布利斯班大会开过之后，在工党的竞选运动中很少或甚至不曾提起过这个社会化目标。如果有些候选人毕竟还会提到一下的话，那只是为了对有过这样一件事表示遗憾而已。在三十年代的经济萧条期间，新南威尔斯的工党又把这个目标提出来了，为的是和最初通过时同一的目的：在左倾的群众和共产主义之间，摆上一道隔板。
毫无疑问，共产党在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二一年间的宣传和鼓动，是有助于形成这种迫使工党把自己的目标转向社会化的局势的。但当时共产党还不够强大得足以有效地对右翼改良主义分子的一切阴谋诡计加以反击。党的年幼、缺乏经验、理论上的落后和缺乏统一，使它不能把自己置身于急进的工人的前列，把对资本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反抗提到更高的水平。
三 争取加入工党的运动
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之后，澳大利亚党加紧努力来实现列宁的统一战线策略和实现大会「到群众中去」的口号。一九二二年六月党内统一建立之后，这些努力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十二月间召开了第一次统一的党的会议。杰·布·迈尔斯以布利斯班代表资格出席了这次会议。会上通过了第一个党章。会上讨论的主要问题除了党章而外，便是在澳大利亚的具体情况中实行共产国际路线的问题。会上决定实现统一战线的最好的形式是使党加入工党。当时党通过杰·迦登和杰·何威而与许多工会及工党的组织保有很好的联系。党进行了大量的群众鼓动和群众工作，虽然当时的革命报刊上并没有完全把这些报道出来。在这个时期中，党发动的一次最成功的运动便是筹募捐款救济干涉战争所造成的俄罗斯的饥荒。这个运动在新南威尔斯是由劳工理事会、在布利斯班则是由迈尔斯领导到底的。当时党的机关刊物「共产党人」与其说是个群众性的通俗报纸，还不如说是个理论刊物。它的大部分篇幅都被用来谈论抽象的原则问题，而很少涉及当日眼前最迫切的问题。这部分地是由于需要阐述共产主义理论并对改良主义和工团主义的错误进行斗争，部分地则由于当时缺乏一个理论刊物。
十二月会议开过之后，展开了一个支持加入工党的真正成功的运动。一九二三年四月二十八日，在悉尼召开了一个统一战线会议，参加的有来自一百个不同的工会组织的一百五十名代表，会议在上午由工党杰出的党员鲍尔主持，下午则由劳工理事会及共产党的杰克·何威主持。会议要求工党更改党章，允许其他工人阶级政党加入工党，忠实地接受工党代表会议的多数决议，但同时则保有维持其本身独立的组织和进行独立宣传的权利。党在工人运动中广泛地宣扬了这个决议。同时党也进行处理工人的特别是海员和矿工的当前的经济问题。党在工党年会的前夕，向代表们提出呼吁，要求支持进步分子即将提出的「统一战线及战斗政策」。工党年会在六月二日召开了。迦登、何威及其它一些党员以某些工会选出的代表的身分参加了会议。共产党加入工党的问题在六月四日会上提出讨论。接着展开了热烈的辩论；这场辩论最后结局是会议上双方力量在接受共产党加入的议案上刚刚对等。投票结果是一百二十二票赞成，一百二十二票反对。主席威利斯投了决定性的一票赞成这个提议。这是劳工运动史上独创的一页。这是世界各国工党中第一个赞成接纳共产党的决议。英国共产党对此给予了极大的注意，并在英国党加入英国工党的运动中，适当地拟定了自己的策略。
党抓紧了复活节会议通过的决议，通过党报向党员及工党的党员群众发出呼吁来促使党的加入成为真的事实。但是事实表明：党还是太不成熟了，政治上还太缺乏经验了，以致不能去推动局势，不能去和工党党内右翼反动分子的暗中破坏活动作斗争。杰·特·兰格和洛夫林领导了工党党内的斗争来推翻一九二三年复活节会议的决议。杰·特·兰格实际上是靠攻击共产党和左翼进步力量才在工党党内飞黄腾达起来的。鉴于以后事件的演变，指出这点是饶有趣味的：共产党机关刊物「工人周刊」在一九二三年进行了反对「兰格主义」的斗争。
在一九二三年中，党继续在工会中进行活动，特别注意了采矿业中的工作。杰·布·迈尔斯当时是布利斯班建筑业工会理事会的书记，他曾着手把「工业札记」陆续向「工人周刊」投稿，以便帮助党了解在工会领域中的工作所具有的巨大的重要性。一九二三年八月，新南威尔斯的失业现象很普遍。作为党所发动的维护失业工人利益的运动的一个部分，在议会门外举行了一次盛大的示威。在这次集会上，党的主要演说人都被捕了，这就引起了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党在这个斗争里运用了统一战线策略，并获得了显著的成功。许多工会和地方劳工联盟都被卷入了这次斗争。在以胜利而告结束的斗争的过程中，甚至改良主义首领们也被迫行动起来，两个下院议员贝德莱和穆雷也在斗争的过程中与党的演说人一道被捕。
兰格却继续对共产主义进攻。他以工党的「褐色联盟」为掩护，从那里，并通过「坎伯兰时报」的篇幅整日价地向党进攻。兰格断然不顾复活节会议的决议，认为，「共产党过去不是，将来也一定不会成为劳工运动的一部分」。他显然染上了九百年前丹麦国王坎纽特所患过的同样的狂热病，这种狂热病使得这位国王竟至于命令冲打着英国海岸的浪潮停息下来。最初，兰格的反共十字军对工党拥护者的影响很小。但是随着资本主义日益稳定，到一九二三年下半年，战后第一次激进的浪潮消退下去时，兰格的影响就变得更大了。由于这时来自下面的压力松懈了，「左翼」改良主义者们也改变了腔调，开始参加到兰格的反动合唱团里去。
共产党和工党的关系在一九二三年十月紧张到极点，这时，工党执行委员会竟违反了复活节会议的决议，把迦登和何威逐出执行委员会，并把所有闻名的共产党员都从工党开除出去。
为了强调说明这个由兰格在幕后操纵的行动的反民主性质，只要顺便提一提下面这件事就够了：这个开除的决定是由少数票通过的。在工党执行委员会的三十三个委员中，只有十六个人投票赞成开除共产党员，十个人投票反对，另外七个人骑墙观望并放弃投票权。这说明了：尽管兰格使尽阴谋诡计，工党党内依然存在一股强烈的要求团结的情绪。党在工会及劳工联盟中进行了意见调查，结果表明，工党普通党员是以四对一的多数来反对执行委员会的行动的。党努力动员力量来反对工党执行委员会的高压行动。许多工党所属的劳工联盟和工会都拥护召开一个工党特别会议以处理当前的局面的要求。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工人周刊」刊出了一张包括仍然支持共产党加入工党的七十个劳工联盟和工会的名单。但是党的运动却缺乏必要的生气；此外，在党报上对此又没有给以足够的重视。兰格和他的党徒采取了无赖汉的手段来把他们的政策强加于工党。就在格兰维尔，有一位不幸的劳工联盟书记因为坚决主张遵守党内民主，几乎被打得半死。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共产党在悉尼召开了第三届年会。出席的代表代表了新南威尔斯北部煤田、纽卡斯尔、悉尼、南海岸、布利斯班和北部昆士兰。伯斯也派有代理代表出席。党那时还没有掌握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原则。这表现在按照工党的方式召开年会而不是召开定期的代表大会上；这也表现在选举执行委员会而不是中央委员会上。在一九二三年年会上，选出了一个由五个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包括政治书记杰·迦登、财政书记兼「工人周刊」编辑赫·敦福德、工会干事鲁·金氏及工党干事兼悉尼党组织干事赫·罗斯。
开过这次会之后，可以看出：争取支持建立统一战线的运动很有改进。
「工人周刊」从二月的第一期起，根据为了工人阶级总的利益共产党应加入工党的十二条理由，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在一九二四年三月，「工人周刊」则用了相当多的篇幅专门报道工党支部的活动，似乎是藉此指明必须很好地保持与工党普通党员的联系。四月间，党报抓紧了即将召开的工党年会这个问题，和这个年会将会遇到的一些重大的问题。党曾设法通过党仍然保有很大影响的劳工理事会，去影响年会的决议。「工人周刊」在四月十八日以第一页的地位发表了一篇文章，详尽地论述了劳工理事会通过的完善的纲领，并敦促参加工党年会的代表们支持它。党在争取统一的运动中所作的努力是无微不至的，但是，有一块搬不动的顽石，这便是工党执行委员会，以兰格为首的改良主义政客控制了执行委员会，而执行委员会又控制了年会代表的选出。结果是凑成了一个反对共产党加入、反对团结的年会。许多劳工联盟和工会在年会前夕都罢免了他们的代表，因为他们是被执行委员会一手挑出来的，而不是被工会会员选举出来的。右翼分子所采取的「预防」办法果然很有成效。共产党加入工党的议案竟以一百五十九票对一百一十票被否决了。要是把一切情况都考虑一下的话，就应该承认这是一个很小的差额。对投票票数的分析说明：实际上，支持加入和支持团结的人所代表的党员要比反对的人所代表的多得多。执委会所操纵的一百五十九票主要是来自乡村的、成员很少的劳工联盟和无足轻重的职业工会，而赞成加入的一百一十票则是最大的和最重要的劳工联盟和工会的代表所投的。执委会的支持者代表的党员人数只有三万一千三百人，而赞成团结的人则代表党员十一万三千人。如果举行一次按人计票的选举的话，那末，赞成加入的一定会取得三比一的多数。
党在聚集对党的建议的这一些鼎力支持的时候，得到了当时许多工会对工党内部腐化的、占统治地位的贝利派深恶痛绝这一情况的相当大的帮助。大家公认：共产党加入便有助于澄清和加强工党。
右翼政客得以在阻止共产党加入的问题上逞能得势的同时，在他们所认为差不多同等重要的另一个问题上，却不是那样走运，这便是他们在议会中的行动自由的问题。正如前一章所提到的那样，工党的党内生活大部分是环绕着这些政客与劳工运动中其它机构的关系来进行的。就劳工运动来说，政客们早就惯于把自己当作整个宇宙的中心了。这个观念差不多总是被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的普通党员所反对，他们是忠于那种旧式的、但是完全健全的见解的，即议员是劳工运动的仆人而不是主人。一九二四年复活节会议时，又在这个争论已久的问题上展开了争论。尽管执行委员会想方设法地去阻挠，结果还是通过了一个决议：要求所有议员候选人签署一张不注明日期的辞呈，存在执行委员会，作为他们当选后不得背离工党的纲领的保证。适合做而且处心积虑想做独裁者的兰格，领导了对这个决议的进攻。他表示：如果一定要设法实行条文的话，他便退出领导机构及工党。他用这种手段相威胁，破坏了这个决议的原有精神。
党通过「工人周刊」继续发动斗争来反对工党的虚伪的投票和腐化无能。党也继续宣传鼓励以支持工人的经济斗争。一九二四年八月间，运动向前大大跃进了一步：新南威尔斯煤矿工人在那时组织了一个左翼运动，它具有一个革命的目标和一个当前要求的广泛的纲领。党曾努力组织还没有成为党员但支持党的总目标的那些具有战斗性的产业工人。这个左翼运动便是党的努力的结果。一九二四年九月二日，在矿工中进行的运动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工会会员的积极分子在悉尼举行了一个代表会议，会上组成了「中央左翼运动」。党在成长方面的另一标志是：在一九二五年一月一日创办了一个理论性的机关刊物「共产党人」月刊。
党在这个时期中大力地争取工会更进一步的团结，和建立一个全国工会中心。同时，为了设法克服澳大利亚工会运动的孤立，和加强它的国际联系，党主张建立一个泛太平洋工会秘书处。这个特殊的运动影响了一九二五年七月在阿得雷德举行的劳工理事会州际会议上作出的决议。在这个会议上，建议要组织一个联邦仲裁委员会（它成为澳大利亚工会理事会的前身），会上也决定了召开太平洋沿岸各国工会会议。这些决议反映了一九二五年间在工人运动中兴起的革命性又暂时地复活了。八月二十日，英国海员在联邦各个海港进行罢工，反对削灭工资及英国轮船业联营组织贿赂收买工会领袖海夫洛克·威尔逊。党坚决地出面支持英国海员，并组织募集罢工基金的工作。澳大利亚海员支持着他们的英国同志，而保守党总理斯·姆·布留士却以放逐工会领袖托姆·瓦尔什和雅可布·约翰逊以及劳工理事会书记杰克·迦登相恫吓。
「工人周刊」公开地控告布留士之作为海外航业资本的工具，号召工人进行群众斗争，来制止威胁着要放逐工会领袖的行动。布留士在斗争的过程中曾向当时任新南威尔斯总理的杰·特·兰格呼吁求援。兰格把布留士的信扔进字纸篓而且煽惑人心地告诉他「去干他自己的肮脏事」。兰格这种行动的背后的原因是：他的反英的澳大利亚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加上新南威尔斯工会运动中左翼的压力。这件事情提高了兰格的声誉，这正是他为了适合自己的反动目的而日夜奋力以求的东西。但也应说明：新南威尔斯工党政府虽不敢和布留士共下赌注，公开出面反对罢工，但他们对海员的行动几乎没有丝毫协助。
