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工会是“战斗的学校”（1800

第一时期

第一章工会是“战斗的学校”（1800—1850年）

　　英国的工人阶级，正如马克思所说，是“现代工业的初生儿”。因此他们当然也是工会运动的先锋。而工会运动就是新兴的工人阶级反对新兴的资本家雇主阶级和反对“现代文明社会所盛行的全面”^[1]竞争的经济斗争的走向组织化。各业工会的组成以及反对菲薄的工资、漫长的工时和可怕的工作条件——工厂制度初期的特点——的罢工行动的社会意义也就在此。恩格斯实地观察了这些事物，见到它们的极盛时代，他说：

　　“这些工会和因它们而起的罢工之所以具有现实意义，是因为它们乃是工人们消除竞争的初次尝试。它们暗示承认了一个事实，就是资产阶级的优势完全寄托在工人们之间的竞争上，也就是寄托在工人们的缺乏团结上。正因为工会所针对的是现社会秩序的神经中枢，不论它们怎样片面，不论它们怎样狭隘，它们对于这个社会秩序是非常危险的。”^[2]

　　^[1] 恩格斯著《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75页。
　　^[2] 同上，第218-219页。

　　消除工人们之间的竞争的意图，清楚地表现在工会初期的宗旨中。采煤业共济会（1831年）的入会誓言中包括了以下的语句：“我绝不把采煤技术教给任何人……除非是教给一个负有义务的兄弟或兄弟们或一个学徒；……我绝不承担比我取一份工资所能做的更多的工作……；我绝不以夸张的态度告诉别人我挣得多少钱，或在如何短的时间中得到这些钱。”全国各业大统一工会（1834年）的章程第44条说：“本会每一会员应尽他的最大努力……引导他的同伴参加本会，以便除开加入工会的工人以外再没有任何人在劳动市场上低价出售。”

　　18世纪末叶，各业工会已以地方同业俱乐部的形式开始确立，它们通常在公共场所集会，并带有显著的社会性质（酒是公费开支的重要项目）。大体上，这些同业俱乐部已在手艺工人“贵族”——熟练技工中发展起来，他们的工作方法和条件实质上远未受到工业革命的影响；这些熟练技工就是排字工人，箍桶工人，木工和细木工，桌椅工，造船工人，造纸工人等等。但是从1792年起，他们已开始散布到新工厂工人的主要部分兰开夏棉纺工人之中。新起的资本家雇主临到的这个潜在的威胁，再加上法国革命在统治阶级中引起的恐慌，构成了1799-1800年议会匆忙通过臭名昭著的禁止结社法的背景。本纲要所说明者即自该法案的通过开始。

　　这些法案是著名政治家威廉·庇特和伪装解放奴隶的威尔伯福斯在同时代的著名保守人物约翰·安德逊爵士协助下所制订的。历史家曾说，这些法案乃是“英国历史上把国家交给一个阶级自由处置的最不适当的措施”。它们“给雇主们以削减工资和使情况更趋严重的无限权力。他们依靠奴隶劳动和菲薄工资为基础……来建立新工业”^[1]。尤其可恶的是：在这项宣布工会为非法的法令中包含一个强迫被告提供被告自己及其同业的罪证的条款。同样奇怪的事实是：虽然该法案也同等地对待雇主们的结社，但是记录上还没有一件案子引用过这个法案，虽然该法案已把成千的工人送进监狱。改革家弗兰西斯·普勒斯写道：“即使有一篇当时情况的正确叙述，除非有充分的证据，那么所加于工人们的极端不公的待遇、污秽的骂詈和可怖的刑罚，在几年之后任何人也不会相信了。”1810年伦敦普通辩护士约翰·西尔维斯特（残忍的约翰）所加于《泰晤士报》排字工人的“残酷的……几乎令人难信的”刑罚，促使普勒斯努力争取该法案的废止，虽然感受该法案影响最大者是新纺织工业，而手艺工人同业俱乐部，特别是在伦敦，尚未完全受到法律的禁止。

