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一九六八年法国革命》 附录九 戴高乐的下台和总统选举 戴高乐的下台，恰似他居然能渡过1968年5月的危机一样，对于许多人都是意外的——这些人包括他的朋友和敌人，从戴高乐派到法国共产党，其中也有我们现在翻译的这本书的两位作者。 在这本书的结论里，作者认为1968年6月的国会选举本质上等于是一次全民表决，承认了国家元首的无限权力。有什么根据？选举胜利十日后，戴高乐就把这次选举的组织者蓬比杜总理免职了。然而，这种解释在几个月后就被无可争辩的事实驳倒：1969年4月真正举行全民表决时，戴高乐失败了。 其实，既然本书作者之一是读心理学的（因此书中常出现心理学术语；同样因为另一位作者是积极的左派天主教徒，所以借用天主教字眼的地方也很多），他本来应该知道：横暴的行为每每不是表现出坚强，而是反映出脆弱和害怕。戴高乐本人对1968年6月的选举并不感觉满意：这是他整个的党的胜利，而不是他个人的胜利；他个人的威望在五月事变中受到致命的损害，这次国会选举丝毫不能给他治疗。为了恢复他的威信，他又祭起那屡试屡验的法宝：全民表决。他所提付表决的问题本来是并无头等重要性的，但他要求全国公民利用这次投票表示是否信任他。他声明，如果得不到极大多数的赞成票，就要辞职，并且照例提出那个威胁：“你们或者选举我，或者选择混乱状态。” 但这次拿破仑第三传给他的法宝失灵了，他变成了真正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等到他看出风向不利，赶紧降低条件，改口说，除非是明显的多数票否决他的提案，他不打算辞职，那时已经太迟了。投票结果，真正是反对票占多数；百分之五十二点九。戴高乐辞职的消息一宣布出来，数分钟之内，就有数千学生和年轻工人不顾警察当局禁令，在拉丁区圣日尔曼大街上集合起来，重新唱出去年五月那首歌曲：“再见，戴高乐；再见，戴高乐；再见，再见，再见。”还有汽车的号角有节奏地配合着那口号：“这才是开始，继续斗争！” 读者如果注重本书中所报道的详细客观事实而不受作者某些主观判断影响的话，对于戴高乐下台，以及后来蓬比杜的继任总统就不会感觉意外。一千万人大罢工而且占领工厂，到处成立行动委员会，这明显不过地证明了下层民众对戴高乐统治的厌弃。只因为革命派小集团过份微小而且不一致，庞大的共产党却完全站在维持现状（“安定”、“秩序”）的立场上，所以革命才流产了。尽管是如此幸运，戴高乐在危机中的表现还是令统治阶级失望的——政府之渡过危机主要是靠蓬比杜的政策，他显然比戴高乐更稳定、冷静而会灵活运用手段。戴高乐把蓬比杜撤职，更促使统治阶级要在他两人之间作一番取舍。至于中等阶层，在从国会选举到全民表决这几个月期间，已经丧失对戴高乐实行改革的希望，而经济情况的恶化更增加他们的不满。于是，戴高乐个人权力的基础完全被挖空了。他想用全民表决来恢复威望，却恰好给统治阶级一个机会，轻而易举地把他当作榨干了的柠檬丢掉。革命刚失败不久，一切左翼政党正处于最分崩离析的状态中，这时来“换马”，正是安全不过，一切大大小小的独裁者，说到底，都不过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替社会的统治阶层执行某种任务的工具而已，并不真正是历史的主宰者。到了他丧失工具作用而变成障碍物的时候，就会有一天，他那一向仿佛不可动摇的个人权势好像纸牌砌成的房子一样，随风倒塌。 1969年6月的总统选举有一个最值得注意的新鲜现象，就是上一年五月革命中初露头角的青年革命派独立参加了竞选。 5月5日，刚成立了一个月的“共产主义同盟”（第四国际法国支部）宣布提名27岁的前革共青书记克礼文竞选总统，那是在法国共产党提名72岁的老头子、斯大林的忠实信徒杜克洛（Jacpues Duclos）之后数小时。似乎很奇怪，这个“小集团”作此绝无成功希望的努力的消息，竟被世界报（它在法国地位相当于伦敦太晤士报或纽约时报）以显著地位登载在第一版上。次日，世界报又登载了倘译成中文约有一千字的克礼文小传，态度相当客观。 共产主义同盟（共盟LC）是由名为“赤色”的左派共产主义双周刊的支持者在四月初组成的，成员中包括上年6月被戴高乐解散的托派组织革共青和国际主义共产党的份子。 克礼文本人在1968年7月16日被捕，监禁了39天，罪名是为非法的革共青“秘密”举行记者招待会。释放后立即被征去服兵役。共盟宣布提名他竞选时，他还在凡尔登一个陆军兵营中。 