一九二五年九月，党的支持者在州际劳工会议上主张：如果布留士企图以放逐工会领袖来实行威胁的话，就应发动一次总罢工，会上占多数的改良主义者反对这个意见，而主张抗议的行动只应限于采取合法手段。在尖锐的阶级斗争的压力之下，到当时还享有进步的工会领袖这一声誉的瓦尔什和约翰逊，这时开始暴露了他们真正的本质。党通过「工人周刊」严厉地批评了他们，因为他们在法庭上并不遵循阶级路线去为他们的案件进行斗争，他们宁愿依靠资产阶级合法主义而不愿依靠工人为了援救他们免于放逐而进行的群众斗争。党指出，而事实也证明这是正确的：瓦尔什和约翰逊所追随的机会主义路线的逻辑的结果，一定是他们完全向资产阶级屈服。
一九二五年九月，在昆士兰工党政府统治下，铁路工人中爆发了另一次重大的罢工。党派了组织者到罢工工人中去，协助他们取得局部的胜利。党也参预了昆士兰码头工人的多次罢工。由于党为斗争着的工人的利益而奋力，资本家和改良主义者便都来对党进行猛烈的攻击。
四 党在清除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中巩固起来
一九二五年新南威尔斯举行了州选举。党支持工党政府上台执政，但同时也决定另外提出一两个共产党的独立候选人。迦登便是被提名的一个，他只得到三百票。这件事实使得在党内某些机会主义分子间在某一时期一直发展着的形势达到危急的关头。基·贝拉奇成为这个反党集团的发言人，他提议从此将党取消，准许党员各别地加入工党，以便从工党内部去改变这个组织。但早在十二个月之前，工党联邦会议为了完成在新南威尔斯将共产党员从工党中驱逐出去，而通过了臭名昭彰的反共保证，贝拉奇的提议体现了向改良主义压力卑怯的屈服。一九二五年圣诞节假期中举行的党的第五届年会，处理了这个背叛性的偏差，并总结其根源如下：
「革命高涨时期给共产党引进了从富有战斗性的工会会员到资产阶级出身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各种各式的人。革命浪潮的灭退和反动的兴起使这些人的热忱衰败了。党没有把他们选拔到或是帮助他们选入工人运动的显著地位上去，这就挫丧了某些带着机会主义倾向的人的热情。……」
贝拉奇的卑怯的政策没有得到什么公开的支持，但实际上整个党的执行委员会包括当时作为党的领袖的迦登和党的书记敦福德，都在以后不久背离了党，倒入了改良主义阵营。党外许多闻名的积极分子也向当时的环境屈服，左翼运动一时达到非常低落的低潮。但是取消主义者想了结党的企图并没有成功。某些建党党员像杰·布·迈尔斯、伊·杰·达克尔和诺尔曼·杰弗利拼力保存了党，同时党内新起的力量如托姆·赖特和勒·勒·夏基，立刻就和他们会集力量，来消灭机会主义，按照布尔什维克的路线，重新把党建立起来。
党在一九二六年上半年曾设法在工会中扩大影响，建立一个强大的左翼运动。一九二六年四月十四日的「工人周刊」曾为组织一个「战斗性的少数运动」的任务，刊出了一篇重要论文。当时提出的口号包括「每个工人都成为一个积极的工会会员」。党参加了全联邦工会争取每周四十四小时工作制的运动。党在七月间又发动了一个运动反对布留士—培吉政府所提出的建议，即以公民投票方式授予联邦政府更大的权力来「整饬工会」。这件事发生在高等法院对瓦尔什—约翰逊放逐案不利于政府的判决书发表之后。党报在七、八月间对即将到来的州际工会代表大会给以极大的注意，并号召群众使这个集会成为走向「澳大利亚工人阶级完全团结」的道路上的一个步骤。工会代表大会决定每年聚会一次，而不是过去那样的开会日期不经常，同时并决定设立一个永久性的总理事会，党的政策在这里得到了部分的实现。澳大利亚工会理事会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它的诞生早在一九二五年的代表大会上便已经有过预兆了。一九二六年的大会在泛太平洋的问题上也采取了进一步的步骤，决定采取具体措施来加速举行一个泛太平洋工会运动会议。
党在九月间加紧进行了「不许干涉中国」运动，同时也更有力地向「福特主义」进行斗争，即向雇主们在新南威尔斯实现每周四十四小时工作制后要加强工人劳动强度的企图进行斗争。但在资本主义稳定的条件下，党发现要迅速推进是愈来愈困难了。而另一方面，改良主义在暂时有利的形势下，却在向前发展着。一九二六年十一月，新南威尔斯工党召开了特别会议，授予了杰·特·兰格以作为领袖所能享有的最高权力。「工人周刊」当时严厉地批评了这个行动，指出了兰格一心要把劳工运动领到什么样的地方去。
党所受到的压力愈大，机会主义者就愈公开地暴露他们自己。一九二五年年会曾处理了取消主义倾向，并开除了其中某些公开的代表。但是并没有把这个倾向彻底克服。实际上是取消主义者的迦登竟被容忍到一九二六年十二月，那时因他在杨格地方发表演说放弃他的党籍，才终于被开除。迦登并不是毫无问题地接受这个决议的，于是在「工人周刊」上就展开了冗长的讨论。迦登责骂当时的以卡凡那为首的党的领导脱离群众。正如以后发生的事实所表明的那样，这些话之中有一些是真实的。然而，无论如何也不能就此说明迦登自己的态度是对的。他的态度同样也给党招致了灾难性的后果。这场争论除了其它的事实外，还揭露了从左翼工会运动的队伍进入党里来的迦登，并没有彻底地和决定性地与他的小资产阶级的、伪装革命的过去决裂。他甚至在被当做党的领袖时，也没有牢牢地掌握过马克思主义。他对党的领导作用缺乏一个清晰的概念。他和许多澳大利亚劳工运动领袖同样具备了共同的缺点。他夸大了工会的作用，缩小了革命政党的作用。在他通过「工人周刊」与中央执行委员会进行的辩论中，老是把劳工理事会说成是「革命的矛尖」。
资本主义合理化运动到一九二七年年中已全面展开。七月间，贝比法官想把计件制的条款插入到关于五金业工资的裁决书里面去，党领导了斗争来反对这个措施。八月间，两个美国工人萨科和樊扎蒂在被诬陷「抢劫」罪名下被判处死刑。这个合法的谋杀案使全世界的工人为之震惊。党在澳大利亚所有的大城市里，成功地组织了巨大的抗议示威游行。九月间，新南威尔斯举行州选，党支持工党政府当选，特别强调它的目的是要便于揭穿改良主义。昆士兰工党政府在同月内将铁路雇员解雇。北部的党在这个斗争中起了积极作用。但党尚没有强大得足以赢得领导权，因此，铁路工人就失败了。迈尔斯在「工人周刊」上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分析这次罢工，并指出昆士兰工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是怎样来破坏铁路工人的事业的。由于资本主义合理化的结果，十一月间，失业问题成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党代表失业工人的利益进行了斗争。党提出「要末就给工作，要末就照基本工资标准发给全部生活费」的要求，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在悉尼的议会大厦门前，举行了失业工人的示威大游行，警察驱散了这些游行。在党的领导下，墨尔本也举行了类似的示威。党主张组成一个统一的失业工人组织；而这个组织应该和工会运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工人周刊」开始刊出一系列的文章，号召矿工设立坑井委员会，组织一个争取每周三十小时工作制及全国最低工资为五镑十先令的斗争。早在一九二八年初，总理斯·姆·布留士先生便表承希望召开一个工会及雇主共同参加的劳资和平会议。党进行了有力的斗争反对这个增进阶级合作为害工人阶级利益的动议。一九二八年三月三日，在悉尼召开了一个很重要的矿工积极分子会议。来自各区的三十位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并通过了下列的六点纲领：
一，每天工作六小时每周工作五天；
二，全国最低工资为五镑十先令；
三，废除合同制度；
四，废除煤业特设法庭；
五，废除区域契约，建立全国契约；
六，工业社会化。
和这次会议的举行正相巧合的，是「工人周刊」也同时奋力扩大「战斗性的少数运动」。这个运动的目标如下：
一，提高阶级觉悟、促进工会在所有有关工人利益的问题上的活动，以增加有组织的工人的力量；
二，推进「一个大工会」的原则，欢迎在每一企业中只有一个工会的原则上，各职业工会进行合并，以努力争取更加紧密地组织起来；
三，在产业危机时期，支持作为先锋队的工人，揭露斗争中的叛徒；
四，发扬工人依靠自己的集体力量作为强迫资本让步和防御袭击的手段的精神；
五，争取废除工资中所有合同、津贴及支付工资的计件制；
六，组织起来、争取工时较短的工作周；
七，争取建立一个和赤色工会国际有联系的集中的产业运动；
八，协助工人阶级运动向推翻资本主义及争取工业社会化方向发展。
党本来应该由于提出了包括激进要求的当前纲领而会赢得大量工会会员的支持的。工人当时正开始感到资本主义合理化的影响，对他们的旧的改良主义领袖逐渐失去信心。但是党的工作却因代替迦登之流来领导党的那些人中发展着的机会主义宗派主义气味而遭到损伤。从一九二六年起，以卡凡那为首的党的主要领导便愈来愈暴露出了把党引向脱离群众及脱离群众斗争的危险倾向。党在较早的时期中，就已密切注视到了工党党内的发展，并设法去争取普通党员，孤立反动领导；但在卡凡那领导下，党却站在一边袖手旁观。例如：党拒绝利用工党党内的反对派和派系斗争，来使群众的眼睛看得更清楚，来孤立右翼分子而使改良主义的解体更为顺利。一九二七年大多数工会都支持工党党内的所谓「产业派」的西尔利派，而劳工联盟中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则倾向于支持控制着党的腐化的贝利的澳大利亚工会派。党把这个斗争简单地看成机会主义分子之间争夺对工人运动控制权的斗争，党当时见木不见林，看不见西尔利和贝利一些人以外的事情，而且没有考虑到拥护西尔利的产业工人。结果，党就采取了「二者都有害」的态度。诚然，在双方的领导人物之间原来是没有什么选择的；但这并不就是说卡凡那领导下的党的袖手旁观的立场就是对的。卡凡那分子说是为了保卫党的纯洁而拟订出来的规章——「每个党员都必须公开声明自己的党籍，以便防止他们在工党中进行工作」[6]，只是便于反动分子所利用罢了。
在工会问题上，同样的宗派主义态度也阻碍了党的发展。「共产党员只能在大多数会员都接受共产主义的工会中担任职务」，这样还不够，卡凡那又声称：「他必须在担任工会职务两年以后回到产业中来工作。」[7]
卡凡那的宗派主义遭到悉尼党员的强大集团的反对，他们还得到了其它各州的一些同志的支持。卡凡那派为了向这个合法的反对派作斗争，竟使自己堕落到改良主义者的水平上去。在一九二七年圣诞节党的年会上，他们事先就准备好了在北昆士兰组织一批「新」支部，这些支部的每个代表都带着三个到五个的代理投票权来参加年会。这些坦曼尼[8]的手腕就使得他们能以把夏基和诺尔曼·杰弗利等同志撵出中央委员会，妄图努力使批评沉寂下来，并保持他们对领导机构的控制。年会开过之后，关于这批「新支部」就消息杏然从不听说了。
世界资本主义这时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暂时的局部的稳定局面崩溃了，总危机猛烈地加深着。斯大林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苏联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对这些正在来临中的变化发出了警告。他在报告中说到：「从稳定局面中产生出资本主义危机增长的过程。」[9]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一九二八年七月十八日至九月一日）分析了世界局势，指出我们正在进入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的特点是激烈的经济及政治危机；第二个时期的特点是相对的稳定；第三个时期则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尖锐化，最后导致了稳定局面的全部瓦解。
「这个第三个时期必然会导致帝国主义各国间进行帝国主义战争、帝国主义各国发动的反苏战争、反帝国主义及反对帝国主义干涉的民族解放战争和大规模阶级斗争的新局面。国际矛盾的激化，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矛盾的激化，殖民地解放运动的发动，这些就将使这个时期不可避免地导向资本主义稳定局面中各种矛盾的进一步的发展，以及资本主义稳定的进一步瓦解。」
[10]
这些体现了革命策略的剧烈改变的决议，在澳大利亚早就预见到了。第六次代表大会闭幕前，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四日的「工人周刊」发表了「昆士兰决议」。这个重要的文件是澳大利亚党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协助下拟订出来的。决议强调了在即将来临的昆士兰州选中将要采用的新策略。它分析了澳大利亚的局势，指出阶级斗争正在尖锐化，指出这表示了世界经济及政治事件对这个国家所发生的影响。雇主们面临着日益增进的困难，决定废止现有的工资标准。决议指出：改良主义的领袖们已和资产阶级组成了公开的联盟。他们已扮演了公开的警探的角色。这就使得共产党必须对改良主义者采取更加明白及公开的反对的策略，来揭露他们的真正本质。决议继续提到：共产党在昆士兰将不再对工党候选人采取无限制的支持的策略。这种策略只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即工党政府能向落后工人说明议会行动之无济于事。麦考马克之流都打上了阶级敌人的烙印，因此，共产党向工人宣布：必须用对待公开地效忠于资本家的候选人的办法来对待他们。决议最后说：只要党的机构和资力能以允许，共产党便会推举候选人来向工党的代表挑战。在其它地区，党则只会支持接受党的当前纲领的工党的或任何独立的候选人。