　　^[1] 汉蒙德著《城市劳动者》，第113、141页。

　　在反工会恐怖统治着一切的25年中，工会运动是真正地诞生了。更广泛的统一，更普遍的团结开始代替了地方同业俱乐部的狭隘观念。工会被迫转入地下，不得不成为谋叛的团体，以誓词、入会仪式和秘密会社的整套仪式来约束它们的会员。但是这些不合法的工会，尽管受到内政部派来的整批警探第五纵队的破坏，仍然在新工业中实行了首次一连串广大的罢工，或如他们通常所称的“同盟罢工”。其中较显著的是苏格兰织布工人罢工（1812年），兰开夏纺纱工人罢工（1818年），东北海岸（1810年）、苏格兰（1818年）和南威尔士（1816年）的矿工罢工。上述最后的一次罢工中包括铁厂工人，曾取得了取消削减工资的胜利。工会所用方法中有趣的一例是东北海岸矿工的“结义法”（brothering），“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工会会员须作出最庄严的誓言，表示服从会中的命令，违抗命令者应受以刀穿心和断肠的惩戒”^[1]。

　　在这些艰苦的年代中，统一行动的进展可以从第一批完整的全国性工会的出现（例如印花工人、铸铁工人^[2]和造纸工人的全国工会）、从某一行业（制绳工人）在罢工中团结一致的全国机构、从不同行业的互相靠拢等方面看出来。现有的记录证明，这些富有斗争性的工会怎样常常以捐款互相支援。如果没有各业工会在伦敦、格拉斯哥、曼彻斯特和其他地方设立的各业代表团所领导的广泛鼓动工作，那么1824-1825年由普勒斯暗中指挥的争取废止禁止结社法的英勇斗争也可能不会成功。特别重要的是富有活力的造船业工会书记、德特福德地方的约翰·加斯特所领导的伦敦各业代表团。

　　废除了“不公平和专制的”禁止结社法决没有给予工会运动以充分和无限制的自由，但这已足够打开通向自由的闸门。设菲尔德的报纸评论道：工人们充满着“组织工会社团的狂热”。到现在仍然存在的全国性工会如蒸汽机制造工人协会（1824年）和木工及细木工总工会（1827年）^[3]是组织起来了。罢工的风潮席卷全国，将手艺工人和工厂工人同样地卷进去。伦敦造船工人和箍桶工人正如格拉斯哥棉花工人和布拉德福德梳毛工人一样进行了顽强的战斗。1826年兰开夏由于棉纺工人和矿工抵抗削减工资的迭次罢工而陷于瘫痪，这次削减工资是雇主们因为前一年商业萧条之后的严重跌价而强加之于工人身上的。

　　^[1] 韦伯夫妇著《英国工会运动史》，1920年版，第20页。
　　^[2] 铸铁工人共济会成立于1809年，现已并入铸造工人全国工会。
　　^[3] 现已分属于混合机器业工会和混合木工协会。

　　这是暴风雨的时代，而罢工、尤其是煤田上的罢工就好像是内战的缩影，使用了一切力量。1831-1832年，达刺谟发生了骚动，当局派遣了水兵和骑兵去破坏由传奇式的汤米·赫普本所领导的罢工和工会。1831年，当威尔士的大制铁商开除了属于工会俱乐部的全体会员时，还召请了军队去协助。这个工会俱乐部是矿工和制铁工人们的第一个坚强的组织，它也是由一个传奇式的人物“狄克·彭德林”所领导。彭德林由于在反对压迫者的反叛斗争中手执武器英勇地领导威尔士工会会员，在绞架上付出了生命。对工会俱乐部的镇压，使公开的工会运动在当时成为不可能。在这种情势下遂出现了一个称为“苏格兰之牛”的秘密恐怖团体（他们以牡牛的头和角为标记），他们在威尔士和蒙穆斯郡的山谷中对付那些“出卖工会者、变节者和其他人们”。这还不是工会会员被迫以自己的恐怖行为来答复资本家雇主的暴政和恐怖行为的唯一例子。于1816年秘密组成工会的格拉斯哥棉纺工人，曾组织了焚毁可憎的雇主们的工厂和杀死破坏罢工者的行动。此事在1838年审判托马斯·亨特及其他四位工会领袖的著名审判^[1]中泄露出来。或者，从略为不同的角度来说，我们可以引证1843年曼彻斯特制砖工人的罢工。在这次罢工中，以毛瑟枪武装着的罢工者曾袭击了一所制砖工场，他们和雇主的武装卫兵鏖战了一场。虽然暴露在隐秘良好的敌人的猛烈炮火下，罢工者在捣毁工场之前并没有撤退；后来他们的弹药用尽，他们依然携带武器、秩序井然地退到离曼彻斯特三哩的埃克尔斯，虽然他们之中很多人受了重伤^[2]。