法国选举法规定，凡要正式登记参加总统竞选的，必须至少有一百名民选官员（如市长、议员等）签名推荐才行。这是共盟最难办到的一个条件，因为它自己的党员固然没有一个占有那种地位，而一般民选官员的政治立场当然都是和它敌对的。法共立即抓住共盟这个弱点加以嘲笑和诬蔑。人道报说：“如果克礼文难以找到一百名赞助者，马西连（Marcellin）会提供给他。”马西连是掌握警察指挥权的内政部长，著名的反共份子。法共显然到了此时还不想放弃斯大林当年对付托派的那个老武器，就是诬蔑他们与反动派联合。 共盟的答复是：请法共用行动证明它愿意维护工人组织的民权，从它那一大批担任市长和议员的党员中派出一百名来赞助克礼文登记竞选。法共书记马歇（以攻击康边迪为“德国无政府派”出名的），在5月9日世界报的访问记中继续攻击克礼文，而拒绝支持他登记竞选。同日世界报另一消息说：共盟已经取得四十名有资格人士赞助了。 到5月13日，距离共盟宣布参加竞选才不过八天，必要的赞助人签名就已经足够了——不是仅仅一百个，而是231个，双倍都不止了。正式登记的其他一切条件也都满足，宪法评议会在5月15日认定克礼文已正式取得竞选资格。陆军当局本来不肯放克礼文出兵营的，此时也不得不给他一个月的特别假期出来作竞选活动了。在此之前，一切竞选活动他本人都不能参加。 法国军人角逐国家元首地位的先例很多，从拿破仑到戴高乐都是。但以一名小兵身份而参加竞选总统的，却以克礼文为第一人。在全世界恐怕也是第一人吧！ 共盟是怎样取得231名民选官员赞助的呢？他们发出呼吁，请求那些民选官员为了公民自由权的缘故而赞助克礼文登记竞选：他们尽可以不同意克礼文的政纲，将来不投他的票，但现在应帮助他取得竞选资格，让他能实行民主权利，在全国选民面前提出他的政纲。在五月革命及以后的运动中认识了托派的许多青年，都尽力帮助克礼文提名。他们说服有民选官位的父亲或其他长辈签名。为此目的而成立的工作队有240个。一批著名的进步知识份子（包括萨特等），5月10日联名在世界报发表声明支持。巴黎地区许多行动委员会也发表同样的声明。雷诺汽车公司的布隆—比扬库工厂（五月大罢工的中心之一）的行动委员会也是支持者之一。 5月22日，土鲁斯的一个戴高乐派国会议员莫朗（Moron）宣布，他为了维护民主精神，曾寄信给克礼文的竞选总部，表示赞助他登记竞选。法共得知这件事，如获至宝，次日马上在人道报上说，现在可以知道是哪一类著名人士支持克礼文提名了。 对此，共盟采取两项行动。第一，发布新闻，承认接到莫朗自动提出的赞助，但同时说明：在查明莫朗的党派立场后，决定不用他的签名，在送交宪法评议会的231个签名中并不包括莫朗在内。第二，寄一封公开信给人道报，说：“我们没有把那保国同盟议员的签名交去，是因为那样做会给那些政治上的原始人造成挑拨离间的机会。不过，我们不怕说出来：如果有必要，如果为了能够继续进行我们的革命宣传，就是魔鬼的签名我们也会接受。你们忘记了吗？那像你们一样被革命吓倒了的孟什维克，曾攻击列宁受德皇收买，因为他坐密封火车经过德国（回俄国参加革命）。现在工人们越来越看清楚了；是因为你们在1945年参加戴高乐政府，又在1968年采取投降态度，所以现制度能够维持下来。而你们居然来攻击我们帮助戴高乐。” 共盟的竞选宣传是别开生面的。克礼文不像其他竞选者那样说什么：“如果我当选，就……”他根本没有打算当总统，他的竞选纲领题为：“选举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只有一个解决办法——发展直接斗争。”他们要利用这次竞选运动来扩大革命宣传，向“议会白痴病”和“选举主义”斗争，同时也暴露这种白痴病的极左反面立场的错误，那反面立场反对利用资产阶级民主制所提供的宣传机会。 法国的选举法规定，政府要为每一个正式获得竞选资格的候选人提供许多宣传便利，如代为印发若干宣传品，拨给播音和电视的时间等。按照这规定，政府替克礼文印发了三千万份竞选纲领，并且给他100分钟的电视时间及同样多的播音时间，让他用来揭发这次以及同类的选举根本是滑稽剧。他并不感谢资产阶级民主制或政府机关的慷慨，他认为这只是五月革命给他造成的机会。共盟的竞选活动成为整个竞选音乐剧里面一个刺耳的声音，他们以此为荣。 他们说：社会主义的左派决不能期望用选举方法取得政权及实施他们的纲领。当左派选举胜利而真正要实施资产阶级所不能赞同的纲领时，资产阶级就会违犯它自己的法制，用军事政变来解决问题。最近希腊和印尼就是这样的例子。以前西班牙也是这样。