昆士兰决议这样便和在澳大利亚党批准它后数周内接踵而来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完全一致。但这个决议的精神却是卡凡那派所不能清晰地了解的；随着阶级斗争在国内的上升，他们的机会主义也就变得更加明目张胆了。
资本主义合理化运动自从一九二五年以来，在布留士—培吉政府领导下即已开始进行。这个政府在执行为雇主服务的政策时，采用了一系列的压制性的法令，包括一九二六年的「犯罪条例修正案」和一九二八年的「仲裁法修正案」在内。他们满以为这些高压手段一定会把工人吓唬住，使他们不敢进行反对降低生活水平的斗争。一九二八年五月，船主们解雇了海员厨师，要求废除雇工勤务名单制度及裁减职员。在这个接踵而来的斗争里，引用了「犯罪条例」，把海员和码头工会的工作人员逮捕入狱。一九二八年九月，码头工人工会拒绝在新颁布的恶毒的联邦裁决书下工作。这个政府又用尽了刚刚到手的权力来摧毁罢工。工会联合会被加上「鼓动及煽动罢工」的帽子而科以一千镑罚金。但是工人们仍不屈服，政府于是又察觉到，对它的破坏罢工的权力，还有必要补充以另外一个法令——运输工人法，也即是更为众所周知的「狗颈圈」法。这个法案规定运输工人必须领取执照。因为任何人参加了政府所不赞许的罢工，就可能被剥夺其执照，因而便无法在码头上谋生，所以，这法案实际上把掌握码头工人的生死大权交给了政府。在码头工人罢工期间，许多工人被逮捕了，四个工人被警察在墨尔本的码头上枪杀了。
一九二九年一月，鲁金法官对锯木工人也宣布了一项新的裁决书。这个裁决取消了四十四小时工作周制，降低了工资，并使劳动条件一般地更加恶化。锯木工人进行了罢工来反对这个偏袒一个阶级的裁决，他们的工会却因之被科以一千镑罚金，此外，工会中有三十二个人还被每人各罚款一百镑，如不缴款则须受徒刑三个月。
一九二九年三月，新南威尔斯北部的矿主为了想强迫降低工资百分之十二点五，曾对一万二千名矿工实行歇业。这就引起了为期达十五个月的尖锐的斗争，在这个斗争期间，矿工受到州政府武力的进攻，在西斯诺克地方的尔·乌·米勒公司所属的洛斯伯利矿井举行的一次抗议雇用工贼的示威中，诺尔曼·布朗被枪杀。
这些事件证实了昆士兰决议所申言的一件事：阶级斗争在澳大利亚正变得日益尖锐。这些事件着重地说明了，对共产党说来，独立出面来领导工人是件多么必要的事。但处于卡凡那影响之下的中央委员会中的多数却看不到其中的矛盾：一方面在昆士兰执行独立领导的政策，另一方面则同时在一九二八年联邦大选中主张支持工党。
一九二八年十月十九日「工人周刊」的主要论文的题目是：「赶走布留士的机会到了——共产党在联邦大选中的政策」。这篇文章认为：「现在澳大利亚工人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便是资产阶级对码头工人及矿工的工资及生活条件发动的进攻，这是对整个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大举进攻的先声。」这篇文章不去号召工人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自己的力量抵抗这些进攻，反而要他们去「严重地考验他们的政客」，以迫使工党政客对资产阶级的进攻采取反对的立场。这篇文章忽略了改良主义者到处为这个进攻谋方便、协助它进行下去这件事实。不是明确地揭露改良主义所扮演的角色，而是加以掩饰；不是尖锐地反对工党，而是给予有限的支持。这个政策明显地违反了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它在党内并没有得到一致的拥护。在悉尼，中央委员会的两个委员勒·勒·夏基和赫伯特·莫克逊就反对支持工党的路线。迈尔斯在布利斯班领导了反对的运动。昆士兰的党员把两封以他们全体的名义反对在联邦大选中支持工党候选人的决议的信交给了中央委员会。卡凡那之流对这些抗议毫不在乎。那些反对卡凡那机会主义政策的人，为了维护党的统一和纪律，决定在关于联邦大选问题上执行党中央的决定；并保留在大选过去后提出批评的权利。
布留士—培吉政府又执政了，他们继续有增无已地向工人的生活水平进攻。如前所述，这便引起了锯木工人和矿工起来进行英勇的斗争。政府于是也设法采用欺骗手段来补助高压手段的不足。它以通过一个劳资和平会议来和改良主义领袖们进入公开联合的办法，进一步使工会瘫痪下去。主要是由于党动员了并领导了群众来反对这些诡计，它们因此都不曾得逞。
昆士兰州选就在这样一个日益尖锐的阶级斗争气氛中展开了。四月五日的「工人周刊」报道了迈尔斯在布利斯班一个规模很大的群众集会上的报告。四月二十六日该刊首页的头条标题是：「共产党在昆士兰领导着反对两党头目的斗争」。党推出了两个共产党的候选人，还给另外三个左翼候选人以强有力的支持（其中之一是佛奈德·柏特逊）。工党在选举中遭受到一次决定性的失败，这个同样的命运后来也降临到所有那些一直在执行着资产阶级进攻的政府的头上——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工党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党所支持的五个代表共得到三千票，如果设想一下当时党组织在北方的薄弱情况，再加上中央委员会对昆士兰选举并没有尽力支持，那就会了解：这乃是一个不平凡的成就。比选票的数量更加重要的是：党通过这个运动壮大了；党赢得了许多新党员，并建立了一些新的支部。
党报上展开了一次关于这次选举的教训的讨论。在讨论中，党内的分歧意见公开表面化了。五月三十一日，迈尔斯发表了一篇论文：「向资本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挑战」。他在这篇文章中历述了昆士兰决议的本末，指出在昆士兰选举中提出共产党候选人的问题在一九二七年党的年会上就初次考虑过。这个思想在共产国际的协助下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昆士兰决议便是在这样的考虑之下产生的。「因此，对工党的新路线就不致于仅成为一次在昆士兰的冒险，而成为全世界对改良主义激烈斗争的一部分。」
卡凡那派却偏偏不懂昆士兰决议这个广泛的意义；他们现在已经变成了当时在各国党内都露了面的国际右派的一个部分。卡凡那分子否认昆士兰决议是可以普遍推行的。他们在一九二九年一月党的八届年会上提出的论据中，把昆士兰决议看成是纯粹只具有地方意义的东西。八届年会上，卡凡那分子提出的中央委员会关于工党的决议中，的确曾一般地指明了改良主义在澳大利亚的反动作用，如「澳大利亚工党是个民族主义的的劳工党……它已背叛了工人……它是资本主义的代理人和救星……等等」。党的任务也或多或少被以类似的一般化的话语正确地表达出来，如「……从改良主义那里争取群众……」。但是这些东西是党自成立以来就在党的会议及报刊上，反反覆覆说到的。决议所未能认识到的，是新的形势和它所提出的新的任务。从这样一般化的宣传言论过渡到具体的群众行动，在尖锐的阶级斗争朝夕变化着的条件下，把群众从改良主义手里夺取过来的时候早就到临了。但这些目标在决议中都没有反映出来；甚至对昆士兰决议的真正意义也不予承认，右翼的机会主义可以从决议中的下列几段看得很分明：
「工党的上述特点（如作为资本主义的代理人及救星等等）尽管并不使工党在各州的任何部分有所差异，并不使麦考马克和兰格之间、斯库林和何根之间有所差异，但要是共产党因此而机械地、盲目地在各个不同的州使用同样的策略，则的确是个不可饶恕的错误。某些同志把原则问题，即政治基本原则问题，与策略问题混淆起来的这个倾向，是应该予以谴责的一个错误。……从以上看来，昆士兰决议如原所意想的那样，坚持作为一个把这（公开反对改良主义者的）一般政策运用到一个具体的情况中去的杠杆。应该说明：即使在昆士兰，我们也由于我们自己的组织上的缺点而受到妨碍。」
「组织上的缺点」这句话马上就成为右倾分子的至宠之宝了，他们用它来宽恕一切可以想象得出来的机会主义的罪过。然而，党内也还有这样的一些没有被这个鬼话给骗倒的人，他们相信主要的错误不是什么组织上的缺点，而是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央委员会中的多数所具有的政治上的缺点。
曾经在某些时侯对中央委员会中多数所采取的路线进行批评的两位中央委员是勒·勒·夏基和赫伯特·莫克逊。他们在中央委员会中进行斗争，以求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得以在澳大利亚实现。在昆士兰选举之后以及在一九二九年关于联邦选举政策的讨论中，夏基和莫克逊更公开地和猛烈地挺身出来反对卡凡那之流，卡凡那之流主张不在联邦大选中提旧党的候选人，主张党应该支持工党。莫克逊在一九二九年八月九日的「工人周刊」上曾发表一篇署名的文章，题目是：「共产国际的新路线正确地在昆士兰执行了」。他在文章中说：「昆士兰决议是澳大利亚共产党第一次执行向改良主义进攻的新路线，结果证明它是完全正确的。」莫克逊向党呼吁「普遍推行新路线」。他说：「从我们在昆士兰取得的经验来看，共产党必须立即做好准备，把新路线推行到所有各州及联邦的范围中去。」「和某些同志中一个流行的观念刚刚相反（这是对卡凡那之流及第八届年会决议中玩弄词句的一个回击），在澳大利亚只有一个改良主义政党，无论它（澳大利亚工党）是在西澳大利亚也好，昆士兰也好，新南威尔斯或塔斯马尼亚或者别的地方都好，它的政策就是一个和资本主义合作的政策，反对工人阶级的政策。」
阶级斗争的进一步激化，引起了布留士—培吉政府的新的困难，并促使在一九二九年举行了另一次联邦选举。这个新的选举的直接原因是：政府建议把除造船工业外的一切仲裁司法权都转移给各州去掌握。采取这个步骤似乎有两个主要理由：一，原有的仲裁机构已证明是过于笨重不灵，联邦和各州的司法管辖重重叠叠，妨碍了雇主对工资及生活条件的进攻；二，锯木工人对联邦法庭的恶毒的鲁金裁决书的顽强抵抗。布留士最初想设法为联邦政府取得应付局势的充分权力。他还征求各州总理是否愿在仲裁方面承认联邦的至上权力。他们拒绝这样做，他就宣布联邦将全部退出这个领域，在澳大利亚政治上一向是「什么事情都只开个头，什么事情也做不长久」的像鬼魅一样的人，威廉·莫利斯·休兹，在国民党内领导了一个反对布留士建议的反抗运动，工党根据它的「发展及巩固国家并创立一个中央政府」的立场，和休兹携手合作，打败了政府。
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日的「工人周刊」谈到联邦选举是由于澳大利亚工人进行了产业斗争才举行的。这句话十分中肯。但在提出共产党的政纲来对付当前局势上，却远远地离开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号召工人打垮国民党联邦政府，欢迎工党政府当选的这样一个前途，因为它会在目前的条件下使雇主们的阴谋诡计更难以得逞，而且可能为准备对付另一新的进攻，争取到一个短暂的喘息时间……共产党本想在这次选举中提出自己的候选人，但由于组织上及财政上的困难却不能采取这个办法……由于没有提出革命的候选人，因此只限于在国民党（资本主义的直接代理人）和工党（它依然在某种程度上为工人阶级的压力所左右）之间挑出一个，共产党要求工人在目前的情况下投工党的票……」
我们在九月二十七日的「工人周刊」中可以找到为这个机会主义路线辩解的企图。「只是由于了解到布留士政府必须打垮，而革命运动在组织上又还很薄弱，这才导使共产党劝告工人在这次选举中投工党的票来反对布留士。」
在中央委员会中，只有夏基和莫克逊出来反对这个政策。他们坚持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卡凡那之流害怕如果第九次大会决议在党员中得到广泛的了解，就会使他们的一切诡辩归于失败，于是便扣留了一切海外寄来的文件，拒绝在「工人周刊」上或是其它地方把它们发表出来。夏基和莫克逊为了打破这种缄口的阴谋，便由个人负责发表了共产国际寄来的一个重要文件。为了这件事，他们曾被右翼分子猛烈攻击，并受到威胁：如果他们敢于重犯这个「罪过」，就要被开除出党。夏基和莫克逊仍然对中央委员会的多数表示不同意，他们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拍去了一个电报，抗议卡凡那之流对他们所作的非难，陈述了他们对澳大利亚形势的意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覆电中支持夏基和莫克逊的立场，并谴责了卡凡那之流的机会主义。
共产国际分析澳大利亚形势的信于十二月间在「工人周刊」上登出来了。同一时候，布留士政府在联邦选举中被打垮了，斯库林政府上台执政。右翼中央委员会在十月十八日的「工人周刊」上用这样的标题来迎接这一事件：「选举的结果便是对工资裁减者宣布抵抗——让工党政府来改变布留士旳政策」。这当然只会加强关于工党在正在成熟的危机中将起的作用的幻想。问题不在于使工党改变布留士的政策，问题在于共产党应了解到工党的上层领袖已经和资产阶级进入了公开的联盟，在于共产党应独立地出来领导群众以行动来反对他们。