　　^[1] 关于亨特和他的同志，韦伯夫妇说：“劳动阶级的舆论全都支持他们，法庭所宣判的七年流刑引起了和道彻斯特劳动者被判流刑时激起的同样的公愤。”（《英国工会运动史》，第170页。）
　　^[2] 恩格斯著《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226-227页。

　　谈阶级仇恨的“弊害”，对于工会运动的先驱说来似乎是荒谬的。“当时工会运动的记录中，充满着对统治阶级普遍压迫工人的……仇恨”^[1]。这也不是一种盲目的、天性的仇恨。他们认识到“在现社会中”，工人“只有痛恨和反叛资产阶级才能保全他的人格”；“工会大大助长了工人们对持有财产的阶级的痛恨”^[2]。有一位斗士在写给当时一个主要的工人阶级报纸的信中这样说：

　　“罢工的巨大利益在于它使劳动者和资本家之间的敌意增长，并迫使工人们回想和研究他们痛苦的来源。……这种回忆的结果将是对资本家阶级的强烈仇恨；这种主张的新拥护者将准备去支持英国其他地方劳动者争取解放的努力。”^[3]

　　恩格斯写道：罢工“乃是工人们的战斗学校，他们在罢工中为无可避免的伟大斗争作准备。……作为战斗的学校，工会是无可比拟的。在工会中，英国人特有的勇气发展起来了”^[4]。

　　^[1] 韦伯夫妇著《英国工会运动史》，第174页。
　　^[2] 恩格斯著《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212、219页。
　　^[3] 1934年8月30日《穷人保护者》。
　　^[4] 恩格斯著《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224页。恩格斯又说：“罢工需要勇气，常常需要比实行叛乱时更大得多的勇气和更勇敢、坚强的决心是不言自明的。……正是这种寂然的忍耐中，在这种每日经过百次考验的持久的决心中，英国工人发展了他人格的最令人尊敬的一面。人民如能以极大的忍耐去粉碎资产阶级的一环，他们将能够粉碎整个资产阶级的权力。”

　　从这些“战斗学校”中得到的重要教训是：仅仅组织了个别的行业，分别采取行动还是很不够的。工人阶级遍布各处的支队必须集合在一个统一的队伍中。应该从一个行业的联合，进一步要求达到各种行业的联合；从一个行业的工人的联合，达到许多或全体行业的工人的联合。首先得到这个教训的是纺织工厂的工人，他们所举行的区域性罢工，不论战斗得如何顽强，仍然屡次遭到失败。在1818年和1826年兰开夏纺织工人的罢工中，曾经有建立更广大组织的尝试，但没有持久的效果。虽然当时禁止结社法还没有废止，这初次的努力仍然把曼彻斯特14个行业的代表结合起来，他们同意组织一个各业总工会或慈善会（这一名称及其另一巧妙的别称“慈善的大力士”，大概是用来作为法律上的掩护的）。该会的宗旨中说：“任何行业未经通知并得到其他行业的同意不得罢工”；虽然该会的生命极其短促和不稳定，这个团体曾经在伦敦设立分会，约翰·加斯特便是伦敦分会的主席。^[1]

　　1830年，在阿什顿和海德的纺纱工人举行了一次特别长而艰苦的罢工之后所作的第三次尝试，乃是向前推进的一个重要步骤。就在那一年成立了全国劳工保护协会，该会系由兰开夏卓越的工会战士约翰·多赫蒂领导，他是一个天才的作家和组织家。1829年在各地纺纱工人普遍的参加和动人听闻的明岛代表大会上，促成棉纺工人第一个全国组织即联合王国全国大总工会的人就是多赫蒂。全国劳工保护协会的目的是一致抵抗削减工资；该会立即有总数150个工会登记参加，其中主要的是兰开夏和密德兰的纺织工人工会。机械工人、矿工、陶器工人和其他各业也都派代表参加，据报所属的会员达10万人。但是该会虽然已使统治阶级吃惊（内政大臣罗伯特·庇尔爵士在辞职时，把摧毁该会的工作作为他遗留给继任者的主要未竟工作），它事实上不过是一个组织得不严密的联合会，只有很少的经费，并且执行着一个有限制的和防御性的政策。该会短短的两年生命代表着工会运动的一个重大的进展，但是后来还有更大的进展。^[2]