1968年5月的运动证明：工人用示威和占领工厂等行动能够达到一些目的，而等到他们放弃直接行动去从事选举竞争的时候，就只有失败，只有在蓬比杜和波尔之间来选择一个了。蓬比杜主张“带有进步性的承续性”，而波尔主张“带有承续性的进步性”。现在的民主制就是这样的把戏。所以，他们从事竞选活动并不期望这次选举能给工人解决什么问题，而是利用这机会提出五月运动的经验总结，号召工人群众跟着五月斗争的道路继续前进，用阶级斗争来实现社会主义。但他们所要争取的社会主义不是今天苏联那样的社会主义，不是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所代表的，却是戚•格瓦拉比较能代表得多的。今天的苏联只是社会主义的讽刺画。他们说：集中营不是社会主义；像苏联那样窒息一切工人民主，把敢于批评的知识份子监禁起来，不惜出兵侵占捷克以恢复其所谓法律与秩序的，不可能是社会主义。 统一社会党的洛卡也是以支持五月运动者的身份参加竞选的。共盟曾向统一社会党建议提出共同纲领联合竞选，后者拒绝了。洛卡主张在资产阶级国家内部实行渐进的改良而并不摧毁它，这样来达到社会主义。他要求改良派和革命派联合起来。 法共的候选人杜克洛继续主张左派政党大联合。他说不想做破坏者，而要做建设者。他以老成持重者的姿态出现，要求人家承认共产党是民主制度中不可缺少也不容忽视的势力。在5月20日一次集会中，他斥责克礼文“瞎说社会主义”。有人注意到他本人在竞选活动中从来没有提过共产主义这个字眼。5月22日，他在电台上答复听众的问题。克礼文也是听众之一，要求他答复一些问题，并提议在雷诺工人面前公开辩论。于是这位议会政治的老将光火了，他干脆拒绝答复问题，更拒绝和克礼文当面辩论，因为，他说：“我不想抬高你。” 克礼文提名竞选的消息一宣布，康边迪就从德国打电报来，说如果克礼文竞选胜利，他愿意担任国务总理。当时克礼文还在军营里不能出来活动，由他的代言人答复康边迪，说：如果共盟竞选胜利，要把国家机关改造，恐怕不会有总理的职位了。但他们觉得康边迪大概适合担任一个人民委员的职位。到5月20日克礼文在电台答复听众问题的时候，康边迪又从德国打长途电话来。他说克礼文是唯一有资格站在五月运动内部来谈论五月运动的人。但这次他记起了他的无政府主义原则，所以要求克礼文在最后一刻退出竞选，藉以证明选举主义的无用。克礼文答应继续反对选举主义，但他说革命运动不能把抵制选举当作原则。事实上，他这次竞选的目的之一，正是用事实证明可以利用竞选来帮助推进革命事业。 在投票之前，克礼文就已经能够宣布成功，因为他本来的目标已经达到了。共盟进行了一次最大规模的宣传工作。他们散发了数以千万计的宣传品，克礼文和其他全国性发言人出席了八十次大会，另外还有许多由地方组织负责人主持的较小集会。最大的集会出席者有一万人，有些市镇集会出席的人数甚至比法共在同地举行的集会还多。他们上电台，上电视。甚至有同情者借了两架小飞机给他们使用。他们的刊物《赤色》，从双周刊变成了周刊，发行数字从三万提高到五万。 投票结果，克礼文得到了239,000余票，占总数1.05％。这虽然是很小的数目，但在一个革命小集团和27岁的青年来说，却是很大的收获了。 世界报和法国一般新闻界对他们寄予很大注意，并非偶然的。早在5月17日世界报一篇特写的结论就说：“这里至少有一个分裂小集团已经长大了。”关心法国和整个西方世界前途的人，将来会觉得这些材料有用。 蓬比杜的当选自是意中事。但右翼社会党的惨败却是惊人的。共产党得票之多也出乎意料之外，而它本身则高兴得简直像是胜利了。有人认为这次选举证明法国政治形势经过1968年五月运动后基本上没有改变：戴高乐虽然下台了，仍旧是戴高乐派的蓬比杜继位，工人阶级里面也仍旧是法共的天下；革命小集团想推翻这两个统治集团，结果他们不但不倒，在某些方面看起来反而加强了。但革命派另有一套看法。他们认为公认的改良派右翼社会党的惨败，证明群众已唾弃改良主义。法共虽然实质上也是改良主义，但在广大群众眼中仍保持某种革命传统。群众离开右翼社会党走去支持法共，是革命化的第一步。同一理由也可解释左翼社会党（统一社会党）为何能得到令它自己兴奋的成绩（和右翼相差不远）。共盟的初露头角，更有重大象征意义。究竟哪种看法正确呢，且留待将来的事实判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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