从十月二十五日起，党报为了准备即将到来的第九届年会，展开了讨论。对机会主义的反抗的成熟程度，可以从「工人周刊」的头条标题——「对选举政策的讨论炮火齐发地开始了」——看得很明显。夏基和莫克逊联名发表了一篇文章，尖锐地批评了中央委员会，特别认为选举政策是「对工人阶级的背叛」。文章写道：「共产党进行独立领导是今天共产党人所面临着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工人只有两条路可走：在独立的领导下组织起来进行战斗，或是向资本主义及其改良主义盟友们屈服……
「共产国际已经重申了在九次全会上拟订的并在第六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路线，这是和战后资本主义第三时期相适应的路线——阶级来对付阶级。我们在第二时期中对改良主义者有限的支持已经取消了，代之而起的是共产党在每个地方进行独立领导的新路线。
「在澳大利亚，右倾的危险由于不曾受到整个党员群众特别是领导方面的制止，已经更形滋长。
「在一九二九年联邦选举中所采取的右倾反共产国际政策是完全不顾革命工人阶级只能具有单一的世界路线的最最彰明较著的新近的例子。
「在昆士兰，党第一次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新路线……
「组织薄弱的托词包含了某些真实的东西，但这并不能成为中央委员会向官僚统治屈服的理由……
「只有我们两个人（夏基和莫克逊）反对中央委员会在联邦选举中的路线。多数的意见是错误的，而且，作为一个中央委员会来说，今天还没有批判它的错误……
「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呢？
一，使我党路线完全符合共产国际的政策；
二，处处与改良主义作斗争；
三，争取作为在斗争中工人的领袖的权力；
四，打破澳大利亚工人惯于在示威时袖手旁观的风气，在全国范围及地方范围内把他们引导到示威游行中来；
五，号召工人决定性地和工党政府决裂，把他们争取到共产主义这一方来。」
这篇文章以挑战性的自信的论断而结束：
「说我们只是一个小小的宣传组织因而不能有所作为的话是绝对的谎言！我们是一个政党！」
当时没有选入中央委员会的迈尔斯也在同一期上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只有向前，不许退后——联邦选举中的混乱现象与机会主义」。他在文中批判了中央委员会的「尾巴主义」。
卡凡那在十一月十五日出版的「工人周刊」上曾企图答复夏基和莫克逊及迈尔斯的批评。他劈头就说：中央委员会在选举中的政策是正确的，他责难他的反对者是「喋喋不休地搬弄从共产国际决议中摘下来的机械的字句，而不想把它们和实际情况联系起来……」。根据卡凡那的看法，迈尔斯和夏基以及所有支持他们的人都患了「浪漫主义」的毛病。但历史却的的确确地证明了他们的「浪漫主义」比卡凡那的「现实主义」要高明得多。卡凡那在展开防御时暴露出他自己背离马克思主义并不是由来不久。他曾暂时蔽藏对共产国际的不同见解。危机的尖锐化及随之而来的日益增加的对党的压力迫使这些不同的见解暴露出来。根据卡凡那的看法，对工党进行最尖锐的批判应该放在战后第二时期来做。他宣称：恰恰相反地，「统一战线的策略被机械地加以应用了，这只导致了党的取消。」这是对历史的彻头彻尾的歪曲。因此，在文章的剩下的一段中发觉这样一些阴谋诡计便是不足为奇的了，它想使人相信：中央委员会的分歧并不是由于提出共产党的候选人以反对改良主义者这个主要的问题而引起的，而是由于是否要把非正式投票计入这样的次要的问题而引起的。卡凡那固执着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最后写道：「正确的政策，即中央委员会所采取的政策便是：告诉工人去击败布留士，在资本主义进攻的时期中使工党上台，以便使群众得以客观地体验到改良主义政党的反动本质和资本主义议会的毫不中用。」在这里，可以很清楚地看出「理论家」卡凡那在理论上是破产了。他丝毫也不比九十年代的社会主义者进步些，他们当时曾设想只要把工党组成，它便可以自动地成为社会主义政党。正像这些澳大利亚早期的社会主义领袖一样，卡凡那拜倒在自发性的面前，完全没有认识到理论及自觉性的重大作用。这个对本身所负的历史任务的自觉只能通过组织在一个政党之内的社会主义者才会灌输到工人阶级中去。这个政党不是一个满足于只起宣传作用的政党，而是一个将独立出面领导群众、在行动中对群众进行教育的政党。早期社会主义者的落后还有一些历史理由可以辩解——澳大利亚的经济落后和阶级对立相对地不够明显的状况。卡凡那的机会主义却毫无这样的理由可言。澳大利亚工人阶级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实际经验，包括对改良主义政党的反动本质及资本主义议会的毫不中用的亲身体会在内。共产党的责任就在于依照马克思列宁的教导（已体现在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中）尽量利用这些经验，坚决争取独立的领导。尽管卡凡那装模作样，他却从来也没有掌握过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为了掩盖自己的无知，竟至侮辱澳大利亚的工人，说什么「澳大利亚当今一代人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实际上陌生得如同路人一样。不能期望将有许多人会熟悉这些著作。」[11]卡凡那和他的一伙人也从不曾愿意使这些著作广为传播，这一点从他们处理国外寄来的重要文件上就可以看得出来。「说澳大利亚党在能够获得成为一个列宁主义的党的荣誉之前，必须先回到马克思那里去从头学起，这句话虽然很不幸，然而却是一点也不差的。」
根据卡凡那的说法，支持公开执行着资产阶级进攻的改良主义，倒是「回到马克思那里去」了。难道机会主义者冒「马克思主义」之名而在这招牌下所犯下的罪过就没有个止境吗？比较比较这个为后退的政策作辩护的软弱企图和夏基的「我们是一个政党！」的有力而自信的肯定语句吧，得到了这种尊荣之后，就会义不容辞地像迈尔斯在口号中所总结出来的那样，「只有向前，不许退后」了。
夏基在十一月二十二日的「工人周刊」上进行了反击。关于这个着重强调的政策，应完全归功于莫克逊。这是和中央委员会极端相反的政策。他主张：
一，不支持改良主义，坚决地向它进攻；
二，在选举中提出党的候选人；
三，在没有提出党的候选人的选区，充分应用非正式投票。
「我在前两点上虽然同意他的意见，但我相信我们不必坚持非正式投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六日的「工人周刊」刊出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澳大利亚全体党员的一封公开信。它开宗明义地论述了导致一九二八年昆士兰决议的种种事件及最近交换函电的原因。它在简短地作了介绍之后，便接着论述了澳大利亚工人阶级所面临着的局势。它指出：劳工运动正在经历着一个过渡的危机，澳大利亚资本主义像世界资本主义一样，正在经历着战后第三时期——在瓦解中的资本主义的稳定时期。澳大利亚正在成为英美资本主义空前激烈的角逐场所。澳大利亚资产阶级正在想方设法地利用这点来为自己争得独立地向帝国主义发展的前途。澳大利亚资本家为了在国内市场及世界市场上竞争，便不得不削减成本，降低生活水平。这就意味着澳大利亚工人一直享有的特殊地位正在从根动摇。这一点反映在工人日益转向激进的过程中。这样发展下去的前途是，在迫在眉睫的将来便将进行激烈的阶级斗争。这个前途对唯一的革命政党共产党的迅速发展是极端有利的。党如能抓住这些条件，便一定会成为经济及政治斗争的发动者、组织者和领导者。党必须学会怎样去自觉地毫不犹疑地行动起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特别强调：澳大利亚党完全忽视了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及第十次全会以及赤色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共产国际指出共产党在一九二八年年会上未能作出对工党的一个适当的政治上的估计，也未能指出工党的基本的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本质，以及它在目前情况下所起的侵略的反革命的作用，来支持上述的论断。「现在，在战后第三个时期中，澳大利亚工党所起的资产阶级的代理人的作用表现得特别明显。澳大利亚共产党现在所采取的策略却不是领导而是错误地领导工人阶级。现在支持工党就是支持工人阶级的敌人。」
信件进行了这样的尖锐的批判后，又谈到了一九二九年的选举政策，认为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支持工党的决议是「严重的右倾偏向的彰明较著的例子」，这是「应该受到最严厉的谴责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出警告说：如果不及时制止这个偏向，这个政策就有导致取消党的严重危险。共产国际的信件接着说，一九二九年八月二日「工人周刊」上的一个声明，对这点作了最好的说明，声明宣称：「八月一日我国将不会举行罢工。这不是澳大利亚的工人比起我们的欧洲工人兄弟来，在反帝国主义战争及战争贩子方面要求较少，而是因为在我国斗争的路线还不太明确，工人阶级还只刚刚开始了解到他们的敌人是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国家。
「我国的积极分子的任务尚不是领导工人阶级向资本主义直接挑战，而是在工人和他们的妻子儿女中间传播阶级斗争的基本概念。……」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接着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要加上从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党的年会上通过的决议中摘下的一段话：
「我们不可无视于这样的事实，即导向共产党的道路是通过左翼而来的……这并不是我们希望这样，并不是因为我们在使这些群众直接从对改良主义及工党存在幻想的道路上转到我们自己的革命思想及行动方面来的问题上有过任何迟疑不决，而是因为群众仍然踌躇不前。这个转变是不能通过政治奇迹来达到的，我们也不愿通过使共产党真正脱离群众的办法来完成它，但这是一个长期而艰苦的过程，我们必须尽力加速它的各个过程。……」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对这些言论的评论是尖锐而中肯的。「必须说明，这样的言论是接近取消主义的。他们否认了关于共产党的作用和职能的基本原则……很显然，澳大利亚共产党只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宣传团体、工党左翼的一种附属品，而我们的关于共产党的作用和职能的观念却是：它应该是工人阶级的领袖，及其在经济与政治斗争中的主要动力。」
共产国际的来信最后提出宝贵的忠告：澳大利亚党必须按照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来全盘改组工作；它必须清除机会主义，转而面向群众，把他们动员起来进行反对资产阶级及其改良主义盟友的斗争。
人们一定会料想到：这样一封重要的函件一定会得到中央委员会极大的注意，中央委员会一定会严肃地研究这个文件，设法把这个忠告付之实施。但事情却不是这样。卡凡那等人用着改良主义者常常用来对待惹人讨厌的信件的同样态度来对待它——「来函获悉」。在他们这一方面的反应的唯一标志是十二月十三日「工人周刊」上的一篇短短的社论，它这样说：「中央委员会考虑了共产国际的公开信……毫无保留地接受了它，而且欢迎要党更有力地肯定自己是群众的领袖的号召等等……中央委员会承认党一向缺乏自我批评，而且犯了严重的右倾错误。中央委员会对这些错误的反应比多数党员还要慢得多。……」
社论中没有一个字提到准备怎样修正错误，没有一个字谈到党应如何清除机会主义，也没有提起任何按照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的精神改组党的工作的计划，没有提到公开出面反对改良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话。事实上没有只字片语提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公开信中认真谈到的任何事情。