　　^[1] 扩大工会团结观念在伦敦的影响，可以从后来创设（1825年）第一个总工会机关报刊《各业报及机械工周刊》中看出来；该刊由伦敦各业的11个代表组成的委员会管理，加斯特即该委员会的主席。（韦伯夫妇著《英国工会运动史》，第111页）。
　　^[2] 为了反抗法律，全国劳工保护协会首先发行了它的未经注册的机关报《各业联合会作报》周刊。等到当局干涉时，又开始发行另一合法注册的周刊《民声》，以多赫蒂为主编。虽然该刊定价为7便士，据说仍达到每周3万份的惊人销行量（在当时）。该刊除报道全国劳工保护协会的活动外，还以很多篇幅登载政治新闻、爱尔兰自由问题和国外革命事件的新闻。

　　当时，国家正处在议会改革危机的痛苦中，这次危机使国家濒于内战，结果是通过了1832年的改革法案。最有远见的工会运动者对于工人和赢得改革的中产阶级之间的联盟丝毫不存幻想。（普勒斯的记录中曾说：多赫蒂曾告诉他改革法案不会给工人任何好处，并说人民应以武力强迫政府做其应做的事情。）但是对群众而言，议会改革似乎是医治他们不幸的万应灵膏。以伦敦为例，工人阶级及其他阶级全国联盟——一个相当象征性的名称——于1831年组成首都各业总工会，并有许多工会加入。既然改革法案唯一的受益者是中产阶级，即从事制造的资本家，改革法案旋即表明，工人们是作了炮灰而不是同盟者。后来对于“政治”（就是议会政治）的幻灭，在工会中产生了革命性的反响。

　　正当改革运动的高潮，超越手艺界限的第一个全国性工业工会的基础就已有了新发展。这就是建筑工人工会，该会很快地有了4万会员，这个数字在当时是惊人的。为了要达到“提高并使劳动价格平等化”的目的，该会随即领导了一连串坚决的罢工，特别是兰开夏和伦敦的罢工。雇主们的答复是宣告停业和臭名昭著的“拒入工会证书”，要求工人们须以拒绝参加工会作为雇佣的一个条件。

　　这种活动也并不限于建筑工人方面。在其他工业中也掀起了罢工的浪潮，特别是棉纺工人已行动起来，他们计划举行一次“全面的罢工”以争取从1834年3月1日起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著名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和他的友人参加了这次罢工高潮。他们为争取新社会秩序的宣传，轰动了各业的工会。欧文于1833年秋参加了两次工人阶级的重要会议。第一次是在曼彻斯特举行的建筑工人工会（“建筑工人的议会”）代表大会，有500个代表参加。第二次是10月份工会和合作社的代表集合在伦敦讨论合并问题的会议。两次会议都有曾密切注意欧文的观念，就是把工会改变成生产合作会社以保证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建筑工人决定成立一个生产协会），但是总的趋势则显然是社会革命。

　　关于伦敦的代表大会，詹姆斯·莫里逊（一个年轻、自学的社会主义者，建筑工人，曾经编辑建筑工人工会的机关报《先锋》周刊）写道：“我们的危机已在目前，向我们迫近了。这个抗争同样地影响到所有的人们；放弃其岗位者将遭不幸。尚待决定的问题是：占据上峰者将是劳方呢还是资方？”1833年10月19日《穷人的保护者》写道，参加伦敦代表大会的代表们的报道“显示工人阶级是在计划一个完全的社会变革——一个等于完全推翻现‘世界秩序’的变革。他们渴望占据社会的上层而不是处于社会的下层——或者宁可没有社会上层和下层的分别！”该报继续把这个革命目的和以前工会的“无足轻重的目的”作对比，以前的工会“并不想达到任何剧烈的变革；它们所倾向的不是要变更制度，而是要它延续下去，使它较堪忍受而已”。该报谈及“一个全国大组织的沉默而迅速的进步，这个组织保证包容全国的实际力量”。

　　出席伦敦代表大会的代表回到各区以后，使工会运动的发展浪潮变成了壮阔的波澜，它以空前未有的方式席卷全国。欧文的报纸《危机》断言，迅速组织起来的工人不下80万人。很明显，《穷人的保护者》所说过的“全国大组织”乃是一个预兆。这个预兆不久就有了内容。1834年2月，工会代表又聚集在伦敦开秘密会议，最后组成了“全国各业大统一工会”，这是大型工会最早和最伟大的先例。该会的目的表现在它的章程第46条中：

　　“虽然本会的目的首先是提高工人的工资或阻止任何进一步的削减工资，以及减少劳动时间，其重大和最终目的是造成一种‘不同的形势’以便建立工业和人道的无上权利，在这种形势下只有社会中真正有用和明智的人们才能管理事务。”

　　在极短的时期内，“全国各业大统一工会”的会员就达到了50万，各工业部门中都有成万的人加入该会。访问赫尔的两个组织家在一天晚上征得了1000会员，是一个典型的事例。到当时为止尚未有工会的大片地方都突然成了滋长工会的沃土。在英国各郡，在苏格兰（据说该处伯斯郡的农夫和敦迪的剪羊毛工人都组织了工会），后来在伦敦四郊的农村，农业劳动者都成批地组织起来。妇女工人也被大量地吸收进去，——章程第20条特别规定“杂业女工分会应予建立”。甚至非手艺工人也涌进了这个汹涌的人群，大统一工会“向店员、书记、看门者和其他担任杂役的非生产者”发出特别呼吁。

　　大统一工会一经具备具体形式，它就卷入了泛滥全国的关于工资、工时和工会会员权利的问题的罢工和停业浪潮中。其中主要的有雷斯忒的织袜工人的罢工，格拉斯哥的司机、印花工人和桌椅工人的罢工，和伦敦裁缝的罢工。尤其重要的是首都建筑业由于古比特公司雇佣的工人为了所饮的啤酒问题（他们拒饮不雇佣工会会员的公司所售的饮料）的争论而引起的停业，并且也以提出臭名昭彰的“拒入工会证书”而闻名。全国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多比1500名男工、女工和童工因拒绝放弃工会而造成的长期停业。棉纺工人的运动在奥尔丹的一次著名的人民起义中突然爆发起来，那里的每一工厂都举行了罢工和要求八小时工作制的暴风雨般的示威（妇女在其中起着显著的作用）^[1]，并与警察发生了剧烈的战斗。

　　这些事件在统治阶级中引起了惊恐^[2]，他们发现自己的专政遭遇到工人阶级的潜在专政力量的抗衡。詹姆斯·莫里逊曾写道：

　　“各业工会的日益增长的力量和日益增长的智慧，如果予以适当的掌握，将会把国家所有的商业利益卷入它的漩涡，并且由于这样做法，它将会因自身所取得的重要性而成为最有势力的部分，我们几乎可以说它是国家的专政的部门。”^[3]

　　^[1] 《泰晤士报》的报道曾提及女园工分会和老处女分会的活动，它们很可能就是全国各业大统一工会的“杂业女工分会”。
　　^[2] “开明的”教育家兼鲁格比学校的校长阿诺德博士当时写信给友人说：“我深信你曾听说过各业工会，这是一个可怕的为害的机器，它准备暴动和暗杀；我看不出有能与它匹敌的力量。”
　　^[3] 1834年5月31日《先锋报》。

　　因此当局沉重地打击全国各业大统一工会的最弱一环——农业劳动者的组织。在道塞特郡情况尤其恶劣，托尔泼德尔村有乔治·勒夫利斯和詹姆斯·勒夫利斯兄弟两人与大统一工会联系，应用惯常的入会仪式和誓言，进行组织农业劳动者共济会。勒夫利斯兄弟和其他四个人立即遭到荒谬的控诉，说他们采用不合法的宣誓（依据1797年因诺尔暴动而通过的特别法案），他们被扭送至道彻斯特的巡回法庭，经过极可怕的审讯后被判处七年流刑。

　　这次托尔泼德尔受难者的著名案件，激起了全国范围的抗议运动，在运动中大统一工会得到未入会的北方重要工会的热烈支持。要求释放这几个托尔泼德尔人的请愿书得到25万余人的签名。这次运动以伦敦第一次巨大的工人阶级示威而达到了顶峰。代表各种行业的10到20万人的示威者，不顾警察恐怖和军事准备，各业都以33面不同的旗帜作前导向当时靠近国王十字路的一块空地——哥本哈根广场进军。建筑业停止了工作来参加游行示威。