卡凡那在紧接着的一期「工人周刊」上，用自己的名字发表了一篇完全蔑视公开信的文章。文章的题目是：「联邦工党政府的选出促进了革命的发展」，小标题是：「回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掌握局势」。全文只是卡凡那的右倾错误的辩护词和对他的正当的批评者的傲慢不逊的攻击这两者的混合物而已。
迈尔斯在同一期上也发表了一篇有力的文章，它是刚巧在公开信发表之前写的。文章率直地标着这样的题目：「我们究竟在搞什么鬼？」并对中央委员会中的多数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偏向，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他说：中央委员会在联邦选举中的政策简单说来就是支持工党。在战后第三个时期所产生的新的形势下，这样做完全是叛逆行为。迈尔斯指出，他在一九二八年联邦选举中，便主张独立竞选，并两次从昆士兰上书中央委员会陈述意见。但中央委员会对这些信件完全置之不理。迈尔斯接着说：昆士兰有相当多的人反对中央委员会竞选宣言，但这些反对支持工党的政策的人，为了党的团结和党纪，都决定参加竞选运动。根据迈尔斯说，昆士兰在竞选运动中所表现的高度纪律性和蓬勃有力，就是「一到条件许可便可进行激战的最可靠的标志」。
「在布利斯班，投票后花很大的力量去进行讨论是必要的。来自厌恶竞选宣言的人们一方的最微小的反对征兆，如果不带来完全瓦解的话，也会带来死气沉沉。」
然而会前讨论的展开，解除了那些自行加之于对中央委员会路线进行公开批评的种种限制，迈尔斯预见到的「激战」也在毫不缓慢地展开。
一九三〇年一月十日，在悉尼召开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九届党的年会上，斗争达到了最高峰。共产国际拍来了一个电报，说明摆在党面前的主要问题。它再度谴责了右倾的中央委员会的多数，并支持夏基和莫克逊的批评和他们所持的态度。年会批准了共产国际的政策，对机会主义者进行了严厉的斥责。卡凡那等人在十月二十一日加于夏基和莫克逊的申斥被撤销了。这两个人都在投票中以压倒的多数票连选入中央委员会。他们和尔·狄克逊和特·塔克尔以及迈尔斯一道，为争取使党回到革命斗争的正确道路上来而进行了战斗，博得了全体党员的信任。
迈尔斯由于住在布利斯班而没有在这届年会上选入中央委员会。因为党章中订入了一个荒谬的狭隘组织观念：中央委员必须住在悉尼。
新的中央委员会修正了这个反民主的党章，一九三一年迈尔斯就作了总书记。拒绝承认自己错误的卡凡那和其它不可救药的右倾分子，在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时遭到了决定性的失败。这次年会，如更正确些说：应该作为一个代表大会，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转折点。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党终于摆脱了一切束缚，开始在加强与澳大利亚群众的联系的过程中迅速成长。
五 党在斗争中成长
新的中央委员会立刻就开始生龙活虎地行动起来了。党派遣了许多组织员到煤矿区去协助被矿主歇业解雇的矿工。基层委员会纷纷建立起来了，党在采矿企业中提出了「全体罢工」的口号。这是把斗争导入高潮及争取满足矿工要求的唯一办法。北方的矿井正在进行罢工时，其它地区的矿区却在尽力生产。事情很明显，如果矿主们能用饥饿迫使北方的矿工们屈服的话，削减工资的举动就会发展到别的矿区去。矿工联合会的改良主义领袖们企图把斗争局限在北方，他们劝说其它地区的会员照常工作，只要给斗争以财政上的支持就够了。这个政策在客观上是为矿主谋方便的。党揭穿了改良主义领袖们，也揭发了斯库林政府，这个政府在竞选运动中曾经许下开放矿井的诺言，因而获得了矿工的大量财政上的支持。但当斯库林政府当选之后，便卑鄙地丢开了曾向矿工许下的诺言，转而公开袒护矿主。煤矿区的斗争日益尖锐，在斯库林政府统治下，逮捕、殴打和监禁也成了家常便饭。在新南威尔斯，国民党在汤马斯·贝温领导下当政了。这个政府想在矿井中布置一些工贼。于是矿工便整队向洛斯柏利地方工贼所盘踞的矿井进发，去劝说那些没有参加工会的工人停止上工。在这次示威游行中，警察用他们的手枪开火，杀害了诺尔曼·布朗，并打伤了别的一些人。为了抵抗暴行和保卫自己，党和矿工积极分子着手组织了工人防卫队。党的「全体罢工」的口号和争取总罢工的斗争遭到改良主义领袖们的破坏；他们最后并强迫矿工们屈服，在政府及矿主提出的条件下复工。但是，这次运动为党在煤矿区的影响奠定了基础。在澳大利亚，矿工联合会是第一个把共产党员选到负责地位上去的重要工会，这件事决不是偶然的。如果能更早些把卡凡那等人的右倾领导赶走，煤矿斗争的结果很可能是对矿工有利的。
澳大利亚此时正遭受着经济危机的巨大的影响。右翼的「例外论」的理论被驳倒了；共产国际及新中央委员会的政策得到了证明。到一九三○年三月，失业人数已达二十万，失业的数字还在一天天地增加着。党在二月二十六日国际失业工人日，组织了盛大的示威游行，但被警察冲破了。党也着手把失业工人组织到失业工人运动中来。党提出的主要要求是：增加「失业救济金」、房租津贴、按照全部裁定工资额的工作，并且不得斥退。失业工人运动在党的领导下成为了一个群众运动，代表着失业工人的利益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一九三○年十月新南威尔斯举行了州选。党竞选五十四个议席，获得了刚刚一万九千张选票。这件事打破了卡凡那另一个爱吹的鬼话：「组织上及财政上都软弱」。兰格的工党政府代替了贝温的国民党上台。现在，工党在下列这些地方都是执政党了：联邦议会（斯库林）；维多利亚（何根）；南澳大利亚（希尔）；塔斯马尼亚以及兰格的新南威尔斯。这些工党政府进行着资本家对工资及工作条件的进攻，并在工人一旦起而抵抗时，对工人进行野蛮的攻击。在这些工党政府的统治之下，失业工人特别历尽痛苦。在所有各州中，失业工人所举行的游行示威都遭到警察的攻击，警察为所欲为地运用警棍和手枪。兰格工党政府由于野蛮地进攻失业工人而变得特别臭名远扬。反解雇分子躲在有被解雇的危险的工人家里时，都被武装警察强暴地带走了。在这些激烈的斗争中，许多人受了伤，成百的人被投入了监狱。在兰格工党政府统治下，由于政治罪名而入狱的工人数目，远比新南威尔斯历史上任何时期要多。其它各州的工党政府也以同样的野蛮态度来对待工人。他们的行为完全证实了党把他们看成「社会法西斯」政府的看法是有理由的。党过去这样称呼他们并不为错，今天有时还是这样称呼他们，也是对的。在有的场合中，由于不分清工党的头子和普通党员，也犯了些宗派主义的错误。社会法西斯分子这个头衔常被滥套到工党所有的党员或支持者头上。这就妨碍了统一战线策略的充分实现。当时另外一些宗派主义的错误是把「失业救济金」说成是「肮脏钱」，以及对待警察的态度。党的演说人常常敌视普通警察，考虑不当地责骂一般的警察，而不是把打击集中在警察头子和政府身上。但是尽管有这些宗派主义的错误，党还是成功地把群众导入了英勇的战斗，赢得了敌人的让步，增进了党的威信。在新的中央委员会领导下的头十二个月中，党员的数量增加了四倍。狄克逊在「工人周刊」的一篇文章中总结了这个局势。他写道：一九三〇年这一年是伟大变化的一年。党在新的领导之下，固然进行了很多出色的工作，但「在宣传政策的正确性方面做得过多，而在实际的群众工作方面却做得过少」。党着手以工厂为基础进行组织工作，但新成立的许多支部还不够积极。他号召党要以使全体党员积极行动的办法，来最后地克服机会主义。
约在同一时期中，党得到了惩戒卡凡那的机会。卡凡那和杰·李安在一九三○年一月被逐出中央委员会后，又企图控制悉尼支部。李安在三月间被开除出党，卡凡那继续从事反对新中央委员会的小组活动。由于他被提名为各业劳工理事会出席赤色工会国际五届大会的代表，这件事违反了党的决定，在六月间，他受到了严厉的斥责和警告：除非放弃他的反对立场，否则也将开除出党。但他终于在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因在锯木工人罢工中胆怯畏缩，并因鼓吹他的理论——「工厂正在全面退却」，因此号召他们去进行英勇斗争是毫无作用的——而受到了批评。不久之后，便被党开除了。
曾和夏基一道在中央委员会进行过反对右翼斗争的赫伯特·莫克逊担任了一个短时期的党的总书记。但莫克逊却暴露了左倾的本质，而且不能加以克服，这就使得他也被党开除了。中央委员会在一九三一年初劝说了迈尔斯从布利斯班迁到悉尼来，担负了党的总书记的职务。
夏基、迈尔斯和狄克逊等人在反对右倾时曾分析过，在危机期间执政的工党会把由布留士—培吉政府所发动起来的资产阶级进攻进一步组织起来，加以全面发展；现在他们的分析完全变为现实了。如上所述，这个进攻是以「产业和平」及英国四大银行家访问澳大利亚为前导的。这些银行家的使命便是来向澳大利亚资产阶级献策：怎样组织起来贯彻对生活水平的进攻。党在揭发「四大银行家」和打垮「产业和平」运动方面获得了相当的成就。党竭力劝导悉尼各业劳工理事会拒绝接受这个糟糕的计划，而这个计划就瓦解了。这使得当时受着「福特主义」极大影响的迦登和其它改良主义者完全失望。亭利·福特当时被看作新的救世主，他不承认马克思和阶级斗争学说，并极力说明雇主与被雇佣者之间为了双方的利益和繁荣而彼此和平合作的可能。当然，日益发展着的危机有助于扫清幻想，党提出的「阶级对付阶级」的口号更加深入人心了。
「四大银行家」之后紧接着又来了奥托·尼米耶爵士，他代表英国股票持有者要求澳大利亚资产阶级和他们的改良主义奴仆们着手去平衡预算，以便他们能以偿还他们对英国银行及财政机构的债务。斯库林—西奥杜尔工党政府仔细倾听了尼米耶爵士的劝告，后来就指派了一些资产阶级经济专家去草拟一个计划，以便把危机的负担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各州总理被召来和联邦工党领袖们一道开会，于是就在一九三一年五六月间拟好了一个非法的「总理计划」。党提出了「让富人出钱」的口号，组织了工人来反对「总理计划」。新南威尔斯州总理约翰·特·兰格是通过总理计划会议的主席，他是第一个在打算大量削减工资、降低生活条件的计划上签字的人。可是兰格一出会场就发动了一个反对总理计划的蛊惑人心的运动，以布下一道烟幕，他准备在幕后来使这个计划得以实现。他的一个扈从，一个不太闻名的律师，草拟了「兰格计划」，他便把这个计划提出来作为「总理计划」的代替品。「总理计划」要求减付政府公债利息。「兰格计划」提出要完全取消偿付利息；但实际说起来，它只是主张在三年的期间内停止向伦敦偿付而已。党揭穿了兰格，说他是个危险的煽动家，想利用群众的急进情绪来扩大自己对劳工运动的官僚控制，并发展个人的前途。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兰格妄想能以成为联邦总理，从州的范围跃入联邦政治舞台。党在这样一个时期中，没有充分明确有力地提出自己的独立的建议，把群众运动成功地提高到高于兰格主义的水平。党没有运用应该运用的统一战线策略来把支持兰格的群众争取过来。党与群众运动的联系不够。党对兰格的批评常常不够具体，因此常常引起与热忱的但误入歧途的普通的兰格分子发生冲突。兰格所控制的工党执行委员会为了制止群众的左倾倾向，竟让工党复活节年会通过在各个支部内建立社会化小组的决议。这些社会化小组本是用来宣传工党的工业社会化目标等等的，起初，它们发展成为半自治的机构，可不通过劳工联盟自行召集会议，进行诸如举办宣传班及街头宣传集会之类的独立活动。它们的宣传最初并没有越过费边派社会主义的范围。但是，被吸引到这些小组去的工党党员中的激进分子，立刻就要求一条通向社会主义的更具体的道路，这就是说：他们要求更多的积极行动和更少的「革命」空谈。到这时候早已忘记了过去和兰格的争吵，变成了这位「大人物」在工会方面的副官的迦登，为了要缓和这些激进分子的情绪，居然公开出来厚颜无耻地宣称兰格比列宁还要伟大。最进步的一些社会化小组常常邀请党的演说人去向他们作报告。当他们向前进步一超过空想的阶段时，便更对兰格的独裁领导形成为一种威胁；于是命令下来了，「制止他们」。这是尽可能以和平的方式完成的，以便尽可能不给统治集团引起麻烦。他们的第一个步骤是限定社会化小组的成员必须是工党党员，并禁止外人来做报告。第二个步骤是支部工作人员也担任这些小组的工作人员的职务，用这样的方法来终止它们的半独立状态，使它们受到工党执行委员会更严格的控制。斗争在一九三一年复活节年会上达到最高潮；会议中有一天通过了潘恩报告，第二天又把它撤销了。潘恩报告是拥护社会化小组的左翼所草拟的，他们要求维持这些组织并扩大其作用。年会否决了这个报告，并给了社会化运动当头一棒。于是最先进和最进步的一些工党党员便退出了工党，加入了共产党。