　　但是，虽然全国各业大统一工会胜利地领导了令人感动的抗议运动（这个运动最后使托尔泼德尔受难者获得释放），它已经证明并不能完成赢得“新制度”的更积极的领导任务。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工团主义的第一个巨大的先例。工团主义者认为单是工会行动就可以推翻资本主义，主张利用总罢工——或是那时所谓的“全国休假”——作为一种和平的、消极的抵抗武器；利用“这种穷人对富人的无生气的反叛”，一家苏格兰的工人阶级报纸^[1]曾这样说。即使从这样的观点出发，大统一工会的欧文派的执行委员，当面临区域争端的急流时，也没有能利用时机和领导暴动。该会曾发表一项斥责一切劳资争端的公开宣言，并拒绝批准罢工（譬如伦敦制鞋工人就因而投票决定退出全国各业大统一工会，并自行罢工）。这样的政策不可避免地引起该会的迅速瓦解，以致不到年终即告解散。

　　这次具有革命目的的群众性的工会运动所遗留下的痕迹主要是在建筑业方面。不熟练劳动群众在此后半个世纪中差不多没有进一步的组织。但在随后的工人阶级发展的伟大时期，具有革命性和政治性的宪章运动（1837-1848年），并不属于工会的性质，虽然许多工会会员积极地参与了这个运动。为人民宪章而进行的斗争事迹不在本书研究的范围以内^[2]。这里只须提到一件事，宪章运动的突击队员都是纺织厂工人和矿工。纺织工人的工会绝大多数赞成把1842年的兰开夏总罢工转变为一个争取宪章的政治起义，而宪章运动者则在1841年组成第一个全国性煤田组织——矿工协会——时起了主要作用。但是宪章运动要在较强大的手艺工会（就是宪章运动的领袖费格斯·奥康诺所称的“自负的行业和骄傲的机械工人”）中生根的重要问题是解决得太迟了。

　　^[1] 《格拉斯哥解放者：各业工会公报》，1834年2月1日。
　　^[2] 关于争取人民宪章斗争的首屈一指的介绍要推萨尔姆·阿·杜德所著《当英国奋起的时候》一书。

　　除了在1848年（欧洲的革命年）爆发了最后一次的宪章运动外，1842年的罢工乃是宪章运动的最高峰。此后工会的发展越加离开了实行根本改革的目的。工会在19世纪40年代当中的发展也是很重要的。据说矿工协会在1844年有10万会员，该会由于雇佣了一个显著的宪章运动的律师吴·普·罗伯特向当地专横的司法官和搬运公司作斗争而轰动各煤田。在那一年，达刺谟矿工的五个月罢工也是本国煤田历来所未见的最轰动最英勇的斗争。这次战斗在雇主方面是极其残暴的，在罢工期间，4万个罢工者每人都被“残酷地驱走。病者、孱弱者、老人和小孩、甚至产妇都被无情地从床上拖起来掷入路边的沟壑”^[1]。首要的煤矿主、得势的伦敦德里爵士发表了一个臭名昭著的宣言，斥责“矿工们反对他们的所有主和主人的无理性的战斗”。

　　在同一时期，陶器工人和棉纺工人的工会组织（1843年）也恢复和增强起来，排字工人则把他们的地方工会合并成全国排字工人协会（1845年）^[2]。在那最后一年还组成了一个新的总组织：各业联合全国协会。组织较大的工会都与这个协会渐渐疏远，它成了较小和组织较差的行业的聚会中心。该会并未建立成一个严格的联合团体，它还特别避免了大统一工会的革命目标，强调“雇主与被雇佣者之间的诚恳谅解的重要性和有利趋势”^[3]。很明显，“不是要变更制度，而是要它延续下去，使它较堪忍受而已”（12年前《穷人保护者》曾这样斥责过）的趋势又在上升了。

　　^[1] 恩格斯著《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256页。
　　^[2] 这个全国协会仅仅存在了两年，然后就分裂成现在的首都和各郡的工会，即伦敦排字工人协会和排字工人协会。
　　^[3] 韦伯夫妇著《英国工会运动史》，第1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