兰格是个只说革命空话的政治煽动家，对共产党员说来，这是十分清楚的了。但是拥护他的工人却不明白这点。他们真正以为迦登所说的话是多少有些道理的。他们仰仗兰格领导他们对资本主义进行真正革命的斗争。中产阶级也被兰格的煽动手段骗倒了，他们以为他具有社会主义的目标，而由于他们对社会主义的模糊观念是从带着阶级偏见的资产阶级报纸关于俄国革命的叙述中得来的，因而他们却十分仇视兰格。危机使他们失去了常态，他们旧日的安宁的生活习惯受到了严重的、突如其来的冲击；他们被弄得狼狈不堪、手足无措，一点也不明白什么人或是什么东西该对这突然降临到他们身上的灾难负责。要是中产阶级这种不满的潮流和工人阶级不满的洪流汇合起来，事情就会对澳大利亚统治阶级变得严重了。但是如果能把中产阶级的急进加以疏导，使工人阶级的注意力集中在除了工资、生活条件、削减津贴和解雇之外的其它事物上，那末，暴风雨是可以捱得过去的。因此报纸上就立刻忙于吹嘘兰格具有一个革命的社会主义者的全部美德（对工人阶级而言）和罪恶（对中产阶级而言）。在联邦议会中以贝斯利为首的兰格分子这时也把斯库林政府搞垮了。这时，李昂斯像他以前的休兹和何尔曼一样，也背叛了工党，做了反劳工联合内阁的头子。兰格一面夸夸其谈，一面扣下一笔原应用来偿付海外债务利息的款项，让联邦政府大吃苦头。李昂斯则用扣押各州税收以补救赤字的办法来恫吓。报纸上纷纷猜测着要发生内战。在这紧张的气氛中，作为一个半秘密的法西斯组织的新卫军建立起来了。毫无疑问，这是因为统治阶级害怕工人的群众行动会超越兰格的控制。新卫军开始招募中产阶级入伍，使他们相信：兰格会把他们的妻子充公，会没收他们的积蓄和私人财产；新卫军并着手按照半军事的方针来训练他们。党立刻号召组织统一战线来反对法西斯主义，同时重新组织了工人防御队来保护政治集会。新卫军组织了一些「绿林匪帮」似的游击小组，他们乘坐卡车突如其来地袭击工人的集会，轰翻讲台，殴打讲演人和听众。工人防御队起来对付了并且也打败了这正在萌芽中的法西斯主义的挑衅。这支队伍是从矿工罢工、失业工人斗争及反解雇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在新卫军出现后，又再建和复苏起来。新卫军被赶出街头了。素来是分裂分子的兰格党徙又另外组织了一支所谓的劳工军来和工人防御队分庭抗礼，反对新卫军。党没有对劳工军正确地运用统一战线策略，反而反对它，把它叫做「纽扣军」，因为劳工军的倡导者们把纽扣卖给参加的人，这样来计算自己的人数，并从中大揩了一笔油水。他们的理论是这样的：新卫军一看见这样多的人都扣上了这些钮扣，他们便会大吃一惊而溜之大吉。不管他们的领袖们的意见如何，那些劳工军的普通成员的激昂情绪却是不错的。他们追踪着法西斯分子的血印，真正想抓住他们；只要对工人阶级的集会的突如其来的袭击延续一天，他们也就不肯罢休一天。党本来应该抓住这个大好机会，和仍然在兰格主义的魔力影响下的群众团结起来，领导他们进行反对新卫军及资产阶级的斗争的。此外，还失去了另一个一致行动的大好机会，那是在兰格故弄玄虚地使自己卷入和总督菲立普·盖姆爵士纠缠不清的宪法危机的时候。他这样做是为了找一条脱出这愈来愈复杂和愈来愈困难的局势的方便之路。「……一九三〇年曾来澳大利亚访问的英格兰银行的代表奥托·尼米耶爵士所提出的一切要求，兰格都给他办到了：按照总理计划削减了工资和薪金、增加了低薪的所得税、给失业工人以半饥半饱的口粮、镇压了工会和有组织的失业工人的抵抗。总而言之，他已经把危机的主要负担都放到工人、农民和中产阶级肩上去了。
「统治阶级等到兰格已为他们的目的服务够了，而他的煽动言词又正激起工人起来行动的时候，就决定把他一脚踢开。为兰格捧上台的李昂斯政府，通过了立法，决定扣下新南威尔斯的收入来偿付海外的利息。兰格完全用最能笼络人心的攻击，来作为对此的答覆。他威胁说：『如果他们逼我过甚，我就干到底。』他要求工人支持他，他狂叫道：『革命就在这里！』
「于是，反高潮开始了。
「兰格发布了一道命令，指示公务员不要把州政府基金交给联邦政府。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三日，英国驻新南威尔斯的总督菲立普·盖姆爵士当即罢免了兰格政府，说他『指示公务员破坏联邦法律』。
「盖姆总督全然不顾新南威尔斯人民的宪法权利，罢免了他们所选出的政府。这消息传到兰格耳中时，他所说的全部话，只是『谢天谢地，我现在是个自由自在的人了』。他走出了办公厅，坐上汽车回到他的豪克斯布利农庄里去。在其后的日子，丝毫听不到关于他的消息。」
[12]
斯蒂芬斯政府执政了，危机已达到了深刻的时期，并且正在开始转入「特种箫条」。斯蒂芬斯政府完成了为兰格所开端的把危机的负担转嫁到群众身上的工作。群众的抵抗则由于改良主义的阻挠而暂时被击破了。党的宗派主义妨碍了它去更好地对改良主义作战斗，去领导群众进行反对资产阶级进攻的十分有力的斗争。可是，党的影响却增加了，党员人数加多了，组织情况改善了。党从危机中锻练成为一个拥有坚定的中央领导及在所有各州都进行工作的州委员会的全联邦范围的大党。党与工会及工厂的联系也加强了，在危机渐渐解除时，有着革命经验的失业工人又被吸收到工业中去，党于是变得更加强大了。
六 争取工人阶级的团结，反对法西斯主义与战争
在经济危机的深渊中上台的统一党政府，把一九三三年开始的微小的好转趋向归功于自己。他们说这是他们采取了和斯库林、兰格等几个工党政府的「莽撞」政策相反的「聪明的」行政政策的直接后果。统一党就利用这样的吹嘘取得了中产阶级「连续投票」，在联邦议会及新南威尔斯议会中盘踞了十年之久。统一党政客们僭用了「资本主义救世主」的称号，这对他们的工党伙计们说来是大大不公的。其实，工业从危机的最深处挣脱出来，并不是由于他们「聪明的」政策，而是资本主义的内在经济力量在起作用。
「由于加强剥削工人阶级的方法，由于使农民群众倾家破产的方法，由于劫掠殖民地劳动民众的方法，资本主义已经使得工业方面有些转机。剥削底加紧，劳动强度底提高，工资底减低，所有这些情形，使得许多资本家虽然在市场的需要不大而物价还低落的情形之下，也有可能来进行生产。以农民群众和殖民地劳动者为牺牲而使原料和粮食的价格减低，这对于资本家，也是减低生产费的办法。危机把大量的生产力量毁坏了。大批已制成的商品底毁灭，结果使得堆积着的商品减少，以致在有些情况中，供求关系比较顺利起来了。力量薄弱的企业底消灭，使有些地方的市场完全让给比较强大而还站得住脚的企业。
「这样一来，主要资本主义各国底工业，走过了自己降落底最低点。工业由低落底最低点已转到萧条了。」
[14]
标志了澳大利亚政治的这个反动，从一九二八年起，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范围普遍现象的一部分。斯大林在一九三○年六月便注意到了这个趋向。他在代表中央委员会向苏联共产党十六次代表大会作的报告中指出：「资产阶级将从两方面寻找逃出经济危机的出路——一方面是藉建立法西斯专政，即建立资本主义最反动、最激烈沙文主义、最激烈帝国主义分子底专政来镇压工人阶级，另方面是挑起重新分割殖民地及势力范围的战争，来劫掠防卫能力薄弱的国家。」[15]
发生的事情正是这样。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不宣而战，把军队开进中国的东北。这样就在远东造成了斯大林所说的「第一个战争的策源地」，一九三三年法西斯主义在德国掌握了政权，于是又在欧洲的心脏部分造成了「第二个战争的策源地」。
「德国法西斯蒂用火烧国会，残酷镇压工人阶级，消灭工人阶级组织，消灭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权利的行动来开始实现其对内的政策。他们用退出国际联盟和公开准备为
强迫修改欧洲各国疆界以利于德国的战争的行动来开始实现其对外的政策。」
[16]
季米特洛夫所采取的英勇立场，在全世界的共产党人与非共产党人中，在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中引起了盛大的赞扬与热爱。在每个国家里都成立了要求释放他的统一战线。纳粹刽子手不敢忽视这个全世界普遍的要求。季米特洛夫终于获释了。法西斯主义遭到了首次的大败，统一战线却取得了它首次的大捷。季米特洛夫取得了苏联国籍，飞到了莫斯科。在一九三五年八月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大会上，他讲述了及进一步发展了在莱比锡所表述过的见解，他认为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并不是不可避免的，通过工人阶级的统一战线是可能而且也是一定能制止这个胜利的。
第七次世界大会后，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主义及战争已经成为包括澳大利亚共产党在内的各国共产党的主要口号。共产党从它一开始起就不断地警告工人说：只要资本主义存在一天，新的世界战争的危机就经常存在。党从它一开始起，便设法组织工人，要他们准备对付这个危机。但现在已不再是一般地指出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险的问题了，而是进行斗争、反对由于法西斯侵略而引起的具体而迫在眉睫的威胁的问题。党争取和始终不渝地爱好和平的苏联结成联盟，主张在太平洋建立国际集体安全，以维持本国的和平与安全。它无情地向澳大利亚的反动立法及一切法西斯倾向作斗争。
党发动了一个抵制日货运动，并组织罢工以反对把战争物资运往日本。党强有力地出来支持阿比西尼亚，要求对意大利实行全面经济制裁并封闭苏彝士运何。党号召全力支持西班牙共和政府进行反对反革命和法西斯干涉的斗争。在这整个时期中，党对澳大利亚统治阶级的叛卖政策——「绥靖」和「不干涉」政策，以及工党改良主义者的叛逆政策——「孤立」进行了斗争。党揭发了张伯伦和慕尼黑，并说明了英国帝国主义者在计划着加强希特勒主义并挑起苏德战争。党的这些群众政治运动，取得了相当的成就。通过反战反法西斯运动、不许干涉中国运动、援助西班牙运动以及诸如此类的统一战线团体。大批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都被卷入行动中来，和共产党人一道工作。但是，主要是由于工党高级领袖的抗拒，这些运动还没有达到足以使统治阶级所实行的把本国拖到战争中去的反动政策得以改变这样的高度。
在经济战线上，党在紧接着「萧条」过后和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大会开过以后的时期中也取得了许多成就。许多工会得以重建和复苏，应该归功于党的努力。工人们为经济条件得到改善所刺激以及党的宣传所鼓舞，开始进行斗争以夺回在危机中损失的东西。党在矿工、海员和糖业工人的罢工斗争里，起了主要的作用。在煤矿地区的共产党员和党的领导机构一起草拟了一个纲领，表达了矿工的要求，并且领导了两次总罢工来争取纲领的实现。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接一个的工会把共产党员选举到负责的岗位上去，这件事决不是偶然的。统一战线策略的最初的成果，是在工会中取得了。工会的经验说明：为了争取共同的当前目标的实现，共产党员和改良主义者是可以在一道工作的，并且，这样的在一道工作还不只是能增强一两个有关的组织，而且间接地加强了劳工运动。
澳大利亚的经验和第七次大会决议表明：把在经济范围已获得的团结扩展到政治范围里去是何等必要。党于是就来着手争取和工党达成团结。这样地实施统一战线策略并不是件什么新东西。共产党从开始起就在争取工人阶级的团结。从长远的观点看来，环绕在一个革命政纲的周围的团结，在一个单一的革命政党领导下的团结，对争取社会主义的胜利来说，是很必要的。澳大利亚工党不能把工人领导到社会主义，因为它是一个资本主义的民族—自由政党，而不是个社会主义的政党。共产党之诞生于一九二〇年，多少是因为澳大利亚工党的局限性已经变得显而易见了。但这个历史真理却只为当时构成澳大利亚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一小部分人所了解，他们于是便加入到新党里来。要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单是有先锋队相信需要有新的政策、新的组织方法、斗争方法等等，那是不够的，还必须把群众争取过来。这便是说：让他们从他们自己的经验中学习（先锋队必须帮助他们正确地了解这些），抛弃旧的、接受新的对阶级斗争的观点和立场。统一战线策略会使这个过程更加加速。
改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在哪里呢？改良主义认为：改良就是在工资及工作条件上的些微改进、比较广泛的选举权等等，本身就是目的；工人不应该再关心什么最终的目标。改良主义认为：这些改进对雇主及雇佣劳动者说来是同样有利的；这两个阶级应该为了实现这个而共同努力。改良主义认为：罢工对雇主及雇佣劳动者双方都是有害的，所以，这两个阶级在消灭工业的生产停顿现象上是有着共同利益的。改良主义因此就宣扬阶级和平及阶级协调，实际上的结果便是使工人的利益从属于资本家主人的利益。另一方面，共产主义认为改良只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一种把工人阶级导入积极斗争的手段，一种为他们做好准备，进入争取废除资本主义的最后决定性的斗争的手段。如果只把这些改进单独地拿出来看，那末它们的意义是微不足道的，而且在资本主义下也不会很长久，因为在繁荣的时期中所得到的东西一到经济危机时期便会立刻又失掉了。只要资本家还保有对生产数据的私有权，工人便不得不出卖劳力而受其剥削，便毫无阶级和平可言。所以，共产主义主张：掩盖社会中的阶级矛盾的任何企图，最后只会有害不会有利。必须把工人阶级的独立利益放在第一位，使阶级斗争向前发展而达到它的逻辑的结论——废除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从这里可以看出：改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观点是有极大的分歧的。但是它们却有一个共同之点，这就是他们都赞成改良。诚然，每一个党对改良的愿望是从不同的动机出发的，但是且不说原因，事实却是双方都表示希望在经济及政治上的改良。正是这个共同的因素为当前的团结打下了基础。如果双方没有这样一个共同因素，团结便是不可能的，统一战线策略便会毫无意义。
统一战线策略在各个不同的时期中，根据改良主义领袖们所持的立场、群众对他们支持的程度以及党的情况而有着不同的运用。在党成立的最初年代中，统一战线的斗争是采取争取加入工党的运动的形式来进行的。一九二三年在新南威尔斯还达成了党加入工党的协议，但兰格和右翼分子却在以后破坏了这个协议。争取加入工党的斗争和支持工党政府上台（主要是以便于揭发他们为目的）同时进行，一直延续到一九二八年和一九二九年间经济危机爆发时为止。
这是从上而下以及从下而上的统一战线的一个时期，其所以可能是由于在资本主义稳定的条件下，改良主义者并不是公开地和统治阶级结盟来进攻工人阶级。相反地，改良主义者在某些场合下还是换取资产阶级让步的工具，例如：第一届兰格政府和寡妇津贴、铁路及电车工人每周四十四小时工作制等等。
但一九二八年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大会分析了世界形势，得出了结论：新的经济危机日益逼近，改良主义所起的作用必然会有所改变。尽管改良主义者过去扮演了中间人的角色，阻碍了阶级斗争，把群众的不满都引导到和平合法的轨道上去；他们一向都能在为资本主义效忠的同时，又维持了工人阶级的「恩人」的面目。但现在，改良主义者却不得不抛头露面，成为资本主义进攻的主要组织者。在这样的条件下，工人便只能违反改良主义领袖们的意愿而自下而上地去团结。在一九三○年间被清洗的右倾的卡凡那领导集团所抗拒的正是这样的策略上的改变。
从下而上进行统一战线策略的时期从一九二八年一直延续到一九三五年；由于大大增长起来了的法西斯主义和战争的危机，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大会又领导着作了另一次改变。现在，争取从上而下以及从下而上的统一战线的工作又再度成为可能和必要了。改良主义内部开始发生了的分化，不仅波及下层，而且影响到部分领导分子，这使斗争进行起来更加顺利。他们之中有部分人转而投入反对法西斯主义斗争的一边，在风起云涌的群众运动中，和共产党共同合作。
这个分化的过程在澳大利亚工党内部是发展得不平衡的，在各州都有着不同的表现和不同的程度。在新南威尔斯，分化的过程表现得最为尖锐，采取了消灭兰格主义的斗争的形式。从他驯服地接受盖姆总督的专权的解职令从而第一次地使他的拥护者大为失望的时候起，兰格的影响便开始低落下去了。这对劳工运动说来，并不是自动的和没有带来什么不利的影响的。许多以前的兰格拥护者在盖姆总督的插曲之后，变得十分失望和愤嫉，以致陷入全然无所活动的沉寂状态。更多的、更着了迷的其它一些人则接受了兰格的劝告，满足于等待将来的大选以「给他另一个机会」。这一部分人固执于盲目的偏见，不知不觉地引起了更大的损害。他们曾一度顽固地抗拒共产党人的一切建议，拒绝和共产党人一道参加日常的斗争。他们没有加入英勇抵抗雇主新攻势的斗争，而满足于用「等兰格回来再看」的空话来对付这个进攻。只是由于共产党坚持一贯的宣传和采取积极的行动，才逐渐把对兰格的浓厚的幻想驱散，弥补了它所造成的巨大损伤。在围绕着控制劳工理事会的「2KV」广播电台和工会报纸「劳工日报」等问题发展起来的斗争中，兰格主义遭到了致命的打击。这个斗争使兰格和以前构成他在劳工运动中主要支柱的改良主义工会工作人员分了家；这也使他的议会中的拥护者间的分裂达到了顶点。这些拥护者对工党一再在各州选举中没有什么进展，日渐感到不满。工党本身已是萎靡不振，各支部的主动性都被领导方面的独裁所抑制，而中产阶级则因记起封闭国家储蓄银行的事情而疏远。对清醒的政客说来，兰格决不能领导他们回到「点心店」去已是显而易见的事了。这个意见经常被提了出来，但从来就未博得「领袖」一听，因为，像兰格那样精明干练的改良主义谋略家，从不放松掌握工党的钱袋。所有捐给工党「战时库藏」的捐款，都在他的控制之下。他便是这些捐款的唯一分配者。因此，这些工党政客即使是不满意于他的领导，也从来没有一个人对兰格的地位表示过任何形之于色的反抗；而这种反抗在过去却是隶属于工党的工会所惯常施用的手段。如上所述，反抗的起因是兰格企图取得对劳工理事会所属的「2KY」电台及「劳工日报」的控制。于是，悉尼各业劳工理事会便成了第一个战场，兰格就在这里遭到败北。但是斗争却不局限在这两个问题上，敌人虽然给打退了，但并没有打垮，还要把斗争带到他自己的阵营内部去。这样，便召开了一个「全体参加」的工会会议，并邀请了工党政客们来参加。赫弗朗先生和其它三个人接受了邀请，于是便被兰格集团开除了。这件事终归造致所谓的赫弗朗党的成立。从外表上看，这个斗争和工党过去的内部倾轧是同一类型的。但从内部看，则出现了新的不同的性质。在这个斗争中，注意力集中于个人身上的少，集中在原则问题上的多。争执的问题不仅是关于兰格的领导，而且是关于改良主义的整个政策——对统一战线的态度、反对战争及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对待苏联的态度等等。许多反对兰格的工党拥护者都清楚地了解这些问题，并随着斗争的发展和在局势的允许下，自觉地愈来愈使他自己站到斗争的前列去进行战斗。这便是使这个斗争区别于工党党内过去的内讧并把它提到了更高的地步的新成分。
在威夫莱和赫斯特维尔的连续两次补缺选举中，赫弗朗工党提出了候选人来和兰格党的正式提名人相对抗。赫弗朗的候选人得到了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整个劳工运动左翼的支持，以压倒之势打败了兰格分子。大多数骑墙观望、并没有参加到撵走兰格的斗争中来的州工党政客，现在看出了迫在眉睫的危险预兆。他们懂得，如果他们再拖延一些时日，兰格就会因为得不到他们的援助而陷入孤立以致终于垮台，而接着来的改组，也许会剥夺了他们之中的许多人的特权，因而丧失了他们现有的地位。为了设法克服这种局势，地方选举委员会就把兰格免了职，而由麦克尔继任。兰格被解除了领导权后，反对运动的初步目的已实现了，现在，分歧在反对者队伍中发展着。全体议员现在都感到满意，认为这个运动已经差不多了；工党应该回到传统的「慢慢来」的政策上去，而且，最要紧的是要避免和任何劳工运动中的革命部分接触。然而，击败兰格之所以成为可能，只是由于这种接触和共同行动；要能够有效地打击法西斯主义和战争，也只有进一步发展和加强这种团结。以议会派为中心的新的右翼在新南威尔斯出现了。包括那些曾组成反兰格运动的核心的人们的左翼也环绕着休兹和伊凡斯先生而定型了。在兰格垮台之后，这两个人曾在赫弗朗「分裂」党和正式工党联合举行的伟大的团结会议上，选入负责领导的职位。这个左翼除了领导工党党内反兰格的斗争外，还始终一贯地在有关国内国际政策的各个问题上，采取了进步的立场，这个立场是和工党官方政策大相径庭的。他们赞成援助西班牙，而官方政策却是「不干涉」；他们赞成援助中国，而官方政策却是「孤立」；他们反对慕尼黑，而官方政策却是「支持张伯伦」等等。他们拥护统一战线，而党的官方却反对统一战线。一九四〇年在新南威尔斯工党年会上，通过了众所周知的「不许干涉俄国」的决议，双方的分歧于是达到了最高峰。曾经明白地表示过不愿在新南威尔斯反兰格的斗争中插手的工党联邦执行委员会，这次却敏捷地行动起来了。他们要求把这个赞同和苏联建立友好关系的决议从年会的议事录上勾销。往后不久，就又召开了一个由福尔根·史密斯和法隆所操纵的联邦特别会议，解除了新南威尔斯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职务，专横地另行建立大家熟知的麦克阿平执行委员会。被解职的执行委员会在一九四〇年八月十七日重新召开了年会，建立了新南威尔斯州澳大利亚工党其后被人称为州工党，以区别于僭用「官方工党」（这个党有时也被叫做联邦工党）的名义的那些篡夺者。
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即慕尼黑协定后两个月，在悉尼召开了。党是澳大利亚唯一的坚决出来反对张伯伦的不仅出卖捷克斯洛伐克而且出卖世界和平的背信弃义行为的政治组织。在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上讨论的两个主要问题是：「组织一个对抗反动势力的澳大利亚人民阵线」及「保卫和平的纲领」。后者写道：「澳大利亚需要同太平洋上的伟大民主邻邦美国和苏联以及中国、荷属东印度和南美各国缔结防御协定，应该争取沿着这些道路去影响帝国的政策。……政府必须采取坚决的和平政策，和所有掩护以集体行动来保卫和平的国家团结起来。」大会要求执行着绥靖政策的澳大利亚统一党—澳大利亚乡村党政府下台。大会强调需要建立工人阶级的统一战线——共产党和工党的统一——作为人民阵线的核心。大会也号召进一步加强党，增加党员一倍，以作为增强工人运动、为当前严重任务作好准备的一个手段。
在十二次党代表大会开过之后，党发动了一个反对法西斯侵略、反对绥靖政策、争取集体安全的猛烈斗争。但改良主义领袖们对统一战线的抗拒却未能及时予以克服。在别的国家里同样的一些障碍，使得不能对统治阶级施加压力，而国际工人阶级却是能够作到的。在就要「给我们的时代带来和平」的慕尼黑协议签订差不多一周年的时候，即一九三九年九月，英德之间的战争便成了事实。中央委员会在战争爆发时，在一个时间内曾不正确地赞美过这个战争的性质。党曾经发动了这样激烈的一个仇恨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并且鼓动采取断然的措施来制止法西斯侵略已经有了这样长的时间，以致竟未能注意到英法向纳粹德国宣战的帝国主义动机。同时，党也没有充分了解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意义。党发表声明，号召支持英国和澳大利亚政府反对法西斯德国的战争，同时也号召反对绥靖分子孟席斯和张伯伦政府。可是，这个错误很快就被克服了，党迅速地使自己回复到正确的列宁主义的估计和政策上来。
在战争的第一个时期，即所谓「假战争」时期，党的政策是以制止战争扩大为目的的。波兰战役之后，苏联政府提出了召开和平会议的建议；共产党支持了这个建议，它给予了避免发生世界范围的战争的悲剧以最后一分钟的机会。然而，英国政府却拒绝了这项建议，于是法国及荷、比、卢三国遭受到侵入，战争就不能不扩大开来。于是，和平的口号已经不再是可行的了。党提出口号要求成立争取人民和平的人民政府，如果争取和平不成功，就组织真正反对法西斯主义的人民战争。一九三九年八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对苏联的诽谤风起云涌。共产党抨击了这些诬蔑，指出英国和波兰政府拒绝和苏联签订互助公约，使苏联除了设法保卫自己的领土之外，别无他路可走。后来，波兰政府在德国侵略者面前竟置人民于不顾而逃跑了，苏联红军收复了原属前俄国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地方时，诽谤更变本加厉了。苏联对芬兰进行自卫战争时，这个诽谤运动达到了最高峰。英国已经作好了充分准备，打算派遣一支「远征军」去援助曼纳林的白卫军。共产党出来反对了这些「转变战争」的阴谋诡计。党向人民昭示：张伯伦及孟席斯反动政府应该予以罢免，另外建立人民政府。党建议应与苏联缔结友好同盟，在万一法西斯拒绝与人民政府进行和平谈判时，则应进行真正的人民战争来反对它，而不是像这些政府那样去向苏联挑衅。在共产党这方面，任何时候都决不会发生任何绥靖或向法西斯屈服的问题，而是无论在战前或战争期中的各个不同的阶段，都始终坚持不渝地执行反法西斯政策。
在这个时期中，工党的上层领袖和资本主义的公开代表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可言。他们响应着一切反苏的恶毒谰言，而且在许多场合下，他们还领导了这个运动。从上而下地和从下而上地同时进行统一战线策略暂时还不可能；于是党就集中力量，违背着工党领袖的意愿而把工党拥护者争取过来。到一九四二年六月，战争的性质改变了之后，转而采用上下并进的统一战线策略才算有了可能。
同时，在一九四〇年六月，党被宣布为非法组织，遭到孟席斯政府的镇压。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的大都分时间都生活在被宣布为非法的威胁之下。经济萧条来到之前，布留士—培吉政府就通过了犯罪条例修正案，公然无讳地以宣布共产党非法为目的。但在达到这个目的之前，布留士政府便垮台了，当选的是斯库林工党政府。斯库林下台之后，工党叛徒李昂斯当政，对共产党的攻击便又复活了。当时「工人周刊」的发行人哈罗德·第凡尼被皇室控告以所谓的为某一「非法组织」即共产党筹募款项之罪。这是打算不经正式宣告便构成共产党事实上的非法地位的阴谋。这个马基雅弗利[17]式的努力失败了。党发动群众进行了一个浩大的运动，使这次起诉终止了。早在一九三五年就制造过一个与此有几分类似的阴谋，以迂回的方式来使党非法，这就是硬把党牵扯到对「苏联之友」社的起诉中去。这个团体是个非政治性的文化团体，它曾经发动过一次反对政府的合法行动。这一阴谋也失败了。于是政府方面便保持了一种不正式宣布的不安的暂时休战状态，可是政府的本意却不过是在等待更有利的时机的到来，以便重新发动进攻罢了。在战争期中，反苏的运动达到高潮，许多人都被资产阶级报纸对芬兰战争的歪曲报道所迷惑，孟席斯政府于是认为时机已经到来了。这是共产党的最艰苦的时期，党不仅要挺身而出，以对付来自四面八方的恶毒的思想意识上的进攻，而且还要去对付对党的集会和演说人的肉体上的袭击。党保卫了自己，保卫了苏联。不仅如此，党还站在群众的前列，领导了矿工、五金工人和工人阶级的其它部分，为改善生活条件而进行斗争。统治阶级知道用花言巧语或威胁恫吓都不可能使党背弃它的基本原则，于是便在六月十五日宣布共产党为非法团体。党的机关、书店、印刷厂都被搜查了，党员的家里也遭到搜查，他们的图书都被没收。搜查者是毫无学术上的歧见的，莎士比亚、米尔顿、彭斯、歌德、雪莱和劳逊的作品，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都被一同捆进了警车。如果政府本来想用这次打击来禁锢共产党，那它一定是大失所望的。
党早就预见到反动的到来，事先就为过渡到新的工作方式作好了准备。共产党的活动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在六月十五日以后更加广泛地展开了。孟席斯总理于是宣布要采取更严厉的手段来制止这些活动。以前曾因从事党的活动而被监禁过的两个党员托马斯和拉特利夫，这时被逮捕了起来，未经任何起诉及审判即被投入了集中营。中央委员会发动了全党和整个工人运动来反对政府这个法西斯式的行动。托马斯和拉特利夫也在狱中进行了绝食斗争，这便引起了公众对这个案件的注意。悉尼各业劳工理事会号召举行总罢工一天，要求释放他们。尽管有些改良主义工会官僚在从事破坏，但罢工仍然非常成功。它震动了孟席斯政府，但却未能使它垮台，也没有在那个时期就使这两个政治犯获得释放。大多数工党政客的懦怯无能挡住了自下而来的压力，帮助孟席斯政府保全了面子。在全澳大利亚，除了对拉特利夫和托马斯二人的迫害外，还进行了约五十起的逮捕，西澳大利亚受害最大。这里的党是最薄弱的，州的领导又犯了「自由主义」，没有采取中央委员会所指示过的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步骤。改良主义在西澳大利亚也起了最卑劣的作用。某些工党领袖竟变成了警察的通风报信人，来告发积极活跃的共产党员。反对政治迫害、威胁和挑衅的斗争锻炼了党的队伍，使党在政治上得到了更高的发展。大多数党员都顺利地经受了这次考验。临阵脱逃的人相对地说来只有极少数。这些人之中较著名的有：尼尔逊、劳埃德·罗斯、贝拉奇和劳林斯。党认为清除了这些人是好现象，并且为在较小的危机中就揭露了他们的本来面目而庆幸。在整个非法时期中，党报继续不断地发行。「论坛报」在被禁止作为合法机关报出版后，一星期左右，便大大缩小了篇幅而秘密地印行了。接着出现的是「共产党评论」。中央委员会除了维持这些周刊及月刊照常出版外，还印发了许多传单和小册子，包括：「苏联和战争」、「正在来到的太平洋上的战争」（孟席斯之流这时正在宽澳大利亚的心，说什么不会发生战争，说什么用羊毛和废铁以及封锁滇缅路等方法来绥靖日本，战争便可以避免等）以及「工党是什么东西？」等。在党的非法时期中，「论坛报」的发行量增加了一倍，「共产党评论」则增加了两倍。口头宣传方式也仍然坚持下去。工会及其它群众团体中的负责的共产党员依然继续公开发表党的见解，政府的种种威胁也无法阻止他们这样作。党在悉尼市大厦的讲坛也被斯坦·莫伦用自己的名义重新开放了。党员在选举中以「独立分子」或社会主义者的身分出来作候选人。这种合法的虚饰没有骗得过人，更骗不了政府——它也许由于害怕可能发生的后果而迟疑不决，不敢沿着导向法西斯主义的道路再前进一步。终于英国和澳大利亚都正式向法西斯主义作战了；对民主权利的干犯是有一定限度的，甚至连孟席斯之流也不敢大胆放肆超越它。反对非法监禁拉特利夫和托玛斯的政治罢工告诉了他们：他们正在危险地走近了悬崖的边缘，再加以任何的政治压迫，都很可能引起天翻地覆的奇祸，而遭殃的正是他们自己而不是共产党。
七 党和工人阶级在反法西斯的人民战争中
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的一周年后一星期，即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纳粹进攻苏联了，战争的性质开始改变了。丘吉尔先生马上就宣布：英国支持苏联。战争从帝国主义战争转变成为反法西斯主义人民解放战争。
党迅速地重新部署，根据新的形势调整了政策。党现在宣布以全力支持这个已经变成了正义之战的战争。党号召和苏联建立最密切的关系，全力支持苏联。丘吉尔先生代表英国政府与苏联签订了互助公约，这个公约不久便为二十年同盟条约所补充。各自治领和美国都全力支持丘吉尔先生的政策。自从希特勒上台以来苏联所极力争取的、共产党为之奋斗的伟大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终于在形成中了。列宁曾说过：到社会主义的道路「并不像聂夫斯基大街」（彼得格勒的一条宽广笔直的大街）。事实证明，通向国际反法西斯团结的道路也不例外。通向这个目标的道路是崎岖曲折的。各国人民走向这个目标的进军行程中是会遇到暂时的挫折和一时的严重失败的。它终于在过去未能预测到的情况下达到了。这个目标一经达到之后，便立刻由于遏止了法西斯侵略洪流并把它驱赶回去而显示出伟大的价值。
共产党提出了一个争取赢得这个战争的具体政策。纲领中首先要求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以便使英国和苏联能如盟国所要求他们的那样，对共同敌人给以联合的打击。党号召全力加强军事力量，号召工业中的工人尽最大的努力来生产一切战争所需的物资。在孟席斯政府统治下，军队装备陋劣，对军队的福利丝毫也不曾加以考虑。军队中对薪饷、伙食、营房、卫生、减少休假权利等等普遍感到不满。军队中的不满在有些场合下竟发展到采取静坐罢工的形式表现出来。党注意到了士兵们的困难，并且为争取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而进行斗争。在工业中，雇主们表现出了把他们局部的、唯利是图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强烈倾向，而假借为了取得胜利的理由，要求工人放弃原有的生活条件，接受较低的生活水平。因此，党也起来领导工人对一切以战争需要为名来增加利润的企图进行斗争。
战争的性质改变了之后，就有可能再度扩大统一战线，以包括那些拥护与苏联同盟的工党领袖。党通过许多著名的左翼工会工作人员向联邦工党提出统一战线的建议，同时也建议由寇丁先生来接替孟席斯的政府。这些建议是在一九四一年九月提出的，虽然不曾为工党所接受，但却使得寇丁决心在十月上台。党的统一战线建议提出不久后，在新南威尔斯对兰格主义取得胜利的第一批果实便已成熟了。工党以打破记录的多数当选。寇丁先生再也没有余虑地利用下一次议会危机在联邦议会中取得胜利而执政了。到这个时候，战争已经不再是在遥远的地方进行了。日本在十二月袭击了珍珠港。不久之后，新加坡就失守了，荷属东印度遭受了蹂躏，战火已经烧到澳大利亚的门口。工党政府有力地把全国安放在战争的基础上。政府从中东调回了两个澳大利亚师的军队，把他们派到新几内亚去。寇丁向美国呼吁给以飞机及军队的援助。工业被动员起来了，大批工厂从不太重要的生产转变到较为重要的生产了。国防法被修改了，准许把民团开到澳大利亚以外的地方去。政府在采取所有这些措施时，都得到共产党的支持；党继续努力以争取避免在可能的地方发生停工的现象，并争取最高限度的生产成绩。工党政府也制定了固定物价及管制利润的办法。
在孟席斯政府统治下被公认的澳大利亚政治上的反动趋向，在工党政府之下扭转过来了。拉特利夫和托马斯获得了释放，对共产党的禁令也解除了。
共产党在生产斗争中不得不向主要工业中某些着手破坏党及寇丁政府的政策的改良主义集团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这些毕生宣扬强制仲裁、阶级和平和渐进主义的改良主义者们，现在却摇身一变成为「积极的罢工领袖」了；他们在重要的国防工业中制造一些严重的困难。这些右翼分子所发动的罢工，只是帮助了资产阶级中最反动的阶层来致力打击工党政府的威信，使统一党重新上台。「右派分子」在破坏活动中，得到了无政府主义的、莽撞的「积极分子」的帮忙，这些人缺乏政治的了解，因此不能认识到，若不打败法西斯主义，局势对劳工运动将如何严重。这些受到了改良主义分子及无政府主义分子中某些部分的鼓励的事件，说明了澳大利亚劳工运动依然没有完全克服自发性，仍然有许多工人缺乏政治觉悟。这些人当然又从许多被战时措施带进工业中来的工人那里得到了援军；而另一方面，许多富有政治经验的工人却参加到军队中去了。以使同盟国遭受失败为主旨的托洛茨基反革命分子在这些破坏活动中起了显著的作用。要不是共产党对所有这些分子进行了积极的斗争，无疑地，就会给全国的战时努力造成更加严重的损失。
[1] 勒·勒·夏基：「澳大利亚共产党党史报告」，第二页。
[2] 一八八七年八月在悉尼建立的社会主义联盟于一九○七年改名为社会主义工党。同一年间，有一小部分人分裂出去，另行组织了社会民主党，这个党后来以「国际社会主义俱乐部」为名。一九〇七年七月在悉尼举行了一次统一会议。维多利亚社会党、社会主义工党、国际社会主义俱乐部、巴里尔社会党和宣传小组、社会民主先锋队（布利斯班）及社会民主协会（卡尔哥利）等党派的代表都参加了这次会议。缴纳党费的党员总数共二千人。统一会议决定把这些五花八门的组织统一成为澳大利亚社会主义者联合会，但有两个社会主义工党的代表不同意。社会主义者联合会后来就成为澳大利亚社会党。
[3]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六六页，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一九五三年中文版。——译者。
[4]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四一页，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一九五三年中文版。——译者。
[5] 同上。——译者。
[6] 勒·勒·夏基：「澳大利亚共产党党史报告」，第五页。
[7] 同上书，第五—六页。
[8] 坦曼尼（Tammany）是印第安人的领袖，以聪明、仁慈、爱好自由著称，美国革命者尊之为圣者，美国革命战争结束后，许多会社都以坦曼尼为名。由于纽约坦曼尼社后来和民主党合流，所以坦曼尼一词现在已成为民主党的代名词。在十九世纪里，纽约坦曼尼社本来是一个慈善团体，但是它实际上控制了坦曼尼大厅的政治组织。坦曼尼社一直是坦曼尼大厅这座建筑物的所有人，它以这个身分，始终一贯地操纵着驱逐任何反对坦曼尼大厅的领袖们的人的权力。——译者。
[9] 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关于中央委员会政治工作的总结报告」。——译者。
[10]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执行委员会的报告的决议。
[11] 党的理论刊物「共产党评论」现在的发行量是每月二万份，论述辩证法的小册子在几个月内就卖出了七千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则一出版就销售一空。
[12] 尔·狄克逊：「约·特·兰格传」，第一六页。
[13] 澳大利亚统一党是在一九三一年由工党右翼与国民党合组而成的，自一九四四年后改称自由党。——译者。
[14] 列昂节夫：「政治经济学」，第三九八—三九九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译者。
[15]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三七〇页，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社一九五三年中文版。——译者。
[16]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三七二页，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一九五三年中文版。——译者。
[17] 马基雅弗利（Nicoolo Machiavelli）（一四六九—一五二七年），意大利政治家，主张权谋术数。——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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